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新经济”对西部大开发的启示（论文文献综述）
吕慧娜[1]（2020）在《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文中提出“二战”后,各国都处于国内经济恢复与发展、国际上经济赶超竞赛的时代背景,面对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景象,各国普遍开展了以对特殊落后区域的重点开发以及对国土资源的综合性开发为主要形式的国家区域援助,在国际上形成了由国家（政府）对区域市场“失灵”进行干预的援助浪潮。国内,伴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缩小区域差距的关键环节,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在改变欠发达地区贫穷落后面貌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随着援助实践的逐步开展,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甚至存在的必要性都饱受质疑。在此背景下,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价值和当代品性值得我们重新反思。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作为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益倾斜性配置的主要路径,在缩小区域差距方面仍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本身存在诸多局限,主要表现在:援助对象识别缺乏明确的标准、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因制度缺陷而大打折扣、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不完善等方面。为此,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制度上的完善,成为当下该制度突破发展困境的有力举措。域外主要国家在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援助时,多采用“立法先行”的调控模式,通过法律制度的规定性和强制性,保证了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的强制性,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通过法律制度保障国家区域援助的长效供给是正确的选择,这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迪。当前学界提出对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加强法制保障的着述并不鲜见,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前关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建设的研究,要么仅停留在观点提出层面,要么止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文化和伦理等高度,呈现出模糊化的研究态势。至今尚未有从经济法独有的研究视角,将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或观念,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搭建起国家区域援助法律制度框架,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法治化提供制度理论支撑。本选题之创作初衷即源于经济学提出国家区域援助急需法制保障,而法学研究却并未跟进的现状。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并通过法学视角为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援助方式选择和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提供些许制度理论上的参考与借鉴,并期望成果能够引起国家区域援助相关部门的关注与重视。本文除了引言与结语之外,共包括七章,内容分别为:第一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和制度要素。首先,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区域”、“援助”、“区域援助”、“国家区域援助”等进行界定。关于“区域”,区域经济学、区域地理学、区域政治学、区域社会学等学科都进行了大量的先期研究,但并未对区域的概念形成共识。法学学科中法理学、行政法和经济法等部门法对区域的界定,也是各家之言,范畴不一。为此,笔者对不同学科关于“区域”的界定进行了梳理,在借鉴各学科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区域”界定为“一国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关于“援助”,笔者对脱胎于国际层面发达国家或地区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提供发展援助的援助理念进行了追溯,在此基础上,将“援助”界定为资源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愿转移,且这里的“资源”泛指一切能转化为生产利益的资料、资金、能源、服务、工作人员、知识或其他资产。关于“区域援助”,范围涉及到国际、国内两个视角和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而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涉及的“区域援助”主要是中观层面,即一国范围内中央政府或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分别称为“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综上,可以将“国家区域援助”界定为一国中央政府通过直接投入或政策推动的方式对其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进行的资源转移。为了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一步展开研究,笔者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要素进行了解构,并将援助前期需要明确的援助对象、援助过程中需要选择的援助方式和援助结束后需要进行的绩效评估和结果应用作为重要的制度要素,为后文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本章主要讨论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首先,明确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产生主要源于国家职能的演进。国家从最初的安全保障职能到后来的经济调节职能的演进,使其从以往的“守夜人”角色转变为国家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和微观经济的调节者。而随着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加剧,使国家又肩负起“中观经济的协调者”的重任,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即是这一职责的内容之一。一般而言,国家区域援助义务是指将国家所负有的援助欠发达区域的职责进行义务化规定的一种强制性规范。从逻辑根源上看,国家所负有的对各区域进行平等保护的职责要求,正是国家对先天资源禀赋条件恶劣的欠发达区域具有区域援助义务的内在根源;对历史上作出过“特殊牺牲”的区域进行成本的延期支付或补偿,是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产生的历史根源。其次,将发展权引入区域领域,使欠发达地区获得与发达地区同样的区域发展权利。区域能否作为发展权的主体,建立在区域是否具有法律主体地位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区域具有法律主体地位,能够成为发展权的主体,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传统的主体制度无法有效应对区域问题;法律主体发展史表明,赋予“区域”以法律主体地位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和制度空间;从法律主体意志要素、能力要素和道德要素方面分析,“区域”与法律主体要素相契合;“区域”作为区域政策等制度供给的概念主体已经普遍化,且区域合作协议显示了“区域”作为契约主体全面符合法律主体资格标准,同时,区域环保公益诉讼反向肯定了区域的法律主体地位,可见,区域主体性得到实践佐证,也是实践所需;从价值分析角度来看,赋予区域主体地位是为了区域市场秩序,实现区域正义;等等。综上,区域利益作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时代的产物,区域主体也是对法律主体扩张理论和“非法人团体或其他组织”等当代社会崭新的第三类主体类型出现的有力佐证,区域作为法律主体具有正当性法律基础。由此,发展权主体由“人”向“区域”的扩展,使得发展权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革。从内容上来看,区域发展权应包含一系列权利,包括获得信息权、参与权、融资权、获得援助权、获得法律救济权等;同时,区域发展权应以培育和提升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主要内容。从权利实现上看,区域发展权需要宪法保障,笔者建议在第四条之前增加一条针对“区域”的宪法保护规定,明确提出保护区域发展权,并将保护的对象区域进行列举;区域发展权实现须进行结构性分配,对于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造血式”援助能帮助其实现自我发展,对于其他不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输血式”援助仍具有现实意义。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有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正义理论经历了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转变,在区域层面表现为“区域正义”。针对区域市场出现的“非正义”现象,对区域结构中的弱质主体进行法律制度上的区别对待,进而使弱质主体获取与强质主体对等的发展权利,此种实质正义的实现就是“区域正义”。要实现“区域正义”就必须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利倾斜”,而国家区域援助就是“权利倾斜”配置的有效路径。总之,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与区域发展权构成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权义架构”,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法律视域的研究和架构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同时,国家区域援助对“区域正义”的追求,充分体现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治意义和实践价值。第三章——“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本章主要讨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立法现状、政策规范及存在的法律问题。首先,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经历了从萌芽到正式形成,再到推动立法的发展过程。自建国伊始,我国区域发展层面就存在“援助”萌芽;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以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体系正式形成;世纪之交以来,我国陆续实施战略性扶贫、“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极大地扩张了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内容,同时,由国家层面推动的区域援助立法工作也使得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逐渐走向制度化、法律化。其次,我国目前并没有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专门立法,援助理念大多散落在各部门法法律的个别条款之中。通过对我国成文法和政策法规的梳理,笔者发现,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较多问题:国家区域援助前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国家区域援助过程中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国家区域援助后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性的强制性缺失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存在的必要性、时代意义和当代品性深受诟病。本文主要针对这三个方面,从法学视角进行制度分析,以期重塑国家区域援助的制度价值。第四章——“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本章主要讨论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立法规定、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目标和原则,以及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首先,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区域援助立法中都明确了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达到标准的才有权接受援助。其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是国土规划中的区域规划层面。在国土空间规划方面,我国现行的主要法规政策包括《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和《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等,根据这些政策要求,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进行科学识别必须建立在“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要求基础之上,对现行有效的国土空间规划内容进行整合,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相衔接。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重要内容,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专项规划,具体内容包括援助对象的识别及对应的识别标准。笔者在综合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和早期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过去存在且延续至今的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边境地区、贫穷地区和实际发展中出现困难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划定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并拟构了各援助对象识别的地域单元标准和识别标准,建议通过“基本法+单行法”的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立法规定。在与现行立法的衔接方面,区域规划相关的现行立法被统一囊括进国土空间规划中,与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相关的立法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专项规划,并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的组成部分。第五章——“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各类型援助对象区域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和区域金融支持制度。首先,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根据域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分类以及我国针对不同区域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所采用的援助方式,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由直接援助和间接援助构成的援助方式体系,本文主要研究以财政援助、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为主构成的直接援助方式。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性地构建了我国未来国家区域援助援助方式组合适用体系,以期发挥各项援助方式及相关制度的“合力”。其次,区域财政援助制度。根据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存在的立法质量不高、制度安排与制度目标自相矛盾、转移支付结构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有限、缺乏细化的用途限制、缺乏统筹安排和项目衔接调整等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完善建议:加强对国家区域财政援助的立法规定,并对现存的转移支付项目进行整合和清理,同时重视转移支付程序的立法工作;税收返还应放弃“基数法”,改采特定税种税收返还法;结构上应提高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加强转移支付资金的细化规定,包括资金所占项目的比例、援助资金与区域发展所需资金和其他来源资金的关系、资金的拨付时间、使用限制等方面;转移支付项目设置注重统筹协调安排,增设“转移支付调整费”用于转移支付项目的衔接和协调成本支出;等等。再次,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与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相辅相成,部分财政援助需要依靠区域税收优惠措施来实现,二者在进行国家区域援助中联系紧密,组合适用,不可分割。在借鉴美国、日本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经验的基础上,笔者对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存在的问题,诸如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多集中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变相减免税、税制结构不合理、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定不明确等,提出了以下完善建议:通过立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税收优惠制度的规范,进一步清理、整合混乱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赋予欠发达地区一定的税收优惠调节权;逐步增加直接税在税收体系中的比重;进一步明确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则等。最后,区域金融支持制度。我国在区域金融支持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区域金融支持法律制度供给不足;银行金融机构本身制度性原因诱发“资金外流”;统一的货币政策工具引致不同的地域意义;政策性金融“政策性”功能缺位等。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完善建议:通过完善《中国人民银行法》、在区域援助基本法或单行法中规定倾斜性区域金融支持条款,加强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法律供给;通过对“总行——大区分行——中心支行——支行”一元四级的央行组织制度在职权与职责方面进行改良,在金融机构设置与职能安排上实现区域金融支持;实施区域差异化金融,对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再贷款、利率等进行差异化安排;通过设置政策性和市场性双目标、设立区域政策性银行等路径,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性”功能进行补强。第六章——“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主体内容及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首先,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从法制思维角度而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法律制度是对国家区域援助行为“监管的监管”;从理论依据角度而言,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区域财政援助绩效评估作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核心构成,存在很多问题,进而引发了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绩效评估的制度思考。其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成。在对国家区域援助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生命周期”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对评估主体、评估周期、评估指标、评估结果等“结构性构成”进行细化,搭建起以时间维度和内容维度为框架的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制度,保障了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有效性及结果的合理性。再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无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进行援助无效责任追究,并通过“资格减等”对援助主体能否获得国家在援助制度中设置的各项优惠资格及优惠的级别进行降级减等,通过“回转”实现援助力量的保存,从而把积极的鼓励促进和消极的限制禁止相结合,通过奖励和惩罚实现对区域援助行为的指引和调控;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有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通过动力机制、补偿机制、风险防范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等,有序推进相关援助对象区域退出国家区域援助,以减轻国家财政压力。第七章——“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及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首先,域外各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考察。各国区域援助普遍“立法先行”,法律体系呈现出以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为核心、以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为实施细则的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特点,对我国进行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其次,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立法应是由多层级、多位阶立法和政策等不同法律形式构成的一套法律体系,具体包括:以法律形式为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以政策、规划等形式为内容的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第一,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制定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应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同时要重视地方参与和社会参与,满足对现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进行宏观梳理和指导的立法要求。内容方面,统筹国家各级政府及其各部门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涉及到援助理念、援助原则、援助对象、援助方式和绩效评估及应用的一般性规定。第二,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在单行法体系方面,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结果,我国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老少边穷地区援助单行法和困难地区援助单行法,具体包括革命老区援助单行法、少数民族地区援助单行法、边境地区援助单行法、穷困地区援助单行法、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援助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主要方式,我国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主要包括区域财政援助单行法、区域税收优惠单行法和区域金融支持单行法。在单行法形式方面,鉴于我国当下的法制环境和区域法治实践,笔者认为以法规政策为主要形式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在单行法层级和制定主体方面,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所涉及的援助对象区域与我国行政管理层级相对应,存在国家、省、市、县、镇（乡）5个层级,因此,国土空间规划、区域规划等也应在层级上分为5个层级,针对不同层级空间区域规划进行援助的单行法也相应分为5个层级,而不同层级单行法的制定主体也分别由国土资源部法规司（跨省级）、国土资源部在省级的派出机构与省级立法部门（省级且国土资源部在该省设立派出机构）、国土资源部指定人员与援助对象区域所在行政层级立法部门（省级及以下各层级且国土资源部未在该行政层级设立派出机构）承担;如果涉及到区域援助的特定援助方式,则由该援助方式所涉主管部门参与到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的起草工作中来。在单行法内容方面,要进一步细化对象识别的标准,明确特定区域援助中适用的援助方式,并对区域财政援助、区域税收优惠、区域金融支持等主要援助方式进行特殊规定。在单行法的实施与监管方面,要加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进一步编制详细规划,充分利用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并维持稳定性。
丁宇[2]（2021）在《中国山地城镇化的发展路径研究 ——以西南地区为例》文中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山地国家,山地面积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74.8%,山区人口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45%,山区GDP仅为全国的30%左右。山地资源环境的开发是影响全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总体走向的重要因素,决定着全国区域发展基本格局的根本改善。自工业化以来,中国的区域发展始终面临着山地资源环境开发方式与合理空间组织的挑战。但是,在地理开发条件的限制下,山地资源环境开发效益的改善和提升极为迟缓,以致我国西部内陆山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发展理念和城镇化路径的转变成为山地可持续发展亟待破解的难题。从经济学视角来看,由于地理环境差异而造成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从美国“锈带（Rust Belt）”的治理到中国西部内陆地区的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均反映出同样的现实需求:怎样依据“效率和公平”有机结合的原则,突破地理开发条件的制约,从而实现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环境的根本改善。这一问题不仅是现代经济学发展亟待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而且更是现代国家治理必须直面的一项重大挑战。本文以我国西南地区为研究对象,研究资源环境基础、地理开发条件和社会发展需求三者对山地城镇化发育的影响,评价山地资源环境开发条件对人口、经济要素集聚及城镇空间发育的作用机制,揭示影响山地城镇经济运行效益最大化的关键制约要素,为探索山地城镇化合理的发展路径、化解我国现代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矛盾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论文的研究成果表明:第一,山地城镇化是西部地区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建国以来,我国山地现代城镇化起步较晚,与东部地区相比,一方面由于以传统二三产业为主的经济城镇化发育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发育;另一方面由于城镇自身产业结构演进失衡,社会生产创新能力不足,结果导致山地城镇化发育水平长期滞后。只有通过山地工业化和城镇化两者演进的有序和良性互动,建立适宜当地资源环境开发的城镇集聚经济活动空间组织体系,才是解决区域之间及区域内部多层次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实现西部山区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有效手段和基本途径。第二,山地的特殊地理开发条件是实现当地资源环境大规模工业化开发效益最大化的一个关键制约因素。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山地资源环境的开发广度和深度持续扩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生产要素流动和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越来越突出。但因人口过快增长和开发方式粗放,山区的人地关系已进入相对紧张阶段,资源环境约束日趋强化。在地理开发条件的限制作用下,居高不下的资本投入和运行维护成本使得交通基础设施无法承受传统资源性产品社会生产及其空间集聚活动的增长压力,以致赶超式大一统开发模式难以为继。第三,低运价比和绿色环保的社会商品生产体系建设是改善和提升山地城镇经济运行效率的有效路径。在改善山区劣势的地理环境方面,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不可或缺,但是要实现山地资源开发价值最大化还需通过经济内外在发展要素的有效联动。换言之,西部山区转型发展亟需从山地工业化、运输化和城镇化三大系统的合理时空协调中寻求出路。坚持产业生态化,建立以特色终端产品制造为中心的社会生产体系,培育多功能支撑、多元化推进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以此满足日益多样化的资源开发与市场发育需求,实现山地经济发展有效性和持续性的全面提升。第四,政府主导的长期“输血型”发展模式不能解决山区发展潜能激活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实证研究及案例分析表明,现代山地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从山地资源环境开发的实际条件出发寻求地域环境有别、发展方式多样化的发展战略。只有选对山地城镇化的合理路径,才有可能超越社会生产投入成本（运输和环境成本）的约束,改变生活方式进而改变生产方式,从而形成市场主导的内生式发展机制,真正实现效益与公平有机结合原则下国家区域协调发展从“被动输血”方式向“主动造血”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本文的创新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构建“自然地形、交通运输与山地城镇化作用机制”的理论框架,基于资源环境基础与地理开发条件综合评价,分析复杂地理环境下交通运输对山地城镇经济运行的影响,进而揭示山地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三者的相互关系及其演变规律,以此把握决定西部山区人地关系的内在协调机理,为山地城镇化路径选择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二是依据我国西南地区山地城镇化的资源环境基础及其压力的测算,确定山地资源环境的开发利用强度及总体特征,以此判断未来区域资源环境保障体系建设的基本走向与生态文明发展的目标选择;三是改进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验证了地理环境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揭示出西部内陆山区社会生产投入成本居高不下的成因,从而确定城镇化发展模式个性化选择的必然;四是基于我国山地工业化时期的人地关系特征,探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修改的合理性,提出了适合山地城镇化的路径及对策建议。
高军[3]（2019）在《要素空间配置与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但是,由于市场化改革和日益扩大的对外开放,以及特定时期下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生产要素大量向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形成了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中心”、中西部地区为“外围”的经济地理格局,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习近平同志在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重新定义,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所以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将是新时代我国所面临的重要挑战。运用政治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生产要素空间配置对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影响的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通过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历史和现状的分析,采用空间计量和系统GMM等计量方法,通过对我国生产要素空间配置的规模和效率与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关系开展实证研究,探讨我国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机制、规律和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如何优化生产要素的空间配置以推动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提出可供参考的对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生产要素具有空间集聚效应和空间扩散效应,在生产要素的集聚和扩散过程中,生产要素的空间配置规模和空间配置效率,对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克思的资本理论认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在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市场竞争中形成了生产价格,使得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如果哪一个部门、行业或地区的利润率高于平均水平,经济状况出现了不平衡,资本就会持续流向那个部门、行业或地区,使得资本的利润在部门、行业和地区之间平均化,从而使经济恢复平衡。在社会主义市场竞争中,资本运行也遵循同样的规律,资本总是会或快或慢地流向收益水平高的地区,并带动着劳动力等要素一起流动。正是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本文通过运用数理模型推导,对资本和劳动力的空间流动规模及配置效率与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关系开展实证研究,分析我国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及其影响。当一个地区的要素收益率提高即要素配置效率提高时,要素就会在该地区聚集从而推动产业的集聚和发展,形成要素的集聚效应。但是,当该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要素收益率的递减,于是,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就会向其他地区流动,形成要素的空间扩散效应。在要素的空间集聚和扩散过程中,会造成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当要素在市场竞争中实现了合理而自由的流动,要素在各个地区都能达到较高的配置效率时,就可以在较高水平上实现区域经济新的平衡发展。这就是要素空间配置影响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机理。（2）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实现高速增长,同我国政府相继实施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政府在推动农村改革的基础上,实施了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开放优先发展的战略,使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聚集,形成了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为“中心”、中西部地区为“外围”的经济地理空间格局。其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针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带来的种种问题,我国政府从本世纪初开始采取“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措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通过对我国2000-2015年间各省区市经济总量的统计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各省区市之间经济总量的绝对差距在持续扩大。但从我国各省区市经济总量的相对差距来看,从2006年开始出现了从发散到收敛的转变,这种转变呈现出先加速收敛,其后收敛速度较为缓慢的特征。到了 2013-2015年,各省区市经济总量的相对差距基本保持稳定,说明我国区域经济开始步入平衡发展的轨道。（3）我国区域经济从不平衡发展转向平衡发展,同要素空间配置的规模和效率密切相关。本文以2000-2015年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通过对要素空间配置与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关系展开实证研究发现:首先,从要素空间配置的规模看,2004年东部地区开始呈现持续的资本净流出,中部地区资本从净流出转为净流入且增幅较大,西部地区从2006年开始资本从净流出转为净流入。2009年后中西部地区呈现稳定的资本净流入态势,而东部地区在2009年之后资本持续净流出。在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方面,东部地区在2009年之前呈现劳动力持续大规模的净流入,之后其流入规模出现大幅的下降,而中部地区在经历了长期的劳动力净流出之后,于2012年开始劳动力流出数量持续减少,到2015年流出与流入劳动力数量基本持平;西部地区从2009年开始劳动力流出数量开始减少,到2012年开始出现少量的劳动力净流入。从要素空间配置效率来看,东部多数省份的要素配置效率较高,中部和西部地区除安徽、湖北、湖南、云南、四川和重庆外的多数省份效率较低,其中青海、甘肃、宁夏和贵州等西部省份的效率值始终位居最低水平。从要素空间配置效率来看,其对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有着显着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或空间溢出效应,也就是说要素空间配置对我国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4）既然要素空间配置对区域经济平衡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需要研究影响要素空间配置的主要因素和改善及优化要素空间配置,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需采取的对策措施。本文通过对影响我国要素空间配置主要因素的实证分析,认为我国市场竞争的不充分,要素市场的不完善,产业结构不合理,区域之间的贸易障碍,以及垄断和政府干预不当等,是造成要素空间配置效率低的主要因素;而界定政府职能、引进和利用外资、扩大对外贸易,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源开发及金融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则对要素空间优化配置起着较大的促进作用。因此,为加大生产要素的空间可流动性,实现要素空间配置的优化,应采取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大要素市场改革的力度、正确界定和发挥政府职能、消除区域壁垒、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源开发,加强引进利用外资,扩大对外贸易,加强对外投资的管理,加强法律制度建设等对策措施,以推动我国区域经济的平衡、协调、健康及可持续发展。
宋红团[4]（2018）在《三线军工企业发展及其当代思考》文中研究指明上世纪60年代中期,迫于周边严峻的国际形势,我国亟需在具有战略纵深的中西部地区建立稳固的大后方。于是,一场以军工企业建设为主体的三线建设浩浩荡荡的拉开了序幕,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建成了一大批包括航空、航天、电子、兵器、船舶、核等多个行业的骨干企业,生产出一大批支撑国防安全的武器装备,保证了当时复杂国际局势下的国防安全。本论文的研究内容是三线军工企业发展及其当代思考,主要内容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对三线军工企业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贡献、社会责任及经验教训的解读;二是对三线军工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分析;三是对三线军工企业顺应时代发展应对策略的探讨。本文以时间的推移为线索,回顾了三线军工企业及其历史沿革,分析了“备战备荒”、“军转民”、“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国防科技工业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发展历程中的五个阶段。围绕三线军工企业建设的决策历史背景、形成、实施及特点,分析其发展的历史必然性,阐述了三线军工企业五十多年来的历史贡献,总结其经验教训并进行当代反思。从社会责任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了新时期三线军工企业履行的社会责任,同时运用“SWOT”工具,系统论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三线军工企业发展的优势和劣势,分析了新时代市场经济环境下三线军工企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为指导,探讨三线军工企业积极应对市场经济挑战的对策。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在大量数据印证、资料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数据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力求全面对整个三线军工企业建设的面貌进行勾勒,使我们对三线军工企业建设的整个历史过程有更加完整的认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深入分析三线军工企业历史特点、现实环境,借鉴先进的理论与模式来丰富实践,系统阐述三线军工企业的阶段性特点、历史贡献、发展经验、正反两方面启示和未来发展战略。通过借鉴西方国家军工企业建设的经验,分析、比较、研究三线军工企业建设得失,为新时期三线军工企业建设提供系统理论体系和全面路径规划,对助推三线军工企业建设的改革创新和快速发展有较大的正面价值。三线建设的历史是波澜壮阔的,它不仅深刻影响了我国的军工体系建设,而且对地方经济发展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深刻反映了我国政治国防、社会经济等多个方面几十年来的命运变迁。鉴古而知今,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围绕三线军工企业建设历史及发展演变,探讨其形成发展及其应对市场经济挑战的战略思考,从中提升出相关理论,并针对存在的问题,从企业社会责任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改革发展两个维度,探索三线军工企业顺应时代发展的对策,希望对新形势下三线军工企业发展有所助益。
武文静[5]（2017）在《我国西部能源金融中心形成机制与空间选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及我国向西开放寻求多元化能源供应安全保障的宏观大背景下,西部具有了我国能源供应重要基地、能源大通道的重要战略属性。西部能源金融中心作为西部能源金融发展的高级形式,对西部能源产业市场化改革、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保障西部能源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意义重大。而西部是否具备能源金融中心形成的基础、能源金融中心的形成会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又该依照何种标准在西部选择建设能源金融中心的城市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交叉运用金融发展、区域经济、能源金融以及金融地理等学科的相关理论,系统研究了西部能源金融中心的形成机制及空间选择问题,并基于西部能源产业、金融产业以及西部各中心城市发展的时间序列数据、面板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方法进行实证检验与优势测度,对西部能源金融中心的形成与推进,指导我国有序布局专业型金融中心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对逐级辐射,牵引西北、西部、中亚的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也具有长远的政策借鉴意义。本文首先梳理和总结了国内外金融中心、专业型金融中心的演化过程以及对能源金融中心形成的启示;其次,对我国西部地区能源与金融产业发展现状进行理论分析,对二者的融合进行实证检验,揭示了西部相对落后的区域金融发展造成能源产业向纵深发展过程中的金融抑制,提出西部应以能源金融为特色的专业型金融中心建设为抓手加快我国能源金融体系的建立;第三,文章从西部能源金融中心形成的内因和外因以及能源、金融产业间的协同演进入手对金融中心形成机制展开分析;第四,引入特色指标为西部能源金融中心的空间选择构建动态可更新的评价指标体系,对西部各节点城市进行优势测度;最后,针对推进西部能源金融中心的形成给出对策建议。文章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有:（1）加强专业型金融中心建设是我国区域金融中心布局的可行路径,西部基于特殊的资源禀赋及产业特点,应大力推进能源金融中心建设;（2）西部独特的能源资源禀赋和能源产业集群已经为能源金融资源集聚提供了必备条件和基础环境,加之能源金融独有的时空特质,有必要拉近金融机构与能源产业集群的地理距离,在西部建立能源金融中心是可行的办法;（3）对西部各中心城市竞争力进行优势测度和评价基础上,提出西安建设西部能源金融中心的优势;（4）应充分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合力为西部能源金融中心的形成做必要推动。本文强调了西部能源金融中心的作用应和金融功能的实质内涵相一致,将西部区位优势、资源禀赋和国家西向战略有机结合,从金融地理学的空间角度系统分析能源金融中心的形成机制及空间选择是本文的特色。文章的创新性工作主要有:（1）研究视角的创新。首次以西部能源金融一体化发展为研究视角,以金融应服务于区域实体经济发展为立题之根本,对西部以建设能源金融中心为抓手,带动西部能源产业的转型升级,促进“一带一路”能源发展合作战略的实施展开研究;（2）研究理论架构的创新。鉴于金融中心的学科交叉性,把传统金融发展理论、产业发展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中的金融地理理论加以融合,较为全面的阐释西部能源金融中心的形成机制;（3）评价指标体系与样本的创新。本文构建的能源金融中心评价指标体系打破了传统金融中心评价指标体系宽泛的评价口径,首次以专业型金融中心定位为出发点,引入能源资源禀赋与产业规模、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源等特色指标,力求突出能源金融中心的功能指向,对西部十一个中心城市进行优势测度。
张方[6]（2017）在《中国区域收入空间依赖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济地理意义上的边缘性对区域收入增长的制约长期被政府和学者广泛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自东部向中西部形成了新经济地理学意义上的“核心-边缘”空间经济结构,且区域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对自身劣势经济地理因素的依赖形成了边缘地区收入增长的长期制约,且这种依赖作用在一定时期内不断加强,被学者们称为“距离的诅咒”效应。近二十年来,中国政府为缩小区域收入差距而实施了多项区域经济战略,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生产性公共支出不断地向边缘地区倾斜,这种倾斜性经济政策减轻了边缘地区收入对其劣势经济地理因素的依赖,从而减弱了“距离的诅咒”效应,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所有地区收入的空间依赖。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和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对中国区域收入空间依赖的变化进行了研究。本文首先介绍了区域收入空间依赖的理论发展,分别总结了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和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在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上的优点与局限性,提出了一种结合两种理论对中国区域收入空间依赖的研究路径,进而从中国区域收入空间依赖的存在性、变化趋势和变化原因三个方面开展了以下研究工作:（1）在检验出新经济地理学工资方程的误差项存在空间自相关的前提下,把新经济地理学工资方程和空间误差模型联立为空间联合模型,在同时考虑区域收入以及误差项空间自相关的情况下,对中国区域收入空间依赖进行再检验。检验结果验证了中国区域收入空间依赖的存在,避免了以往研究在工资方程估计过程中由于未考虑误差项空间自相关而造成的有偏且非有效的区域收入空间依赖估计结果。（2）使用中国1996-2015年的省级层面数据,对新经济地理学工资方程进行逐年回归,得到在此期间中国区域收入空间依赖的变化趋势。通过分析该变化趋势发现,中国的区域收入空间依赖由2006之前的增强趋势转变为2006年之后的减弱趋势,该转折点和中国区域经济战略的实施背景在时间上具有一致性。进一步对子样本的区域收入空间依赖变化趋势分析显示,中西部边缘地区收入空间依赖随着区域经济战略的实施出现更为明显的减弱趋势,表明中西部边缘地区在2006年之后开始脱离“距离的诅咒”。（3）从政府对中国中西部边缘地区倾斜的生产性公共支出政策出发,在新经济地理学一般均衡框架的基础上引入生产性公共支出和政府行为,建立了一个改进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用该模型模拟了现实经济中区域生产性公共支出政策倾斜对区域收入空间依赖的影响,并使用经验数据对模拟结果进行了验证。由数值模拟和经验分析结果可知,区域生产性公共支出分别通过边际效应和外部性对本地收入和其他地区收入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进而在一定的区域内部市场潜力和外部市场潜力比例的前提下改变区域收入空间依赖。
仝文涛[7]（2017）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相长机制及对西部地区产业集聚的启示》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三十多年年均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成就辉煌,令世界瞩目,然而,与此同时,国内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如东西部产业级差不断拉大,政府为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在2000年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产业转移等发展战略,大大改善了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然而并没能够使西部地区建立起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两个较为重要的原因,其一西部地区深居内陆,自然条件较为恶劣,交通不便,多山少雨,地广人稀,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本地市场效应难以发挥;其二是西部地区产业基础差,仅依赖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矿采业和资源初级加工业有一定集聚度,产业链延伸度不够,产业附加值比较低,由于缺乏相应的配套基础设施,从而无法使东部转移过来的产业根植下来。本文尝试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相长机制入手,在理论上以D--S模型和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推导二者的相长机制,从理论上推导二者相互促进的机理,并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二者确实存在相长关系。通过集聚度和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得出以下几个主要结论:一是验证了东西部产业发展的中心外围模型;二是自02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度达到峰值后,逐年下降,而西部则是逐年上升,减缓了向东部地区的劳动力输出;三是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集聚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四是熟练劳动力和政府在制造业集聚中具有重要作用;最后西部地区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存在结构性问题,一方面,西部地区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不能对制造业形成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西部地区制造业发展对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效需求不足,难以带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成长。论文的最后部分结合以上问题给出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启示。
杨庆育[8]（2016）在《我国西部开发政策轨迹及其效应》文中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与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相对应,我国西部开发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9491999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西部地区发展的政策,但总体上缺乏连续性,政策设计缺乏针对性且以"输血"方式为主;20002009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有所改观;2010年以来,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实施,政策突出"六个坚持",更加注重长期发展保障能力的形成,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增强西部自我发展能力,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加注重体制机制创新。新时期,应进一步增强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战略性、系统性、综合性,建立可量化、分层级的指标体系,探索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的新政策体系。
胡小舰[9]（2015）在《新中国成立后西部建设历史进程及其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中国经济文化极其落后,工业布局极不合理,尤其是东西部地区发展严重失衡,极大影响着我国的经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立足中国的基本国情,根据西部地区的主要特点,不断丰富和发展关于西部建设的战略思想,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深入研究西部建设的历史进程和经验启示,对振兴西部地区经济,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步伐,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依据党的相关文献资料和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对新中国成立后关于西部建设的重要思想和丰富实践加以系统概括,较为深入地分析了我国三次西部建设的主要特点与重大成就,总结了我国西部建设的经验与启示,力求对我国现阶段“一带一路”建设、共筑中国梦有所裨益。本文首先论述了以“一五”计划为中心的西部建设。这一时期以战争与革命为时代背景,我国在接受苏联援助的同时,坚持自力更生的基本原则,优先发展重工业,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旨在建立完整工业体系的经济建设活动。其次,本文论述了以“三线建设”为主要内容的西部战略后方建设,并与第一次西部建设进行对比分析。这次建设以备战的需要为出发点,以国家安全为主要目标,以均衡发展为战略指导,以资源导向型为发展模式,加强了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建全了西部地区的工业体系,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获得了显着的国防效益与经济效益。再次,本文论述了以“西部大开发”为核心的西部可持续建设,并与前两次西部建设进行对比分析。这次建设深入贯彻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为目标,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为立足点,以生态文明建设为重要原则的可持续建设,促进了西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也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最后本文总结了三次西部建设的经验,得出启示。我国的西部建设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贯彻落实党中央的科学决策,坚持自力更生的基本原则,遵循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强调人才资源的开发与培养,注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开发。
孙根紧[10]（2013）在《中国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及其构建研究》文中指出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提升我国国民经济整体效率,推动国民经济平稳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公平的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为缩小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的协调发展做出了不懈努力。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在国家纵向投资和高速度工业化的外部驱动下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较快发展,但时至今日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依然存在,而且发展差距的缩小速度越来越慢。基于此,我们不禁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导致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之间产生发展差距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西部地区依靠大规模投资实现的快速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一旦外部推动力量消失,西部地区是继续实现快速发展,还是原地踏步、停滞不前,抑或重返贫穷与落后?这些疑问的答案就在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构建之上。构建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是实现西部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进而缩小与中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根本要求。2010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强调指出,今后10年是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新形势下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必须以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为主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出,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要“大力发展科技教育,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由此以来,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纵深推进的过程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重点已从生态恢复重建和基础设施建设,转向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与提升之上。因此,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探讨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及其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围绕“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与提升”这一主题,利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以及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展开研究。我们在对关于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细致梳理和简要述评之后,对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重新界定,构建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机理的理论模型,探讨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生成机制。通过设计一套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在对国外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培育的经验与教训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对我国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提升进行了战略分析。通过研究我们发现,目前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水平低下,而且呈现出区域差异性特征；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现状是多种影响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因此通过区域开发逐步构建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是推动西部地区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要求。在新形势下构建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应从战略高度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对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进行培育和提升。本文一共分为8章。第1章是导论,阐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分析了行文思路和研究方法,并对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难点,不足之处以及预期可能实现的创新之处进行了简单介绍。第2章是基于研究内容的文献述评,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对在研究过程中将要用到的基础理论进行了简单介绍。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对现有的关于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研究的国内外文献进行了细致梳理和简要评述。通过文献综述,我们发现已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一是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和内涵尚未界定清楚,为后续研究造成了障碍；二是没有从根本上把握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本质,认为只有欠发达地区才存在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问题,没有认识到自我发展能力的空间一般性,中等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也需要面对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和维持问题；三是关于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评价研究仍然不足；四是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构建的相关研究不到位。因此,本文将尝试对下述几个问题做出回答。比如究竟什么是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它的本质是什么?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具有哪些一般特性?一个地区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状态,才算是具备了自我发展的能力?对西部地区而言,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现状如何?其影响因素和深层次原因有哪些?如何去培育和提升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诸如上述问题,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研究价值,也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第3章是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主要内容包括对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基本内涵、构成要素、特征和形成机理的阐述。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某一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综合能力,具备这种能力能够使得这一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依靠自身力量去创造资源,集聚、利用区域内外的各种资源,实现区域内部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方面的持续健康发展。它是区域内部企业、家庭、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主体,在生产和生活活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综合能力,其本质是一种依靠自身力量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能力。一个地区实现自我发展并不代表它是在封闭环境中实现发展,而是强调这一地区依靠自身力量对区域内外资源有效率地利用,推动区域实现内源型发展。另外,区域自我发展能力不同于区域竞争力、区域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但与它们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不同的角度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由不同的要素构成。从发展主体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表现为宏观行为主体——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也表现为区域微观行为主体——家庭、企业、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所具备的自我发展能力。从发展要素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表现为区域行为主体在对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利用能力。从发展内容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又由创新开发能力、要素集聚能力、资源利用能力和协调发展能力构成。从实现状况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又可以分为现实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和潜在区域自我发展能力两种类型。总之,从本质上讲,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一个地区依靠自身力量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不断增加区域财富、提升社会福利水平的能力。一般来讲,区域自我发展能力作为一种区域层面的行为能力,它表现出综合性、系统性、动态性、阶段性和可塑性特征。虽然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承载主体包括区域内部企业、家庭、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但是在一个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过程中,不仅需要区域内部这四种行为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自己去追求能力的提高,而且可能存在、也需要中央政府和其他地区的推动作用。来自中央政府的倾斜性政策扶植和其他地区的人道主义援助或者竞合关系下的经济社会交往活动,都会在受援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第4章是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生成机制,介绍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影响因素、形成动力和生成路径。一个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区位条件、物质资本、劳动力资源、科学技术、社会制度和偶然性历史事件等。区域内部民众对高质量生活的个体追求和国家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宏观需求构成了某一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动力源泉,因而这一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受市场竞争和政策调控两个源动力的双重驱动。区域内部企业的逐利性、地方政府的责任感和次级地域单元在竞合关系中对区域利益的追求构成了推动一个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内部动力；而其外部动力则有中央政府的扶持政策、其他区域的援助和区域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等外部力量构成。对一个特定的地区来说,其自我发展能力的生成路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开发与提升劳动力素质、培养企业家精神、促进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转变地方政府职能、改善中央政府对地区发展的制度安排、加强区域合作,扩大对外开放等。在第5章中,我们设计了一套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进行评价研究。通过评价分析,我们得出两点结论：一是我国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总体水平低于中东部地区；二是西部各个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水平也存在差异。其原因在于,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我国西部地区整体上自然环境恶劣,区位条件不佳,历史文化传统相对保守,加之长期以来国家对西部地区发展的制度安排不完善,导致西部地区资本积累缓慢,高素质劳动力缺乏,区域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低下。与此同时,在广袤的西部地区内部,各个地区之间的发展条件和发展基础不同,从而使得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水平呈现出区域差异性特征。第6章是对国外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培育的经验与启示的归纳总结。通过对美国、前苏联、日本和巴西等国对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培育过程进行回顾,我们总结出以下几点经验启示：不断完善法律体系、成立专门的区域开发机构、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注重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积极实施倾斜性财政金融政策、大力发展教育科技事业、调动地方政府和民间力量积极性,以及推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在我国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构建过程中,既要积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加快构建进程,也要认真吸取它们的失败教训,在积极探索新的自我发展能力培育途径的同时,尽量避免那些在西部地区的特殊环境下容易产生的错误。第7章是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构建的战略分析。新时期西部地区通过实施自我发展战略构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总体思路是：既要调动本土潜能,又要吸引和嵌入外源性资源；既要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又要培育区域竞争优势；既要遵循效率优先,又要兼顾公平；既要加强资源开发,又要注重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在西部地区发展战略总体思路的指导下,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可以通过逐步完善国家对西部地区发展的制度安排,加快转变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支持与援助方式,不断优化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积极承接产业转移,积极培育和完善西部地区的创新体系,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等途径进行构建。第8章是本文的最后一章。在这一章中,我们对全文的主要研究结论进行概括,并对进一步研究做出展望。本文可能存在的创新有以下几点：第一,科学界定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内涵。本文认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指在发展过程中,区域主体基于自身现实条件,依靠系统内部发展机制,利用区域内外各种资源,发挥区域优势、扬长避短,挖掘区域发展潜力,激发区域发展活力,以实现区域内经济、社会、生态等持续健康发展的一种能力。它是一种综合性概念,强调在开放环境下,依靠区域系统自身力量对区域内外的各种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以实现区域的内源性发展,其本质是区域系统利用自身力量对区域内外各种资源实现优化配置的能力。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具有空间一般性,欠发达地区、中等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都面临着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培育、提升或维持问题。第二,在区域自我发展能力阶段性特征分析中,我们将一个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水平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初始发展阶段、较低自我发展能力水平阶段、较高自我发展能力水平阶段和完备自我发展能力水平阶段。阐述了一个地区在每个自我发展水平阶段的表现,间接回答了“一个地区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状态,才算是具有了自我发展的能力?”这一问题。第三,构建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机理的理论模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承载主体包括区域内部企业、家庭、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而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推动主体除上述四类行为主体外,还包括区域外部的中央政府和其他地区。区域内部企业、家庭、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过程中发挥根本性基础作用,而来自中央政府和其他地区的推动力量要通过区域内部行为主体发挥作用,但其强弱则能够加快或延缓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进程。第四,为“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低下”这一论断提供了有力证据。通过构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东、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对比分析,研究结论直接支持了“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低下”这一直观判断,也为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长期存在找到了深层次原因,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二、世界“新经济”对西部大开发的启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世界“新经济”对西部大开发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 |
| 第一节 区域的范畴界定 |
| 一、区域的语义分析 |
| 二、不同学科中区域的内涵剖析 |
| 三、本文语境下区域的涵义与边界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的内涵与限定 |
| 一、援助的内涵 |
| 二、区域援助的界定与体系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的概念与体系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要素 |
| 一、援助对象 |
| 二、援助方式 |
| 三、援助绩效评估 |
| 第二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 |
| 第一节 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 |
| 一、国家职能的演进 |
| 二、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逻辑根源 |
| 第二节 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 |
| 一、发展权的变革 |
| 二、区域作为发展权的权利主体 |
| 三、区域发展权的内容与实现 |
| 第三节 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 |
| 一、实质正义的内容 |
| 二、实质正义在区域层面的实现 |
| 第三章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 |
| 一、萌芽阶段:国家区域援助的模糊概念及实践 |
| 二、正式形成:以“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为标志 |
| 三、推动立法:以《西部开发促进法》为例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立法现状与政策梳理 |
| 一、成文法层面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层面 |
| 第三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强制性缺失 |
| 第四章 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 |
| 第一节 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及相关制度概况 |
| 一、美国 |
| 二、日本 |
| 三、欧盟 |
| 四、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特点及经验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基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目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原则 |
| 第三节 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的识别 |
| 二、明确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 |
| 三、以法律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明确规定 |
| 第五章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设计 |
| 第二节 区域财政援助制度 |
| 一、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建议 |
| 第三节 区域税收优惠制度 |
| 一、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域外规定 |
| 二、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建议 |
| 第四节 区域金融支持制度 |
| 一、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完善 |
| 第六章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与应用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法制思维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理论依据 |
| 三、核心:国家区域援助财政支出绩效评估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全生命周期”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结构性构成”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无效责任法律制度 |
| 二、国家区域援助退出法律制度 |
| 第七章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 |
| 一、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概况介绍 |
| 二、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内容与特点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构建 |
| 二、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创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2）中国山地城镇化的发展路径研究 ——以西南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2.1 问题的提出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基本概念 |
| 1.3.2 研究范围 |
| 1.3.3 研究对象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技术路线 |
| 2 地理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及研究综述 |
| 2.1 相关理论 |
| 2.1.1 区位理论与集聚经济 |
| 2.1.2 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 |
| 2.1.3 新经济地理空间集聚理论 |
| 2.1.4 比较优势理论 |
| 2.2 相关研究 |
| 2.2.1 地理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 |
| 2.2.2 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 |
| 2.2.3 促进山区发展的对策研究 |
| 2.2.4 研究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
| 3 自然地形、交通运输与山地城镇化作用机制 |
| 3.1 经济基础与山地城镇化的关系 |
| 3.1.1 区域经济发展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 |
| 3.1.2 区域发展战略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 |
| 3.2 自然地形与山地城镇化的关系 |
| 3.2.1 山地地理环境的主要特征 |
| 3.2.2 自然地形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 |
| 3.3 交通运输与城镇化相互作用机制 |
| 3.3.1 交通运输对城镇化的影响 |
| 3.3.2 城镇化对交通运输的影响 |
| 3.4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作用机制 |
| 3.4.1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关系 |
| 3.4.2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关系演变 |
| 3.5 本章小结 |
| 4 西南地区经济基础与山地城镇化发育特征分析 |
| 4.1 经济基础综合测度 |
| 4.1.1 经济发展历程 |
| 4.1.2 工业化发展阶段 |
| 4.1.3 竞争能力测度 |
| 4.1.4 影响因素分析 |
| 4.2 城镇化水平综合测度 |
| 4.2.1 人口城镇化 |
| 4.2.2 经济城镇化 |
| 4.2.3 整体城镇化 |
| 4.2.4 城镇空间拓展 |
| 4.3 城镇等级结构变化分析 |
| 4.3.1 人口规模等级结构 |
| 4.3.2 城市经济等级结构 |
| 4.3.3 城市空间等级结构 |
| 4.3.4 城市消费等级结构 |
| 4.3.5 城市职能和类型多样化 |
| 4.4 本章小结 |
| 5 西南地区山地城镇化的资源环境基础及压力评价 |
| 5.1 资源环境要素构成及特征 |
| 5.1.1 资源环境要素构成 |
| 5.1.2 资源环境本底特征 |
| 5.2 资源环境要素供需状态评价 |
| 5.2.1 土地资源 |
| 5.2.2 淡水资源 |
| 5.2.3 矿产与能源 |
| 5.2.4 森林与草地资源 |
| 5.2.5 资源开发压力评价 |
| 5.3 资源环境开发对城镇化影响评价 |
| 5.3.1 “地—地”关系评价 |
| 5.3.2 “人—地”关系评价 |
| 5.3.3 资源开发的负面效应 |
| 5.4 本章小结 |
| 6 交通运输对西南地区山地城镇化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1 交通运输主要特征 |
| 6.1.1 运输网络发展 |
| 6.1.2 专业化程度 |
| 6.1.3 运输距离 |
| 6.1.4 运输成本 |
| 6.1.5 运输能耗 |
| 6.2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关系的测度 |
| 6.2.1 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
| 6.2.2 平稳性及协整检验 |
| 6.2.3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6.2.4 VAR模型的估计及脉冲分析 |
| 6.3 交通运输对山地城镇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1 实证模型选择 |
| 6.3.2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
| 6.3.3 实证过程及实证结果 |
| 6.3.4 基于实证结果的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我国山地城镇化的路径选择与对策建议 |
| 7.1 山地城镇化发展的现实困境 |
| 7.1.1 对区域发展差异与不平衡问题的再认识 |
| 7.1.2 对效率与公平抉择问题的再认识 |
| 7.2 国内外典型案例研究 |
| 7.2.1 瑞士山地城镇化发展模式 |
| 7.2.2 贵州山地城镇化发展模式 |
| 7.3 山地城镇化发展思路与措施 |
| 7.3.1 总体发展思路 |
| 7.3.2 发展路径选择 |
| 7.3.3 主要措施及建议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 |
| 8.1 主要结论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要素空间配置与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基本概念界定 |
| 二、对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决定因素研究的回顾 |
| 三、中国区域经济平衡发展问题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可能的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国外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马克思的资本理论 |
| 第二节 要素空间配置的主要理论观点 |
| 一、劳动空间流动的“核心—边缘”理论 |
| 二、资本空间流动的“战斧”理论 |
| 三、企业家空间迁移的拟“核心—边缘”理论 |
| 第三节 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相关理论 |
| 一、佩鲁的增长极理论 |
| 二、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 |
| 三、区域经济发展的倒“U”型理论 |
| 四、比较优势理论与要素禀赋理论 |
| 五、简要的评述 |
| 第四节 国外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
| 一、美国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经验 |
| 二、欧盟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经验 |
| 三、日本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经验 |
| 四、国外经验的启示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要素空间配置影响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机理 |
| 第一节 要素空间集聚效应与空间扩散效应 |
| 一、要素空间集聚效应 |
| 二、要素空间扩散效应 |
| 第二节 资本空间配置影响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机理 |
| 第三节 劳动力空间配置影响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机理 |
| 第四节 要素空间配置效率影响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机理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要素空间配置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 |
| 第一节 1949-1978年以生产力布局为重点的平衡发展时期 |
| 一、“一五”时期 |
| 二、“大跃进”时期 |
| 三、“三线建设”时期 |
| 第二节 1978-2000年以效率优先为指向的非均衡发展时期 |
| 一、建立经济特区 |
| 二、确定沿海开放城市 |
| 三、设立沿海经济开放区 |
| 四、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战略评价 |
| 第三节 2000年至今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时期 |
| 一、“西部大开发”战略 |
| 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战略 |
| 三、“中部崛起”战略 |
| 四、“4+3”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战略 |
| 五、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效应评价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要素空间配置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要素空间配置规模对我国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影响 |
| 一、资本空间流动数量的测度 |
| 二、劳动力空间流动数量的测度 |
| 三、要素配置数量对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空间效应分析 |
| 第二节 要素空间配置效率对我国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影响 |
| 一、我国区域要素空间配置效率的测度 |
| 二、要素空间配置效率对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影响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优化要素空间配置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 |
| 第一节 影响我国要素空间配置的主要因素 |
| 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
| 二、地方政府干预程度 |
| 三、市场的不完全竞争 |
| 四、对外开放水平 |
| 五、技术进步 |
| 六、金融发展水平 |
| 第二节 我国要素空间配置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一、资本和劳动配置效率的测算与分析 |
| 二、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 三、模型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三节 优化要素空间配置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对策建议 |
| 一、深化要素市场改革,消除要素流动障碍 |
| 二、加快供给侧改革,优化产业结构 |
| 三、转变政府经济职能,营造公平有序竞争环境 |
| 四、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推动利用外资和对外贸易 |
| 五、完善政府转移支付制度,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 |
| 六、健全法律制度,保护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合法权益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不足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三线军工企业发展及其当代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理论意义 |
| 1.2.3 实践意义 |
| 1.3 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内容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框架 |
| 1.4.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下的三线军工企业建设发展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的基本框架 |
| 1.5 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三线军工企业及其历史沿革 |
| 2.1 企业、军工企业和三线军工企业 |
| 2.1.1 企业的特点与分类 |
| 2.1.2 军工企业及其存在样态 |
| 2.1.3 三线军工企业及其存在样态 |
| 2.2 三线军工企业的特殊性 |
| 2.2.1 独特的地域布局 |
| 2.2.2 以奉献为核心的三线文化 |
| 2.2.3 涉及国防安全的关键行业 |
| 2.2.4 以国家优势资源构成主体 |
| 2.3 三线军工企业的历史沿革 |
| 2.3.1 以“备战备荒”为目标的创建与发展阶段 |
| 2.3.2 以“军转民”为调整改造核心的再创业阶段 |
| 2.3.3 以“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为标志的大发展阶段 |
| 2.3.4 以逐步完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为依托的发展新阶段 |
| 2.3.5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三线军工企业生产力 |
| 第三章 三线军工企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
| 3.1 三线军工企业建设的特殊历史背景 |
| 3.1.1 国际局势 |
| 3.1.2 国内政治局势(备战为主) |
| 3.1.3 国内经济发展的导向 |
| 3.1.4 工业布局调整 |
| 3.2 三线军工企业建设战略决策的形成与实施 |
| 3.2.1 三线军工企业建设战略决策的形成 |
| 3.2.2 三线军工企业建设战略决策的部署 |
| 3.2.3 三线军工企业建设战略决策的实施 |
| 3.3 三线军工企业建设战略决策的特点 |
| 3.3.1 以国家安全目标为基础 |
| 3.3.2 以均衡发展战略为目标 |
| 3.3.3 以领导集体对形势的洞察为判断 |
| 3.3.4 以强有力的体制为支撑 |
| 第四章 三线军工企业的历史贡献及其当代反思 |
| 4.1 三线军工企业的历史贡献 |
| 4.1.1 三线军工企业历史贡献的界定准则 |
| 4.1.2 三线军工企业历史贡献 |
| 4.2 三线军工企业建设的经验教训 |
| 4.2.1 三线军工建设的经验 |
| 4.2.2 三线军工建设的教训 |
| 4.3 三线军工企业发展的启示 |
| 4.3.1 三线军工企业发展应遵循时代规律 |
| 4.3.2 三线军工企业发展应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
| 4.3.3 三线军工企业发展应遵循客观的经济规律 |
| 第五章 三线军工企业社会责任及其当代反思 |
| 5.1 三线军工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与基本原则 |
| 5.1.1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及发展 |
| 5.1.2 三线军工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内涵与范围 |
| 5.1.3 三线军工企业社会责任构建的基本原则 |
| 5.2 三线军工企业的社会责任 |
| 5.2.1 三线军工企业的政治及国防责任 |
| 5.2.2 三线军工企业的社会发展责任 |
| 5.2.3 三线军工企业的工业布局及科技经济发展责任 |
| 5.3 三线军工企业社会责任带来的启示 |
| 5.3.1 新时期三线军工企业社会责任新内涵 |
| 5.3.2 新时期三线军工企业社会责任履行 |
| 第六章 市场经济条件下三线军工企业发展的SWOT分析 |
| 6.1 市场经济的定义及基本特征 |
| 6.1.1 市场经济的含义 |
| 6.1.2 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五个典型特征 |
| 6.1.3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 6.2 三线军工企业发展市场经济的优势 |
| 6.2.1 环境和资源的优势 |
| 6.2.2 技术和人才优势 |
| 6.2.3 精神和文化优势 |
| 6.3 三线军工企业发展的劣势 |
| 6.3.1 地域方面的劣势 |
| 6.3.2 政策机制方面的劣势 |
| 6.3.3 管理方面的劣势 |
| 6.3.4 历史方面的劣势 |
| 6.4 新时代市场经济环境下三线军工企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 6.4.1 国家经济总体布局调整的机遇和挑战 |
| 6.4.2 国家发展经济新举措实施的机遇和挑战 |
| 6.4.3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机遇和挑战 |
| 第七章 三线军工企业应对市场经济挑战的战略思考 |
| 7.1 三线军工企业应对市场经济挑战的对策 |
| 7.1.1 多种所有制混合发展条件下三线军工企业的对策 |
| 7.1.2 社会主流价值观变迁条件下三线军工企业的对策 |
| 7.1.3 改革开放利益共享背景下三线军工企业的对策 |
| 7.1.4 区域差异背景下三线军工企业的对策 |
| 7.2 三线军工企业应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思考 |
| 7.2.1 走产融结合的发展道路 |
| 7.2.2 探索军民融合的新思路 |
| 7.2.3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
| 7.3 三线军工企业面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思考 |
| 7.3.1 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体制 |
| 7.3.2 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经营机制 |
| 7.3.3 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制度 |
| 7.3.4 积极探索适应三线军工企业发展的分类改革 |
| 第八章 三线军工企业改革发展实践案例研究—以黎阳公司为例 |
| 8.1 历史沿革 |
| 8.1.1 独立分散的合作机制 |
| 8.1.2 统一的行政指挥机制 |
| 8.1.3 松散的公司制管理机制 |
| 8.1.4 统一的现代化企业机制 |
| 8.2 公司基本状况 |
| 8.2.1 总体人员状况 |
| 8.2.2 产品基本情况 |
| 8.3 公司社会责任发展实践与探索 |
| 8.3.1 利益相关方责任 |
| 8.3.2 地区发展责任 |
| 8.4 未来改革发展探讨 |
| 8.4.1 把握两机重大专项机遇,牢固中小推力的地位 |
| 8.4.2 把握军民融合机遇,提升核心竞争力 |
| 8.4.3 把握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机遇,加快梳理非航空产业 |
| 第九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5）我国西部能源金融中心形成机制与空间选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方法及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框架结构 |
| 1.3.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的框架结构 |
| 1.4 创新之处 |
| 第2章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1 金融发展相关理论研究 |
| 2.1.1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
| 2.1.2 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 |
| 2.1.3 新经济地理、金融地理及区位理论 |
| 2.1.4 金融与产业发展 |
| 2.2 金融集聚与金融中心相关理论研究 |
| 2.2.1 金融集聚理论的相关研究 |
| 2.2.2 金融中心理论的相关研究 |
| 2.3 能源金融相关研究 |
| 2.3.1 能源金融的内涵 |
| 2.3.2 能源金融的研究体系 |
| 2.3.3 能源与金融间的作用机制 |
| 2.4 国内外研究评析 |
| 第3章 金融中心的演进及发展趋势 |
| 3.1 金融中心演进历程及发展趋势 |
| 3.1.1 世界金融中心的演进历程 |
| 3.1.2 世界金融中心发展的趋势 |
| 3.2 我国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实践 |
| 3.2.1 我国金融中心的发展现状 |
| 3.2.2 我国区域金融中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
| 3.3 专业型金融中心的兴起及影响 |
| 3.3.1 欧美专业型金融中心的发展及布局 |
| 3.3.2 专业型金融中心的成因分析 |
| 3.3.3 专业型金融中心的积极作用 |
| 3.4 国外经验对我国专业型能源金融中心形成的启示 |
| 3.4.1 我国区域金融中心应有的布局与定位 |
| 3.4.2 西部能源金融中心的专业型定位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西部能源金融中心形成的基础条件分析 |
| 4.1 西部能源产业发展在国家能源战略中的地位作用 |
| 4.1.1 西部能源资源的分布情况 |
| 4.1.2 西部能源产业发展的历史进程 |
| 4.1.3 西部能源产业在我国能源战略部署中的重要地位 |
| 4.2 西部能源金融一体化发展的现状分析 |
| 4.3 西部金融与能源产业融合发展的实证检验 |
| 4.3.1 变量的选取 |
| 4.3.2 平稳性检验与协整检验 |
| 4.3.3 回归方程的建立与检验结果分析 |
| 4.4 促进能源金融发展的突破口:西部能源金融中心建设 |
| 4.4.1 能源金融对我国及西部能源产业的推进作用 |
| 4.4.2 能源金融中心:西部能源金融特色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
| 4.4.3 西部能源金融中心的功能实现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西部能源金融中心的形成机制 |
| 5.1 能源产业聚集:西部能源金融中心形成的外在因素 |
| 5.1.1 能源产业禀赋:能源金融中心形成的区位影响 |
| 5.1.2 区位因素作用下金融中心形成的国际例证 |
| 5.2 能源信息腹地:西部能源金融中心形成的内在因素 |
| 5.2.1 能源信息腹地与能源金融中心 |
| 5.2.2 信息获取机制下金融中心形成的向心力与离心力作用分析 |
| 5.2.3 信息流对西部能源金融中心形成的作用机制 |
| 5.3 西部能源金融中心和能源产业集群的协同演进 |
| 5.3.1 金融集聚的演进过程 |
| 5.3.2 能源产业集聚的外部规模效应加速金融集聚 |
| 5.3.3 能源金融中心的外部规模效应进一步加速能源产业集聚 |
| 5.4 西部能源金融中心的组织支持 |
| 5.4.1 西部能源金融中心的核心架构 |
| 5.4.2 西部能源金融中心的机构组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西部能源金融中心的空间选择 |
| 6.1 西部能源金融中心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6.1.1 评价指标的选取 |
| 6.1.2 西部能源金融中心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 |
| 6.2 西部能源金融中心空间选择的优势测度 |
| 6.2.1 样本选择及测度方法 |
| 6.2.2 各中心城市的优势测度 |
| 6.2.3 测度结果分析 |
| 6.3 西安与其他主要城市的空间优势比较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推进西部能源金融中心形成的对策建议 |
| 7.1 推进金融中心形成的基本路径及比较 |
| 7.1.1 需求引导与政府推动 |
| 7.1.2 两种路径的融合 |
| 7.1.3 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经验借鉴 |
| 7.2 “政府推动、顺势而为”:西部能源金融中心的推进路径 |
| 7.3 西部能源金融中心推进过程中的政府作为 |
| 7.3.1 政府作为的重要性 |
| 7.3.2 各级政府应有的作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主要结论与研究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6）中国区域收入空间依赖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中国的区域经济差距与空间经济结构的形成 |
| 1.1.2 中国区域经济战略的陆续实施 |
| 1.1.3 区域收入空间依赖相关理论的形成 |
| 1.2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目标 |
| 1.2.1 问题的提出 |
| 1.2.2 研究目标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点 |
| 1.5 章节安排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区域收入空间依赖研究的理论发展 |
| 2.1.1 古典区位论中的距离和运输成本 |
| 2.1.2 新古典区位论中的不完全竞争模型 |
| 2.1.3 新经济地理学对空间依赖的推导 |
| 2.1.4 空间计量经济学对空间依赖的侦测和获取 |
| 2.1.5 经济理论中的空间依赖研究比较与整合 |
| 2.2 区域收入空间依赖的变化趋势和机制研究综述 |
| 2.2.1 贸易理论中的不完全空间依赖 |
| 2.2.2 “距离之谜”与“距离的诅咒” |
| 2.2.3 区域收入空间依赖变化机制研究综述 |
| 2.3 已有研究的主要贡献、不足与启示 |
| 2.3.1 主要贡献 |
| 2.3.2 不足之处 |
| 2.3.3 对本研究的启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理论基础 |
| 3.1 新经济地理学 |
| 3.1.1 新经济地理学两部门的假设及延伸 |
| 3.1.2 消费者行为与市场潜力的设定 |
| 3.1.3 生产者行为与工资方程 |
| 3.1.4 均衡的确定 |
| 3.1.5 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扩展 |
| 3.2 空间计量经济学 |
| 3.2.1 空间经济数据和空间权重矩阵 |
| 3.2.2 空间自相关和空间依赖 |
| 3.2.3 空间计量模型 |
| 3.2.4 判别准则 |
| 3.3 本研究中区域收入和空间依赖的概念界定 |
| 3.3.1 两种理论框架的局限性 |
| 3.3.2 区域收入的变量形式及指标选取 |
| 3.3.3 区域收入的产业部门跨度规范 |
| 3.3.4 空间依赖的内涵与规范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区域收入空间依赖的再检验 |
| 4.1 理论背景 |
| 4.1.1 区域收入空间依赖的两种获取路径研究回顾 |
| 4.1.2 两种路径对比与整合的意义 |
| 4.1.3 需要解决的问题 |
| 4.2 实证模型的构建 |
| 4.2.1 Harris的市场潜力模型 |
| 4.2.2 Krugman工资方程 |
| 4.2.3 空间联合模型 |
| 4.2.4 实证模型的规范 |
| 4.3 不同解释变量的区别与规范:市场潜力和其他空间滞后变量 |
| 4.3.1 不同空间滞后权重对解释变量构建的影响 |
| 4.3.2 “对数值的空间滞后项”与“空间滞后项的对数值”问题 |
| 4.4 中国的空间经济模式及空间自相关检验 |
| 4.5 计量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
| 4.5.1 普通最小二乘估计结果 |
| 4.5.2 LM检验和RLM检验 |
| 4.5.3 极大似然估计结果 |
| 4.5.4 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区域收入空间依赖的变化趋势 |
| 5.1 理论背景 |
| 5.1.1 “距离的诅咒”的提出及其在中国现实经济中的发展 |
| 5.1.2 相关实证研究路径的回顾 |
| 5.1.3 需要解决的问题 |
| 5.2 模型设定 |
| 5.2.1 理论模型 |
| 5.2.2 实证模型 |
| 5.3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3.1 市场潜力变量的选择 |
| 5.3.2 内部市场潜力的处理 |
| 5.4 描述性统计与中国区域收入的“核心—边缘”空间模式 |
| 5.4.1 描述性统计 |
| 5.4.2 中国区域收入的“核心-边缘”空间模式 |
| 5.5 基准回归 |
| 5.5.1 混合最小二乘回归 |
| 5.5.2 工具变量回归 |
| 5.6 中国区域收入空间依赖变化趋势测度 |
| 5.6.1 中国区域收入历年Moran's I的计算 |
| 5.6.2 中国区域收入对市场潜力历年截面弹性的估计 |
| 5.6.3 稳健性检验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生产性公共支出与中国区域收入空间依赖变化 |
| 6.1 理论背景 |
| 6.1.1 中国的倾斜性区域经济政策与区域收入空间依赖 |
| 6.1.2 引入生产性公共支出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
| 6.1.3 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与政府行为 |
| 6.2 一个改进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 |
| 6.2.1 生产者行为 |
| 6.2.2 政府行为 |
| 6.2.3 消费者行为 |
| 6.2.4 均衡条件 |
| 6.2.5 求解过程 |
| 6.3 模型校准 |
| 6.3.1 区域间同质性参数校准 |
| 6.3.2 区域间异质性参数校准 |
| 6.4 数值模拟 |
| 6.4.1 生产性公共支出的边际效应 |
| 6.4.2 生产性公共支出的空间外部性 |
| 6.4.3 调节生产性公共支出区域分布的影响 |
| 6.5 经验分析 |
| 6.5.1 实证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选择 |
| 6.5.2 计量结果与讨论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 7.1 结论 |
| 7.2 启示 |
| 7.3 本研究的局限与后续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科研项目情况 |
| 作者简介 |
（7）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相长机制及对西部地区产业集聚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方法与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与文章框架 |
| 1.3.2 重点解决的问题 |
| 2 文献综述与批判 |
| 2.1 理论回顾 |
| 2.1.1 生产性服务业的概念界定与发展 |
| 2.1.2 产业集聚的理论回顾 |
| 2.1.3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的文献综述 |
| 2.1.4 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文献综述 |
| 2.2 理论批判 |
| 2.2.1 本地市场效应的理论回顾 |
| 2.2.2 本地市场效应对西部产业的发展适用性 |
| 3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相长机制：供给侧视角的理论分析 |
| 3.1 基于D--S模型的推导 |
| 3.2 新经济地理学视角 |
| 4 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相长的实证分析 |
| 4.1 产业集聚的测度 |
| 4.1.1 行业集中度 |
| 4.1.2 赫芬达尔系数 |
| 4.1.3 区位熵 |
| 4.1.4 空间基尼系数 |
| 4.1.5 空间集聚指数 |
| 4.2 西部地区产业集聚的现状分析 |
| 4.3 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相长的实证分析 |
| 4.3.1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相长机制的实证 |
| 4.3.2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回归分析 |
| 5 结论、启示与展望 |
| 5.1 主要结论 |
| 5.2 政策启示 |
| 5.2.1 发挥政府的第一推动力作用，培育生产性服务业，引导制造业集聚 |
| 5.2.2 依托西部高校和科研院所，大力引进和培养满足产业发展需要的异质性人才 |
| 5.2.3 强化产业关联，促进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良性互动融合发展 |
| 5.2.4 重点培育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推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
| 5.2.5 深化区域分工，形成西部地区功能划分合理、特色优势突出的产业布局 |
| 5.3 西部地区产业发展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我国西部开发政策轨迹及其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一、国内外区域发展经验与西部大开发 |
| (一)国内区域发展战略的理论与实践 |
| 1. 国家区域发展政策理论分析 |
| 2.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均衡与非均衡 |
| 3. 国内外环境变化使西部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 |
| (二)国际区域开发经验的借鉴 |
| 1. 美国“西进运动”的启示 |
| 2. 日本区域开发的经验借鉴 |
| 3. 韩国区域发展政策的借鉴 |
| 二、西部开发政策的特征及其效应 |
| (一)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前的西部开发政策演进及其效应 |
| 1.1949~1999年西部开发政策变迁 |
| 2.1949~1999年国家西部开发政策存在的问题 |
| (二)2000年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意义及其主要特征 |
| 1.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特殊意义 |
| 2.2000年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主要特征 |
| (三)2010年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及其主要特征 |
| (四)2010年与2000年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比较 |
| (五)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政策效应 |
| 1. 经济社会加快发展 |
| 2. 基础建设迈开大步 |
| 3. 生态环境大为改善 |
| 4. 对外开放水平提升 |
| 5. 人民生活质量提高 |
| 三、新时期西部大开发政策趋向 |
| (一)西部大开发政策面临的新时代背景 |
| (二)西部大开发政策肩负的新时代重任 |
| (三)西部大开发政策系统设计优化策略 |
| 1. 进一步增强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战略性、系统性、综合性 |
| 2. 建立相对于全国和东部缩小差距的量化指标 |
| 3. 建立分层级的宏观调控指标 |
| 4. 探索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的新政策体系 |
（9）新中国成立后西部建设历史进程及其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论文的创新之处 |
| 一、以“一五”计划为中心的西部建设 |
| （一）“一五”计划的确立 |
| 1.“一五”计划提出的历史背景 |
| 2.“一五”计划与“156项工程”的决策过程 |
| 3. 以“一五”计划为中心的西部建设的主要内容 |
| （二）以“一五”计划为中心的西部建设的主要特点 |
| 1. 优先发展重工业 |
| 2.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
| 3. 强调经济建设的规模和速度 |
| （三）以“一五”计划为中心的西部建设的重大成就 |
| 1. 加大西部地区投资比重 |
| 2. 促进西部地区重工业发展 |
| 3. 促进西部地区民族经济发展 |
| （四）以“一五”计划为中心的西部建设的历史教训 |
| 二、以“三线建设”为主要内容的西部战略后方建设 |
| （一） 三线建设的确立 |
| 1. 三线建设提出的历史背景 |
| 2. 三线建设的决策过程 |
| 3. 三线建设的主要内容 |
| （二）以“三线建设”为主要内容的西部战略后方建设的主要特点 |
| 1. 坚持以国家安全为目标 |
| 2. 坚持均衡发展战略 |
| 3. 坚持资源导向型战略 |
| （三）以“三线建设”为主要内容的西部战略后方建设的重大成就 |
| 1. 建全西部地区的工业体系 |
| 2. 改善西部地区交通运输状况 |
| 3. 带动西部地区资源的开发利用 |
| 4. 推动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 |
| 5. 为西部地区培养大批优秀人才 |
| （四）以“三线建设”为主要内容的西部战略后方建设的历史教训 |
| 三、以“西部大开发战略”为核心的西部可持续建设 |
| （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确立 |
| 1. 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的历史背景 |
| 2.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决策过程 |
| 3.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主要内容 |
| （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主要特点 |
| 1. 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 |
| 2.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 3. 立足于区域经济发展 |
| 4. 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 |
| （三）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大成就 |
| 1. 西部地区经济高速增长 |
| 2. 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突破 |
| 3. 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明显加强 |
| 4. 西部地区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
| （四）当前西部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
| 四、三次西部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
| （一）三次西部建设的经验 |
| 1. 坚持积极探索与科学决策 |
| 2. 遵循客观经济规律 |
| 3. 坚持自力更生的基本原则 |
| 4. 注重生产力要素的合理布局 |
| （二）三次西部建设的启示 |
| 1. 坚持解放思想与更新观念 |
| 2. 注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
| 3. 注重人才资源的开发与培养 |
| 4. 坚持可持续开发模式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中国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及其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目的和内容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难点、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研究难点 |
| 1.4.2 可能的创新点 |
| 1.4.3 不足之处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述评 |
| 2.1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理论基础 |
| 2.1.1 新经济增长理论 |
| 2.1.2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
| 2.1.3 区域发展理论 |
| 2.1.4 能力理论 |
| 2.2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研究的文献述评 |
| 2.2.1 国外研究 |
| 2.2.2 国内研究 |
| 2.2.3 简要评述 |
| 3.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理论分析框架 |
| 3.1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内涵 |
| 3.1.1 几个基本概念 |
| 3.1.2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界定 |
| 3.1.3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本质：资源的自我优化配置能力 |
| 3.1.4 与其他几个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 |
| 3.2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构成要素 |
| 3.2.1 发展主体 |
| 3.2.2 发展内容 |
| 3.2.3 实现状况 |
| 3.3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特征 |
| 3.3.1 综合性 |
| 3.3.2 系统性 |
| 3.3.3 动态性 |
| 3.3.4 阶段性 |
| 3.3.5 可塑性 |
| 3.4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机理 |
| 3.4.1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行为主体 |
| 3.4.2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 |
| 3.4.3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机理的理论模型 |
| 4.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生成机制 |
| 4.1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影响因素 |
| 4.1.1 自然条件 |
| 4.1.2 自然资源 |
| 4.1.3 区位条件 |
| 4.1.4 物质资本 |
| 4.1.5 劳动力资源 |
| 4.1.6 科学技术 |
| 4.1.7 社会制度 |
| 4.1.8 偶然性历史事件 |
| 4.2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动力 |
| 4.2.1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动力源 |
| 4.2.2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源动力 |
| 4.2.3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内部动力 |
| 4.2.4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外部动力 |
| 4.3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生成路径 |
| 4.3.1 开发与提升劳动力素质 |
| 4.3.2 培育企业家精神 |
| 4.3.3 促进技术进步 |
| 4.3.4 优化区域产业结构与空间布局 |
| 4.3.5 培育经济增长极 |
| 4.3.6 转变地方政府职能 |
| 4.3.7 扩大对外开放 |
| 4.3.8 寻求政策支持与区域援助 |
| 4.3.9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
| 5. 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评价分析 |
| 5.1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评价方法 |
| 5.1.1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 |
| 5.1.2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总体框架 |
| 5.1.3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的选择说明与解释 |
| 5.1.4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评价方法 |
| 5.2 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评价分析 |
| 5.2.1 西部地区基本概况 |
| 5.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2.3 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与中东部地区的比较分析 |
| 5.2.4 西部地区省域自我发展能力的评价分析 |
| 5.2.5 西部地区省域自我发展能力的聚类分析 |
| 5.3 四川省21地级市自我发展能力的评价分析 |
| 5.3.1 四川省基本概况 |
| 5.3.2 评价指标体系的调整 |
| 5.3.3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3.4 四川省21地级市自我发展能力的评价分析 |
| 5.3.5 四川省21地级市自我发展能力的聚类分析 |
| 5.4 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不强的原因分析 |
| 5.4.1 西部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 |
| 5.4.2 西部地区区位条件不佳,交通基础设施供给不足 |
| 5.4.3 西部地区资本积累缓慢 |
| 5.4.4. 西部地区劳动力资源不足 |
| 5.4.5 西部地区制度安排不完善 |
| 5.4.6 西部地区创新体系存在严重缺陷 |
| 5.6.7 西部地区文化传统保守 |
| 5.5 本章小结 |
| 6. 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培育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
| 6.1 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培育的国际比较 |
| 6.1.1 美国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培育 |
| 6.1.2 前苏联西伯利亚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培育 |
| 6.1.3 日本北海道的自我发展能力培育 |
| 6.1.4 巴西落后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培育 |
| 6.2 国外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培育的经验与启示 |
| 6.2.1 完善法律体系,提供制度保障 |
| 6.2.2 成立区域开发机构,提供组织保障 |
| 6.2.3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基础保障 |
| 6.2.4 注重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提供环境保障 |
| 6.2.5 实施倾斜性财政金融政策,提供资金保障 |
| 6.2.6 大力发展教育科技事业,提供智力支持 |
| 6.2.7 调动地方政府与民间力量积极性 |
| 6.2.8 积极调整区域产业结构 |
| 6.3 本章小结 |
| 7. 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构建的战略分析 |
| 7.1 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构建的总体思路 |
| 7.1.1 既要调动本土潜能,又要吸引和嵌入外源性资源 |
| 7.1.2 既要依托区域比较优势,又要培育区域竞争优势 |
| 7.1.3 既要遵循效率优先,又要兼顾公平 |
| 7.1.4 既要加强资源开发,又要注重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 |
| 7.2 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构建的主要措施 |
| 7.2.1 逐步完善国家对西部地区发展的制度安排 |
| 7.2.2 转变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支持与援助方式 |
| 7.2.3 提升劳动力素质 |
| 7.2.4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
| 7.2.5 积极培育和完善西部区域创新体系 |
| 7.2.6 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
| 7.2.7 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7.2.8 加强区域合作 |
| 7.2.9 扩大对外开放 |
| 8.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进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四、世界“新经济”对西部大开发的启示（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D]. 吕慧娜.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2]中国山地城镇化的发展路径研究 ——以西南地区为例[D]. 丁宇.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6)
- [3]要素空间配置与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研究[D]. 高军. 云南大学, 2019(09)
- [4]三线军工企业发展及其当代思考[D]. 宋红团.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8(01)
- [5]我国西部能源金融中心形成机制与空间选择研究[D]. 武文静.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5)
- [6]中国区域收入空间依赖变化研究[D]. 张方. 东北大学, 2017(01)
- [7]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相长机制及对西部地区产业集聚的启示[D]. 仝文涛. 兰州财经大学, 2017(02)
- [8]我国西部开发政策轨迹及其效应[J]. 杨庆育. 改革, 2016(05)
- [9]新中国成立后西部建设历史进程及其经验研究[D]. 胡小舰. 长安大学, 2015(01)
- [10]中国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及其构建研究[D]. 孙根紧. 西南财经大学, 20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