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重新解读——兼论“9.11”与文明冲突论

一、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再解读——兼论“9·11”与文明冲突论（论文文献综述）

齐阿娜尔^[1]（2021）在《文化整合：教师专业发展自组织机制研究 ——以内蒙古蒙古族学校为个案》文中研究说明教师在文化整合过程中获得专业发展。它既是多元文化互动的结果,也是多元文化需求的体现。首先,多元文化互动不是单一文化之间的互动,而是文化混搭互动。文化混搭是文化存在的常态形式。其次,教师是文化混搭的结果和体现,教师专业发展即通过文化整合能动回应文化混搭的过程。教师专业发展是在即时专业情境下,文化混搭环境与个体认知在互动过程中进行文化整合的过程。教师专业发展自组织机制就是文化整合机制,文化整合水平代表教师专业发展水平。对此,研究以内蒙古蒙古族学校教师为质化的个案研究样本,从教师职业文化视角,在宏观的文化混搭现实和微观的互动文化情境的动态关系中探究了我国教师专业发展自组织机制,具体描述和呈现了文化整合过程中我国教师专业发展的文化动力机制、文化支持机制和文化协同机制及其内外部成因。研究立足于职业群体的专业情境,从文化混搭环境和个体认知的互动关系中,以文化构成要素为内在分析线索,以我国多元一体文化为外部分析框架,以专业信念、专业能力、专业互动为分析内容,在社会文化、职业群体和认知因素等三个层面展开了对教师专业发展自组织机制的研究。我国教师专业发展自组织机是在宏观社会结构文化中,是宏观社会关系文化与微观互动文化在相互作用过程中进行文化整合的自组织过程。研究结论表明,教师专业发展自组织机制在社会文化层面是由社会文化结构和关系决定的即时专业情境下的文化互动;在职业群体层面是由价值整合和规范整合而达成的意义整合;在认知因素层面是由价值一体化发展和规范认同而达成的职业认同。研究价值在于,一是有利于在系统论的自组织理论框架内,从宏观社会文化与微观互动文化的关系中全景性理解教师专业发展自组织机制的整体图景、形成原因和发展规律;二是在全球视野下,在国家间和国家嵌套内的文化合作和依存关系中,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文化整合过程中的弹性理解框架和可操作的实践框架,为教师培养和培训的有效性政策制定和质量提升提供参考与借鉴。研究通过集合个案的质化研究,以文化会聚主义为研究理念,以文化动态建构的解释性建构为研究取向,以文献法、访谈法、观察法和实物分析为具体研究方法,以共时描述——解释分析——理解建构为表现形式,以文化整合为研究视角,分别从文化的价值、规范和符号维度展开了对教师专业信念、专业能力和专业互动的调查和描述,在此基础上呈现了教师专业发展的文化动力机制、文化支持机制、文化协同机制及其内外部成因。研究结果表明,专业信念领域中的价值认同是文化动力机制,多元一体文化是文化动力机制形成的外因,价值的双元生成与一体化发展是文化动力机制形成的内因;专业能力领域中的规范互动是文化支持机制,多元文化规范互动和价值一体化发展是文化支持机制形成的外因,规范认同是文化支持机制形成的内因;专业互动领域中的意义共享是文化协同机制,即时专业情境下的互动需求是文化协同机制形成的外因,职业认同是文化协同机制形成的内因。最后总结性呈现了文化整合取向的教师专业素的同时,在社会文化、职业群体和认知因素等三个层面上理解性构建了教师专业发展自组织机制及其形成条件。

林浩超^[2]（2019）在《马克思宗教批判理论及其当代价值》文中指出宗教批判必然要指向人的解放这一任务并通过人的解放来完成,因为宗教是人在现实生活中陷入奴役状态的表现,并且通过建立虚妄的超越性来为现实的不幸辩护;人的解放必然要立足于对现实关系及其否定性发展做出深入说明的唯物史观,因为人是现实的存在物,他的解放只有在现实关系中并且通过改变现实关系才能实现。马克思的宗教批判与唯物史观统一于人的解放这一主题:唯物史观是宗教批判的基本方法,宗教批判是与人的自我解放密切相关的实践问题。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建基于对启蒙哲学的批判继承,后者确立了宗教批判的主要问题和基本方法:卢梭克服了原罪论的神学倾向,在社会生活和现代文明中探求人间苦难和渴求宗教的原因,以社会批判为重心把人的解放与宗教问题联系起来;无神论者继承了经验主义与天赋观念论的斗争成果,用人的情感——因欺诈和无知产生的恐惧来说明宗教的根源,使宗教问题从理论问题转变为一个与人的现实利益密切相关的实践问题;与17世纪受神学支配的形而上学作斗争,推动人们走向法国唯物主义,它把人与自然物质统一起来进行考察,彻底否定一切超验世界的可能性。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全面展开黑格尔宗教哲学中理性与信仰的矛盾,催生了把主体性推向极端以取代神性的自我意识哲学,深刻地塑造了马克思宗教批判的理论主题——人的解放。但是,青年黑格尔派局限于思辨哲学的范式,因此遭到费尔巴哈的批判,后者立足于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相统一的唯物主义,指出了思辨哲学与宗教神学的一致性:试图通过设定超验实体摆脱经验生活。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启示下,揭穿自我意识哲学的神学前提:以思想领域的理论批判和精神解放取代对现实的对象性关系的重视和实际斗争。人的解放这一思想主题,推动马克思把宗教批判与国家批判结合起来,而这种结合完成于他与鲍威尔关于犹太人问题的争论中。鲍威尔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认为人的自由只有通过废除宗教的统治并建立无神论的真正国家才能完成,从而把国家本身视为现实的自由。与之相对,马克思则指出,国家与宗教之间并不存在对立关系,不能实现人的解放,其原因在于:国家与宗教一样,都是通过建立一个与现实苦难相分离的独立领域回避真正的问题,这种独立性正是生产方式变革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国家与宗教从再生产过程的必要环节转变为与剥削关系分离开来并为其提供保障的外在要素。通过对犹太人问题的争论,马克思把宗教批判深入到市民社会批判中,用经济生活的时代特征说明金钱崇拜作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现实基础,并且指出:犹太教的狭隘性根源于金钱在前现代社会中的从属地位;金钱在现代社会的支配作用则使得基督教能够突破各种界限并成为世界性的主流宗教。与此同时,马克思提出“商品拜物教”的概念,以宗教信仰的特征说明市民社会的缺陷:人的创造物——神圣形象、商品、金钱具有与人分离开来的独立性质,并且反过来支配人的意志和行动。市民社会处于金钱的统治下,现代确立的信仰自由原则与人的自由无关,不过是经济生活中自由竞争机制在精神生活上的反映。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从根本上说明了宗教在现代社会长盛不衰的原因:作为社会分工的历史产物,货币扭曲和颠倒了生产生活的社会性质,阻碍人们在实践活动的过程中理解自己的生命活动,从而为宗教提供可能性的土壤;雇佣劳动制度、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以及资本的无限扩张造成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生产过程受资本的支配,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社会危机和失业,给人们带来沉重的苦难并迫使他们向宗教寻求慰藉,从而为宗教创造现实需求。因此,宗教消亡只有通过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才有可能,这场运动消除必要劳动和自由发展的冲突,意味着人能够在社会生活而非彼岸世界中实现自我解放。马克思的宗教批判理论随着时代主题的变迁不断发展:工人政党与宗教保守派势力的政治斗争要求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阐述清楚科学社会主义与宗教运动之间表面相似背后的根本差异:阶级差异、所代表的不同的生产方式、对革命行动的不同态度;资本主义给整个人类文明带来的巨大灾难、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这使得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宗教的世俗倾向和意识形态功能时,不断在宗教信仰那里寻求理想性、超越性的精神力量;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霸权体系造成民族国家的冲突,并且以宗教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这要求我们汲取马克思宗教批判的原则和方法,摆脱局限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讨论宗教问题的理论框架,戳穿文明冲突论的骗局,立足于第三世界,站在超越资本主义的立场上回应和反思宗教冲突及其背后的问题。

杨彦京^[3]（2019）在《习近平文化观研究》文中指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习近平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并主要从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方针、文化建设的新格局以及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措施等方面,进而形成了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文化观。习近平文化观,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不断实践中而逐步形成。习近平文化观,是在国际和国内发展所面临形势的新变化背景下,吸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观,继承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文化观,进一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批判借鉴国外文化思想的基础上而形成的。习近平文化观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梳理习近平文化观的发展脉络,主要包括孕育阶段、发展阶段、深化阶段和成熟阶段。习近平知青岁月时的锻炼,大学期间的学习以及秘书工作时的历练和在河北省正定县的文化探索与初步实践,为其形成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奠定了重要基础。之后,他在福建省不同地区的文化探索与实践方面,突显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性,注重精神文明建设和宣传思想工作,采取多种措施和途径来推进福建省的文化发展,进一步维护好人民的文化利益。在浙江省和上海市工作期间,习近平对文化的认识和思考不断有所深入,在推进相关文化理论发展时,并深化了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从而成为其文化观形成的深化阶段。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等方面的文化发展思考及实践,使其文化观的内容逐步成熟。近年来,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之后,习近平文化观的内容不断有所丰富和完善。习近平关于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方面,主要体现在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以及文化建设的迫切性和必要性。结合时代背景和我国主要矛盾的变化,习近平对文化建设战略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历史高度。在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方针方面,习近平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并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持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他还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不断传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时,习近平进一步主张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共存。习近平文化观的内容丰富,既体现在关于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方针以及文化建设的新格局方面,也包括其关于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措施。习近平关于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方面,包括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突出文化建设的“主心骨”、加强全社会思想道德建设、注重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以及繁荣文化事业和发展文化产业。他不仅通过注重教育事业、科技创新和文化人才队伍建设,而且进一步增强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能力以及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等措施来推动文化发展。习近平文化观的主要内容中体现了多种思维方法,主要包括以战略思维来把握文化发展的未来方向、以辩证思维来分析文化建设面临的形势、以结构思维来处理多种文化矛盾关系、以创新思维来推动文化建设繁荣发展以及以价值思维来增强人民的文化获得感等。同时,习近平文化观还具有鲜明的特点,具体主要包括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发展相结合、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向度相结合、文化的历史视野和现实维度相结合、文化领域的批判性与建设性相结合以及文化发展的时代性和开放性相结合等。习近平文化观推动了新时代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在理论价值方面,习近平文化观对马克思经典作家的文化理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论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在实践价值方面,习近平文化观有助于凝聚价值共识和熔铸精神支撑,不断提升全社会的文明程度,推动了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发展,开创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局面,促进了教育和科技的新发展。

王素芳^[4]（2018）在《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一种批判性考察》文中研究表明冷战结束后,如何评价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命运,是东西方理论界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福山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了他的“历史终结论”。那么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到底是什么呢?简言之,它是一种关于未来最佳政治制度或政府形式的论断——历史将随着自由民主在全世界的胜利而宣告终结。尽管福山强调他的历史终结论是一种普世主义的宣称,但事实上只能是一种历史主义本质的话语。作为一种历史性的理论,除了躲不开波普尔对历史主义的批判之外,它主要存在两个潜在性的问题。从纵向上来看,随着历史环境的变化,福山的历史终结话语遭遇诸多来自经验层面的质疑,包括美国衰落论、中国的崛起等等。从横向上来看,对历史终点的理解不是确定的和唯一的,因而福山的这套话语还面临其他理论话语的挑战,比如文明冲突论、人/人性终结论,以及一些末世论话语。本文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置于历史语境中分析考察,旨在加深对这一理论的认识与理解之后,我们能够不再局限于福山的这套话语逻辑,即更多的是一种西方的思维模式,来看待当今的世界政治形势及未来走向。

孙廷,宋玉波^[5]（2017）在《文明理性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之义》文中指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进入21世纪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我国着眼于中国乃至世界未来前景的时代倡议,也是中国为携手世界一道应对全球治理挑战包括解决一系列日益严峻的全球性问题所提出的富有远见的新发展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人类社会共同发展、互利共享、共同利益的深思熟虑后所提出的新价值理念、新合作内涵。深入促进中国在文明视野下的文明理性主义的成型,就要持续不断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内涵进行理解与把握,这对于推动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和全球新的国际秩序框架的逐步建立,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持续繁荣意义深远。

马润^[6]（2017）在《“伊斯兰恐惧症”的根源探究》文中认为20世纪80-90年代初,“伊斯兰恐惧症”这个词汇开始出现在西方的学术报告以及媒体中,迄今已有二十余载,西方世界的“伊斯兰恐惧症”愈演愈烈。西方世界“伊斯兰恐惧症”的根源是西方与伊斯兰世界各种错综复杂的主客观因素叠加的直接后果,其中的主客观因素也正是本文所要探究和揭示的。自公元7世纪初政教合一体的伊斯兰教创立以来,对抗与博弈几乎成为了西方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主旋律。早期西方对中东地区长达近200年的十字军东征,之后漫长的殖民统治与肆意掠夺,使得双方都产生了深深的积怨与隔阂,也因此埋下了西方对伊斯兰世界仇视的种子。20世纪60-70年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及革命输出,使得伊斯兰世界再次成为了西方世界关注的焦点。冷战期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不断加强对伊斯兰国家的干预,加深了彼此间的敌对。冷战终结后,基地组织极端分子发动了针对美国的“9 · 11”恐怖袭击,使得西方世界对于伊斯兰教的恐惧到达空前的程度。“9 · 11”之后,美国对伊斯世界先后发动了两次反恐战争及推行“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并通过对伊斯兰的刻意负面宣传来抢占舆论的制高点,“改造”（打击）—“回应”（报复）的恶性互动模式,使得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非正向”的关系加速发展。2010年底爆发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导致中东阿拉伯国家的政局持续动荡,内乱、冲突和叙利亚的代理人战争交错重叠,使得国内的难民数量不断攀升并向周边的欧洲国家流散,欧洲国家的“伊斯兰恐惧症”甚嚣尘上。中东地区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长期干预下,动荡与战乱局势成为了“常态”,并最终催生了新型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它在中东地区频繁的制造恐怖袭击,在西方大国的强力围剿下进行了全球战略转移并鼓动其他国家的恐怖分子开展“独狼式”恐怖袭击,西方世界被恐怖主义的阴霾深深的笼罩。从根源而言,伊斯兰世界的守旧与落后,西方世界在其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及其“文化优劣”理念下的肆意干涉,“改造-还击”已经成为当今双方关系的主要模式,“伊斯兰恐惧症”在此土壤上落地、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

常哲^[7]（2016）在《山西高校大学生文化自觉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一个重要文化命题,指的是文化建设主体对待文化发展的理性思维和实践精神。它是人们对文化发展的自觉性表现,反映的是人们内在所蕴含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推动人们不懈追求文明进步和文化发展,以获得更大的自由与解放。在全球文化发展日益繁荣的当今社会,文化自觉是赢得文化发展的有力武器,对于我国实现文化强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文化发展进入了新阶段,面临新常态,多元文化的并存发展、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都使得我国文化自觉面临困境。因此,大学生作为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继承人,更应该提升自身高度的文化自觉,不断增强文化自信,从而实现文化自强。本文以山西高校大学生文化自觉为研究对象,在文化自觉理论的基础上,对大学生文化自觉的内涵及特征进行了初步界定和基础解读,分析了山西高校大学生文化自觉现状和原因,并提出了合理可行的提升对策。本文由五大板块构成。第一章是绪论,交待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对国内外文献综述和研究现状进行分析,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第二章对文化自觉等相关概念进行解释,对大学生文化自觉进行释义,指出大学生文化自觉的独特性以及对于大学生成长的重要影响,同时介绍马克思主义文化观、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和费孝通先生有关文化自觉的论述等理论基础,让人们能够更加清晰的认识大学生文化自觉。第三章研究山西高校大学生文化自觉现状,通过实际调查和访谈发现,大学生文化自觉的现状虽有积极的一面,但也仍存在着对民族传统文化认同度不高、社会主流文化认识模糊不清、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现象严重、文化价值取向低俗化显现、文化创新能力不强等突出问题。第四章基于调查数据找出主要问题并分析其产生问题的原因,指出社会、学校、家庭以及自身等不利的影响因素制约大学生文化自觉的提升,为下文提出合理的对策和建议奠定基础。第五章从加强民族优秀文化教育、大力弘扬主流文化、积极拓展文化载体、优化校园文化氛围、提高大学生文化创新能力等五个方面提出了提升大学生文化自觉的对策。期待本文能为提升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提供一定参考资料。

伊卜拉西姆（IBRAHIM）^[8]（2014）在《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在世界政治史上是独树一帜的理论，其发表后就引起学术界高度的关注，对该论点的评论也源源不断。他的理论核心在于对世界政治关系新的审视。他认为，冷战后国际秩序需要一个新的突破，将世界划分为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等八大文明，并主张这些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是以后国际秩序中主要的矛盾。本文分四章分析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理论，第一章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主要范式。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主题是文化和文化认同（它在最广泛的层面上是文明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概括起来就是：首先，未来的世界中将文明作为划分世界政治的主线，这种冲突可能成为未来世界的主要矛盾，从而代替原有的政治或者经济意识形态划分标准；其次，以语言、宗教等文化因素区分成八大文明，冲突的主要对立方为西方与非西方国家，并且这种对立也会演变为基本矛盾；最后，他认为西方文明自身应当有危机意识，并极力反对普世文明，而在警惕的层面上，最该警惕的就是伊斯兰文明和儒教文明的结合。在该章中，笔者详细从五个小方面阐述亨廷顿这一视角。包括文明、文明的冲突、西方与非西方、伊斯兰以及断层线战争。他将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划分开来，过分担忧来自非西方的压力，实际上夸大了伊斯兰与中国的联合作用，凸显了“中国威胁论”。亨廷顿主要以宗教来划分世界现存的主要文明，是因为宗教和其他文化因素相比，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和持久性。“最危险的文化冲突是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发生的那些冲突。”这是亨廷顿给我们的警示。第二章着重表达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主要内容：文明冲突是否成为必然；非西方文明是否构成对西方文明威胁；伊斯兰文明内部与西方文明；日本文明是否独树一帜。综合来看，笔者一方面赞赏亨廷顿关于这几个问题的独到见解，另一方面对这几种观点提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明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内容，对整个世界的发展以及未来战争的预测是不能起决定性作用的。笔者认为，以亨廷顿的文明范式假想角度来看，这种文明根本因素可能是存在的，但是并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他只是抓住了认同感的一个方面而已。第三章为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评述。主要评述集中在美国同伊斯兰的关系以及断层线战争两个方面。美国与伊斯兰关系一直以来备受关注，冷战前后双方的关系也在不断变化；亨廷顿在表达西方与非西方文明的观上是否有西方中心主义倾向是值得探讨的内容，因为亨廷顿所站的角度是美国，是否将美国的国内问题投射在国际上是该部分的重点；在亨廷顿的观念上，他将断层线战争是否会终结一分为二，即断层线暴力冲突在一个时期内可能完全停止，但是不会永久终结。第四章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内在价值：“文明冲突论”是对冷战后国际冲突的新认识文明冲突论，是在随着东欧解体世界剧变后三极格局的变化而审视世界的一个新的视角，它对传统认识世界的观点不再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认识，而是针对文明这一论点来展现新的蓝图；“文明冲突论”为国际秩序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预测能否实现依赖于人们如何作出反应；“文明冲突论”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范式体现了他对西方文化的一种“自省意识”，同时也是对其他文明的一种“危机意识”。

高炳^[9]（2013）在《9·11事件后美国穆斯林受到的冲击及其应对》文中提出2001年9月11日,在美国本土发生了足以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恐怖袭击事件。按照美国官方的说法,信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基地组织策划并实施了这一系列恐怖活动。随后,“反恐”成为美国政府内政外交中的重要议题。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穆斯林群体因其身上所具有的双重特征,在9·11事件发生后受到巨大冲击。为了扞卫国家安全,美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府行动,以确保国内免遭恐怖分子再次袭击。但这些政府层面的努力却使针对美国穆斯林群体的种族/宗教归纳行为骤然增多,极大地侵犯了他们的公民权利。在社会层面,后9·11时代的美国穆斯林遭受到各种偏见、误解、歧视甚至仇恨罪行；其工作、学习、生活等各个方面因此受到严重的影响。对于9·11事件带来的巨大冲击,美国穆斯林群体坚定地表明自身的反恐立场、积极地参与各种社会公共事务；在政治选举中,也更为主动地通过选票表达群体的诉求。本文的绪论部分主要包含选题背景、研究综述以及论文框架等内容。第一章对美国穆斯林群体进行了简要介绍,其中包括美国穆斯林的移民简史、人口统计、社会偏见历史回顾三个部分。本章首先回顾了从19世纪后半叶至今美国经历的五次移民浪潮；随后的人口统计部分探讨了美国穆斯林的族群多样性,并对本文所指的“穆斯林”的含义进行了界定；最后,本章阐述了美国穆斯林在20世纪后半叶以来遭受的偏见,为下文中后9·11时代出现的冲击提供一种历史的视角。第二章主要论述了美国政府的一系列官方行为给穆斯林群体带来的冲击,其中列举了7项法律法规或政府行动：《爱国者法案》、“特殊登记”制度、入籍申请延期、“预防性拘捕”行动、“自愿”访谈行动、抓捕“潜逃者”行动、前线行动。当局在执法过程中,对众多美国穆斯林进行讯问、拘捕,甚至将其驱逐出境。这些旨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公共政策都在不同程度上损害了穆斯林群体的合法权利。第三章主要阐述了美国穆斯林在社会层面受到的影响,通过列举相关案例以期呈现穆斯林群体在9·11后所面临的各种社会压力：遭到他人的言语骚扰；面临危及人身安全的仇恨罪行；受到职场歧视,薪资水平下降；女性穆斯林常因佩戴头巾而遭受偏见。第二章与第三章一起,从政府、社会两个层面呈现了美国穆斯林在9·11事件后受到的冲击。第四章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了美国穆斯林对上述冲击做出的回应：众多穆斯林组织在第一时间对恐怖主义进行了谴责,表明恐怖分子是屠杀平民的罪犯,不能代表伊斯兰；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加强与政府的合作并开展“清真寺开放日”等活动以促进不同社会群体间的交流；在9·11后的总统大选中,通过选票表达对布什总统／共和党的不满。本文结语部分首先概括了论文主体部分的内容；然后借鉴两位学者的观点阐述了后9·11时代美国穆斯林受到冲击的原因：穆斯林的遭遇既折射出美国社会的历史特点,又闪现着文明冲突的影子；最后认为穆斯林自身的努力与美国社会的反思相结合,有助于这一历史问题的解决。

张雪鹏^[10]（2012）在《论美国—伊斯兰世界冲突的实质与表现——兼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文中认为美国—伊斯兰世界冲突的实质是权力和利益争夺以及价值观的冲突。其中,价值观对立既是冲突的主要载体之一,也是引发和加剧冲突的重要因素。当前,美国—伊斯兰世界的冲突主要体现在反扩散、恐怖主义、民主化改造和文化霸权等领域,集中表现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再解读——兼论“9·11”与文明冲突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再解读——兼论“9·11”与文明冲突论（论文提纲范文）

（1）文化整合：教师专业发展自组织机制研究 ——以内蒙古蒙古族学校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2）马克思宗教批判理论及其当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3）习近平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一种批判性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5）文明理性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之义（论文提纲范文）

（6）“伊斯兰恐惧症”的根源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7）山西高校大学生文化自觉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9·11事件后美国穆斯林受到的冲击及其应对（论文提纲范文）

（10）论美国—伊斯兰世界冲突的实质与表现——兼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论文提纲范文）

四、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再解读——兼论“9·11”与文明冲突论（论文参考文献）

• [1]文化整合：教师专业发展自组织机制研究 ——以内蒙古蒙古族学校为个案[D]. 齐阿娜尔.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马克思宗教批判理论及其当代价值[D]. 林浩超. 武汉大学, 2019(03)
• [3]习近平文化观研究[D]. 杨彦京. 河北师范大学, 2019(07)
• [4]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一种批判性考察[D]. 王素芳. 华东师范大学, 2018(12)
• [5]文明理性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之义[A]. 孙廷,宋玉波. 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2017年年会暨"世界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17
• [6]“伊斯兰恐惧症”的根源探究[D]. 马润. 云南大学, 2017(05)
• [7]山西高校大学生文化自觉问题研究[D]. 常哲. 山西财经大学, 2016(01)
• [8]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研究[D]. 伊卜拉西姆（IBRAHIM）. 辽宁大学, 2014(03)
• [9]9·11事件后美国穆斯林受到的冲击及其应对[D]. 高炳. 南京大学, 2013(10)
• [10]论美国—伊斯兰世界冲突的实质与表现——兼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J]. 张雪鹏.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 20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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