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这个“第一”不简单(论文文献综述)
朱朝敏[1](2021)在《拈花佛》文中研究表明一上元节那天,扈娘约好能婆婆到江口弥陀寺去拜佛。庙村斜对面就是江口镇。天气晴好的话,长江就是一面明镜,与明媚阳光一起开阔视线,对岸景物便清晰地投射眼底,若是站得高一些,古镇高耸建筑的青砖黛瓦也隐约可见。有时在节气,站在大堤上,甚至能听见噼啪的鞭炮声,偶尔还能听见大人的争吵和小孩的啼哭。
沙涛[2](2021)在《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论 ——立场、方法与运用》文中认为刑法需要被解释。刑法解释需要借助体系化方法,构建以犯罪论体系为核心的刑法解释体系,因为体系化有助于保障解释结论的合逻辑性和安定性,进而保障相同案件相同处理这一法律公正原则的实现。然而,被体系化思维与方法宰制的刑法解释存在封闭、僵化进而脱离社会实际的危险,所以要从社会现实出发构建科学的刑法解释体系。近现代刑法传统上将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分离,刑法被认为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界限。这种认识虽有利于刑法的安定性,但忽视了刑法体系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有损于刑法的适应性。刑法体系的刑事政策化和刑事政策的法治化命题便是对刑法体系与社会需求关系的进一步思考。如今已渐成共识的看法是,一方面刑法体系不应排斥刑事政策的诉求,另一方面刑事政策对刑法体系的影响应受到限制。于是,刑事政策的法治化的实现路径成为新的时代课题。以刑法功能为导向,建构功能主义的刑法解释体系是刑事政策法治化的正确路径。功能主义刑法解释体系一方面具有实践基础、方法论基础和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具有超越形式/实质解释与主观/客观解释的科学性和优越性。对刑法功能的理解直接关涉功能主义刑法解释体系的建构。传统的刑法功能理论在逻辑上和方法论上存在诸多弊端,不适合指导刑法解释体系的建构。刑法功能研究应以科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以卢曼为代表的社会系统理论在社会理论传统脉络的基础上吸收了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学、生物学等,因而是跨学科研究的典范。社会系统理论在方法上不仅具有优越的科学性,而且与刑事政策法治化命题相契合,所以应作为研究刑法功能以及功能主义刑法解释体系建构的方法论基石。根据社会系统理论,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性与偶在性快速增长的社会,为降低社会交往的复杂性、维持社会的存续,社会出现了功能分化,社会系统分化为政治、经济、法律等诸多子系统。社会系统的功能分化理论本身预设了功能/效果的区分和系统/环境的区分。系统的功能是指系统要解决的关于社会存续的某些问题,且该问题只能由该功能的发挥得以解决。系统与环境之间不是输入/输出关系,而是结构耦合关系。系统是自创生的,一方面系统根据自身的符码和纲要实现自我指涉,另一方面系统对环境通过结构耦合的方式实现开放。法律系统与其他社会子系统之间是既相互独立又相互激扰的关系,一方面法律系统闭合运作,来自社会环境的需求不能直接干涉法律系统的运作;另一方面法律系统与政治、经济等社会子系统之间存在结构耦合关系,其他社会子系统的需求给法律系统带来压力,法律系统经选择将来自社会环境的需求纳入法律系统。按照系统/环境的区分范式,法律系统进一步分化为宪法系统、行政法系统、刑法系统、民法系统等法律子系统。刑法系统一方面与法律系统外的环境之间存在独立且耦合的关系,另一方面与民法系统等法律子系统间亦存在独立且耦合的关系。法律系统的功能是稳定社会交往的规范性预期。一种形态社会的存续以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的正常开展为前提。于是,预期的稳定对社会的存续而言至关重要。稳定预期的方式有两种,一是调整认知以形成新的预期,二是确证既有预期的效力,也即确证规范性预期的效力。现代社会是一个价值多元、功能分化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只有法律具有一致性一般化的特点,所以法律系统的功能是稳定规范性预期,而这一功能是道德系统和宗教系统等不能替代的。刑法系统在整个法律系统中居于保障法地位,刑法系统的功能既不是法益保护或人权保障也不是行为规制,而是确证包括刑法在内的全部法律规范的效力。刑法系统确证法规范效力的工具是刑罚,刑罚作为物理性暴力具有一致性一般化的性质,能够有效实现对破坏规范效力行为的否定。法律规范的效力得到确证,法律系统稳定社会规范性预期的功能才能实现。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论证说理需要借助利益衡量。利益衡量是刑法系统实现认知开放的重要管道。为确保刑法系统的独立运作,利益衡量要以法律条文为前提,并依托于以法规范确证功能为导向的犯罪论体系。功能主义刑法解释体系的建构需要运用体系化方法,首要之事便是建构一个功能性的犯罪论体系。在既有的犯罪论体系理论资源中,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与功能主义刑法解释体系在思考方法上具有一致性。所以,经济的做法是以刑法系统的法规范确证功能为导向,对既有的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进行改造。法益是刑法系统与其环境的连接点,刑法系统对社会环境需求的纳入需要通过利益衡量进行转译。首先,要进行利益识别,也即识别出属于法律系统的利益。识别的过程是一个选择的过程,选择的标准以刑法系统的法规范确证功能为导向。刑事政策等社会需求层面的利益应通过法益概念的转译进入刑法系统,利益衡量不应将不属于刑法系统的利益纳入考量。其次,要进行具体的利益衡量,也即在诸多法律利益中权衡选择有助于法规范确证功能实现的利益。归属于刑法系统的利益需进行划分和层级设定,异质利益之间的衡量需在具有共识性的制度利益下展开。最后,利益衡量还应遵循比例原则,合宪性解释能起到对利益衡量的限制作用。功能主义刑法解释是科学的解释立场和方法,能够为具体的法律适用提供方法论支持。例如在正当防卫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构成要件解释适用中,功能主义刑法解释便体现出其优越性。既有关于正当防卫原理的学说略显零散和乏力,个人利益保全说独力难当,传统法秩序维护说欠缺理论根基,利益衡量说存在诸多缺陷。正当防卫原理应在与刑法系统功能的关联中探寻,正当防卫的原理应是法规范确证导向的利益衡量。以法规范确证导向的利益衡量为基础对正当防卫要件进行功能主义解释,是精准认定正当防卫的科学方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应结合《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前置法规定,以刑法系统的法规范确证功能为指引,兼顾信息主体个人利益与信息流通利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是个人信息权,个人信息权应限缩解释为信息自决权,且在新技术环境下宜将个人的社会交往利益作为信息自决权的核心内容,同时强化信息处理者的信息保护义务。刑法没有限缩个人信息范围的必要,个人信息的范围应依《民法典》等前置法确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是不法要件,“知情同意”的违反是判断不法的核心要素。为实现刑法处罚范围的合理划定,应通过“情节严重”这一不确定法律概念实现犯罪圈调节。“知情同意”的认定规则与“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取决于在法规范确证功能导向下的利益衡量。
曹勇[3](2021)在《高校通识教育中的设计课程研究:概念、内容与课题方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伴随我国高校新时代本科人才培养模式转型,美育、双创教育、跨学科教育逐步成为重要内容。它使设计教育从专业领域进入通识领域,面向高校非专业学生的通识设计教育快速发展,但对它的系统研究还很缺乏。因此,以其发展历史与现状为依据,以概念剖析与设计研究为方法,对其概念内涵、课程内容建构、课题设计方法进行了系统理论研究,并形成以下结论:设计通识是以设计学科为内容载体,以通识美育为育人目的的设计教育形态。它揭示了设计教育作为一种跨学科探索活动在职业教育与人文通识之间的往复运动。回归美育育人不仅是其应用功能,也揭示了设计创造力培养的主体内在根源和设计作为人文学科的价值本源。在育人与学科双重视野下,设计通识课程内容可分为设计语言、设计返身、设计自由3个层次,其知识形态特征应该是学科内的破界与贯通、学科外的跨界与交叉,其核心能力是设计形式生成的思维能力。通过“知觉-媒介-抽象”、“意义-符号-叙事”、“技术-结构-系统”、“观念-重构-生成”4种设计形式生成思维的训练,建立全人发展与身体、文化、技术与观念的广泛联系,它既是设计育人的特点,也是设计学科自身拓展的动力。通识设计的课题设计方法对应于课程的核心内容和内容层次,表现为微观的基于具体内容的设计方法、中观基于应用情境的设计方法,但宏观层面上讲通识课题设计的本质不仅是“关于设计教育的研究”,更是一种“设计的研究”。课题作为人文性的教学设计“形式”,在抽象层面也具有媒介、意义、结构、观念4方面特征,由此打开课题设计更为丰富的可能。
赵庆波[4](2021)在《海德格尔与福柯的技术虚无主义批判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文中指出可以说,19世纪的马克思与尼采分别从资本与文化的角度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虚无主义危机。接续马克思和尼采的工作,我们要追问的是,随着整个人类社会进入了由现代技术而架构的日益紧密结合的世界时代,虚无主义的危机有没有进一步的加重呢?虚无主义是否扩张为一种全球性的危机呢?纵观20世纪的哲学历程,我们发现海德格尔与福柯的工作推进了虚无主义的哲学研究,两位哲学家从技术角度出发对今日的虚无主义危机提供了重要且独特的反思。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的历史视域中对技术进行了本质规定,这种规定试图揭示技术时代正在发生的具有根本性意义的事件:现代技术之本质把一切存在者都降低为可控制、可生产、可装备的资源物。整个人类星球进入了一种由技术之本质对其进行排序、规划的时代,人类被完全移交给了技术,成为了日益扩张的现代技术可随意取用和消耗的资源。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这种深刻理解开放出了理解现代政治的有效路径,当技术成为权力运转的新配置时,权力本身也会呈现其计算性、自主性、程序性等技术特征。福柯批判性的推进了海德格尔的技术理解,这表现为福柯剥离了从一种存在论视角出发去言说现代技术的方式。谱系学是从具体的历史事件出发阐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明的特定的权力技术对主体是如何制作、控制、保障的。福柯的工作可以简述为两个命题:其一,技术全面包围身体;其二,技术主宰整体人口的生命过程。现代技术对人的资源化是凭借着特定的机制、操作、程序来实现,这些特定的合理性形式并不能缩减为某种大写的、先验的技术。技术政治对主体的操纵是精心制定的,现代政治通过特定技术实现了对主体的制作,乃至贮备,其目标在于高效的控制、管理、榨取生命资源,这乃是技术政治的本质特征。通过对技术与技术政治的探究,海德格尔与福柯共同指认了日益扩张的现代技术引发了严重的虚无主义危机。技术虚无主义有两层内涵:其一,人被技术驯化为功能化的机器了,或者说,人成为了技术化权力所塑造、控制、管理、保障、装备的技术化动物。这意味着人被技术体系降低为可最大限度利用的资源物了,人的神圣性、神秘性、崇高性被解构了;其二,技术对人本身的进攻,已不简单是把人塑造为功能化的机器了,而是对人本身的灭绝和制作,这具体体现为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现代生物基因技术等把人降低为无关紧要的东西了,存在的基本意义被解构了。显然,海德格尔与福柯结合时代的具体境况,对虚无主义问题做了进一步的阐释。日益扩张的现代技术或权力技术会引发比尼采意义上的虚无主义更为严重的虚无主义问题。海德格尔与福柯不是虚无主义者,他们为克服技术虚无主义提供了不同的方案。海德格尔终其一生走在一条追问存在的路上。对海德格尔而言,人只有与存在建立一种深层关系,才能真正获得有意义的生活。福柯则提供了更为积极的实践策略。对福柯而言,抵抗式斗争、技术伦理能够为主体的存在敞开更多创造性的空间,使得主体去想象和建立新的存在形式。今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在多元对话中开创其新的理论进路,以积极应对技术虚无主义的问题。对技术进行批判性的反思,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的,整合法兰克福学派与福柯的技术思想,可以更有效的推进对技术的社会批判与改造。
李新潮[5](2021)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以来,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回答往往首先聚焦于对“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时代拷问。党的十八大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的重要思想,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传承问题的政治高度和科学态度,为新的历史阶段全面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指明了方向。然而,以“政治话语”面貌首先出场的“两创”,常常被认定为是不证自明的,似乎可以被随意运用于关涉文化传承的所有语境之中。因此,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为理论视域,在批判性反思中厘清其理论定位,在学理性阐释中澄明其思想内涵,在历史性审视中彰显其思想史意义。“两创”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两创”与“二为”“双百”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重要内容;狭义的“两创”与“两相”“两有”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核心内涵。在狭义层面,“创造性转化”是指要根据时代发展状况将古老的文化内涵和形式转化为符合现代人需要的新内涵和新样式;“创新性发展”是指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在保留“旧文化”之中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发展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文化”,进而“新文化”又不断发展为“更新的文化”的过程。“创造性转化”重在“继往”,即在整理、筛选中华传统文化母体的基础上,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解读和当代转化;“创新性发展”重在“开来”,即在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对富有当代价值的内涵和形式在实践中进行淬炼和发展。就哲学基础而言,“两创”思想之中蕴含着唯物史观的哲学底色、辩证否定的哲学内涵和辩证发展的哲学要求;就运行机理而言,“两创”思想之中内蕴着“思想再现—语境再植”“辩证分析—逐级抽象”“时空交融—综合创新”“纵横结合—循环往进”的内在机理。正是这些哲学基础和运行机理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基本属性,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传承理念与传承方法统一体的展开模式。经过一系列的界定、辨析、分析和解读,希冀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的特定概念,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具体到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化发展而言,有必要以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思潮谱系为历史底色,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境遇为时代背景,对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动因、对象、方向和路径进行系统考察,从而推动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实现。“两创”思想的思想史意义需要在近代以来的文化思潮格局之中进行谱系定位和历史审视:就纵向而言,“两创”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理论逻辑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延续和理论表征,它不仅全方位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传承的核心观点,而且明确了评判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丰富了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依据、融入了“综合创新”等思想成果、发展了“批判继承”的传承理念、明确了文化转化创新的基本限度,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新境界;就横向而言,“两创”文化观中蕴含的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从容自信的文化心态、可解析性的文化认知、实践取向的文化标准分别替代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或自卑或自负的文化心态、整体主义的文化认知、或内或外的文化标准,从而超越了“激进—保守”的文化困境,开辟了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新境界。总之,“两创”思想的理论出场和实践运用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马克思主义回答,但并不代表是对这一时代之问的最终解答,而只是适应新的时代语境所产生的阶段性理论呈现。只要“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没有得到彻底解答,只要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尚未得到彻底平息,关于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文化使命就仍然驱使着我们继续前行。
王君[6](2021)在《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需要是人类行为活动的重要动力,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是人类多样化需要中的一种,是人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动力。人在社会上以多种形态存在,包括个体存在、群体存在和类存在。其中,个体存在是人最基本的存在形态,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最基本的教育单位。不同于群体或者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有着自己的独特内涵,是以个体形式存在的人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延续和发展而对思想政治教育所产生的依赖和要求,具有生活性与政治性相伴生、自发性与自觉性相交织、个体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相表里、多样性与统一性相调和等特征,并以基础需要与高级需要、现实需要与未来需要、显性需要与隐性需要、主导需要与从属需要、合理需要与不合理需要等多种形态存在。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需要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是一个内涵丰富、维度多向、方向多元和层次多阶的复杂体系,其产生有着重要的现实根源。作为一种生命存在,个体需要借助思想政治教育来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实现“生态人”的追求;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个体需要借助思想政治教育来解决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实现“社会人”的和谐;作为一种精神存在,个体需要借助思想政治教育来解决人与人自身之间的矛盾,追求“信仰人”的境界。从维度上来看,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包括了为自身目的而产生的自向性需要、为他人目的而产生的他向性需要和为交往目的而产生的交互性需要;从方向上来看,包括了思想性需要、心理性需要、政治性需要、道德性需要和法治性需要等;从层次上来看,则包括了认知性需要、情感性需要、价值观需要、能力性需要、意志性需要和信仰性需要等。由此,形成了一个立体、多维、综合的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体系。这一需要体系的理论建构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反思现实、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一需要体系是一种理论的应然状态,在实然状态中,个体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并不一定完全遵循这一理论模型。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存在三种基本的实然状态——“客观存在的需要”“事实产生的需要”和“意识自觉的需要”。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需要”,它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需要,不一定现在就产生,但是终究会产生;作为一种“事实产生的需要”,它是已经现实产生了的;作为一种“意识自觉的需要”,它是个体意识到的需要,可以是对“客观存在的需要”的意识,也可以是对“事实产生的需要”的意识,或者兼有之。真正意义上的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是实现了三者有机统一的需要,而“意识自觉”又是其中的关键。观照现实,我们可以发现,大多数个体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是“客观存在”且“事实产生”了的,但是尚未实现“意识自觉”。这里的“意识自觉”既包括了对这种需要的认知,同时也更强调对这种需要的认同。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现实存在的问题也主要是基于这一情况而提出的,即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整体上处于一种消极状态,具体表现为需要意识有待增强、需要层次有待提升、需要内容有待丰富、需要满足有待主动等。这些问题的产生既与我国所处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相关,也与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属性、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现实情况有关。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主张用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思维来寻求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优化的现实路径。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优化是包括需要意识、内容、层次和满足等多方面的系统优化,既要满足现有需要,更要引导高层次需要、纠正虚假需要和激励自主需要。在优化过程中,要注意坚持主导性与主体性相统一、方向性与渐进性相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现时性与发展性相统一的原则。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我们着重从实现主体性自觉,凝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优化的合力、加强内涵性建设,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需要属性、关注过程性发展,善用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优化的媒介、统筹系统性建构,完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发生场域等四个方面来探讨优化的具体路径,以期改善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现状,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
编辑部[7](2021)在《2020·2021贾可赵福全跨年对谈》文中提出回顾2020,展望2021,中国汽车业一年一度最酣畅淋漓的对话。回顾特殊的2020年时,两位资深从业者没能把数字精确控制在十个,而是超纲探讨出十二大年度事件。从2017年末开始,汽车商业评论在每年岁末年初都会推出一档视频特别节目——跨年对谈,到2020年-2021年是第四次。第四次跨年对谈由汽车商业评论总编辑贾可博士与清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院长、世界汽车工程师学会联合会(FISITA)终身名誉主席赵福全担纲。
侯宪利[8](2020)在《“互联网+”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变革》文中研究指明“互联网+”深刻地变革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和交往方式,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哲学变革。在人类社会这场数字化变革的进程中,互联网实现了由最初作为“工具型应用”的“+互联网”到作为“构成社会基本生产组织要素”的“互联网+”的跃升,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数字化、智能化发展,重构了以共享经济为特色的网络时代新型生产关系,拓展了人类生存和交往的新时空,形成了“开放、创新、普惠、共享、自由、平等、包容”的互联网核心价值理念,有力地推动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人类社会这场全面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互联网重构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和人与自我的关系,变革了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互联网+”所体现的哲学理念是对传统工业社会价值理念的批判,重构了信息社会重要的时代精神。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尤其是“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非常有必要进行一次具有时代意义的“互联网转向”:把“镜头”对准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所带来的诸如思维与存在、现实与虚拟、技术与人文、自由与必然、主客体的融合重构、人类解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现实的哲学问题,并在回答这些问题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促进“人向人的本质的全面回归”,推动“人类解放”。“互联网+”首先是一种新型生产工具,由劳动者和“互联网+”相结合形成新的生产方式——网络生产方式,是人类有史以来第四代生产方式,其最大特点是劳动者与机器分离的“分离生产方式”。这种“分离生产方式”是一场全新的颠覆性革命,将给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当下的产业转型升级带来史无前例的影响。伴随着“互联网+”的深入推进和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的不断升级,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泛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综合利用,互联网已逐步由最初作为一项技术的“信息沟通工具”上升为全新的“生产要素”和“技术、生态平台”,已经由消费领域深入到生产领域和文化生态领域。“互联网+”多维度地推动了互联网由“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生态互联网”和“价值互联网”的跃升,“互联网+”由此逐步成为一种思维方式和价值传递方式,重构了新的生产力要素和网络时代的新型生产关系,使信息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数字化转型,催生了互联网哲学理念,促进人类社会由“传统大机器生产”的工业社会向“现代科技智慧型生产”的信息智能社会转变。“互联网+”对人类社会的变革既是“重大的现实问题”,又是“重大的理论问题”。本文通过对“互联网+”对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变革的考察和研究,探寻“批判的互联网”对传统工业社会现代性的批判价值,并通过对“互联网的批判”研究,剖析互联网哲学思想的核心价值内核,规避互联网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倡导东西方文明在互联网时代的交融互鉴,以互联网生态化的多维思维,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重构网络时代“开放、共享、包容”的全球人类核心价值观,力图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供思想借鉴。
刘红梅[9](2020)在《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中西方家庭文化对比研究》文中认为家庭是历史的产物,家庭文化是人们在实践中自觉的审视家庭生活后的理性反思结果。家庭是社会机体的有机细胞,家庭文化是确保家庭细胞形态健康的重要因素。家庭和谐、家庭文化健康,个体人才能得到培养,社会才能稳定有序,家庭才能真正发挥连接个体与社会的“桥梁”作用。现代性发育和市场经济的主导,在改变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更深层意义上改变了人们的家庭生活理念。传统的家庭及其文化已经在新的社会实践和交往关系中遭到解体。个体面临从传统的家庭生活中不断的出走,又一次次陷入对现代家庭寻找的徘徊困境中,家庭本身也面临价值观困境、伦理道德困境、家庭教育困境以及传承与断裂困境。进入新时代人们迫切需要探索新的文化去解决个体和家庭困境,去保障社会的良序发展。本文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点,以文化哲学作为观察视角,通过中西方家庭文化的对比研究,发掘中国传统家庭文化和西方家庭文化中的合理资源,试图为新时代家庭文化建设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探索方向。唯物史观是人们研究人类社会现象和社会存在的钥匙。家庭及其文化作为社会现象和社会存在的一种,必然符合唯物史观的一般规律。纵观中西方古代社会历史可以发现,家庭是人类早期共同选择的生活方式,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人类从动物式本性群居到自觉选择家庭作为生活方式,从无序的血缘婚家庭到现代文明社会“一夫一妻”制家庭,家庭产生的每一步都和人们实践的重心“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分不开。对“两种生产”的需要直接产生了人们对家庭生活的需要。通过家庭实现了生存资料和生命的再生产,通过家庭交往实现人对自我的确认。与之相适应,家庭作为经济生产单位具有满足人们生活资料需要的生产功能,作为生育单位家庭具有延续自身和种族生命的生产功能,同时家庭作为育人之器具有抚养和培育后代的功能。兼具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两种生产”,也就决定了产生其上的家庭的性质。家庭文化则是人的本质在家庭生活中的显现,是人在具体的家庭生活实践中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外化、对象化的结果,是人的社会关系的集中反映,也是人们从必然的非自由状态走向人的自由解放的过程。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家庭文化在维护人的生存和生命中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在统治者意志中变成束缚人自由的工具,实现人的解放必然要从批判以买卖婚姻为实质的非自由的家庭文化开始,将人的解放作为家庭文化的价值诉求,积极构建以实现人的解放为内容的家庭文化。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家庭文化的变迁是与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变迁分不开的。在人类早期家庭就是整个社会,婚姻制度就是社会制度。在社会生产能力低,生活范围局限在血缘家庭之中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个体对家庭、对血缘、对伦理关系越是依赖,社会在结构上越是以血缘家庭为基础。一旦新的社会制度从私有财产中产生出来,私有财产可以通过财富支配他人进行劳动,阶级对立从中产生,随之发生阶级关系力量变革,血缘伦理组织社会将被国家阶级代替,家庭文化也要从传统血缘伦理家庭文化向个体本位的家庭文化转变。中西方家庭文化的演变,是以自然经济向工业为主的市场经济转换为动力的。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看,家庭文化的内容围绕所有制关系展开。先秦时期自给自足的农业性质,使得传统家庭文化属于典型的血缘伦理文化。家庭文化围绕血缘关系展开,具有伦理性、群体性、家庭本位性、父子关系主导性等主要特点。在《周易》和儒家文化中肯定男女两性关系,属于统治阶级意志下的家庭文化,带有明显的尊卑等级色彩;法家以刑法秩序规定家庭文化;道家打破儒家和法家的礼治和法治文化,以自然无为实现世俗解脱。近代工业萌芽和新文化思想的涌进,群体本位家庭开始向个性自由为主的个体家庭转变,这一思想在婚姻制度中得到巩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家庭文化得到高扬,但由于转型期的“悖论”存在境遇,人们在享有个体家庭文化自由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家庭文化的依托。个体家庭文化陷入异化、功利化、自由化的个体家庭文化境遇。西方家庭文化呈现从古希腊的城邦利益至上和中世纪的宗教家庭文化中解放出来,向资本主义个体家庭文化演进的面貌。柏拉图以城邦利益为目的消解自然家庭,亚里士多德从伦理正义的角度肯定城邦与家庭共同体的至善性,快乐主义从个体本性的快乐原则出发,肯定个体从家庭中获得快乐的正当性。中世纪宗教家庭文化以早期基督教的禁欲独身开始,经历阿奎那肯定以生育为目的的“圣事”婚姻,最终以“骑士之爱”为萌芽的个性之爱从宗教中觉醒结束。但真正的西方式的个体本位的家庭文化,是在私有制实现的资本主义社会才真正开始。培根和卢梭则站在新兴的资产阶级立场,从自然人权的角度探索家庭文化属于个体本性自由范畴。康德从私有财产的所有权问题出发,将婚姻家庭纳入法权契约关系中,契约婚姻属于“有物权性质的对人权”的范围,是双方彼此占有的权利,对等的义务和权利是婚姻的本质。黑格尔将婚姻家庭文化视为伦理精神的直接实体性存在,家庭文化具有伦理性的爱的性质,彼此互爱是家庭文化的最高目的,反对康德的物性契约理论。中西方家庭文化演进过程,反映出家庭文化从自然血缘家庭文化向个体本位家庭文化方向转变,个体家庭文化以实现个体的自由和幸福为直接目的。对比发展过程可知,中西方家庭文化存在相通性。从生活方式的角度看,血缘家庭作为最早的生活方式,家庭文化是命运、是权力、是利益共同体文化。从秩序的角度看,家庭文化是一种秩序文化。家庭的产生本身就是人从无序状态到有序的过程,自然的男女分工和家庭角色分工本身就是人自我构建秩序的体现。从家庭文化的功能看,家庭文化是一种育人文化。在承担生育教养后代的同时还要赡养父母。这是中西方家庭呈现的历史共性。有共性也就存在差异性,差异性是必然的存在。从家庭价值导向来说,中国家庭文化属于家庭本位导向群体利益,西方则是以个人为本位倾向个体幸福。在家庭文化理念上,中国家庭文化更多的强调对宗族、家庭的责任,西方则更注重义务与权利的对等。从家庭文化模式看,中国宗法思想笼罩下家庭模式是以父子本位文化,以男性为尊注重男权思想。西方个体文化属于夫妻本位文化,家庭文化围绕夫妻关系展开,更注重男女之间的平等。唯物史观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西方家庭文化差异是在各自的主导经济形式、社会政治结构、自然因素和文化精神理念下造就的,各有其独特的产生背景。当前家庭文化自身的困境,市场经济的发育,都在指向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问题。面对新时代不可回避的家庭问题,汲取中西家庭文化思想的合理性精华,即为论文的出发点与归结点。在辨析家庭文化史与中西方文化的思想资源的前提下,得出中西方家庭及其文化上既具有共通性又存在差异点。本文认为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要解决好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既要承续人类以往的思想精华,又要以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各种需要作为目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体、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的要求作为价值取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家庭文化探索中的理论指导,做到目的、价值和思想相融合。立足新时代和市场经济发展,做到整合中西方家庭文化,以培养塑造现代社会需要的独立个体人格为基点,达到家庭的良性存在与发展,从而稳定社会保障现代化发展。
刘素娟[10](2020)在《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文中认为鸦片战争以降,外国列强侵入中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中华民族面对侵略,勇敢地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对中西冲突的思考和探索,从物质层、制度层转向了文化层,自此之后,中西文化问题成为国人讨论的热点话题。冯友兰是我国着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他曾以“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概括自己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冯友兰的哲学研究始终围绕中西文化进行。他的文化探索随着时代脉搏而跳动,随着时代思潮的发展而起伏。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人们关于“中西文化异同”、“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有着广泛的讨论。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探索,主要围绕“中国文化为什么会落后、中西文化有什么不同”来进行,冯友兰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科学,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向内寻求的历史选择,它走的是“自然”路线,关注的是人的内心需要,注重的是人伦日常。与之相反,西方产生科学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向外追求,走的是“人为”路线,注重向大自然寻求力量,追求确实性。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通过深入了解西方哲学,他发现中西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都同时存在着几种人生哲学派别,冯友兰以老子所谓“损益”问题为主线,将中西人生哲学按照“损道”、“益道”、“中道”三个大类分为了十个派别,提出中西哲学都有“损道”,主张人类的幸福在于约束人的欲望;也都有“益道”,主张向外探寻幸福;还都有“中道”,主张有限度地向外探索。回国后,冯友兰接续人生哲学之同的发现,参与了“科玄论战”,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观。20世纪3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广泛传播的影响,冯友兰逐步接受了唯物史观,认识到社会从低到高的发展规律。欧洲游学的观察和思考促使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从“中西之异”转向了“古今之异”,认识到中西文化的不同在于时代差别,中国是古代文化,西方是近代文化。冯友兰文化观从“中西之同”到“古今之异”的辩证发展,让他认识到中西互释的可能。20世纪40年代,面对抗日战争和建国问题,冯友兰认为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冯友兰接续“古今之异”,根据共相殊相理论,提出了文化的类型说,认为西方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工业社会,其文化是工业类文化,中国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社会,其文化是农业类文化。中国向西方学习,不是“全盘西化”,也非“中国本位”,而是要学习其工业类文化,保持中国的基本道德不变,保留中国民族文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冯友兰主动接受改造,努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实践,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此,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讨论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面对1950年代文化改造和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冯友兰勇敢地提出了“抽象继承法”,旨在传承中国文化的传统命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冯友兰在这个时期重新获得了学术生命,他认为,中西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向西方学什么”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新阶段在于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新的文化体系。围绕“中国古典哲学有哪些成份可为新的文化体系所吸收”,冯友兰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为中国文化的新发展输送营养。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思考长达近一个世纪,折射出了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展现了冯友兰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情怀。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观始终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评价及对中国文化未来的思考,经历了一个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过程,表现了冯友兰在中西文化冲突面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着力和用心。冯友兰的中西文化探索,不仅涉及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还关照到了马克思主义,冯友兰对中、西、马三者关系的探索,也为后人铺好了基石。
二、这个“第一”不简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这个“第一”不简单(论文提纲范文)
(1)拈花佛(论文提纲范文)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
十 |
十一 |
十二 |
十三 |
十四 |
十五 |
十六 |
十七 |
十八 |
十九 |
二十 |
二十一 |
二十二 |
二十三 |
二十四 |
二十五 |
二十六 |
二十七 |
二十八 |
二十九 |
三十 |
三十一 |
三十二 |
三十三 |
三十四 |
三十五 |
三十六 |
三十七 |
三十八 |
三十九 |
四十 |
(2)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论 ——立场、方法与运用(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刑事政策概念的诞生与演变 |
(二)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变迁 |
(三)功能主义刑法学的发展 |
三、研究方法 |
(一)既往研究方法的缺陷 |
(二)社会系统论方法的科学性 |
四、论文框架 |
第一章 刑法解释的功能主义取向之确立 |
第一节 相关概念厘清与界定 |
一、功能概念的厘清 |
二、功能主义概念的厘清 |
三、功能主义刑法解释术语交代 |
四、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品格 |
第二节 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基础 |
一、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实践基础 |
(一)刑法解释的必要性 |
(二)刑法解释的实质化趋向 |
(三)司法裁判的后果考量 |
二、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方法论基础 |
(一)概念法学与功能主义解释龃龉 |
(二)目的法学与功能主义解释契合 |
(三)利益法学、评价法学促成功能主义解释 |
三、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合法性基础 |
(一)功能主义解释内含罪刑法定需求 |
(二)功能主义解释兼顾合理性与合法性 |
第三节 功能主义刑法解释对其他解释立场的超越 |
一、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立场袪魅 |
二、主观解释与客观解释的缺陷 |
三、功能主义解释的超越性 |
第二章 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理论框架——基于卢曼社会系统论的尝试 |
第一节 社会系统论与刑法解释学的耦合 |
一、社会系统论的概念工具:自创生社会系统理论 |
(一)自创生系统理论与社会理论的耦合 |
(二)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 |
(三)系统与环境的关系:闭合运作与认知开放 |
二、刑法系统经由自我指涉的闭合运作 |
三、刑法系统经由结构耦合的认知开放 |
第二节 刑法系统结构耦合的媒介 |
一、法益作为刑法系统结构耦合的媒介 |
(一)既有若干观点检思 |
(二)法益概念作为结构耦合媒介之证成 |
二、法益相关概念辨析 |
(一)法益、利益与权利三者的关系辨析 |
(二)法益衡量与利益衡量的关系辨析 |
第三章 社会系统论视域下的刑法功能定位 |
第一节 传统刑法功能观述评 |
一、刑法功能与刑罚的关系 |
二、刑法功能观的分歧与反思 |
第二节 法益保护或行为规制作为刑法系统的附随效果 |
一、刑法系统功能与效果的区分 |
(一)功能与效果的混淆及其弊端 |
(二)功能与效果的区分标准 |
二、刑法系统的功能不是法益保护 |
(一)刑法在保护利益上的不周全性和可替代性 |
(二)法益保护不具有独立地位 |
三、刑法系统的功能不是行为规制 |
(一)社会系统与心理系统的区分与耦合 |
(二)从自然人到社会人:刑法视域下的人类图像 |
(三)从行为强制到行为预期强制:刑法功能的当代转变 |
第三节 刑法系统的功能是法规范确证 |
一、刑法系统功能的初步证成 |
二、法规范确证为何要通过刑罚来实现 |
(一)刑罚的正当性追问 |
(二)刑罚的象征性及其功能 |
三、法规范确证与正义的关系 |
(一)正义标准的社会化转变 |
(二)法规范确证与正义的内在一致性 |
第四章 利益衡量作为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论证方法 |
第一节 利益衡量的必要性与需限制性 |
一、利益衡量的必要性 |
二、利益衡量方法需被限制 |
第二节 利益衡量需依托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 |
一、刑法解释应兼顾体系思考与问题思考 |
二、利益衡量与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的契合性 |
(一)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是功能性体系 |
(二)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为利益衡量提供思考框架 |
(三)利益衡量的主要应用场景 |
第三节 利益衡量的具体方法 |
一、利益识别:被考量的利益范围 |
(一)法外利益如何进入刑法系统 |
(二)不应被考量的利益 |
二、利益衡量的标准与操作 |
(一)利益衡量的标准 |
(二)异质性利益之间如何衡量 |
三、合宪性解释对利益衡量的约束 |
第五章 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具体运用 |
第一节 正当防卫原理与要件的功能主义解释 |
一、正当防卫原理的功能主义探寻 |
(一)正当防卫原理检讨 |
(二)正当防卫原理的研究进路反思 |
(三)法规范确证导向下的利益衡量 |
二、正当防卫要件的功能主义解释 |
(一)不法侵害的范围 |
(二)防卫过当的判断标准 |
(三)防卫意识的认定 |
第二节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功能主义解释 |
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保护法益的确定 |
(一)本罪的保护法益是个人信息权 |
(二)个人信息权的限缩解释 |
二、“个人信息”的功能主义解释 |
(一)“个人信息”的范围 |
(二)“个人信息”的合理分类 |
三、“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功能主义解释 |
四、“情节严重”的功能主义解释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后记 |
(3)高校通识教育中的设计课程研究:概念、内容与课题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从设计为人到设计育人——通识设计课程研究 |
一、背景:设计育人 |
(一)在人人设计的时代:数字时代的技术、设计与人 |
(二)学科之显隐:包豪斯百周年纪念中缺席的设计通识 |
(三)设计亦育人:当代高校美育发展视野下的通识设计教育 |
二、概念:何谓设计通识 |
(一)“高校”:高等教育层面 |
(二)“通识”:面向通识教育和“通识”中西比较差异 |
(三)设计——以设计学科为内容载体的课程 |
(四)设计通识与设计美育 |
(五)通识与“专业通识” |
三、综述:研究史与问题 |
(一)文献综述:从知识、理论、思维到课程实践 |
(二)总体特征与突出问题 |
四、研究内容与方法 |
(一)目的:从“概念”到“形式” |
(二)内容框架:“为什么—有什么—是什么—教什么—怎么教” |
(三)方法:从解决问题到基于“概念设计”的研究 |
五、研究意义与目标 |
(一)意义:育人与学科的不可分性 |
(二)目标:学术材料、理论建构、研究方法 |
第一章 为什么:历史语境与当代使命 |
第一节 设计成为通识——学科发展中的历史渊源 |
一、设计通识与 19 世纪欧美大学艺术学科初创—诺顿美术课程中的设计教育 |
二、设计通识与 20 世纪初期专业设计教育变革—早期包豪斯教育中的通识渊源及美国新包豪斯的通识设计思想 |
三、设计通识作为战后设计研究的目的与结果—欧洲“设计思维”研究与“设计”成为英国中小学国家课程 |
四、设计通识成为当代设计学科拓展动力——当代斯坦福设计思维引发的设计学科变革 |
五、我国传统设计教育史“专业”与“通识”关系——传统造物中工匠职业教育与文人艺术的交互 |
第二节 设计作为美育——新时代高校美育的形式 |
一、我国传统美育思想与设计美育的表现形式 |
二、近现代我国高校“美育”理解变迁与设计美育特点 |
三、当代我国高校“美育”发展历史机遇与困局并存 |
四、设计教育成为当代高校美育载体的优点 |
五、“设计美育”的当代中外美学理论基础 |
第二章 有什么:发展现状与比较思考 |
第一节 贯通或是悬置?——中小学设计课程标准比较 |
一、设计引领艺术、技术:英国国家课程中的设计课程 |
二、设计作为视觉艺术素养:美国国家艺术标准 |
三、我国中小学设计教育的“标准悬置”与“裂隙修复” |
第二节 从基础到前瞻——高校通识设计课程比较 |
一、美国大学通识教育演化与课程制度形成 |
二、美国大学通识课程中的设计课程 |
三、美国通识设计课程的主要类型与学科内容-功能特征 |
四、高校通识设计课程:从“专业科普”迈向“育人联结与学科前瞻” |
第三章 是什么:研究核心——概念、内容、课题方法 |
第一节 课程概念思考 |
一、概念回溯:“设计通识”与“设计美育”内外两种视野 |
二、内涵思考:比较视野下的课程内涵特征解析 |
第二节 课程内容辨析 |
一、学科内外:今天“设计”概念何为? |
二、育人对接:从核心素养视野到设计通识的核心素养 |
三、设计实践/实验:“通过设计实践进行的教育” |
第三节 课题设计价值 |
一、通识设计课程教学设计的特殊性 |
二、过去教训:教学自身缺乏“设计” |
三、课题设计:使教学与课程成为一种“艺术”的核心 |
第四章 教什么:课程内容建构理论 |
第一节 课程学视野:课程内容建构的学理基础 |
一、当代课程理论中的课程内容 |
二、通识设计课程内容建构的理论框架 |
第二节 通识与美育视野:通识设计课程内容的三层次理论 |
一、通识与美育的目标指向与层次性 |
二、通识设计课程内容三层次理论 |
第三节 学科视野:课程内容的知识与能力形态 |
一、通识设计课程内容的知识形态:学科“破界”与“跨界” |
二、通识设计课程内容的核心能力:设计思维中的“形式思维” |
第四节 设计通识的核心能力——设计形式生成思维的培养 |
一、从设计形式4 属性看设计形式生成思维的基本类型 |
二、基于知觉-媒介-抽象的设计形式生成思维 |
三、基于意义-符号-叙事思维的设计形式生成 |
四、基于技术-结构-系统思维的设计形式生成 |
五、基于观念-重构-生成思维的设计形式生成 |
第五章 怎么教:课题设计方法研究 |
第一节 课题的本质与设计方法研究——作为教学设计的“形式生成” |
一、课题的本质及其设计方法:作为教学设计的“形式生成” |
二、设计通识典型课题分析 |
三、通识设计课题设计方法:差异与应对策略 |
第二节 微观:设计形式生成思维 4 种类型的课题设计研究 |
一、基于“知觉-媒介-抽象”思维的通识设计课题研究 |
二、基于“意义-符号-叙事”思维的通识设计课题研究 |
三、基于“技术-结构-系统”思维的通识设计课题研究 |
四、基于“观念-重构-生成”思维的通识设计课题 |
第三节 中观:通识设计内容3 层次的课题设计研究 |
一、“设计语言”的课题设计方法研究 |
二、“设计返身”的课题设计研究 |
三、“设计自由”的课题设计——在设计中自由 |
第四节 课题设计方法总结与作为教学设计形式的展望 |
一、微观和中观层面的课题设计方法总结 |
二、宏观、抽象层面的课题设计方法展望 |
结论 “造物亦育人”——面向未来的高校通识设计课程 |
一、异化与回应:设计作为一种通识性人文实践 |
二、通识设计课程内容的再思考 ——设计学科核心素养与设计思维中的形式思维 |
三、课题设计作为育人体验设计和课程推广关键 |
附录一:本文专业案例分析与通识课题设计目录 |
附录二 西南交通大学通识课《设计美育Ⅰ:从艺术到设计》课程教学(2020-2021 秋季学期)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致谢 |
(4)海德格尔与福柯的技术虚无主义批判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理由与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核心工作及不足之处 |
(一) 研究思路 |
(二) 核心工作 |
(三) 本文的欠缺之处 |
第一章 技术与现代社会 |
一、关于技术的理解 |
二、现代社会是技术社会 |
三、技术社会的危机 |
第二章 海德格尔论技术与虚无主义 |
一、后期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本质追问 |
(一) 海德格尔分析现代技术的背景 |
(二) 技术作为真理的一种发生形式 |
(三) 现代技术之本质 |
二、存在历史视域中现代技术 |
(一) 现代技术植根于形而上学 |
(二) 现代技术作为存在之命运的遣送 |
(三) 技术追问的追问 |
三、技术虚无主义的两层内涵 |
第三章 福柯论技术政治与虚无主义 |
一、福柯的谱系学技术 |
(一) 福柯文本中的技术术语 |
(二) 福柯对技术使用的演变 |
(三) 福柯的谱系学技术 |
二、福柯的技术政治学 |
(一) 解剖政治: 技术规训肉体 |
(二) 生命政治: 技术调节人口 |
(三) 性政治: 解剖政治与生命政治的联结 |
三、技术政治视域中的虚无主义 |
第四章 技术虚无主义的克服 |
一、海德格尔的朝向存在 |
二、福柯的抵抗式斗争与技术伦理 |
三、批判式对话 |
四、技术批判理论的建构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三)研究述评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学理基础: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 |
一、相关概念界定与辨析 |
(一)“文化”与“传统文化” |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 |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主要内容 |
(一)基本立场:文化的最终根源在于现实的社会生活 |
(二)认识前提:“使死人复生”的同时“死人也使我们受苦” |
(三)基本依据: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决不是“永恒价值” |
(四)基本态度:同传统观念的最彻底决裂决不是文化虚无 |
(五)传承方式:“剥取”与“扬弃” |
第二章 近代文化思潮谱系中“两创”的时代出场 |
一、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双重路向” |
(一)“以中化西”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文化传承观 |
(二)“以西化中”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文化传承观 |
二、“第三重路向”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传承观 |
(一)“以马化中”与“三元格局”的形成 |
(二)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文化传承问题的探索历程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生成脉络 |
(一)中华传统文化“两创”提出的前奏曲 |
(二)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正式出场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文献确认 |
第三章 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理论阐释 |
一、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多维界定 |
(一)作为政治话语的“两创”与作为学术话语的“两创” |
(二)作为文化观的“两创”与作为工作方针的“两创” |
(三)广义的“两创”与狭义的“两创” |
二、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哲学基础 |
(一)就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而言:唯物史观 |
(二)就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的关系而言:辩证否定观 |
(三)就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而言:辩证发展观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内涵解析 |
(一)“创造性转化”:激活传统 |
(二)“创新性发展”:弘扬传统 |
(三)“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关系 |
四、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运行机理 |
(一)思想再现,语境再植 |
(二)辩证批判,逐级抽象 |
(三)时空交融,综合创新 |
(四)纵横结合,循环往进 |
第四章 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实现 |
一、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动因考察 |
(一)顺应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实践需求 |
(二)重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时代需求 |
(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需要 |
二、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对象分析 |
(一)全方位理解“中华传统文化” |
(二)准确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方向选择 |
(一)社会指向:反思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 |
(二)文化指向: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方向 |
四、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实现路径 |
(一)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原则路径 |
(二)推动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原则路径 |
第五章 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思想史意义 |
一、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新境界 |
(一)明确了评判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 |
(二)确立了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依据 |
(三)融入了“综合创新”的思想成果 |
(四)发展了“批判继承”的传承理念 |
(五)明确了文化转化发展的基本限度 |
二、超越了近代以来“激进—保守”的文化困境 |
(一)近代以来“激进—保守”的两级困境 |
(二)思维方式:从二元对立到辩证思维 |
(三)文化心态:从自卑自负到从容自信 |
(四)文化认知:从绝对整体主义到可解析性 |
(五)文化标准:从“或内或外”到实践指向 |
参考文献 |
一、经典着作 |
二、中文着作 |
三、中文译着 |
四、英文文献 |
五、期刊论文 |
六、学位论文 |
七、报纸网络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一、发表论文 |
二、参与课题 |
三、参加会议 |
致谢 |
(6)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与评析 |
(一)国内研究现状与评析 |
(二)国外研究现状与评析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学理界定 |
一、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科学内涵 |
(一)需要的内涵 |
(二)思想政治教育需要 |
(三)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 |
二、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基本特征 |
(一)生活性与政治性相伴生 |
(二)自发性与自觉性相交织 |
(三)个体性与社会性相统一 |
(四)理论性与实践性相表里 |
(五)多样性与统一性相调和 |
三、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主要形态 |
(一)基础需要与高级需要 |
(二)现实需要与未来需要 |
(三)显性需要与隐性需要 |
(四)主导需要与从属需要 |
(五)合理需要与不合理需要 |
第二章 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研究的理论依据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需要理论 |
(一)人的需要即人的本性 |
(二)人的需要体系 |
(三)需要与生产 |
(四)需要与社会发展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于需要的相关理论 |
(一)人民需要的基本内容 |
(二)满足人民需要的根本途径 |
(三)判断党能否满足人民需要的标准 |
(四)需要满足的评价标准 |
三、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的需要理论 |
(一)孔子“以仁说欲,以礼节欲” |
(二)孟子“可欲之谓善,养心而寡欲” |
(三)荀子“以礼导欲,近尽节求” |
(四)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 |
四、人文社会科学关于需要理论的探究 |
(一)哲学中的需要理论 |
(二)心理学中的需要理论 |
(三)经济学中的需要理论 |
(四)管理学中的需要理论 |
第三章 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产生及分化 |
一、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产生根源 |
(一)个体的生命存在需要思想政治教育 |
(二)个体的社会存在需要思想政治教育 |
(三)个体的精神存在需要思想政治教育 |
二、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分化 |
(一)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维度分化 |
(二)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方向分化 |
(三)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层次分化 |
第四章 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现实审视 |
一、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现实问题 |
(一)需要意识有待自觉 |
(二)需要层次有待提升 |
(三)需要内容有待丰富 |
(四)需要满足有待主动 |
二、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现实问题的原因分析 |
(一)宏观层面: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客观制约 |
(二)中观层面: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属性制约 |
(三)微观层面: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现实制约 |
第五章 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优化的路径探析 |
一、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优化的基本原则 |
(一)主导性与主体性相统一 |
(二)方向性与渐进性相统一 |
(三)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 |
(四)现时性与发展性相统一 |
二、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优化的现实路径 |
(一)实现主体性自觉,凝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优化的合力 |
(二)加强内涵性建设,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需要属性 |
(三)关注过程性发展,善用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优化的媒介 |
(四)统筹系统性建构,完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发生场域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8)“互联网+”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变革(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二、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第一章 “互联网+”与人类生存方式 |
第一节 互联网与“互联网+” |
一、什么是互联网? |
二、何为“互联网+”? |
三、“互联网+”催生新的哲学理念 |
第二节 人类生存方式的变迁 |
一、采集和渔猎的原始化生存 |
二、耕作和养殖的农业化生存 |
三、大机器生产的工业化生存 |
四、后工业时代的信息化和虚拟化生存 |
五、未来的智能化生存 |
第三节 “互联网+”的思维方式 |
一、何为互联网思维? |
二、“互联网思维”开启人类信息文明新时代 |
三、互联网思维是多维思维 |
四、互联网思维的核心价值理念 |
第二章 “互联网+”引发人类生存方式的“化学反应” |
第一节 “互联网+”的生产方式 |
一、从“+互联网”到“互联网+” |
二、“互联网+”生产方式的特点 |
三、“互联网+”与“泛互联网” |
第二节 “互联网+”的组织方式 |
一、生产组织模式:从B2C到C2B |
二、协作组织模式:“网络众包”开始盛行 |
三、传播组织模式:碎片化的精准小众传播 |
四、社会治理方式:自组织的威力 |
第三节 “互联网+”的生活方式 |
一、“互联网+”的生活主体及其特征 |
二、“互联网+”的生活时空 |
三、“互联网+”的生产生活资料 |
四、“互联网+”的生活样式 |
五、“互联网+”的生活交往 |
第三章 “互联网+”时代人类生存方式的新特征 |
第一节 “互联网+”拓展了人类生存的新时空 |
一、生存时间上的泛在性 |
二、生存空间上的拓展性 |
三、“互联网+”时代的“时空辩证法” |
第二节 “互联网+”时代人类生存的新样态 |
一、现实生存到虚拟生存 |
二、社群生存到类生存 |
三、生活世界与网络世界的并行“交互” |
第三节 “互联网+”开辟了人类共享式生存新方式 |
一、共享经济产生共享式生存 |
二、共享式生存的互联网特征 |
三、共享式生存的意义和价值 |
第四章 “互联网+”克服异化与“新异化” |
第一节 批判的互联网 |
一、脱胎于工业社会的互联网 |
二、工业文明现代性批判的进思理路 |
三、互联网对工业文明的批判视角 |
第二节 互联网的批判 |
一、克服异化后的“新异化” |
二、“去中心化”后的“新中心化” |
三、公权力对互联网的垄断 |
四、网络犯罪、网络战争的新威胁 |
五、物联网:使人对象化 |
第三节 人工智能:互联网异化的新疑问 |
一、何为人工智能? |
二、人工智能:人与非人,谁是主体? |
三、人工智能:打破技术孤岛 |
四、“智能生命体”能否与人和平共处? |
第五章 “互联网+”的哲学思考 |
第一节 “互联网+”给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新课题 |
一、本体论世界观的变革 |
二、认识论真理观的革命 |
三、人的存在方式和实践观的变革 |
四、价值观和哲学观的变革 |
五、落后民族跨越“卡夫丁峡谷”和“互联网+”的共产主义旨归 |
第二节 “互联网哲学思想”解读 |
一、“技术”和“关系”式解读 |
二、东西方文化式解读 |
三、批判式解读 |
第三节 “互联网哲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
一、互联网让地球成为“小山村” |
二、网络命运共同体 |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 |
四、“互联网+”推动人类“普遍交往” |
五、东方文明的互联网复兴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9)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中西方家庭文化对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当前家庭面临的四重困境 |
一、价值观困境 |
二、道德伦理困境 |
三、家庭教育困境 |
四、传承与断裂困境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第三节 论文研究的意义 |
一、现实意义 |
二、理论意义 |
第四节 论文研究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
一、论文研究基本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唯物史观中的家庭及其文化理论 |
第一节 家庭与“两种生产” |
一、家庭的产生是“两种生产”的结果 |
二、家庭功能是“两种生产”的展开 |
三、家庭本性是“两种生产”属性的显现 |
第二节 家庭文化与人的本质 |
一、家庭文化是自由自觉活动的结果 |
二、家庭文化是社会关系的反映 |
三、家庭文化是本质力量对象化结果 |
第三节 家庭文化与人的解放 |
一、扬弃异化的资本主义家庭文化 |
二、人的解放是家庭文化的价值诉求 |
三、人的解放是家庭文化的主要内容 |
第二章 中国家庭文化演变及其价值取向 |
第一节 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传统家庭文化 |
一、《周易》中的家庭文化观念 |
二、儒家以礼建设家庭文化 |
三、道家以自然之道建设家庭文化 |
四、法家以刑法建设家庭文化 |
第二节 工业探索基础上的家庭文化 |
一、思想解放层面中的家庭文化 |
二、制度保障中的家庭文化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转型期的家庭文化 |
一、社会转型时期的悖论存在境遇 |
二、个体自觉与当代家庭文化 |
三、家庭文化的新样态新特点 |
第三章 西方家庭文化演变及其价值取向 |
第一节 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古希腊家庭文化 |
一、城邦利益上的家庭文化 |
二、城邦与家庭融合层面的家庭文化 |
三、快乐主义的家庭文化 |
第二节 自然与商品经济共存基础上的中世纪家庭文化 |
一、早期基督教家庭文化 |
二、信仰与理性结合下的家庭文化 |
三、个体觉醒下的家庭文化 |
第三节 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近代家庭文化 |
一、自然人性基础上的家庭文化 |
二、契约法权基础上的家庭文化 |
三、伦理精神实体存在基础上的家庭文化 |
第四章 中西方家庭文化的共性与差异性 |
第一节 中西方家庭文化的共性 |
一、共同体文化上的共性 |
二、秩序文化上的共性 |
三、育人文化上的共性 |
第二节 中西家庭文化的差异性 |
一、价值导向差异:群体本位与个体本位 |
二、文化理念差异:家庭责任与个体权利 |
三、文化模式差异:父子文化与夫妻文化 |
第五章 中西方家庭文化差异的探源 |
第一节 中西方主导经济形式的根源 |
一、农业经济 |
二、商业经济 |
第二节 中西方社会政治结构的根源 |
一、宗法制度上的家国一体 |
二、民主制度上的家国分离 |
第三节 中西方理性精神的根源 |
一、理性精神的基点不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
二、理性精神的目标不同:他人与个体 |
第四节 中西方自然环境的根源 |
第六章 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 |
第一节 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的指导原则 |
一、以实现美好生活为目标原则 |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取向原则 |
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指导原则 |
第二节 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的三重维度 |
一、家庭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维度 |
二、家庭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维度 |
三、家庭文化与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维度 |
第三节 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的基点 |
一、家庭文化的整合 |
二、独立人格的培养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综述与创新之处 |
一、文献综述 |
二、创新之处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
一、研究方法 |
二、基本思路 |
第一章 新文化运动与赴美留学: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初步探索(1919-1923) |
第一节 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的思想渊源 |
一、童年时期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 |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三、从中国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比较 |
一、中西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 |
二、中西文化“损益”说 |
三、“心物”、“动静”说 |
第三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哲学史阐释 |
一、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
二、中西文化之异的阐释 |
三、自然地理与人为选择 |
第四节 如何对待中西文化 |
一、学习西方科学 |
二、评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价值 |
第二章 直击文化核心:冯友兰对中西人生哲学之比较(1923-1926)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中西文化之争 |
一、动荡不安的政局与社会 |
二、梁启超欧游与“科学的破产” |
三、张君劢的人生观讲演 |
第二节 中西人生哲学之“天人损益” |
一、中西之同的发现 |
二、中西人生哲学比较 |
三、中西之同与中西之异 |
第三节 一种新人生观——对科玄论战的回应 |
一、“科玄论战”的争论焦点 |
二、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探讨 |
三、关于“一种新人生观”的阐释 |
第四节 中西文化近代分歧的人生哲学渊源 |
一、是否以知识权力为好 |
二、是否将个人与宇宙两分 |
三、中国人生哲学之贡献 |
第三章 欧洲游学促转变:冯友兰中西文化古今之异的转向(1926-1935) |
第一节 冯友兰欧洲游学的思想转变 |
一、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
二、冯友兰对唯物史观的接受 |
三、冯友兰在英国感受到“古今之异”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古今之异的认识 |
一、游欧洲印象 |
二、秦汉历史哲学 |
三、中国无近古哲学 |
第三节 中西文化的互释阶段 |
一、人类进步同一趋势的不同实例 |
二、中西文化发展的第三阶段 |
三、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
第四节 《中国哲学史》以西释中 |
一、“在中国的哲学” |
二、“了解之同情” |
三、“新瓶旧酒” |
第四章 中西文化论争下的沉思:冯友兰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探索(1935-1948) |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冯友兰 |
一、日本侵华与国民政府的文化政策 |
二、文化救亡运动的兴起 |
三、冯友兰建立“新理学体系” |
第二节 文化类型说对中西文化论争的回应 |
一、“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论争 |
二、冯友兰的文化类型说 |
三、文化民族性问题 |
第三节 中国应走工业化道路 |
一、文化现代化问题讨论 |
二、冯友兰倡导的工业化道路 |
三、城里人与乡下人 |
第四节 保持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 |
一、改变封建伦理道德 |
二、中国基本道德不变 |
三、保持中国的文艺花样 |
第五章 大变革下的坚守:冯友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1949-1976) |
第一节 新中国的文化政策与知识分子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政策 |
二、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
三、“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
第二节 冯友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与实践 |
一、在新中国建设实践中感悟马克思主义 |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新理学自我批判 |
三、在国际文化活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
四、文革中的“冯友兰现象” |
第三节 中国哲学遗产的“抽象继承” |
一、重视整理祖国的哲学遗产 |
二、抽象继承法的提出与讨论 |
三、1980年代“抽象继承法”再评论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史研究 |
一、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的讨论 |
二、正确估价唯心主义的价值 |
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价值 |
第六章 新时期“文化热”背景下的冷思考:冯友兰对中国文化新发展的展望(1976-1990)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冯友兰重获自我 |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
二、1980年代的“文化热” |
三、冯友兰在文化的拨乱反正中重获新生 |
第二节 中西文化对比的新时代 |
一、“旧邦新命”与文化现代化 |
二、中西文化论争主题的转换 |
三、“终结”与“开始” |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 |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 |
二、继承很厚的“家底” |
三、两个孔子 |
第四节 “智山慧海传真火” |
一、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 |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互动 |
三、理论回归与哲学总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致谢 |
四、这个“第一”不简单(论文参考文献)
- [1]拈花佛[J]. 朱朝敏. 芳草, 2021(05)
- [2]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论 ——立场、方法与运用[D]. 沙涛. 吉林大学, 2021(01)
- [3]高校通识教育中的设计课程研究:概念、内容与课题方法[D]. 曹勇.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4]海德格尔与福柯的技术虚无主义批判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D]. 赵庆波. 山东大学, 2021(11)
- [5]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D]. 李新潮. 兰州大学, 2021(09)
- [6]个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研究[D]. 王君. 兰州大学, 2021(12)
- [7]2020·2021贾可赵福全跨年对谈[J]. 编辑部. 经营者(汽车商业评论), 2021(01)
- [8]“互联网+”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变革[D]. 侯宪利. 黑龙江大学, 2020(03)
- [9]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中西方家庭文化对比研究[D]. 刘红梅.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10]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D]. 刘素娟. 郑州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