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名称的由来（论文文献综述）
贾绍东[1]（2021）在《南海诸岛名称英译探讨——以苏德柳本更路簿为例》文中提出从南海维权的视角来探讨南海诸岛标准名称及其俗名的英译,大有必要。依照目的性、主权性和独特性原则,在国家公布的标准名称汉语拼音的基础上,遵循名从主人原则下的"音""义"结合,采用重命名方式来制定南海诸岛的标准英文名称,能解决目前南海诸岛英文标准名称不统一的乱象问题;探讨与标准名称相对应的岛礁俗名由来的翻译,能消除南海诸岛外来地名的负面影响,这对于维护中国南海诸岛权益也大有裨益。
李明浩[2]（2021）在《古代文献中的“濊貊”研究》文中指出濊貊是古代从中原东部与北部迁徙到东北中南部及朝鲜半岛地区生活的民族,与东胡系民族、肃慎系民族及汉民族共同构成古代东北的四大族系。在古代文献中,濊貊时常被合并称谓,但实际上在秦汉之前的“濊”与“貊”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并且存在较大的生计方式上的差异。通过文献整理,可以清晰地发现濊与貊两个民族的迁徙、融合过程,以此可以洞悉整个东北民族、历史的发展变化。本论文以古代文献中出现的“濊”（追、薉、秽、獩）与“貊”（貉、发、亳、狢、貈、狛）的多种文字书写和事件记述为研究内容,系统考证了古代东北民族“濊貊”的迁徙、发展、融合等情况。本论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与第二章,首先是分别对古代历史文献中“濊”与“貊”的多种文本记载进行辨析,明确文献中出现的“濊”与“貊”如何从单独使用发展到混合为“濊貊”使用的演进过程。其次以《诗经·韩奕》等古代文献为研究主体,辨析在一些文献中二者单独及混合出现和使用时各自代表的民族主体情况。最后分别考证“濊”与“貊”在未融合之前,各自的居地所在以及早期迁徙情况。第三章,是以《逸周书·王会解》为研究重点,辨析“成周大会”时前来中原朝贡的“东夷”“东北夷”诸族分别同“濊”“貊”二族之间的关联情况,考证了文献中因何会将此时的东夷、东北夷诸族与后来的濊貊民族混同。尤其是箕氏朝鲜（古朝鲜）为何没有出现在《王会解》记载的中成周大会内,以及濊人、貊人与古朝鲜人之间的关系。第四章和第五章,是对《山海经》中的“貊国”“濊国”的考证。首先,考证了貊国的方位、其与古朝鲜之间的联系以及社会经济状况。其次,通过出土的与濊有关的印章、封泥考证了汉设置苍海郡情况以及濊人在朝鲜半岛乐浪郡的生存情况。第六章,是通过东北濊貊分支民族共同语言区的形成、农业生产方式的建立,以此考证貊人的东迁过程以及与濊人的融合情况。证明了汉代对以濊貊为代表的东北民族的有效管理,濊貊民族与中原王朝的东北边疆管理机构紧密的政治联系。第七章,是对域外汉籍高丽文献《三国史记》中出现的“靺鞨”记载的考证,证明了朝鲜半岛文献中很早便出现的“靺鞨”,大多数情况实质上是对“濊貊”民族的错误标记。并且随着高句丽、渤海的崛起,加速了对濊貊民族的融合,尽管有少量濊貊一直存续到了辽代,但因为自身体量上的微弱,最终消亡在生女真的南下之中。
段绪[3]（2021）在《哈尔滨道里区语言景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语言景观逐渐发展成为社会语言学领域的热门研究话题,主要关注社会公共空间中标牌的语言使用与选择问题。公共空间中的语言景观按照标牌主体通常被划分为两类:官方标牌与私人标牌,前一标牌的设立者一般为当地或中央的政府机构,此类具有官方性质的标牌代表着政府的立场与行为以及语言政策,被称作自上而下的标牌;私人标牌通常是由私人或企业设立的用于商业或者信息介绍的标牌,常被称为非官方标牌或自下而上的标牌。文章结合语言景观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以哈尔滨道里区街道标牌、建筑标牌、店铺标牌、广告牌、海报为研究对象。运用田野调查法实地拍照收集语言信息,经过定量研究整理数据并分析,以应用语言学的视角分析标牌上的语言文字形式,从标牌的语码选择、文字组合形式、排列位置等角度,考察道里区语言景观共时层面的特征,探究国家与地区的语言生态与语言政策,剖析蕴含于名称与标牌的鲜明特征,探究蕴含于该类语言景观背后的语言权势地位、社会文化特征与语言意识,从而促进人们对地区语言生态的了解。经过调查与分析发现,道里区语言景观存在着信息量不平等、语言文字不规范、标牌损毁、服务群体不全面的问题,并就发现的问题提出相对应的语言景观构建对策,也为地区乃至国家层面语言政策的制定、语言服务提供依据,进而从语言层面促进城市及其管理者形象的提升。
金标[4]（2021）在《满洲着姓姓氏源流研究》文中指出乾隆时期编纂的文化典籍工程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项文化典籍工程中,有乾隆亲自主持下,编纂的《钦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钦定金史国语解》、《钦定满洲源流考》等,上述典籍实则是清代以国家层面对满洲姓氏、族源的谱系化建构。然而因受时代的局限,缺乏历史语言学理论方法的研究,存在诸多问题。有鉴于此,本文以“白山黑水地带”为空间范围,以氏族、族源为切入点,将族称“女真”、“满洲”与满洲着姓姓氏源流作为研究对象加以考察。文章除绪论、结语,正文为四章:第一章讨论族称“女真”与“满洲”。首先对建州女真的迁徙与形成过程进行考察,其次,对其为渤海遗裔作以梳理,以语音、词根为抓手,结合满语及相关史料,论述了“满洲”、“靺鞨”两个名号的共同氏族起源性,并且对其具有“大”、“弓”之语义做了分析。接下来,对狭义“肃慎”的范围以及其与“女真”的语音关系加以考察,并对“肃慎”概念的泛化和“女真”一词所具有的不同层面的意义进行分析。第二章首先对清代皇族“爱新觉罗氏”作为“觉罗氏”的支脉,以及“觉罗氏”与金代“夹谷氏”、“加古部”的源流关系进行了梳理,从满、汉语言文化互动的视角,论证了“觉罗”、“佟”、“佟佳”之间的关系。接着,笔者对“董鄂氏”与金代女真“术虎氏”的源流关联进行了梳理,进而从语音、语义、文化、历史地理等多个层面,将“术虎氏”与黑水靺鞨“铁骊部”溯源为一个名为“/*t?ɑk/”的古老氏族,最后对“觉罗氏”与“术虎氏”的氏族同源性进行了探讨。第三章对完颜氏的语音、语义和姓氏源流进行了梳理,认为完颜、富察、渤海具有共同氏族起源。进而对蒲鲜万奴的姓名与东夏国国号,靺鞨、完颜氏以“李”为姓,女真、满洲文化“柳”崇拜的根源等问题做了分析,并对“靺鞨七部”的形成与去向加以考察。最后,对“苏完瓜尔佳氏”的迁徙加以考述,厘定了“苏完地方”的位置,对“瓜尔佳”之满语语义为“网”,起源于渤海国“忽汗河”之河名的历史进行了论证。第四章首先以“白山黑水地带”内部的二重“华夷体系”构造为视角,对“窝集”、“兀者”、“兀狄哈”、“兀的哥”、“吾者”、“兀的改”等具有“森林”语义的名号进行了分析,进而对其在满洲、女真、靺鞨人中形成的一系列姓氏和部族名称进行了梳理。其次,对满洲着姓“温都”、金代女真姓氏“温敦”的语音、语义进行了考察,在氏族层面对其与“挹娄”的源流关系进行了梳理。进而对“挹娄”、“于离”、“虞娄”、“尼夫赫”等名号的语音及其群体的地理分布进行了考察,对其氏族源流进行了推测。最后,不但对“那拉氏”的源流进行了分析,还对契丹融入女真—满洲的主要姓氏及语义进行了揭示。
刘秀峰[5]（2020）在《尚志钧辑本唐代《新修本草》的校勘及相关内容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唐代《新修本草》是我国第一部官修本草,载药850种,有我国第一部药典之称,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比《纽伦堡药典》要早出近九个世纪。《新修本草》由本草、药图和图经三部分组成,共计五十四卷,彩色药图及图经篇幅远超本草,可以说是我国药学史上的空前巨着。2020版《中国药典》中有270味中药在《新修本草》中已经收载。唐代《新修本草》亡佚较早,现存两个辑复本,即日本冈西为人辑本和国内尚志钧先生辑本,目前国内通行的是尚辑本。但自尚辑本出版以来,尚未有人对其进行系统的对照和校勘。基于《新修本草》的重要性,以及本草经典“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需要,有必要对尚辑本《新修本草》进行系统校勘。本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尚辑本《新修本草》进行系统的对照、校勘和考释,正本清源,明确尚辑本《新修本草》存在的问题,提出校勘意见,为《新修本草》辑复本的进一步完善工作做出贡献。同时立足尚辑本,对《新修本草》的内容进行探索性研究,为《新修本草》辑复本的研究和应用增添新的内容,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借鉴。校勘方面,本研究以校勘方法中的“对校法”和“他校法”为主,兼用“本校法”,具体进行了四方面的对照:一是将尚辑本同敦煌《新修本草》残卷、日本流传《新修本草》残卷、《本草经集注》残卷进行对照,除了查找异同之处外,更重要的目的则在于正确处理《新修本草》残卷和《证类本草》在辑复工作中的关系;二是将尚辑本同日本冈西为人基本进行对照,旨在探讨两者在辑复思路及辑复内容方面的差异;三是将尚辑本同《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点校本进行对照,旨在校正尚辑本在断句、用字等方面的问题;四是将尚辑本中引文同原文进行对照,进行引文溯源,旨在校正引文错误及解决引文同唐代评语混淆的问题。对照方式则是逐字逐句、通篇对照。对尚辑本《新修本草》内容探索性研究方面,则主要以问题为导向,采用考据法进行问题的考释。尚辑本对照、校勘过程中典籍版本选用方面,日本冈西为人辑本《重辑新修本草》选用的是台湾国立中国医药研究所出版的影印本,也是唯一版本;《证类本草》（点校本）选用的则是尚志钧、郑金生点校,华夏出版社1993版。《证类本草》（点校本）目前主要有三个版本,选此版本则是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一是,文中选用《证类本草》的目的主要是校勘断句、用字等方面的问题,虽然选用影印本更为合适,可能会更加全面,但也可能会形成错误的判断,因此选用已有点校本会稳妥,且能达到校勘目的;二是,尚志钧先生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本草大家,选用同样有其参与点校的《证类本草》版本,则可以采用“本校法”,从《新修本草》辑复本同《证类本草》点校本断句的“矛盾之处”入手校勘,则更有利于辑本校勘质量的提升。且经“预实验”发现两文献断句等方面存在异同,方案可行;《本草纲目》（点校本）选择的是刘衡如、刘山水父子点校的、华夏出版社出版的2013年版。《本草纲目》（点校本）较多,选择此版本的原因主要是刘衡如先生是国内公认的《本草纲目》研究的大家,长期浸润于此,具有权威性。作为参照的敦煌《新修本草》残卷,采用的是袁仁智、潘文主编的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医药文献真迹释録》中影印片;日本传抄的唐代《新修本草》残卷则被尚辑本附录在后。本研究的具体研究的结果及结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尚辑本《新修本草》进行了系统的对照、校勘和考释。主要结论有:1、敦煌《新修本草》残卷各本同日本传抄本的底本具有一致性,即残卷基本保存了唐代《新修本草》的原貌。尚志钧先生在辑复《新修本草》之时未见敦煌《新修本草》残卷的甲戊本和丙本,故依据《证类本草》对所见残卷中的内容进行了修正,这就必然会导致部分由《证类本草》修改而非《新修本草》原本内容的记载,混入了辑复的《新修本草》之中。2、尚辑本“梁.陶隐居序”部分,个别语句不正确,且通篇未进行避讳处理,不符合唐代《新修本草》的原貌。3、尚辑本收载药物数量存在错误。（1）对照发现,尚辑本收载药物共计851种,同其确定的《新修本草》载药850种的结论相矛盾;（2）考释可见,尚辑本中的“葵根”条应为多出条,应同“冬葵子”合并为一条;（3）尚辑本附录材料中,对于《新修本草》850种药物的来源探讨,因“葵根”条的余出,也相应的存在一些问题。经考释认为,麻蕡和麻子合为一条不是《新修本草》编撰过程中的合并,而是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原本就记为一条。4、尚辑本和冈西辑本在药物名称上多有差异,差异产生的原因则主要在于双方依据文献不同,尚辑本主要依据《新修本草》残卷,而冈西辑本则依据《证类本草》。此方面,尚辑本更具合理性。5、尚辑本的辑复思路未能贯通全篇,主要问题在于,尚辑本在“《新修本草》序例下第二”和“正文”中采用了不同的辑复原则,前后有相抵触之处。即,“序例下”中《证类本草》优先于《本草经集注》残卷,而“正文”中则《本草经集注》残卷优先于《证类本草》。6、尚辑本同《新修本草》同《证类本草》及《本草纲目》记载异同共计39处,涉及38味药材。异同之处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断句不同;二是,记载内容不同;三是,文字选用不同。《新修本草》断句错误17处,断句不合理4处;记载错误2处,用字错误2处;其余为《证类本草》及《本草纲目》错误,共计14处。7、尚辑本《新修本草》征引四部文献共计35种,溯源及考释可见,尚辑本《新修本草》引文错误4处,植物名称等关键字错误6处,同时存在引文和评语混杂现象。在溯源和考释过程中,还发现了个别《新修本草》（辑复本）和《证类本草》（点校本）相互错误征引的情况,比如“雁肪”条下,《新修本草》引用《礼》云:“秋候雁来,春去鸟至”,其中“春去鸟至”应为“春玄鸟至”。《证类本草》原作“春玄鸟至”,但据《新修本草》（辑复本）而错改为“春去鸟至”。8、经考释认为,元代梅溪书院刻本《千金翼方》基本上保留了唐代后期传抄的《千金翼方》的原貌,内容虽有增加及改变,但可以认定为唐代本草记载情况的变化,并非宋代校勘的刻意修改。因此,尚辑本中将《千金翼方》作为第二底本的思路是正确的,也是可行的。二、对尚辑本《新修本草》的内容进行了探索性研究。1、将《新修本草》和同时期的印度医药典籍《医理精华》对照研究可见,我国唐代药学具有高度的理论自信,中印药物交流过程中,对域外药学理论的吸收“不感兴趣”。这一时期我国中药学对外来药学知识的吸收,更多的集中于外来药物上,而对本土传统药物“异用”方面似乎“不太热情”。同时,外来药物传入后,我国对外来药物的收载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的重新审视,赋予性味、有毒无毒以及功效。2、《新修本草》中新增药物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从《本草经集注》原载药物分化而来;二是从域外传入的药物;三是民间验方药物;其中,民间验方药物是新增药物的主要来源。同时,《新修本草》在收录民间验方药物中也具有明确的选择性,其标准主要是依据当时劳动人民日常面临的主要疾病,且选择经实践检验、具有良好药效的药物。3、《新修本草》收载药物在现代依然应用广泛,2020版《中国药典》中有270味中药材（饮片）见于《新修本草》,内容记载基本一致,但略有不同。（1）三白草的药用部位异同。经梳理认为,历代三白草根的使用是主流,不同于今天的“地上部分”;（2）大青叶药用部位记载异同。考释认为,明代之前大青的药用部位始终是“茎叶”,李时珍《本草纲目》中首提大青单用叶,但明代单用叶并非主流,“茎叶”联用一直延续到清代,而清代开始的用大蓝叶代替大青使用,则是大青叶普及应用的源头。（4）女贞子的性味记载异同,历代本草基本保持一致,同药典有异。（5）狼毒品种记载有差异。考释认为,《新修本草》中记载的狼毒是甘肃大戟,宋代以后瑞香狼毒才在本草中应用。（6）《新修本草》中的戎盐和《药典》中大青盐具有密切关系。认为唐代及之前的戎盐所指是多样化的,大青盐是其中之一,而宋代开始戎盐“青盐化”,大青盐成为方剂文献中戎盐的主流品种,直至今天只知大青盐,而少提戎盐。鉴于上述研究,对尚辑本《新修本草》的进一步校勘提出如下建议:1、《新修本草》补辑时,将所缺内容限定在影响句意方面,在不影响句意上,保持残卷原貌,以防止《证类本草》中衍生词句混入《新修本草》;2、对“梁·陶隐居序”参照“杏雨·羽40”对“世”、“民”、“治”通篇采取避讳处理,同时依据两残卷对部分据《证类本草》错改的内容进行复原。3、尚辑本从目录中删除“冬葵子”,将其同“葵根”合为一条;同时完全依据《新修本草》残卷对药物名称用字进行统一,残卷缺失的以《千金翼方》为底本,以《证类本草》为参照;4、以敦煌《本草经第一序録》（龙.530）为底本,用脚注注释《证类本草》记载的方式,进行“例卷第二”的重新辑校;5、对尚辑本在断句、内容记载以及选词用字方面存在问题予以系统纠正;6、全面校正《新修本草》中的引文错误;其次,用冒号加引号的方式标注引文内容,以区别唐代注解。最后,以脚注的方式注明文献来源。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首次提出敦煌《新修本草》残卷同日本《新修本草》残卷底本一致,两残卷基本可窥《新修本草》原貌的观点;首次对尚辑本、《证类本草》、《本草纲目》中《新修本草》内容的断句、内容记载异同进行了全面的对照、校勘和考释,指出并校正问题39处;首次对《新修本草》的引文进行了系统的溯源和考释,共校勘尚辑本《新修本草》引文错误4处,植物名称等关键字错误6处,同时对引文和评语混杂的现状进行了区分。
翁晓芳[6]（2020）在《《神农本草经》药物正异名研究 ——以出土秦汉文献中药名为对照》文中提出《神农本草经》是本草研究中不可逾越的文献资料,也是后世本草文献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核心内容。《神农本草经》规范的药名体例一直为后世主流本草书籍所沿用,如《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直至今日的《中国药典》等药物书籍中,我们仍能见到《神农本草经》药名体例的影响。据现代学者考证,多数认为《神农本草经》成书于东汉早期,作者为东汉时期的医官“本草待诏”,《神农本草经》载药365种,每种药物均有规范的记载体例,书中按照药物正名、异名、五味、四气、有毒无毒、主治、功效、生长环境、采收、七情的顺序依次记载。《神农本草经》药名的体例体现了本草药名的特色,即一药多名和一名多药。本草药名这一现象的存在也因此给本草考证带来了一定困难,尤其是对出土文献中出现药名的考证。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出土文献中涉医内容已经达到一定的数量,其中便有诸多药名需要考释。对这些药名的考释过程中必然要参阅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而《神农本草经》便是最为常用的参阅书籍。因《神农本草经》是传世文献中与出土文献年代最为相近者,并且《神农本草经》是现存最早的具有规范的药物正异名体例的本草书籍。因此,将二者中的药名进行对比分析研究,既能利用这些出土文献中的药名更好地研究《神农本草经》收载的药名,又能为出土文献的药名考释研究提供更多的思路。研究目的:1、通过对《神农本草经》药物正异名整理分析,了解药物命名的依据,为我们了解先秦及秦汉时期的医药思想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2、《本经》与出土秦汉文献年代最为接近,通过对其中药物正异名的整理分析可为出土文献药物释读提供材料;同时,出土秦汉文献中的药名也可为我们重新认识《本经》中的药物以及考证《本经》成书年代提供宝贵材料。3、通过出土秦汉文献中药名、《本经》药名、《本经》之后的历代主流本草文献中药名的对比,可以推测《本经》在药物名称规范上所起到的作用,为我们从药名规范角度去认识《本经》问世的价值提供参考。研究方法:1、二重证据法:采用王国维先生所提倡的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的方法。将出土秦汉文献中的药名与《神农本草经》中的药名相对照。2、文献校勘训诂法:对出土秦汉文献中的药名和《神农本草经》中的药名结合历代文献资料、现有研究进行校勘训释。3、统计归纳对比法:对出土秦汉文献中的药名和《神农本草经》中的药名分别进行统计,分析其异同和趋势变化,从药名角度对比研究《神农本草经》和出土秦汉文献,以说明《神农本草经》在药名规范上所起的作用,并为《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年代提供佐证。研究结果:本论文研究结果主要包括以下3个部分:1、对《神农本草经》药物名称的分析。此内容由2部分组成:《神农本草经》药名概况和《神农本草经》药名由来整理。第一部分主要说明《神农本草经》药物正异名的体例,统计《神农本草经》药物正异名的数量,得出82%以上的《神农本草经》药物有一个及以上异名,且每味药物异名数量多集中在1个的结论。可以看出《本经》在对纷繁复杂的药名规范过程中,并非收录药物的所有别名,而是本着精简的原则对药名有所筛选。第二部分主要阐述《神农本草经》所收录药物名称的由来,分为药物命名时得来和药物名称流传中得来两类。药物命名时得来多因药物自身的特性,如形、色、气、味、质等因素;其他还包括药物产地及生长环境、药物作用、应用部位、种植、采集、炮制、鉴定、纪念或传说、方言或发音等因素。药物名称流传中得来包括原始药名在流传过程中的形讹、音讹、通用字的改变、避讳等因素。通过这一部分的研究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古人对药物名称命名时常采用援物比类、直接、善用比喻的方法,同时也了解到药名在流传中可能会经历的改变。对这些因素的了解可有助于我们理解《神农本草经》药名体例形成的历史文化因素。2、对出土秦汉文献中药名与《神农本草经》药名的比较分析。此部分选取现已公布的出土文献中药名较多的10种出土秦汉文献,将出土文献中的药名与《神农本草经》药名进行对比分析。对比结果分为3类:即与《神农本草经》药名完全相同、与《神农本草经》药名有关联但不完全相同、《神农本草经》未收录,其中与《神农本草经》药名有关联但不完全相同的部分占比最大,也是这部分分析的重点。将这3类数据统计分析后得出以下结论:《里耶秦简》、周家台秦简《病方及其它》、马王堆《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房内记》、阜阳汉简《万物》《敦煌汉简》《居延汉简》《居延新简》《武威医简》中的药名与《神农本草经》药名的关系呈现出一定的变化趋势,虽然我们不能明确各个简帛的确切成书年代,也不能明确《神农本草经》的确切成书年代,但从趋势上可看出这10种出土文献,越晚的出土文献中的药名与《本经》中的药名相关度在增加,完全相同的药名比例在增加,与《本经》中药物正名完全相同的比例在增加,这说明出土文献中出现的频率高的药名成为《本经》选取的药物正名。正名应是当时普遍较为常用的名称,异名则次之。常用、高频的药名成为正名,次之的药名成为异名。由此说明《神农本草经》收录的药物的正异名体现了年代特征,《神农本草经》药物的正名应是当时高频使用的药名,其通用程度高于异名。虽然出土文献中药名与《本经》药名完全相同的比例在不断增加,但占比最大的《敦煌汉简》也才50%,这说明《本经》成书年代与这些出土文献年代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的。出土秦汉文献中部分药名字形与《本经》完全相同,且各个不同出土秦汉文献之间也完全相同,这说明这些药名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已经保持了一定的稳定性。但大部分药名在不同出土秦汉文献中字形有差别,甚至在同一出土文献中也不统一,可见仍有大部分药名尚处于不定形的阶段。但上文所见出土秦汉文献年代越晚,总体上呈现出与《本经》药名更加相近的趋势,《武威医简》《敦煌汉简》中的药名几乎与《本经》药物无大的差别,多是字形上的一些较小的不同。在收录的药物名称变化方面,与《本经》药名相比,出土秦汉文献中的药名均显得更原始、更不规范。《本经》药名总体上比出土秦汉文献中药名更具体,往往出土文献中的药名不知其具体所指,可对应到《本经》中数个药名。出土文献中的药名多为泛称,且以1个字居多,如蒿、葵、瓜、桂、盐、姜等,而《本经》中与之可对应的药名有2-4个。这一变化涉及古今语义的演变,给我们今日的本草考证带来一定的困难。3、对选取的14味《神农本草经》药物名称进行考证,结合出土秦汉文献中的药名进行对比分析。对选取药物从《神农本草经》正名、异名、出土文献中名称、传世文献中名称几个方面进行名称由来探讨,对比《神农本草经》成书前出土文献中药名、《神农本草经》中正异名、《神农本草经》之后本草文献中药名。通过三者的比较,尝试探寻药名的来龙去脉,并说明《神农本草经》在药名规范方面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一部分也说明出土文献在药物名称考证、药物历史源流考察研究方面有着重要的价值。我们今日虽然只能通过研究间接推论《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年代、作者、编写目的、价值等相关内容,但我们相信,随着更多出土文献的发现和公布,更多与《神农本草经》相关的材料将被发掘并运用到研究中。《神农本草经》的原貌也将逐渐清晰起来,它在本草规范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将更为世人所承认。
付璐[7]（2020）在《《本草纲目》在欧洲的流传研究》文中提出在全球化背景下,促进人类健康需要依靠多种医学体系的相互融合与发展。然而东西方医学的跨文化交流,特别是中医在西传的过程中往往会面临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的阻碍。在此背景下,回溯中西医学交流的历史脉络、挖掘其影响因素,或可为当今医学交流的相关政策制定、模式构建等提供一些史学意义上的启示。本文选择《本草纲目》传欧史作为研究切入点,原因在于此书在欧洲的流传较广、影响较大且评价较高,是中医西传的一个较为典型和成功的案例。对《本草纲目》传欧史加以阐述和解析,或可加深人们对东西方医学交流的历史脉络及其影响因素的理解,为当今全球化时代的医学交流提供某些历史借鉴。《本草纲目》系中国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编纂的一部本草学巨着,于1593年刻成、1596年发行,最迟在1604年传入日本,之后相继传入朝鲜、越南等亚洲国家,并于17世纪末传入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18-19世纪期间,诸多欧洲学者对《本草纲目》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翻译、引用、研究及评价。20世纪以来,《本草纲目》进一步引起了国际的重视,如1953年,莫斯科大学将李时珍像镶嵌在该校大礼堂;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本书列入“世界记忆名录”;2018年,在李时珍诞辰500周年、《本草纲目》成书440周年之际,世界各地学者围绕李时珍与《本草纲目》的学术成就及影响,举办了多场国际性学术会议和纪念活动。《本草纲目》在欧洲的流传贯穿17-21世纪,跨越了欧洲多国,其流传时间较长、范围较广、影响较大且在不同时期的流传特点不同,故值得对其传欧过程进行研究。本文以《本草纲目》在欧洲的流传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目录调查、网络调查以及实地考察3种方式,收集17世纪至今的多种专着、论文、信件、手稿、政策文件、照片、画册、标本等珍贵资料;采用传统文献学、史学研究方法,系统梳理本书从17世纪至今在欧洲多国的流传过程及欧洲读者对本书的收集、翻译、引用、研究和评价;此外,本文运用接受理论作为核心理论指导,挖掘影响欧洲读者接受本书的动力及阻力因素;同时,借鉴知识社会史的研究框架,从知识的收集、分析、传播及应用四个阶段探讨了《本草纲目》传欧的全过程。关于《本草纲目》在欧洲的版本流传,本文考察了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西班牙、梵蒂冈、比利时、奥地利8国17家藏书机构所藏《本草纲目》的不同版本22种38部,对其馆藏地、书号、版本信息及特征进行论述。特别是法国所藏3种《本草纲目》彩绘本,本文对其药图来源进行考证后,认为彩绘本所绘816幅药图系参考《本草纲目》钱蔚起刻本所附药图上色而成,并在个别细节处进行了增补、删减和修饰。关于《本草纲目》在欧洲的译本流传,本文阐述了 4种英文、法文译本的主要内容、体例以及翻译特点。其中,18世纪由法国医生范德蒙德所编写的手稿“《本草纲目》中水、火、土、金石诸部药物”,为目前已知最早的一种《本草纲目》法文节译本;由法国27位传教士联合供稿、并由杜赫德所编纂的《中华帝国全志》一书,专设一章翻译《本草纲目》的前言部分及16种药物,该书在欧洲流传甚广,对《本草纲目》传欧影响较大。20世纪英国学者伊博恩联合北京博物学会诸位学者编纂的8种着作,涉猎《本草纲目》所载植物、矿物及动物药,内容全面。至21世纪,由中国学者罗希文所译《本草纲目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BencaoGangmu）》,是世界上首部、亦是目前唯一的《本草纲目》英文全译本,从内容到体例还原度都非常较高。关于《本草纲目》的欧洲接受史,本文将其分为“传入与翻译期”“研究与评价期”“文化印象构建期”三个时期:在17-18世纪,欧洲的《本草纲目》接受者主要为来华传教士,他们在中国收集此书的文本、图像与相关药物标本,并将部分文本内容译成西文传到欧洲。至19世纪,《本草纲目》的接受者以药理学家、化学家、植物学家、生物学家等学者为主,他们对《本草纲目》所载药物标本进行化验分析,从化学、药理学角度阐释这些中国药物,并与欧洲当地的植物进行对照研究。20世纪以来,西方对《本草纲目》的接受形式趋于多样化,如通过雕塑、动画等形式向国际展示李时珍及中草药文化形象,特别是《本草纲目》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对中医药文化的传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通过对《本草纲目》欧洲接受史的梳理,可以认为:影响欧洲读者接受本书的动力主要来自“新鲜（猎奇）”和“实用（需求）”,而阻力则主要来自“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此外,本文在“《本草纲目》传欧之疑误考”一章中厘清了《本草纲目》传欧研究中的3个常见争议性问题:一是波兰传教士卜弥格关于中药的两种着作《中国植物志》《单味药》皆非《本草纲目》的外文节译本,但卜弥格在《单味药》中引用过《本草纲目》丹砂及龙骨的条文。二是法国汉学家雷慕沙的博士毕业论文并非以《本草纲目》为研究对象,但他年轻时很可能在奥布瓦修道院见过《本草纲目》彩绘本,并为了阅读彩色植物图旁的汉文去学习汉语,终成为一位着名汉学家。三是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其三大着作《物种起源》《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及《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中共出现8处“古代中国百科全书”的表述,8条相关引文中有5条可能引自《本草纲目》,主要为对家鸡和金鱼相关资料的引述。其余3条可能来自《中国纪要》转引《齐民要术》对养羊法的记载。达尔文可能误认为此8条引文出自同一种“古代中国百科全书”,即《本草纲目》。最后,本文从知识社会史的视角出发,将《本草纲目》知识的传欧过程分为收集、分析、传播、应用四个阶段:从知识收集来看,欧洲人通过购买、赠送、掠夺等方式,收集了《本草纲目》的多种版本及相关的药物标本;随后对《本草纲目》中的知识进行了筛选、翻译、引用、研究;通过论着、会议、展览等传播方式,将《本草纲目》的相关知识展示给其他欧洲学者;同时从资源获取、科学研究和临床应用等角度实现了知识的应用。有关本文的创新点,笔者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一些新的尝试和探讨:新材料:本文收集、补充了一些前人论述中未载的史料。如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央图书馆、法国第戎市立图书馆等藏书机构的《本草纲目》明清版本、相关绘本、剪贴画册、学者手稿等多种珍贵文献资料。特别是收集了 5种与《本草纲目》相关的药图绘本及剪贴画册。其中的3种彩绘《本草纲目》药图,迄今学界知之不多,尤其珍贵。本文将其中的图像与《本草纲目》多种版本的药图逐幅进行对比,详细分析其绘图特点,进一步从社会文化角度探讨了欧洲学者获取《本草纲目》药图的背景及意义,弥补了现有研究关于《本草纲目》图像传欧的某些缺失。对前人虽有提及、但未做深入研究的资料,本文进一步探究其特点与价值。如法国医生范德蒙德《本草纲目》“金石部”法文译稿、法国汉学家毕瓯及化学家布朗涅尔对《本草纲目》所载药物的化验分析、英国药理学家汉伯里对《本草纲目》的研究等,都是前人相关研究中鲜少涉及或研究较浅的珍贵资料。本文详细分析了上述欧洲学者论着的成书背景、体例、内容、特点及其对《本草纲目》传欧的意义,拓展了现有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新观点:对《本草纲目》西传研究中存在的某些争议性问题,本文在详细考证后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如:“波兰传教士卜弥格的着作是否为最早的《本草纲目》西文节译本?”“法国汉学家雷慕沙的毕业论文是否为欧洲史上最早的以《本草纲目》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论文?”“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是否盛赞《本草纲目》为‘古代中国百科全书’?”本文综合多位学者的论述,追本溯源,厘清了既往研究中的某些讹误,并基于文献证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新视角:本文在研究视角与方法学上亦有所创新。本文在传统的文献学、史学研究方法基础上,引入接受理论及知识社会史的研究框架,试图从社会史、文化史角度,深入探讨《本草纲目》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以期为将来的东西方医学交流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借鉴。
陆晨[8]（2020）在《贵州彝族传统农业认知研究 ——基于贵州彝文古籍的文本分析与田野调查》文中研究说明贵州彝族认为农业的起源主要有天神赐予和人类发现两种。彝族对农作物进行命名时,主要把农作物的颜色、形状、气味等特征作为命名的理据。当然,当有新的作物进入彝族地区时,各个地区的彝族人对该事物的认知角度是不同的,有的地区会给新事物取一个彝语名,而有的地区则直接借用外来语。农作物命名的形式为“类别词+特征词”,类别词的作用是区别不同类型的作物,区别词的作用是区分同类作物。从农作物的彝语名出发,可以农作物分为荞类、稻类、豆类、蔬菜类等。贵州彝文古籍里土地的彝语名称和现代彝语中土地的名称是不同的,其发展的主要趋势是名称逐渐趋于统一,这说明贵州各地区彝族人的交流更加频繁,文化更加趋同的态势。现代彝语里土地的名称很多,主要根据土地的位置、土壤的颜色、栽培的作物等方式来命名。如红土地、黄土地、坡地、玉米地等。农具的数量不是很多,但名称很复杂。同一种农具,可能因为是否有把手,甚至于个体的大、小等细微的差别,就要起不同的名字。在形容某种工具大时,一般不会用“大”这个词来形容,而是用“老”、“母”等词来形容。农具命名的理据很多,最常见的是以农具的形状、材质和用途作为命名理据。贵州彝族很早就学会了驯化动物,并用它们来牵引或运输笨拙的农业用具,最主要是拉犁、驮运生活用品等。从彝文古籍的记载中看出,彝族先民曾经尝试过使用猴、猪、羊等动物来拉犁,甚至还想用大象来拉。经过不断的探索,彝族先民最终选择了牛来牵引犁具。马也偶尔被用来犁地,但不是很常见。牛耕的起源很早,在众多的农具中,有许多工具的命名都与牛相关,充分体现了彝族牛耕历史的悠久。在农业技术方面,主要根据农事活动的先后顺序来划分。整地和选种是种植前的准备;播种的主要方式是种植和播撒。种植是挖坑把作物种子埋入土中,播撒是直接把作物种子撒在已经松好的土壤上。管理田间作物时,除了必要的锄草外,还要防止鸟类、害虫甚至人类对作物的破坏。彝人储藏作物的方法很独特,有的作物要干藏,有的作物直接泡在坛子里。无论是对农业相关作物的命名,还是农业技术的命名,都体现了彝族传统农业认知的特殊性。
斯琴毕力格[9]（2020）在《成吉思汗八白宫守护者达尔扈特部研究 ——以清与民国时期档案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达尔扈特”是成吉思汗八白宫及八白宫中所供奉诸多神灵的守护者,也是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的传承者。他们为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是研究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的“活典籍”和“活化石”。他们用生命守护着这一民族精神文化,在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的保护和发展中发挥着不可代替作用。从达尔扈特群体入手研究成吉思汗祭祀文化,能够从根本上认识八白宫及其诸多神灵以及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的完整内涵。本文充分利用清与民国时期形成的有关鄂尔多斯部及成吉思汗祭奠的满文、蒙古文、汉文档案史料,以“达尔扈特”为主线,首次系统地探讨了达尔扈特的形成、五百户达尔扈特、达尔扈特所守护的诸多祭祀之神、达尔扈特组织体系、达尔扈特筹募祭祀费用的方式及其使用、达尔扈特的驻牧地、生计、丁册及宗教生活等,较完整地还原了历史事实,为全面了解清与民国时期达尔扈特历史文化打下较为坚实的研究基础。本文主要内容为:一、对达尔扈特的形成和五百户达尔扈特及其源流、达尔扈特所守护的诸斡耳朵及神灵等分别进行了考述。清廷鉴于居住在成吉思汗八白宫附近从事守护成吉思汗斡耳朵和供奉诸神灵之人群的特殊身份,没有将其纳入任何旗的编制内,而是归“济农”来管理,继续从事成吉思汗祭祀相关事宜,随后他们才被正式命名为“达尔扈特”。而济农由鄂尔多斯万户首领变成了只负责管理成吉思汗八白宫及守灵者达尔扈特事务的官员。对于达尔扈特来源之五种论断,本文依据大量的文献记载和档案史料作了精细的辨析,认为鄂尔多斯诸部及达尔扈特人群均来自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守卫者的假说最接近史实,继而厘清了档案所记载达尔扈特人所守护的诸斡耳朵及其诸神灵。二、达尔扈特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群体。清与民国时期,他们不受盟旗制度的制约,自称体系,有一套独特的管理体制。本文根据档案史料勾勒出了达尔扈特部的组织体系轮廓,即由行政组织与祭祀组织两部分构成,均隶属于济农,济农则是达尔扈特部最高首领。围绕达尔扈特的行政组织和祭祀组织,对济农的任免、主要职责、济农制度的变革以及达尔扈特达如噶与达玛勒、衙木特德、哈然和克什克等职守人员分别进行了详细考述。考证出清与民国时期24任济农的准确生卒年和任期,对相关研究的讹误作了纠正。对于达尔扈特祭祀组织的考证中,较系统地恢复了达尔扈特左右翼衙木特德称号和克什克之名称,并明确指出18个克什克的哈然隶属关系,规范了一些克什克的名称,考证了“哈坦”、“乌鲁德”等名称。三、运用档案史料,归纳出清与民国时期的达尔扈特筹募成吉思汗祭祀费用的方式及使用情况。主要包括:五百户达尔扈特的五百两银子的收支、达尔扈特通过募化得来的财物的收支、“约孙阿勒巴”、信奉者的布施、成吉思汗陵西迁时期国民政府对成吉思汗祭祀的资助等。四、以当时档案记载为依据,阐述了达尔扈特的驻牧地和生计。同时详细统计和分析了此时形成的达尔扈特的丁册档案,考证了关于达尔扈特的人口、念经喇嘛、家仆等诸多问题,并明确指出圣主达尔扈特和苏勒德达尔扈特的八大衙木特德的克什克隶属情况。同时利用档案与相关文献记载,阐述了从乾隆三十二年（1767）至嘉庆十五年（1810）间,大伊金霍洛周围的禁地内先后所建八座达尔扈特寺庙的情况,进而得出佛教在鄂尔多斯地区传播过程中直接影响达尔扈特的宗教信仰的结论。
李改莲[10]（2020）在《基于伊金霍洛旗阿镇乡土资源的初中地理调查类实践活动设计》文中研究说明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2011年版）》倡导地理实践活动的教学,规定乡土地理为必修内容,要求在乡土地理教学中,至少应安排一次野外考察或社会调查实践活动。地理调查类实践活动是对地理课堂教学的延续和补充,对于学生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特别是地理实践力的培养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以基于初中地理调查类实践活动设计为研究对象,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阿镇的乡土地理课程资源为研究内容,以从众多地理调查类实践活动设计中遴选出的14个典型的适合初中生开展的地理调查类实践活动案例为研究资料,运用文献法、案例分析法、实地考察法及行动研究法,为地理教师提供了教学素材及活动案例,丰富了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阿镇乡土地理调查类实践活动课程资源。得出如下研究结论:第一,总结出适合初中地理调查类实践活动内容分为四大类,分别是自然资源类调查、人文地理类调查、环境保护类调查及社会经济类调查,筛选出了基于伊金霍洛旗阿镇乡土地理课程资源的初中地理调查类实践活动的课题15项。第二,提出初中地理调查类实践活动设计的组成:调查背景说明、调查目标、调查内容、调查过程、调查总结与评价、调查实践活动拓展和反思六部分组成。同时,提出了初中地理调查类实践活动设计的一般策略:精心选择初中地理调查类实践活动题目（依据课标和教材,依托典型的乡土资源）;准确把握实践活动目标（基于学生特点,体现地理实践力素养）;注重实践活动过程（根据活动规模选择不同的组织方式,依据活动内容选择不同的调查方法,最主要的是在活动中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和能动性）;重视实践活动评价（评价方式多样性,评价主体多元化）。第三,设计了四个基于伊金霍洛旗阿镇乡土地理课程资源的初中地理调查实践活动案例,分别是:人文地理调查类的“家乡地名的由来”、社会经济调查类的“东康伊”城市核心区建设对阿镇居民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的影响、环境保护调查类的“伊金霍洛旗人的生产活动对当地气候的影响”及自然资源调查类的认识阿镇“三河两湖”环城生态水系建设调查实践活动。并且实施了“家乡地名的由来”和“‘东康伊’城市核心区建设对阿镇居民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的影响”两个案例,获得了从课堂开始,向课外延伸,基于课标源于乡土,精心选择调查实践活动主题;科学合理地设计是有效实施的重要基础;夯实实施过程,重在培养学生的地理实践力等活动启示。
二、“中国”名称的由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名称的由来（论文提纲范文）
（1）南海诸岛名称英译探讨——以苏德柳本更路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一、南海诸岛名称的前世今生和南海维权价值 |
| 二、南海诸岛外来英文名称的历史影响 |
| 三、南海诸岛名称英文规范统一的必要性 |
| 四、南海诸岛名称英译原则 |
| (一)目的性 |
| (二)主权性 |
| (三)独特性 |
| 五、南海诸岛标准名称及俗名的翻译 |
| (一)标准名称的英译 |
| (二)俗名的英译 |
| 1.自双峙去铁峙，用巳亥，三更收。对南。 |
| 2.自不乜线去深圈，用壬丙，二更收。对东南。 |
| 六、结 语 |
（2）古代文献中的“濊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内容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重点与难点 |
| 四、研究目标 |
| 第一章 历史文献中的“濊” |
| 第一节 文献中“濊”与“貊”的混用与差别 |
| 第二节 濊人的居地 |
| 第三节 濊人的东迁 |
| 第二章 历史文献中的“貊” |
| 第一节 《诗经·韩奕》中对“貊”的记载 |
| 第二节 貊人的居地 |
| 第三节 文献中的“胡貊”考 |
| 第三章 《逸周书·王会解》中“东夷”“东北夷”与濊、貊的关系 |
| 第一节 《王会解》中的“东夷”与濊的关系 |
| 第二节 《王会解》中的“东北夷”与貊的关系 |
| 第三节 《王会解》中未列“朝鲜”考 |
| 第四章 貊国及其社会状况 |
| 第一节 貊国位置考 |
| 第二节 貊与古朝鲜的关系 |
| 第三节 貊国的经济 |
| 第五章 濊人及其社会状况 |
| 第一节 “夫租薉君”与濊族情况 |
| 第二节 “夫租长印”与乐浪郡岭东七县的设置变化 |
| 第三节 出土濊族官印与其他民族首领授印的比较 |
| 第六章 “貊”人东迁及其与“濊”人的融合 |
| 第一节 濊貊民族共同语言区及农业区的形成 |
| 第二节 史家对濊貊民族认识的发展变化 |
| 第三节 貊人的东迁及其影响 |
| 第七章 高丽文献《三国史记》中的“濊貊”及其消亡 |
| 第一节 对《三国史记》中“靺鞨”记载的辨析 |
| 第二节 《三国史记》记载中“靺鞨”与“濊貊”的混记 |
| 第三节 《三国史记》中“靺鞨”记载的实指 |
| 第四节 濊貊的最终消亡 |
| 结论 |
| 附录: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 主要参考资料 |
| 致谢 |
（3）哈尔滨道里区语言景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语料来源及相关说明 |
| 第一章 哈尔滨道里区语言景观概况与调查 |
| 第一节 哈尔滨道里区语言景观的形成背景 |
| 一、哈尔滨道里区概况 |
| 二、道里区历史沿革与语言景观形成背景 |
| 第二节 哈尔滨道里区官方语言景观 |
| 一、街道名称 |
| 二、建筑名称、文化地名 |
| 第三节 哈尔滨道里区非官方语言景观——以中央大街、关东古巷周边为例 |
| 一、店铺名称 |
| 二、广告牌、海报 |
| 第四节 哈尔滨道里区语言景观调查 |
| 一、道里区语言景观调查对象 |
| 二、道里区语言景观调查设计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道里区官方语言景观研究 |
| 第一节 官方语言景观的调查与分析 |
| 一、街道名称 |
| 二、建筑名称、文化地名 |
| 第二节 官方语言景观语码的选择、组合与排列 |
| 一、单语标牌 |
| 二、双语标牌 |
| 三、多语标牌 |
| 第三节 官方语言景观的功能 |
| 一、官方语言景观的信息功能 |
| 二、官方语言景观的象征功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道里区非官方语言景观研究 |
| 第一节 非官方语言景观的调查与分析 |
| 一、店铺名称 |
| 二、广告牌、海报 |
| 第二节 非官方语言景观语码的选择、组合与排列 |
| 一、单语标牌 |
| 二、双语标牌 |
| 第三节 非官方语言景观的功能 |
| 一、非官方语言景观的信息功能 |
| 二、非官方语言景观的象征功能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道里区语言景观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设建议 |
| 第一节 道里区语言景观存在问题 |
| 一、信息量不平等 |
| 二、翻译错误与不规范 |
| 三、标牌损坏 |
| 四、服务人群不全面 |
| 第二节 关于道里区语言景观建设的建议 |
| 一、道里区语言景观的改善建议 |
| 二、关于语言景观建设的一些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4）满洲着姓姓氏源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的时空及概念界定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女真”与“满洲”的氏族源流 |
| 第一节 建州女真的迁徙与源流 |
| 一、明初对建州女真的招抚及建州诸卫的设立 |
| 二、建州女真迁居浑江流域 |
| 三、故元三万卫的南迁与建州女真的形成 |
| 四、满洲部与辽、金胡里改人之源流 |
| 第二节 族称“靺鞨”与“满洲”的源流与关系 |
| 一、“满洲部”源出于渤海遗裔 |
| 二、姓氏、满语视角下的“靺鞨”与“满洲” |
| 三、“靺鞨”与“满洲”的氏族根源 |
| 第三节 族称“肃慎”与“女真”的氏族源流 |
| 一、“肃慎”与“女真”的语音关系 |
| 二、姓氏、满语词族视角下的“肃慎、女真”系统 |
| 三、“肃慎”与“女真”的概念源流 |
| 第二章 满洲着姓姓氏源流(上) |
| 第一节 皇族姓氏“爱新觉罗”与“觉罗氏”、“佟佳氏”源流 |
| 一、“爱新觉罗氏”与“觉罗氏”之关系 |
| 二、“觉罗氏”、“夹温氏”、“夹谷氏”的源流与关系 |
| 三、“觉罗氏”与“佟”姓、“佟佳氏”的关系 |
| 第二节 “董鄂氏”之源流 |
| 一、“董鄂氏”与“术虎氏”之源流 |
| 二、“术虎氏”与“铁骊部”之氏族源流 |
| 第三章 满洲着姓姓氏源流(中) |
| 第一节 “完颜氏”与“富察氏”之源流 |
| 一、“完颜氏”、“富察氏”的共同氏族起源 |
| 二、“完颜氏”、“富察氏”与“靺鞨七部”的源流 |
| 第二节 “瓜尔佳氏”之源流 |
| 一、努尔哈赤起兵时的苏完部居地及其部族来源 |
| 二、苏完地方地理位置及苏完部的毛怜卫属性 |
| 三、“瓜尔佳氏”的姓氏起源 |
| 第四章 满洲着姓姓氏源流(下) |
| 第一节 “乌扎拉氏”与“乌雅氏”的姓氏起源 |
| 一、“白山黑水地带”的“森林部族” |
| 二、从“文野”之别到“他称”作姓 |
| 第二节 “温都氏”之源流 |
| 一、“温都氏”的氏族源流 |
| 二、满洲诸姓与挹娄人之源流 |
| 第三节 “那拉氏”的姓氏源流 |
| 一、元代以来“那拉氏”的历史 |
| 二、“那拉氏”的氏族起源 |
| 第四节 “舒穆禄氏”与“伊拉里氏”的源流 |
| 一、“舒穆禄氏”与“伊拉里氏”的姓氏来源 |
| 二、满洲共同体中的契丹姓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满文转写及其国际音标对照表 |
| 二、《金史》国语解所载姓氏与清代满洲相关姓氏对照表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尚志钧辑本唐代《新修本草》的校勘及相关内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二章 研究思路及内容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主要研究框架 |
| 第三章 《新修本草》残卷与尚辑本的对照研究 |
| 一、《新修本草》残卷简介 |
| 二、敦煌《新修本草》残卷和日本传抄本底本一致的讨论 |
| 三、敦煌文献《本草经集注序》的讨论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尚辑本和冈西辑本《新修本草》的对照研究及考释 |
| 一、《新修本草》尚辑本和冈西辑本辑复过程简介 |
| 二、尚辑本和冈西辑本收载药物数量差异及考释 |
| 三、尚辑本和冈西辑本药物名称及来源的差异 |
| 四、尚辑本和冈西辑本的体例及内容对照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尚辑本“辑复凡例”中辑复思路及文献依据探讨 |
| 一、尚辑本的辑复思路及问题 |
| 二、尚辑本《新修本草》“序例卷下第二”的问题及考释 |
| 三、《千金翼方》在《新修本草》辑复中地位及可信度探讨 |
| 四、小结 |
| 第六章 尚辑本“序”中《新修本草》成书背景的再研究 |
| 一、《新修本草》编撰者现存问题考释 |
| 二、《新修本草》编撰的历史背景考察 |
| 三、《新修本草》的成书、流传与版本 |
| 四、小结 |
| 第七章 尚辑本同《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的对照、校勘与考释 |
| 一、 《新修本草》(辑复本)断句问题及考释 |
| 二、记载不同及考释 |
| 三、选字用词问题及考释 |
| 四、小结 |
| 第八章 尚辑本《新修本草》引文溯源及校正 |
| 一、引文溯源及考释 |
| 二、小结 |
| 第九章 尚辑本《新修本草》相关内容研究 |
| 一、唐《新修本草》和印度《医理精华》的对照研究 |
| 二、《新修本草》新增药物的来源及收录标准探讨 |
| 三、《新修本草》收载药物与《中国药典》内容的对照研究 |
|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在学期间科研成绩 |
| 致谢 |
（6）《神农本草经》药物正异名研究 ——以出土秦汉文献中药名为对照（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神农本草经》药物正异名研究综述 |
| 出土医药文献与《神农本草经》对比药名研究综述 |
| 小结 |
| 绪论 |
| 研究对象和材料来源 |
|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研究意义 |
| 选题缘由 |
| 1 《神农本草经》药名分析 |
| 1.1 《本经》药名概况 |
| 1.2 《本经》药名由来 |
| 1.2.1 命名时得来 |
| 1.2.2 名称流传中得来 |
| 1.3 小结 |
| 2 出土秦汉文献中药名与《本经》药名比较 |
| 2.1 秦简 |
| 2.1.1 《里耶秦简》 |
| 2.1.2 周家台秦简《病方及其它》 |
| 2.2 汉简 |
| 2.2.1 阜阳《万物》 |
| 2.2.2 马王堆《五十二病方》 |
| 2.2.3 马王堆《养生方》 |
| 2.2.4 马王堆《房内记》 |
| 2.2.5 《敦煌汉简》 |
| 2.2.6 《武威医简》 |
| 2.2.7 《居延汉简》《居延新简》 |
| 2.3 其他散见简 |
| 2.4 小结 |
| 3 具体药物名称举例 |
| 3.1 正名:飞廉 |
| 3.2 正名:石龙子 |
| 3.3 正名:虾蟇(蟆) |
| 3.4 正名:天门冬 |
| 3.5 正名:菟丝子 |
| 3.6 正名:细辛 |
| 3.7 正名:石龙蒭 |
| 3.8 正名:黄耆 |
| 3.9 正名:知母 |
| 3.10 正名:薏苡人 |
| 3.11 正名:牡蛎 |
| 3.12 正名:蓬蘽 |
| 3.13 正名:栝楼根 |
| 3.14 正名:伏翼 |
| 小结 |
| 4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7）《本草纲目》在欧洲的流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中医西传”研究现状 |
| “《本草纲目》传欧”研究现状 |
| 1 前言 |
| 1.1 研究范围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材料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性 |
| 2 《本草纲目》在欧洲的版本流传 |
| 2.1 法国藏本 |
| 2.1.1 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 |
| 2.1.2 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央图书馆所藏 |
| 2.1.3 法国第戎市立图书馆所藏 |
| 2.1.4 法兰西公学院亚洲协会图书馆所藏 |
| 2.2 英国藏本 |
| 2.2.1 大英博物馆所藏 |
| 2.2.2 Wellcome医学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 |
| 2.2.3 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 |
| 2.2.4 曼彻斯特大学约翰·赖兰兹图书馆所藏 |
| 2.3 德国藏本 |
| 2.3.1 柏林国立图书馆所藏 |
| 2.3.2 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所藏 |
| 2.4 西班牙藏本 |
| 2.4.1 西班牙国家图书馆塞万提斯阅览室所藏 |
| 2.4.2 西班牙巴厘阿多里德市菲律宾奥斯定会图书馆所藏 |
| 2.5 俄罗斯藏本 |
| 2.5.1 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所藏 |
| 2.5.2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
| 2.6 梵蒂冈藏本 |
| 2.7 比利时藏本 |
| 2.8 奥地利藏本 |
| 2.9 小结 |
| 3 《本草纲目》在欧洲的译本流传 |
| 3.1 《本草纲目》节译本 |
| 3.1.1 范德蒙德的金石部药物译稿 |
| 3.1.2 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 |
| 3.1.3 伊博恩的研究译着 |
| 3.2 《本草纲目》全译本 |
| 3.3 小结 |
| 4 《本草纲目》欧洲接受史 |
| 4.1 传入与翻译期(17-18世纪) |
| 4.1.1 踏上欧洲土地(17世纪) |
| 4.1.2 翻译的出现(18世纪) |
| 4.2 研究与评价期(19世纪) |
| 4.2.1 博物学图鉴的收集(17-19世纪) |
| 4.2.2 中国药物的鉴定与研究 |
| 4.2.3 《本草纲目》及中国科学的评价 |
| 4.3 文化印象构建期(20-21世纪) |
| 4.3.1 《本草纲目》的近现代译本 |
| 4.3.2 《本草纲目》的近现代研究 |
| 4.3.3 《本草纲目》的近现代印象 |
| 4.4 小结 |
| 5 《本草纲目》传欧之疑误考辨 |
| 5.1 卜弥格与《本草纲目》——最早的“《本草纲目》译本”之争 |
| 5.2 雷慕沙与《本草纲目》——“《本草纲目》学位论文”之争 |
| 5.3 达尔文与《本草纲目》——“中国古代百科全书”之称由来 |
| 5.4 小结 |
| 6 《本草纲目》传欧之讨论:以知识社会史的视角 |
| 6.1 《本草纲目》的知识收集 |
| 6.2 《本草纲目》的知识分析 |
| 6.3 《本草纲目》的知识传播 |
| 6.4 《本草纲目》的知识应用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欧洲相关藏书机构及资料来源 |
| 附录2: 欧洲藏书机构所藏《本草纲目》明清版本录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8）贵州彝族传统农业认知研究 ——基于贵州彝文古籍的文本分析与田野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目标 |
| 四、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贵州彝族传统农作物认知 |
| 一、贵州彝文古籍中的农作物认知 |
| 二、贵州彝族农作物的名称和命名理据 |
| 三、贵州彝族农作物的分类和特点 |
| 四、小结 |
| 第二章 贵州彝族传统土地认知 |
| 一、贵州彝文古籍中土地的名称 |
| 二、现代彝语中土地的名称 |
| 三、土地的功用 |
| 四、小结 |
| 第三章 贵州彝族传统农具的认知 |
| 一、贵州彝文古籍中农具的认知 |
| 二、田野调查中的农具认知 |
| 三、贵州彝族传统农具的命名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贵州彝族传统农业畜力认知 |
| 一、贵州彝文古籍中的畜力认知 |
| 二、牛耕的认知 |
| 三、小结 |
| 第五章 贵州彝族传统作物栽培技术认知 |
| 一、整地技术 |
| 二、种子处理技术 |
| 三、播种技术 |
| 四、施肥技术 |
| 五、作物田间管理技术 |
| 六、作物收获技术 |
| 七、农产品贮藏技术 |
| 八、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着作类 |
| 二、论文类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 |
（9）成吉思汗八白宫守护者达尔扈特部研究 ——以清与民国时期档案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理由及其意义 |
| (一)选题理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概况 |
| (一)国外研究 |
| (二)国内研究 |
| 三、主要史料与研究方法 |
| (一)主要史料 |
| (二)研究方法 |
| 四、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达尔扈特部的形成及所守护的诸斡耳朵 |
| 第一节 守护成吉思汗八白宫的达尔扈特 |
| 一、达尔罕及达尔扈特 |
| 二、达尔扈特的形成 |
| 三、“五百户”达尔扈特 |
| 第二节 达尔扈特源流考辩 |
| 一、兀良哈人之辩 |
| 二、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人之辩 |
| 三、四十万蒙古中委派之辩 |
| 四、十个盟旗中抽调之辩 |
| 五、成吉思汗遗物守护者之辩 |
| 第三节 达尔扈特守护的八白宫及其诸神灵 |
| 一、关于成吉思汗八白宫 |
| 二、清朝与民国时期达尔扈特守护的八白宫及其诸神灵 |
| (一)伊克斡耳朵 |
| (二)三位哈屯斡耳朵 |
| (三)胡日萨德格斡耳朵 |
| (四)伊希哈屯斡耳朵 |
| (五)哈日苏勒德 |
| (六)两座吉劳斡耳朵 |
| (七)两座布日耶斡耳朵 |
| (八)温德根查干神马及宝日温都尔 |
| 第二章 清与民国时期达尔扈特组织体系 |
| 第一节 达尔扈特行政组织 |
| 一、达尔扈特最高首领——济农 |
| (一)济农制度的变革 |
| (二)济农的任免(选官与任用) |
| (三)济农的主要职责 |
| (四)清与民国时期二十四任济农 |
| 二、达尔扈特的达如噶与达玛勒 |
| (一)达尔扈特的达如噶 |
| (二)达尔扈特的达玛勒 |
| (三)达如噶与达玛勒的关系 |
| 第二节 达尔扈特祭祀组织 |
| 一、达尔扈特衙木特德 |
| (一)大小达尔扈特衙木特德之称谓 |
| (二)大达尔扈特八大衙木特德 |
| (三)小达尔扈特八大衙木特德 |
| 二、达尔扈特的哈然和克什克 |
| (一)大达尔扈特的克什克 |
| (二)小达尔扈特的克什克 |
| 第三章 达尔扈特筹募祭祀费用的方式及其使用 |
| 第一节 达尔扈特的五百两银子 |
| 一、五百户达尔扈特的五百两银子 |
| 二、五百两银子的支出 |
| 第二节 达尔扈特的募化及其路线和物资管理 |
| 一、达尔扈特的募化 |
| 二、清与民国时期达尔扈特的募化路线 |
| 三、八白宫仓廪档案所记供品 |
| 第三节 “约孙”阿勒巴 |
| 一、更新圣主弓箭之约孙阿勒巴 |
| 二、更新温德根查干之约孙阿勒巴 |
| 三、更新圣主布日耶之约孙阿勒巴 |
| 四、龙年更新哈日苏勒德之约孙阿勒巴 |
| 五、非正常祭祀所征收之约孙阿勒巴 |
| 六、更新黄车之约孙阿勒巴 |
| 七、济农之处供献之约孙阿勒巴 |
| 八、更新骆驼之约孙阿勒巴 |
| 九、四时大祭之约孙阿勒巴 |
| 第四节 信奉者的布施 |
| 第五节 成吉思汗陵西迁时期国民政府对成吉思汗祭祀的资助 |
| 一、国民政府对兴隆山成吉思汗祭祀的财政支持 |
| 二、国民政府对伊克昭盟伊金霍洛等处达尔扈特各户的补助 |
| 第四章 达尔扈特驻牧地、生计、丁册及宗教生活 |
| 第一节 达尔扈特的驻牧地 |
| 第二节 达尔扈特的生计 |
| 一、畜牧业 |
| 二、农耕业 |
| 三、狩猎业 |
| 第三节 达尔扈特的丁册 |
| 一、达尔扈特的丁册档案 |
| 二、达尔扈特丁册的内涵 |
| 第四节 达尔扈特的宗教生活 |
| 一、达尔扈特的八大寺庙 |
| (一)圣主达尔扈特之四座寺庙 |
| (二)苏勒德达尔扈特之四座寺庙 |
| 二、佛教对达尔扈特宗教生活的影响 |
| (一)达赖和班禅的影响 |
| (二)章嘉呼图克图的影响 |
| (三)梅力更葛根的影响 |
| 结论 |
| 参考文献目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基于伊金霍洛旗阿镇乡土资源的初中地理调查类实践活动设计（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一、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理论基础 |
| 二、初中地理调查类实践活动内容与乡土地理课程资源分析 |
| (一)初中地理调查类实践活动内容分析 |
| (二)伊金霍洛旗阿镇乡土地理课程资源概况 |
| (三)初中地理调查类实践活动与乡土地理课程资源的关系 |
| 三、初中地理调查类实践活动案例分析 |
| (一)案例分析说明 |
| (二)案例分析 |
| (三)案例分析的启示 |
| 四、基于乡土地理课程资源的初中地理调查类实践活动设计 |
| (一)初中地理调查类实践活动设计的组成 |
| (二)初中地理调查类实践活动设计的一般策略 |
| (三)伊金霍洛旗阿镇初中地理调查类实践活动设计案例 |
| 五、基于乡土地理课程资源的初中地理调查类实践活动的实施 |
| (一)调查类实践活动的实施 |
| (二)实施调查类实践活动的启示 |
| 六、结论与展望 |
| (一)结论 |
| (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案例分析一览表 |
| 附录2:案例分析 |
| 附录3:伊金霍洛旗阿镇初中地理调查类实践活动案例设计教师预实施记录 |
| (一)“家乡地名的由来”调查实践活动(教师准备) |
| (二)“东康伊”城市核心区建设对阿镇居民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的影响调查实践活动 |
| (三)调查“伊金霍洛旗人的生产活动对当地气候的影响”实践活动(教师准备) |
| (四)阿镇“三河两湖”环城生态水系建设调查实践活动(教师准备) |
| 附录4:“东康伊”城市核心区建设对阿镇居民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的影响调查实践活动实施过程 |
| 致谢 |
四、“中国”名称的由来（论文参考文献）
- [1]南海诸岛名称英译探讨——以苏德柳本更路簿为例[J]. 贾绍东. 南海学刊, 2021(03)
- [2]古代文献中的“濊貊”研究[D]. 李明浩.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哈尔滨道里区语言景观研究[D]. 段绪.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4]满洲着姓姓氏源流研究[D]. 金标.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5]尚志钧辑本唐代《新修本草》的校勘及相关内容研究[D]. 刘秀峰. 辽宁中医药大学, 2020(02)
- [6]《神农本草经》药物正异名研究 ——以出土秦汉文献中药名为对照[D]. 翁晓芳.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20(01)
- [7]《本草纲目》在欧洲的流传研究[D]. 付璐.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20(01)
- [8]贵州彝族传统农业认知研究 ——基于贵州彝文古籍的文本分析与田野调查[D]. 陆晨. 贵州民族大学, 2020(02)
- [9]成吉思汗八白宫守护者达尔扈特部研究 ——以清与民国时期档案为中心[D]. 斯琴毕力格.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10]基于伊金霍洛旗阿镇乡土资源的初中地理调查类实践活动设计[D]. 李改莲.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