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印尼政府采取措施刺激国内蔗糖生产（论文文献综述）
靳晓哲[1]（2020）在《当代东南亚分离运动的起源、发展与治理 ——理论探究与案例分析》文中认为
刘晓雪,周靖昀,王慧娟[2]（2020）在《印尼食糖产需格局、进口形势与政策演变全文替换》文中研究指明印度尼西亚作为全球最大的食糖进口国,其食糖产需形势、进口和产业政策变化对于全球糖业影响深远。在重点梳理印尼食糖产量、消费、贸易和政策的基础上,得出结论:一是印尼坚持总量平衡机制,按需分批进口食糖以稳定市场;二是食糖产需经历了自给自足、产需缺口较小、缺口持续扩大的发展历程,对外依存度从45%快速升至70%左右;三是25年间食糖产量增长缓慢,整体呈"U型"变化后在250万t上下波动;四是25年间食糖消费年均增速3.8%,人均消费从17.73 kg增加到29.15 kg;五是进口以原糖为主,泰国、澳大利亚和巴西是主要进口来源国;六是国内生产的白糖用于居民直接消费,进口原糖生产的精制糖主要用于食品和饮料行业,不得在零售市场上直接销售给居民,还存在进口时间限制;七是存在单产和产糖率低,气候影响大,面积增加有限和糖厂生产效率不高等问题;八是2020年本国白糖产量有望满足居民直接消费,自给自足目标下可能调整食糖关税政策;九是应以"一带一路"为契机着重加强甘蔗和食糖技术合作。
乔志[3]（2020）在《印尼军事经济历史探源 ——以经济去殖民化为切入点（1945-1965）》文中认为二战后,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列强已经无法继续其海外殖民地的统治。面对新生的印尼共和国,荷兰不愿意放弃在当地的利益。从1945年二战结束开始至1965年苏哈托上台,印尼人民开展了反对荷兰殖民者的长期斗争。面对荷兰二战后的再次殖民战争,印尼人民在军事领袖的领导下成功扞卫了国家的主权。在战争结束后,印尼开始了“从殖民地经济到国民经济”的去殖民化进程。在战争中日益强大的军队也通过特殊的政治优势,开始介入经济去殖民化过程,并借此渗透到印尼的经济领域。印尼经济去殖民化的方式十分特别,前期通过温和的手段取得了一定成果并且保证了经济的良好发展,但是随着与荷兰在西伊里安问题上的冲突恶化,印尼开始全面国有化政策,军方在该政策施行过程中迅速参与进来,强制接管荷兰资产,在经济领域全面渗透,对印尼经济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在取得经济领域的优势地位后,军队将经济优势应用到政治领域,成为印尼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全文包括四个部分,绪论说明本文的研究缘由、对象和选题的意义。第一部分阐述了印尼独立前的经济情况以及军队的形成和军队在战争中的经济活动。第二部分叙述了主权国家建立初期的经济去殖民化进程的模式以及军队在这时期的经济活动。第三部分则叙述了印尼因为西伊里安问题,开始采取强硬的全面国有化政策,部分外资企业在印尼如何争取权利,以及军队如何利用这一时期的关系开始全面提升自己的经济地位。第四部分则分析军队在经济去殖民化中的广泛参与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崔翠翠[4]（2020）在《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研究（1945-1968）》文中研究指明冷战时期,美国出于本国和盟国安全考虑,向盟国及占重要战略地位的国家提供了长期军事、经济援助。美苏冷战爆发后,菲律宾由于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和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成为美国在亚洲地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重要基地之一。菲律宾独立后,为了继续维护在菲律宾的特殊权利,美国向菲律宾提供了相当规模的军事、经济援助,以此来影响菲律宾国内政治、经济情况,使菲律宾的发展符合美国的利益,志在把菲律宾打造成亚洲地区宣扬其民主的“橱窗”,并在国际上做出有利于美国的外交选择,把菲律宾变成美国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前沿阵地。本文以美国对菲律宾提供的军事、经济援助为研究内容,从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角度研究美国对菲律宾的外援政策,以具体数据分析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数额和援助实施的效果。在此基础上认识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基本情况,以及美国对菲律宾援助变化的原因,并深层次分析引起援助政策变化的美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及其原因,剖析美国外交政策变化和美国外援及外援政策变化之间的关系。第一章为了使研究内容更加明确,综述了美国外援的发展历程,明确对外援助的相关概念并界定对外援助的相关范围。美国是近现代西方国家中对外提供援助最具典型性的国家之一,这种典型性不仅表现在其外援政策在国内备受争论,支持和反对论者针锋相对,而且表现在美国把外援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实现手段。总体上来看,其援助主要历经了四个阶段的发展,每个阶段的发展变化都与冷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这一层面上可以说美国外援是冷战的催生物。而菲律宾作为美国唯一的殖民地,在独立后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战后由于冷战的影响,菲律宾成为美国推行其亚洲战略的重要前沿阵地。菲律宾在二战中损失巨大,美国通过各种援助维持在菲律宾的特殊地位。通过对美菲关系的回顾和梳理,能更加清晰的展现菲律宾的历史发展以及菲律宾在美国外交中的战略地位。第二章分析受冷战影响的美国对菲律宾外交政策的变化,以及受外交政策变化所引起的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政策的调整和变化。战后初期,由于美国“先欧后亚”的防御政策,东南亚地区未成为美国关注的重点。所以此时的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更多的是临时救济援助,相关援助工作多是在联合国善后救济属的项目下进行的。且美国为了实现本国利益,不惜以菲律宾先通过贝尔贸易法案美国才通过菲律宾复兴法案相要挟,足见此时菲律宾在美国的战略安排中的地位并不十分明显。新中国的成立使美国利用中国防御苏联的计划破产,导致美国最初的外交构想流产,亚洲地区的权力平衡面临重组。美国重新调整其亚洲政策,扶植日本,构建沿海岛链防御线,菲律宾成为美国防御共产主义的重要沿海岛链,并加强了对菲律宾的援助,意在把菲律宾打造成美国在亚洲地区宣扬其民主的代表。但面对战后残败的菲律宾,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带有严重的应急性,且数量不足,这使得美国对菲律宾目标与实际行动之间有所脱节,援助效果欠佳。第三章论述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菲律宾援助。这一阶段的援助带有明显的冷战色彩,所以军事援助占主要地位,经济援助只是作为军事援助的补充,提供经济援助的目的是为了更大限度的发挥军事援助的作用。并且随着冷战的发展,美国调整了亚洲政策,积极扶植日本。为了配合美国的日本政策,美国积极推进菲日战争赔偿问题的解决。可以说菲日条约的签订,与美国对菲律宾的逼迫密不可分,而菲律宾为了获取美国援助,也只能吞下这个苦药丸。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亚洲地区的冷战转为热战,为了稳定亚洲局势,美国加速对日媾和进程,积极促使菲日就战争赔偿问题达成和解。与此相关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也进入白热化阶段,安全、遏制成为此阶段美国外援的中心目标。为了更好的实施对菲援助,美国派遣“贝尔调查团”专门赴菲开展实际调查,以调查结果作为对菲律宾援助的指导。这一阶段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无论从援助的数量还是方式上来看,军事援助都占有大量比重。这也构成了此阶段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显明特点,以军事援助为主,经济援助则是为了更好的配合军事援助。第四章主要研究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美国在60年代的援助政策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最明显的变化有两个方面,一是从援助范围上来看,扩大到广大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并不仅仅局限于与美国安全利益相关的国家和地区;二是援助更加制度化,颁布了《外援法案》,并增加了经济援助的比重。美国的外援政策之所以调整,与60年代美苏冷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密不可分,美苏两国争夺的范围延伸到全世界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由于欠发达国家特殊的国情,这些国家对于发展经济的渴望非常强烈,所以美国外援政策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削减了军事援助的数量,增加经济援助的比重。在此指导下,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也相应的进行了调整,改变以往注重菲律宾安全、遏制方面的作用,更加关注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情况,着力解决菲律宾面临的国内经济问题。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政策的调整也与当时美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相关,当时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外交上处于孤立的地位。为了改变这种局势,美国急于想获得菲律宾对其越战政策的支持,并积极促使菲律宾出兵越南,为此美菲就菲律宾出兵越南问题进行了长期的周旋和谈判。诚然在外交地位上,菲律宾是小国,美国是超级大国,菲律宾明显处于劣势。但是菲律宾利用美国想借助菲律宾改变其在越南政策上的孤立地位,也相应的获得了因出兵越南的援助。最终菲律宾出兵越南,美国增加对菲律宾的援助,并且菲律宾也借机解决了两国之间拖了将近20年的战争赔偿问题。第五章从总体上评述了美国对菲律宾的外援政策。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在不同时期就援助的特点和内容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与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政策以及外交政策的变化相关。但无论援助及援助政策如何变化,其安全和防御政策的主基调始终未变。外援作为美国实现在菲律宾外交目标的地位和手段未变,都是美国实现亚洲政策,防御共产主义颠覆的重要工具。从这一点来分析,外援在实现美国外交政策方面具有独特的地位。战后美国通过各种援助来影响菲律宾的国内政治经济,并使菲律宾做出有利于美国的外交选择。菲律宾作为小国、弱国,在于美国交涉的过程中,并非一无所获,而是或多或少的拥有一定的发言权,甚至在与美国的周旋过程中,部分的实现了自己的诉求。从根本上来看,这与菲律宾在美国亚洲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有关。冷战爆发后,菲律宾作为美国战略防御的沿海岛链,其战略地位备受美国重视,可以说借助自身的战略优势,菲律宾也拥有了一些有限的话语权。但是只要美苏对立的局势不变,冷战仍是双方的较量方式,美国对菲律宾援助就不会出现根本性变化。余论部分考察了70年代后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基本情况。总体而言,由于菲律宾外交自主性的提高和美国外援效果的有限性,美国主张大范围的缩减对菲律宾援助,并对菲援助提出种种限制条件。但在援助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对菲律宾援助并未出现大范围的减少,这反映出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矛盾心理。一方面由于菲律宾的国内政治、经济情况,美国不愿过多的承担对菲律宾援助责任;另一方面,美国出于安全利益的考虑又不能放弃对菲律宾援助。归根结底美国在菲律宾的利益和菲律宾在实现美国的外交政策方面的有限性,使得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成为美国食之无味又不能放弃的鸡肋。国际局势纷繁复杂,千变万化,而菲律宾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它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也会因亚洲局势的变动变得紧密或疏远,但无论怎么变化,只要菲律宾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战略地位不变,美菲之间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就不会出现根本性的变化。
潘昶安[5]（2019）在《制糖工业遗产保护研究与策略 ——珠三角制糖工业遗产区域化保护》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秦汉时期以来,珠三角地区就是重要的蔗糖进贡之地。从传统手工制糖到近代机制糖厂,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百花齐放,它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手工转为机械,从薄弱到雄厚的发展历程,是中国制糖的重要历史记忆。随着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传统行业被新型产业替代,制糖业也不例外。在甘蔗减产和食糖市场开放的多重作用下,属于传统型行业的制糖业已经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逐渐衰弱,渐渐退出珠三角地区。退出过程中,大部分的制糖工厂被转卖,破产,拆除。珠三角地区的制糖工业历史悠久,在近代中国发展和新中国工业化上也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随着城市范围扩大,这些老旧工厂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圈,对于其“除去”和“留存”的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关注。由于制糖工厂分布广泛,各个地区的条件不同,在如何保护制糖工业遗产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其保护和再利用的程度也相差甚远。本研究通过调研珠三角部分糖厂的厂区空间、糖厂居住区、工厂车间和内部结构,通过对比世界主要产糖区的其他制糖工厂案例,提出珠三角地区糖厂的独特性。再结合国内外多个制糖工业遗产保护和再利用案例,提出了部分可以借鉴的方式。考虑到珠三角制糖工厂分布广泛,对单个工厂的保护只能造成其他小型糖厂和经济发展较弱地区失去对其制糖文化的保有机会,笔者又将可借鉴的案例范围扩大到整个工业遗产的保护范畴,通过分析德国鲁尔区在区域整体振兴过程中,是如何保护其广泛分布,内容不同的工业遗产,使其发展壮大成为区域的独特文化。在此基础上,笔者指出了珠三角地区在制糖工业遗产区域式、整体式保护的契合点。它可以充分发挥珠三角地区同城化经济作用下,资源配置、资源优化和互助互补的发展模式,并充分考虑珠三角区城镇空间发展在边缘地带（制糖工厂原先基本处于这种城镇边缘地带）对其新城镇空间较高的生态环境要求,进而提出由政府引导推动制糖工业遗产保护官方机构建立,再利用结合新城区的社区化和景观化,将其作为新城镇空间多样化的载体。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讨论了使其方案具体化的措施。
郑名烈[6]（2018）在《马来西亚永春社群研究》文中指出清末至民国期间,大批福建和广东的移民往英属马来亚迁徙,在当地建构了华侨社会。这些中国移民选择南迁,一方面是因为家乡受民军和土匪的扰乱,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加上闽粤沿海地区的人民拥有出洋的便利性。另一方面是英属马来亚有大面积适于种植农产品的土地,以及丰富的锡矿苗,需要大批劳工的进驻,因而英属马来亚成为闽粤人民的主要移民地之一。笔者以永春社群为研究对象,尝试透过永春社群来解析华人从中国移民到英属马来亚的历史发展变迁过程。南来的永春移民从事的职业深受离乡前的谋生方式所影响。离乡前住在永春商业活动最发达的县城附近地区者,南来后大部分仍旧以经商为业。而原先以务农耕作谋生者,尤其居住在远离县城的乡区者,南来后多半继续依靠劳力投入拓殖垦荒的活动来维持生活。永春人在移民过程中,原乡的血缘和地缘的纽带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亲带亲、邻带邻的亲族移民模式,让永春移民在英属马来亚产生群聚作用。在英殖民政府的半自治政策下,本着克勤克俭的精神,永春移民在马来半岛站稳脚跟后建构了永春会馆,同时也投入创建坟山和学校的社会建设。在大多数情况下,永春移民是融合在福建社群内,整合各个福建次方言群的力量进行社会建设。永春会馆、家族会组织,以及桃源俱乐部和坟山组织为永春社群建构的社会组织。各地方的永春移民即是透过这些组织把永春同乡凝聚在一起。马来亚独立前,各地永春会馆之间鲜少互动,唯在中国永春发生匪祸之后即掀起新、马两地的永春移民展开救乡运动,各地方的永春会馆开始有了连接。日本侵华期间,英属马来亚掀起支援祖国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多个地方的永春会馆领导人均参与筹赈运动,其中尤其吉隆坡永春移民更落力的推展购买国债救国的活动。马来亚独立后,全国各地22个永春属会联合组织了马来亚永春联合会,分散各地的永春社群正式整合在一起。1993年,世界永春联谊会也宣告建立,永春社群也进行跨国网络的建构。从移民到落地生根,自落地生根到建设在地社会,从立足英属马来亚到关怀祖籍地,参与孙中山革命运动和支援祖国抗日救亡运动,到整合马来亚永春社群,最后又反馈乡里、参与乡里的投资建设工作,除了呈现出永春社群的认同变迁之外,也反映了中国移民到英属马来亚后因应社会变迁而作出必要的调适,从中亦可窥探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变迁的轨迹。
郭雷庆[7]（2017）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进程中的民族分离问题研究 ——以我国周边五国为例》文中提出民族分离问题和民主转型困境是困扰多民族国家发展的两个重大主题。在许多国家,这两个问题同时存在,且相互影响,是一对世界性难题。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纷纷进行政治转型,用多党竞争制取代了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同时,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22个国家,紧接着在新独立的国家内又引发了民族分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带头脱离苏联的俄罗斯遭遇了车臣分离主义运动的严重威胁,脱离南斯拉夫的南联盟最终一分为三:塞尔维亚、黑山、科索沃。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以“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为名在东欧、中亚、西亚和北非部分国家进行的民主转型,带来的是: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民族分离问题的恶化,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卢比斯克、顿涅茨克等俄罗斯族地区分离运动的爆发,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民族分裂、教派冲突、内战。这些现实例子说明,在一些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特指转向多党竞争制的西式民主转型）与其民族分离问题存在密切关系。这相应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民主转型会在这些国家引发或恶化民族分离问题,而在其他一些多民族国家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美国、澳大利亚、瑞士等国?民族分离问题对民主转型有何影响?这些国家的问题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对这些问题的提出和研究,不仅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关系问题的研究是一项较为复杂的学术课题,不同发展程度、不同地理环境、不同历史文化的国家,如西班牙、土耳其、尼日利亚、缅甸、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菲律宾、泰国以及俄罗斯、乌克兰等国都曾在民主转型过程中面临民族分离甚至国家分裂的风险。这些国家在民族结构上存在共同点,即国内的多个民族各有其相对独立的集中居住地,有自己的语言、宗教、传统、习俗等,甚至有自己独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一共同点可被界定为“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存在这种结构的国家可被称之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在现代多民族国家,民族聚居、散居或杂居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而将之提升为一种国家分类方式,即进一步将多民族国家区分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和散居型多民族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对分析多民族国家的民主转型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从这一概念和方法出发,上述几个问题可归结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与多党竞争制是否兼容的问题。本研究选取了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我国周边的五个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之所以选这五个国家,主要与本研究出发点有关,即研究成果能够为我国的发展和安全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和引以为戒的教训。在研究方法上以“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为分析工具,通过五国案例研究,详细展现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之间的互动关系。论文结构分为横向结构和纵向结构。在横向结构上,导论提出问题,第一章围绕“聚居型多民族国家”这一核心概念建构本文的理论框架,并对相关概念做出界定。正文依据民族结构的不同将五国划分为“两族对峙型”和“多族对峙型”,斯里兰卡、泰国、菲律宾属于前一种类型,缅甸和印度尼西亚属于后一种类型,两种类型下五国又各具特色,因此正文将其作为五个单独案例分别成章。最后总结结论。在纵向结构上,首先,描述每个国家“聚居型多民族结构”的特征,包括主要民族的地理分布、行政区划、语言、宗教、文化、历史等,然后回顾和梳理这一民族结构的构建过程及其民族关系,这是探讨每个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问题的历史渊源与背景。其次,分析多党议会制在每个国家的构建过程及其特征,展现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对民主转型的影响。再次,论证受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影响下的民主转型是每个国家民族分离问题产生及恶化的重要现实原因;反过来,分析民族分离问题对民主转型的影响,进而展现每个国家民主转型困境与民族分离问题的交织及相互作用。最后,论述每个国家最新一轮民主转型以来,中央政府推动民族和解的努力和效果。每章小结会对每个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问题的关系进行概括和总结,并提出相应的思考。本文的结论是:第一,聚居型多民族结构是民主转型引发民族分离、甚至国家分裂的基本条件,散居型多民族结构产生此类问题的风险相对较小,如美国、澳大利亚等。但这并不是说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一定会导致民族分离,甚至国家解体。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在民主转型时是否产生民族分离问题以及问题的严重程度如何主要取决于聚居规模、宗教、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跨界民族、语言、文化、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性的耦合作用。这有助于解释为何有的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产生了民族分离问题,而有的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就没有此问题,如瑞士、柬埔寨。类似地,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何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中,有的民族会产生民族分离主义,而有的民族则没有。比如斯里兰卡有6大主要民族,为何只有斯里兰卡泰米尔族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分离倾向,这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民主转型对其造成的利益损害最大,而应该是上述几个因素在民主转型的刺激和影响下的综合作用。其它民族,如泰国的马来族、菲律宾的摩洛族等亦是如此。另外,本文强调了民族分离问题是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的重大风险,但并非说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族分离问题的产生或恶化全然是民主转型引发的。第二,民主转型在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五国民族分离问题的产生及恶化过程中大都扮演了负面角色。其内在逻辑主要在于:选举制度的“多数原则”容易形成主体民族控制型民主（Control Democracy）;政党制度的“民族化”容易使政党竞争异化为民族竞争;民主转型带来的自由化使得政治参与无序、混乱,中央政府无力控制局面。在上述情况下,一些民族的民主诉求和民族分离的倾向便结合在一起。因为争取民主是为了摆脱强权,当这个强权是一个外来者时,摆脱强权的努力就首先成为摆脱异族控制的努力,在这样的国家,民族分离、争取独立就必然成为民主诉求的第一步。需要说明一点,分离民族不一定是少数民族,还有可能是主体民族。在一些国家,如本文所研究的五国,主体民族除了长久把持议会、行政、司法等国家权力外,对少数民族大都实施的是“同化”和“控制”的政策,因此,在这些国家,主体民族一般倾向于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分离问题通常发生在少数民族身上。而另一些多民族国家,如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等国,掀起民族分离运动的反而是主体民族,如前苏联的俄罗斯族、前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族、克罗地亚族等。这主要是因为原属国的主体民族精英认为其经济利益受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掠夺”,充当了“奶牛”角色,民族利益受损,因此要摆脱少数民族的“汲取”,争取独立。叶利钦等俄罗斯领导人便利用这种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进行了选举动员,并获得成功。第三,民族分离问题及其引发的冲突、内战、恐怖袭击等是五国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的主要障碍。内战爆发后,激进的泰米尔分离分子和僧伽罗民族主义者都极力破坏中央政府为推动民族和解而进行的宪政改革试验,使政改几乎全部失败,民族和解遥遥无期。马来穆斯林分离问题在泰国民主转型中成为不同政治势力用以政治竞争的手段,不断发生的暴恐事件成为军方干预政治的口实。缅甸的民主转型在民族武装割据下举步维艰。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民族分离问题成为军人独裁政权的重要合法性来源。最后,通过对这五国的案例研究,我们可以将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的关系大体总结如下: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推动民主转型,实行多党竞争制,容易引发或恶化民族分离问题,反过来,民族分离问题会阻碍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可能造成相关国家民主制度的瓦解,导致军事独裁（或其它形式的威权政治）。随后,民主力量与分离力量有时会交织在一起,共同反抗独裁。然而,当再次开启民主转型,恢复多党竞争制时,民族分离问题可能会复发、恶化,对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再次构成威胁,最终造成相关国家民主倒退和民族分离问题恶化的双重困境。因此,这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推动民主转型必须要慎重,民主化道路一定要适合本国国情,循序渐进。对于我国来说,在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同时要警惕颜色革命,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并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不只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而且是维护我国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基本保障。
武奋超[8]（2017）在《中国食糖超配额进口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食糖不仅是世界各国居民生活必需品,也是重要的轻工业原料。中国是世界食糖主要生产国及消费国之一,位居巴西、印度、欧盟之后为世界第四大食糖生产国,位居印度、欧盟之后为世界第三大食糖消费国。随着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居民对食糖需求量不断增加,加之制糖原料受气候因素影响较大,导致近年来食糖国际市场屡屡出现供小于求、价格波动较大的现象。针对食糖市场供小于求的状况,为维持国内食糖价格稳定及食糖相关产业安全,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对食糖进口实施低配额和高关税措施限制,以阻止低价食糖进入国内。中国加入WTO后,依照入世承诺亦对食糖进口采取关税配额制度,与此同时国内食糖市场自2008年之后呈现出进口量高、消费量高、库存高、价格高的“四高”特点,且食糖走私现象严重。未来随着中国国内食糖消费增加,在土地资源限制、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甘蔗比较收益减少背景下,国内食糖大量进口势必会对中国食糖市场产生重大影响。为此,对中国食糖超配额进口影响因素这一话题的关注与研究有着较强的理论与实践指导价值。本文结合中国入世后全球食糖贸易数据,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国际食糖贸易格局、中国贸易状况以及中国食糖生产、消费变化状况,并选取2008年至2015年中国食糖消费量、食糖产量、国内外食糖价差、期初库存量和人均GDP数据分析中国食糖超配额进口的原因,运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各个变量对食糖超配额进口的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人均GDP对中国食糖进口影响不显着,食糖消费量、食糖国内外价差和库存量是中国食糖超配额进口的主要原因,食糖产量对国内食糖进口的影响减弱。针对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食糖消费高、进口量大、国内食糖价格高等状况,本文提出了食糖产业降低生产成本、政府部门加强对糖料种植扶持力度以保证糖料种植生产积极性、加大对国内外食糖供给监测力度和严控走私、加强监管力度等政策建议。
厉益[9]（2012）在《1602-17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蔗糖贸易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至18世纪40年代,蔗糖贸易一直是该公司远东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探讨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蔗糖贸易兴起的原因、经营的蔗糖种类、蔗糖贸易的方式和利润及蔗糖贸易对荷兰、荷兰东印度公司、台湾、巴达维亚和欧洲及亚洲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影响。荷兰人曾先后以中国台湾和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为供糖中心,因此本文着重探讨台湾和巴达维亚的贸易历史。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了17世纪初期荷兰东印度公司蔗糖贸易的兴起。作者通过探究荷兰东印度公司经营的蔗糖种类,再现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蔗糖销售情况。17、18世纪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是以区间贸易（country trade,又译港脚贸易）的形式活跃着的。在区间贸易的大背景下,蔗糖贸易的实质在于获取资本积累时期最为迫切的金银等贵金属。通过原始数据,推测蔗糖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大宗货物贸易中所占的比例,从而得出蔗糖贸易在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初期的重要性。作者讨论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蔗糖贸易兴起的原因在于巨大利润的驱动及广阔的世界市场为其贸易提供了销路。同时,这一时期蔗糖的兴起,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荷兰、葡萄牙在巴西的战争,导致巴西这一重要的产糖区遭到严重破坏,导致国际糖价上涨,急切需要开辟一个新的供糖区以满足对蔗糖的需求。茶叶是中国最为主要的出口货物之一,也是各东印度公司贸易的大宗货物,故而随着饮茶在欧洲的流行也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积极开展蔗糖贸易的一大动力之一。第二部分探讨了1624-1662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台湾为供糖中心而展开的大规模蔗糖贸易情况。这一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主要以中国（包括台湾）为其主要蔗糖来源,当然也有来自美洲、巴达维亚等亚洲其他地区的蔗糖,但仅占少数。162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第一次将蔗糖运抵荷兰本国,揭开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蔗糖贸易的序幕。在这40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蔗糖贸易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即艰难发展时期及随着中国国内战争的结束蔗糖贸易呈现迅速发展这两个时期。通过分阶段的分析方法,更清晰地呈现蔗糖贸易的发展情况。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蔗糖贸易有着广阔的销售市场,遍及欧、亚两大洲,并形成了对波斯蔗糖市场垄断的局面。通过数据,分析这一时期的蔗糖销售量、利润率等,使得蔗糖贸易更生动更形象。当然,这一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蔗糖贸易呈现出兴盛的局面,这是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其强大的海上舰队力量为其蔗糖贸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占领台湾、巴达维亚并积极鼓励这些殖民地的蔗糖生产为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货源。当然,这一时期荷兰海上马车夫的兴起在于昔日老牌殖民帝国葡萄牙、西班牙的衰落,这就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称霸世界提供了间接的机会。第三部分探究了荷兰被驱逐出台湾后以巴达维亚为其主要供糖区而展开的贸易。这一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蔗糖贸易市场仍然在欧洲及亚洲的波斯和日本。随着茶叶等新兴饮料在欧洲的不断流行和饮用,欧洲市场对蔗糖的需求不断扩大。缘于波斯、日本仍未发展制糖业,仍需靠输入才能满足国内的蔗糖需求。故而这一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蔗糖贸易呈现继续发展甚至繁荣的场面。但是,到了18世纪20年代,随着中国蔗糖大量的输入日本及波斯国内发生的矛盾战争使得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日本和波斯的市场大受损伤。从呈现的数据中可明显发现,这一时期输入波斯和日本市场的蔗糖量明显减少,出现衰败的迹象。为了销售巴达维亚不断增产的蔗糖,荷兰东印度公司积极寻求新的市场。18世纪20年代后苏拉特和摩加成为巴达维亚蔗糖主要的销售地。作者重点分析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了垄断蔗糖贸易而采取的政策措施。蔗糖是荷兰东印度公司重要的贸易货物之一,通过该货物的贸易东印度公司获取了暴利。故而,荷兰东印度公司必然对甘蔗生产、蔗糖生产进行垄断。通过对巴达维亚政府方面积极鼓励台湾、爪哇种植甘蔗、生产蔗糖从而摆脱对中国大陆蔗糖的依赖性进行分析,从而得出这种垄断政策对贸易本身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及这种鼓励政策对台湾、印尼所起的作用。荷兰东印度公司被郑氏集团驱逐出台湾后,台湾的蔗糖生产、贸易并没有因此而衰落,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在国际市场上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这个现象分析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的38年殖民统治中所起的作用。第四部分分析了蔗糖贸易对欧洲、亚洲及殖民地如台湾和巴达维亚所产生的影响。蔗糖贸易不仅有利于荷兰的原始资本积累,同时蔗糖的输入对欧洲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蔗糖贸易对欧洲制糖工业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作用。通过分析,再次清晰地勾勒出蔗糖贸易在荷兰东印度公司远东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台湾和巴达维亚是荷兰在远东的重要贸易据点,而巴达维亚在荷兰远东贸易史上所产生的作用尤甚。荷兰东印度公司曾先后以台湾和巴达维亚为供糖中心,通过多种措施和手段鼓励两地人民种蔗制糖以满足市场需求,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的开发。但是,荷兰殖民者的暴力掠夺本性也给两地人民的生活造成了重大影响。
毕世鸿[10]（2012）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统制》文中研究说明1941年12月，深陷侵华战争泥潭的日本孤注一掷，向美、英、荷宣战，发动了所谓“大东亚战争”。数月后，日军占领了东南亚及西太平洋广大地区，并在当地实行严厉的军政统治，经济统制则是其军政统治的核心内容。本文以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对东南亚实施的经济统制为研究对象，依据历史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参照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分析工具，在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生、发展、消亡的视角下，宏观论述与个案分析结合，旨在系统考察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对东南亚经济统制的政策方针、组织体系、方法手段和实施效果，阐明这一统制的特点、本质、作用以及影响。为了实现这一研究目标，在研究路径的设计上，首先阐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对东南亚的认识和政策，以为深入主题的背景和铺垫；然后对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对东南亚经济统制的演进进行了全景式叙述和分析，阐明了不同阶段下军政统治方式、经济统制的特点和变化；接着逐次考察了金融、财政、产业、贸易等经济统制子体系的政策手段和实施效果；最后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战时经济统制进行了整体性评论。本文指出，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统制，即期目标是“自给自足”、“以战养战”，远期目的是构建以日本为核心的排他性“大东亚共荣圈”及“日元经济圈”，即通过严厉的军政统治和经济统制，把东南亚纳入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圈，充当日本军需物资的供应地和日本商品的倾销市场，进而实现东南亚经济的对日附属化，成为其“日元经济圈”的第二层经济“补给圈”；由于这一统制是日本国家资本垄断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除了国家及当地军政统治机构的强力运作外，财阀等私人资本对东南亚的掠夺和“投资”，也是在战时“物资动员计划”的总体安排下进行的，财阀资本构成了经济统制的手段和内容；无论是与日本在台湾、朝鲜的殖民统治相比，还是与战前欧美诸国对东南亚的殖民统治相比，太平洋战争时期以军政统治为前提的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统制更具有强制性、短期性和残酷性，特别是进入战争中后期，其不顾当地人民死活，政治上残暴统治、经济上竭泽而渔的疯狂掠夺，给东南亚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彻底撕下了日本侵略者自我粉饰的“解放者”伪装，暴露了其“共存共荣”不过是掠夺东南亚各国资源的幌子，“大东亚共荣圈”不过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圈。本文还指出，日本在东南亚推行经济统制的特点是，以金融、财政、产业和贸易统制为重点，旨在最大限度控制和搜刮当地资源，相比之下，物价统制力度不够，因而导致战时东南亚的通货膨胀比其他占领区更为严重。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统制，使东南亚的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抗击日本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成为东南亚各国的首要任务，这是东南亚进入民族独立运动飞跃发展的大转变时期。二战后，日本借赔偿、援助、投资、贸易等经济手段，确保了在东南亚的工业原料和市场，增强了日本自身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实现了太平洋战争期间依靠武力而无法实现的目标。日本近代所走过的崛起到扩张之路成为反面教材，证明以武力和侵略改变东亚地区国际秩序的方式行不通。
二、印尼政府采取措施刺激国内蔗糖生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印尼政府采取措施刺激国内蔗糖生产（论文提纲范文）
（2）印尼食糖产需格局、进口形势与政策演变全文替换（论文提纲范文）
| 0前言 |
| 1 印尼食糖产需形势变化 |
| 1.1 1995/96年榨季前印尼食糖产需由自给自足到少量短缺 |
| 1.2 1995/96年榨季后印尼食糖产需形势 |
| 2 1995/96年榨季以来印尼食糖生产和消费变化 |
| 2.1 印尼甘蔗和食糖生产状况 |
| 2.1.1 印尼甘蔗与食糖生产区域布局大体稳定 |
| 2.1.2 甘蔗收获面积先降后升，现在稳定在40万hm2以上 |
| 2.1.3 甘蔗产量和单产大幅波动 |
| 2.1.4 食糖产量增长缓慢甚至多年份产量徘徊不前 |
| 2.2 印尼食糖消费刚性增长 |
| 3 印尼食糖贸易形势变化 |
| 3.1食糖进口量和对外依存度变化 |
| 3.2 食糖进口来源国变化 |
| 3.3 贸易方式 |
| 3.4 进口关税变化 |
| 4 供需格局变化下印尼的政策调整和未来市场展望 |
| 4.1 供需格局变化下印尼的政策调整 |
| 4.1.1 印尼政府食糖自给自足的努力 |
| 4.1.2 生产政策 |
| 4.1.3 价格政策 |
| 4.1.4 贸易政策 |
| 4.1.4. 1 印尼-东盟自贸区加快进程，印尼自泰国进口关税降至5% |
| 4.1.4. 2 印尼-澳大利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签订，澳大利亚食糖进口关税调至5% |
| 4.1.4. 3 印尼-印度促棕榈油和食糖贸易协定达成，印度原糖关税降到5% |
| 4.1.4. 4 印尼可能近期上调食糖进口关税以限制食糖进口 |
| 4.1.4. 5 印尼对进口糖规格给出了更大的灵活性 |
| 4.1.4. 6 进口果糖糖浆实行保障关税和含糖、人工加糖饮料征税的提议 |
| 4.2 未来市场展望 |
| 5 结论和启示 |
（3）印尼军事经济历史探源 ——以经济去殖民化为切入点（1945-196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四)创新点和不足 |
| 一、印尼军队形成与军事经济活动萌芽(1945-1949) |
| (一)印尼军队形成和发展 |
| (二)军事经济活动的萌芽 |
| (三)小结 |
| 二、经济去殖民化初期军事经济的缓慢发展(1949-1957) |
| (一)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与措施 |
| (二)军事经济的表现与特征 |
| (三)小结 |
| 三、经济去殖民化的高潮与军事经济的全面展开(1957-1965) |
| (一)全面国有化政策的实施 |
| (二)军事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与表现 |
| (三)小结 |
| 四、经济去殖民化背景下印尼军事经济的特点与影响 |
| (一)军事经济的基本特征 |
| (二)军事经济对印尼财政的影响 |
| (三)军事经济对印尼民主政治改革的影响 |
| (四)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研究（1945-196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
| 二、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 |
| 1.国内学术界关于美菲关系的研究 |
| 2.国外学术界关于美菲关系的研究 |
| 三、研究思路及论文的创新之处 |
| 1.研究思路 |
| 2.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美国对外援助的历史考察及美菲关系回顾 |
| 第一节 美国对外援助综述 |
| 一、关于对外援助的概念及内容的题解 |
| 二、美国外援的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美菲关系历史回顾 |
| 第二章 战后初期东南亚的战略地位及美国对菲律宾政策的确立(1945-1950) |
| 第一节 战后初期美国东南亚政策的调整 |
| 一、美国东南亚冷战政策的确立 |
| 二、美国对菲律宾政策的确立:从詹姆斯·雷报告到NSC48 号文件 |
| 第二节 战后初期美国对菲律宾政策的调整 |
| 一、通敌者问题 |
| 二、军事基地与贸易问题 |
| 第三节 战后初期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 |
| 一、战后初期的救济工作 |
| 二、菲律宾复兴法案 |
| 第四节 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效果 |
| 第三章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菲律宾援助(1951-1960) |
| 第一节 菲律宾对美国东亚政策的反应及美菲关系的再次调试 |
| 一、菲律宾对美国朝鲜政策的支持 |
| 二、美国援助菲律宾镇压国内“胡克”运动 |
| 三、NSC84/2 号文件 |
| 四、美菲就贸易、军事基地问题的重新调整 |
| 第二节 美国菲律宾就菲日战争赔偿问题的周旋 |
| 一、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及菲律宾的反应 |
| 二、美国以援助相要挟迫使菲律宾降低赔偿要求 |
| 三、《菲日赔偿协定》的最终签订 |
| 第三节 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政策导向 |
| 一、从NSC124/1 号文件到NSC5429/2 号文件 |
| 二、NSC5413/1 号文件 |
| 第四节 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 |
| 一、美国派遣贝尔调查团调查菲律宾国内政治经济情况 |
| 二、以《季里诺—福斯特协议》为开始的美国对菲律宾经济援助 |
| 三、追求安全利益下的美国对菲律宾军事援助 |
| 四、美国对菲律宾以军事为主的援助 |
| 第四章 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美国对菲律宾援助(1961-1968) |
| 第一节 肯尼迪政府时的国际局势和美菲关系 |
| 一、亚洲局势 |
| 二、经济霸主地位的丧失 |
| 三、菲律宾就出兵越南问题与美国的周旋 |
| 第二节 美国菲律宾战争赔偿问题的解决 |
| 一、对菲赔偿的12078 号提案 |
| 二、对菲赔偿的8617 号提案 |
| 三、对菲赔偿问题的最终解决 |
| 第三节 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美国外援政策的调整 |
| 一、开发援助思想对美国外援政策的影响 |
| 二、肯尼迪的发展援助理论 |
| 三、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攻势 |
| 四、美国外援的变化及《外援法》的颁布 |
| 第四节 发展援助名义下的美国对菲律宾援助 |
| 一、和平队在菲律宾的情况 |
| 二、改善菲律宾政府腐败与财政问题 |
| 三、乡村发展项目下的援助 |
| 第五节 美菲两国就菲律宾出兵越南问题进行的军事援助协商 |
| 一、60年代初期菲律宾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二、马卡帕加尔当政时美菲两国就出兵越南之间的协商 |
| 三、援越法案通过与菲律宾出兵越南 |
| 第六节 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变化 |
| 一、对菲律宾农业的援助 |
| 二、美国对菲律宾援助分担机制的变化 |
| 三、军事援助未见明显减少 |
| 第五章 美国对菲律宾援助述评 |
| 第一节 战略利益是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根本原因 |
| 一、美对菲援助在战略利益驱使下的发展轨迹 |
| 二、影响美国对菲律宾援助变化的直接因素 |
| 第二节 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特点 |
| 一、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持续性与长期性 |
| 二、美国对援助的严格控制和对菲律宾经济的垄断 |
| 第三节 美国亚洲政策的派生物——对菲律宾援助 |
| 第四节 美援在实现美国对菲律宾外交目标中的作用 |
| 一、美援在实现对菲外交目标的有限性 |
| 二、美援在实现对菲外交目标的独特性 |
| 余论 |
| 附录 |
| 附录1 :美国对菲律宾援助大事年表 |
| 附录2 :主要人物人名职位对照表 |
| 参考资料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制糖工业遗产保护研究与策略 ——珠三角制糖工业遗产区域化保护（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珠三角制糖工业的困境 |
| 1.1.2 废弃制糖工厂对城镇空间发展的双重性 |
| 1.2 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机制糖厂的相关研究 |
| 1.2.2 工业遗产的相关研究 |
| 1.3 论文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论文研究内容 |
| 1.3.2 论文研究方法 |
| 1.3.3 论文框架图 |
| 第2章 珠三角地区制糖工业遗产历史与现状 |
| 2.1 甘蔗制糖在珠三角地区的发展 |
| 2.1.1 珠三角地区的传统制糖方法 |
| 2.1.2 珠三角地区近代制糖业兴起 |
| 2.1.3 新中国成立以来珠三角制糖业的兴衰 |
| 2.2 珠三角地区制糖工业遗产的现状与调研 |
| 2.2.1 “民国六大糖厂”的历史和现状简述 |
| 2.2.2 珠海五大糖厂的历史和现状简述 |
| 2.2.3 其他大型糖厂的历史和现状简述 |
| 2.3 珠三角地区制糖工厂的特征 |
| 2.3.1 机制糖厂的一般特征 |
| 2.3.2 珠三角制糖工厂的特殊性 |
| 2.4 珠三角地区制糖工业遗产再分析 |
| 2.4.1 保存现状的再分析 |
| 2.4.2 糖厂空间的再分析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制糖工业遗产再利用的案例分析 |
| 3.1 制糖工业遗产保护案例 |
| 3.1.1 阿丽拉阳朔糖舍酒店 |
| 3.1.2 印尼De Tjolomadoe制糖厂 |
| 3.1.3 美国Domino制糖厂 |
| 3.1.4 广州番禺紫坭糖厂改造 |
| 3.2 上述案例的再分析 |
| 3.2.1 糖厂规模对工业遗产保护方案的影响 |
| 3.2.2 周边环境发展对工业遗产保护方案的影响 |
| 3.2.3 开发模式对工业遗产保护方案的影响 |
| 3.3 对上述案例的反思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工业遗产保护案例的再借鉴 |
| 4.1 鲁尔区的发展简述和相关研究 |
| 4.2 鲁尔区的整体规划和部分项目细节 |
| 4.2.1 鲁尔区的空间框架和珠三角地区的相似性 |
| 4.2.2 鲁尔区改造的规划模式 |
| 4.2.3 埃姆舍河公园区域式景观框架 |
| 4.2.4 埃姆舍河公园部分景观节点 |
| 4.2.5 埃姆舍河公园部分桥梁、构筑物和雕塑 |
| 4.3 鲁尔区工业遗产保护的建筑方法 |
| 4.3.1 旧工业建筑的保留和变更 |
| 4.3.2 设备留存对工业遗产的影响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珠三角制糖工业遗产保护的契合点与措施 |
| 5.1 珠三角制糖工业遗产保护的限制因素 |
| 5.1.1 宏观层面的限制因素 |
| 5.1.2 中观层面的限制因素 |
| 5.1.3 微观层面的限制因素 |
| 5.2 珠三角制糖工业遗产保护的契合点 |
| 5.2.1 契合珠三角地区同城化概念 |
| 5.2.2 契合区域独特性的维持 |
| 5.2.3 契合对境外项目的考察学习 |
| 5.2.4 契合多样化的城镇空间发展需求 |
| 5.3 珠三角制糖工业遗产保护策略的具体化 |
| 5.3.1 推动珠三角地区制糖工业遗产保护官方机构建立 |
| 5.3.2 制糖工业遗产景观化和社区化 |
| 5.3.3 建筑层面上的应对措施 |
| 5.3.4 推进制糖工业遗产“联盟化”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语 |
| 6.1 主要结论 |
| 6.2 讨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6）马来西亚永春社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综论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文献史料与架构说明 |
| 第二章 马来(西)亚历史演化与华人社会变迁 |
| 第一节 英殖民政府时期与华侨社会 |
| 第二节 独立建国以来的马来(西)亚与华人社会 |
| 小结 |
| 第三章 从闽南到马来亚:永春社群的南来与拓荒 |
| 第一节 清末至民国的永春与永春移民南来 |
| 第二节 永春移民在英属马来亚的拓荒 |
| 第三节 马来亚建国以来永春社群经营行业的变迁 |
| 小结 |
| 第四章 永春社群组织 |
| 第一节 会馆 |
| 第二节 家族会 |
| 第三节 俱乐部与坟山 |
| 小结 |
| 第五章 多元时空下的马来(西)亚永春社群 |
| 第一节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中的永春社群 |
| 第二节 马来西亚永春社群与中国的关系 |
| 第三节 跨国网络:从马来亚永春联合会到世界永春联谊会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进程中的民族分离问题研究 ——以我国周边五国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现状 |
| 五、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理论框架与变量关系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民主与民主转型 |
| 二、民族与民族分离 |
| 第二节 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概念、理论与参数 |
| 一、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概念 |
| 二、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理论建构 |
| 第三节 民主转型引发民族分离:耦合关系分析 |
| 一、“多数制民主”异化为主体民族控制型民主 |
| 二、多党竞争异化为民族竞争 |
| 三、自由化带来中央政府权威的衰落甚至权力真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斯里兰卡:两族对峙与宪政改革 |
| 第一节 斯里兰卡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特征及其构建 |
| 一、斯里兰卡的民族结构 |
| 二、斯里兰卡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构建及其历史上的僧泰关系 |
| 第二节 议会民主制在斯里兰卡的建立及其特点 |
| 一、科尔布鲁克—卡梅伦改革:民族代表制的形成 |
| 二、威廉·曼宁改革:民族政党制的萌芽 |
| 三、多诺莫尔改革:引入普选制 |
| 四、索尔伯里改革:多党竞争制的确立 |
| 第三节 议会民主制的瓦解与泰米尔分离主义运动的爆发 |
| 一、1948-1972年:僧伽罗人控制型民主的确立 |
| 二、1972-1983年:从议会民主制到总统议会制 |
| 第四节 内战中的分权改革试验:民族和解的钥匙? |
| 一、1983-1987年:印斯和平协议与宪法第十三修正案 |
| 二、1995-2000年:新宪法草案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泰国:两族对峙与民主转型 |
| 第一节 泰国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特征及其构建 |
| 一、泰国的民族结构 |
| 二、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构建与历史上的泰马关系 |
| 第二节 泰国的第一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
| 一、议会民主制的艰难前行与马来穆斯林分离问题的产生(1932—1957) |
| 二、“泰式民主”与马来穆斯林的武装分离运动(1957——1973) |
| 第三节 泰国的第二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
| 一、多党议会制的短暂回归与马来穆斯林的有限政治参与(1973——1976) |
| 二、军方主导下的半民主制与马来穆斯林分离运动的沉寂(1976——1992) |
| 第四节 泰国的第三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
| 一、第三次民主转型初期(1992——2001):民主乱局与马来民族分离问题的复燃 |
| 二、第三次民主转型中期(2001——2006):他信强势政府与马来穆斯林问题的恶化 |
| 三、第三次民主转型后期(2006——至今):阶级冲突与民族分离的双重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菲律宾:两族对峙与民主转型 |
| 第一节 菲律宾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特征及其构建 |
| 一、菲律宾的民族结构 |
| 二、菲律宾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构建与南北关系 |
| 第二节 美式民主的构建与摩洛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爆发 |
| 一、美式民主的构建及其特点 |
| 二、摩洛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爆发与美式民主体制的瓦解 |
| 第三节 马科斯军事独裁统治时期的民族分离运动与民主运动 |
| 一、马科斯政府为维护合法性实行的土地改革和民族和谈政策 |
| 二、摩洛民族解放阵线的分裂和民主运动的高涨 |
| 第四节 美式民主制的恢复与民族和解的推进 |
| 一、阿基诺夫人政府时期的宪政改革与民族和解(1986——1992) |
| 二、拉莫斯政府时期的民族和解与摩洛分离运动的新动向(1992——1998) |
| 三、从埃斯特拉达到阿罗约政府时期摩洛分离问题的进展(1998-2010) |
| 四、阿基诺三世政府时期的菲南和平进程(2010——2016)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缅甸:多族对峙与民主转型 |
| 第一节 缅甸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特征及其构建 |
| 一、缅甸的民族结构 |
| 二、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聚居型多民族结构的形成 |
| 第二节 缅甸议会民主制的建立与民族分离运动的兴起 |
| 一、缅甸议会民主制的建立过程与特点 |
| 二、民族冲突和民族分离运动的兴起 |
| 三、吴努政府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分离运动的扩大 |
| 四、议会民主制的瓦解与军政府的上台 |
| 第三节 军政府执政下的民族冲突和民主运动 |
| 一、奈温军政府时期的民族政策与政治改革 |
| 二、民族冲突的扩大和民主运动的兴起 |
| 三、民主运动的高涨与奈温军政府的垮台 |
| 第四节 1988年以来缅甸的民主转型与民族和解 |
| 一、新军政府执政下的第一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和解努力(1988——2003) |
| 二、新军政府执政下的第二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和解努力(2003——2011) |
| 三、吴登盛政府主导的第三次民主转型与民族和解努力(2011——2015)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印度尼西亚:多族对峙与民主转型 |
| 第一节 印度尼西亚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特征及其构建 |
| 一、印度尼西亚的民族结构 |
| 二、印度尼西亚聚居型多民族国家的构建 |
| 第二节 议会民主制在印尼的建立与失败 |
| 一、议会民主制在印尼的建立过程及其特点 |
| 二、民族地方叛乱与印尼议会民主制的失败 |
| 第三节 从“有领导的民主”到“新秩序”:军事独裁统治的确立与民族分离运动的兴起 |
| 一、苏加诺“有领导的民主”体制时期(1957——1965) |
| 二、苏哈托“新秩序”军事独裁统治时期(1965——1998) |
| 第四节 民主转型时期的宪政改革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
| 一、苏哈托新秩序体制的崩溃与民族冲突及分离运动的高涨 |
| 二、以分权为核心的宪政改革 |
| 三、分权:能否有效遏制民族分离主义?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中国食糖超配额进口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大宗农产品超配额进口相关研究 |
| 1.3.2 食糖进口与食糖关税配额相关研究 |
| 1.3.3 食糖进口与全球食糖贸易格局及竞争力研究 |
| 1.3.4 食糖进口与中国食糖供求及价格波动研究 |
| 1.3.5 食糖进口需求与甜味剂替代品相关研究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2 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汉密尔顿幼稚产业保护理论 |
| 2.1.2 李斯特幼稚产业保护理论 |
| 2.1.3 凯恩斯超保护贸易理论 |
| 2.2 概念界定 |
| 2.2.1 食糖 |
| 2.2.2 配额 |
| 3 全球食糖市场与中国食糖进口状况 |
| 3.1 国际食糖市场状况 |
| 3.1.1 国际食糖供需波动增长 |
| 3.1.2 国际食糖出口国集中度高于进口国 |
| 3.2 中国食糖市场状况 |
| 3.2.1 食糖产量呈波动变化趋势 |
| 3.2.2 食糖价格受生产成本影响升高 |
| 3.2.3 食糖消费量逐年增加，工业消费增长快 |
| 3.3 中国食糖进口状况 |
| 3.3.1 中国食糖进口额状况 |
| 3.3.2 中国食糖进口国分布状况 |
| 4 中国食糖超配额进口影响因素分析 |
| 4.1 食糖进口贸易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
| 4.1.1 经济水平对中国食糖进口量的影响 |
| 4.1.2 国内食糖产量对中国食糖进口量的影响 |
| 4.1.3 价格对中国食糖进口的影响 |
| 4.1.4 食糖消费对中国食糖进口影响 |
| 4.1.5 国内食糖期初库存量对食糖进口影响 |
| 4.2 中国食糖超配额进口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4.2.1 指标选取 |
| 4.2.2 模型建立 |
| 4.2.3 模型回归结果与分析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国内食糖消费是食糖超配额进口的直接原因 |
| 4.3.2 中国食糖产量对食糖进口影响减弱 |
| 4.3.3 国内外食糖价差大是食糖超配额进口的重要因素 |
| 4.3.4 期初库存量与食糖进口呈负相关关系 |
| 4.3.5 人均GDP对中国食糖进口没有显着影响 |
|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5.1 降低食糖生产成本，提升本土食糖竞争力 |
| 5.1.1 改良糖料品种，提高糖料产量和含糖量 |
| 5.1.2 发挥区域优势进行合理化产业布局，降低生产成本 |
| 5.2 加强对大型农户和企业扶持，保证种植和生产积极性 |
| 5.2.1 加大对大型农户的扶持力度 |
| 5.2.2 适度降低糖料收购价格，发挥市场定价机制 |
| 5.2.3 适度降低大型制糖企业的税费 |
| 5.3 优化国内食糖消费结构，本土食糖为主进口为辅 |
| 5.4 加强国内外食糖供给监测 |
| 5.5 严禁走私，加大监管力度 |
| 5.6 发展多元化食糖进口市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9）1602-17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蔗糖贸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目录 前言 一、17世纪初期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蔗糖贸易 |
| (一) 荷兰东印度公司远东贸易的兴起 |
| 1、17世纪之前葡萄牙的蔗糖贸易 |
| 2、荷兰东印度公司远东贸易的兴起 |
| (二) 荷兰东印度公司蔗糖贸易兴起的原因 |
| 1、市场需求的增长 |
| 2、蔗糖贸易丰厚利润的驱动 |
| (三) 荷兰东印度公司经营的蔗糖种类及贸易方式 |
| 1、荷兰东印度公司经营的蔗糖种类 |
| 2、荷兰东印度公司蔗糖贸易的方式 二、1624—1662年以台湾为中心的蔗糖贸易 |
| (一) 台湾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蔗糖供应地 |
| 1、台湾成为荷兰的殖民地和贸易中转站及中国沿海地区蔗糖供应量的减少 |
| 2、台湾蔗糖生产状况 |
| (二) 蔗糖贸易的发展 |
| 1、台湾蔗糖贸易的开展阶段(1624—1635) |
| 2、荷兰东印度公司蔗糖贸易的兴盛繁荣阶段(1635—1662) |
| (1) 欧洲市场的开辟 |
| (2) 亚洲市场的拓展 |
| (三) 荷兰东印度公司对蔗糖贸易的垄断 三、1662—1740年以巴达维亚为中心的蔗糖贸易 |
| (一) 巴达维亚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蔗糖供应中心 |
| 1、荷兰失去中国台湾和大陆沿海地区的蔗糖来源 |
| 2、巴达维亚蔗糖产量的增加 |
| (二) 蔗糖贸易的进一步扩展 |
| 1、欧洲蔗糖市场的扩大时期 |
| 2、日本、波斯市场的继续繁荣时期(1662年到1720年左右) |
| 3、苏拉特、摩加市场的兴盛时期(17世纪末期—17世纪30年代) |
| 4、亚洲其它市场的开拓(17世纪末期—17世纪30年代) |
| (三) 1740年后荷兰东印度公司蔗糖贸易的衰落 四、荷兰东印度公司蔗糖贸易所产生的影响 |
| (一) 蔗糖贸易对荷兰及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影响 |
| (二) 蔗糖贸易对巴达维亚、台湾的影响 |
| (三) 蔗糖贸易对欧洲、亚洲社会生活的影响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致谢 |
（10）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统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概要 |
| Abstract |
| 序章 |
| 一 选题由来及价值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 概念释义与界定 |
| 四 研究视角与方法 |
| 五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太平洋战争前日本的东南亚认识及其行动 |
| 第一节 一战结束前的日本与东南亚 |
| 一、 日本的“崛起”与对外扩张 |
| 二、 一战前日本的对外观与东南亚认识的演进 |
| 三、 一战结束前日本的“北进”与“南进” |
| 第二节 两次大战期间的日本与东南亚 |
| 一、 冲破“一战后国际体系”的对华侵略扩张 |
| 二、 “南进论”下东南亚地位的确认 |
| 三、 “南进”行动的准备 |
| 第三节 二战爆发后的日本与东南亚 |
| 一、 侵华战争与“南进” |
| 二、 “南进”东南亚计划的加速 |
| 三、 武力“进驻”法属印支 |
| 四、 孤注一掷的“南进”决断 |
| 小结 |
| 第二章 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对东南亚军政统治的演变 |
| 第一节 开战前的军政统治计划 |
| 一、 军政统治原则的制定 |
| 二、 军政统治机构的规划 |
| 三、 经济统制规划 |
| 第二节 战争初期的军政统治 |
| 一、 初期军政统治的实施 |
| 二、 初期军政的统治机构 |
| 三、 初期经济统制政策 |
| 第三节 战争中期的军政统治 |
| 一、 军政统治方式的调整 |
| 二、 军政统治机构的强化 |
| 三、 经济统制政策的展开 |
| 第四节 战争末期的军政统治 |
| 一、 决战军政下的统治方式 |
| 二、 决战军政下统治机构的变化 |
| 三、 决战军政下的经济统制政策 |
| 小结 |
| 第三章 金融和财政统制 |
| 第一节 军票和南方开发金库券的使用 |
| 一、 在法属印支的军票使用 |
| 二、 外币军票在东南亚占领区的使用 |
| 三、 南方开发金库的设立及其金库券的使用 |
| 第二节 日本对东南亚的货币金融统制 |
| 一、 货币金融统制政策的变迁 |
| 二、 货币金融统制的操作 |
| 三、 对占领区的外汇统制 |
| 四、 对法属印支和泰国的货币金融统制 |
| 第三节 日本对东南亚的财政统制 |
| 一、 财政统制政策的变动 |
| 二、 财政统制的推行 |
| 三、 临时军费特别会计的东南亚专项支出 |
| 四、 物价统制 |
| 小结 |
| 第四章 产业统制 |
| 第一节 农业统制 |
| 一、 农业统制政策 |
| 二、 粮食统制 |
| 三、 其他主要农产品及种植园统制 |
| 第二节 矿业统制 |
| 一、 矿业统制政策 |
| 二、 石油业统制 |
| 三、 其他矿产业统制 |
| 第三节 工业统制 |
| 一、 工业统制政策 |
| 二、 产行业统制 |
| 三、 各占领区的生产资料统制 |
| 第四节 交通运输统制 |
| 一、 交通运输统制政策 |
| 二、 水上运输统制 |
| 三、 陆地运输统制 |
| 四、 航空运输统制 |
| 小结 |
| 第五章 贸易统制 |
| 第一节 战前日本与东南亚的贸易 |
| 一、 战前东南亚的对外贸易 |
| 二、 战前日本与东南亚的贸易谈判 |
| 三、 战前日本对东南亚的贸易统制机构 |
| 第二节 战时日本对东南亚的贸易统制政策 |
| 一、 战时贸易统制体制的形成 |
| 二、 临时军费下的购拨型贸易 |
| 三、 战时贸易统制的效果 |
| 第三节 东南亚各地贸易统制的状况 |
| 一、 陆军占领区的贸易统制 |
| 二、 海军占领区的贸易统制 |
| 三、 法属印支和泰国的贸易统制 |
| 小结 |
| 终章 |
| 一 战时东南亚经济统制的本质 |
| 二 战时东南亚经济统制的特征 |
| 三 战时东南亚经济统制的效果 |
| 四 战时东南亚经济统制的遗产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印尼政府采取措施刺激国内蔗糖生产（论文参考文献）
- [1]当代东南亚分离运动的起源、发展与治理 ——理论探究与案例分析[D]. 靳晓哲. 南京大学, 2020
- [2]印尼食糖产需格局、进口形势与政策演变全文替换[J]. 刘晓雪,周靖昀,王慧娟. 甘蔗糖业, 2020(04)
- [3]印尼军事经济历史探源 ——以经济去殖民化为切入点（1945-1965）[D]. 乔志.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2)
- [4]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研究（1945-1968）[D]. 崔翠翠.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5]制糖工业遗产保护研究与策略 ——珠三角制糖工业遗产区域化保护[D]. 潘昶安. 深圳大学, 2019(01)
- [6]马来西亚永春社群研究[D]. 郑名烈. 厦门大学, 2018(06)
- [7]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进程中的民族分离问题研究 ——以我国周边五国为例[D]. 郭雷庆. 山东大学, 2017(12)
- [8]中国食糖超配额进口影响因素研究[D]. 武奋超. 华南农业大学, 2017(08)
- [9]1602-17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蔗糖贸易研究[D]. 厉益. 浙江师范大学, 2012(02)
- [10]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统制[D]. 毕世鸿. 南开大学, 20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