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美贸易逆差对我国企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刘彬彬[1](2021)在《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与竞争性研究》文中认为2018年6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中国500亿美元产品施加关税,与美国形成竞争的制造业行业征税覆盖率超过70%,其中劳动密集型及高技术行业为重点制裁对象。现有文献分析,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原因主要集中于遏制中国新兴产业发展,解决美国的国内就业问题等。鲜有文章以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变化为切入点来分析中美经贸摩擦的形成乃至激化,最终引致贸易战。由于中美制造业贸易结构由产业结构决定,因此,本文以贸易背后的产业为视角,考察中美制造业产业之间的互动规律,探讨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变化与经贸摩擦之间的关系,并基于二者的逻辑关联,为中国制造业发展提出建议。对中美制造业经贸规模与结构进行分析。从中美制造业对外贸易规模与结构来看,2000-2018年,中美制造业对外贸易规模发展迅速,中国对美国制造业出口顺差呈现增长趋势。2000-2008年,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集中在低技术劳动密集型领域,美国竞争优势集中于高技术资本技术密集型领域。2010年后,中国制造业商品结构发生“质”变,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产品出口规模扩大,在保持对美国的出口占比的同时,呈现由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扩展的趋势,世界对中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依存度增加。从中美制造业直接投资规模与结构来看,1980-2000年,中国对美国制造业直接投资尚未形成规模。2000-2008年,中美制造业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单向性趋势,中国对美国制造业投资流量增速波动较小。2010-2018年,中国对美国制造业投资增长加快,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从传统的加工制造业向高技术制造业拓展,但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比重较低,中美制造业直接投资由单向性向双向性趋势转变。对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分析。首先,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形成的基础来看,通过构建制造业产业同构性指数,发现中美制造业产业结构差异性明显,互补性较强,直接替代或竞争的领域有限,这种差异性源于中美制造业产业内部构成差异及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其次,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形成的条件来看,中美制造业直接投资通过传统制造业产业转移效应、新兴制造业产业促进效应来影响投资国产业结构的变迁,推动东道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同时,通过技术外溢效应、资本积累效应、贸易互补效应、推动中美贸易逆差的产生。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以垂直型产业分工为主,美国贸易条件整体优于中国。其次,通过贸易互补性指数(TCI)、产业内贸易指数(IIT)对中美贸易中的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进行实证分析。2000-2008年,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强,其中,互补性强的行业集中于纺织品、鞋靴制品、家具制品、金属及制品、运输设备、飞机、航空器、电子精密仪器设备及其零部件等劳动密集型及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此阶段,贸易增量来源于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以垂直型为主。2009-2018年,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减弱,互补性趋势下降的行业集中于纺织、服装及皮革业、木材加工(家具除外)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计算机、电子及光学设备制造业以及家具制品和其他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此阶段,贸易增量的来源于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类型由垂直型向水平型发展。最后,基于全球化互补效应背景下,由于中美市场环境、产业政策的不同,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互补性随着国际分工的加深,产业跨国转移的及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而推进,并促进中美经济快速发展。对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分析。首先,从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形成的基础来看,构建产业结构同构性指数,发现中美制造业产业结构趋同性趋势出现,且与德美制造业产业结构趋同性趋势接近。这种趋同趋势体现在中美制造业行业内部结构变化上,2010年后,中美制造业在高技术领域重合度上升,与美国多行业构成竞争与潜在竞争关系。其次,从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形成的条件来看,中美制造业直接投资通过竞争效应、市场集中效应来影响东道国市场结构,同时,促进东道国与投资国产业结构升级,改善制造业进出口商品贸易结构。再次,通过显示性相对比较优势指数(VRCA)、Michaely波动指数(MI)、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数(MS)对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竞争性进行实证分析。2000-2009年,中美制造业贸易整体以互补性为主,高技术行业贸易竞争性趋势微弱。2010-2018年,中美在低技术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纺织业、木材加工(家具除外)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等;中低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如金属制品业、橡胶及塑料制品业等具备竞争性,同时,在原本不具备竞争性的高技术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如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高速列车和轨道车辆制造)、计算机、电子及光学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制造)、少数化工产品制造业(核反应堆)、少数机械设备制造业(机械器具)也与美国形成竞争与潜在竞争关系,中美制造业在高技术行业中竞争性趋势出现。最后,中美贸易中的制造业产业竞争性是在中国研发经费投入规模逐年增长、高技术制造业贸易发展迅速、制造业全球进出口地位提高,全球原材料市场竞争激烈,国际产业结构日益趋同化,中美进入技术竞争新阶段中实现的。对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的形成机理与成因分析。首先,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贸易摩擦的形成机理来看,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引发经贸摩擦根源在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要素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资源,对于规模经济不变且受资源与环境约束的产业,随着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反而会导致成本的提高,同时资源与环境要素成本也随之增加,此时,生产成本大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收益。中国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性不断增强,冲击到了美国国内相关企业市场份额,造成利益分配不平衡。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引发经贸摩擦升级根源在于,当发展中国家原本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保留产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时,会造成发达国家的高技术制造业经济体量大幅度减少,同时由于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停滞导致生产率出现瓶颈,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带来的收益小于份额缩小的损失,此时两国进入“冲突”区,保留产业处于竞争状态,互补互利趋势发生变化。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的成因来看,金融危机后,中国制造业TFP增长率高于美国,中美技术竞争进入新阶段。同时,中国对美国制造业出口的商品结构发生“质”变,由组装加工产品向高技术产品转移,高技术出口产品复杂度提高,出口地区由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扩展,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制造业中高与高技术制造业产品贸易依存度增加,冲击了美国在高技术领域的垄断局面,互补互利趋势发生变化,经贸摩擦不断升级。虽然,美国一直处于制造业贸易逆差,但中美贸易不平衡不仅来源于美国贸易逆差同时还有跨国公司利润的贡献。同时,中美商务部在统计出口贸易价格的方式与转口贸易存在较大的差异,美国对货物贸易的统计高估了中国的贸易顺差。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的表现来看,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核心产业成为实施“双反”调查主要对象,中美经贸摩擦由劳动力密集转向科技密集领域,贸易保护措施向高端制造升级。同时,美国加大对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投资限制,中兴、华为等高技术制造企业成为贸易制裁的重点对象。最后,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基于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从政府和企业层面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提出应对策略。
贺玉环[2](2021)在《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与应对策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美贸易摩擦,是中美经济关系中的重要问题。随着双方贸易往来的深入,贸易争端呈现出不断加剧的趋势。尤其是美国单方面挑起的新一轮贸易摩擦,加大了对我国的贸易争端力度,相继在更多领域中对我国产品加征不同比例的关税,出台了各种形式的贸易争端措施,进一步恶化了中美贸易往来的正常运行。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无疑阻碍了两国经贸的发展,加大了我国产品的出口难度,降低了我国外贸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提高我国经济总和竞争力的关键举措,这既是产业结构演进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现实需要。中美贸易争端主要发生在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领域和没有优势的进口和技术知识领域,在此背景之下,两国贸易关系的正常化将关系到我国产业结构是否能朝着预期方向实现优化升级。中美贸易摩擦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较为复杂,既能够迫使我国重视高新技术、知识产权的发展,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时,也能通过影响我国进出口贸易和投资等机制抑制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上述现实情况,本文从中美贸易摩擦的角度作为切入点来研究产业结构升级,然而,关于中美贸易摩擦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在国内研究还较少。因此,本文从外部环境和贸易不确定性这一维度实证探究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能较好的考虑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评估与应对。同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能让我国在中美贸易摩擦日益白热化的外部环境下,最大程度的发挥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作用,削弱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消极作用,尽可能最大限度的减少和避免中美贸易摩擦给我国带来的损失,并且抓住贸易争端所带来的机遇。本文以“中美贸易摩擦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对中美贸易摩擦的起源、中美贸易规模和产业结构的发展现状进行多角度的剖析,并找出相关原因。然后利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选取中美贸易摩擦、对外贸易结构、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四个变量,利用VAR模型研究中美贸易摩擦对全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动态影响。最后,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中美贸易摩擦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东中西部的区域差异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中美贸易摩擦对全国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两面性,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短期内中美贸易争端将会抑制产业结构升级,长期内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演进,但同时抑制产业合理化发展。2.中美贸易摩擦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中美贸易争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不显着,但空间溢出效应显着。中美贸易摩擦通过破坏对外贸易结构机制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显着阻碍作用和显着双向作用的空间溢出效应,中美贸易摩擦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着的双向作用,外商直接投资也表现出双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而进出口贸易呈现出显着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3.中美贸易摩擦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东部的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最为显着,且呈现出正向和负向影响。其次为中部,负向作用明显,对西部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不显着。基于此结论,提出要从政策、科技创新和贸易策略三个层面来引导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李文[3](2021)在《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钢铁产品出口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张宁宁[4](2021)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研究》文中指出中美分别作为全球第二和第一大经济体,两者之间的双边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当前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分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前伴随着中美双边间贸易摩擦与争端地不断加剧,这使得双边经贸合作在难以正常开展的同时对中国相关产业在GVC中的国际分工以及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或增加了难度。不可否认,在经济全球化下,自加入WTO以来,中国凭借自身比较优势合理配置资源,逐渐成为GVC分工和贸易体系中的重要参与者,并逐渐发展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大国,自身经济在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获取了明显的收益。然而,随着中国参与GVC分工程度的加深以及在对外贸易中所获取的收益提升,中国在全球市场中所遭受的来自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或贸易壁垒限制也在日益增多,而相较于其他贸易伙伴国,中国所遭受的来自于美国等国家的高频次且具有明显保护主义性质的贸易摩擦或争端却尤为明显。如现阶段不断升级的新一轮中美贸易摩擦,特朗普政府以“中美双边巨额贸易逆差”为借口对华相关产业或产品通过加征高额关税或发动反倾销调查等贸易政策进行严厉打击或限制,甚至官方公开“污名化”中国,比如“中国威胁论”“中国是汇率操纵国”““一带一路”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以及当前“新冠肺炎来源国”等,以期通过各种手段对华相关产业或产品进行围追堵截或打击。而细化看来,会发现美国对华所发起或实施的这一系列贸易政策或限制手段的根本目的为限制或遏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或升级,矛头直指“中国制造2025”计划,以期在限制或扼杀中国中高端技术产业发展以及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同时维护自身在GVC分工中的核心利益或霸权地位免受威胁或动摇。而对于作为我国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制造业来说,在当前中美双边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以及逆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的现实背景下,其转型升级以及在GVC中的分工地位攀升是否会受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影响?会受到何种影响?具体的影响机制或机理是怎样的?以及基于此情境下如何实现自身向GVC中高端位置攀升?这一系列的问题均值得引起密切关注与探究。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与该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息息相关,贸易政策的作用不容忽视。为此,本文立足于中美双边贸易摩擦与争端不断频发的现实情境下,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为研究视角,具体探究其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的影响,以期通过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深化研究,为及时化解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被动局面,积极向价值链中高端位置攀升以及如何更好地规避或弱化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或壁垒限制、推动中美双边经贸正常合作等寻求可行的对策或建议。具体看来,首先,基于对研究背景与意义等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文献梳理,在发现已有研究不足的同时明确本文研究主题与方向;其次,借助数理模型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并就两者的作用机制进行细化阐述与分析,在此提出相关推论与待研究假设;再次,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中国制造业GVC国际分工现状进行典型化分析,并就本文重点探究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之间的关系进行初判;接下来,结合理论与典型化分析,重点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影响进行实证考察,同时也就GVC参与度、国际竞争力作同步探究,具体主要从整体层面、作用机制层面等方面展开;另外,也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分工利得进行拓展性考察,在对价值链中贸易利益进行解构与分析的同时进一步结合分解结果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增值能力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基于前文理论分析、现实解读与实证检验,对中国制造业如何实现GVC分工地位攀升、积极规避或弱化贸易政策限制等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在理论分析部分,借鉴Lorz和Wrede(2008)中有关交易成本的思想以及D-S模型应用,结合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中美双边间的贸易壁垒或制度性障碍这一现实或政策本质,将贸易壁垒或制度性障碍引入模型,以此来探究其对要素流动以及企业生产状态的影响,并进一步在此基础上借鉴Antras等(2019,2013)的GVC多阶段生产模型,以此来分析GVC生产分工网络下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所可能产生的交易成本“累积扩大效应”及对其价值链国际竞争力、增值收益以及分工位置的影响。另外,结合现实中美国对华所采取的诸如反倾销等贸易政策会提高双边间贸易壁垒的特性以及有关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相关研究,可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本质为基于WTO“合法”外衣下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具有较为明显的歧视性,这会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产生直接“抑制”影响效应的同时,也会产生诸如“连带”、“污名化”等影响效应。为此,在此主要沿着“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即贸易政策(壁垒)限制——贸易成本变动——GVC分工”这一逻辑脉络对本文作用机制进行阐述,具体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所产生或带来的贸易成本变动会通过“抑制连带效应”、“网络链条效应”、“投资跨越效应”以及“污名化效应”四个渠道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产生影响,并在此提出相关推论和研究假设。在现实解读部分,首先,通过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进行分阶段梳理可发现,自中国“入世”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正逐渐由“复杂型”向“战略型”转变,且政策转向的动因与不同时期阶段下美国自身经济发展战略、利益集团博弈、社会认知、全球政治经济局势、中美双边关系等因素密切相关;另外,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工具由单一模式向多种模式逐渐转变,且贸易政策制裁领域也在逐步扩大。其次,基于生产分解模型对中国制造业在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状态典型化事实发现:中国制造业更多地是以后向参与的方式融入GVC,且同美、日相比较其后向和深度后向GVC参与度均相对更大;考察期内中国制造业GVC分工位置的波动轨迹大致呈“V”型,且从2012年起表现出明显攀升迹象,但相较于美、英等制造业强国其GVC分工位置仍相对较低,处于中下游位置;在国际竞争力层面,中国制造业相较于美国整体上具有相对更强的国际竞争力,但细化看来会发现中国制造业的这种竞争力更多体现在低技术类别制造业上,而美国却在高技术类别制造业中表现出了更强的国际竞争力,但近年来双边在高技术类别间的竞争力差距在不断缩小。最后,结合出口分解模型对价值链中的贸易利得进行解构发现,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增值收益或获益能力要相对低于美国,但细化看来会发现中国在低技术类别制造业中的增值收益或获利能力要高于美国,而在高技术类别尤其是在高技术制造业中,中国却明显低于美国,但近年来会发现双边在此类型下的价值链增值收益差距正在逐渐减小。在实证检验部分,立足于现实中各经济主体理性经济人的特性,考虑到产业在GVC中积极开展国际分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实现自身在价值链中分工地位的攀升或获取更多的增值收益,为此本文一方面着重探究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影响效应,并在此过程中对制造业GVC参与度和国际竞争力作同步考察;另一方面也将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增值收益或增值能力进行拓展性分析与考察。以期基于对中国制造业在GVC分工中的前后向参与度(“我为谁生产”、“谁为我生产”)、国际竞争力(“我在GVC中的竞争力”)、分工地位(“我在GVC中的地位”)、增值收益(“我在GVC中的增值能力”)进行考察的研究脉络,实现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这一影响效应的全面细致考察与探究。首先,整体层面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不利于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提升,且这种影响效应会因不同的对华贸易政策呈现出差异性;同步考察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提高了中国制造业参与GVC的“门槛”且会抑制其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其次,行业技术异质性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低技术类别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提升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而对高技术类别并无明显影响。另外,基于GVC分工地位下有关贸易政策动态演变的检验中发现,“入世”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表现出了明显的动态复杂性。随后,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作用机制的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会通过“抑制转移效应”、“网络链条效应”以及“污名化效应”三种渠道来实现。最后,基于调节效应检验发现,技术创新、“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国家制度环境或制度质量水平能够显着弱化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提升所产的负面影响。而对于GVC增值能力的考察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不利于中国制造业GVC增值能力的增强。在对策建议部分,尽管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会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制造业就难以实现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的目标,通过实证检验可发现中国制造业可通过积极借助或利用来源于自身或国家层面的特定竞争优势,比如自主创新、“一带一路”建设等进而以此来实现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基于此,本文从产业和国家层面就如何积极能动地推动中国制造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提高自身竞争力以及规避或弱化污名化言论等提供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具体看来,可通过加强自主创新、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充分利用来源于母国制度环境的特定竞争优势、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建设以及加强中美双边交流等途径,以此来助力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更高攀升。
张讯[5](2021)在《美国对华反倾销对中国磷化工产业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历经欧洲债务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之后,西方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逐渐抬头,加之以中美贸易争端和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贸易形势极为严峻。1983-2020年间,美国对外一共发起828起反倾销调查案件,其中中国遭遇反倾销调查192件,俨然是美国对外反倾销的重点对象。美国对华发起反倾销所涉及的产品涵盖领域广泛,包括我国机电、化工、纺织等领域。其中,化工占据美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总数的15%,而磷化工是化工行业的支柱产业,屡遭反倾销调查以及高额的反倾销税给我国磷化工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本文对与反倾销相关的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从国际贸易和经济学角度出发,对其福利影响以及贸易效应进行分析;介绍了美国对我国反倾销的整体情况,特别是对我国磷化工产业的发展现状和美国对我国磷化工产业反倾销的基本情况。针对2001-2020年美国对华磷化工产品发起的5件反倾销调查,分析美国对华磷化工反倾销的总体概况。本文深入分析了影响美国对华磷化工产业反倾销的宏微观经济因素,以草甘膦为例论证出口价格增长率和进口渗透率对反倾销产生的影响,并从四个宏观经济层面来分析我国磷化工企业遭受反倾销的原因。本文还以反倾销案件为案例,分析了美国对华磷化工产业反倾销所产生的五大贸易效应,并结合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具体案例和RCA指数等对其非贸易效应进行了深入讨论和分析。最后,结合我国磷化工产业特点,从反倾销预警机制、企业应对能力和产业层面提供对策建议,帮助我国磷化工产业做出长期产业规划并优化产业结构,进而减少美国反倾销给我国磷化工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
陈力玮[6](2021)在《美元币值变化及其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中美贸易战处于白热化阶段下,厘清美元币值变化影响因素,对于中国经济应对美元币值变化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基础上构建中国宏观经济均衡模型,量化分析美元币值变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并为中国经济应对美元币值变化提出对策建议。文章首先以泰勒规则汇率决定模型为基础,在模型中加入国际贸易经常项目差额为解释变量以分析美元币值变化影响因素。然后采用协整方法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扩展后的泰勒模型拟合美元币值变化有效性高。另外,美元升值与贬值不是简单由美国本国经济基本面变动或是单独由美国与某一主要货币国家经济指标差额变动引起,而是由美国与主要货币国家经济指标差额综合作用导致。其次,依据外汇和宏观经济关系的定性分析,构建具有中国经济特色的宏观经济均衡模型。在实证中应用了协整分析、脉冲响应分析等方法,发现美元币值变化可以通过作用于人民币有效汇率进而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最后,针对美元币值变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规律,分别从保障金融市场稳定;防范美元币值变化风险;稳定国内经济增长这三个角度提出对策。
田野[7](2020)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文中提出纵观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中,虚拟经济的发展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且因其特殊的全球影响力,最终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收缩时间最长、损失最为严重的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为化解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及其成效、特别是危机后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受到国际社会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其理论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推动我们对美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对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以及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其现实意义则主要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是中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之间处于深度的相互依赖和融合,因此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必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决定了深入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对于中国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第2章论述和分析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是主导产业;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获得了发展但是其规模和比重低于农业。到了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代替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并呈现出现重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等特点;金融业亦逐渐发展并且出现了金融资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服务业迅速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制造业依然强大但是其比重则开始下降;特别是随着部分产业的对外转移,整个经济中的实体成分有所减少而虚拟成分则开始增加,但是二者基本上还是平衡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并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因此出现了软化与服务化;但与此同时,产业出现了空心化,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失衡。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一般规律。在产业结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过程中,资源禀赋、分工状况、贸易条件、市场规模以及需求结构等因素,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科技进步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科技进步不仅是历次主导产业更替的核心推动力,而且深刻影响着不同时期各个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基于大国开放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全球金融霸权的出现和不断巩固,使其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特殊性,即具备了独特的优势;而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之前被推崇的结构软化、服务化、技术化相结合的“稳定性较强”的现代型产业结构遭到质疑。论文第3章回顾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阐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特点及其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通过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说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美国利率和资产价格的逆转,直接诱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蔓延导致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的加剧,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按照经济学家余永定的观点,此次危机实际上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危机既具有以往危机的周期性特点,又在传导路径、损失承担、警戒标准和全球扩散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抑制了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而且影响了全球贸易和投资,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危机不仅使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持续扩散,金融机构蒙受巨大损失;而且对虚拟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其内部失衡主要体现在国内投资、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以及巨额的财政赤字;而外部失衡则主要体现在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国际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和美元本位制的内在脆弱性。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主要体现在总量的不平衡、产业空心化以及经济金融化。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证明了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论文第4章论述和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与措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冲击,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国家创新战略、清洁替代能源战略以及国家出口战略。其中“再工业化”的提出并非偶然:除了过度依赖金融创新从而导致了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以外,而且还包括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端产业,进而造成了产业发展的“空心化”等问题。国家创新战略对于维持美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方面的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清洁替代能源战略直接推动了美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为美国从能源替代走向能源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家出口战略之下的贸易融资便利和商业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危机后美国的对外贸易状况。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主要体现在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造业回流”、贸易保护以及移民政策等方面。万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计划不仅旨在直接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立法提供了基本框架。在“制造业回流”方面,其意图更加明显,手段也更为直接,如规定钢铁原料占比和关税措施等。在贸易保护方面,不仅与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加剧,而且与中国展开了双边经济关系史上空前的贸易战。其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收紧,也充分体现出了所谓的“美国优先”。然而,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与措施,都由于技术、制度、人力和政治斗争等方面的原因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论文第5章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不仅厘清了其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与基本情况,而且也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的基本效果进行了检验。就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表现来看,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并未受到危机的严重显影响,但是其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第二、三产业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长周期的发展趋势。其就业增长主要出现在第三产业领域,而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增加有限;至于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也十分显着。从经济失衡的情况来看,不论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而只是有所缓解。在农业方面,危机后美国农业产出和价格下滑,农产品出口受到较大的影响。美国政府不仅维持了较高的支持强度,而且逐步扩大了价格与收入支持、农业保险、食品援助、贸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的覆盖范围,在农业支持政策上做出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场的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中等规模农场数量有不断减少趋势,而特大农场和小微型农场均有所增加。在制造业方面,“制造业回流”等政策推动了制造业产值与利润的恢复与增长,但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则存在显着的非均衡态。其中汽车及零部件、木制品和塑料与橡胶等行业的增长极为显着,而服装与皮革、印刷和原生金属等则出现了下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于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显着的积极作用,从而部分地验证了这一期间的政策支持效果。在服务业方面,由于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业在整体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呈现了波动发展的态势。金融危机使批发零售、运输仓储、信息和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增加值显着减少。从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变化来看,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企业管理和住宿餐饮等行业有较为明显的增长。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和服务业发展存在均衡关系,并且前者对后者构成了单向的因果关系。论文第6章为全文的结论和启示。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符合基本经济规律,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其产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尽管美国实施的战略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及其相关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第一,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第二,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优势;第三,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四,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第五,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第六,进一步提升开放合作的层次水平。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聚焦于美国各产业内部结构的系统分析,把产业内结构作为重要的因素,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二,观点的创新。本文认为,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是导致其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既是美国经济失衡的表现,更是其结构性原因。本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是为了重塑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以恢复整个经济的均衡发展;然而以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调整战略,可能促使美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软化,从而弱化实体经济对经济失衡的修正作用。
梁家辉[8](2020)在《中美贸易摩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对于一国经济的发展而言,贸易是不可或缺的环节。我国在对外贸易经济上的飞速发展已经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而中美双方的贸易合作则逐渐成为当今国际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随着中国崛起,中美贸易摩擦日趋激烈。而2015年我国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调整无疑有着积极意义,但中美贸易摩擦的解决却并非一件易事,仍需要我们立足双方贸易摩擦现状探寻更为有效的解决对策。本文对中美贸易摩擦进行了简单介绍,并分析了贸易摩擦的诱因和当前的发展特征,进而从供给侧改革视角出发提出了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对策。
周晓雪[9](2020)在《农产品贸易开放对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业是最易遭受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产业,也是全球人为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之一,发展低碳农业是实现农业温室气体减排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战略举措。发展低碳农业经济,关键在于促进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全面提升。农产品国际贸易对农业经济增长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性,在全球化背景下,外贸政策变动对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日趋凸显。当前,“逆全球化”思潮在部分发达国家不断涌现,农业发展及其碳排放治理面临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显着改变。在此背景下,探讨农产品贸易开放对我国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本文在对农业碳排放绩效进行测度和评价的基础上,对农产品贸易开放对我国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实证检验和政策模拟。(1)为揭示我国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总体变化特征,论文采用SBM模型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对农业碳排放绩效进行测度并将农业碳排放绩效指数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别从时序动态变化和区域差异两个方面探究农业碳排放绩效的结构特征。研究表明,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整体改善速度呈下降趋势,具有阶段性特征,区域差异明显。全国总体及区域的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提升主要依赖于广义的技术进步,部分地区农业碳排放绩效下滑的主要原因是规模效率的恶化。(2)为研究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总体影响,本文构建了贸易环境变化、技术进步与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内生增长模型,发现农业碳排放绩效受到贸易环境变化、农户生产规模和减排技术三种因素的共同影响。通过使用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模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与农业碳排放绩效在长期和短期都存在一定的均衡关系和动态影响。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有利于维持农业碳排放绩效的长期均衡,短期内,农产品出口对农业碳排放绩效是负向抑制作用,农产品进口对农业碳排放绩效是正向促进作用。(3)为进一步探究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影响的区域异质性,本文构建门槛模型对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影响的区域差异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存在基于环境规制、人力投入、基础设施投入的单门槛效应,各区域不同的环境规制、人力投入、基础设施投入水平是导致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影响产生区域差异的重要原因,各区域的适度规制及投入有助于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发挥正向作用。(4)鉴于近年来中美贸易冲突问题日渐复杂,为探究贸易政策改变对我国不同地区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本文利用动态GTAP-E模型进行模拟分析,采用降维技术探究了农产品贸易对各省(市、区)农业发展及其碳排放的影响,预期各区域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变动趋势。研究结果表明中美两国农业互征25%关税的情景下,2020—2030年中美两国累计GDP相比基准情景分别下降0.023%和0.001%,累计农业出口分别下降0.096%和0.331%,中美累计碳排放分别下降0.010%和0.024%,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经济区的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提升压力较大,大西南、黄河中游经济区的农业碳排放绩效具有较高的提升潜力,长江中游、大西北、东北经济区的农业碳排放绩效比较稳定。农业碳排放绩效提升是农业绿色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碳排放绩效具有短期和长期的影响且具有区域差异,中美贸易冲突会对各区域农业碳排放绩效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建议建立科学合理的农业碳排放绩效评价体系,制定绿色农产品贸易发展战略,各区域通过适度规制、差异化投入以及改进农业低碳生产技术来提高农业碳排放绩效,实现农业绿色经济增长。
张卫东[10](2020)在《中美贸易战对沪深股市相关板块影响研究》文中指出目前,全球经济发展缺乏动力,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巨大考验。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同样忧虑重重,企图通过挑起外部斗争来化解国内矛盾,以一己之力向全世界发起挑战,实施“全球收缩、美国优先”的经济政策,对内通过减税和加息推动制造业回流,对外通过惩罚性关税和技术壁垒保护本国产业。以“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为特征的贸易保护政策正在差使其从世界其他国家身上攫取更多的利益,美国挑起的对华贸易战是其中最为明显的一例。中美建交以来,经济相互依存,获得了双赢的局面,但到了特朗普时代,中美关系变得难以预料。贸易冲突没有赢家,注定是双方受损,作为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美经济的衰退也会影响全球经济的发展。本文以中美贸易战爆发为研究背景,在对相关文献和理论进行研究分析后,首先,从近两年中美进出口商品贸易额入手,挑选出农产品、车辆及其零部件、电气设备以及纺织制造四个板块作为研究对象。然后,采用2017年11月3日至2018年8月10日共41个交易周的数据,以及随后70个交易周的数据,利用事件研究法对197家沪深两市相关板块上市公司的周收益率数据进行研究,探讨了中美贸易战爆发对相关板块上市公司的股价波动性和收益率产生何种影响。最后,在事件研究分析的基础上,以上市公司的累计超额收益率为被解释变量,中美贸易战爆发为解释变量,样本公司流通股对数、换手率、市盈率和净资产收益率为控制变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考察了贸易战爆发和证券自身因素分别对样本公司累计超额收益率的影响。通过分析统计数据及模型结果,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从沪深股市整体板块来看,中美贸易战爆发对市场影响不大。(2)中美贸易战爆发对于不同板块的影响不同。(3)美国主要打压我国高新技术产业。(4)长期来看,中美贸易战对沪深两市相关板块影响逐渐减弱。结合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本文对我国政府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做好长期应对准备,同时积极谈判磋商。(2)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战略,支持企业开辟海外新市场。(3)充分挖掘内需潜能,引导企业深耕国内市场。(4)加大对科技企业的政策扶持。同时对相关行业企业提出应对措施。
二、中美贸易逆差对我国企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美贸易逆差对我国企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与竞争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指导教师对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指导小组对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答辩决议书 |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内相关研究 |
1.2.2 国外相关研究 |
1.2.3 研究现状述评 |
1.3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1.3.1 技术路线 |
1.3.2 研究方法 |
1.4 论文的结构安排 |
1.5 本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1.5.1 主要创新点 |
1.5.2 研究不足 |
第2章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与竞争性理论基础 |
2.1 概念界定与内涵 |
2.1.1 制造业产业 |
2.1.2 制造业产业互补性 |
2.1.3 制造业产业竞争性 |
2.1.4 经贸摩擦 |
2.2 产业互补性理论基础 |
2.2.1 比较优势理论 |
2.2.2 要素禀赋理论 |
2.2.3 新贸易理论 |
2.3 产业竞争性理论基础 |
2.3.1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
2.3.2 保护幼稚产业理论 |
2.4 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与经贸摩擦关联理论基础 |
2.4.1 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关联理论 |
2.4.2 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形成理论 |
2.5 小结 |
第3章 中美制造业产业经贸规模与结构分析 |
3.1 制造业产业分类方法与数据来源 |
3.1.1 制造业产业分类方法 |
3.1.2 数据来源 |
3.2 中美制造业产业对外贸易规模与结构 |
3.2.1 中美制造业产业对外贸易规模 |
3.2.2 中美制造业产业对外贸易结构 |
3.3 中美制造业产业直接投资规模与结构分析 |
3.3.1 中美制造业产业直接投资的规模 |
3.3.2 中美制造业产业直接投资的结构 |
3.4 小结 |
第4章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分析 |
4.1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形成的基础 |
4.1.1 中美制造业产业结构差异性的界定 |
4.1.2 中美制造业产业结构差异性的具体表现 |
4.2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形成的条件 |
4.2.1 中美制造业产业直接投资关联效应 |
4.2.2 中美制造业产业贸易关联效应 |
4.3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互补性的实证分析 |
4.3.1 中美制造业贸易互补性验证 |
4.3.2 中美制造业重点互补性行业案例分析 |
4.4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互补性成因及作用 |
4.4.1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形成原因 |
4.4.2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互补性的作用 |
4.5 小结 |
第5章 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分析 |
5.1 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形成的基础 |
5.1.1 中美制造业产业结构趋同性界定 |
5.1.2 中美制造业产业结构趋同性趋势的具体表现 |
5.2 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形成的条件 |
5.2.1 中美制造业产业直接投资关联效应 |
5.2.2 中美制造业产业贸易关联效应 |
5.3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竞争性的实证分析 |
5.3.1 中美制造业贸易竞争性实证验证 |
5.3.2 中美制造业重点竞争与潜在竞争性行业案例分析 |
5.4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竞争性成因及发展趋势预测 |
5.4.1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竞争性形成原因 |
5.4.2 中美贸易中制造业产业竞争性的发展趋势预测 |
5.5 小结 |
第6章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的机理与成因分析 |
6.1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的成因 |
6.1.1 中国因素 |
6.1.2 美国因素 |
6.2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的机理 |
6.2.1 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看中美贸易不平衡 |
6.2.2 从中美制造业产业竞争性趋势看中美经贸摩擦 |
6.3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的成因 |
6.3.1 中国制造业TFP增长率变化与中美技术竞争新阶段 |
6.3.2 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制造业贸易依存度的变化 |
6.3.3 中国对美制造业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质”变 |
6.3.4 中美贸易逆差争议 |
6.4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引发经贸摩擦的表现 |
6.4.1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核心产业成为“双反”调查主要对象 |
6.4.2 中美经贸摩擦由劳动力密集转向科技密集领域 |
6.4.3 美国对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实施进口与投资限制 |
6.5 中美制造业经贸摩擦案例分析 |
6.5.1 中美纺织品经贸摩擦 |
6.5.2 中美知识产权争端 |
6.5.3 中美半导体贸易争端 |
6.5.4 中兴通讯两次贸易制裁 |
6.5.5 华为5G贸易制裁 |
6.6 小结 |
第7章 结论与建议 |
7.1 主要结论 |
7.1.1 金融危机前,中美制造业产业以互补性趋势为主 |
7.1.2 “再工业化”战略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减弱,竞争性趋势增强 |
7.1.3 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是引发经贸摩擦升级的经济根源 |
7.2 基于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趋势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应对建议 |
7.2.1 政府层面的对策建议 |
7.2.2 企业层面的对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附录 |
(2)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与应对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 |
1.2.2 国内研究 |
1.2.3 文献述评 |
1.3 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思路 |
1.3.3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 |
第2章 相关概念和研究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贸易摩擦 |
2.1.2 产业结构 |
2.2 影响机制分析 |
2.2.1 对外贸易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
2.2.2 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
2.2.3 进出口贸易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
2.3 研究中相关理论介绍 |
2.3.1 比较优势理论 |
2.3.2 “一进二出”模型 |
2.3.3 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理论 |
第3章 中美贸易摩擦与产业结构现状剖析 |
3.1 中美贸易摩擦现状分析 |
3.1.1 中美贸易摩擦的渊源 |
3.1.2 中美进出口贸易分析 |
3.1.3 中美直接投资分析 |
3.2 产业结构现状分析 |
3.2.1 我国三大产业产值结构 |
3.2.2 我国三大产业的就业结构 |
第4章 中美贸易摩擦对全国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分析 |
4.1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4.1.1 模型构建 |
4.1.2 变量说明 |
4.2 数据来源与变量检验 |
4.2.1 数据来源 |
4.2.2 变量的平稳性分析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4.3.1 中美贸易摩擦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分析 |
4.3.2 对外贸易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分析 |
4.3.3 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分析 |
4.3.4 进出口贸易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中美贸易摩擦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分析 |
5.1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
5.1.1 数据来源 |
5.1.2 变量说明 |
5.2 空间相关性分析和空间效应检验 |
5.2.1 相关性分析 |
5.2.2 空间效应检验 |
5.3 模型构建 |
5.3.1 空间权重矩阵的选择 |
5.3.2 模型构建 |
5.4 实证结果分析和稳健性检验 |
5.4.1 实证结果分析 |
5.4.2 稳健性检验 |
5.5 中美贸易摩擦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区域差异性分析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研究结论和对策建议 |
6.1 研究结论 |
6.2 对策建议 |
6.2.1 政策层面 |
6.2.2 科技创新层面 |
6.2.3 贸易策略层面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结构与主要内容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结构 |
1.2.3 研究内容 |
1.3 研究方法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相关研究 |
2.1.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发展脉络 |
2.1.2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测算方法 |
2.1.3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影响因素 |
2.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相关研究 |
2.2.1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动因 |
2.2.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特点 |
2.2.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方式 |
2.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和价值链分工相关研究 |
2.3.1 中美贸易政策发展的新趋势及相关研究 |
2.3.2 中美价值链分工的相关研究 |
2.4 文献评述 |
第3章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的理论分析 |
3.1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影响的理论模型 |
3.1.1 理论建模基础 |
3.1.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企业生产状态的影响 |
3.1.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 |
3.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影响的作用机制 |
3.2.1 抑制转移效应 |
3.2.2 网络链条效应 |
3.2.3 投资跨越效应 |
3.2.4 “污名化”效应 |
3.3 本章小结 |
第4章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典型化事实 |
4.1 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现实分析 |
4.1.1 测算方法 |
4.1.2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测算与分析 |
4.1.3 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测算与分析 |
4.1.4 全球价值链国际竞争力指数测算与分析 |
4.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演变与具体贸易政策措施运用 |
4.2.1 “小布什政府”对华贸易政策(2001—2009) |
4.2.2 “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政策(2009—2017) |
4.2.3 “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政策(2017—至今) |
4.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关系初探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影响的实证分析 |
5.1 计量模型设定 |
5.2 变量设计与数据说明 |
5.2.1 变量选取与测量 |
5.2.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5.3 基于整体层面的实证检验 |
5.3.1 基准回归分析 |
5.3.2 稳健性检验 |
5.3.3 行业技术异质性分析 |
5.3.4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动态演变分析 |
5.4 基于作用机制层面的实证检验 |
5.4.1 模型设定与研究方法 |
5.4.2 检验结果与说明 |
5.5 基于化解或突破贸易政策限制下GVC分工地位提升层面的实证检验 |
5.5.1 指标量化与说明 |
5.5.2 基准回归检验 |
5.5.3 稳健性检验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利得探究 |
6.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6.1.1 全球价值链分解 |
6.1.2 数据来源 |
6.2 中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贸易利益分析 |
6.2.1 中美制造业总值贸易与增加值贸易比较分析 |
6.2.2 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利益分配 |
6.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增值能力影响的实证检验 |
6.3.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6.3.2 基准检验 |
6.3.3 稳健性检验 |
6.3.4 差异性检验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7.1 主要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美国对华反倾销对中国磷化工产业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三、研究方法与内容结构 |
(一)研究方法 |
(二)内容结构 |
四、本文的创新点及不足 |
第一章 概念界定和相关理论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一、倾销 |
二、反倾销、反倾销流程与反倾销税 |
第二节 倾销与反倾销经济学分析 |
一、倾销经济学分析 |
二、反倾销经济学分析 |
第三节 反倾销相关贸易理论 |
一、资源禀赋理论 |
二、新贸易理论 |
三、保护贸易理论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美国对华磷化工产业反倾销现状 |
第一节 美国对华反倾销基本情况 |
一、反倾销数量成上升趋势 |
二、涉案产业分布广 |
三、肯定性终裁比率高 |
四、高税率对相关产业影响深远 |
第二节 美国对华磷化工产业反倾销情况 |
一、磷化工行业发展现状 |
二、磷化工行业细分市场分析 |
三、美国对华磷化工产业反倾销案例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美国对华磷化工产业发起反倾销调查原因 |
第一节 贸易价格与贸易量 |
一、我国对美草甘膦原药贸易现状 |
二、出口价格增长率 |
三、进口渗透率 |
第二节 宏观经济环境 |
一、美国实际GDP增长率和失业率 |
二、实际汇率增长率 |
三、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增长率 |
第三节 其他因素 |
一、中国磷化工企业的反倾销应诉能力 |
二、中国上一年是否对美国发起反倾销调查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美国对华磷化工产业反倾销的影响 |
第一节 对磷化工产业的贸易效应 |
一、贸易效应分析 |
二、美国反倾销对磷化工产生的贸易效应 |
第二节 对磷化工产业产生的非贸易效应 |
一、继发性保护效应 |
二、对国别市场竞争力的影响 |
三、投资跨越效应 |
四、国家间的报复效应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对策建议 |
第一节 构建结构化反倾销预警机制 |
一、结构化反倾销预警机制 |
二、构建行业协会主导的反倾销预警机制 |
第二节 提高磷化工企业应诉能力 |
一、调整企业发展战略 |
二、通过行业协会联动企业和政府 |
三、营造良性政治和商业环境 |
第三节 磷化工产业创新升级 |
一、发展多元化产品格局 |
二、同其他化工以及尖端领域联合发展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美元币值变化及其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美元币值变化影响因素研究现状 |
1.2.2 美元币值变化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研究现状 |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第2章 币值变动及影响研究的相关理论 |
2.1 币值测度及币值决定的相关理论 |
2.1.1 币值测度原理 |
2.1.2 币值决定相关理论 |
2.2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
2.2.1 市场均衡条件 |
2.2.2 货币政策的调控效应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美元币值变动分析 |
3.1 美元指数原理分析 |
3.1.1 美元币值测度原理 |
3.1.2 美元指数编制方法 |
3.1.3 美元指数变动历程 |
3.2 影响美元指数的主要因素 |
3.2.1 美国与主要货币国家产出差额 |
3.2.2 国内外利率差额 |
3.2.3 国内外物价水平差额 |
3.2.4 美国国际贸易经常项目差额 |
3.3 美元指数变化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3.3.1 实证模型 |
3.3.2 变量测度指标选取与数据处理 |
3.3.3 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美元币值变化对中国经济影响分析 |
4.1 外汇与宏观经济关系的定性分析 |
4.1.1 外汇币值变化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 |
4.1.2 外汇币值变化与物价的关系 |
4.1.3 外汇币值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4.2 美元币值变化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传导机制分析 |
4.2.1 美元币值变化对中国物价水平影响传导机制分析 |
4.2.2 美元币值变化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影响传导机制分析 |
4.2.3 美元币值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传导机制分析 |
4.3 美元币值与中国宏观经济变动走势 |
4.3.1 美元币值与人民币有效汇率变动走势 |
4.3.2 美元币值与中国物价水平变动走势 |
4.3.3 美元币值与中国进出口贸易变动走势 |
4.3.4 美元币值与中国经济增长变动走势 |
4.4 开放经济下中国宏观经济模型构建 |
4.4.1 市场均衡分析 |
4.4.2 模型综合 |
4.5 美元币值变化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实证分析 |
4.5.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4.5.2 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4.6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中国经济应对美元币值变动的对策 |
5.1 保障金融市场稳定 |
5.1.1 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机制 |
5.1.2 优化外汇储备管理 |
5.2 防范美元币值变动风险 |
5.2.1 建立评价美元币值变动的指标体系 |
5.2.2 提高政策前瞻性 |
5.2.3 引导外贸企业防范美元币值波动风险 |
5.3 稳定国内经济增长 |
5.3.1 调整进出口产品结构 |
5.3.2 优化国内企业外部投资 |
5.4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致谢 |
(7)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1.2.2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1.2.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其措施 |
1.2.4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1.2.5 对相关文献的评述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结构安排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3.3 结构安排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1.4.1 本文的创新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第2章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2.1 农业经济时代(1776—1860年)的产业结构 |
2.1.1 农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2.1.2 制造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2.1.3 服务业及金融业的发展 |
2.2 工业经济时代(1860—1945年)的产业结构 |
2.2.1 制造业的发展壮大 |
2.2.2 农业的稳步发展 |
2.2.3 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
2.3 后工业化时代(1945年—1980年代)的产业结构 |
2.3.1 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 |
2.3.2 制造业相对衰落但仍占据重要地位 |
2.3.3 农业继续发展但是其相对地位开始下降 |
2.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化 |
2.4.1 信息技术产业主导产业结构的变化 |
2.4.2 产业结构趋于软化 |
2.4.3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空心化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3.1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
3.1.1 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 |
3.1.2 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和特点 |
3.2 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 |
3.2.1 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3.2.2 对美国虚拟(金融)经济的影响 |
3.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3.3.1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
3.3.2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
3.3.3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措施 |
4.1 奥巴马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4.1.1 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 |
4.1.2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创新战略 |
4.1.3 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战略 |
4.1.4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出口倡议”与贸易保护 |
4.2 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4.2.1 特朗普政府的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 |
4.2.2 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流”政策 |
4.2.3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 |
4.2.4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5.1 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总体变化 |
5.1.1 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表现 |
5.1.2 危机后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变化 |
5.1.3 危机后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变化 |
5.1.4 危机后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 |
5.2 危机后美国农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5.2.1 农业的总体变化 |
5.2.2 农场及生产条件的变化 |
5.2.3 农业产值与农产品的变化 |
5.3 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5.3.1 制造业的总体变化 |
5.3.2 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 |
5.3.3 政府支出与制造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5.4 危机后美国服务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5.4.1 服务业的总体变化 |
5.4.2 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 |
5.4.3 政府支出与服务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结论与启示 |
6.1 主要结论 |
6.1.1 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发展符合基本经济规律 |
6.1.2 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美国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
6.1.3 美国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
6.2 对中国的启示 |
6.2.1 从美国经济的失衡与调整看中国经济的失衡与加剧 |
6.2.2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对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8)中美贸易摩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一、中美贸易摩擦概述 |
二、供给侧改革视角下中美贸易摩擦的诱因分析 |
三、供给侧改革视角下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特征分析 |
1.贸易摩擦的领域不断拓展 |
2.两国贸易严重失衡 |
3.贸易摩擦有持续加剧趋势 |
四、供给侧改革视角下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对策 |
1.建构中美两国在贸易方面的交流对话机制 |
2.寻求贸易逆差的调整 |
3.充分发挥WTO争端解决机制在消除矛盾分歧上的作用 |
五、结语 |
(9)农产品贸易开放对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思路 |
1.4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数据来源 |
1.5 主要创新点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概念界定与测度 |
2.1.1 农产品贸易开放 |
2.1.2 农业碳排放 |
2.1.3 农业碳排放绩效 |
2.2 理论基础 |
2.2.1 低碳农业理论 |
2.2.2 全要素生产率理论 |
2.2.3 国际贸易的相关理论与假说 |
2.2.4 外部性理论 |
2.3 文献综述 |
2.3.1 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测度与影响因素 |
2.3.2 国际贸易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 |
2.3.3 文献述评 |
2.4 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机理 |
2.4.1 贸易开放的劳动力效应 |
2.4.2 贸易开放的基础设施效应 |
2.4.3 贸易开放的环境效应 |
2.5 本章小结 |
3 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测度与时空异质性分析 |
3.1 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测度 |
3.1.1 农业碳排放的测算 |
3.1.2 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测度 |
3.2 中国四大板块八大经济区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时空异质性分析 |
3.2.1 中国四大板块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时空异质性分析 |
3.2.2 中国八大经济区农业碳排放绩效的时空异质性分析 |
3.3 中国省(市、区)农业碳排放绩效时空异质性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4 农产品贸易开放对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影响的总体时序分析 |
4.1 农产品贸易开放对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影响的理论分析 |
4.2 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发展历程与问题分析 |
4.2.1 世界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进程及现状分析 |
4.2.2 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
4.2.3 中美农产品贸易摩擦发展历程 |
4.3 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影响的时间序列分析 |
4.3.1 单位根检验 |
4.3.2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4.3.3 协整分析 |
4.3.4 脉冲响应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5 农产品贸易开放对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影响的区域差异分析 |
5.1 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 |
5.2 四大板块八大经济区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分析 |
5.2.1 四大板块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分析 |
5.2.2 八大经济区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分析 |
5.3 门槛效应检验 |
5.3.1 门槛模型构建 |
5.3.2 门槛模型结果与分析 |
5.3.3 四大板块门槛效应的结果比较 |
5.3.4 八大经济区门槛效应的结果比较 |
5.4 本章小结 |
6 中美贸易冲突对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分析 |
6.1 农产品宏观经济贸易模型建模 |
6.1.1 动态全球贸易能源-环境分析模型 |
6.1.2 全球贸易的区域影响降维方法 |
6.1.3 农产品出口贸易碳排放测算方法 |
6.1.4 GTAP-E数据库集成 |
6.1.5 政策情景设置 |
6.2 国别尺度模型结果及分析 |
6.2.1 各国及地区实际GDP的变动 |
6.2.2 各国及地区进出口贸易的变动 |
6.2.3 中国进出口去向变动 |
6.2.4 各国及地区碳排放及农业碳排放的变动 |
6.2.5 中美两国分行业产出变动对比 |
6.3 中国省(市、区)级尺度模型结果及分析 |
6.3.1 中国各省(市、区)经济总产出变化 |
6.3.2 中国各省(市、区)出口贸易总额变动 |
6.3.3 中国各省(市、区)农产品出口贸易及其碳排放变动 |
6.4 本章小结 |
7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2.1 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碳排放绩效评价体系 |
7.2.2 制定绿色农产品贸易发展战略 |
7.2.3 适度规制促进农业绿色转型 |
7.2.4 差异化投入促进农业绿色发展 |
7.2.5 引进农业低碳生产的成功经验与先进技术 |
7.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介 |
导师简介 |
获得成果目录清单 |
致谢 |
(10)中美贸易战对沪深股市相关板块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的背景 |
1.2 研究的意义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的内容 |
1.5 论文创新点 |
2 文献综述 |
2.1 贸易战产生的基础 |
2.1.1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
2.1.2 新贸易保护理论 |
2.2 股票收益率相关研究 |
2.3 中美贸易战相关研究 |
2.4 中美贸易战对国内行业的影响 |
2.4.1 相关券商研究报告 |
2.4.2 国内学者的研究情况 |
2.5 文献评述与展望 |
3 中美贸易战爆发原因及对沪深股市的影响 |
3.1 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战的原因 |
3.1.1 遏制中国崛起 |
3.1.2 中美贸易失衡 |
3.1.3 打压中国科技产业发展 |
3.1.4 指责中国违反WTO规则 |
3.2 中美贸易战升级 |
3.3 中美贸易战对沪深股市的影响 |
4 沪深股市相关板块选取 |
4.1 中美进出口贸易额 |
4.1.1 2017年和2018年中国自美国进口贸易额 |
4.1.2 2017年和2018年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额 |
4.2 沪深股市板块选取 |
4.2.1 板块选取 |
4.2.2 股票选取 |
5 中美贸易战对沪深相关板块影响实证分析 |
5.1 事件研究法 |
5.2 事件研究分析 |
5.2.1 对进口板块上市公司的影响 |
5.2.2 对出口板块上市公司的影响 |
5.2.3 对整体板块的影响 |
5.3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5.3.1 解释变量选取和模型建立 |
5.3.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
5.3.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6 总结 |
6.1 研究结论 |
6.2 对策建议 |
6.2.1 对政府的建议 |
6.2.2 对企业的建议 |
6.3 研究不足 |
致谢 |
参考文献 |
四、中美贸易逆差对我国企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中美制造业产业互补性与竞争性研究[D]. 刘彬彬. 吉林大学, 2021
- [2]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与应对策略研究[D]. 贺玉环.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3]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钢铁产品出口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 李文. 江西财经大学, 2021
- [4]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研究[D]. 张宁宁. 山东大学, 2021(11)
- [5]美国对华反倾销对中国磷化工产业的影响研究[D]. 张讯. 黑龙江大学, 2021(10)
- [6]美元币值变化及其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研究[D]. 陈力玮. 燕山大学, 2021(02)
- [7]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D]. 田野. 吉林大学, 2020(03)
- [8]中美贸易摩擦研究[J]. 梁家辉. 全国流通经济, 2020(27)
- [9]农产品贸易开放对中国农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研究[D]. 周晓雪. 北京林业大学, 2020(01)
- [10]中美贸易战对沪深股市相关板块影响研究[D]. 张卫东. 西安理工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