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2例巨大肝细胞癌的手术切除

一、292例巨大肝癌的手术切除治疗（论文文献综述）

李昌宇,邱福南,王耀东^[1]（2021）在《巨大原发性肝细胞癌切除术后预后影响因素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目的探讨巨大原发性肝细胞癌行肝切除术后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17年12月就诊于福建省立医院的146例行肝切除术的巨大肝细胞癌患者的临床及随访资料。结果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为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2.49、甲胎蛋白≥400 ng/ml、非解剖性肝切除、肿瘤破裂出血、肿瘤多发、微血管侵犯以及大血管侵犯, 基于以上7个因素建立复发风险模型, 低危组1、3年无复发生存率为68.5%、34.2%, 中危组为23.5%、15.3%, 高危组为0、0。总体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为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2.49、甲胎蛋白≥400 ng/ml、乙肝病毒DNA载量（HBV-DNA）≥2 000 IU/ml、肿瘤多发、微血管侵犯、大血管侵犯以及肝被膜侵犯。基于以上7个因素建立预测生存模型, 低危组1、3年生存率为94.7%、68.4%, 中危组1、3年生存率为74%、30.1%, 高危组1、3年生存率为40%、5.7%。结论巨大原发性肝细胞癌术后复发率高, 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甲胎蛋白水平、HBV-DNA水平、非解剖性肝切除、肿瘤破裂出血、肿瘤多发、微血管侵犯以及大血管侵犯是影响巨大原发性肝细胞癌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李昌宇^[2]（2021）在《巨大原发性肝癌术后预后影响因素及预测模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回顾性分析研究福建省立医院行肝切除术后的巨大原发性肝细胞癌（以下简称巨大肝癌）患者的预后及其相关危险因素,研究巨大肝癌直径的大小、复发的模式、复发后的治疗措施对于巨大肝癌的预后影响,并根据生存及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建立预测生存模型。方法:根据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总共纳入2012年1月至2017年12月就诊于福建省立医院的共146例行肝切除术的巨大肝癌患者及34项临床病理因素,对随访结果及临床病理因素用SPSS 25.0版本进行单因素、Logistics分析、COX多因素分析、Kaplan-Meier法等研究方法研究巨大肝癌的预后。结果:截止到2020年12月随访日期,146例患者中共有101例死亡,120例复发,巨大肝癌1年的无复发生存率及总体生存率分别为30.8%、71,2%;3年的无复发生存率及总体生存率17.8%;34.2%,中位无复发生存期与总体生存期分别为4.8个月、21个月。总体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为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2.49、甲胎蛋白≥400 ng/m L、HBV-DNA≥2000IU/ml、肿瘤多发、微血管侵犯阳性、大血管侵犯以及侵犯肝被膜。基于以上7个因素建立预测生存模型,并将146位患者进行分组,低危组1、3年生存率为94.7%、68.4%,中危组1、3年生存率为74%、30.1%,高危组1、3年生存率为40%、5.7%。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为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2.49、甲胎蛋白≥400 ng/m L、非解剖性肝切除、肿瘤破裂出血、肿瘤多发、微血管侵犯以及大血管侵犯,基于7个因素建立预测复发模型,并将146位患者进行分组,低危组1、3年无复发生存率为68.5%、34.2%,中危组1、3年无复发生存率为23.5%、15.3%,高危组1、3年无复发生存率为0%、0%。肿瘤平均直径为13.5±3.2cm,直径≥12cm组的1、3年生存率为67.7%、31.2%,<12cm组1、3年生存率为77.4%、39.6%。微血管侵犯阳性的危险因素为男性、总胆红素>17.1umol/L、甲胎蛋白≥400ng/m L以及卫星灶阳性。大血管侵犯的危险因素为乙肝表面抗原阳性、碱性磷酸酶≥100 U/L以及凝血酶原时间>13s。肝内及肝外组复发较肝内复发组或肝外复发组预后欠佳;多处复发组较单处复发组预后欠佳;复发后治疗措施中,手术、射频、介入联合射频的预后较无治疗、单纯介入治疗优良。结论:巨大肝癌术后复发率高,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甲胎蛋白水平、HBV-DNA水平、非解剖性肝切除、肿瘤破裂出血、肿瘤多发、微血管侵犯阳性以及大血管侵犯是影响巨大肝癌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本文建立的预测预后模型可指导患者积极监测,进而早期发现、及时干预治疗。

陈子祥^[3]（2021）在《外科手术治疗巨大肝癌的疗效分析及生存预测模型的建立》文中指出背景和目的尽管巨大肝细胞性肝癌（hug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uge HCC,≥10cm）的治疗方案众多,且外科治疗的预后差异较大,但对于合适的患者,肝切除术仍是其首选且行之有效的治疗方式。准确评估患者肝切除术后的生存状态对于临床决策及个体化诊治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旨在建立两个针对巨大肝癌肝切除术后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和无瘤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DFS）的网页版列线图动态预测模型,以求为临床医生提供更多诊疗上的参考。方法回顾性分析了2005年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手术切除并经病理证实为巨大肝细胞性肝癌的303例患者,以此作为训练队列（training cohort）,以同一时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147例巨大肝细胞性肝癌患者作为外部验证队列（validation cohort）,观察两组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随访情况。运用Kaplan-Meier分析方法展示纳入患者的术后长期生存之间的差异,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Cox proportional hazard model）来确定训练队列中影响患者术后OS和DFS的独立危险因素,然后基于这些数据分别建立OS和DFS的动态预测模型并进行外部验证。采用C指数（concordance index,Cindex）和校准拟合曲线（calibration curve）来评价模型的预测能力并将其与四种肝癌传统分期系统[巴塞罗那肝癌分期标准（the Barcelona Clinic Liver Cancer,BCLC）、第八版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肿瘤分期标准（the eighth American Joint Committee on Cancer,AJCC）、意大利肝癌分期标准（Cancer of the Liver Italian Program,CLIP）和中国肝癌分期标准（China liver cancer staging system,CNLC）]进行比较。结果基于训练队列的多因素分析显示,乙肝病毒脱氧核糖核酸载量（HBV-DNA Load）、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谷氨酰转肽酶与血小板比值（gammaglutamyl transpeptidase to platelet ratio,GGT/PLT,GPR）、肝硬化、肿瘤卫星灶、门静脉癌栓（portal vein tumor thrombus,PVTT）、肿瘤形态和最大直径等作为独立危险因素被纳入到巨大肝癌OS的动态预测模型中;同样情况下,巨大肝癌DFS的动态预测模型中除上述8个因素外,还纳入了微血管浸润（microvascular invasion,MVI）这一因素。在训训练队列中,模型在预测巨大肝癌术后1年、3年和5年OS时的C指数为0.745（95%CI:0.708-0.782）,预测DFS时的C指数为0.738（95%CI:0.703-0.773）,均优于四个传统分期系统的预测能力。这些结果得到了外部验证队列的支持（OS:C指数0.822;DFS:C指数0.827,P<0.05）,而且拟合曲线显示模型预测值和实际观测值之间契合度较高。结论我们建立了两个针对巨大肝癌的网页版动态预测模型,这两个模型对于预测巨大肝癌行肝切除术的远期预后表现出了良好的预测能力,为肝癌个体化治疗提供了非常实用的工具。

余孝俊,刘子美,赵红川,王国斌,黄帆,吴若林,侯刘进,叶征辉,张兴华,戴清清,耿小平^[4]（2020）在《巨大肝癌伴门静脉癌栓的外科治疗》文中研究说明目的中晚期原发性肝细胞肝癌（简称HCC）门静脉癌栓发生率可达40%～60%,且一旦合并门静脉癌栓往往预示患者预后不佳,本文就手术切除的肝细胞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患者临床特点予以初步分析总结。方法回顾性总结2016～2018年间6例及2016年以前4例共10例经手术切除治疗的巨大HCC合并门静脉癌栓患者（A组）,同时对比分析同期10例巨大HCC无门静脉癌栓患者（B组）临床资料,比较两组患者一般情况及手术情况、术后重大并发症及死亡情况并进行分析。结果 A、B两组患者男女比分别为:9∶1及8∶2,平均年龄52岁及53岁,合并症例数为1例及3例,HBV阳性人数9例（90%）及6例（60%）,术前肝功能均Child-Pugh A级（100%）,肝硬化比例分别8及6例（80%及60%）,最大肿瘤直径平均值分别为13.8 cm及12.6 cm,多发肿瘤病例分别为6例（60%）及2例（20%）,术前甲胎蛋白阳性（>20 ng/ml）例数分别为8例（80%）及10例（100%）,术后住院天数分别为14.2天及9.8天;大范围肝切除分别为9例（90%）及5例（50%）,术中平均肝门阻断总时间分别为39.7 min及33.0 min,其中第一肝门阻断比例分别为7/10例（70%）及8/10例（80%）,术中平均出血量343及435ml;重大并发症发生率为1例（10%）及0例（0%）,无术后3月内死亡;上述指标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A、B组患者平均手术时长分别为256及209 min,该指标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A组患者门静脉癌栓分型Ⅰ型1例、Ⅱ型8例、Ⅲa型1例、Ⅳ型0例,其中术前有影像学提示门静脉癌栓者仅5例,其中Ⅱ型4例、Ⅲ型1例。2016年后A、B组病理证实有效微脉管侵犯（MVI）为6/6例及2/6例,差异显着。2016年后A、B组各6例患者中获回访存活病人分别1人（术后存活20个月）及2人（术后存活20个月及50个月）。结论巨大HCC合并Ⅰ型及Ⅱ型门静脉癌栓经仔细评估后行手术治疗仍是安全可行的,术前多发肿瘤可能是巨大HCC合并门静脉癌栓的高危因素之一;MVI是巨大HCC合并门静脉癌栓的早期表现。

方强^[5]（2020）在《外科手术治疗不同肿瘤大小的肝癌疗效及预后影响因素分析》文中认为背景和目的尽管肝细胞性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的治疗方法众多,包括手术、射频消融、TACE（transhepatic arterial chemotherapy and embolization,经皮肝动脉化疗和栓塞术）、外照射、药物综合治疗等,但到目前为止,肝切除术仍然是原发性肝癌首选且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然而,对于直径≥10 cm的巨大肝癌的治疗仍然是存在争议的。本文回顾性分析单中心外科治疗HCC的疗效,重点研究巨大肝癌外科手术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并探索不同大小肿瘤手术治疗的预后差异并找出影响其预后的危险因素,从而为临床外科医生提供治疗策略上的参考。方法回顾性分析了2007年1月份至2017年1月份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胆胰二病区行手术治疗并经病理证实为肝癌细胞性肝癌的188例患者,根据患者肿瘤直径的大小将这些患者分为三组:巨大肝癌组（≥10 cm;n=84;45%）,大肝癌组（5 cm<HCC<10 cm;n=51;27%）,小肝癌组（≤5 cm;n=53;28%）。运用Kaplan-Meier分析方法评估这些患者的术后总生存（overall survival,OS）以及无瘤生存（disease-free survival,DFS）之间的差异,同时运用log-rank检验法进行三组间两两比较,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Cox proportional hazard model）找出影响术后生存和复发的危险因素。结果尽管在本研究中两两组间比较的结果显示小肝癌的预后要好于大肝癌和巨大肝癌的预后;但大肝癌和巨大肝癌相比,OS和DFS并无显着性差异（OS和DFS对应的P值分别为P=0.225和P=0.831）。本研究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具有肝癌家族病史、肝功能Child B级、肿瘤大小（≥10 cm）、有血管浸润、缺乏肿瘤包膜、较长的手术时间（≥240 mins）、手术切缘（<1cm）以及较差的肿瘤分化级别（中低分化）是肝癌患者术后总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具有肝癌家族病史、肝功能Child B级、有血管浸润、缺乏肿瘤包膜、较长的手术时间（≥240 mins）、手术切缘（<1cm）、术后缺乏正规抗病毒治疗以及术后并发症分级（≥III级）是肝癌患者术后无瘤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巨大肝癌患者并不都是肝切除术的禁忌症。尽管这些巨大肝癌患者大多数面临术后复发,但在本研究当中,但与大肝癌组相比,OS和DFS并无无显着性差异。肝癌家族病史、肝功能Child B级、肿瘤大小（≥10 cm）、有血管浸润、缺乏肿瘤包膜、较长的手术时间（≥240 mins）、手术切缘（<1cm）以及较差的肿瘤分化级别（中低分化）是本研究中肝癌患者术后总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肝癌家族病史、肝功能Child B级、有血管浸润、缺乏肿瘤包膜、较长的手术时间（≥240 mins）、手术切缘（<1cm）、术后缺乏抗病毒治疗以及术后并发症分级（≥III级）是本研究中肝癌患者术后无瘤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

李培志,苗春木,龚建平,王方华^[6]（2019）在《多学科联合治疗原发性巨大肝癌1例》文中研究指明目的探讨建立多学科综合治疗团队（multi-disciplinary team,MDT）在诊治原发性巨大肝癌中的作用和意义。方法对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肝胆外科于2018年7月收治的1例巨大肝癌患者展开MDT讨论,并复习相关文献,对巨块型肝癌的治疗方式进行总结。结果患者系老年男性,3年前初次就诊诊断为:肝右叶原发性肝细胞癌（小肝癌）,拒绝行手术治疗,出院后自行口服中药。此次再次就诊时,患者的肝右叶肿瘤直径增大至10 cm左右,经MDT讨论后初步制定治疗方案为经肝动脉化疗栓塞（TACE）联合外科根治性手术。患者在14周内先后行2次TACE后,肝右叶肿瘤明显萎缩,肝左叶显着增生。于入院后5个月经再次MDT讨论后行经腹腔镜右半肝切除术。手术过程顺利,手术历时270 min,术中出血量约500 mL,予以输注悬浮红细胞400 mL。术后发生一过性肝功能衰竭,经保肝、对症支持治疗后于术后12 d康复出院。术后4个月复查腹部CT检查提示肝左叶明显增生,肿瘤无复发征象。继续随访。结论对于暂时无根治性手术指征的巨大肝癌患者,经过TACE治疗后部分患者可获得二期手术根治性切除机会。临床工作中应灵活应用MDT诊疗方式并贯彻巨大肝癌患者治疗的始终,为患者制定最佳的治疗方案。

刘付宝,耿小平^[7]（2017）在《巨大肝癌外科手术治疗的抉择》文中研究指明手术切除仍然是治疗肝细胞性肝癌（HCC）最有效的方法,但我国国情决定了临床上发现的HCC多数为中晚期的大肝癌,部分为肿瘤直径>10 cm的巨大肝癌,虽然一些指南不推荐对大肝癌和巨大肝癌手术治疗,然而巨大肝癌的非手术治疗基本无效,在过去20多年里,随着围手术期相关技术如精准肝脏外科技术、麻醉管理技术、术后快速康复治疗及外科围手术期护理的迅速发展,肝切除手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不断提高;单个肿瘤的大小不再

黎靖,雷正明,付文广^[8]（2016）在《104例肝癌破裂出血治疗结果分析》文中提出目的探讨肝癌破裂出血的临床处理。方法回顾性分析2001年1月至2014年12月在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接受治疗的104例临床资料。结果小肝癌（<5cm）11例,大肝癌（>5cm）93例。手术切除治疗31例,介入方式止血44例,5例因肝衰竭死亡;非手术治疗29例,11例死亡,18例放弃医治出院。随访22例中小肝癌破裂出血手术切除肿瘤者,术后生存110年;8例巨大肝癌破裂出血者术后生存513个月;局部填压止血+肝动脉结扎1例巨大肝癌破裂,术后34d死于肿瘤再次破裂。介入治疗16例获得随访,14例生存310个月,2例分别生存3、5年。非手术治疗组未获随访。结论肝癌破裂出血局部及全身情况允许,应力争外科切除肿瘤,条件不具备则可介入方法治疗。

黎蕴通^[9]（2015）在《巨大肝细胞癌根治术后nomogram预测模型的建立及复发相关蛋白质组学初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第一部分巨大肝细胞癌术后生存分析及nomogram预测模型的建立目的:手术仍是目前肝癌最有效的治疗手段,在肝细胞癌亚型中,我们选择预后差、复发率高的巨大肝癌病人（直径≥10 cm）进行临床病理资料分析,建立术前和术后nomogram预测模型对病人的生存和复发进行分析。方法:回顾性分析2008年1月到2009年12月在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行肝切除术的464例巨大肝癌病人以及2008年1月到2010年4月的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行肝切除术的90例巨大肝癌病人的临床病理资料。观察术后围手术期并发症、死亡率、复发间隔时间和总生存期。将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病人随机分为建模组和内部验证组,全部的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病人为外部验证组,Cox回归分析对术前和术后资料分别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将多因素有意义（P<0.05）的变量纳入最终的术前和术后nomogram预测模型中。通过C-index、校准曲线以及验证组验证该模型的预测性。结果: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病人的术后并发症发病率为18.6%（n=95）;术后1、3、5年累计复发率为43.8%,74.1%和82.1%;生存率为75.1%,49%和33.3%。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病人的术后并发症发病率为30.5%（n=32）;术后1、3、5年累计复发率为38.3%,69.2%和84.1%;生存率为77.7%,44.9%和21.5%。基于术前和术后资料预测生存的nomograms预测生存的C-index分别为0.75（95%CI,0.72-0.78）和0.78（0.75-0.81）。术后3年、5年生存的校准曲线nomograms预测的生存情况和实际生存情况有较高的吻合度。通过nomograms预测模型,将病人进行分层,将术后病人有效的分为生存率逐渐增加的四等分（P<0.01）。术前临床病理资料多因素分析表明:AFP>200ug/L、高HBV-DNA载量、多发肿瘤、较大的肿瘤直径,以及合并门脉癌栓为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AFP>200ug/L、高HBV-DNA载量、多发肿瘤、较大的肿瘤直径以及合并门脉癌栓为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术后临床病理资料多因素分析表明:高HBV-DNA载量、多发肿瘤、较大的肿瘤直径、有血管侵犯、肿瘤包膜不完整、较差的Edmonson-Stenier分级为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高HBV-DNA载量、多发肿瘤、较大的肿瘤直径、有血管侵犯、肿瘤包膜不完整为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术前和术后nomogram预测模型对预测巨大肝癌术后病人的长期生存和复发情况有良好的准确性。第二部分巨大肝细胞癌根治术后复发相关的差异蛋白质组学研究目的通过同位素标记的定量蛋白质组学技术（i TRAQ）鉴定与筛选巨大肝细胞癌根治术后复发相关的差异表达蛋白。方法选取巨大肝细胞癌手术切除术后复发病人的初次手术新鲜肝癌组织标本,根据术后复发时间分组。应用i TRAQ试剂标记的二维液相色谱-串联质谱（2DLC-MS/MS）联用技术进行分析得到差异表达蛋白,并进一步行生物信息学分析。结果<6个月和>2年复发组比较之间存在显着表达差异（大于1.5倍或小于0.67倍）的蛋白质分子共计409种;6-12个月和>2年复发组比较之间存在显着表达差异的蛋白质分子共计518种。在本研究中,我们进一步筛选出随复发时间不同而变化较大的差异蛋白质10种,上调的有S100A9、MPO、APOA4、TMEM97、NR5A2,下调的有DHRS2、TTC4、CHD2、HPD、FTCD。GO分析显示,差异表达蛋白相关基因多参与类固醇代谢,氧化还原以及蛋白代谢。IPA分析显示,差异表达蛋白主要参与分别由NR5A2、IL1、ERK1/2、NFk B和IFNα调控的转录调控网络。结论iTRAQ标记的定量蛋白质组学技术从整体上了解肝细胞癌术后复发过程中蛋白质的表达差异,为筛选出有意义的生物标记物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生物信息学的研究方法进一步了解差异表达蛋白的功能和以及其调控网络。第三部分巨大肝细胞癌根治术后复发的的差异蛋白表达验证目的从m RNA和蛋白水平对筛选的蛋白进行验证,筛选与肝细胞癌术后复发相关的差异蛋白。方法选取S100A9、DHRS2、TMEM97和NR5A2等四种蛋白进一步验证。不同复发时间巨大肝癌病人的新鲜肝癌组织标本进行荧光定量PCR（Q-PCR）、免疫印迹（Western blot）验证。不同复发时间巨大肝癌病人的肝癌石蜡切片标本行免疫组化验证。结果Q-PCR和Western blot验证结果显示,TMEM97高表达为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免疫组化验证结果显示,TMEM97高表达（P=0.005,HR1.534）、术前高血清AFP（0.003,1.595）、肿瘤多发（0.000,2.422）、肿瘤直径较大（0.018,1.042）、有肉眼癌栓（0.002,1.776）、有MVI（0.019,1.504）、包膜不完整（0.004,0.595）、术中输血（0.028,1.590）为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TMEM97在蛋白和m RNA水平的表达与蛋白组学结果一致,TMEM97可能作为肝细胞癌根治术后复发相关的预警蛋白。

高胜,张志明,刘剑勇,赵荫农,吴飞翔,马良^[10]（2014）在《肝切除治疗巨大肝细胞癌的预后影响因素》文中指出目的分析巨大肝细胞癌手术切除治疗的预后影响因素,寻找提高疗效的途径。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2004年1月至2010年12月经手术切除及术后病理证实的124例巨大肝细胞癌患者临床资料。采用SPSS 19.0软件包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对可能与患者预后有关的因素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全部124例患者,总体1、3、5年生存率分别为65.1%、35.8%、25.1%,平均生存时间为34.7个月,中位生存时间为26.0个月。65例根治性切除患者的1、3、5年无瘤生存率分别为40.2%、19.3%、7.1%,平均无瘤生存时间为18.6个月,中位无瘤生存时间为9.0个月。单因素分析显示HBsAg、肿瘤包膜、肝硬化、脉管癌栓、术前肿瘤破裂、肝内转移、根治性切除、巴塞罗那肝癌临床（BCLC）分期与患者的预后有关（均P<0.05）。Cox模型多因素分析显示有无肝内转移、肝硬化以及是否行根治性切除和HBsAg是否阳性为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均P<0.05）。结论肝内转移、肝硬化、HBsAg阳性是影响巨大肝细胞癌手术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提高巨大肝癌根治切除率,能明显延长患者术后生存期。

二、292例巨大肝癌的手术切除治疗（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92例巨大肝癌的手术切除治疗（论文提纲范文）

（2）巨大原发性肝癌术后预后影响因素及预测模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外科手术治疗巨大肝癌的疗效分析及生存预测模型的建立（论文提纲范文）

（4）巨大肝癌伴门静脉癌栓的外科治疗（论文提纲范文）

（5）外科手术治疗不同肿瘤大小的肝癌疗效及预后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7）巨大肝癌外科手术治疗的抉择（论文提纲范文）

（8）104例肝癌破裂出血治疗结果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9）巨大肝细胞癌根治术后nomogram预测模型的建立及复发相关蛋白质组学初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292例巨大肝癌的手术切除治疗（论文参考文献）

• [1]巨大原发性肝细胞癌切除术后预后影响因素分析[J]. 李昌宇,邱福南,王耀东. 中华普通外科杂志, 2021(11)
• [2]巨大原发性肝癌术后预后影响因素及预测模型研究[D]. 李昌宇. 福建医科大学, 2021
• [3]外科手术治疗巨大肝癌的疗效分析及生存预测模型的建立[D]. 陈子祥. 安徽医科大学, 2021(01)
• [4]巨大肝癌伴门静脉癌栓的外科治疗[J]. 余孝俊,刘子美,赵红川,王国斌,黄帆,吴若林,侯刘进,叶征辉,张兴华,戴清清,耿小平. 肝胆外科杂志, 2020(04)
• [5]外科手术治疗不同肿瘤大小的肝癌疗效及预后影响因素分析[D]. 方强. 安徽医科大学, 2020(02)
• [6]多学科联合治疗原发性巨大肝癌1例[J]. 李培志,苗春木,龚建平,王方华. 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 2019(10)
• [7]巨大肝癌外科手术治疗的抉择[J]. 刘付宝,耿小平. 肝胆外科杂志, 2017(01)
• [8]104例肝癌破裂出血治疗结果分析[J]. 黎靖,雷正明,付文广. 重庆医学, 2016(27)
• [9]巨大肝细胞癌根治术后nomogram预测模型的建立及复发相关蛋白质组学初步研究[D]. 黎蕴通. 福建医科大学, 2015(03)
• [10]肝切除治疗巨大肝细胞癌的预后影响因素[J]. 高胜,张志明,刘剑勇,赵荫农,吴飞翔,马良. 中华肝胆外科杂志, 20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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