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初孙中山党风建设思想

一、略论民初孙中山的党德重构思想（论文文献综述）

赵炎才^[1]（2022）在《孙中山近代责任观的历史透视》文中研究指明责任乃孙中山近代话语体系中的一个关键词,几乎覆盖其活动的所有空间。其诠释责任的话语形式多样,所涉内涵包括责任概念释义、责任类型分类和责任精神分疏等方面。他认为责任乃国民内在道德素养,外现为投身于政治变革与维护共和,促进和平。价值取向、内在责任和外在责任是其责任观的具体构成,而由低而高的义务、责任与天职为三要义。孙中山以实现"三民主义"为核心责任并逐渐析出领域、群体、空域和时域等责任,责任精神则主要涵盖人本、历史、道德、职业与法律等方面。不仅如此,他还身体力行,自觉践行责任。孙中山责任观在形式、方法、内涵与实践等方面的特色无不彰显其重要的历史文化贡献。

赵炎才^[2]（2021）在《清季民初革命派的尚俭善政思想刍议——以孙中山和宋教仁为中心》文中指出清季民初以孙中山、宋教仁为代表的革命派针对中国近代社会之窘状,利用传统尚俭善政精神,努力融合西方近代相关思想,积极推进中国传统政治近代化。他们自觉遵循尚俭精神探寻有效之法不断追求善政,充分利用俭以养德强化道德修养塑造理想人格,贯彻俭政精神革故鼎新着力打造良善共和政府,秉持尚俭善政精神继续革命循名责实再造共和,四个有机统一彰显重构中国近代尚俭文化特质。他们的具体践行促进了中国传统尚俭思想近代化,丰富了中国近代政治文明内涵,推动了中国近代化历史进程。

周四丁^[3]（2020）在《国家治理的伦理维度》文中研究说明好国家是治理出来的,坏国家也是治理出来的。国家治理是国家治理者借助德治、法治等等手段进行国家整治的活动。要正确认识、理解和把握国家治理问题,我们应该首先依据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深入系统地探究和认知“国家”这一概念的内涵。“国家”不是黑格尔所说的那种抽象实体,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具体地说,它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基础达到一定水平的必然产物;国家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更是不断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它们也具有某些共同性;国家治理是所有国家形态获取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根本途径。国家治理不仅是一个实然意义上的政治问题,还是一个应然意义上的伦理问题。将国家治理视为一个伦理问题,这不仅意指人类的国家治理活动需要伦理的价值导航和护航,而且意指国家本身内含伦理精神。历史地看,人类创建国家的初衷和目的是为了自身的幸福;或者说,人类是基于一定的目的善创建国家的。国家的主要功能是分配社会资源,因此,分配正义往往是国家治理旨在实现的目的善。由于公配正义与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相通的,我们也可以将维护公民基本权利视为国家治理的目的善。为了实现分配正义,国家治理者往往诉诸德治与法治手段,这说明国家治理还内含工具善。德治强调治国理政者的道德素质与榜样示范作用。法治不仅要依法而治,还要依良法而治。法治之善是指法律应基于人性而不是完全顺应人性。国家治理的目的善与工具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在现代政党政治中,国家治理需要由执政党来实施,因此,执政党党德在国家治理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执政党党德是通过执政党的制度建设状况和执政党党员的美德状况得到体现的。执政党的制度建设应该充分体现公正性,执政党党员应该培养奉献、忠诚、廉洁等等美德。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自身的党德建设。国家治理也需要建立在良好的公民道德状况基础之上。公民道德状况的好坏,不仅反映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水平,而且会对执政党的国家治理活动产生深刻影响。在当今中国,我们党十分重视公民道德建设,其理由之一是要通过推进社会公德建设、职业道德建设、家庭美德建设和个人品德建设,不断提高我国公民的道德素质,同时为新时代国家治理提供价值支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党坚持走制度建设和道德建设并驾齐驱的道路。国家治理不仅涉及国内事务,而且涉及国际事务。当国家治理活动延伸到国际领域的时候,它应该受到国际伦理的规约。国际伦理要求世界各国正确认识和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伦理关系以及国家与国际社会的伦理关系,其实质是要求世界各国以合乎伦理的方式认识和处理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民族利益与人类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具有深厚的国际伦理意蕴,它反映了当代中华民族对国家、国际关系、世界格局、国际正义、人类文明等等进行伦理认知所达到的国际伦理境界。

胡琳^[4]（2019）在《《临时公报》与袁世凯政治形象建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临时公报》是袁世凯筹备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官方出版物,记录了民初政权的两次更迭和从南到北的转移过程。袁世凯利用《临时公报》塑造个人形象、扩大权势、引导舆论,完成了从“袁全权”到“大总统”的个人政治身份转变。第一章交代了《临时公报》创刊和停刊的社会政治环境。创刊时辛亥革命刚刚成功,革命党人建立南京临时政府;清朝被迫退位,授权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北方新闻事业在政治斗争的推动下繁荣发展。停刊时袁世凯完成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临时参议院迁往北京开会。第二章对《临时公报》的版面设置、栏目设置和主要内容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介绍了报纸封面和目录页的排版、栏目种类和数量。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新闻、法律、社会广告和爱国公债八个方面介绍主要内容。第三章分析了《临时公报》重点报道内容是如何建构袁世凯的政治形象,重点围绕南北定都、北京兵变、五族共和、人员任命、兴办学堂这五个主题,剖析每个主题意图展现的政治形象。第四章从创刊目的、停刊原因和内容三个角度挖掘《临时公报》与袁世凯之间的关系。创刊是为了满足袁世凯树立权威、掌握新闻话语权的需求;停刊是由于袁世凯完成了“袁全权”到“大总统袁”的身份转变,南京临时政府统一为“北京政府”;报纸内容多角度塑造袁世凯正面形象、重点建构“大总统”身份。第五章从性质、内容、功能、地位四个角度对《临时公报》进行认识评价。本质上是一份官方出版物,记录了民初政权从南到北转移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在袁世凯引导舆论中发挥关键作用,更是保存了那段特殊时期的政治生活资料。

周游^[5]（2016）在《象征、认同与国家：近代中国的国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近代中国,国旗是国家的象征,也是政权（或政治势力）的标识。由于近代中国政治动荡、政权更替不断和长期多政权并存局面的存在,使国旗在政治运用上也呈现出一个复杂的面相。国旗作为国家的象征,本身就具有民族主义的意象,这也使其成为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政治符号之一。晚清黄龙旗在象征皇帝和王朝国家的基础上,随着近代国民、主权等观念的传入,逐渐被赋予了民族主义的象征意义。中华民国建立后,五色国旗的制定和“五族共和”象征意义的赋予,以及民初国旗象征意义的推广,都是在建构国家认同的层面上运用国旗。即便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国旗被赋予了强烈的“党国”意识形态后,在抗战时期与四行“孤军”相关的国旗运用中,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仍能超越“党国”意识形态,彰显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象,成为民众想象民族国家的政治符号。但是,在近代中国,国旗也常常是政权（或政治势力）的标识,是建构政权认同的政治符号。各政治势力常以派系（或政党）旗帜竞争国家旗帜,又以权力或武力塑造国旗的权威,以悬挂国旗建构政权认同。这样,国旗在某一层面上也成为政治势力传播意识形态、建构政治合法性的政治符号。尤其在整个民国时期,在中央政权之外,常存在异质势力或者不同的政权,这些异质势力或政权也视情况悬挂自己党派的旗帜,以彰显自己的特质,或悬挂其他政权的国旗,以表示对其他政权的认同。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国旗在近代中国的政治运用和象征意义的嬗变及走向,却也是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缩影。民族国家认同包括国家、政权和政党认同等形式,如果以民族国家为公约数,从晚清“国旗”出现,到国民党以党旗代国旗,再以国旗塑造“党国”之民,国旗的象征意义是一个逐渐从做“加法”走向做“减法”的过程。也即是说,在总的趋势上,近代国旗的象征经历了一个从政权（朝代）到国家,再由国家到政权（政治势力）的演变过程。

钟立华^[6]（2014）在《民国初期孙中山国家观研究（1912-1924）》文中研究说明1912年至1924年是孙中山活跃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最重要的时期，他作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是革命派的精神领袖，所倡导的民主、共和的精神为广大人民所认同。这段时期也是孙中山在构建中国民族国家进程中的一段斗争历史，他的国家观随着革命斗争实践得以发展和完善。孙中山的理想国家构建，包括主权在民、维护国家的统一独立富强、塑造新国民，其动因在于论证民主共和国的合法性、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和新国家政治文化的培育作为精神依托。孙中山顺应世界潮流发展，努力探索民主、共和的道路，他信奉自创的三民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虽然没有以此完成民族国家的构建任务，但经过发展后成为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其中的重要思想被国共两党所吸收和借鉴，继续完成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任务。因此，孙中山的国家观在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进程中具有重大的贡献，对中国共产党也产生积极的影响，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也有重要的地位。要客观全面分析孙中山在民国初期国家观的内容，不仅要通盘考察他进行的坚决革命斗争，还要在历史背景下分析其中的缺陷和不足之处。孙中山的国家建构方略虽未在全国范围内施行，但他始终如一地维护国家完整统一、追求强国富民的目标，以及“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经受得起历史考验而被人们推崇，时至今日，作为中华民族两岸人民共同尊崇的伟人，他的精神对维系两岸同胞情感、早日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依然发挥作用。

曾长秋,胡佳^[7]（2011）在《近十年国内学者关于孙中山道德思想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学术界孙中山道德思想研究的主要观点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着重综述了近十年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从中挖掘出一些新的研究特色。

孙俊云^[8]（2009）在《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探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最早从事政党活动的革命家,创立了我国第一个近代政党,并通过它领导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孙中山根据革命实际,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了“以党治国”思想,为革命政党的建设及其建国实践提供了思想指引。但是,孙中山逝世后,中国国民党的领导权被右派篡夺,加之“以党治国”思想本身的局限性,使其在实践中出现了偏差,因而这一思想备受诟病,并在很长时间内鲜有研究。政党政治在中国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根据政党政治在中国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对孙中山从事的“以党治国”的政治实践重新认识,对这一理论重新评价,挖掘其中的合理因素加以创造性地利用,对于推动当代中国的政党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导论的内容,主要包括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研究的意义,学术界研究综述,本文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的基本理论前提和论文框架。其中“以党治国”的内涵界定是本文研究的基本理论前提。本文将“以党治国”界定为政党与政权关系模式的总和。这样就把孙中山曾经主张过的竞争型议会政党政治模式和仿效苏俄的以党治国模式统合起来,在纵向上,“以党治国”就有了一个宽泛的时间跨度,即贯穿孙中山建党实践的始终;在横向上,“以党治国”是包含主体、客体、路径在内的完整的要素架构,有了更宽泛的幅度。第二章对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发展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和概括。本文认为,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发展演变的的历史轨迹,可以划分为“雏形期”、“探索期”、“成型期”和“成熟期”,并与国民党发展演变的几个历史时期相对应。第三章对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进行了横向剖析,即从“以党治国”的主体、客体、路径三要素上一一进行解析。其中,对政党这一主体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修明党德”;对“国”这一客体,主要从“是什么样”的角度进行了解读;对“主义”治国这一路径,本文从“主义”治国是以党治国的根本、“主义”治国重在宣传两方面论述了孙中山的“主义”治国这一主张的特点,接着分析了“主义”治国在当时未能得到很好地贯彻的表现和原因。第四章是对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当代思考,也是本文的落脚点。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中蕴含的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探索精神,包含的很多具体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对于我们今天政党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吸收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中的合理成分,扬弃其中的消极因素,推进中国共产党政党文明建设是当前研究孙中山思想的意义所在,本部分主要从坚持以德立党、实行“主义”治国和摒弃政党人治,实行政党法治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曹先磊^[9]（2008）在《孙中山政党伦理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政党的发展面临诸多伦理向度上的矛盾和冲突,亟待理论的探究和澄清。政党伦理就是研究政党正当性及其操作规范和方法论的一门学问。政党伦理作为政党文明的价值内核和价值基准,对政党的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具有导向、规范和终极价值关怀的意义。孙中山作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创始人,其政党活动在我国最早,经验也比较丰富。在领导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孙中山高度重视政党伦理建设,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政党伦理思想。孙中山政党伦理思想的形成背景分为社会政治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两个部分,中国近代政党政治的产生和发展是其社会政治背景的主要方面,中国近代政治伦理观念的转变、西方政治文化的传入和中国近代政党伦理的兴起构成其思想文化背景。孙中山政党伦理思想的发展轨迹可以细分为萌芽时期、产生时期、形成时期、发展时期和成熟时期五个阶段,每一时期都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呈现出螺旋上升的轨迹。孙中山政党伦理思想的内容分为政党价值理念、政党制度伦理和政党党员伦理三个部分,民族主义内含的爱国救国论、民权主义内含的主权在民论、民生主义内含的贫富相均论构成政党价值理念;修明党德思想、规范党争思想、有限自由思想构成政党制度伦理;主民仆官论和提倡修身思想构成政党党员伦理。孙中山政党伦理思想有三个特点,分别为中西合璧性、革命与革心并进性和实践性。家长制作风、片面依赖以党治国和人群划分论等思想表现了孙中山政党伦理思想的时代局限性,是我们今天进行政党伦理建设应该吸取的教训;公仆意识、反对腐败等思想是孙中山政党伦理思想的精华,对新时期的政党伦理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闫婷婷^[10]（2007）在《论民国的地方自治》文中认为民国时期处于社会转型的剧变阶段。在外来帝国主义、清末残余封建势力、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及新式军阀等多股政治势力的共同作用下，民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子系统都在急剧地变化并相互作用。民国的各种政治家，一方面通过相关的政治思想理论表达本阶级的政治诉求，另一方面积极地进行政治实践活动，使这一时期的政局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地方自治就是这一时期政治与社会转型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当时的行政体制和制度变迁，会对后续的政治生活形成路径限制。因此，从政治学和行政学的角度对民初地方自治思想与实践进行理论分析，能够为我们分析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提供学术性的思路和见解。地方自治是调整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一项政治制度，本文从历史角度切入，对民国的地方自治思想及实践活动展开深入分析，意在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地方自治思想及以蒋介石为首的军阀推行的地方自治运动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弄清当时的地方自治政治思想制度与当时社会的融合与扭曲问题。本文以政治学和行政学为理论支撑，对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和制度设计的内在缺陷，以及国民政府地方自治的实践运行和客观效果，从内在机制和外在制约因素展开论述，通过对其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理论思考，力求能够为当今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提供借鉴。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对相关学术研究现状进行综述，提出本文的选题意义和背景。同时对于地方自治的理论渊源和与地方自治相关的基本概念予以澄清和梳理，为其后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二部分是对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和制度设计的内容进行理论分析，揭示其理论进步意义和先天缺陷。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有一个逐渐变化完善的过程。他的地方自治思想在行政层级上包括两方面内容：对省制和县制地方自治的研究。他本人从最初主张“省自治”到最后落脚于“县自治”，其中的变化是内外因交互作用促成的。一方面他认识到县的区域较小，人口适宜，交通便利，人民对于县内事务可以行使直接民权而不必假手他人。所以以县为单位进行地方自治，可以让人民直接练习四权，逐步养成政治能力，进而到省事和国事人民均可自行主持。另一方面四分五裂、内忧外患的政局也使他不敢再放权于省，以免造成军阀林立的局面。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与西方相关理论比较，其在地方自治的制度设计上存在着先天缺陷：一方面是中国政治社会环境对地方自治实施的巨大负面影响没有引起他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孙中山提出的“党治”思路存在着极大的弊端。第三部分着重对民初各地实力派系所推行的地方自治进行梳理和分析。从地方军阀倡导的“联省自治”到地方实力派推行的乡村自治，都是民初地方自治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股政治势力同后来南京国民政府的地方自治实践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二者都号称以孙中山的地方自治理论作为自治实践的指导思想，并且都试图通过地方自治来完成社会整合、巩固自身实力。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不同政治势力的利益博弈给予地方自治实践相应的空间和机会，同时又是阻碍地方自治实践取得成功的最大因素，这是民初地方自治的显着特征。第四部分是对国民政府的地方自治活动进行理论分析。国民政府的地方自治实践经历了“自治——保甲——将自治融于保甲”三个阶段的变化，从主张分权、扩大政治参与的地方自治，演变为加强人身控制的保甲制度，这是国民政府根据社会变化情况不断调整政策的结果。其中的原因有其阶级局限性的影响，但从亨廷顿的政治理论来看，其中不乏切合现实需要的因素。当时社会状况（内忧外患、军阀割据、缺乏相应的中央权威和政治稳定）的各种变化，使国民党在地方自治的实施中发生扭曲，反映了政治发展本身的内在规律性。第五部分是对民初地方自治的理论分析和现实思考。本文得出三个结论：1．作为政治思想家的孙中山，在地方自治的制度设计上具有先进性；但作为一名实践家，他缺乏打破固有路径依赖的思想准备和政治保障。所以，从路径依赖的角度分析，他的政治理想是无法实现的。2．民初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产生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扩大政治参与、实现政治民主从而建立民主共和国。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缺乏相应的政治发展和制度建设，二者的矛盾产生了社会动荡，地方自治做为资本主义一种先进的政治制度也因此而缺乏相应的实施环境。所以，地方自治制度不适合民初的政治社会环境，在不适宜的条件下勉强推行反而会增加混乱。3．不论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中央政府，还是各地割据势力，都是具有自利性的不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政治集团，在“经济人”假设的理论前提下，蒋介石等军阀的个人专制意志实际就代表了整个政治集团的利益，它们不能代表社会公共利益（人民的利益）。改变这一现象的方法只有通过加强制度和宪政建设以对其进行限制，而孙中山主张的“党德”约束，直接造成了蒋介石集团缺乏有力的约束监督现象。现今的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从民国地方自治失败的历史中汲取教训，同时借鉴和采纳其中相关制度设计的合理成分和有益经验，从中对地方自治得出更为理性、更为清醒的认识。

二、略论民初孙中山的党德重构思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略论民初孙中山的党德重构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1）孙中山近代责任观的历史透视（论文提纲范文）

（2）清季民初革命派的尚俭善政思想刍议——以孙中山和宋教仁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3）国家治理的伦理维度（论文提纲范文）

（4）《临时公报》与袁世凯政治形象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象征、认同与国家：近代中国的国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民国初期孙中山国家观研究（1912-1924）（论文提纲范文）

（7）近十年国内学者关于孙中山道德思想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9）孙中山政党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论民国的地方自治（论文提纲范文）

四、略论民初孙中山的党德重构思想（论文参考文献）

• [1]孙中山近代责任观的历史透视[J]. 赵炎才. 平顶山学院学报, 2022(01)
• [2]清季民初革命派的尚俭善政思想刍议——以孙中山和宋教仁为中心[J]. 赵炎才. 平顶山学院学报, 2021(01)
• [3]国家治理的伦理维度[D]. 周四丁.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2)
• [4]《临时公报》与袁世凯政治形象建构研究[D]. 胡琳.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4)
• [5]象征、认同与国家：近代中国的国旗研究[D]. 周游.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8)
• [6]民国初期孙中山国家观研究（1912-1924）[D]. 钟立华. 广西民族大学, 2014(03)
• [7]近十年国内学者关于孙中山道德思想的研究[J]. 曾长秋,胡佳. 文史博览(理论), 2011(08)
• [8]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探讨[D]. 孙俊云. 山东大学, 2009(05)
• [9]孙中山政党伦理思想研究[D]. 曹先磊. 燕山大学, 2008(04)
• [10]论民国的地方自治[D]. 闫婷婷. 西北大学, 20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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