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顾炎武说到王国维(上)──兼论中国文化的特质（论文文献综述）
卢玮玮[1]（2021）在《顾炎武《诗经》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明末清初的《诗经》学经由朝代鼎革、学术思潮的嬗变,显示出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独有特点。这一时期,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顾炎武将抗清复明之志寄寓于治学,并在等身着作中留下煌煌《诗》学成果,包括《诗本音》《日知录》和其他着作中的引《诗》论《诗》。这些成果无论从微观研究,还是从《诗经》学史俯瞰,都可看出顾炎武异于前人的治《诗》特点、经世致用的《诗》学观以及对清代《诗经》学无可替代的巨大贡献。《诗本音》是顾炎武治《诗》首屈一指的重要成果,也是《音学五书》中最能体现其治《诗》核心的专书。与音韵学界通过分析《诗本音》研究古音学发展乃至总结其音韵学成就的研究理路不同,从《诗经》学视域考察,《诗本音》具有独特的治《诗》特征、《诗》学思想和旨归。首先,《诗本音》的治《诗》体例独树一帜。顾炎武吸收前人治《诗》音长处的同时,又独具自身特色,即:在遍注《诗》文、列本证旁证的同时,还全面考察《诗经》文本,对韵字今古音和异文,《诗经》押韵,考《诗》中阐发观点和所用标识等进行“分类考注”。相较于宋明时期《诗集传》和《毛诗古音考》分别重在阐发义理、突出韵字的体例,《诗本音》的体例不仅使大量今古音考注繁简得当,而且考注内容也更加多元和突出《诗经》要义。其次,在明末仍大体沿袭宋元《诗经》学的背景下,《诗本音》考《诗》一改僵化、空疏的治《诗》学风,主张还原《诗》的多重本质,包括《诗》本歌之、《诗》合文理和《诗》之经学,显示出顾炎武与前人治《诗》只重阐发义理、就韵改《诗》音的不同。再者,《诗本音》考《诗》极为注重实证,表现在宁留阙疑,也不妄下断言;不囿于门户,而是就实论理;尊古重古,但不泥古;不论繁简,只求辞达;对前人《诗》说,既不盲从,也不刻意求新求异,而是独立思考,实事求是。此外,通过考察《诗本音》在《音学五书》中的核心地位,也揭橥了顾炎武明道救世、保存华夏文脉的治《诗》旨归。与《诗本音》被音韵学界精耕细作的情况不同,《日知录》卷三的《论诗总》是少有学人问津的。经过研究发现,卷三42则治《诗》条目,每条均围绕《诗经》有据而考、有感而发,是构成顾炎武《诗经》学的重要内容,其不仅按照《诗》序依次考《诗》,而且遵循严谨的治《诗》理路并具有各自不同的治《诗》旨趣。从考证题目及内容考察,42则条目大体可归纳为四种类型:公案型、诗句型、诗汇型和提炼型,分别考证《诗经》学史上争讼不休的问题并提出独到见解,考证《诗》中文句并申发经世之论,考释《诗》中词汇兼有阐发义理、考证提炼的内容在于还原史实等等。分析这些治《诗》条目,发现其鲜明的治《诗》特征:札记体的体例,经史互证的方式,不拘一格的文风以及蕴藉“内圣外王”的儒家思想。从中,亦可管窥顾炎武经世致用的《诗》学观。顾炎武除在《诗本音》和《日知录》卷三进行专门考论《诗经》之外,其他撰着中还有431条引《诗》论《诗》。这些散见的引《诗》论《诗》,具有引《诗》多而论《诗》少,引《雅》多而《风》《颂》少,出自研经之书多而其他撰着少等特征,同时更引人注意的是其富有明确的指向性和实用意图。引《诗》包括为“述”而引,为“证”而引,寓“志”而引,其中体量最大的为“证”而引,主要是借引《诗》而证断风俗、地理、名物、义理、训诂等,其采用《诗》句、《诗》体、《诗》篇目的多种方式和不拘泥于一种句式的灵活运用,明显异于前贤中引《诗》独多的荀子重在论理和采用固定句式的特点,从而形成顾炎武彰显“实学”底色的引《诗》风格。相对而言,论《诗》主要集中于对《诗》音、字、义的讨论,尽管条目不多,但实可视为顾炎武治《诗》专书的有力旁证,再次凸显了他力倡韵随义转、崇实而论的《诗》学思想。顾炎武的治《诗》成果对于清代《诗经》学影响深远。他不仅引领清代《诗经》学风趋实,而且在音韵、考据领域有筚路蓝缕之功,尤其对乾嘉学派《诗经》学起到奠基作用,在《诗经》考据方面成果颇丰的吴派、皖派、常州学派、扬州学派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顾氏影响。但不可避免的是,由于人生际遇和学术视野的限制,顾炎武《诗经》学也存在治《诗》音还不精审、有些言辞过于尖锐等不足,但瑕不掩瑜,终究不能遮蔽其《诗经》学的重大成就。总之,顾炎武的《诗经》学呈现出崇实求是的治《诗》特征与经世致用的《诗》学思想。顾炎武不仅是明末清初乃至《诗经》学史上极具代表性的重要研究个体,而且他开启了清代学术的考据之风,引领清代《诗经》学别开生面,铸就了《诗经》学史上的又一座高峰。
马立志[2]（2021）在《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地理整理与研究》文中认为文章以西周金文所见邦国的地理为研究对象。绪论首先对“邦国”的概念进行界定:西周时“邦”是普遍的称呼,是以血缘氏族爲核心的政治实体;“国”表示地域概念,东周以後变成政治学概念“国家”。“邦国”一词是西周实际内涵之“邦”与现代政治学概念之“国家”的结合,具有包容性。接下来对百年以来邦国地理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回溯,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研究利用铭文资料,结合考古发现的邦国遗址,对传世文献中的地理记载进行批判总结,分析地理、族群要素,説明邦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邦国是构建西周王朝国家的基石,考察分析邦国的区位地形、交通、部族关系等要素,可以认识西周地缘政治结构,并为政体研究提供素材;邦国是东周领土国家的前身,对其考察有助於认识前行政区划时代的面貌。整理的对象,以位於宗周和成周以北、古黄河以西范围内的畿外邦国爲主。文章把西土、北土划分为七个单元,各为一章。第一章整理了泾河流域的邦国。密国於先周时已在灵台县一带,处在达溪河谷通道上,西周甲骨文、金文中有一些与密有关的材料。灵台县白草坡墓地的字释潶或泾均非确释,释为（申）则较可能,墓葬性质显示、是殷遗身份的邦伯。是周初亲附的边缘友邦,先祖称“王”,可能位於泾河上游一带。姜姓四岳之後的吕、申,西周时位於泾河上游地区,覆灭宗周的即是西申,西周晚期申、吕的分支氏族迁至南阳盆地。国族名“”在金文出现了几例,有的出土在泾河上游,释为“缯”有待验证。“”字释为“豳”在文字学上有合理的解释,豳王、豳公的特殊身份有待研究,豳地是宗周北面的军事交通枢纽。第二章整理了位於陇山两侧的夨和秦。汧水谷地的夨在西周时期是一个较有实力的部族,夨可以读为虞,可能与汧水附近的吴山及周初“虞芮质讼”之虞有关,夨可称“王”,在政治体系中不同於周朝内服的“侯”,与称“侯”的平陆虞国、宜侯夨簋之“虞侯”、东南吴国,均不会是同一个。秦人出自商奄之民,周公东征後被迁徙到陇右,与戎杂处,西汉水上游礼县附近的城邑与西周晚期的西陲、犬丘有关,陇西牛头河流域的清水县李崖遗址或是孝王时封赐非子的“秦”邑。第三章整理了宝鷄渭河附近的虢、二氏族。虢是位於今宝鷄虢王镇一带的西虢,始自虢仲、虢叔二人,後世分衍出虢仲氏、虢叔氏、虢季氏数支,诸支系的源流和相互关系有待辨明,兴起於两周之际的陕县之虢是西虢分支。是周初来自西南地区的友邦,周朝将其安置在宗周腹地外围的清姜河附近,扼守古嘉陵道入口,进入西周中期後氏贵族政治经济地位从周室疏远、孤立,此後消失不见。第四章整理了南流黄河沿岸的邦国、族氏。无终族在殷墟二三期时可能生活在晋陕之间,殷墟附近出土多件无终铜器,显示其与商朝曾有密切关系,无终部族春秋时渐迁到太原盆地与晋国接触,後又沿代谷迁至今河北蔚县一带,今蓟县之地名无终是後起。梁国在今韩城市西南,春秋初期周平王册封秦仲少子为梁伯,《系年》等参证此秦仲指秦襄公,梁伯戈铭文字体、语句风格与春秋早期秦戈铭文一致,是梁氏出自嬴秦的物证,内容显示梁国受命在北方防御蛮方。韩城梁带村附近是芮国最晚段的居点,已发掘的遗存年代从西周晚期後段持续到芮国之亡,在秦晋到达河西之前,芮一度是该地实力最强的氏族;流散芮国铜器中有不少属於西周早期,但此时的芮居地尚不明确。金文之“”、“”可释为“韩”,乃武王之子受封的韩侯之国,西周之韩国应在汾河下游的河津县一带,控制着从宗周经梁山之南越河到河东汾浍地区的交通。第五章整理了河东地区的邦国。姬姓杨国在今洪洞县,为宣王之子始封,它建立在此前杨地的基础上,姬姓杨侯之前的杨氏或是姞姓,杨国在临汾盆地的北缘、西周文化在河东地区的最北端,目的是防御玁狁。公簋之（疏）是生活在唐叔虞领地之内的一个先代氏族,疏公之妻姚是帝舜後裔,簋铭反映了晋地唐、夏遗民并存的多元环境。文王玉环、唐叔虞方鼎、疏公簋代表了商末周初唐、晋变迁的历史,河汾之间的“唐”具体地望有待确认,天马-曲村遗址是叔虞之子燮父徙封为侯的“晋”之所在,唯具体名字尚有争议。晋国附近翼城大河口之霸、绦县横水之倗、绦县雎村的某不知名氏族,性质可能属於“怀姓九宗”,具有王臣身份,有独立地位,同时也受到晋国的监管。荀国受封在今临猗县涑水附近为“侯”,控制着宗周与汾浍之间的交通,後为邻近的晋室曲沃支系兼并。虞国在平陆县北中条山脉之顶的原上,扼守汾浍地区通往河南成周的交通綫“虞阪-巅軨道”,武王别封虞仲为虞侯,是因爲吴国已奉祀太伯为始祖,别封虞国可使虞仲一支在宗法上独立奉祀仲雍为始祖。第六章整理了燕山附近的邦国、族氏。商末周初的孤竹族与商室有亲缘关系,周初活动在燕山东侧,喀左一带孤竹等窖藏铜器以及多个考古学文化的发现,显示燕山南北衆多族群共存的面貌,其背景是中原的殷周革命;而孤竹与山戎、令支不能简单等同。西周早期的燕国位於北京琉璃河一带,与广安门一带的蓟共处,以後燕国可能兼并了蓟据以为都;周初相继为燕侯的克、旨可能是太保的两个儿子;燕是边陲封国,是周朝控制北方的锁钥,也是与东北民族交流对抗的前沿。涞水县北子铜器,或称北伯,是周初当地的北氏之长,与三监之邶未见关联证据;涞水北子器与湖北江陵北子器无关,後者是当地制作的。第七章整理了太行山沿綫与古黄河之间的邦国。《軝》一节对元氏西张村西周墓作了补充説明,軝侯所封之地位於元氏县槐河之滨,古为泜水,《地图集》等所绘泜水偏南可能不确,軝是邢国之北的附庸小国,任务是防御自井陉突出的戎族。《邢》一节分析了记录初封的麦尊等器应该在前,邢侯簋偏後;邢在商代井方故地建立,初封即在邢台,与温县之邢丘、畿内之丼氏均无关系;邢侯之封目的是防御北戎、控制太行东麓成周至燕国的交通綫,邢与戎对抗交流,有臣谏簋、省命铜剑以为物证。太行西麓上党盆地的黎是周初戡黎後封建的侯,始封君是毕公之子,金文中写作（楷）,黎国的任务是防御晋北和太行山区的戎狄,并扼守东出太行的壶关道。河内地区附近是文武周公之胤衆氏族定居的渊薮。康叔初封於康丘为侯,在殷畿故地内,目的是监管殷遗民,淇水附近的卫是康之鄙,对康、卫铜器的分组整理,表明卫作爲国名要在西周中期以後,“夷王命卫为侯”可能反映了康、卫变迁的历史。另外整理了金文中的凡、柞:凡在今辉县市西南,旧释为“同”的字现已改释为“凡”,沈子它簋是凡国铜器,器主它以凡氏小宗的身份作了祭祀周公的礼器。柞即胙,在今延津县北,是周公之後,目前发现的胙氏铜器有柞伯簋、柞伯爵、柞伯鼎等。第八章以山形水系为要素将西土、北土划分爲小的地理单元,描述了各自的地貌背景,进而勾勒了不同单元之间的交通綫:汧水河谷通道,由周原或宝鷄出发至六盘山东麓,或逾陇山至陇右秦地;泾河上游通道,自栒邑-彬县的古豳地出发,沿泾河、马莲河河谷至宁夏南部,这两条通道之间有东西向的泾河支流河谷互通。由丰镐渡渭,经合阳县至河滨韩城之梁、芮,再渡河溯汾水经韩国至上游杨国或汾浍之交的晋国;也可由丰镐至河曲处渡河後上溯涑水,经荀国、倗邑越绦山亦至晋国。汾浍地区与洛阳盆地的交通跨越中条山脉,一是经过虞国的虞坂-巅軨道,二是由中条-轵关道至河内地区,渡河後均可至洛阳成周。自成周经河内沿太行东麓北行,经卫、邢、軝至於燕国。太行东西的陉道,黎国在西侧扼守上党盆地东口之壶关道,诸陉东口,邢在滏口、井陉之间,軝侯守在井陉。这些綫路以宗周、成周为中心,构成了西土、北土的交通网络。周初西土、北土的复杂族群背景,塑造了封建邦国的地缘政治格局。泾河上游是西周的边疆,它没有明确的界綫,而是多种文化人群并存的地带,该区域内周文化、寺洼文化、殷遗民等人群共处。周王朝在这一带没有封建军事性质的“侯”,只是出於镇抚和防御目的安置了一些盟好的小邦国,其中有一些人群是殷遗民,周室还通过边鄙邦伯与戎族通婚等方式维持政治稳定。西周中期以後殷遗民等缓冲要素消失,使得宗周失去西北屏障,屡遭玁狁入侵。在河东地区有先代的唐、夏遗民和戎狄,以及与殷商亲近的一些方国,燕国附近有土着的围坊三期文化和多个族群,这些因素既成爲晋、燕封建的多元背景,也是後来发展壮大的资源。黎、邢原本只是扼守交通,卫国周初监管殷遗民的使命也渐告终结,缺少交流壮大的发展空间,终在戎狄的侵扰下而迁徙。第九章是对邦国与西周王朝关系的历史概述。西周肇建前夕的周邦联盟联合伐商,成康时期迅速封建亲戚以爲藩屏,奠定了西周王朝四土的基本格局;中期王朝对外围邦国的管理事务渐繁,边徼戎狄、淮夷势力濅盛,交侵入境;晚期又有南土噩国联合淮夷的大叛乱,北方又有玁狁入侵,遂因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对邦国进行重建、移徙的调整,仍极力维持王朝的经营,但幽王末年与西土申侯关系的破裂,直接招致内外的联合入侵,覆灭宗周。文末附录,包括《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分布图》、《宗周西北诸文化遗存分布示意图》两张地图,以及文中邦国各自的金文材料分类表。
力思琪[3]（2020）在《大气磅礴的通才学者 ——论赵俪生的性情与学术》文中指出赵俪生是我国现代着名学者,他早年投身革命,之后从事学术研究。其一生涉足文学翻译、史学研究、哲学思想、逻辑学等多个学术领域。仅在史学领域,赵俪生就开辟了史学研究的“三个园地”——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土地制度史、思想文化史。到晚年,他又有历史哲学的研究偏向。终其一生,赵俪生多次转换研究领域,这不仅是时代、局势使然,更与他鲜明的气质、独特的性格有着分不开的联系。赵俪生可以说是学界中个性独特的一位学者,曾有“史学界的杨小楼”之称。《赵俪生文集》与赵俪生发表的其他学术成果,以及他人的相关论述都体现了赵俪生鲜明的性格特色。作为一位自由主义者、人文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式的通人学者,他的学术研究所呈现的风貌与其自身的性格有着分不开的联系。流离各地的际遇与自由随性的兴趣,影响了他多变的研究路径;热衷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宏阔的气质,使他不屑于琐屑的考据;作为一名文史并擅的通才,加之深厚的家学渊源,他的学术研究严谨而富有文学气息,其文章具有极强的可读性。正是赵俪生天性自由、关怀大局、所思深远的个性,才使得他的学术研究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样貌。进一步探讨赵俪生学术与性情之间的联系,能够使我们对赵俪生其人与其治学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为赵俪生学术研究的特色提供了新的解释。通过对赵俪生学术与性格的分析,不难看出,作为一名通人型的学者,长期以来,赵俪生并未获得相应的学术地位与评价,这与二十世纪以来学界评价体系、标准的西方化密切相关。以赵俪生这位以学为乐的大家学者为典型,可以为我们在学术评价体系,学人培养方式等方面提供一些思考和讨论的线索。
完颜振清[4]（2020）在《三部《中国音乐美学史》着作的比较研究》文中提出自蔡仲德先生建立“中国音乐美学史”学科至今,中国音乐美学史学术成果丰硕,但随着新发现的考古文物以及交叉学科的视野等,过去看待“中国音乐美学史”学科中的一些问题到现在已经发生了改变。笔者针对中国音乐美学史专着这一领域去观察,发现除了影响力较广的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外,还有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美学》以及龚妮丽《中国音乐美学史》这两部专着,然而这三部着作的影响力却相差甚远。这样问题的存在,并不是意味着后两部专着毫无价值,而是因为一些非学术思想的问题。本文分为四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对三位作者着作中的研究对象进行比较研究,如蔡仲德以表现为理论形态的音乐审美意识作为研究对象,修海林以音乐美的实践作为研究对象,他们在对于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第二部分主要对三位作者着作中的理论体系进行比较研究,如蔡仲德“人本主义”的理论体系与修海林“乐本体”（音乐美的实践）的理论体系,蔡仲德的研究是一种形而上的理论研究,而修海林的研究是一种形而下的实践研究,龚妮丽的研究即在于结合前两位作者的研究进行思想融合与延续;第三部分主要对三位作者着作中的“三观”进行了比较研究,如蔡仲德“抑儒扬道”的历史观,是因其生活背景“五四运动”的影响。修海林跨学科的材料观受到他历史观与理论体系的影响,即“音乐美的实践”,因此在他的着作中研究依据除了最基本的纸质文献,还有甲骨、曲谱、音像、文物等;第四部分是笔者对于这三部着作进行的基本认识与评价,主要对写作特点与价值进行了判断。三部着作都具有叙事性的写作特点,在写作表达方式上表现出举例论证、引用论证、对比论证、比喻论证等方式。在它们的价值体现上,受到其作者社会身份、学术背景以及发言位置等其他因素的影响所造成了差异,但将这三部着作放在一起比较研究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却并非与它们的影响力相符。中国音乐美学史学科的创立,开创了中国音乐美学研究的先河,其博大精深的思想渊源使往来之学者流连忘返。笔者对于这三部着作进行比较研究之后,更深得其中之意蕴,但任何一本专着都不可能称之为完美无缺,在“中国音乐美学史”这门学科中,对于这三部专着只有互相结合、互相包容甚至是互相批判的去学习,才能使“中国音乐美学史”学科继续发展。如果我们当代学者只是一味的吹捧前人的研究,不能从不同的视角去看待问题,解决问题,那么中国音乐美学史这门学科就会停滞不前。
陈阳[5]（2020）在《服部南郭汉诗研究》文中指出日本汉诗是汉诗人们借助中国古典诗歌形式来表达在现实生活中某种感受的文学样式,它既符合中国古典诗歌的格律规范,渗透着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又包含了日本人的审美情趣。江户中期的汉诗人服部南郭自幼受到和歌与绘画艺术的熏陶,后转入徂徕门下学习汉诗,他以日本传统文化为根基,在继承日本本土的审美情趣同时又接受外来文学思想的影响,汉文学与和文学的传统在他的作品中达到完美的结合,故本文以他的汉诗为研究对象。对南郭的汉诗进行研究不仅能够丰富国内诗歌研究的内容,又能让国人了解具有日本民族审美意识和独特文化历史背景的汉诗的独特魅力,让汉文化圈各国创造的汉语诗歌,转化为我们认识中国诗歌、了解周边文化的窗口。本文以南郭汉诗为突破口,对他的诗论、汉诗内容、汉诗特色以及对杜诗的受容等具体研究,也就是将南郭对中国文化接受、融合的角度将域外汉诗与中国古典诗歌进行综合研究,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部分,在研读史料的基础上对南郭其人、国内外研究和文学创作情况进行介绍,并指出南郭诗文创作情况以及致仕前后的不同人生体验对其汉诗创作内容、体裁和风格的影响。第二章主要是对南郭的诗学观及形成原因进行探讨。分析了南郭对封建幕府体制的失望与无奈,在政治上的坎坷辛酸,明代文学东传以及日本自身社会条件下人文主义思潮的发展对南郭以“文人”自居的驱动作用;梳理了以“李王”为首的尊唐复古理论对南郭形成以盛唐诗为诗学典范的影响脉络;概括出南郭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诗歌表情达意本质特征的认识。第三章介绍南郭的汉诗内容,这主要体现在交游诗,送别诗,爱情诗,怀古诗,隐逸诗这五个方面。第四章集中分析了南郭汉诗的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他用典手法多样,含蓄真挚的情感表达以及词汇的表现特色方面。第五章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南郭对杜诗的接受情况,从传播与接受的角度具体分析了南郭学杜诗的原因,归纳出南郭对杜诗诗语、构思立意、“野老”意象、连章组诗的运用和以议论入诗等方面的慕习。
王亮军[6]（2020）在《范晔《后汉书》类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相较于《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的一大特点在于其新设的类传。《后汉书》共有类传十篇,尤以《党锢》《文苑》《独行》《方术》《列女》五篇颇具特色,它们不但各自记述了东汉时期的某类社会历史现象,在史法、史识与史意等方面更彰显了范晔在历史撰述上的精意与特色。范晔通过设《党锢列传》形成以《党锢》为核心的党人传记载结构,范晔以序总论党锢始末,以“三君”“八俊”等核心党人展现党锢全貌,通过将其他党人分别归类形成对《党锢》的补充,又以大量存在于《党锢》及其他诸传中的史论表达了他对党锢之祸及东汉党人出处进退的看法。在《文苑列传》中,范晔记载了东汉的“文章之士”。因深受南朝刘宋时期“文章之学”发展的影响,范晔对东汉“文章之学”的思考存在时代的区格,这主要反映在他的文学观念和文士观念两个方面。范晔以其文士观念为指导,以对历史评价所具有的功利性为依托,将这种时代的区格通过《文苑》和《儒林》两传之间的互补进行了弥合。《独行列传》记载了被排斥在统治道德之外的独行之士。范晔通过对“侠”之精神主流化即“公义”化的改塑,将“游侠”塑造成其史撰中的“儒侠”,游侠的“私义”也在史撰中渐趋“公义”。在这一主流化撰述的过程中,范晔通过剪裁史料、选择传主将东汉闾里布衣之侠放入《独行》,弱化和分散卿相之侠,以此来表彰“独行”的精神。在《方术列传》中,范晔对东汉“方术之士”的记载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二重因素,这体现着范晔对“方术”内涵的把握。以此内涵为标准,范晔将东汉“方术之士”分为“数术之士”“方技之士”“神怪之士”三类,进而阐发了自己对东汉社会中“方术”风尚的认识。《列女传》从其撰写基础和材料来源看,亦深受同时代风习的影响。通过对传主身份的甄别、对东汉才女及贞女的重视,范晔充分强调了“三纲”理论中“夫为妻纲”重要性,而在这一旨趣背后则是魏晋南北朝妇女史撰写中分后妃入《皇后传（纪）》,以《列女传》记载社会中下层女性的妇女史撰写变更的趋向,这种趋向主要功用即在于以《皇后纪》行君主劝诫,以《列女传》引导社会风气。范晔《后汉书》中的类传既有出于呈现客观历史的考虑,也体现了史学发展本身所具有的多样性特征,即史撰对象与史撰主体、史学发展与社会基础之间的辩证关系,这充分反映出范晔“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的撰述旨趣。这一旨趣之下,范晔类传撰写表现出择取众家之长而重构、展现时代风尚而再造的特征,这正是范晔类传撰写中变与常之一端。同时,范晔的类传撰写既出于就事论事而又高于就事论事,它们不仅代表了范晔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的重要特征,也体现出类传作为一种史书体例,在纪传体史书编纂上的变化过程及其价值与意义。
党岱[7]（2019）在《春秋至两汉音乐文化内外交流与传播 ——从多元为主到一体化为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证明,由于起源和地域的不同,从旧石器时期开始,中华文化便呈现出多元性,各文化在产生和发展的初期都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到了新石器早中时期,中华大地上的文化多姿多彩,展现着多元并进的面貌。新石器中期以后,随着各文化不断地发展,地域的扩张和人口的迁徙越来越频繁,各种文化相互作用与交融,形成了以中原文化为核心,不同地域文化各具特色又逐步融为一体的发展趋势。“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礼崩乐坏”“文化下移”,周天子权威失坠,诸侯雾合云集,竞相争霸。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孤立的静态的生活格局,“百家争鸣”的局面进一步促进了多元文化交流重组。秦汉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建立,随着“书同文”“行同伦”“车同轨”“度同制”以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举措的实施,实现了政治、经济、思想的高度统一。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文化在多元的政治背景主要呈现出下呈现出多元发展之特点,既有横向空间地域性不同文化圈的音乐文化交流,而各文化圈内部本身又有诸多不同形态音乐文化的多元发展,并且存在着相互联系与整合的一体化趋势。秦汉音乐文化体现出强势一体化政治经济背景下的多元发展,在域内不同区域不同类别音乐文化交流的基础上,随着张骞“凿空西域”,“丝绸之路”的开通,秦汉开拓进取、包容宏大的时代精神通过多种途径作用于外部世界,促进了与周边民族音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开启了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新纪元。本论文将春秋至两汉时期的音乐交流活动和行为放置于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整体发展观的视野中,放置于这段历史时期的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分析,结合文献、考古出土乐器、画像等资料,结合民族学、社会学、传播学等知识,通过纵向交流与横向交流的融合分析,域内交流与域内外交流的结合探讨,梳理分析这段时期的音乐文化交流与传播环境与特点、不同的传播类型与模式、多样的传播内容、传播观念及不同媒介的运用、交流与传播的结果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从“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到“大一统”时代的秦汉,音乐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如何在多元一体民族格局背景下,生动地展现出从多元的多元到一体的多元之律动。最后进一步分析在国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民族文化的传播构建了宏伟的远景的背景下,研究音乐文化多元一体的形成与发展,探求传播规律的积极意义:不仅在历史上促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音乐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而且在当下对于民族音乐文化交流与发展,民族音乐文化精神的构建,具有积极的借鉴与启示。
邱启雄[8]（2019）在《当代工笔人物画中“新文人意识”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本文试图通过对传统文人身份、“文人意识”概念的重新梳理与诠释,论证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文化语境的置换产生价值及形态转换的可能,继而提出“新文人意识”这一概念。笔者认为,“新文人意识”是一种将传统文脉中的语意系统进行结构转换,延入当代表达的独特审美逻辑,它旨在建立一种互文性的文化语境及表达模式,是后现代主义文化下的产物。它与传统文人意识及当代艺术思维均具备一定的联系,使得二者具备沟通的可能性。不同的是,传统文人意识是在一种封闭的文化形态下,以一种“天人合一”的独特宇宙生命观为依据,以一种与现世疏离、忽略具体时空的方式来表达对生命本真的先觉,是在特定价值预设下的自觉归属,具有人格化倾向;而“新文人意识”则是发生在一种开放式、动态式的当代文化语境下,是在与现实社会不断对话及反思中,以一种个体差异化的真实体验来替代对终极价值的思考,并以一种动态发展的“在场性”与个体生存体验及整个的社会文化发生着紧密的关联。“新文人意识”不仅为当代艺术提供了新的创作路径,同时也提供了重新审视、激活传统的契机,对于抵制后现代文化中的虚无主义、构建历史承续性具有积极作用。“文人意识”是文人艺术的核心理念和精神基础。“文人画”作为“文人意识”的物化呈现,并不是某种审美样式的特指。在传统意义上,“文人意识”并不仅仅对写意画发生作用,而且也对工笔画发生作用。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它在审美价值、审美功能、审美形态等方面都深刻地影响了传统工笔画,包括工笔人物画。就工笔画而言,它在形而上的价值本体层面和形而下的形式语言层面,都赋予了“文人工笔”以新的审美格调。这也给了我们这样一种启示:“工笔人物画”这种相对“中性”的绘画样式并不像“写意”画那样带有特定的价值指向,它可以通过语意结构的重组,在新的价值取向下拥有新的意指。在当代语境下,“新文人意识”使工笔人物画超越了形式语言的边缘性探索,而以“意义形态”作为表达的核心,并真正进入现实的精神层面上来,从而在传统艺术资源与当代表达之间形成了价值上的关联。同时,正如我们不能从形式语言方面对当代艺术进行简单限定一样,“新文人意识”下的当代工笔人物画,并不像传统文人画那样呈现出谱系化的特征,即它在进入表达的同时,实际上也在与一种可能造成自身逐渐固化的观念及表现形式进行对抗,并以此来保持自身的鲜活性。从根本上讲,它表现为一种“意义”的处理方式,是一种“智性”的价值反思,这也是“新文人意识”的主要思维特征。它通过在审美活动中建立起主客体、语言表征及艺术授受的张力关系,以谋取视域的融合;通过建立“主体间性”的审美关系,以契合新的社会文化现实。在作品表现形态上,“新文人意识”往往并不直接从物象中获取意义,而是通过新的语言逻辑将不同意义存在的“符码”进行并置、转译和残缺式呈现。在这种呈现中,“诗性”、“寓言”、“荒诞”是其中三种典型的“意义”处理方式。这三种意义处理方式不仅是修辞也是文体,具有不同文化形态下的现实根源性。其中,“诗性”并不在表达的内容中显示意义,而是透过表达过程,进行意义的“侧显”;而“寓言”主要通过“言意分离”的方式,以一种连贯性的隐喻关系完成叙事;“荒诞”则主要通过营造一种与“常理”相悖的图像或逻辑结构,打破日常情节性,以对应终极价值虚空的当代文化语境下的生存现实。总之,“新文人意识”这一概念具有开放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它并不是某种理论预设下的归类和总结,而是一种在场的经验性把握,在其结构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充满了变量因素。正如英国文化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的“感知结构”理论所强调的那样,它始终保持着其自身的活跃性以及与当代社会生活的关联性。本文以审美主体的身份及意识特点为切入点,当以此为变量因素时,“代际”、“性别人格”和“文化身份认同”所体现出来的差异性,通过不同的图像素材、语言结构、逻辑倾向最终导致了作品表征的不同,它突破形式风格的划分而指向创作者本身所具备的“人的精神”。
邓林[9]（2018）在《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新探》文中研究表明《孟子字义疏证》（以下简称《疏证》）承载了戴震对儒家之“道”的追求,是戴震一生最为重视的着作。本文将戴震及其《疏证》置于儒学的历史脉络与理论视野下进行考察,分别从着作的“背景”、“内容”、“宗旨”与“意义”四个方面进行探讨。先说《疏证》的“背景”。戴震受到清初以来儒学新风的影响,尤其是继承了顾炎武“理学,经学也”一语的精神要旨,即依“经”求“理”,将“理学”纳入“经学”之中。清代有所谓的“汉宋之争”,原本只是在儒家经学的范围内来说的,代表了宗主“汉学”与“宋学”两种不同的治经取向,后来逐渐演化为“考据”与“义理”相争的流俗之见。但无论是在哪一种意义上,戴震始终都未曾陷入“汉宋之争”,所谓“尊汉反宋”的晚年论学转向其实也并不存在。相比“汉宋之争”而言,“儒释之辨”才是戴震及其《疏证》真正关心的问题。士林佛学是乾隆年间兴起的一股“潜流”,代表人物彭绍升就曾与戴震辩论儒佛问题。戴震的“儒释之辨”主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正陆、王之失;二是辟老、释之说;三是辨儒、释之界。再论《疏证》的“内容”。戴震在《疏证》中有“破”也有“立”,既批评和修正了程朱理学的若干理论错误,也借助“字义”的疏解提出了许多自己的义理见解。在晚年戴震与宋明理学的关系问题上,通过以《疏证》为核心的文本分析可以发现,传统的“反理学”说存在需要补充或修正的地方,如:戴震对待“程朱”与“陆王”是有差别的;戴震对程朱理学的批评只针对“其言”,却始终礼敬“其人”;戴震与程朱之间在本质上是貌离而神合的。另一方面,戴震“反理学”虽然立足于学术批评,但其批评目标最终指向的是社会现实。这一点在《疏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主要表现在:一是戴震有意凸显理学的最大危害是“祸民”,二是戴震的批判矛头直指“今之治人者”。在《疏证》中,戴震提出的以“人心”为中间环节的理论逻辑既是他用来连接学术与现实之间的桥梁,也是其“反理学”的重要理论依据。再谈《疏证》的“宗旨”。《疏证》的着述宗旨核心在于“闻道”,回归以六经、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学传统。《疏证》书题标举“孟子”是戴震有意为之的,《疏证》尊孟主要有三个缘由:一是作为戴震用来“援据”的主要“经言”依据;二是作为戴震建构的儒家道统论中的先师人物;三是作为戴震的学术宗主。在《疏证》的“闻道”宗旨问题上,由于戴震承认“经”是“道”的承载者,故而求“道”就只能以治“经”作为基本途径,由字义训诂入手的解经之法也就成为了求道的基本方法。《疏证》将“道”分为“天道”与“人道”,然后用“性”作为沟通二者之间的中介。但是,戴震所说的“道”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类似于“本原”的“道”,二是类似于“真理”的“道”,在后者的意义上才是指向《疏证》的“宗旨”。而且,戴震追求的儒家之“道”还存在两种取向值得注意:一是理论性的“原儒”取向,二是现实性的“经世”取向。最后讨论《疏证》的“意义”。戴震作《疏证》在儒学史上不仅有“批评”的价值,也具有“建设”的意义。《疏证》的主要思想贡献是在“生生”、“民本”与“教化”等方面实现了对儒家思想传统的“保守”与“开新”。近代以来,《疏证》中的义理内容已然成为了各种“戴震哲学”论述的基础。从《疏证》的现代学术价值着眼,如果要在“戴氏之义理”的基础上再发展出某种现代哲学,“情感哲学”（或“情欲哲学”）与“语言哲学”可以代表两个较有潜力的理论方向。
陈典平[10]（2017）在《先秦儒家历史观研究 ——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中心的考察》文中提出纵观先秦时期历史观的形成过程,经历了夏商周时期神意史观向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理性的历史观的转变,转变的契机就在于诸子历史理性的觉醒。历史理性的觉醒,是由于春秋战国社会“礼坏乐崩”的现实所引发。诸子为现实社会寻求治理之道,纷纷借鉴历史经验,从而促成了成熟形态的历史观的形成。先秦儒家在深入考察尧、舜、禹、夏、商、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历史观。本论文从历史哲学的角度讨论历史观,从历史观的角度把握先秦儒家思想。历史哲学是对客观的历史过程作整体的哲学考察。对客观历史过程的整体哲学考察,无非包括历史的本原,历史的主体,历史的本质,历史的趋势、规律、动力等诸多方面,这些方面正是历史观的主要内容,也由此构成了本论文的基本架构。本论文在深入把握先秦儒家思想的逻辑起点和思想主旨的基础上,对先秦儒家思想与历史观的关系做了较为详细的辨析。本论文始终坚持在历史、现实与未来三者的关系中讨论先秦儒家历史观,摒弃了仅把历史观看作是面向过去的单一视角。本论文总结了先秦儒家历史观的特性,凸显了先秦儒家历史观的价值。这些都构成了本论文突破旧说的创新之处。本论文坚持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还采用问题的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以对先秦儒家历史观做出全面细致的考察。本论文共分为七个部分,主要内容简述如下:绪论主要回顾了二十世纪以来的先秦儒家历史观研究。通过对研究现状的分析,指出成就与不足,以彰显本选题的必要性和意义。同时对历史观作出明确定义,并交代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第一章:先秦儒家历史观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先秦儒家思想建立在宗法社会基础之上,有着牢固的农业文明根基。我国深厚的重史意识和悠久的史官文化传统是造成儒家重视历史的重要前提。西周王官之学向诸子之学的转变又成为现实的学术文化背景。通过对以上诸多因素的分析,试图对先秦儒家历史观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第二章:先秦儒家思想产生兴起的原因、思想主旨及其与历史观的关系。对于先秦儒家乃至先秦诸子产生兴起的原因的探讨,自汉以来就不绝于耳。虽然众说纷纭,但因挽救时弊的迫切需要促成了历史理性的觉醒,进而导致诸子思想创造的全面繁荣应是主要原因。由此也决定了先秦诸子思想的主题只能是政治论,亦即诸子提出思想主张的主要目的是为春秋战国的现实社会提供治理之道,他们反思与总结历史,也是为了借鉴政治治理经验。先秦儒家继承了自西周确立的道德价值,将之悬为最高的价值理想。他们将历史的本质看作是道德的演进,从而建立了道德史观。先秦儒家思想是针对现实社会矛盾的思想创造,代表着今;历史观是对历史的反思与总结,代表着古,先秦儒家思想与历史观的关系,便转化为今与古的关系。先秦儒家反思与总结历史,是要发挥历史的借鉴价值,即以古鉴今。然而,改造现实社会的迫切愿望远远胜过对历史真相的探索,因而在以古鉴今的同时,先秦儒家也在悄然地改变着历史的面貌,从而出现了以今绳古的现象。第三章:天人关系和先秦儒家历史本原与历史主体思想。越是人类社会的早期,天、上帝等超验的观念越能影响人们的历史起源和历史主体思想。通过考察先秦天人关系的变化发展,尤其是孔子、孟子、荀子对天与天命的思想变化,可以看出先秦儒家并不热衷于追溯历史的起源,认为历史的起源原本就是客观的存在,圣人在推动文明时代到来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历史主体,先秦儒家认为历史是帝王将相等杰出人物活动的陈迹,人,而非神才是历史的创造者。第四章:先秦儒家对历史本质的认识。孔子继承周礼,又创造性地提出“仁”的道德范畴,开创了道德史观的先河。孔子对尧、舜、禹道德黄金时代的追溯,以及“仁”的提出,都是基于他对历史本质在于人伦道德的认识。《春秋》作为孔子删修的史书,体现了孔子的历史理想。孟子提出性善论,奠定了道德史观的基石,并且将孔子提出的仁德观念扩大到政治实践领域,主张推行仁政和王道政治理想,将道德作为历史演进的主要决定力量。荀子认识到“人生而有欲”,欲望的过度膨胀显露出人性本恶,这是人的自然属性。由于人性本恶,因此才需要对人性加以改造,使之由恶变善。同时,人只有依靠群体力量才能够生存,群体社会又需要通过礼义之分加以维系。礼义的最大功能在于对人的恶性加以改造。改造人性的过程中,赋予人以社会属性。道德理想社会的建立取决于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协调统一。第五章:先秦儒家古今变易思想。先秦儒家虽然坚持古今一体,但古与今终究不同,不同是由于古今变易造成的。先秦儒家对古今的变易性有着深刻的洞察。本章围绕先秦儒家关于古今变易,变易的趋势、规律、动力的相关思想展开讨论。第六章:先秦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历史观比较研究。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思想学说虽内容迥异,但都是历史理性觉醒的产物,因而都对历史作了反思与总结,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历史观。本章从历史本原、历史主体、历史本质、历史规律、历史动力五个方面将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历史观加以比较研究,并归纳五家历史观的共性和儒家历史观的特性,以深化对儒家历史观的认识。
二、从顾炎武说到王国维(上)──兼论中国文化的特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顾炎武说到王国维(上)──兼论中国文化的特质（论文提纲范文）
（1）顾炎武《诗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与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一章 顾炎武《诗经》学产生的背景 |
| 第一节 明清易代的社会背景和学术思潮的文化背景 |
| 一、朝代更替的冲击与明遗民的不同志向 |
| 二、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与考据学的复兴 |
| 第二节 明末清初的《诗经》学发展背景 |
| 一、明末《诗经》学走势:反思流弊,实学渐起 |
| 二、清初《诗经》学转向:考据日盛,汉宋并举 |
| 第三节 顾炎武自身的治《诗》背景 |
| 一、忠孝并重与尚学崇古的家学根柢 |
| 二、友人贤豪的影响与帮助 |
| 三、抗清无果与治《诗》撰着的缘起 |
| 第二章 《诗本音》对《诗》的探求(上) |
| 第一节 《诗本音》治《诗》体例:吸收他人长处与独创分类考注 |
| 一、吸收他人长处:遍注《诗》文与本证旁证 |
| 二、考注韵字:按今古音同异分别考证 |
| 三、考注非韵字:纠正舛误与指出非韵 |
| 四、考注协韵:不烦多考 |
| 五、考注同类:首注详备,复注简扼 |
| 六、阐发观点:源于《诗》文,归于义理 |
| 七、考《诗》尾注:重在征实纠误 |
| 八、标注短横线“—”:以分韵、句之别 |
| 第二节 《诗本音》治《诗》特征:惟实而考 |
| 一、宁留悬阙,不予妄言 |
| 二、不囿门户,就实论理 |
| 三、尊古重古,但不泥古 |
| 四、不论繁简,只求辞达 |
| 五、不求异不盲从,实事求是 |
| 第三节 《诗本音》的《诗》学观:还原《诗》之多重本质 |
| 一、还原歌《诗》本质,音从《诗》义 |
| 二、还原《诗》之文理,以示考经自知文始 |
| 三、还原《诗》之经学,纠舛音字义 |
| 第三章 《诗本音》对《诗》的探求(下) |
| 第一节 《诗本音》的音韵学研究 |
| 第二节 《诗本音》的独特性:核心地位与四书回证 |
| 一、《诗本音》治《诗》的核心地位考述 |
| 二、其他四书对《诗本音》的回证 |
| 第三节 《诗本音》的治《诗》旨归 |
| 一、考《诗》音与明道救世 |
| 二、考《诗》音与为华夏保种 |
| 第四章 《日知录》考《诗》旨趣与特征 |
| 第一节 《日知录》考《诗》条目与内在理路 |
| 一、考《诗》条目及其类型 |
| 二、《日知录》考《诗》条目的内在理路 |
| 第二节 《日知录》四类型条目的治《诗》旨趣 |
| 一、考论《诗》之公案:多举独到见解 |
| 二、考证《诗》中之句:广发经世之论 |
| 三、考释《诗》之词汇:兼举释词本意与阐发义理 |
| 四、考证提炼的国名、篇什和观点:重在还原史实 |
| 第三节 《日知录》的治《诗》特征 |
| 一、札记体的治《诗》体例 |
| 二、经史互证的治《诗》方式 |
| 三、定于一尊的格式与不拘一格的文风 |
| 第五章 顾炎武引《诗》论《诗》观 |
| 第一节 顾炎武引《诗》论《诗》特点 |
| 一、顾着涉《诗》特点:多源自研经之作 |
| 二、引《诗》、论《诗》比较:引《诗》多而论《诗》少 |
| 三、引用《诗》体:《雅》诗多而《风》《颂》诗少 |
| 四、涉《诗》特点:“据实引《诗》”与“就《诗》考《诗》” |
| 第二节 引《诗》类别及其用意 |
| 一、为“述”而引 |
| 二、为“证”而引 |
| 三、寓“志”而引 |
| 第三节 论《诗》类别及主旨 |
| 一、论《诗》之音韵:经韵合一,韵随义转 |
| 二、论《诗》之字词:今古对照,崇实而论 |
| 三、论《诗》之文本:旁证专书,不烦重复 |
| 第六章 顾炎武治《诗》的得与失 |
| 第一节 顾炎武治《诗》功绩与对清代《诗经》学的影响 |
| 一、顾炎武治《诗》功绩 |
| 二、顾炎武对清代《诗经》学的影响 |
| 第二节 顾炎武治《诗》局限 |
| 一、际遇局限:治《诗》条件多受制约 |
| 二、学术局限:治《诗》音还不精审 |
| 结语 |
| 附录一 历代治《诗》音撰着一览表 |
| 附录二 《日知录》对《诗经》考据引证一览表 |
| 附录三 顾炎武引《诗》论《诗》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2）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地理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一、“邦国”概念的界定 |
| (一)邦 |
| (二)侯 |
| (三)地域概念的“国”、“土” |
| (四)诸侯、邦国概念的混同 |
| (五)本文所用“邦国”一词的含义 |
| 二、邦国研究的内容 |
| 三、百年来西周邦国地理研究史述略 |
| 四、选题的意义 |
| 五、本文的整理范围 |
| 第一章 泾水流域的邦国 |
| 第一节 密 |
| 一、文献及甲骨、金文中与密有关的材料 |
| 二、密国的位置 |
| 三、可能与密国有关的考古发现 |
| 第二节 甘肃灵台县白草坡墓地( (?)、 (?) ) |
| 一、“ (?) ”、“ (?) ”二字释读平议 |
| 二、“ (?) ”和“ (?) ”的性质 |
| 第三节 |
| 一、“ (?) ”字的释读 |
| 二、对 (?)伯归刍簋铭文的认识 |
| 三、 (?)伯归刍簋所见史事 |
| 第四节 吕 |
| 一、吕氏的起源与分衍 |
| 二、吕氏早期居地的讨论 |
| 三、西周晚期的吕国 |
| 第五节 西申 |
| 一、“申”字的释读 |
| 二、畿内之申与“南申” |
| 三、西申地望 |
| 四、西申、申戎、姜戎关系的辨析 |
| 五、西申之一支迁徙南阳的原因和意义 |
| 第六节 (?) |
| 一、金文中的(?) |
| 二、 (?)字释读及其与缯的关系 |
| 第七节 (?)(豳) |
| 一、 (?)字释读 |
| 二、西周金文中的豳 |
| 三、豳的地理考察 |
| 第二章 陇山两侧的邦国 |
| 第一节 汧水谷地的夨 |
| 一、夨国的发现和研究简史 |
| 二、铜器及铭文的分组 |
| 三、 (?)的文字学解释 |
| 四、夨的族姓 |
| 五、夨国的地理意义 |
| 六、夨、虞之关系 |
| 第二节 陇山西侧的秦 |
| 一、秦人早期的活动地点 |
| 二、秦人西迁的时间 |
| 三、秦与戎的关系 |
| 四、与西周之秦关系存疑的一些铜器 |
| 第三章 宝鷄渭河沿岸的邦国 |
| 第一节 西虢 |
| 一、虢氏的地理问题 |
| 二、虢氏氏族的分衍 |
| 第二节 (?) |
| 一、 (?)氏墓葬分析 |
| 二、 (?)氏铜器、陶器文化因素反映的历史 |
| 三、 (?)氏对外关系分析 |
| 第四章 南流黄河沿岸的邦国 |
| 第一节 无终 |
| 一、“无终”的释读与无终铜器的年代 |
| 二、无终族的迁徙 |
| 第二节 梁 |
| 一、梁伯戈与梁国 |
| 二、梁国史事与地理 |
| 三、梁姬罐的分析 |
| 第三节 芮 |
| 一、西周芮国铜器及铭文整理 |
| 二、芮国史事与考古发现 |
| 三、芮国地望综理 |
| 第四节 韩 |
| 一、西周金文“ (?) ”字的释读 |
| 二、西周之韩国 |
| 三、三晋之“韩”的地望 |
| 四、《诗·韩奕》的争论和西周韩国地理 |
| 第五章 河东地区的邦国 |
| 第一节 杨 |
| 一、西周金文中的杨 |
| 二、西周末年杨国的历史地理背景 |
| 附:西周与“昜”有关的铜器铭文分析 |
| 第二节 (?) (疏) |
| 一、 (?)字释读 |
| 二、对 (?)公簋 (?)公、妻姚身份的认识 |
| 第三节 昜(唐)-晋 |
| 一、西周晋国都邑(侯马新绦之前)的探索 |
| 二、晋国始封地“唐”的考述 |
| 三、出土材料所见唐、晋的变迁 |
| 第四节 霸 |
| 一、金文霸字的分析 |
| 二、金文所见霸氏史事 |
| 第五节 朋(倗) |
| 一、倗字形体来源分析 |
| 二、金文中的“倗”氏 |
| 三、西周倗氏的来源 |
| 附论:倗、霸的性质 |
| (一)倗、霸墓地的葬俗特徵 |
| (二)倗、霸的族姓来源 |
| (三)倗、霸的地位和性质 |
| 第六节 荀(郇、 (?) ) |
| 一、金文 (?)字的释读 |
| 二、西周郇国 |
| 三、荀的地望 |
| 第七节 虞 |
| 一、文献中的平陆虞国 |
| 二、虞国铜器 |
| 三、虞国地理 |
| 附:西周“吴”氏铭文的整理 |
| 第六章 燕山南北的邦国、族氏 |
| 第一节 孤竹 |
| 一、孤竹铜器和铭文的发现 |
| 二、文献中的孤竹历史和地理 |
| 三、孤竹铭文反映的族氏关系 |
| 四、喀左窖藏铜器的历史背景分析 |
| 第二节 匽(燕) |
| 一、匽字的释读总结 |
| 二、金文所见燕国初封 |
| 三、匽国附近的氏族 |
| 四、西周匽都 |
| 五、封建燕国的历史地理背景 |
| 第三节 北 |
| 一、涞水张家洼“北伯”铜器与文献中的“邶” |
| 二、“北子”、“北伯”铜器的分析 |
| 三、涞水、万城铜器之间的关系 |
| 第七章 太行山与古黄河之间的邦国 |
| 第一节 軝(泜) |
| 一、元氏县西张村西周墓的补充説明 |
| 二、軝国地理及其军事意义 |
| 第二节 邢 |
| 一、西周早期的邢国 |
| 二、西周邢国地理问题 |
| 三、邢国的地理意义及其与戎的关系 |
| 第三节 楷(黎) |
| 一、 (?)字释读 |
| 二、楷国的发现与确认 |
| 三、楷国铜器反映的史实 |
| 四、楷国地理 |
| 第四节 康-卫 |
| 一、康、卫铜器的整理 |
| 二、从康徙卫 |
| 三、相关地名考证总结(沬、朝歌、卫、淇卫、旧卫) |
| 四、关於“夷王命卫爲侯” |
| 附:“康侯鬲”跋 |
| 第五节 河内地区附近邦国 |
| 一、凡 |
| 二、柞(胙) |
| 第八章 西土北土邦国与西周地缘政治 |
| 第一节 西土的地理与交通 |
| 一、关中渭河谷地平原区 |
| 二、陕北高原区 |
| 三、关中、陕北地区之间的交通 |
| 四、关中与西南地区的交通 |
| 第二节 北土的地理与交通 |
| 一、河东汾浍地区的地理 |
| 二、太行山两侧、古黄河以西的地理 |
| 三、晋南汾浍、涑水流域与洛阳盆地之间的交通 |
| 四、成周至燕山以南的交通 |
| 五、太行山东西的交通 |
| 六、西土渭河谷地与河东地区的交通 |
| 第三节 西周的西北边疆 |
| 第四节 北土邦国与西周地缘政治 |
| 一、山西地区 |
| 二、太行山以东地区 |
| 第九章 邦国与西周王朝关系史略 |
| 一、?受万邦:文王时代的小邦周 |
| 二、遹征四方的武王时代 |
| 三、成王“奠四国万邦”和康王“ (?)尹亿疆” |
| 四、昭王南征不复 |
| 五、穆王时期 |
| 六、东南淮夷的兴起 |
| 七、恭懿孝夷诸世 |
| (一)恭王 |
| (二)懿王 |
| (三)孝王 |
| (四)夷王 |
| 八、厉宣之世的西北玁狁和东南淮夷 |
| 九、宣幽时期的四方忧患 |
| 十、西周末世的氏族东迁 |
| 结语 |
| 附录 |
| 地图 |
| 西周金文邦国材料分类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3）大气磅礴的通才学者 ——论赵俪生的性情与学术（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陇上人”的生平与治学 |
| 第一节 学者生平 |
| 第二节 学术实践 |
| 第二章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性格与多变的治学方向 |
| 第一节 学术路径转换之缘由 |
| 第二节 关于“专家”与“通人” |
| 第三节 一位“自由主义”者式的通人 |
| 第三章 大气而不拘小节:宏阔气质与学术追求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的坚定追随者 |
| 第二节 赵俪生与考据学的交锋 |
| 第三节 以学经世,关怀现实 |
| 第四章 理性的浪漫主义者:学者涵养与学术特色 |
| 第一节 赵俪生的文学实践与哲学探索 |
| 第二节 历史人物的文学化描写 |
| 第三节 历史事件的文学化叙述 |
| 第四节 基于史料的历史想象与历史思想的文学化表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三部《中国音乐美学史》着作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三部《中国音乐美学史》着作中研究对象的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蔡仲德着作中研究对象的基本认识 |
| 第二节 修海林着作中研究对象的基本认识 |
| 第三节 龚妮丽着作中研究对象的基本认识 |
| 第四节 比较三部着作研究对象的“异”与“同” |
| 第二章 三部《中国音乐美学史》着作中理论体系的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蔡仲德着作中理论体系的基本认识 |
| 第二节 修海林着作中理论体系的基本认识 |
| 第三节 龚妮丽着作中理论体系的基本认识 |
| 第四节 比较三部着作理论体系的“异”与“同” |
| 第三章 三部《中国音乐美学史》“三观”的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历史观的比较研究 |
| 第二节 材料观的比较研究 |
| 第三节 方法观的比较研究 |
| 第四节 三部着作“三观”的比较 |
| 第四章 三部《中国音乐美学史》着作的基本认识与评价 |
| 第一节 三部《中国音乐美学史》着作写作特点的认识与评价 |
| 第二节 三部《中国音乐美学史》着作价值的认识与评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5）服部南郭汉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服部南郭其人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服部南郭的文学创作 |
| 第二章 服部南郭的诗学观 |
| 第一节 传统的儒家诗教观 |
| 一 立言不朽的诗学精神 |
| 二 温柔敦厚的诗教观 |
| 第二节 对尊唐复古论的接受 |
| 一 倡汉魏盛唐明诗,斥晚唐宋元诗 |
| 二 重“格调”、尚“文辞” |
| 三 博观、涵永 |
| 第三节 诗主人情 |
| 第三章 服部南郭汉诗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交游诗 |
| 一 宴游集会 |
| 二 一般性酬唱 |
| 第二节 送别诗 |
| 一 应景之作 |
| 二 伤离惜别 |
| 三 勉励关切 |
| 四 由人悲己 |
| 第三节 爱情诗 |
| 一 乐府爱情诗 |
| 二 闺怨诗 |
| 第四节 怀古诗 |
| 第五节 隐逸诗 |
| 第四章 服部南郭汉诗的艺术特色 |
| 第一节 用典手法多样 |
| 一 明用与暗用相结合 |
| 二 正用与反用相结合 |
| 三 两典对举,同义反复 |
| 第二节 含蓄真挚的情感表达 |
| 一 含蓄蕴藉的抒情方式 |
| 二 “以我观物”的情感投射 |
| 三 语吐真情的浓郁抒怀 |
| 第三节 南郭汉诗诗语的表现特色 |
| 一 南郭汉诗中的颜色词 |
| 二 南郭汉诗中的屡用字 |
| 三 偏爱用叠字 |
| 四 偏爱用表现都市繁华矜贵的词汇 |
| 第五章 服部南郭对杜诗的接受 |
| 第一节 南郭学杜原因和江户时期尊唐复古思潮的发展态势 |
| 第二节 南郭对杜诗的接受 |
| 一 袭用杜诗诗语 |
| 二 沿袭杜诗的构思立意 |
| 三 对“野老”意象的接受 |
| 四 组诗形式的运用和以议论入诗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服部南郭年谱 |
| 附录二 服部南郭肖像与书法 |
| 附录三 源赖顺撰服部南郭墓志铭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范晔《后汉书》类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综述 |
| 二 类传概述 |
| 三 本文立意 |
| 第一章 铨叙党人择设《党锢列传》 |
| 一 范书中的“党人” |
| 二 设《党锢》以总括党事 |
| 三 散诸传而补充《党锢》 |
| 四 发史论以明褒贬得失 |
| 五 小结 |
| 第二章 齐整文士补叙《文苑列传》 |
| 一 从《文苑》无史论说起 |
| 二 《文苑》传主及其结构 |
| 三 范晔的文学、文士观念 |
| 四 《文苑》《儒林》的关系 |
| 第三章 重塑游侠改立《独行列传》 |
| 一 范书中的“折节”之“侠” |
| 二 《史记》《汉书》中的游侠 |
| 三 “侠”之精神的“公义”化 |
| 四 《独行》传主的精神气质 |
| 五 范晔对“侠”之精神的改塑 |
| 六 小结 |
| 第四章 合汇“方”“数”扩置《方术列传》 |
| 一 “术数”“数术”“方术”释义 |
| 二 《方术》的撰写基础 |
| 三 范晔的“方术”观念 |
| 四 小结 |
| 第五章 寓服“三纲”采述《列女传》 |
| 一 《列女传》的撰写基础 |
| 二 《列女传》的女性群象 |
| 三 《列女传》的选撰标准 |
| 四 范晔对妇女史撰写的发展 |
| 五 小结 |
| 余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7）春秋至两汉音乐文化内外交流与传播 ——从多元为主到一体化为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可行性 |
| 四、几个相关概念的界定分析 |
| 第一章 史前到西周的音乐文化交流简述：多元一体音乐文化的初期形成与发展 |
| 第一节 史前多元音乐文化的发展 |
| 一、史前多元文化和社会一体化趋势的发展 |
| 二、从音乐的起源看史前时期的音乐文化交流 |
| 第二节 夏商音乐文化交流：一体化音乐文化趋势增强 |
| 一、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一体化趋势 |
| 二、一体化趋势背景下的夏商音乐文化交流 |
| 第三节 西周音乐文化交流：一体化文化下的治礼作乐 |
| 一、周初制定礼乐 |
| 二、“礼崩乐坏”的同时乐舞走向绚烂 |
| 三、音乐教育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春秋战国音乐文化交流：多元社会背景下的多元发展 |
| 第一节 政治文化背景 |
| 一、华夏文化的汇成 |
| 二、多元政治背景下的文化发展 |
| 第二节 音乐文化传播：区域音乐文化的多元发展 |
| 一、区域音乐风格的多元 |
| 二、“钟磬之乐”的区域性交流与多元发展 |
| 三、“新声”的广泛传播与繁荣 |
| 四、《诗经》《楚辞》之形成发展 |
| 五、多元音乐思想与音乐教育的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秦汉音乐文化传播与交流：一体化为主的多元发展 |
| 第一节 传播与交流环境 |
| 一、民族融合与疆域扩张 |
| 二、大一统的政治思想 |
| 三、外交政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 |
| 四、礼乐文化的承继与乐府机构的建立 |
| 第二节 域内传播与交流 |
| 一、从几个不同区域着名汉墓出土的相关音乐文物分析 |
| 二、以楚国为代表的区域音乐文化交流 |
| 三、以秦声为代表的歌唱传播 |
| 四、琴乐的传播 |
| 五、舞蹈文化传播与交流 |
| 第三节 中原与周边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交流 |
| 一、两汉与月氏、乌孙、匈奴等少数民族的音乐交流 |
| 二、鼓吹乐的传播 |
| 第四节 丝绸之路背景下的音乐文化交流 |
| 一、与西域的音乐文化交流 |
| 二、佛教音乐传入 |
| 三、百戏之传播发展 |
| 四、关于南方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交流 |
| 五、关于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传播与整合的思考 |
| 第五节 秦汉与域外的音乐文化交流与传播 |
| 一、与越南、缅甸等国的音乐交流 |
| 二、与朝鲜、日本的音乐文化交流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东周与秦汉音乐文化交流与传播之比较及意义：从多元为主到一体化为主的拓展 |
| 第一节 交流与传播之比较 |
| 一、交流背景：从多元政治到封建大一统 |
| 二、交流范围：从域内到域内外 |
| 三、传播方式与符号：愈发多元 |
| 四、传播内容：由雅及俗 |
| 第二节 东周秦汉音乐文化交流与传播之意义 |
| 一、从历史意义层面分析：多元一体音乐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
| 二、对当今音乐文化建设的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从多元轴心时代的多元到封建大一统强势一体化下的多元 |
| 一、民族融合与交流是音乐文化发展的基础 |
| 二、政治、经济是音乐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保障 |
| 三、内部交流与内外交流是有机的统一 |
| 四、多元与一体是矛盾统一体 |
| 五、音乐艺术多元化发展是永恒的定律 |
| 六、追古思今是根本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当代工笔人物画中“新文人意识”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1章 文人与文人意识 |
| 1.1 文人与士 |
| 1.1.1 士人社会的形成 |
| 1.1.2 “出走”的文人 |
| 1.2 文人意识 |
| 1.2.1 文人生命意识 |
| 1.2.2 文人审美意识 |
| 1.3 新文人意识 |
| 1.3.1 文人角色的时代变迁 |
| 1.3.2 新文人意识的内涵 |
| 第2章 文人意识与工笔人物画之历史关系 |
| 2.1 传统理念的流变 |
| 2.1.1 用与“游” |
| 2.1.2 体与象 |
| 2.1.3 道与技 |
| 2.2 来自俗世主义的祛魅 |
| 2.2.1 以物象代“心象” |
| 2.2.2 “雅俗合流” |
| 2.2.3 以“人文”代“神文” |
| 2.3 现代人文主义的引入 |
| 2.3.1 两种“人文”的相遇 |
| 2.3.2 红色文化下的工具主义 |
| 2.3.3 “新文人意识”的形成 |
| 第3章 当代工笔人物画中新文人意识的意义取向 |
| 3.1 审美“对抗”启蒙 |
| 3.1.1 新文人意识的审美语境 |
| 3.1.2 “新文人意识”的“智性” |
| 3.2 精神“对抗”形式 |
| 3.2.1 “有意味”的形式 |
| 3.2.2 精神图像自我图腾 |
| 3.3 反思对抗归属 |
| 3.3.1 问题的产生与表征 |
| 3.3.2 作为“反思”表征的接受 |
| 第4章 当代工笔人物画中新文人意识的表现形态 |
| 4.1 诗性言说 |
| 4.1.1 诗性思维 |
| 4.1.2 诗性语言 |
| 4.2 寓言明义 |
| 4.2.1 寓言与隐喻 |
| 4.2.2 当代工笔人物画中的寓言体 |
| 4.3 荒诞的“无意义” |
| 4.3.1 “荒诞”的美学解读 |
| 4.3.2 当代工笔人物画中的荒诞叙事 |
| 第5章 影响新文人意识的几个主体变量 |
| 5.1 代际差异 |
| 5.1.1 言语资料的代际差异 |
| 5.1.2 语言价值中心的代际转换 |
| 5.2 女性主义与女性化差异 |
| 5.2.1 原始概念与本土现象分析 |
| 5.2.2 性别人格的女性化 |
| 5.3 文化认同差异 |
| 5.3.1 文化认同概述 |
| 5.3.2 认同中的差异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学术成果及主要艺术活动 |
| 附录 作者部分工笔人物画创作 |
| 致谢 |
（9）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新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戴震学术形象变迁的反思 |
| 1.2 现状与问题：《疏证》专题研究述评 |
| 1.3 选题价值与研究思路 |
| 1.4 主要内容与创新之处 |
| 第2章 《疏证》的背景 |
| 2.1 清初以来的儒学新风 |
| 2.1.1 明清之际学风的转变 |
| 2.1.2 “经学即理学”说 |
| 2.1.3 考证学典范及其超越 |
| 2.2 汉宋之争的问题 |
| 2.2.1 汉宋之争的由来 |
| 2.2.2 汉宋之争的意涵 |
| 2.2.3 戴震的不争汉宋 |
| 2.3 儒释之辨的问题 |
| 2.3.1 士林佛学的兴起 |
| 2.3.2 戴震与彭绍升之辨 |
| 2.3.3 儒释之辨的三个层次 |
| 第3章 《疏证》的内容 |
| 3.1 《疏证》对“理”的诠释与修正 |
| 3.1.1 “理”的疏解与区分 |
| 3.1.2 驳“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之“理”说 |
| 3.1.3 “理气之辨” |
| 3.1.4 “理欲之辨” |
| 3.2 戴震“反理学”说再考察 |
| 3.2.1 “反理学”说的由来与问题 |
| 3.2.2 “程朱”与“陆王”的差别对待 |
| 3.2.3 “敬其为人”,针对“其言” |
| 3.2.4 貌离神合：戴震与“程朱”之同 |
| 3.3 《疏证》“反理学”的现实指向与理论逻辑 |
| 3.3.1 “反”的重心：“祸民” |
| 3.3.2 “理学”的主体：“今之治人者” |
| 3.3.3 理论逻辑：“人心”居中 |
| 3.3.4 附论：戴震学术思想分期的问题 |
| 第4章 《疏证》的宗旨 |
| 4.1 《疏证》尊孟的缘由 |
| 4.1.1 作为经言依据 |
| 4.1.2 作为道统先师 |
| 4.1.3 作为学术宗主 |
| 4.2 《疏证》的“闻道”之旨 |
| 4.2.1 “闻道”的途径与方法 |
| 4.2.2 《疏证》对“道”的论述 |
| 4.2.3 “道”的层次与两种取向 |
| 第5章 《疏证》的意义 |
| 5.1 《疏证》对儒家思想传统的保守与开新 |
| 5.1.1 生生：“遂其生”的仁德与“相生养”之道 |
| 5.1.2 民本：“自下摩上”的视角与“人”的隐现 |
| 5.1.3 教化：“正人心”的志业与“美言”的警惕 |
| 5.2 从“义理”的探索到“哲学”的基础 |
| 5.2.1 “戴氏之义理”的探索 |
| 5.2.2 胡适的“新哲学”说及其问题 |
| 5.2.3 “情感哲学”与“语言哲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先秦儒家历史观研究 ——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二十世纪以来先秦儒家历史观研究的回顾 |
| 一、关于先秦儒家历史观的整体研究 |
| 二、关于孔子、孟子、荀子历史观的个案研究 |
| 三、成就与不足 |
| 第二节 历史观释义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先秦儒家历史观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 |
| 第一节 农业文明根基 |
| 一、天地崇拜 |
| 二、安土重迁 |
| 三、崇尚权威 |
| 四、重视秩序 |
| 第二节 宗法社会基础 |
| 第三节 重视道德伦理 |
| 第四节 西周王官之学向诸子之学的转变 |
| 第五节 史官文化传统 |
| 第二章 先秦儒家思想产生兴起的原因、思想主旨及其与历史观的关系 |
| 第一节 先秦诸子产生兴起的原因与思想主题 |
| 一、先秦诸子产生兴起的原因 |
| 二、先秦诸子的思想主题 |
| 第二节 先秦儒家道德价值的确立 |
| 一、孔子:仁内礼外 |
| 二、孟子:从心出发 |
| 三、荀子:以礼为宗 |
| 第三节 先秦儒家思想与历史观的关系辨析 |
| 一、以古鉴今 |
| 二、以今绳古 |
| 第三章 天人关系和先秦儒家历史本原与历史主体思想 |
| 第一节 先秦天人关系思想的萌芽和发展 |
| 一、先秦天人关系概说 |
| 二、远古至殷商天人关系思想 |
| 三、西周天人关系思想 |
| 四、春秋战国时期天人关系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
| 第二节 先秦儒家天人关系思想 |
| 一、孔子的天与天命思想 |
| 二、孟子的天与天命思想 |
| 三、“天人之分”:荀子天人关系思想的重大突破 |
| 第三节 先秦儒家历史本原思想 |
| 一、历史客观存在 |
| 二、圣人的历史作用 |
| 第四节 先秦儒家历史主体思想 |
| 一、孔子的历史主体思想 |
| 二、孟子的历史主体思想 |
| 三、荀子的历史主体思想 |
| 第四章 先秦儒家对历史本质的认识 |
| 第一节 孔子开创道德史观的先河 |
| 一、礼:人伦社会的秩序规范 |
| 二、仁:个体修养的道德目标 |
| 三、《春秋》:孔子历史理想具体而微的体现 |
| 第二节 孟子对道德史观的发展 |
| 一、性善论:孟子道德史观的基石 |
| 二、仁政与王道:道德在政治实践中的运用 |
| 第三节 荀子: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协调统一 |
| 一、性恶论:人的自然属性 |
| 二、群分论:人的社会属性 |
| 三、“性伪合而天下治”: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协调统一 |
| 第五章 先秦儒家古今变易思想 |
| 第一节 古今变易论 |
| 一、孔子的古今变易论 |
| 二、孟子的古今变易论 |
| 三、荀子的古今变易论 |
| 第二节 古今变易趋势论 |
| 一、孔子的复古思想倾向 |
| 二、天下“定于一”:孟子对历史变易趋势的认识 |
| 三、荀子对历史变易趋势的认识 |
| 第三节 古今变易规律论 |
| 一、孔子的历史规律论 |
| 二、孟子的历史规律论 |
| 三、荀子的历史规律论 |
| 第四节 古今变易动力论 |
| 一、道德在历史变易中的决定性作用 |
| 二、民本思想 |
| 第六章 先秦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历史观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对历史本原的认识 |
| 第二节 对历史主体的认识 |
| 第三节 对历史本质的认识 |
| 第四节 对历史规律的认识 |
| 第五节 对历史动力的认识 |
| 第六节 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历史观之共性 |
| 第七节 先秦儒家历史观之特性 |
| 结束语 先秦儒家历史观的地位和影响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从顾炎武说到王国维(上)──兼论中国文化的特质（论文参考文献）
- [1]顾炎武《诗经》学研究[D]. 卢玮玮. 河北师范大学, 2021
- [2]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地理整理与研究[D]. 马立志. 吉林大学, 2021(01)
- [3]大气磅礴的通才学者 ——论赵俪生的性情与学术[D]. 力思琪. 山东大学, 2020(09)
- [4]三部《中国音乐美学史》着作的比较研究[D]. 完颜振清.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5]服部南郭汉诗研究[D]. 陈阳.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6]范晔《后汉书》类传研究[D]. 王亮军. 兰州大学, 2020(01)
- [7]春秋至两汉音乐文化内外交流与传播 ——从多元为主到一体化为主[D]. 党岱. 南京艺术学院, 2019(01)
- [8]当代工笔人物画中“新文人意识”问题研究[D]. 邱启雄. 武汉理工大学, 2019(07)
- [9]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新探[D]. 邓林. 湖南大学, 2018(06)
- [10]先秦儒家历史观研究 ——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中心的考察[D]. 陈典平. 西北大学, 201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