文化人格与文化态度

一、文化人格与文化态度（论文文献综述）

阳亚运^[1]（2021）在《小说《百鸟朝凤》电影改编的叙事转换》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消费市场的升级和传播媒介的换代,小说文本被改编为电影影片搬上荧屏逐渐变成一种愈演愈烈的社会现象,因而,对于这种社会现象的研究也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不可规避的问题。本文以肖江虹小说《百鸟朝凤》为具体文本,从吴天明导演的同名电影《百鸟朝凤》入手,在一定理论原则指导下和若干社会文化视角中,研究了《百鸟朝凤》从小说到电影的转化过程。全文由绪论、正文和结束语三部分组成,各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绪论部分较为周全地介绍了关于该课题的研究意义与学界目前研究状况,通过分析既有的研究成果,找到该课题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确立了本文的立足点,同时也对本文的结构与行文思路作了一个简单的说明。本文在对小说文本进行细读和将小说文本与电影文本进行比较的基础上,从“人物”“情节”“主题”三个维度,探讨电影对人物形象的重构、小说情节的改编、主题内涵的新构等问题,着重关注从小说到电影过程中的叙事转换及其背后所隐含的文化意义,体会审查跨媒介叙事蕴含的精深微妙。上述三个维度构成论文主体部分的三章:第一章从“父亲”到“师傅”的中心人物调整。第一节,由死到生的父亲形象的改变,叙述了电影导演吴天明将本来属于父亲形象的部分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特征移植到师傅焦三爷人物形象上,从而导致父亲形象在电影叙述中重要性弱化;第二节,从看门人到传艺人师傅形象的嬗变,叙述了焦三爷传承唢呐技艺的过程,在电影中多次出现师徒三人在河湾边上练习吹唢呐的画面,强调焦三爷在唢呐传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深刻意义;第三节,非中心人物的相应调整,重点关注了蓝玉以及天鸣的其他师兄弟们。按照特吕弗提出的“电影作者”的观点,考察了电影导演的态度和立场,以及其独有的艺术特点。第一章考究了小说作者和电影导演各自不同的思想情感和美学追求,还原了父亲形象和师傅形象从小说到电影的转化过程,明确了导演吴天明在电影中矮化父亲形象和拔高师傅形象的意图。第二章增添的“英雄”与“后继者”情节。第一节,作为完美“英雄”的焦三爷,将塑造焦三爷形象的部分情节进行修改,比如对死的人的修改、为焦三爷添加担当精神等,还原将师傅焦三爷塑造成为完美“英雄”形象的过程;第二节,弥补“后继者”的天禀缺陷,叙述了导演吴天明对天鸣的天赋缺陷进行了填补优化和重新阐释,在展示独特的电影语言的同时,也使故事的意义指向发生变化;第三节,凸显“后继者”的性情品行,叙述了天鸣和蓝玉两人在性格特点上的差异以及他们的性格特点在小说与电影中的不同表现形式,明确了电影中尤为强调高尚品德的原因。第二章对电影中增删的情节进行探讨,发现了导演吴天明通过添加或删减小说中的部分情节,以达到减弱影片的批判性,增强影片的故事情节性的目的,研究了导演进行修改背后的深意。第三章权力美学遮蔽传统文化批判的主题。第一节对农耕文明的不同情感,叙述了小说和电影在如何看待农耕文明的问题上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电影流露出对农耕文明的留念,小说则更多表现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入侵;第二节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变化,叙述了小说和电影各自对待传统文化上表现出的批判与同情的态度。第三章对电影和小说中主题思想进行了对比发现,由于电影影片对人物和情节进行了修改,导致了电影故事的主题内涵,在不同程度上,与小说故事的主题内涵发生更迭和变迁。本文以小说《百鸟朝凤》电影改编的叙事转换为圆心,力图以文本分析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方式,对《百鸟朝凤》小说与电影的语图关系和互文关系进行具体分析,同时,辐射到电影改编和社会文化等更宏观的问题,努力还原和再现《百鸟朝凤》小说与电影的转换过程。

王杨秀^[2]（2021）在《劳思光文化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化哲学是从哲学角度对文化现象做总体性研究的学科,它关注文化的本质、特征、规律、类型、演化等一系列问题。而且,文化哲学是明显地立足于“广义文化”的界定之上,即文化是“人化”、是人类的生存样态等等。作为“我们目前在哲学体系中所区分的全体分支中最有疑问和最富争议的一门学科”（1）,对文化哲学研究的理路选择和内涵释义显得尤为重要。劳思光的文化哲学思想广博深厚,涵容中西方传统哲学思想和现当代哲学理论,有着对文化问题的敏感度和对危机意识的感知力,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文主义思想和社会批判理论。劳思光文化哲学思想形成于其学术生涯的晚期阶段,其显着特征是从中国文化问题转向世界文化问题,关注世界文化危机,以此为研究对象开展理论建设工作。本文对劳思光文化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旨趣、内容、特色、意义和限度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梳理、阐释和分析。论文指出劳思光文化哲学思想的特色在于:第一,开放性,包括治学态度的开放性、理论思维的开放性和哲学体系的开放性等。第二,原创性,提出了文化哲学方面的许多基本范畴,如把文化意识分为建设意识与解放意识,把西方、中国、印度的文化精神概括为重智精神、重德精神与舍离精神等,提出了双重结构文化观,开创了文化哲学内涵的研究进路,如开放成素与封闭成素沟通、主体境域的单一与并立关系等。第三,建设性,用劳思光概念创新的词语来说,劳思光文化哲学思想毫无疑问是建设意识的表现,这种建设性理论的开展始终伴随着劳思光对中国文化的深情初衷,他试图将文化内涵和社会危机结合起来,把文化的批判推进到社会领域。一方面,从历时性来说,文化问题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中国文化在历史面前绝处逢生、曲径通幽,中国文化精神的特性有着自我调和的功能,使得它在现当代文化潮流之中有一种主动性的进步要求,要为中国文化发展找到合理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从共时性来说,中国文化在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文化成果丰富且特点显着,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西方哲学的贬低态度都在与中国哲学发生着冲突,这些都构成了时代的重要议题,也是劳思光文化哲学思想所关注的焦点。此外,劳思光文化哲学思想不仅为认识现当代社会的文化困境提供了重要的视域,而且从整体上推动了中国文化哲学的发展。文化哲学的兴起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事情,虽然存在对文化哲学理论的不同定位,但是其致力于对文化现象的研究并作出自觉的文化批判,对文化内涵进行知识性的建构和对文化转型的主题予以重视,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哲学具有自我批判和自我反思的特性,自然会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给出自己的解释。劳思光的文化哲学思想紧扣时代脉搏,在全球化进程中作出了对文化转型和重建文化秩序的自觉理论批判,运用独特的理论视角去理解中国文化风雨变化的现实境遇,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李新潮^[3]（2021）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文中提出近代以来,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回答往往首先聚焦于对“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时代拷问。党的十八大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的重要思想,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传承问题的政治高度和科学态度,为新的历史阶段全面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指明了方向。然而,以“政治话语”面貌首先出场的“两创”,常常被认定为是不证自明的,似乎可以被随意运用于关涉文化传承的所有语境之中。因此,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为理论视域,在批判性反思中厘清其理论定位,在学理性阐释中澄明其思想内涵,在历史性审视中彰显其思想史意义。“两创”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两创”与“二为”“双百”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重要内容;狭义的“两创”与“两相”“两有”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核心内涵。在狭义层面,“创造性转化”是指要根据时代发展状况将古老的文化内涵和形式转化为符合现代人需要的新内涵和新样式;“创新性发展”是指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在保留“旧文化”之中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发展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文化”,进而“新文化”又不断发展为“更新的文化”的过程。“创造性转化”重在“继往”,即在整理、筛选中华传统文化母体的基础上,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解读和当代转化;“创新性发展”重在“开来”,即在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对富有当代价值的内涵和形式在实践中进行淬炼和发展。就哲学基础而言,“两创”思想之中蕴含着唯物史观的哲学底色、辩证否定的哲学内涵和辩证发展的哲学要求;就运行机理而言,“两创”思想之中内蕴着“思想再现—语境再植”“辩证分析—逐级抽象”“时空交融—综合创新”“纵横结合—循环往进”的内在机理。正是这些哲学基础和运行机理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基本属性,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传承理念与传承方法统一体的展开模式。经过一系列的界定、辨析、分析和解读,希冀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的特定概念,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具体到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化发展而言,有必要以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思潮谱系为历史底色,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境遇为时代背景,对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动因、对象、方向和路径进行系统考察,从而推动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实现。“两创”思想的思想史意义需要在近代以来的文化思潮格局之中进行谱系定位和历史审视:就纵向而言,“两创”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理论逻辑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延续和理论表征,它不仅全方位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传承的核心观点,而且明确了评判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丰富了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依据、融入了“综合创新”等思想成果、发展了“批判继承”的传承理念、明确了文化转化创新的基本限度,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新境界;就横向而言,“两创”文化观中蕴含的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从容自信的文化心态、可解析性的文化认知、实践取向的文化标准分别替代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或自卑或自负的文化心态、整体主义的文化认知、或内或外的文化标准,从而超越了“激进—保守”的文化困境,开辟了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新境界。总之,“两创”思想的理论出场和实践运用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马克思主义回答,但并不代表是对这一时代之问的最终解答,而只是适应新的时代语境所产生的阶段性理论呈现。只要“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没有得到彻底解答,只要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尚未得到彻底平息,关于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文化使命就仍然驱使着我们继续前行。

张家雯^[4]（2020）在《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1世纪是文化自觉的时代。世界各民族国家都纷纷把文化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进行审视。民族国家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文化传统的价值,都把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将文化传统教育贯穿于国民教育始终。文化传统教育立足于民族国家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文化精神,关注现实,面向未来。其目的是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推进文化自觉的形成,使文化传统精神内化为个体的文化修养,培育由文化传统凝聚的国民素养。作为实施文化传统教育的主阵地,中小学是国民共享文化记忆、形成文化认同、塑造国民精神的重要场所。本研究根植于我国学校文化传统教育的现实需要,以日本和新加坡两国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为比较研究对象,围绕两国通过文化传统教育来培育有着文化传统底蕴的国民这一主题展开具体探究,力求推动我国学校文化传统教育的发展。全文除绪论外,共分五章。前三章分别从历史演变、课程与教科书、教学三个方面分析和探究日本和新加坡两国学校文化传统教育的具体表现。历史演变部分是对日本战后和新加坡独立后的学校文化传统教育展开历史溯源。日本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经历了战后教育的文化转向,文化传统教育的新生,逐步发展,文化传统教育的凸显四个阶段。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经历了生存驱动、效率导向、能力导向、价值导向四个教育阶段的发展。课程与教科书部分以日本和新加坡两国中小学课程设置和小学教科书作为研究对象,对文化传统教育的内容进行分析。两国均以渗透的方式进行课程设置;教科书中的内容涵盖了丰富的文化传统元素;内容编制上统一知识逻辑和学生认知特点,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做到有效契合课标中文化传统教育的要求。教学研究部分探究两国实施文化传统教育的教学方式和特色,并辅以具体案例介绍。两国学校均采用课堂教学和实践活动两种教学途径。教学特色上,日本扎根文化特色贯通课程体系,开发地域文化素材,重视体验教学的作用,聚合校内外教育资源,发挥教师课程研制组织的力量;新加坡方面强化国家认同,多渠道提升师资力量,建设学校文化,调动家庭和社会资源。第四章和第五章聚焦于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异同比较,并以此为参考,借鉴和探索我国学校文化传统教育的实践路径。在探究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中,我们不难发现,日本和新加坡的文化传统教育已被嵌入到国民教育中。两国在文化传统教育实施过程中呈现出一定共性,总结为:凝练文化传统价值,明确文化传统教育目标,日本旨在培育传承和创新传统与文化,对国家和家乡怀有热爱之心,且具有丰富人性的日本人;新加坡旨在培育能够认同母族文化传统,且有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国家意识和共同价值观的新加坡人。在文化传统教育实施中,政府是主导,进行顶层规划,指导文化传统教育的有序开展。面对多重文化价值关系,两国都强调个人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在继承中实现文化传统的现代创新;同时凸显本土文化,面向世界,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在推进课程的具体落实中,重视文化传统与学科课程的融汇,课程内容设置统一且有层次。教学活动采取知行结合、显隐结合、学校与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方式。但由于各自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背景,两国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又呈现出不同的目标内涵和施教内容,同时也面临着不同的文化传统教育问题。因此,在以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为经验参考时,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实际国情和现实需求,探索适合我国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发展路径。在厘清我国文化传统价值的基础上,确立由文化传统凝聚的现代中国人为文化传统教育目标。围绕此目标,系统设计文化传统教育的课程内容,创设有文化传统价值内涵的教学实践,加强学校与家庭、社会间的协同合作,提升教师文化传统底蕴,加强文化传统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教育部^[5]（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研究说明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温雪娇^[6]（2020）在《少数民族大学生人际适应现状及改善策略研究 ——以X大学普通班学生为例》文中认为近年来,大学生人际适应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研究对象也涉及到少数民族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已有研究表明,由于少数民族大学生多来自民族地区,不同的文化背景、生活习俗、语言等因素导致其存在不同程度的人际适应问题。为了更大程度地实现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巩固并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在不断发展和完善“民汉合校”这一模式的基础上,以“民汉合班”为载体的教学形式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教育趋势。随着高校编班模式的改变,不同民族的学生之间交往更加密切,人际交往环境变得较为复杂,其人际适应问题更应该引起学者们的积极关注。此外,少数民族大学生是社会构成的重要群体,研究少数民族大学生人际适应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交往交流交融局面的形成。综合多方面因素的考量,本研究选取X大学不同年级、非民族班的40名少数民族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将文化认知、文化态度、人际认知、人际信任、人际互动、人际沟通六方面作为研究少数民族学生人际适应的分析维度。研究运用个案研究法,并通过访谈法、文献法进行具体资料的收集。通过对研究资料的整理分析发现,大部分普通班少数民族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人际适应问题,而且人际适应问题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学生干部身份、语言能力、学生成绩、班级氛围、社会支持、文化态度、人际交往技巧七个方面。促进普通班少数民族学生的人际适应离不开学校和老师的支持与帮助,本研究通过分析普通班少数民族学生人际适应状况及影响因素,提出以下几点教育策略:班级干部采用轮换制,帮助少数民族学生扩大交往范围,提升其沟通协调能力;学校应加强学生国家通用语的学习,提高其语言表达能力;加强学生助学,提高其学业水平;创建和谐的班级氛围,帮助少数民族学生融入班级文化;减少偏见、增进沟通,营造共建、共享的校园文化;树立多元文化教育理念,促进学生族际文化理解;关注人际交往教育,提升少数民族学生的人际交往技巧。

赵军^[7]（2020）在《新时代青年知识分子文化自信培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青年知识分子是宝贵的人才资源,是国家繁荣昌盛与民族兴旺发达的希望与未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新时代,广大青年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其不仅彰显着民族精神的时代特色,还体现着时代精神的民族之魂。面对百年未有之世界大变局,多元文化、多种思潮交流交融交锋,坚定青年知识分子文化自信,对于提高其思想道德觉悟和理论认识,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努力成为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本文从文化、文化自信等基本概念入手,明确了新时代青年知识分子文化自信培育的内涵和重要性,概括了新时代青年知识分子文化自信培育具有培育目标呈现意识形态的斗争异常尖锐、培育内容强调科学思维的深刻把握、培育过程注重借助新媒体的网络载体力量、培育主体彰显在青年中发挥榜样引领作用的基本特征,总结了新时代青年知识分子文化自信培育具有凝聚文化价值共识、培育健康文化心理、促进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的现实功能,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中国共产党人文化理论和文化自信重要论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基因和西方学者文化决定论等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了对中国文化系统的整体认知、对中国文化精神的价值认同、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实际践行的基本要求;归纳了科学性与方向性相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依托、整体性与差异性相协调、文化观念培育与文化安全教育相契合的基本原则;强调了新时代青年知识分子文化自信培育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中国革命文化的重要支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磅礴力量为培育内容;阐发了培育过程中关于文化态度与文化归属、文化判断与文化选择、文化反思与文化自觉、文化认同与文化担当、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五个”逻辑关系。通过对文化自信培育现状的调研,看到了当前青年知识分子文化自信的积极态势,但也认识到青年知识分子文化自信培育在培育对象、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环境上的不足,并对存在问题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继而提出了提升青年知识分子文化自信培育的实践路径,即提高青年知识分子文化自信的主体自觉,加强文化自信培育内容的整体性构建,拓展多样化的文化自信培育阵地,增强新时代文化自信传播力度展现文化魅力,着力优化青年知识分子文化自信培育的环境。

俞小敏^[8]（2020）在《新时代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其自身文化价值的高度肯定和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思想根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因此,高校文化自信培育工作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应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给文化自信带来了机遇与挑战,新时代要求大学生要积极把握时代机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脊梁骨,要想其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培养大学生高度的文化自信。因此,笔者决定对新时代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培育这一课题进行研究,通过调查分析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即问题归因）,来根据实际提出解决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突出问题的实践路径。本文通过开展问卷调查、文献分析、逻辑归纳等多种调查方法,分析出了新时代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其主要从客体与主体两方面进行分析,新时代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存在的客体问题主要有崇洋媚外、对传统文化缺乏了解以及校园亚文化影响较大;新时代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存在的主体问题主要有文化自信培育意识不强烈、文化自信培育的目标不明确、文化自信培育的内容不健全、文化自信培育的队伍不整齐、文化自信培育的方式不新颖以及文化自信培育的氛围不浓厚。针对新时代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存在的问题笔者又对其进行了归因分析,包括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两个方面。历史原因主要包括近代以来西方的经济文化优势、落后挨打的屈辱的中国近代史以及启蒙家对传统文化的过激批判;现实原因主要有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的冲击、高等教育制度缺陷及教育内容的缺失、社会文化氛围及家庭观念的影响以及培育客体自身问题。因此,本文针对解决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问题的切实需要,通过加强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领导、整合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队伍以及保障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需求等多种方式对大学生文化自信体系进行不断的完善。同时,笔者将创新导入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培育方法,通过发挥大数据时代网络思政的作用,充分利用大数据时代网络思政平台便捷性、快速性、综合性等特点来进一步加强大学生思政学习的时效性、精准性、全面性。本文还将强化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实践养成,企图通过创新实践性的文化活动,来不断提高大学生的文化自信水平,从而使大学生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实践者创造者。最后,本文将丰富创新大学生多彩的文化活动,通过多彩的文娱活动,引导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不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从而增强民族自豪、文化兴邦的切身体验。

姜佶睿^[9]（2020）在《韩国高中生对汉语教材中中国文化态度调查研究》文中认为目前,学校教育是韩国人接受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孔子学院为韩国大学生提供了学习正宗汉语和地道中国文化的机会,而普通中小学开设的汉语课,则是韩国中小学生系统学习汉语,全面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因此,韩国高中汉语课的中国文化教学显得尤为重要,现阶段文化教学中出现的教学材料欠妥,教学方式单一,学生态度消极等问题,其原因和改善方法值得我们思考。本文就韩国高中生对汉语教材中文化部分的态度展开调查和研究。文章共有五部分。一、绪论;二、对教材文化内容的考察;三、对学生态度的问卷调查;四、学生态度表现,态度特性及成因分析;五,教学思考和参考建议。本文主要调查了现阶段韩国高中生对汉语教材中文化内容的态度,将学生的态度表现分为两类:积极的态度和消极的态度。其中积极的态度主要包括:感兴趣的态度、喜爱的态度。消极的态度主要包括:不感兴趣的态度、厌恶的态度、敷衍的态度、排斥的态度。学生的上述态度表现又呈以下特性:两极分化性强、自我倾向性强、后天可塑性强、性别差异性强、态度和成绩相关性弱。本文在此研究结果下,从多方面探究原因并进行教学思考,提出参考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学生的态度角度出发,研究其对汉语教材中中国文化的态度,总结其态度表现、态度特性并分析成因。以此反思现阶段韩国高中中国文化教学各方面的问题并提出改善建议。通过本文的研究,笔者希望能对韩国高中汉语课中国文化教学与传播提供一定的建议参考,并引发对外汉语届同行关于海外中国文化教学的些许思考。

黄诗敏^[10]（2020）在《近代中国留美生的文化冲突与调适 ——基于胡适日记与吴宓日记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中国可谓文化冲突中的中国。值此中西碰撞、新旧交替之际,留学生是最先走出国门、直接沐浴欧风美雨洗礼、接受世界文化与域外新知的知识分子群体。而胡适、吴宓无疑是留学生群体中引人注目的两位学者。他们成长于新旧交替之际,同是庚款留美生群体中的一员,担负着中国文化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但二人成长于不同的家庭环境、地域文化以及受教经历之中,二人在留美期间及归国后对中、西方文化也持有不同的态度,并影响着各自的民族文化复兴实践活动。基于此,本文以胡适日记、吴宓日记作为主要文本,考察胡适、吴宓二人的文化冲突体验及其调适文化冲突的基本路径,以期为当下留美生实践民族文化复兴提供借鉴。论文第一部分,通过梳理与比较胡适、吴宓二人在家庭背景、地域文化、受教经历方面的异同,从而为分析二人分别是如何进行文化调适提供全面的考察。首先,在家庭背景方面,幼年丧父的胡适在母亲的严格要求与全幅期待下,养成了隐忍、宽容、和气等性格,并逐渐树立了“以期作圣”的人生准则。与胡适不同的是,家庭成员关系复杂的吴宓在其祖母的溺爱与强压下养成了孤独、固执、冲动等性情。但在浓厚的家庭文化氛围中,吴宓建立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感纽带。其次,在地域文化方面,在开放包容的徽州文化的耳濡目染下,胡适继承了勤劳吃苦、包容开放、敢为人先的品质。而吴宓自幼对儒家经典的倒背如流、对内省修德的坚持、对传统文化的深情与珍视,都离不开关中浓厚的经世致用、厚重务实的学术气息的浸润。另外,同受到传统教育长期浸润、也从新式教育中接触新的文化因子的二人,在留美之前在文化选择、价值取向等方面已有了一些差异。这些差异也预示着二人今后的文化选择、德业活动等方面的差别。论文第二部分,考察胡适、吴宓留美期间的文化冲突体验,从学习课业、社会生活两方面展开论述。学习课业上的语言障碍、中西方教育内容和教学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以及社会生活方面在宗教、家庭、婚姻、性别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使得胡适、吴宓二人对中西方的种种文化冲突有着更为直接的或同或异的感受与体悟。论文第三部分,考察胡适、吴宓面对文化冲突时的文化心态,重点考察二人是如何通过转校、择师、交友等选择来进行文化调适的。胡适由农转文、由康乃尔大学转校哥伦比亚大学,追随杜威的“实验主义”,广交朋友,使其逐渐成为了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吴宓深陷悲观主义难以自拔,但缘遇白璧德、转校哈佛大学的选择,让他在彷徨与纠结中找了一盏明灯,更在名师益友的指引与陪伴下,明确了一生志业所求。二人的转校、择师、交友活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反映了各自面对文化冲突时的调适过程。论文第四部分,考察胡适、吴宓二人的中西文化观,梳理二人归国后的教育文化实践活动。分析二人对中国文化的自信、自尊与认同状况,对西方文化的认知与态度,对中西文化关系的理解,是如何影响二人参与民族文化复兴实践的。胡适主张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输入学理以再造新文明;而吴宓倡导昌明国粹、理性输入,融合中西文化。在此基础上,他们在高等教育、社会教育、学科建设等方面完成了一系列实践探索活动,以践行理想志业、推动民族文化复兴。最后,论文总结了胡适、吴宓作为近代中国留美生之于中国文化复兴的特征,为当下留美生在新的一轮中西文化对话与冲突中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塑造中国文化与国家形象、加快民族文化复兴进程提供借鉴。

二、文化人格与文化态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文化人格与文化态度（论文提纲范文）

（1）小说《百鸟朝凤》电影改编的叙事转换（论文提纲范文）

（2）劳思光文化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少数民族大学生人际适应现状及改善策略研究 ——以X大学普通班学生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新时代青年知识分子文化自信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新时代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韩国高中生对汉语教材中中国文化态度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近代中国留美生的文化冲突与调适 ——基于胡适日记与吴宓日记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四、文化人格与文化态度（论文参考文献）

• [1]小说《百鸟朝凤》电影改编的叙事转换[D]. 阳亚运.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2)
• [2]劳思光文化哲学思想研究[D]. 王杨秀.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3]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D]. 李新潮. 兰州大学, 2021(09)
• [4]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比较研究[D]. 张家雯.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1)
• [5]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6]少数民族大学生人际适应现状及改善策略研究 ——以X大学普通班学生为例[D]. 温雪娇.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7]新时代青年知识分子文化自信培育研究[D]. 赵军. 哈尔滨理工大学, 2020(01)
• [8]新时代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研究[D]. 俞小敏.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9]韩国高中生对汉语教材中中国文化态度调查研究[D]. 姜佶睿. 沈阳师范大学, 2020(12)
• [10]近代中国留美生的文化冲突与调适 ——基于胡适日记与吴宓日记的考察[D]. 黄诗敏.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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