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十年学医行医的体会和教训(论文文献综述)
曾毅[1](2021)在《明代医书作者的群体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医书是中医学术传承的重要载体,明代编着的医书的数量空前,达一千余种之多,在同时期的世界医学史上也绝无仅有。除了像《本草纲目》这样享誉世界的巨着,明代的许多医书至今仍是中医学医疗、科研、教学的重要参考文献。因此,因此对明代医书进行多方位深入研究,无论对于认识明代医学的历史,还是对现代中医的传承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多关注个体医家及其着作的研究,对于医书整体尤其是对其作者群体的研究缺如。本文试图对明代医书作者的地域、学力、社会身份进行分类,并将作者划分出群体与着作类型特征进行相关性研究,以期通过数据挖掘,勾勒出明代医书作者群体的概貌。本文在广泛收集前任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重要目录文献调研、考证,甄选出812种明代医书,建立《现存明代医书信息数据库》,从中提取442位医书作者信息,逐一考察其籍贯、科考、社会身份等信息,建立《现存明代医书作者信息数据库》,并利用数据库开展了下述研究。1.对现存明代医书的种类、年代分布进行了考察;2.对作者的里籍、功名、职务、社会身份等进行考察,并将作者初步划分为职业医家、兼业医家、和非医家三类群体;3.对不同群体作者的着书数量、着书动机、着作种类与撰着方式、着作影响力进行了研究。获得了如下结果:1.现存有作者可考的明代医书种类涵盖了《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所列所有类目,其数量以临证各科、方书、养生修真导引、本草、医案医话为多。2.医书的产出年代以前期少,中期缓慢增长,后期快速增长的势态,政治动荡等因素对医书的产出数量没有太大影响,经济的发展、商业出版和医学内部的因素是促进医书产出的主要动力。3.医书作者的地域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尤以浙、苏、皖、赣为多,其数量依现今区划排序依次为:浙(127)、苏(95)、皖(60)、赣(37)、沪(17)、豫(17)、鄂(16)、闽(15)、鲁(13)、冀(7)、川(7)、陕(5)、湘(5)、晋(4)、粤(3)、桂、贵、滇、辽、琼各1。提示,相比金元时期,冀、豫、鲁名家辈出的景象,明代中国的医学中心南移,北方逐渐衰落。4.可以考察到科考背景,即获取到功名的的医书作者有131位,其中进士 68位,举人16位,武举人4位,生员43位。获取功名者占作者总数的30%。5.医书作者的身份多元,其中,职业医家(包括官医、民间医)215位,占总数的48.6%,接近半数;兼业医家(有其他职业,如官,同时行医者)40人,约占9%;非医家187人,约占总人数42.4%,这其中官员112、儒生26、文人10、僧道25、书商6、藩王2。医书作者中非医家数量庞大,值得关注。6.就医书编撰数量而言,职业医家人均1.96部,兼业医家人均2.5部,非医家群体人均1.6部;编撰有6部以上医书的高产作者18位,其中职业医家11位,兼业医家3位,非医家4位。其中前三位有2位为兼业医家。7.职业医家趋向于撰着综合性着作、伤寒与金匮、诊法、临证各科、针灸推拿、基础理论类书籍;其创作方式以撰着为主,偏向原创,是医学知识的创造者。兼业医家倾向于创作医论、基础理论、医经、伤寒与金匮,撰着方式上倾向于加工、阐释。非医家群体倾向于创作养生修真导引类书籍,文献整理是其撰着特征。8.高影响力的医书主要由职业医家撰着,是医学文本知识的绝对主导者。9.通过对高产出作者、着有高、极高影响力医书的作者调研发现,高产出作者在科考方面,以经过科举考试教育、有一定科考的作者为主。着有高、极高影响力医书的作者亦是相近,也以拥有生员及以上科考者为主。结合这些作者都是职业医家,可以得出着述数量多、能产出高影响力着作的人物是既有文化(科考)又有医家身份(临床实践经历)的人物。
肖雄[2](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毛和荣[3](2021)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文中提出目的通过对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及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系统梳理,总结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地域特征、历史影响、历史地位及发展规律;通过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各历史发展阶段的梳理及传播学分析,以及中国-阿尔及利亚中医中心(中阿中医中心)建设过程回顾及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实践分析,揭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历史规律,为构建“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提供有益参考,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更好“走出去”,为“一带一路”建设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力量。方法1.通过查阅地方志、卫生志、文化志、医学史、学术论着、政策文件等文献资料,并通过实地考察蕲春、荆州、神农架等地,对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发展历史、发展现状、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及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考证。2.通过深度访谈荆楚中医药文化专家、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工作人员、医疗援外项目负责人、医疗援外翻译、医生等,获取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对外交流传播的第一手数据、信息,弥补纯文献资料的不足,为提出有针对性论点和建议提供参考。3.通过河南、江西、荆楚等地域性中医药文化的比较研究及荆楚本地各次区域中医药文化发展历史与发展现状的对比,归纳总结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地域特色、历史地位及发展规律,为地域性中医药文化发展与对外交流传播提供借鉴。4.通过中阿中医中心这个重要平台建设的过程回顾与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案例分析,透视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规律,剖析“一带一路”战略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逻辑关联。5.通过将预设的理论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实践相结合,剖析相关理论对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实践的指导意义,为当下及未来中医药文化传播提供有益的思考。结果1.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经历了孕育发展期(远古时代-商朝)、发展定型期(西周-秦朝)、快速发展期(西汉-南北朝)、继承发展期(隋朝-元朝)、发展高峰期(明朝-清朝)、发展徘徊期(民国-解放前)、恢复发展期(解放后-20世纪末)、全面发展期(21世纪以来)。荆楚中医药文化在每个时期都产生了较重要的历史影响。2.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经历了孕育发展期(明朝以前)、黄金发展期(明清时期)、发展滞缓期(民国-改革开放前)、全面发展期(改革开放以来)。每个阶段都留有较明显的时代特征和传播学特征。3.“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了中阿中医中心的建设进程。中阿中医中心建设取得初步成效,但面临体制不畅、缺乏长远规划、存在潜在传播风险等现实困境。从传播学视角看,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传播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反馈与评价体系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完善。4.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是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五大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五大要素又自成体系,构成了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完整体系。结论1.荆楚文化和传统中医药文化为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分,荆楚中医药文化反过来也为荆楚文化和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荆楚中医药文化呈现出较明显的地域特色,集中体现为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汇通南北、开拓创新、内涵丰富等特征,同时存在地域、科目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未来发展应对相关问题给予关切和处理,以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的良性和全面发展。2.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时代与科技的发展进步、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对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日益融入世界,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日益频繁。在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史上,李时珍中医药文化特别是《本草纲目》一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以自发为主。随着文化软实力重要性的日益提高,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越来越紧密地与国家外交战略和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3.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证明,中医药文化传播的效果不仅与文化自身的影响力有关,而且与国家的战略规划、政策支持,特别是中医药临床疗效等因素息息相关。4.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五大要素自成体系,五大要素体系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完整体系对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的意义。5.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效果还取决于各级政府在相关事务上的顶层设计,取决于荆楚中医药文化自身内涵尤其是其普适价值的挖掘和现代话语体系的构建。另外,培养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人才,提升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人才在中医药学、外语、跨文化交际、国际政治、当地法律、传播学等方面的综合素质亦显得尤为重要。
梁壮[4](2021)在《叙事、符号与知识 ——中医文化在明清白话小说中的表达》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题为“叙事、符号与知识——中医文化在明清白话小说中的表达”,意在通过叙事、符号与知识三个角度分析明清白话小说中的中医文化形式,全文分为绪论和五个章节。绪论主题为“中医文化的表达”,述明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中医文化的形成应存在两种基本形式:第一类形式是其他领域的文化现象对中医学产生影响,第二类是中医学体系与知识进入其他其他文化领域中造成影响。第二类过程的实质之一为中医内容的不同形式展现。中医文化内容则指文化理论、思想、观念与成果本身,而文化形式则指把这些思想内容加以呈现的表现形式。形式研究的一个简明思路是将文化作为文本。涉医文学是医学与文学两者互相需求、互相协助的结果,作为叙事性涉医文学,明清白话小说具有特殊价值:是中医文化总结期的见证、是中医文化的综合性平台、是贴近中医文化现实的语言表达方式。第一章为中医文化与明清白话小说的整体关系研究。明清白话小说涉医现象的繁荣说明不仅疾病无悬念地成为了文学对象,中医学和中医文化也广泛地渗透到了社会各阶层中,成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明清白话小说涉医文本有两个显着的特征:丰富但不集中、广泛但稍显重复。按照多寡详略和文章结构,可以将涉医文本分为单句式、组句式、段落式、章节式和跨章节式五类;按照所引医学内容的专业程度进行划分可以分为泛称疾病、指名论症、谈因辨机、拟构医方、书写医案五类。医学主题小说较少,有医者小说、医界小说、药物和药名小说三类。涉医文本的形成有继承和创新两种情况。文本的继承,主要是从或不同体裁或前代作品中直接改用;创新则是从积累的原始素材入手,进行素材的文学化和小说化。作者的医学背景与涉医文本风格,尤其是涉医深度有正相关关系。历史发展受到小说发展和医学发展两方面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发展脉络,可分为明初至明中叶、明后期至明末、清前期、清中后期、晚清五个阶段。不同类型的小说面对同样的涉医素材,会基于类型风格和读者期待风格进行类型化的处理。写入小说的中医文化内容丰富,有全面多样的疾病文化、众星拱月的诊疗文化、琳琅满目的医者文化等。第二章为明清白话小说中的疾病与医学叙事研究。小说继承了中医文化的叙事传统,一部分是史书中的医家传记,一部分则是医案记录。涉医小说在叙述方式和技巧方面值得探讨是叙事视角和叙事时间两个部分。视角有患者视角、亲属视角、医者视角和他者视角等。叙事空间上,以病床为核心的患者空间和辐射状的医者空间存在交叉,医者的身体空间对患者小空间形成了有效介入。疾病故事的线性结构可分为病前、病中、医疗、病后四个情节单元。一个成熟的涉医叙事模式,应包括:趋同的叙事功能、类似的叙事特征、叙事空间上和人物形象的接近等要素。模式的形成应经历开创、模仿、发展、最终成熟等过程,又会在内容、形式、主旨三个方向发生变异。叙事中的疾病发挥线索和隐喻两个功能;医者则承担帮助者、推动者、观察者和隐喻的功能。在叙事主题的表达上,疾病作为主人公的考验代表着困境主题,医疗直面生死,代表着拯救主题。《西游记》形成的谐趣化审美和《红楼梦》为先导的唯美主义风格代表着对中医文化审美的发扬。第三章为明清白话小说中的中医文化符号研究。文化符号学可以适用于中医文化研究之中。中医文化的符号化过程有自己的特色、脉诊的符号化是典型例子。小说中会进行进一步符号化,若没有可靠的事实依据或者受众共识,则容易失败。中医文化符号化的典型是药物。中药的符号化,可以获得次文本意义、文本意义、超文本意义三种层次的意义。具有文化意义的药物大多会在情节中发挥一定的叙事功能。这类文化符号化中药常常成为了所属功效类中药的标志性药物。鸦片类似的药物文化符号则有强烈的时代性,与时代主旋律共振,成为时代的共同文化记忆。如毒药、迷药、哑药、性药之类的特殊药物统称,亦取得了与具体药物一样的符号化程度。药名文化的核心要素是药名代码是否能被发现和理解,因此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可以用编码一解码理论来审视。白话散文中的药名文学是小说的新贡献。中医符号还可以进行临时符号化,也就是作为比喻的喻体;同时又进入了民间语言之中。第四章为明清白话小说中的中医知识表达。中医知识是在中医学理论发展和临床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知识可以分为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也可以分为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中医术语为中医药学内用来表示中医药学相关概念的词语集合,对术语的运用是显性知识的特殊形式。小说以表达显性知识为主,才学小说是其典范。为了知识对接受者的顺利传达,作者往往选择做进一步解释,即对知识的评论。以知识的角度而言,中医医籍的固定体例属于一种特殊的程序化知识,小说家常对于这类中医文化形式知识的利用和表达进行仿拟。第五章为小说式表达的价值诠释和意义阐发。明清小说当然地属于明清社会在文化领域的投射,疾病与医学概莫能外,可分为具体知识的直接反映、社会关系的曲折反映、医学观念的隐含反映三种情况。中医文化可以放置到集体记忆理论之中,特定时期的医疗民俗有较强的仪式性和稳定性,是一类典型的文化记忆。叙事医学认为医疗过程具备叙事属性,普及中医叙事阅读,需要选择适合的阅读文本,应满足符合中医思维和观念、熟练运用中医语言、足够的叙事性和人文素养三个条件。明清通俗小说具有丰富的文本与多样的中医内容、丰富的叙事元素与医患视角、自然逼真的中医语言与浓厚的人文素养三个优势,具备成为中医阅读文本的条件。明清涉医小说的创作与阅读是一个完整的中医文化传播过程。将明清小说放置到传播学的框架之内可以考察小说形式对中医文化传播的积极影响和经验教训:应满足作为受传者的读者对易读性和可读性的平衡:作为媒介的小说有真实与虚构的裁量、事理情的融合、文学技巧的使用三个方面的经验:作为传播者,中医文化者应重视话语权把握,扮演好把门人的角色。
吕浩浩[5](2021)在《清代桐城地区士绅研究》文中提出文章首先根据道光《续修桐城县治》、光绪《重修安徽通志》中选举志、学校志、人物志等有关记载,介绍了清代桐城县生员、贡生、监生、举人、进士各类士绅群体的历史面貌。清代桐城士绅的身份都是通过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而获得的。而学品、学衔都是要通过科举考试才能获取。基于此论述了桐城士绅的读书求学和科举考试生涯。接着又以正途士绅为中心考查了桐城士绅的入仕情况,对科举正途出身的五贡、举人、进士群体在中央和地方任职情形、具体人数做了说明和统计。最后,分析了桐城士绅的职业状况,指出清代桐城士绅除少数幸运儿能够入仕做官,大部分人选择了教书、入幕、行医等业为生。第二部分通过对顺治十四年江南科场案、康熙五十二年戴名世《南山集》案的论述,并结合文献资料对桐城士绅居乡生活的描述,揭示了清初专制皇权对桐城士绅的打击和防范以及由此造成的桐城士绅的沉寂。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桐城成为清军和太平军反复争夺的战略要地,战争频仍,清政府对桐城的控制骤然松懈。笔者罗列了方志、清人文集中有关桐城士绅创建团练、建立平安局、捐资助饷等史实,指出伴随着战争期间部分桐城士绅的军事化、局政取代县政,桐城士绅权力大为提升。第三部分从地方文化建设、地方公共事务兴办等角度较为全面地阐述了清代桐城士绅的社会责任。结合清代桐城学术文化发达的地域特色,尤其是桐城作为清代文坛盟主“桐城派”的故乡,又从文化功能的角度,对桐城士绅作为一个知识群体的特征进行了探讨。
何广益[6](2021)在《佛教经藏医学中的病因观探要》文中研究指明研究背景:佛教是极为重视生命健康的宗教,贡献了相当丰富的医学内容。佛教传入中国后,其医学内容与中医相互交流融合,僧人们借医弘法,使得佛教医学的价值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陆续有学者对佛教医学进行研究,但对佛教经藏医学中病因观的研究尚未成型,首先未见关于病因内容的大范围检索,多局限于部分佛经中的说法,缺乏完整性;其次,未见佛教医学病因相关概念的解释,病因理论多沦为其他诊疗内容的附属品;除此之外,对于佛教经藏医学中的病因类别的研究逻辑性上也有所欠缺。研究目的:本研究首先拟从佛教经藏医学文献入手,对佛教医学病因学相关的古今文献进行检索、整理,以期完整了解佛教医学中病因相关的内容,初步掌握佛教医学病因所涉及的方向。其次,对所检文献资料进行分析整合,得出佛教经藏医学中病因探讨的几大方面如“四大致病”、“烦恼致病”、“虫风致病”、“业因致病”等,对这几个大方面进行详细阐述,为研究病因观的定义、特点、价值提供依据。根据佛教经藏医学病因观内容,总结其定义,厘清其中思路,将各大方面的内容进行逻辑串联,从而使具有完整结构框架的病因观得以呈现。最后,讨论佛教经藏医学病因观对于中医的影响、在中医典籍中的体现,研究病因观对于佛教医学研究的学术意义,阐述其文献历史价值,为身心医学的发展提供借鉴意义。研究内容与结果:本文分为四个部分来探究佛教经藏医学中的病因观:第一部分梳理了佛教医学的起源,明确古印度吠陀医学与佛教医学之间的关联性,强调其二者之间的差异性,明了佛教医学并非古印度医学的复刻,而是具有独创性的宗教医学,理解其存在的独特意义与价值。探讨了佛教医学的定义、佛教对健康的看法以及佛教医学中病的定义与分类,并确定本文将选择佛教经藏医学中的内容来分析其病因观。借助于佛医文献软件电子版《大正新修大藏经》并与文字版校对,对佛教经藏医学中的病因相关内容进行了通读筛检,去除宗教教义内容后,整理得出135部佛经中含有佛教医学病因相关论述,对病因的各种分类法进行了分析。第二部分结合文献资料,系统阐述佛教经藏医学病因观的具体内容。病因观主要包括“四大致病”、“烦恼致病”、“虫风致病”、“业因致病”和“其他因素致病”五个大方面的内容:①地、水、火、风四大分内外并各具坚、湿、暖、性的总体特征,为构成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大之间互相制化,任一大的增损导致四大平衡失调、生克失衡,进而导致不同的病相表现;②佛教医学认为人受到根本烦恼、随烦恼等诸烦恼的侵扰,进而致病。三毒是烦恼中最基本的因素,也是影响精神作用最多的根本烦恼,不同程度的三毒会导致不同的症状表现和病理行为;五盖是三毒的发挥,其分别所致的心理疾病更加清晰,与现代医学的诸多精神疾病可以对应;③八十虫致病和八十风致病是佛教经藏医学中最为独特的一套病因理论,八十虫的致病机理与现代微生物学颇为相似,而八十风的机制也与人体免疫系统有所关联;④业因致病是最具宗教特色的病因,先世业因与现世业因均可造成疾病的产生,先世业因通过业风进入胞胎完成两世的衔接、导致现世疾病的发生,恶业可导致五脏五根病的发生;⑤佛教经藏医学中还可见饮食不节、睡眠不节、饮酒无度、时令气候、坐禅不节、魔鬼致病及毒虫外伤等病因的内容。第三部分以“佛”、“四大”、“三毒”、“贪欲”、“贪瞋”、“业”等为关键词,检索了中医典籍中与佛教经藏医学病因观相关的内容,整理分析文献,得出其对中医造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大致病、贪瞋致病和业障致病三个方面。“四大”之说被诸多医家采用,并与中医基础理论结合,也有医家以四大解释药性并指导治疗,四大致病也被部分医家认可并用于他们的着作中;贪瞋致病多出现于中医养生着作中,被诸多医家认为是养心之关键;业障致病之说也被许多医家接受并强调通过消解业障来防病的重要性。第四部分总结了佛教经藏医学病因观的详细内容,通过与其他医学病因之比较,梳理出佛教医学致病因素的结构,明确佛教经藏医学中病因的定义。讨论佛教经藏医学病因观所呈现的立体化的整体观念,包括人体内部环境的统一、人与外界环境的统一和三世统一;分析病因之间的相互影响,指出了因与因之间或互为中介或制约的关系;阐明佛教医学独特的病因探究方式,包括审症求因、观察知因和内观体悟求因。最后讨论佛教经藏医学病因观的特色与价值,点明其与现代医学的关联、展现佛教医学的超前性,揭示了佛教医学病因观对身心医学探究的优势之处以及对道德约束、行为规范的启示作用。
李全平[7](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研究说明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王淞[8](2020)在《国医大师张志远内科临证经验及学术思想研究》文中指出目的搜集、整理国医大师张志远先生的相关资料,追溯其学术思想形成的渊源,总结提炼其治疗内科系统疾病的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使国医大师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扬。方法本文采用传统的文献学研究方法,以先生的手稿札记、学术着作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等资料为对象,追溯先生学术思想形成的源流,整理、分析并总结其临证经验,提炼学术思想,撰写研究论文。结果本文通过分析国医大师张志远先生的生平、治学、临证等方面内容,概括其治学特色,总结了先生对感冒、咳嗽、胸痹、狂证、痴呆、恐惧、泄泻、头痛、胆痹、臌胀、内伤发热、腰痛、痿证等内科疾病的病机治法认识、遣方用药的经验、规律和特色,并提炼升华出先生“三论、两观、两发明”的内科学术思想体系:“三论”,即大气一元论、玄府细络系统论、医易相通论;“两观”,即天人相应的时间医学观、胃气为本的治病观;“两发明”,即风药理论的发明、“人-症-方-药”量效理论的发明。结论通过研究得出,张志远先生治学严谨,具有独特的治学门径,德艺双馨,内科临证经验丰富,学术思想体系庞大,内容丰富,可以概括为以“易”指导、以“气”主宰的“三论、两观、两发明”辨治体系,颇具特色。其治学方法颇具借鉴性;其临证经验和学术思想具有很好的启发性、实用性和重要的临床价值。先生的临证经验和学术思想对中医学的继承和发扬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中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艾利申[9](2020)在《传播学视域下宋丽医学交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宋代医学取得的成果是宋代科技发展的重要体现。宋代是中医学发展的辉煌时期,不仅官、私医学方书的数量大为增加,而且在方书种类、方剂分类、临症主治和处方用药等方面取得了很显着的进步。朝鲜半岛地区与我国山水相连,自古往来不断,其文明进程一直深受华夏文化的影响。高丽,自公元927年建国后,一直试图与中原王朝建立友好关系。但因辽、金、蒙古游牧政权的强大且与宋朝基本上处于敌对关系,导致高丽与宋王朝在政治上不得不保持微妙的关系,但是政治上的交流受阻,并没有影响两国民间贸易的进行,宋代的医学成果从水路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了高丽,而中原王朝因战乱散佚的医学着作在高丽得到了保存并回传到了中国。本文主要从四大方面论述了宋丽医学交流。第一,阐述了宋丽两国各自取得的医学成就。宋朝主要是从方书编纂、药物学、诊断学等方面进行介绍;高丽主要是从乡药、乡土医学发展方面进行了介绍。一般情况下,所有的交流活动都有一个主导方和一个被主导方,从传播学角度而言,主导方必然是成果多、成就大的一方,因此本文第二部分则是从传播者和受众两个传播要素出发来分析两宋对高丽的医学传播,传播者即宋王朝,又细分为官方传播和民间传播,受众即为高丽。第三,从传播载体分析两宋时期对高丽医学传播的形式和种类,传播学理论中,传播符号和传播媒介是传播载体的有效组成部分,本部分的传播符号就是通用的文字,传播媒介则主要从人和书籍这两种特殊的承载体进行研究。最后,是按照传播效果即宋丽医学交流意义来展开分析,分为对高丽的意义和对宋朝的意义两方面。宋丽关系史研究是目前学界的一个热门,但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领域,本文则是以传播学中拉斯韦尔“5W模式”为主要方法,研究宋丽医学交流,对宋丽关系史研究及医药传播具有一定的价值。
朱宇超[10](2020)在《军士、医士与儒士:明代苏州盛氏家族的生命轨迹》文中指出明代的苏州盛氏为苏之世医望族,其盛衰与时俯仰,是贯穿于元、明、清的苏州地区医者群体“吴中医派”的中坚之一,若将视野放大到整个江南文化世族群体中,则明代苏州盛氏无疑具有较为特殊的属性。由于家族中的个体遭际和时代变迁双重因素,盛氏的身份经历了儒士、军士、医士的多重转换,其中又以医着称,因此无论在帝制时代,亦或是近当代,以“儒医家族”称之者在在皆是,本文即意在通过对明代苏州盛氏生命轨迹的考察,以其生成、发展为线索,从个案的,探求明代的吴中“儒医家族”这一类家族的一般性生命规律。本文以时间为经,以身份为纬,以两条线索进行叙述。第一章是对明代盛氏在明代以前及明初先世历史的考察。先世历史作为祖先记忆对明代的子孙们能够产生“父法”性质的影响,对其的考察可以成为对后世子孙某些重大选择的一种解释。这一部分主要希图阐明明代子孙对先世历史的想象和宋元时期盛氏的发展轨迹,并初步进入明代盛氏历史的叙述,主要是明初盛氏成为军户的又一次命运转折,并随后分析了这一转折对此后盛氏职业选择的影响。第二章是对明代盛氏在明代业医情况的考察。通过考证盛氏与其他医学家族的交游、姻亲网络的建立两方面,论述了盛氏如何得以建立起“世典医职”的传统,这是明代盛氏所赖以维持社会地位,并进行业儒活动的基础,在这一宏观考察过程中,由于盛寅作为业医的起点,可以称为是盛氏“儒医”的代表性人物,本章中又以他为个案对此时盛氏的生命轨迹进行了细部的考察。第三章是对明代盛氏业儒情况的考察。本章通过对盛氏业儒成就的考察,发现盛氏在“世典医职”的外表下始终是以“儒”为家族追求,并认为这一业儒情况与一般士人家族并无明显差异,业儒既是盛氏子孙在主观上的倾向,也是客观上家族历史的惯性。接着从“儒为祖业”和医官捐纳制度内外两个方面分析了盛氏业儒逐渐繁盛的原因,并最终认为,在盛氏这一类“儒医家族”中,“医”始终是“儒”的附庸,是一项保证“儒业”、保证家族能够延续下去的生存手段,是所谓“医世业,儒世家”,这类家族应当以“医儒家族”称之更为合理。
二、七十年学医行医的体会和教训(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七十年学医行医的体会和教训(论文提纲范文)
(1)明代医书作者的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文献综述 |
1 明代医书的搜集与整理研究 |
2 关于医书作者的研究 |
3 有关医家群体的研究 |
第一章 前言 |
第一节 选题缘由与意义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1 究范围的界定 |
2 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
3 分类标准 |
第三节 内容、结构、创新性 |
1 内容与结构 |
2 创新性 |
第二章 明代医学发展概述 |
第一节 明代的医学的成就与特色 |
第二节 明代医事制度 |
第三节 明代刻书业与医书刊刻 |
第四节 明代医药学家与医药学着作 |
小结 |
第三章 现存明代医书调研与数据库建立 |
第一节 相关医书目录及所录明代医书 |
1 《中国中医古籍总目》及其所录明代医书 |
2 《宋以后医籍年表》及其所收明代医书 |
第二节 现存明代医书及作者信息数据库的建设 |
1 医书的甄选 |
2 数据库的建设 |
第三节 现存明代医书的种类与年代分布 |
1 现存明代医书的种类 |
2 现存明代医书的年代分布 |
小结 |
第四章 作者信息调研的与群体的划分 |
第一节 作者的地域调查与分布 |
1 浙江 |
2 江苏与上海 |
3 安徽 |
4 江西、河南、湖北、福建、山东等地 |
5 作者地域分布图 |
第二节 作者科考情况调查与分布 |
1 进士、举人、生员作者 |
2 无功名作者 |
3 科考情况不明的作者 |
4 作者的科考分布 |
第三节 作者的身份考察与群体划分 |
1 身份界定与群体划分的标准 |
2 职业医家群体 |
3 兼业医家群体 |
4 官员、文人与隐士、僧道等非医家群体 |
小结 |
第五章 作者群体与其着述关系 |
第一节 作者群体与着书数量 |
1 高产作者 |
2 职业医家着述数量 |
3 兼业医家的着述数量 |
4 官员、乡绅、书商等非医家群体的着述数量 |
第二节 作者群体与着述种类 |
1 职业医家的着述种类与撰着方式 |
2 兼业医家的着述种类与撰着方式 |
3 官员、文人与隐士、僧道等非医家群体的着述种类与撰着方式 |
第三节 作者身份与着述动机 |
1 职业医家的着述动机 |
2 兼业医家的着述动机 |
3 官员、文人与隐士、僧道等非医家群体的着述动机 |
第四节 作者群体与其着作的影响力 |
1 关于医书影响力的判断与划分问题 |
2 职业医家着述的影响力 |
3 兼业医家着作的影响力 |
4 官员、文人与隐士、僧道等非医家群体着作的影响力 |
5 高影响力医书的作者 |
小结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1. 现存明代医书表 |
2. 现存明代医书作者信息表 |
致谢 |
个人简历 |
附件 |
(2)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缘起 |
(一) 选题依据 |
(二) 选题意义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三) 运动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三) 研究方法 |
四、研究材料 |
(一) 材料来源 |
(二) 材料的甄选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四) 简要评议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结语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致谢 |
附件 |
(3)“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英文缩略词表 |
前言 |
第一部分 绪论 |
1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1.1 选题缘起 |
1.1.1 中医药文化的当代价值凸显 |
1.1.2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受到各方重视 |
1.1.3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和手段 |
1.1.4 地域性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助推“一带一路”倡议 |
1.2 研究意义 |
1.2.1 有助于推动地域性中医药文化的深入研究 |
1.2.2 有助于推动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 |
1.2.3 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 |
2 研究对象与概念界定 |
2.1 研究对象 |
2.2 概念界定 |
2.2.1 荆楚文化 |
2.2.2 中医药文化 |
2.2.3 荆楚中医药文化 |
2.2.4 “一带一路” |
2.2.5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3.1 研究思路 |
3.2 研究方法 |
4 研究内容与基本框架 |
4.1 研究内容 |
4.2 基本框架 |
5 研究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5.1 研究重点 |
5.2 研究难点 |
5.3 创新之处 |
第二部分 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历史与发展特征 |
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 |
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历史影响 |
2.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孕育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2.1.1 孕育发展期(远古-商朝) |
2.1.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2.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定型期与历史影响 |
2.2.1 发展定型期(西周-秦朝) |
2.2.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2.3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快速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2.3.1 快速发展期(西汉-南北朝) |
2.3.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2.4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继承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2.4.1 继承发展期(隋朝-元朝) |
2.4.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2.5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高峰期与历史影响 |
2.5.1 发展高峰期(明朝-清朝) |
2.5.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2.6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徘徊期与历史影响 |
2.6.1 发展徘徊期(1912 年-1949 年) |
2.6.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2.7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恢复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2.7.1 恢复发展期(1949 年-20 世纪末) |
2.7.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2.8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全面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2.8.1 全面发展期(21 世纪以来) |
2.8.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3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特征与发展规律 |
3.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特征 |
3.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规律 |
4 本章小结 |
第三部分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理论基础 |
1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论 |
1.1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论的提出 |
1.2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论渊源 |
1.3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内涵要义 |
1.4 中医药文化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 |
2 文化对外传播理论 |
2.1 文化对外传播的内涵要义 |
2.2 文化对外传播的时代价值 |
2.3 文化对外传播与“一带一路” |
2.4 文化对外传播理论与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第四部分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与启示 |
1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发展阶段与传播学分析 |
1.1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孕育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1.1.1 孕育发展期(明朝以前) |
1.1.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1.2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黄金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1.2.1 黄金发展期(明清时期) |
1.2.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1.3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发展滞缓期与传播学分析 |
1.3.1 发展滞缓期(1912 年-1978 年) |
1.3.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1.4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全面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1.4.1 全面发展期(1978 年以来) |
1.4.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2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经验启示 |
3 本章小结 |
第五部分 案例分析:中阿中医中心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1 中阿中医中心建立背景 |
1.1 历史基础 |
1.1.1 中医药医疗实践基础 |
1.1.2 中医药文化传播基础 |
1.2 现实因素 |
1.2.1 阿尔及利亚人民不断增长的卫生健康需求 |
1.2.2 中医药作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载体 |
2 中阿中医中心建设概况 |
2.1 建设过程 |
2.2 建设模式 |
2.3 建设成效 |
2.4 建设困境 |
3 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实践分析 |
3.1 传播主体分析 |
3.2 传播内容分析 |
3.3 传播媒介分析 |
3.4 传播受众分析 |
3.5 传播效果分析 |
4 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反思 |
5 本章小结 |
第六部分 构建“一带一路”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 |
1 “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时代意义 |
1.1 坚定荆楚中医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彰显荆楚中医药文化独特魅力 |
1.2 增强荆楚中医药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
1.3 服务“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助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 |
2 构建“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对策建议 |
2.1 加强顶层设计,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与“一带一路”建设有机对接 |
2.2 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挖掘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普适价值 |
2.3 增强多元传播要素的协同效应,构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 |
3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文献综述 |
参考文献 |
附录二 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大事记 |
附录三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大事记 |
附录四 专家官员访谈录 |
4-1 温长路教授访谈录(节选) |
4-2 吕文亮教授访谈录(节选) |
4-3 巴元明教授访谈录(节选) |
4-4 周仲瑜教授访谈录(节选) |
4-5 胡峰队长访谈录(节选) |
4-6 王莎主任电话访谈录(节选) |
4-7 胡海涛老师访谈录(节选) |
附录五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编(译)着作 |
致谢 |
(4)叙事、符号与知识 ——中医文化在明清白话小说中的表达(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文献综述 |
参考文献 |
绪论 中医文化的表达 |
第一节 中医文化的表达 |
一、中医文化的定义与形成 |
二、中医文化的主要形式:文本 |
三、中医文化的文本:从文学文本到明清小说 |
第二节 研究结构、思路与方法 |
第一章 中医文化与明清白话小说的整体关系 |
第一节 承载中医文化的明清白话小说 |
一、明清白话小说涉医现象的繁荣 |
二、涉医文本的特征和分类 |
三、医学主题小说 |
第二节 涉医文本的生成 |
一、文本的继承和创新 |
二、作者与文本 |
三、文本的时代性与类型化 |
第三节 写入明清小说的中医文化 |
一、全面多样的疾病文化 |
二、众星拱月的诊疗文化 |
三、琳琅满目的医者文化 |
第二章 明清白话小说中的疾病与医学叙事 |
第一节 叙述形式的基本特征 |
一、中医文化的叙事传统 |
二、叙事视角与叙事时间 |
三、涉医情节的叙事空间 |
第二节 叙事结构与叙事模式的形成 |
一、涉医故事的结构特点 |
二、涉医叙事模式的要素 |
三、模式的形成和变异 |
第三节 为叙事服务的疾病与医者 |
一、疾病在叙事中的作用 |
二、医者形象的叙事功能 |
三、历史名医文化的叙事演绎 |
第四节 涉医主题与审美的呈现 |
一、疾病与困境主题: 主人公的考验 |
二、医疗与拯救主题: 直面生老病死的中医学 |
三、中医文化的审美取向 |
第三章 明清白话小说中的中医文化符号 |
第一节 中医文化符号的概念 |
一、符号与文化符号学 |
二、中医文化的符号化 |
第二节 药物与药名:中医符号的典型例证 |
一、符号化的中药 |
二、特殊药物的符号化 |
三、药名文化 |
第三节 其他中医符号现象 |
一、作为喻体的中医药文化 |
二、民间语言中的中医药 |
第四章 明清白话小说中的中医知识表达 |
第一节 中医知识 |
一、中医知识与分类 |
二、术语与中医术语 |
第二节 小说语境下的中医知识呈现 |
一、知识的显性表达 |
二、对知识的评论 |
三、对中医形式知识的仿拟 |
第五章 小说式表达的价值诠释 |
第一节 社会医疗与小说 |
一、社会的投射: 小说的医学史研究 |
二、社会关系和医疗观念的反映 |
三、民俗: 中医文化的集体记忆 |
第二节 作为叙事医学的文本 |
一、叙事医学与叙事阅读 |
二、作为中医叙事阅读文本的小说 |
第三节 中医文化传播与明清小说 |
一、受传者与反馈:读者导向 |
二、媒介的使用: 明清小说的创作经验 |
三、身为传播者: 中医文化话语权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
(5)清代桐城地区士绅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方法 |
四、相关概念的界定 |
第一章 士绅身份的获得与出路 |
第一节 桐城士绅的构成 |
一、上层士绅 |
二、下层士绅 |
第二节 桐城士绅的读书求学和科举考试生涯 |
一、桐城士绅读书求学的动力 |
二、桐城士绅之苦读 |
三、热衷科举的桐城士绅 |
四、科举受挫的桐城士绅 |
第三节 桐城士绅与入仕为官 |
一、以正途士绅为中心的入仕情况 |
二、放弃仕途的桐城士绅 |
第四节 科举入仕之外 |
一、科举之外的身份获得途径 |
二、入仕之外的职业选择 |
第二章 桐城士绅与清代专制皇权 |
第一节 清前期朝廷的严厉打击 |
一、清前期桐城士绅遭受沉重打击 |
二、桐城士绅沉寂的居乡生活 |
第二节 晚清政局动荡与桐城士绅权力的提升 |
一、积极兴办当地军务 |
二、居乡士绅建立平安局——局政取代县政 |
第三章 清代桐城士绅的社会责任 |
第一节 桐城士绅与地方文化建设 |
一、桐城士绅与学校教育 |
二、桐城士绅与方志等地方文献的修撰 |
第二节 地方公共事务的实际经理者 |
一、士绅与地方公共工程 |
二、士绅与灾荒救济及慈善 |
第三节 桐城士绅的文化功能 |
一、士绅阶层内的文化互动 |
二、桐城士绅之以礼化俗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6)佛教经藏医学中的病因观探要(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文献综述 |
1 引言 |
2 研究现状 |
2.1 关于佛教医学的研究现状 |
2.2 佛教医学病因相关内容的研究现状 |
2.3 选题理由 |
3 参考文献 |
前言 |
第一章 佛教医学概略 |
第一节 佛教医学与印度医学 |
1 古印度阿育吠陀的发展 |
2 阿育吠陀医学的内容与传播 |
3 佛教医学的起源 |
第二节 佛教医学定义 |
第三节 佛教医学典籍 |
第四节 佛教经藏医学论健康 |
1 佛教对健康的认知 |
2 佛教中健康的标准 |
第五节 佛教经藏医学论病 |
1 病的定义 |
2 病的分类 |
第六节 佛教经藏医学论病因 |
1 佛经中病因相关文献检索 |
2 佛经中病因内容的分类 |
3 略谈病因文献梳理 |
第二章 佛教经藏医学病因观的具体内容 |
第一节 四大致病 |
1 四大学说略述 |
2 四大成身过程 |
3 四大与人体 |
4 四大致病 |
第二节 烦恼致病 |
1 烦恼致病概说 |
2 三毒致病 |
3 五盖致病 |
4 随烦恼 |
第三节 虫风致病 |
1 八十虫致病 |
2 八十风致病 |
第四节 业因致病 |
1 业与业报 |
2 先世业报病与现世业报病 |
3 恶业致病 |
4 业入胞胎 |
5 业因说之转变 |
第五节 其他因素致病 |
1 饮食不节致病 |
2 睡眠不节致病 |
3 饮酒无度致病 |
4 时令气候致病 |
5 坐禅不节致病 |
6 魔鬼致病 |
7 毒虫及其他外伤致病 |
第三章 佛教经藏医学病因观对中医学的影响 |
第一节 简述佛教医学对中医的影响 |
第二节 四大致病与中医 |
1 “四大”说法的流行 |
2 四大与中医学的理论结合 |
3 四大对中药药性理论的影响 |
4 四大致病内容的引入 |
第三节 贪瞋致病与中医 |
第四节 业障致病与中医 |
第五节 佛教经藏医学病因观对中医影响的讨论 |
第四章 佛教经藏医学病因观探究 |
第一节 佛教经藏医学病因观的定义 |
1 定义 |
2 内容 |
第二节 佛教经藏医学病因观的整体观 |
1 人体内部环境的统一 |
2 人与外界环境的统一 |
3 三世统一 |
第三节 多因交缠 |
1 病因之间互相影响 |
2 病因观中的因果联系 |
第四节 病因探究方式 |
1 审症求因 |
2 观察知因 |
3 内观体悟求因 |
4 病因探究方式小结 |
第五节 病因观的特色与价值 |
1 虫风致病与微生物学 |
2 病因观对道德约束和行为规范的启示 |
3 烦恼致病与心理学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个人简历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7)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国医大师张志远内科临证经验及学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提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部分 生平着作 |
1 生平概述 |
2 着作介绍 |
第二部分 治学特色 |
1 博览广读、取采众长的治学方法 |
2 实事求是、躬行践履的治学理念 |
3 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
4 内观自省、倾囊相授的大医胸怀 |
5 修身齐德、淡泊名利的处世智慧 |
第三部分 内科临证经验 |
1 肺系病证 |
1.1 感冒 |
1.1.1 风寒、风热之辨 |
1.1.2 治疗法则 |
1.1.3 分型证治 |
1.1.4 经验用药 |
1.1.5 注意事项 |
1.1.6 小结 |
1.2 咳嗽 |
1.2.1 病因病机 |
1.2.2 治疗法则 |
1.2.3 分型证治 |
1.2.4 特色用药 |
1.2.5 小结 |
2 心系病证 |
2.1 胸痹 |
2.1.1 病因病机 |
2.1.2 治疗法则 |
2.1.3 分型证治 |
2.1.4 小结 |
2.2 狂证 |
2.2.1 病因病机 |
2.2.2 治疗法则 |
2.2.3 分型证治 |
2.2.4 小结 |
2.3 痴呆 |
2.3.1 病因病机 |
2.3.2 治疗法则 |
2.3.3 分型证治 |
2.3.4 小结 |
2.4 恐惧 |
2.4.1 病因病机 |
2.4.2 治疗法则 |
2.4.3 分型证治 |
2.4.4 小结 |
3 脾胃病证 |
3.1 泄泻 |
3.1.1 病因病机 |
3.1.2 治疗法则 |
3.1.3 分型证治 |
3.1.4 临证要点 |
3.1.5 小结 |
4 肝胆病证 |
4.1 臌胀 |
4.1.1 病因病机 |
4.1.2 治疗法则 |
4.1.3 分型证治 |
4.1.4 软化肝脾验方 |
4.1.5 小结 |
4.2 胆痹 |
4.2.1 病因病机 |
4.2.2 施治法则 |
4.2.3 分型证治 |
4.2.4 小结 |
4.3 内伤头痛 |
4.3.1 病因病机 |
4.3.2 施治法则 |
4.3.3 分型证治 |
4.3.4 用药特色 |
4.3.5 小结 |
5 肾系疾病 |
5.1 水肿 |
5.1.1 病因病机 |
5.1.2 治疗法则 |
5.1.3 分型证治 |
5.1.4 专药专方 |
5.1.5 小结 |
6 气血津液疾病 |
6.1 内伤发热 |
6.1.1 分辨外感内伤 |
6.1.2 把握时间规律 |
6.1.3 分型证治 |
6.1.4 小结 |
7 肢体经络病证 |
7.1 腰痛 |
7.1.1 病因病机 |
7.1.2 治疗法则 |
7.1.3 分型证治 |
7.1.4 小结 |
7.2 痿证 |
7.2.1 病因病机 |
7.2.2 治疗法则 |
7.2.3 分型证治 |
7.2.4 小结 |
第四部分 内科学术思想 |
1 大气一元论 |
1.1 大气一元论的理论渊源 |
1.2 大气的形成及生理特点 |
1.3 基于大气一元论的病机发挥 |
1.4 调治人身大气为病之用药法则 |
1.4.1 斡旋气机,调治气病 |
1.4.2 治气当求脏腑之本 |
1.4.3 祛除浊毒,以复气利 |
1.5 基于大气一元论的治验举隅 |
1.5.1 调胸中大气治胸痹 |
1.5.2 调腑中大气治胃肠病 |
1.5.3 调经络大气治肢肩背腰痹痛 |
1.5.4 调补一身之气改善虚损 |
1.5.5 调大气治精神行为病 |
2 玄府细络系统论 |
2.1 玄府细络系统概述 |
2.2 玄府细络系统的微观实质 |
2.3 玄府细络系统的生理特点与功能 |
2.3.1 玄府细络分布广泛,结构微小 |
2.3.2 玄府细络可宣通渗灌气血津液 |
2.3.3 玄府细络可通达神机 |
2.4 玄府细络系统病理与临床表现 |
2.5 玄府细络系统病变的治疗和研究 |
3 医易相通论 |
3.1 医易相通理论探流 |
3.2 易为指导,突出变字 |
3.2.1 辨证恒动思维 |
3.2.2 方剂灵活化裁 |
3.2.3 剂型丰富发展 |
3.3 两点论思维方法的实践 |
3.3.1 判定病性,一分为二 |
3.3.2 处方用药,阴阳兼顾 |
3.3.3 亢害承制,确立治法 |
3.3.4 病情顽固,杂合以治 |
4 天人相应的时间医学观 |
4.1 中医时间医学概述 |
4.1.1 中医时间医学源流 |
4.1.2 人体生理与四时、昼夜关系 |
4.1.3 症候变化与四时、昼夜关系 |
4.2 中医时间医学指导实践 |
4.2.1 明辨病位 |
4.2.2 治病于未发 |
4.2.3 应时组方选药 |
4.2.4 应时服药 |
4.2.5 预测病势 |
5 胃气为本的治病观 |
5.1 “胃气为本观”概说 |
5.2 重视胃气与胃津 |
5.2.1 胃气是宗气之源 |
5.2.2 胃气是生存之本 |
5.2.3 胃气为脉之本 |
5.2.4 胃津是津液之源 |
5.2.5 胃气以通降为和 |
5.3 重视胃与他脏联系 |
5.4 治胃之法 |
5.4.1 慢性胃病重滋养 |
5.4.2 他脏之病从胃治 |
5.4.3 阴虚津亏滋胃津 |
5.4.4 处方用药护胃气 |
6 风药理论的发明 |
6.1 风药概说 |
6.2 风药性能 |
6.2.1 风药多味辛 |
6.2.2 风药以泻为主 |
6.2.3 风药性走 |
6.3 风药作用及其配伍方法 |
6.3.1 风药治风 |
6.3.2 风药治血 |
6.3.3 风药治湿 |
6.3.4 风药助火 |
6.3.5 风药升阳 |
6.3.6 风药止痒 |
6.3.7 风药通滞 |
6.3.8 风药开玄 |
7 “人-症-方-药”量效理论的发明 |
7.1 “人-症-方-药”量效理论概说 |
7.2 “人-症-方-药”量效理论的实践探索 |
7.2.1 量从症变 |
7.2.2 量从人变 |
7.2.3 减量间服 |
7.2.4 遵古不泥 |
7.2.5 精准靶向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查新报告 |
论文着作 |
(9)传播学视域下宋丽医学交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一)国内方面 |
(二)国际方面 |
三、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及创新点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对象 |
(三)创新点 |
第一章 宋丽两国医学发展概况 |
第一节 两宋医学成就 |
第二节 高丽医学成就 |
第二章 从传播的授受双方看宋丽两国医学交流 |
第一节 作为传播者的宋朝 |
1.宋代医学对高丽的官方传播 |
2.宋代医学对高丽的民间传播 |
第二节 作为受众的高丽 |
1.主动请求宋朝派医治病授学 |
2.用特殊政策吸引宋朝士人、技人 |
3.对来高丽进行贸易的宋商有很好的礼遇,并鼓励移民 |
4.高丽海商在引进宋朝医药文化上也有特殊贡献 |
第三章 从传播的载体看宋丽两国医学交流 |
第一节 宋代医学对高丽的传播符号 |
第二节 宋代医学对高丽的传播媒介 |
1.作为宋代医学对高丽传播媒介的人 |
2.作为宋代医学对高丽传播媒介的书籍 |
3.作为宋代医学对高丽传播中间渠道的日本 |
第四章 从传播的效果看宋丽两国医学交流 |
第一节 宋代医学传播到高丽对朝鲜半岛地区的影响 |
1.对高丽医事管理制度的影响 |
2.对高丽国内医学水平的影响 |
3.对其他国家医学的顺带影响 |
4.对高丽后世的影响 |
第二节 宋代医学传播到高丽后对中国的影响 |
1.对中国药学上的补充作用 |
2.对中国医学典籍上的补充作用 |
3.对中国少数民族医学发展的作用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10)军士、医士与儒士:明代苏州盛氏家族的生命轨迹(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意义 |
二 研究现状 |
三 概念、材料与方法 |
第一章 危机与抉择:南宋至明初的苏州盛氏 |
第一节 明代苏州盛氏的前史 |
第二节 堕入尺籍:明初作为军户的苏州盛氏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医道大张”:以军士而为医士 |
第一节 盛氏与明初吴中医学网络 |
第二节 “儒医自此始”——盛寅 |
第三节 “世典医职”:盛氏的医官传承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业医而根儒:盛氏族人的两张面孔 |
第一节 世医家族中的儒者 |
第二节 明中叶以来的身份取向与职业选择 |
第三节 医者,技也:“儒医家族”之成立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四、七十年学医行医的体会和教训(论文参考文献)
- [1]明代医书作者的群体研究[D]. 曾毅.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21(02)
- [2]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02)
- [3]“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D]. 毛和荣. 湖北中医药大学, 2021(01)
- [4]叙事、符号与知识 ——中医文化在明清白话小说中的表达[D]. 梁壮.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1(02)
- [5]清代桐城地区士绅研究[D]. 吕浩浩. 青海师范大学, 2021(02)
- [6]佛教经藏医学中的病因观探要[D]. 何广益.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1(02)
- [7]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8]国医大师张志远内科临证经验及学术思想研究[D]. 王淞. 山东中医药大学, 2020(01)
- [9]传播学视域下宋丽医学交流研究[D]. 艾利申. 河北大学, 2020(08)
- [10]军士、医士与儒士:明代苏州盛氏家族的生命轨迹[D]. 朱宇超.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