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跨文化交际特点浅析

一、浅析李大钊跨文化传播的特点（论文文献综述）

刘倩,沈芝,董琦,赵征,张静函^[1]（2021）在《人工智能时代冀东文化跨文化传播研究》文中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冀东文化跨文化传播面临着更多机遇与挑战。文章通过阐释冀东文化表现形式及价值观与世界其他国家文化价值的契合点,分析冀东文化跨文化的影响因素,揭示人工智能时代冀东文化跨文化传播的机制与路径,提出人工智能时代推动冀东文化跨文化传播方法,从而促进人们的文化认同感,让冀东文化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

陈兰馨^[2]（2021）在《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立足于“本土化”的概念,着重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后,被知识界、思想界接纳,被中国共产党转化为具体实践,逐步融入本土文化并拥有“民族身份”的过程。本文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解构为两个维度:一是认知维度的本土化,即马克思主义如何在认知层面“化”中国;二是实践维度的本土化,即中国如何在实践层面“化”马克思主义。二者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本土实际融合的重要方面。本文的研究时段从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始,到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止。文章主要选取了三个要素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与发展:概念语词、思想话语和本土实践,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跨语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汉语词汇化、马克思主义的本土话语形成及本土化主体的确立、本土化自觉的唤醒、本土化经验的升华阐释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实现本土化,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又如何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思想资源,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本文的叙述逻辑始于西学东渐下中国知识体系和文化土壤的变化。西方分科的知识体系传入中国,冲击了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与西方知识输入相伴的是世界观的重构和思想界地覆天翻的变化。一方面,现实迫使经世致用的士大夫不得不走出“天下主义”,重新审视中国和“万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中国的读书人受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开始反思儒道历史观下的中国命运,他们开始了中西哲学、中西文化融合的又一次尝试,试图通过接纳进化论来构想改变中国历史天命的进路。当西方文化的新观念传入中国,传统汉语知识和观念开启又一轮的自我更新。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自然需要为每一个新概念找到合适的汉语对等词,西学译介的术语及译着的传播在认识论上构建了不同界域之间的“转义之门”,成为中国人认识、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起点。20世纪初,日本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桥梁。大量日译马克思主义文献和由日文转译的汉译文本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化的概念语汇,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也为中国人接纳这门艰深晦奥的学问搭建了理解的基石,并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输入了早期的学理。1919年,五四运动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影响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程得以加速。一方面,五四之后,中国思想界整体反映出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政治表达方式和政治蓝图的心态,而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提供了这种可能。另一方面,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在五四之后开始了新一轮重组。一是话语议题的转变,即使用话语的范畴开始从学术议题向政治议题递进。二是话语功效的凸显,主要体现在话语在政治传播的功效方面,马克思主义语汇开始被附着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三是话语主体的建立,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个体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初的话语争锋最终回归到“中国向何处去”的元问题,为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奠定了思想基础,从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认知维度被接纳的过程。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主体,自此,马克思主义开始从众多外来思想的一支,正式转变成一种可实践的革命方案。中国共产党在实践的早期阶段“以俄为师”,按照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方案指导中国革命。其间,中国共产党从奉为圭臬地模仿到有自觉地反思,在曲折的探索中,形成了对统一战线、农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的独立见解。毛泽东的观点无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他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革命主体、革命方式和群众政策,并首次在党内会议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回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在文化层面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是对“体用论”的超越,是对中西文化评估固有范式的突破。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具有鲜明的批判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文化传统和文化发展的价值。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突出了本土化过程中文化自觉的重要性,正确处理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的问题。总之,本土化要完成从认知维度向实践维度的跨越,应该避免脱离中国近现代的社会现实,避免变成为一种理论自身的逻辑演绎。理论必须经过和现实的结合才能算是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否则只能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局限在知识层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之所以如此典型,在于其不仅形成了本土化运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还实现了理论的民族化,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一部分。

牛凤燕^[3]（2020）在《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优化研究》文中提出全媒体时代,社会整体传播环境和传播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思想文化传播特点、受众需求及利益关注点都发生着新的变化。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为主的新兴媒体,作为传统信息传播方式的颠覆性力量,改变着社会整体传播系统和权力结构,改变着传统媒体时代政府主导的以媒体机构为基本单位的信息传播模式,重构着媒体与民众之间的传播秩序和权利关系,传播受众话语权日益提升。新的时代境遇和技术环境,也改变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方式和形态,这对马克思主义传播提出了新的要求: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吸收新的时代内容,积极回应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当前,多元社会思潮活跃,强势挤压主流意识形态作用空间,技术升级更是扩大和加快了各种社会思潮的覆盖面和传播速度,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威胁。再加之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方式、方法、载体、机制等在一定范围内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要求,对于人民群众关心的一些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也缺乏有说服力的解答等。这些都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和感召力,阻碍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有效传播,甚至出现学术理论界乃至普通群众热议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全媒体时代,我们要改进现有传播模式,提升马克思主义传播效能,逐步实现人们的理论认同、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可以通过构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来助力。本文侧重于对全媒体时代国内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实然”状态探讨,遵循“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基本思路。首先,对本文涉及的一般理论和基础概念进行梳理,从系统整体的角度全面审视和分析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构成要素,从学理上阐明研究和优化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缘由和意义。其次,从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新时代境遇入手,探讨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分析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构建框架。再次,具体考察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构建路径,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第一章,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一般理论分析。本章对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进行一般理论分析,主要内容包括对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相关概念、构成要素以及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分析,并以此作为研究的起点。本章的重点聚焦于全媒体、全媒体时代、机制、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等概念界定,通过界说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相关概念,分析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构成要素,进而阐释全媒体时代优化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意义。第二章,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优化面临的新时代境遇。本章分析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优化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这其中既有信息技术升级对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有利支撑、技术换代带来的溢出效应以及民众观念更新带来的传播机遇;又有全媒体时代整体传播环境的负向影响,传播主体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模式亟待更新,传播受众注意力被各媒体平台分散,各层级媒介尚未适应技术更新带来的变化等问题,这些导致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减弱,马克思主义传播也面临困境和难题。第三章,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问题分析及构建框架。本章从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运行特点的分析入手,探讨当前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传播主体的组织方式和综合素质制约着传播效能发挥,传播内容更新滞后于传播受众现实需求,各类传播资源尚未有效整合阻滞着传播顺畅运行以及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的互动反馈有待加强等等,并在此基础上从主体协同机制、内容创新机制、资源整合机制以及反馈评价机制四个方面提出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构建框架。第四章,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体协同机制。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体除了包括传统媒体时代的主体力量,如党和政府各级组织、专业的学术研究机构、以高校为主体的各层级教育部门、各层级官方主流媒体等,还包含时代发展和技术升级带来的主体扩容,主要扩展对象是大众传播媒体从业者以及部分自媒体宣传力量等。但当前各层级传播主体存在各自为战缺乏系统协同,政治素质、理论素养、专业素质、媒介素养以及新技术应用能力良莠不齐等问题。因此,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发挥全媒体传播的主体协同优势,优化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主体要素。第五章,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容创新机制。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仍然是内容为王的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容创新机制主要通过传播内容和话语表达两个要素的优化和创新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容创新,可以通过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重点的现实转换,适应时代发展变化调整马克思主义传播内容,对接国家战略和社会现实实践更新传播内容来实现。而话语表达创新,则需要从注重传播内容解读的人本视角,推动多重传播话语的融合互补以及适应全媒体时代民众的话语偏好三个方面努力。第六章,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资源整合机制。伴随着技术的飞跃式发展,全媒体时代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丰盈的信息资源、媒介资源以及监管资源,如何利用好这些资源和平台是提升传播效能的关键所在。要通过打造全媒体互联媒介平台,实现不同媒介平台的资源共享,进一步构建起全媒体传播体系;要通过整合显隐互济的传播方式,进一步提升马克思主义传播效能;要整合多层级监管资源,借助大数据舆情监管等方式,加强对全媒体传播空间的监督和管控,不断增强舆论引导能力。第七章,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反馈评价机制。研究全媒体时代思想文化传播特点的新变化,在此基础上准确把握不同受众群体的心理预期和思想行为接受特点,立足民众利益诉求,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巩固并完善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的互动反馈机制。依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综合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进行全面分析,明确效果评价的主体、标准及相应的互动反馈,建立健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效果评价机制。

陈伶^[4]（2020）在《文化传播视阈中的“李子柒现象”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短视频逐渐成为受众青睐的碎片化娱乐方式以及自媒体乐于使用的信息传播渠道,用户数量大、活跃性强,头部IP都拥有极大的传播影响力。自媒体“李子柒”正是当下在短视频领域具备国际影响力的大IP。它以其具有浓郁中国文化色彩的田园牧歌风格,向全世界呈现出了一个立体、生动的中国,受到国内外一致好评,并使海外受众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新的理解与更深刻的认识。李子柒的成功,展现了利用自媒体短视频传播文化的可能性和有效性,提供了可复制的模板。本文以李子柒短视频及其所引发的社会效应,即“李子柒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化传播学、叙事学的相关理论,探寻当今复杂文化背景下具有普适性的文化传播规律。本文由五章组成。第一章绪论,阐述研究展开的现实依据与理论支持。主要分析李子柒现象的研究背景和意义以及现有研究取得的成就和不足,对文章中所涉及的概念进行界定,并引入了文化传播学与叙事学的理论。第二章系统梳理“李子柒现象”的发展历程,从内容生产及内容传播两个维度分析其产生的文化背景。第三章以李子柒的视频内容为研究样本,借助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表征理论,挖掘李子柒现象中所蕴含的饮食、技艺、服饰、乡土、礼仪等文化符号,寻绎李子柒文化传播内容的主要特征。第四章从“叙事主体与故事人物”“主题设定与叙事时间”“镜头语言与音乐语言”三个方面,研究李子柒文化传播的叙事策略,同时在官方及自媒体发布的影视作品中选择具有文化传播功能的典型案例与李子柒视频进行对比研究,深入分析李子柒视频叙事的制胜策略——平民化叙事。第三、四章共同解释了李子柒现象中意义产生和文化共享的过程。第五章基于前文的分析,讨论李子柒现象在国家、社会、对外传播以及人类发展这四个层面的文化传播价值,从IP的选择和接受、历史文化涵化及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出发,提出在自媒体时代进行文化传播的三大规律,即个人IP价值最大化、故事化传播以及去意识形态化。

崔燕^[5]（2020）在《《晨报副刊》新文学传播研究》文中提出新文化运动掀开了中国新文学史序幕,以《晨报副刊》创办十年（1918.12——1928.06）时间段为研究样本可看到,短短十年间,由于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和一批怀着炽热中国心的新文化主将努力,现代文坛出现空前繁荣局面;《晨报副刊》和其他进步报刊为新文学的创生与发展发挥出极其重要的传播作用,新文学刚在这块古老土地诞生就留下一个坚实脚印。研读新文学史可清晰地看到大众传媒发挥的渡航引进、摇旗呐喊的巨大传播作用;尤其被人津津乐道的是四大副刊——《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四大副刊传媒功绩最为显赫的应是《晨报副刊》。作为一份存在于现代新闻史十年之久的报纸副刊,《晨报副刊》不仅拥有令人羡慕的三大名主编李大钊、孙伏园和徐志摩,不但刊登了鲁迅的惊世之作《阿Q正传》、转载了新文学史开山之作《狂人日记》,而且借助传媒平台扶植了一批文学新人在现代文坛迅速成长。这些均是载入新闻史册和新文学史册的传媒业绩。现代社会,文学的发展必须借助于大众传媒的传播与助推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只是学术界较少从《晨报副刊》视域关注报刊媒介对新文学的传播意义。未能见到运用大数据对《晨报副刊》进行传播效能量化分析与实证研究成果;而这恰是颇有学术价值的创新点。论文研究思路与研究构架如下:绪论部分由研究背景、研究价值与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方法等组成,阐述《晨报副刊》研究背景并概述其在新闻传播史和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对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深入同行学者研究成果的“内里”,分析其学术贡献和价值以及未能涉及的研究盲点;阐述本论文研究思路与论域、研究重点、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第一章梳理《晨报副刊》的创刊及其发展流变。从媒介发生学视域探究由《晨钟报》到《晨报》再到《晨报副刊》的媒介史,以新文化的勃兴为已任的现代报人传媒理念,新文学传播模式的构建,新文学鼎力传播的媒介定位。第二章对《晨报副刊》创办十年刊登的新文学作品进行实证研究。构建《晨报副刊》指标体系、传播效能评估体系、运用SPSS软件和大数据统计学方法,对新文学作家在《晨报副刊》的发文量进行数据量化分析;从大数据视角对《晨报副刊》新文学传播效能进行实证研究。第三章《晨报副刊》历任主编新文学传播业绩。重点关注三大名主编李大钊、孙伏园、徐志摩的新文学传播功绩,并对一直未能被学术界注意的其他主编《晨报副刊》编辑业绩分析研究。第四章《晨报副刊》新文学传播。从新闻传播学视域分析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渊源及传媒业绩。目标定位于《晨报副刊》对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新月社的媒介支持,探讨新文学社团对媒介的掌控力;文学社团借助媒介聚合人气、努力开拓新文学传播空间的举措。第五章《晨报副刊》与新文学文体。考辨《晨报副刊》与现代文学文体变革,探究新闻文体小说,杂文、报告文学等新文学文体特征;从传媒视域分析新文学文体。余论 归结本论文核心观点与研究结论,提出有待后续探讨的相关现象和问题。

马晨莲^[6]（2019）在《《东方杂志》（1904-1948）西学传播若干问题研究》文中认为“西学”是晚清以来中国文化思潮中与“中学”相对的一个概念。在近代中国,西学的传播是伴随着西方国家的强势入侵和国人被迫主动学习的过程进行的。这种传播是一种具有侵略性质的文化殖民主义侵入,其影响范围广泛而深入,由表层器物文化层面到中层制度文化层面直至深层精神意识文化层面。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之下,“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主张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社会变革运动,成为近代西学传播过程中的始点与拐点。《东方杂志》是中国近代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型综合性杂志。从1904年创刊到1948年终刊的近45年间,在不同的重大历史时期,其办刊宗旨和方针始终紧随历史和时代的变迁不断革新变化,从创刊时,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到关注时政与发表言论的“舆论前沿阵地”“舆论的顾问者”,再到“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求中国智识者的新生”,最终以“阐明学术为主旨”,始终坚持传播世界新知的初心,为改变国家与民族命运而努力探索。《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涉及领域广且专。不仅记录和传播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变化与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还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人文社会思想。通过对《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进行量化分析,其西学传播进程总体呈现:初创期（1904-1911）积极与开放;发展期（1912-1926）反思与争鸣;成熟期（1927-1938）构建与传播;衰退期（1939-1948）失色与衰落等阶段性特征;逐渐形成审慎理性,温和渐进;开放自由,兼容并蓄的思想性特征。在西方社会思潮、文化思想与近代中国知识界激烈碰撞的时代。《东方杂志》在西方政治制度和思想、西方新文化、西方新式教育、西方自然科学和西方宗教等各个方面都站在时代最前沿发声,始终是引领风潮,针砭时弊、建言献策的先锋。择取若干问题专题研究,以点为中心全面关照。一方面将《东方杂志》西学传播置于历史背景中纵向分析,另一方面将《东方杂志》西学传播置于时代背景中横向考量,进行历史反思与现代意义思考。对当今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探寻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复兴路径及增加中国文化的世界话语权和影响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介入,《东方杂志》站在中西社会性质差异比较的视角上,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以一种理性、客观的态度评判东西文化,认为历史和生存环境不同与社会性质的差异导致文明的差异,东西文明一“动”一“静”,各有所长又各俱不足。主张保守中国“旧”传统文化自身特色,吸纳借鉴西方“新”文化精髓,并进行调和互补,温和改良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反对盲目激进。认为“新旧”只是一个程度问题,“新旧”相续,以成调和。应根据客观事实“拣择”调和。对传统文化持一种接续主义和保守主义态度。《东方杂志》认为欧西近代文化是一种“物质文化”,而传统文化是一种“精神文化”,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调和统整西方“物质”文化的流弊,是中国增强国力和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将中国“国粹”摒弃而输入西方之“物质文明”,会将东方“精神文明”的根基毁灭无存。如能将西洋文明融合成功,不仅可以改善中国文化,还可以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绳”,统整全世界文化。《东方杂志》调和、协统的文化思想。具体表现为中国文化优越论、精神救国论、新旧调和论、动静调和论、精神物质协力调和论、互助论、第四种文化观等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和思想主张。在社会政治及思想的传播方面,《东方杂志》不拘泥身份与派别,广纳百家言说,既推崇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潮和政治实践,也刊译社会主义思潮的言论和主张。以平民色彩的民主思想表现和不偏不倚的政治立场,广泛传播西方社会制度,译介各种社会思想和思潮。它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媒介之一,以客观译介、学理分析、积极传播为特征,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费边主义等24个社会主义流派都有大量译介和传播,并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两个高峰期,客观上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及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打下了基础。其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及思潮的传播,起初是心态的自然流露。《东方杂志》创刊人之一张元济曾是“维新变法”参与人,始终坚持“革除弊政”“变法求新”的观点。希望通过“辅助教育为己任”循序渐进启导国民,开化民智,达到国富民强的理想。张元济的变革思想与清末立宪派内的开启民智、和平改革、避免流血的主张正相契合。主办者们一开始就对《东方杂志》寄予了言论救国的政治期待,使之成为晚清立宪派主要的舆论阵地。持一种“立宪救国论”的态度对宪政制度及思想进行译介与“鼓吹”,这也是《东方杂志》办刊期间唯一的一次政治立场激进倾向。然而《东方杂志》对宪政的传播也由“鼓吹”到失望,最终转向批驳和抨击的态度。“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君主政体,也结束了进行中的君主立宪政体,开创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政体。前车之鉴与本身理性和审慎的办刊理念,使得《东方杂志》政治传播思想和主张趋于理性和成熟。虽然后来它逐渐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及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平台,积极传播民主共和制及联邦主义等西方民主制度和思想,但多以学理分析和知识传播为主流。近代史上西方传教士大批量来华进行传教活动,中国社会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五大宗教并存的社会状态。《东方杂志》创刊于西方基督教在中国迅速发展及因中西观念差异而引起的“晚清教案”频发时期。创刊号上便设置了宗教专栏,对西方基督教和其引起的“晚清教案”问题进行传播与探讨。知识性译介西方宗教概念、历史和文化,学理性探讨和研究西方宗教学术成果,全面客观反映“晚清教案”问题。不仅启蒙了国人对西方宗教及宗教文化的认知,同时也为知识群体提供了发表对宗教问题、社会问题自由言论的平台。尤其关于“晚清教案”问题,《东方杂志》所刊载的文章和言论始终处于社会最前沿。凭借其时代敏感性和客观译介与学理分析的传播思想,引发了国人寻求解决宗教问题,探索中国宗教前途的热议与思考。东方学人用言论和文章传达着对中国宗教命运与前途的深切关注,可谓是当时社会中仅有的传播媒介。《东方杂志》这种临历史风潮变幻而独具的审慎理性、自由开放、兼容并蓄的思想传播态度,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的温和渐进、借鉴吸收的文化改良主张,值得当今中国文化的发展、创新和文化振兴借鉴与思考。

陈诗雅^[7]（2019）在《“五四”精神及其新时代意义研究 ——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文中研究指明100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1）五四运动同时也是以1915年《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创刊为起点的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它竖起了“科学”和“民主”两面旗帜,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在这场运动中,广大青年们充分地发挥了自己中流砥柱的作用。（2）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的终结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中国革命由此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五四运动之后的一百年里,“五四”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国人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努力。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五四”精神,不但成为那个年代青年们的毕生追求,更成为了国家富强的必要条件。2019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和阐释。在新时代,我们要继续加强对五四运动、“五四”精神的研究。（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当代青年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说,“青年的价值观走向决定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走向”,“中国梦是青年一代的梦”,这正强调了当代青年及其价值观的发展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时至今日,重新提及“五四”精神将更有利于重塑青年人的价值观,有利于青年人获得较为科学的指导,使他们在新时代背景下,拥有更高的境界、更强的本领、更好的精神状态来创造无愧于新时代的新成就,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4）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和比较分析法,在介绍了五四运动及其历史地位的基础上,分析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五四”精神的诠释与发展。从中国共产党对“五四”精神的诠释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青年地位,重视青年价值观的培养即鼓励青年提高自身素质。本文在中国共产党对“五四”精神的诠释与发展中发现,始终为青年人所传承的“五四”精神主要有爱国主义精神、进步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笔者通过对五四时期共产党人和知识分子的言行进行分析,揭示出民主精神、进步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科学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于新时代背景之下,这又赋予了当代青年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综合大国这一必然的要求和历史任务。（1）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终将在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2）。因此,弘扬“五四”精神有利于当代青年勇挑历史重担;有利于当代青年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有利于当代青年弘扬爱国主义传统,用实际行动真爱国;有利于当代青年以积极开放的心态不断地加强学习、思考,积累知识与能力,学会用批判的眼光看待事物,努力学习各种文化的精华,掌握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和知识,在与时俱进中谋发展,在解放思想中不断开创新局面。

何娟^[8]（2018）在《中医药西传研究 ——以明末清初西方医学在华传播模式为视角》文中研究指明中医药因其独特的疗效,在世界各地勃然兴起,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及医学思维方式等差异,中医药的理论和文化内涵没有得到有效的传播。西方国家对中医药的认识仍停留在一知半解、以偏概全的层面。在西方国家中,中医药被公认为“补充医学”,在大多数国家中仍没有获得合法地位。自中医药西传研究的论题出现以来,学术界的研究已有一定的基础,取得了一系列的相关成果,但是目前该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感性认识的阶段。书籍对中医药西传的研究主要处于史料收集阶段,侧重于知识的普及。一些文章只是从某个方面、某个角度,对中医药西传进行研究,还没有形成一套实施性较强的传播模式。明末清初的西方医学入华,如同当代的中医药西传一样,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种异质文化和异质医学体系在异域文化中的输入和接受问题,同样存在着中西方文化和医学思维方式等差异。西方医学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传入中国并产生较大影响,其中定有符合传播学的规律可寻。探寻明末清初西方医学在华传播模式,可以为当代我们破解中医药西传的困境提供借鉴。本文基于传播学相关理论,运用文献学、比较研究、描述性、跨学科等研究方法,以明末清初西方医学在华传播模式为切入点,再结合当代中医药西传自身的特点来探讨中医药西传的模式,并基于这一模式,进一步探讨中医药西传的具体实现路径。论文第一部分首先回顾了中医药西传的历史概况,主要梳理了中医药西传的代表人物、内容、效果等等,分析了中医药西传的历史特征以及启示,旨在以史为鉴,借鉴成功经验;接着,较为系统全面地梳理了当代中医药在西方国家的传播现状,分析了中医药西传的促进和阻碍因素,重点论述了造成目前中医药西传困境的主要原因,为研究中医药西传的模式和探讨其具体实现路径提供史料支撑。论文第二部分,首先对明末清初西方医学在华传播的原因、内容、影响及意义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和分析,并根据传播学“7w”模式,深入剖析了明末清初西方医学在华的接受之路,总结了其传播模式。重点阐述明末清初的西方医学是在基督教神学的框架下传入中国的。为了更好地实现其传播目的,传教士采取了以中国受众为中心的传播策略,即传播者、传播情景、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分别与受众进行协调,从而减少了西方医学在华的传播阻力,提升了传播效果。接着本文对明末清初西方医学在华传播模式对当今中医药西传的借鉴意义进行了分析,结合传播学相关理论,提出了当今中医药西传的“9w”模式。论文第四部分主要根据中医药西传的“9w”模式,进一步探讨了当代中医药西传的具体实现路径。重点论述了以传播目的为基准来协调各个传播要素;组织多种形式的互动,积极吸纳受众的反馈;以临床经验技能的传播来带动中医药文化的传播;以受众为中心的中医药西传策略选择等等。

周逢年^[9]（2017）在《朱舜水思想在日传播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朱舜水是明末清初逃亡到日本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儒学者。他的实理实学思想在日本备受推崇,被称为日本孔夫子。本文运用拉斯维尔的“5W”传播结构模式,围绕朱舜水核心思想,讨论其思想在日本传播及其影响力。朱舜水思想之所以在日本及中国民国时期有如此大的影响,是因为朱舜水提出的实理实学思想适合于日本当时社会所需,励志民族革命的仁人志士;朱舜水高尚的德行和气节深受日本弟子及民众的崇敬;德川光国等高层精英对朱舜水言行的信任及对其思想的极力推崇。本文主要从朱舜水思想形成的背景、思想的传播者、思想的建构、思想传播的媒介以及受众诸方面详细讨论朱舜水思想的影响力,以及影响力的原因和对当下如何发展中日关系的思考。并得出结论:“德”和“技”的结合能够提升跨文化传播的效果。

高尚^[10]（2017）在《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接受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进入21世纪以来,推进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华民族文化相结合,被党和国家赋予重要战略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社会主义发展史,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因此,探讨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关系到中国道路选择的问题,对当前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建设无疑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的基本要点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1、一个关注焦点:即聚焦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接受机制,力求为旧题新作解析出一点新意;2、一个指导思想:即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和东方社会理论为基础,结合毛泽东的中国国情观及革命论作为贯穿全文的理论指导;3、一个分析框架:即以“冲击-反应”模式作为联结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和东方社会的桥梁,以揭示中国从封建主义经民族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作用机制;4、一组核心概念:即从文化学理论中提炼出诸如文化入侵与文化危机、文化幻觉和文化自觉、跨文化传播与文化再解释、文化涵化与文化重组等等,以此组建一个分析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传播-接受的学理系统;5、一个基本结论:即指出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接受,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胜利的重要基础。文章的基本思路如下:资本主义在近代西方的崛起揭开了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的序幕,它一方面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并把处于落后状态的东方国家都卷入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之中;另一方面又因其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制造了自己的掘墓人,推动了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兴起。西方列强对作为东方国家的中国的入侵既激化了中国的社会危机,也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并随着西风冲击和中国反应的加深,推动了中国人民逐步从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文章分别分析了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传播的外在环境与内在条件,并在文化传播理论的视野下分析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传播的三种机制:以在华洋人的新闻出版为载体的输入机制;以本土思想精英着书立说为媒介的转化机制;以学会社团宣传讲学为依托的扩散机制。与此同时则存在三种接受机制:即民族传统中对外来优秀文化的认同机制;在民族危机中应对严峻挑战的动力机制;在中外文化涵化过程中的内化机制。在方法上则借鉴哲学解释学的理论,分析外来的社会主义思想如何经过民族思想精英的本土化诠释,使中外不同的异质文化能够对接融合,实现了毛泽东所说的“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文化融合与更新,对近代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浅析李大钊跨文化传播的特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浅析李大钊跨文化传播的特点（论文提纲范文）

（1）人工智能时代冀东文化跨文化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文化传播视阈中的“李子柒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晨报副刊》新文学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东方杂志》（1904-1948）西学传播若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五四”精神及其新时代意义研究 ——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论文提纲范文）

（8）中医药西传研究 ——以明末清初西方医学在华传播模式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9）朱舜水思想在日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接受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浅析李大钊跨文化传播的特点（论文参考文献）

• [1]人工智能时代冀东文化跨文化传播研究[J]. 刘倩,沈芝,董琦,赵征,张静函. 科技传播, 2021(16)
• [2]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D]. 陈兰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3]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优化研究[D]. 牛凤燕. 山东大学, 2020(08)
• [4]文化传播视阈中的“李子柒现象”研究[D]. 陈伶.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2020(08)
• [5]《晨报副刊》新文学传播研究[D]. 崔燕. 陕西师范大学, 2020
• [6]《东方杂志》（1904-1948）西学传播若干问题研究[D]. 马晨莲. 河北大学, 2019(04)
• [7]“五四”精神及其新时代意义研究 ——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D]. 陈诗雅. 南宁师范大学, 2019(01)
• [8]中医药西传研究 ——以明末清初西方医学在华传播模式为视角[D]. 何娟. 山东中医药大学, 2018(01)
• [9]朱舜水思想在日传播研究[D]. 周逢年. 浙江大学, 2017(11)
• [10]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接受机制研究[D]. 高尚. 华侨大学, 2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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