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山东剪辫风潮述评(论文文献综述)
黄静[1](2021)在《民初剪辫风潮与民众的多种面相的反应》文中研究指明作为民国初年的1912-1916年,处于新旧剧变之际,社会风气变化巨大,在剪辫、放脚等风气变化上,体现尤为明显。民初倡导移风易俗,实行剪辫,剪辫因此就被赋予上了一种政治的意图。对于当时的剪辫风气,时人则表现出了不同的反应,这些不同面相展现出不同的社会心态。推究其造就原因,乃是历史合力的一种表现。综合研究不同民众对于剪辫的矛盾心理,则更容易了解当时人们的社会心态和所处的社会环境。
黄静[2](2021)在《民初剪辫风潮与民众的多种面相的反应》文中研究指明作为民国初年的1912-1916年,处于新旧剧变之际,社会风气变化巨大,在剪辫、放脚等风气变化上,体现尤为明显。民初倡导移风易俗,实行剪辫,剪辫因此就被赋予上了一种政治的意图。对于当时的剪辫风气,时人则表现出了不同的反应,这些不同面相展现出不同的社会心态。推究其造就原因,乃是历史合力的一种表现。综合研究不同民众对于剪辫的矛盾心理,则更容易了解当时人们的社会心态和所处的社会环境。
张雪飞[3](2021)在《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文中指出衣之于人,自人类文明伊始就如影随形、相伴相生。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倾向于遮蔽人身形体,不太强调人的生物属性和个体特性;彰显等秩阶次,关注人的文化表征和社会意蕴。晚清民国是服饰传统、规制、风格和文化剧变的重要时期,也是社会形态、社会认识、女性社会角色转轨的关键阶段。人衣关系经历了抗争与冲突、困顿与反思,在张力和矛盾中蜕变和进化。研究这一时期女性服饰变革,对于社会制度变迁、服饰文化转型、妇女解放进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论文包括四个主体部分:第一章站在人衣关系的视角,以服饰潮流的方式发掘和梳理女性服饰变革的历史脉络;第二章从纺织原料、分析并阐述产业进步、技术革新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系。从纺织原料、面料的技术革新、成衣制造方式和产业更新,以及纺织贸易市场变化三个方面,讨论服饰变革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分析产业进步、技术革新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联,也即从“衣”的层面对人衣关系的变革动力进行历史透视;第三章从带着服饰烙印的社会文化现象、伴随服饰行为的社会运动和彰显服饰主张的社会思潮这三个层面,探讨社会变革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系,剖析伴随其间的人衣关系的变化特征;第四章从夷夏之防、道器之辨、礼俗之隔和荣耻之变四大关系入手,揭示文化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内在联系,厘清服饰变革的深层机理。本文主要观点和创新如下:1.服饰潮流是一种能够同时揭示服饰变革现象和本质所在的重要载体和形式。本文试图打破以往以主流历史分期、社会变革为纲的近代服饰史叙事,以及服饰品类、服饰流派、服饰空间扩散的服饰专题分类,由人衣关系的生理要求、观念思想、社会生活、审美文化、技术支持等不同侧面考察服饰潮流的变革趋势,抽象概括出“衣以容身”“衣以立身”“衣以适人”“衣以彰人”四大服饰潮流。以服饰潮流的方式展现服饰变革的全貌,既符合服饰本身的历史脉络和嬗变轨迹,尊重研究对象本身的发展规律,又呈现服饰变革的创新性与继承性、往复性与多样性,揭示种种复杂多栖的规律和特性,为研究服饰变迁的技术、社会和文化因素提供线索和链接。2.产业技术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关系为供给带动需求、需求拉动供给给出历史的有力借鉴。纺织、服装产业发展与技术变革,特别是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化的进步,根本地改变了服饰面料性能、服用加工技艺,为服饰结构的改良和变革提供了可能的物质和工艺基础,形塑了纺织服装贸易和消费的全新格局,为晚清民国女性服饰时尚的兴起和潮流的延布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本文绘制出服饰潮流与相关因素的关联机制分析框图,展示说明了产业技术变革如何对服饰变革发挥作用,特别是对影响方式、路径和机理方面的系统阐释。技术变革是对“衣”的物理特性、生产方式、市场供给和美学价值的创新,为“人”提供可消用、选择和适配的服用方案。作为服饰消费主体的“人”根据自身的穿用需求、经济基础和消费偏好以及文化审美,影响纺织、服装的贸易市场格局,对服装原料面料、剪裁结构方式提出需求。技术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关系实质上通过改变“衣”的供给进而影响“人”的需求,“人”的需求又进而促进“衣”的技术和产业升级改革。3.社会变革与服饰变革相互促进、互为因果,服饰时而领着、时而跟着,既能动于社会变革,又从动于社会变革。一方面,社会变革是服饰变革的引领者。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妇女解放思潮启蒙、引导着近代女性以主体身份参与到社会运动之中,推动着服饰潮流的发生和传播。以珠江三角洲的“自梳”和长江三角洲的“摩登”为代表的服饰社会现象为女性服饰潮流蓄能积力;另一方面,服饰变革是社会变革的能动者。代表性女性和女性群体以或拟男化、中性化的服饰行为,或个性化、大众化的穿衣方式,推动着妇女解放,成为社会变革不容小觑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服饰既作为被社会生活、时代思潮改良和引导的主要对象,同时又充任着女性参与社会变革的道具、工具和面具。社会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内在互动,本质上是服饰与人的主体性关系。从被“衣”掩饰的“人”到以“衣”修饰的“人”,再到借“衣”立身的“人”,透过近代女性的服饰行为,抑或是社会舆论对女性服饰的评价和反应,“衣”之功能得到重新辨析,服饰下的人性得到解放,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得以进化。4.文化变革既是阻碍服饰变革的重要防线,反过来又是催化服饰变革的深层动因。长久以来,华夏服饰是区辨夷夏族群、承载文野观念的文化载体。无论是葆有华夷文化优势的历史时期还是闭关自守被强力冲击的晚清之际,拥护文化传统和民族尊严的“庙堂”及士大夫们反对服饰变革。而随着近代西方传教士的“诱导”,本来象征文明的缠足成为野蛮文明的标记,夷夏之别破防、文野之位互换,趋新大势和尊西倾向成为服饰变革的新动向。在西学东渐、西器东传的时代背景下,服制是扞卫“中体”的“重器”,象征着传统儒家文化的伦常名教、制度文物以及体统规矩,不可“轻言”变革。而在改良政治制度的维新变法时期,服制改革成为复兴民族、更易“人心”的方略,由器而道的“天演”进化论提倡优胜劣汰、强权竞争,成为推动服饰变革的重要力量。在传统礼俗社会中,服饰是“礼治”的重要媒介,以礼化俗,以礼节俗。礼乐制度的高度发展是服饰文化长期保持稳定、难以遽变的根本。晚清宗法秩序遭遇挑战,作为民众生活“风俗”的服饰改良提出变革要求,女性服饰潮流甚或走在了服制法规之前,由俗入礼。文化是慢变量,近代服饰变革的不易和反复,皆出自于文化内核“面子”、服饰面子即文化里子,能小变则不大变,能形变则不质变。而服饰变革的发端和剧变,仍需归因于文化内核“面子”。在敏感于外人观感、维护文化“面子”的同时,服饰悄然生变,服饰由宗族和伦理走向民族和国家,再走向个体和自我,“人衣关系”不再等同于纲常伦理的“人人关系”。5.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的路径并完全不遵循“器物-制度-文化”的现代化三阶段,而是多个范畴兼而有之,各个阶段均有参与。服饰变革属于物质器技,亦成为寄托人伦关系的社会制度,甚至还是文化思想的重要表征,事实上是“器物”“制度”和“精神”的“三位一体”,难以区分先后甚至彼此。整体来看,女性服饰变革是在制度层变革时生发的。反缠足运动发端于呼吁制度改革的戊戌维新,辛亥以后服饰等级制度改弦更张,服饰听取民便。新文化时期反思文化,女性服饰在更大范围、更大波次、更大程度上发生变革,服饰潮流渐趋成型,人衣关系也随之转换、调整。但局部而言,在学习西器的洋务时期,洋纱、洋布大量进驻开埠城市,上海等地的年轻、时尚、社交女性已开始穿用洋布衣。在民风开放、趋新入时的地区,原料面料、穿衣方式等物质层面的变化来的较早,相对顺利地被一部分女性所接纳,但并未涉及到服饰文化层面的对抗与哲思。对于广大乡村地区的劳动女性,质地厚实、自产自销的土布更便于劳作,物质层面的服饰变化来得更为迟滞、缓慢,或许到生产关系、社会组织发生变化之后,服饰才相随而变。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呈现出多轨道、多征候、多阶段并行不悖的复杂格局。6.服饰变革本质而言是“人衣关系”的更新与重构。服饰不是纯粹单一的自然物,而是典型的文化产物。变革时期人衣关系变化的意义在于,“人”既是具体的、个体的人,同时也是群体的、社会化的和历史性的人。“衣”既是具有物质属性的衣,同时更是代表民族风俗、承载社会功能、表征时代特征的“衣”。服饰变革之前,衣的礼治、标示、文化功能更为显着;服饰变革之中,衣的工具、道具、面具功能更加显露;服饰变革之后,衣服重归保暖和装饰的基本功能。考虑到人衣关系的复杂多元性,“人的穿着”可以分为四个层次:适身、得体、体面和得当/适境。初级层面的“适身”强调作为生物体的人和作为自然物的衣。更高级层面的“得当/适境”更看重中国文化下具有多种属性之“人”的穿衣要领和不同穿着场合下“衣”的服饰文化要素。广而言之,人衣关系甚至可能是人类的永恒主题,互动交融、和谐共彰应该是人类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
汪颖奇[4](2021)在《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上世纪交替之际,时论常常将中国比作一叶放于中流的扁舟,处于两头不到岸的处境里,这种“两头不到岸”用于形容近代中国的一个特殊的群体——过渡时代的功名士人——也极为贴切。他们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又成长于西学东渐的时空背景下,或多或少都受到新学的影响。他们亲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既不同于以往只接受过传统教育的旧士人,又区别于孕育于新式教育之中的新知识分子,扮演着士人群体新陈代谢中承上启下的角色。他们的经历与变迁,可以视为近代中国社会新旧转型的缩影。徐兆玮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人生阶段与中国近代几个重要历史阶段互相重合,出生于1867年的他青年时期经历戊戌维新,壮年时期恰逢清末新政、辛亥鼎革,晚年时期又体会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在社会的急剧变迁里,徐兆玮一生都在不断调适、转型,是时代变迁下一个鲜活的“生命体”。戊戌前后是徐兆玮的思想转型期,原本家族并不显赫的他通过科举考试取得进士功名,在地方上拓展自己的生活空间和交游网络。他由何市镇走向常熟县域,参与城区事务,并提升家族影响力。在戊戌维新的思潮中,三十而立的他开始接触新书,其阅读结构和思想发生变化。他心怀经世期许,同时秉持着传统士人教化乡里的责任感,在地方办理慈善事业、发展教育农商,开展经世实践。清末新政是徐兆玮面临的第一个关键转型期。清末新政一方面为士人提供了“立功”实践的良机;另一方面,废科举、改革教育制度,又令他们失去了维系自身文化权力的制度基础。心怀“立功”理想的徐兆玮,在常熟地方事务中虽已小有成就,但不愿株守地方,因此去京城拓展交游网络、寻求仕进之捷径。然而受限于清末官制改革的政治环境,自身竞争力不足等因,他未能成功谋取理想实缺。面对旧学不足以救亡图存,传统功名难谋个人发展的状况,徐兆玮奋然赴日游学。遗憾的是,即便游学回来,其入仕目标依然未能实现,在地方自治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浪潮中,他选择暂时返回家乡常熟,参与地方新政事务。辛亥鼎革是徐兆玮迎来的第二次转型期。对清政府的失望、通过地方自治实践积累的资本,成为他易代之际成功转型的主客观因素。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被推举为常熟县民政副长,在稳定地方秩序中起到重要作用。民国建立后,他成功当选为国会议员。从翰林院编修到成为民国“代议士”的他怀着对民国的美好期待,数次北上参加国会,但在混乱的民初议会实践里,其对政党政治乃至对民国的观感都渐趋失望。此后,他的关注重心进一步转向地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伴随着时人开始意识到器物、制度不足以救国,而唯有文化才能救国的觉醒,新一代知识分子带着民主与科学、全盘西化、提倡白话文等主张走上历史舞台。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与文化受到无情打击,徐兆玮这一代功名士人则已经逐渐步入花甲之年,从年龄到思想都已成为知识分子眼中的“老新党”。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与不合潮流的心态,推动徐兆玮的重心进一步由国到乡、由政转文。通过搜集乡邦文献、藏书编书、修撰地方志等文化活动,徐兆玮等人由“立功”到“立言”,以维持传统文化于不衰,维系自身文化权力于不坠。并在与志同道合友人的诗文唱和之中,展现着他们的身份认同与怀旧心态。此外,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近代士人身上亦有所体现,作为微观的个体,徐兆玮的“生命史”展现出开放的思想心态,理性、务实的处事作风,刚柔并济的行为面相,体现出江南文化开放包容、“刚柔并济”的文化特征。作为近代士人群体的一员,徐兆玮又反映出上承传统,下接现代的过渡一代功名士人的某些共同特征。他们面对着时代变局,应时而起、心忧天下,践行传统士人“三不朽”的人生理想,为了应付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他们追求新知、自我调适,但内心深处仍保持着对传统儒家文化、伦理秩序的认同与坚守。士人因应时势,时代亦随人事而变迁,随着近代以来求新求变走向激进化,士人内在安身立命的儒家传统文化逐渐被抛弃,士人之“道”被动摇所致的失范、脱序与危机,造成了他们心灵的“两头不到岸”之感。徐兆玮的“心灵史”体现了近代士人在政治、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国家与个人交织,“趋新”与“怀旧”杂糅、憧憬与迷茫共存的矛盾、困惑与焦虑心态。
鞠斐[5](2020)在《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性设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西方先进的纺织生产方式尚未进入上海地区之前,上海正处于农业社会手工业生产的大环境中。鸦片战争之后,《南京条约》签订,上海设立租界,机制纺织商品和动力机器纺织工厂始进入上海。此后随着上海地区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机制纺织品与新式服装逐渐成为新的生产、生活文化的标志,随后引起社会个体价值观的变化,进而连带的引发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系统的变革。在中国租界时期史上的百年之间,上海纺织服装设计在经历了西方科技本土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向现代化设计的前进方向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客观条件和人的主观能动性都成为设计现代化的推动力量。围绕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设计现状与产业背景等上海纺织、服装现代设计发展成因中最关键的基础条件,通过对这一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工业化发展和现代设计行为的研究,还原了工业生产条件下纺织、服装的产销业态和设计价值,进一步揭示了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设计的演变规律、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并探索其对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纺织、服装生产的工业化和上海城市现代化的影响、促进和提升的具体作用,以及从设计学的角度分析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设计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对上海地区消费文化变迁的影响。作为中国租界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之一,上海汇聚了20世纪初中国最活跃、最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与艺术因素,涌现出各个行业的标志性成果,聚集了大量的艺术与设计人才,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具有现代意味的设计机构。中国早期的现代纺织、服装设计便是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之下,伴随着初期民族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而迅速地涌现与成长,形成了与早期纺织轻工产品相辅相成的现代设计产业萌芽,本土的现代纺织、服装设计正是在这样的关系中悄然地、坎坷地成长起来,既从西方现代设计发展过程中提取经验,也从本土传统资源中汲取了能量,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
张雪琴[6](2020)在《政治系统分析视角下辛亥前后“剪辫令”及其实施考察》文中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发式的选择充满了政治意味,辛亥革命开启了近代中国政治变革,剪发是一项值得关注的重要举措,在此之后,发式选择成为个人私事而无涉政治,这是一种巨大的转变,但在政治学中研究尚少。辛亥前后,剪发运动兴起,社会各阶层均被卷入这场运动。在满清政府统治后期,辫发对内阻碍了经济发展和军队建设,对外不利于国家外交和塑造国民形象,因此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满清政府垮台之前,革命党人将“剪发”视为“排满”;在满清政府垮台之后,革命党人将“剪发”视为支持共和。本文以1898-1913年间的剪辫运动为观察对象,基于政治系统分析框架,重点考察了南方各独立省份革命政府颁行“剪辫令”的原因、输出的政策文本、执行过程和效果等情况。通过梳理和分析各独立省份的“剪辫令”及剪辫情况,可以发现革命政府推行“剪辫令”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推行“剪辫令”的第一阶段,倡导剪发与强剪辫子并存,剪辫子对旧有社会风气确有冲击,但是革命政府未能处理强行剪辫子的问题,遭到了民众的抵制,因此革命政府开始调整“剪辫令”,禁止强行剪辫,由此“剪辫令”的实施进入第二阶段。尽管如此,由于革命政府与反对者的诉求不同,反对者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偏好难以得到满足,“剪辫令”温和化的调整也未能让革命政府和反对者的矛盾得到缓和。通过“剪辫令”的执行过程,可以看出革命政府缺乏政治建设的经验,后续面对来自社会内部和社会外部的巨大压力时,也是难以处理得当。
陶阳[7](2019)在《生活濡化与知识演进 ——近代学人的早年学习生活(1880-1911)》文中研究指明清末民初作为近代社会文化转型的一个段落,给今天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本文想要探讨的问题是,在一个新旧交汇的过渡时代中,近代学人早年的学习生活如何影响了个体的学术旨趣和文化实践?对此,本文认为,在这一历史阶段(1880-1911年)内,一些近代学人在早年的文化学习生活中,通过接受生活的多维濡化,进行知识的积累和演进,建构起各自丰富的文化世界。这一过程中,早年学习生活所提供的知识和情感准备,交往行动模式与惯习,文化心理模式,以及具身观念和认知,构成了这一文化世界的内涵。正是这一文化世界促使个体在剧烈的近代社会文化变迁中实现由士子童生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变,或是为近代学人个体把握过渡时代的历史机遇,做出历史文化方面的贡献提供了滋养。本文的第一章至第四章,通过叙述家园空间、学堂交往、物质环境以及身体实践中所发生的学习生活,分别在知识和情感、行动模式、文化心理、具身观念这几个层面上分析、诠释了早年学习生活如何影响了个体为转型时代做出不同方面的文化贡献。从早年学习生活所提供的知识准备来说,旧学新知的积累和演进,对于不同的近代学人所产生的影响,遵循着有所差异的路径和方式。对蒋梦麟而言,其庞杂的知识系统来源,促使他最终走向了一条中西杂糅互补的“多线式”文化复合论之路。不同于中西调和路径,胡适对中学学术传统的解读和改造是一种“单线抽取”式的改造路线。而就柳亚子和顾颉刚来说,早年所浸润的旧学传统给予学人的治学路数以重要的启蒙和发端。家园生活所带来的情感准备、滋养来说,与旧学新知所粘连的家宅生活记忆为年轻的士子们离开故土和家庭,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提供了情感上的积蓄和过渡。在交往行动模式的层面上,早年学堂里的公共交往生活令过渡时代的一代学人习得了公共交往的行为模式和惯习,这种公共生活的交往惯习帮助个体不断地融入都市公共空间,从而完成由传统士绅向现代知识人的身份转变,与此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近代共和社会的都市交往生活空间增添和升华了公共性的理性内涵。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物质-身体之境构成了早年文化学习所依赖的“异质性集合”,通过浸润于其中,早年的近代学人习得了不同的文化心理模式(体现为文化心理模式、审美心理图像、“物我一体”心理图像),它们激发了文化思想的形成,构成近代学人文艺创作的艺术灵感,亦或是触发关于工业文明的认知和情感冲动。而早年学习生活中的身体实践,则赋予了转型时代的近代学人相互交织的具身观念,这种观念和力的冲突汇聚影响了他们关于身体的文化思考和实践。综上所述,本文运用教育历史叙事的方法,揭示了早年学习生活如何影响了过渡时代的学人所作的文化实践和贡献,为观察近代社会的文化和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微观的视角。
张伟[8](2019)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山西地方社会的暴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历史上任何一场民众参与的集体暴力活动的源起研究,都不应该只停留在“环境决定”或是“普遍规律”的讨论层面。如果将关注重点放在历史进程中的“人”身上,以微观的视角观察人际或是群际之间的具体互动过程,就会发现以往很多归之为“原因”的论说其实并不一定与我们看到的“结果”存在必然的关系。山西义和团运动的特点之一,便是极其剧烈的暴力活动和杀戮行为,如何解释这一过程学界其实并没有进行过较为细致的探讨。本文以“接触性”为切入点来分析地方社会的暴力活动,便是基于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过于看重“背景”和“影响”,而轻视“过程”的研究范式的反思。因为对暴力活动过程的关注,才会在“求真求实”的原则下,更为深刻地检验以往所探究的“背景”和“影响”的准确性和说明程度。而对于山西的义和团运动兴起原因的讨论,以往研究的重点,诸如因物质利益冲突而来的传教士干预诉讼,或是因文化冲突而来的反教流言等反面的影响,在具体的历史时空里,这些情形或许只是山西民众“仇洋”、“仇教”的重要原因,但这却并不能直接促使他们参加义和团、从事集体性的暴力活动,“原因”到“结果”的发展过程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直接。而从山西的官员、地方士绅、普通民众、传教士、教民之间的具体互动来看,回归集体行动的“政治性”的思路,或许才能有效诠释他们之间的关系--从敌视到对峙,再到暴力相向的发展--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但是,以往对清廷的“反洋”态度如何与山西地方社会广泛的连接起来却一直缺乏有效的解释。笔者在“现实性”和“非现实性”分析方法的基础之上,以“接触性”为切入点,聚焦于具体社会情境中各方主体的社会互动,从而得出山西义和团兴起和发展的过程:毓贤在遵从“筹兵”命令背景下在山西倡议练拳,但是山西官府始终没有在组织上有效控制义和团,只是将“反洋”的观念不断向地方社会传播。由于政见不同和力量强衰等原因,山西各地的地方官又普遍缺乏与义和团的互动,“反洋”观念只能以地方社会的理解并实践开来,最终形成了官民一致“反洋”的背景下各行其是的混乱局面。
黄薇[9](2019)在《劝说与规训:基督教与近代上海社会风尚》文中指出从鸦片战争后西方帝国主义入侵到新中国成立的一百多年里,处在中西文明冲突与交汇点上的上海,社会生活与中国传统习俗发生了明显的偏离和变化。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已经有大量的研究,但迄今尚无专门着眼于西方基督宗教传播对上海社会风尚的影响。实际上,直到上个世纪中叶,上海一直是西方在华传教运动的中心。天主教和新教在上海的传教与社会事业,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占有较大的份额和突出的地位。因此,作为城市宗教与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社会生活的变迁,无疑受到了包括基督宗教文明在内的西方文明的巨大影响。此前数量众多的以上海近代化为题的研究着作中,多将“西方”视作一个整体,很少注意到他们因不同的身份、国籍、行业、宗教信仰等,而产生的差别。本文即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劝说”和“规训”两个维度,探索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环境下在华基督教会与传教士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关注点的变迁,及其对上海社会风尚造成的影响。“劝说”是指通过运用各种策略,使被劝说者愿意采用劝说者提出的意见或行为趋向。“规训”则是一种“权力—知识”相结合的产物。在文化上的规训,即通过文化风气的熏陶,风俗习惯的养成,乃至意识形态的灌输,从而将其纳入到与规训者相同的文化语境中,减少“西方人”在殖民化过程中产生的冲突和摩擦。本文依据传教士出版的各种回忆录、书信集,中外教会机构的档案,教会出版机构出版的大量书籍、期刊等中西文献,展开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全文共分六章,楔子部分阐述了鸦片战争前,西方世界各种游记、笔记里的中国形象,以及传教士初来中国时在生活上的各种摩擦与碰撞;第一章按照时间顺序大致勾勒了基督宗教在近代上海的发展历史,简要描绘了基督教的传教情况,及其在中西思想交流、学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慈善等方面的作用;第二章主要讨论了基督教东来后,与上海本土文化相遇时的摩擦。教会如何旗帜鲜明地反对诸如缠足、溺婴、一夫多妻等陋俗;第三章讨论了基督教倡导的城市生活理念,诸如合理饮食、积极运动、俭朴衣着、注意公共卫生等;第四章聚焦于基督宗教对于神职人员、中国教牧的日常规训,以餐饮、衣着、居家环境等要求为例,反映出基督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双向互动;第五章讨论了基督宗教在上海这个城市环境下,如何对教徒进行道德约束以及灵性的培养,以及如何实施适度的惩戒。本文最后认为基督教是随着西方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侵略而的,但基督教所倡导的伦理道德,其中包含人类社会某些基本的价值观,为上海城市的现代化提供了部分道德基础,因而能引起上海本土文化的共鸣。基督宗教在上海的福音事业,对城市现代化有积极的作用。但是作为这些观念主要的言说者和传播者,传教士们无法摆脱时代及其自身身份的局限性,这就决定这些观念影响的有限性。尤其是20世纪以后,中国社会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帝爱国运动,特别是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的兴起,使得基督教会与传教士渐渐处于社会的边缘角色,虽然留下雪泥鸿爪却并不能给上海城市社会风尚的变化带来决定性的影响。
张勇丽[10](2019)在《清末民初新闻人英敛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旨在以英敛之满族下层旗人、天主教徒和着名新闻人的三重身份特征,全面梳理英敛之的新闻实践活动,剖析新闻人英敛之与法国天主教势力、旗人英敛之与清末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客观全面认识在“天主教徒”和“满族人”等身份交织影响下的“新闻人”英敛之的新闻活动及其新闻思想在当时中国尤其是北方新闻业中的影响及历史贡献。内容主要涉及英敛之人生道路转折研究、新闻活动研究、与天主教、清末政治和辛亥革命之关系研究、新闻思想研究等方面,在结语中对英敛之的历史地位作了归纳性阐释。第一部分探讨英敛之人生道路的三次转折:从底层的满族人成为信奉天主教的满族人,又从信奉天主教的满族人成为信奉天主教的满族报人,再从声名显赫的“舆论娇子”成为离世脱俗的“隐士”。三次人生转折与时代、社会和人物个性、人物出身、人物信仰紧密交织在一起,对英敛之的新闻活动和新闻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满族下层旗人的出身、生性好道的个性使其一直追寻挽回世道人心的办法,并因此与“博爱合群”的天主教结缘。成为天主教徒对英敛之一生影响重大;通过《益闻录》等天主教报刊开始涉足新闻界。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使英敛之意识到变法自强的重要性,决意通过办报继续戊戌政变后一度中断的变法事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创办《大公报》的新闻活动和新闻思想的主要内容。文章第二部分探讨英敛之的新闻实践活动。选取清王朝政治改革的早、中、晚三个阶段,系统梳理了英敛之创办和主持《大公报》期间在“拒俄运动”、“抵制美约运动”和“四川保路运动”中的态度和变化,呈现英敛之爱国主义和满族主义情绪的交织、矛盾和抉择。隐退之后英敛之的新闻活动着重于借助报刊宣扬天主教、为天主教辩诬和推动天主教中国化运动以及募捐赈灾等公益慈善事业。通过对英敛之新闻实践活动的梳理,可以发现其以一生报刊实践践行着“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的报刊理想和人生信条。文章第三部分首先探讨了英敛之与清末政治(清末新政、君主立宪及君主)之关系。研究了英敛之推动清廷“预备立宪”以巩固清王朝统治而进行的舆论宣传,详细梳理了英敛之对清王朝统治从充满希望到逐渐失望的态度演变过程。认为英敛之虽对亲贵专政不满,但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仍为保存清廷统治、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摇旗呐喊,表现浓郁的宗族情结。在“族”“国”二选一困境中,英敛之顺应时势接受共和政体以保存国家,展现了宗族情绪和爱国主义双重价值夹缝中报人英敛之的矛盾、挣扎和最终选择,肯定了英敛之的爱国情怀。其次考察了英敛之与法国在华天主教势力(包括法国天主教和法国领事馆)的关系及其演变。考察了创办《大公报》时期英敛之对法国天主教势力的巧妙借助、《大公报》创刊初期双方短暂的“蜜月期”、报纸出版后不久英敛之即陷入与法国天主教势力的纠集矛盾,以及最后彻底摆脱法国天主教势力控制的详细过程,展示了晚清报人在清朝统治集团和洋人势力双重压力为实现“言论救国”的报刊理想经历的曲折和艰难。最后研究英敛之与辛亥革命及共和之关系,考察了英敛之对辛亥革命和民主政权的关系和态度变化,呈现了英敛之在辛亥首义爆发到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这一阶段态度的转变过程,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第四部分是对英敛之新闻思想的研究。提出了英敛之新闻思想有三个来源的观点,以之为主线从新闻功能观、新闻自由观、新闻本体论、新闻编辑思想等方面探讨英敛之富有特色的新闻思想,归纳出英敛之以“政治救亡、延续朝廷”为核心的新闻实践;以“服务社会、引导民众为先”的新闻独立精神;以“仁爱合群、改造人心”为办报宗旨的新闻追求等新闻思想特征。通过对英敛之人生经历、新闻活动、新闻思想的全面梳理,本文认为《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是一个在外敌侵略面前主张自强兴国的爱国新闻人;是一个在封建专制环境下推进君主立宪的进步新闻人;也是一个迷惘无奈借助天主教“聚心育民”的宗教新闻人;更是一个在氏族情感上忠于清廷但未逆民主共和大势的明智新闻人,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应具有相应的历史地位。
二、近代山东剪辫风潮述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近代山东剪辫风潮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3)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选题缘起与意义 |
0.2 服饰变革文献综述 |
0.3 研究思路、框架与内容 |
0.4 研究方法与史料来源 |
0.5 创新点 |
第1章 人衣关系表里之辨——女性服饰潮流 |
1.1 衣以容身:松绑解放,开禁易俗 |
1.2 衣以立身:性别反叛,异中求变 |
1.3 衣以适人:简便合体,文明质朴 |
1.4 衣以彰人:流曲赋形,纳西慧中 |
1.5 思考与讨论:人衣关系的历史脉动与文化嬗变 |
第2章 经纬不辍纺新织异——产业进步、技术变革与女性服饰变革 |
2.1 有里有面:面料及其生产 |
2.1.1 纺、缫技术与原料更新 |
2.1.2 机织技术与质料革新 |
2.1.3 印染技术与纹样、色彩嬗变 |
2.2 有型有样:成衣及其制造 |
2.2.1 家庭生产 |
2.2.2 拎包客与前店后场 |
2.2.3 半标准化与标准化生产 |
2.3 有价有市:纺织贸易以及市场 |
2.3.1 纺织原料、纺织品贸易和市场 |
2.3.2 成衣市场及贸易 |
2.4 思考与讨论:纺织和制衣产业技术变革下的人衣关系 |
第3章 觉与不觉咸与维新——社会变革与女性服饰变革 |
3.1 局隅生变:带着服饰烙印的社会现象 |
3.1.1 广府地区缫丝女工与“自梳”现象 |
3.1.2 上海城市女性和“摩登”现象 |
3.2 起而求变:伴随服饰行为的社会运动 |
3.2.1 戊戌维新和不缠足会 |
3.2.2 辛亥前后的民权革命和女子参政运动 |
3.2.3 新文化和女学生爱国平权运动 |
3.2.4 新生活的反摩登实践与国货运动 |
3.2.5 社会运动中的女性角色和服饰角色 |
3.3 论而思变:彰显服饰主张的社会思潮 |
3.3.1 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 |
3.3.2 妇女解放思潮 |
3.4 思考和讨论:社会变革维度下的人衣关系 |
第4章 易服不易表里乾坤——文化变革与服饰变革 |
4.1 防与不防:“夷”“夏”文野观念转变 |
4.2 尊与不尊:“道”“器”体用概念解体 |
4.3 禁与不禁:“礼”“俗”治理秩序重构 |
4.4 变与不变:“荣”“耻”面子文化演进 |
4.5 思考与讨论:文化变革维度下的人衣关系 |
余论 |
5.1 余论 |
5.2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后记 |
(4)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缘起 |
二 学术史回顾 |
三 研究思路与理论借鉴 |
四 研究对象分析与资料介绍 |
第一章 戊戌前后徐兆玮的经世期许与思想变动 |
第一节 “从何市到常熟”:地方社会中的家族与权势网络 |
一 何市镇状况 |
二 徐氏家族及姻亲网络 |
第二节 “乡谊”与实践:徐兆玮的社会交往与经世期许 |
一 社交网络与交游活动 |
二 守望乡邦与道德教化 |
第三节 “青萍之末”:从阅读世界看维新思潮与士人思想变动 |
一 维新思潮的出现 |
二 旧学与新知:徐兆玮的阅读结构 |
小结 |
第二章 清末新政时期徐兆玮的“立功”实践与转型 |
第一节 徐兆玮的“立功”期望与翰林公务生活 |
一 共预新政的地方士人 |
二 入京动机与翰林公务生活 |
第二节 徐兆玮居京的社会活动与谋官生态 |
一 在京社会交往 |
二 日常活动空间 |
三 京师政治生态与个人状态 |
第三节 应变:游学日本的动机、体验与心理感受 |
一 游学动机与对异邦的想象 |
二 观光游历的感官体验 |
三 对都市文明的理性思考 |
四 阅读选择与关注焦点 |
小结 |
第三章 权变与调适:辛亥鼎革前后的政治抉择 |
第一节 从翰林编修到国会议员:辛亥前后徐兆玮的身份转型 |
一 由国到乡:归国谋职失利后转向地方自治 |
二 1911年再次入京失望到离京返乡 |
三 民政副长到国会议员:鼎革之际的身份转化 |
第二节 1913至1923年的参政议政实践与民国印象 |
一 1913年的国会议政实践与心态变化 |
二 国会恢复与徐兆玮的无心留恋 |
第三节 国会议员与地方资源争夺——以争夺农村师范分校为中心 |
一 事件缘起与常熟士绅因应 |
二 事件转机与士绅分歧 |
三 士绅裂化与纷争结束 |
小结 |
第四章 “五四”之后由“立功”到“立言”的新取向 |
第一节 五四“潮流”之外的士人:徐兆玮对国事日渐疏离 |
一 渐趋排斥:徐兆玮对五四新文化的态度 |
二 小镇隐居:1920年代江南士绅隐逸的一种方式 |
三 由政转文:隐逸期间的文化活动 |
第二节 士绅文化权力的延续:以《重修常昭合志》为中心 |
一 从参与到总纂——徐兆玮接任《重修常昭合志》的编修工作 |
二 《重修常昭合志》的体例与书写 |
三 地方志中士人文化权力的实践 |
第三节 结社与文化认同——以虞社诗文唱和为中心 |
一 虞社创办与发展 |
二 文化认同:徐兆玮与虞社同人的诗文唱和 |
三 科举功名士人的其他文化活动 |
小结 |
余论 士人因应的区域比较——以徐兆玮、刘大鹏为例 |
参考文献 |
附录 |
1-1 徐氏家族世系图 |
2-1 徐兆玮在京日常活动统计表 |
2-2 徐兆玮在北京出行去处统计表 |
4-1 光绪《重修常昭合志》与民国《重修常昭合志》对照表 |
4-2 1931年虞社社员名单 |
4-3 1928至1937年《虞社》各期刊载情况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5)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性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选题的缘起 |
二、研究的背景 |
三、选题的依据 |
四、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选题意义 |
第二节 工业化与现代设计问题的提出与尺度 |
一、工业化与现代设计——问题的出发点 |
(一)什么是工业化 |
(二)现代化社会中的现代设计 |
(三)现代设计行为的主体 |
(四)工业化范围的界定与运用尺度 |
(五)社会的现代化与设计的现代化 |
二、租界时期上海的工业化商品范式 |
第三节 研究现状评述 |
一、租界时期上海社会背景研究 |
(一)综合性研究 |
(二)租界与历史、政治、社会思想、文化 |
(三)科学思想与科学技术 |
(四)经济、人口、生活与风俗 |
(五)租界时期社会发展论文举要 |
二、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生产研究 |
(一)历史、综合性研究 |
(二)纺织科技、行业及专门史研究 |
(三)纺织技术及工程研究论文举要 |
三、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设计的产生与发展研究 |
(一)租界时期设计历史、思想、文化类 |
(二)纺织、服装设计编着与着作 |
(三)纺织、服装设计论文举要 |
(四)相关设计类着作及论文举要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五节 研究的内容与创新 |
一、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
二、研究的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一)研究的重点 |
(二)研究的难点 |
(三)研究的创新点 |
第一章 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设计的工业化与现代化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的界定 |
一、租界时期历史中的上海 |
(一)时间的界定 |
(二)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社会性质的界定与经济形态特征 |
(三)租界与现代性纺织、服装工业的发展关联 |
二、纺织服装工业生产及现代设计的相关概念 |
(一)动力机器与纺织服装工业化生产范围界定 |
(二)纺织、服装机制商品、民生设计属性及现代性概念界定 |
(三)现代纺织服装设计发展阶段界定 |
三、纺织、服装的“产业链”与“多元化”的销售模式 |
(一)上海开埠前传统的手工产销业态 |
(二)上海开埠后上海地区市场的变化 |
(三)租界早期上海纺织商品流通渠道的多重性 |
四、纺织、服装生产经历的工业化变革 |
(一)两次西方工业革命的影响 |
(二)民族纺织工业的产生与艰难发展 |
(三)租界时期上海纺织产业链的更迭 |
第二节 动力机器纺织、服装的生产要素 |
一、上海地区纺织原料的发展变革 |
(一)近代上海地区纺织原料的改进 |
(二)纺织原料加工方式的变革 |
(三)近代上海地区纺织品印染原料的演变 |
二、劳动者的类型与转变 |
(一)手工劳动者与现代工人 |
(二)外地人、本地人与外国人 |
(三)裁缝学徒与纺织女工 |
三、生产组织形式和工具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 |
(一)动力机器纺织、服装工业的生产组织形式 |
(二)纺织、服装生产机器 |
(三)纺织、服装机器生产工艺 |
四、动力机器纺织、服装的工业化范式 |
(一)机制纺织商品种类与范式 |
(二)机制服装商品种类与范式 |
(三)上海家用纺织品的现代性体验 |
(四)上海人着衣的现代性体验 |
第三节 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设计的发展关联 |
一、欧风美雨之吹沫——西方文明传播的效力 |
(一)上海的市政建设与现代化城市的影响 |
(二)租界时期西方文化在上海的传播 |
(三)西方审美影响下的城市新面貌 |
二、工业化与现代纺织、服装设计行为的发生 |
(一)上海纺织工业的发展变迁 |
(二)租界时期上海纺织工厂创办简况 |
(三)工业化条件下的纺织、服装生产 |
三、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一)缫丝、丝织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二)棉纺织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三)针织及棉复制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四)毛纺织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五)动力纺织机器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四、现代化与现代纺织、服装设计行为的发生 |
(一)东方服饰之都演绎的海上繁华梦 |
(二)文化转型与纺织服装设计的“现代性” |
(三)纺织服装设计文化功能的嬗变 |
第二章 传输与移植:纺织、服装工业的初发萌芽 |
第一节 西方纺织、服装工业初入上海 |
一、租界的设立与上海的崛起 |
(一)租界初立时期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 |
(二)租界与华界的巨大差异 |
二、“十里洋场”与“奇技奇器” |
(一)接触西方工业文明的起点 |
(二)从棉布商业看上海早期的洋布市场 |
(三)早期洋货市场的局限性 |
三、内外贸易与纺织商品流通的初步发展 |
(一)上海地区棉布商业的“现代性”萌发 |
(二)交通的发展与商品行销范围的扩大 |
(三)从生产到消费的间接流通 |
四、手工纺织的停滞与动力机器纺织的孕育 |
(一)欧洲动力机器纺织的迅猛发展与落后的中国近代科技 |
(二)上海手工纺织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
(三)外资纺织工业进入上海 |
(四)洋务运动与上海本土纺织工业的萌芽 |
第二节 “古法趋新”与本土纺织服装设计的工业化萌芽 |
一、上海地区纺织、服装的传统产销业态 |
(一)手工纺织生产规模的演变 |
(二)纺织、服装商品的直接流通 |
(三)上海地区手工纺织生产设计特征的转变 |
二、传统手工纺织业中孕育的工业化种子 |
(一)古代纺织科技的发展脉络及其影响 |
(二)高度完善的手工机器和纺织工艺 |
(三)动力纺织机器的雏形 |
(四)“中间技术”的过渡 |
三、西方技术、商品转移中工业化观念的渗透 |
(一)晚清上海传统纺织与西式纺织设计生产之差异 |
(二)传统纺织产品与西方机器纺织产品之差异 |
(三)伴随西方科技带来的新思想 |
(四)技术转移与工业化观念转变 |
四、西方纺织生产技术变革带来的上海纺织工业革命 |
(一)纺织生产原材料的开拓 |
(二)纺织生产机器的更新 |
(三)纺织生产动力的改进 |
(四)化学染料对传统染料的超越 |
第三节 技术之“变” |
一、纺织技术体系的开放性转变 |
(一)异质文化交流与物质层面交锋 |
(二)中国古代纺织技术体系的非开放性特征 |
(三)近代上海纺织科技的开放性转变 |
二、早期上海纺织工业中先进的纺织技术举要 |
(一)洋商创办的缫丝工厂 |
(二)从缫丝技术看生产方式的差异 |
(三)上海机器织布局与新式棉纺织机器 |
三、“格致”与纺织生产技术的变革 |
(一)《格致汇编》与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与传播 |
(二)《格致汇编》中的西方纺织技术 |
(三)自上而下的自救运动与“格致”的传播 |
四、轻盈棉布的“现代”意味 |
(一)以土布为代表的传统手工艺 |
(二)以机制棉布为代表的现代机制商品 |
(三)机制棉布的物质性与文化性 |
(四)机制布与仿机制布:现代性的认同与模仿 |
第四节 渐进的科技发展与设计工业化观念的形成 |
一、“有识之士”对“格致”的推动作用 |
(一)新式学堂与西学学校 |
(二)派遣留学生 |
(三)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学校的建立 |
(四)办学是传播和振兴科技的重要途径 |
二、“格致”与上海纺织工业萌发 |
(一)科学技术是本土纺织工业化产生的重要基础 |
(二)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分工加深是工业化萌芽的动力因 |
(三)上海地区现代化社会发展的必然性趋势 |
三、“格致”的传播与上海现代纺织、服装设计思想的萌芽 |
(一)新旧兼容的思维模式与科学思想 |
(二)“排斥”、“不安”与“崇尚”:上海地区社会主流群体的态度变化 |
(三)移风易俗与文明进步 |
第三章 传授与效法:纺织、服装设计的因地制宜 |
第一节 百万人口大都市与“外资兴业时代” |
一、移民入迁与现代化都市的形成 |
(一)人口变迁与社会变革 |
(二)人口结构与社会分层 |
(三)地缘关系与地域性社会关系构成 |
(四)人口、文化与设计目的转变 |
二、上海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与纺织工业的发展关联 |
(一)文人墨客眼中的现代化生活 |
(二)西式休闲娱乐活动的传播 |
(三)现代化都市的逐步形成 |
三、“外资兴业”与上海地区现代设计行为的诞生 |
(一)工业生产与现代设计行为发生 |
(二)工业化精神的影响与设计观念的转变 |
(三)新材料的引进与设计条件的变革 |
第二节 “仿行西法”与本土纺织、服装设计的工业化雏形 |
一、上海纺织行业产销业态的突破和变革 |
(一)外资纺织企业的示范作用 |
(二)“条约”对本土棉纺织工业的积极影响 |
(三)国家政策的推行对上海纺织工业发展的积极影响 |
二、民族纺织、服装工业的起步 |
(一)内外因共同作用下的民族纺织工业起步 |
(二)“易服运动”与本土机制服装业的起步 |
(三)本土纺织、服装机器制造产业的起步 |
(四)动力机器的重要作用 |
三、新旧交替之间呈现的早期纺织、服装设计工业化特征 |
(一)民族纺织、服装工业诞生的根源 |
(二)“平等”、“享乐”与“现代性”的本土设计师 |
(三)纺织、服装工业起步阶段的设计特征 |
第三节 技术之“践” |
一、新型纺织技术的实践 |
(一)动力缫、纺技术的实践 |
(二)动力织造技术的实践 |
(三)动力机器印花、染整技术的实践 |
二、西方纺织技术的本土化适应过程 |
(一)民族缫丝、轧花机器制造专业的先行发展 |
(二)纺织工业发展影响下的民族棉纺织、针织机器制造业 |
(三)丝绸工业的兴起和丝织机器的仿制与改良 |
(四)仿制、改造的能力与本土化的适应过程 |
三、轻薄夏衣:产品设计的拓宽与生活方式的改良 |
(一)纺织产品的拓宽 |
(二)面料出新及剪裁进步推动下的服装及纺织产品拓宽 |
(三)轻薄夏衣与衣着方式的改良 |
第四节 工业化冲击下的上海纺织设计的继替与突破 |
一、西方科学技术对近代上海纺织技术的影响 |
(一)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对外传播 |
(二)中国古代手工纺织机器与西方动力纺织机器的比较 |
(三)科技流通对上海纺织技术发展的重要影响 |
二、西方纺织机器的传入与传统纺织、服装生产的巨大变革 |
(一)纺织原料与机器材质选择的突破 |
(二)操作方式的变化 |
(三)缝纫机和现代服装手工业改良 |
(四)机制织物令手工织物逐渐成为文化遗存 |
三、设计的“焦点”效应与现代设计思想的初践 |
(一)机制织物和西式服装的“焦点”效应 |
(二)租界内外服装工业化的区别与设计的联系 |
(三)工业化生产与纺织、服装设计的现代化动因 |
(四)现代性纺织、服装设计思想的初期实践 |
第四章 变革与惟新:纺织、服装设计的推陈出新 |
第一节 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进程中的进退消长 |
一、民国时期民族纺织工业的大规模兴起 |
(一)华商纺织企业繁荣发展 |
(二)纺织品销售的变革 |
(三)“大上海”计划与民族纺织、服装工业的黄金时代 |
二、民族品牌与博览会 |
(一)世界博览会与纺织、服装品牌的国际传播 |
(二)民族主义推动下展开的全国展览会 |
(三)对民族固有样式的突破与国家形象的呈现 |
三、战争是近代上海纺织、服装设计发展的分水岭 |
(一)“孤岛时代”纺织、服装工业的式微 |
(二)“孤岛”时期纺织、服装产业的畸形发展 |
(三)绝望的抗争:民族纺织、服装企业在压迫中前进 |
第二节 民族纺织、服装工业发展的差异性、趋向性与地域性比较 |
一、上海地区参差不齐的纺织行业衍变过程 |
(一)非同步性的纺织行业发展 |
(二)以棉纺织业为首的行业结构 |
(三)纺织企业集团化的发展趋向 |
二、不同地区纺织工业化的先后及纺织工业基地的形成 |
(一)上海开众多纺织行业之先河 |
(二)江浙地区纺织设计生产的继承与发展 |
(三)租界时期纺织工业分布区域的迁移 |
三、近代上海地区服装与纺织行业衍变的比较 |
(一)纺织、服装行业内产销模式的差异性 |
(二)对动力机器的依赖性造成的行业衍变差异 |
(三)“量身定制”、“特异独行”与阶级象征性造成的服装行业衍变 |
第三节 技术之“革” |
一、传统织物基础上的突破性技术创新 |
(一)纺织机器的技术创新与民族机器纺织商品的新特征 |
(二)对舶来织物质感的仿效 |
(三)基于传统丝织物基础上的技术与产品创新 |
二、廉价材料转化为美:人造丝的混织与印染应用 |
(一)人造丝的诞生和混织应用 |
(二)人造丝与近代上海丝织品种的拓宽 |
(三)进口动力织机与混纺机织物 |
(四)“化学反应”中的技术革新 |
三、技术的变革与纺织、服装设计的“现代性” |
(一)现代化纺织产品设计的变革 |
(二)泳装与上海新运动时尚 |
(三)构建现代生活的新面貌与对地区形象的重新塑造 |
第四节 本土纺织、服装设计的民族意识觉醒 |
一、外资纺织、服装企业的垄断和压迫 |
(一)上海地区外资棉纺织工厂的发展与垄断 |
(二)日商纺织集团掀起的在华纺织事业高潮 |
(三)进口毛纺织商品和外资毛纺织工厂的垄断和压迫 |
(四)压迫之下掀起的国货运动与民族认同 |
二、国货运动对本土纺织、服装工业发展的推动力 |
(一)国货运动与“民族认同” |
(二)《国货样本》与民族纺织、服装工业的现代化 |
(三)《国货样本》与国货认识 |
(四)纺织、服装构建的设计身份认同 |
三、现代性纺织、服装设计构建的物质文化与价值导向 |
(一)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上海物质文化构建 |
(二)社会阶层文化差异下纺织、服装的物质文化表现 |
(三)民国中期的时装展演:现代性物质文化的价值导向功能 |
第五章 融合与变迁:双轮驱动下的上海纺织、服装设计 |
第一节 上海是中国近代纺织、服装设计的大本营 |
一、纺织、服装行业是现代设计行为发生的河床 |
(一)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的现代设计定义与定位 |
(二)现代设计区别于传统设计的重要特征 |
(三)现代美术思想与现代设计观念的产生 |
二、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设计、教育产业 |
(一)租界时期上海的设计机构、教育机构和学术科研团体 |
(二)纺织教育与现代性纺织、服装设计 |
(三)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设计着作的诞生与发展 |
第二节 租界时期上海纺织设计的“革旧鼎新” |
一、实践的智慧:纺织机器的本土化改良与设计创新 |
(一)租界时期上海纺织生产工具设计的发展历程 |
(二)纺织机器的仿造、改良与创新 |
(三)上海纺织机器设计的工业化特征 |
二、多元化的纺织图案设计创新 |
(一)纺织图案设计的引进和图案设计专业的建立 |
(二)中西绘画差异与纺织图案设计风格转变 |
(三)纺织图案设计是构建艺术与制造之间的桥梁 |
三、纺织产品设计及品牌意识的觉醒 |
(一)纺织产品的开拓创新与民族纺织品的商标设计 |
(二)纺织品广告设计与传播、消费关联 |
(三)地缘文化影响下的现代纺织设计 |
第三节 “服色时易”与近代上海服装设计的发展变迁 |
一、服装设计与上海“文化地图”中的服饰文化识别 |
(一)一个时代的“影像” |
(二)“变化多端”的设计形式 |
(三)现代服装设计是文化结构变化的先锋 |
二、本土服装设计的变化与突破 |
(一)西方文化影响下服装形制的变化 |
(二)侨民着装影响下的搭配方式变革 |
(三)真正的童装:本土儿童服装设计的诞生 |
三、时尚意识与社会追求:“迥异”的男、女服装设计趋向 |
(一)保暖、礼仪和身份识别:服装功能的演进 |
(二)差别化与多样化:租界时期上海地区服装设计的工业特征 |
(三)改良旗袍与中山装:两种设计经典的物化呈现 |
第四节 、文明转型与纺织、服装设计的互动趋向 |
一、现代化生活方式的蜕变与现代设计的体现 |
(一)文明的教化与民俗的改变 |
(二)西式婚礼服:民俗改良在服装设计中的体现 |
(三)纺织、服装广告对现代化生活方式构建的影响 |
二、租界时期上海消费文化与设计的现代性 |
(一)西方侨民消费方式的影响与百货公司对新式消费的建立 |
(二)阶层的分化与品味的培养:上海消费文化的改变 |
(三)设计的现代性与审美的现代性 |
三、“人”的现代性与设计的现代性 |
(一)源自设计、生产与消费环节的“人” |
(二)设计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文化关联 |
(三)上海都市文化对现代设计的影响 |
结论 |
第一节 上海现代纺织、服装设计的特点与研究价值 |
第二节 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工业变革与现代设计行为的诞生与发展的关系以及深层原因 |
第三节 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工业化对现代设计的启迪 |
一、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现代纺织、服装设计对当代设计的启示 |
二、在异质文化交流中再获新生 |
附录 |
参考文献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6)政治系统分析视角下辛亥前后“剪辫令”及其实施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文献综述 |
(一)发辫研究 |
(二)辛亥革命剪辫研究 |
三、研究思路及创新 |
第一章 清末剪发运动的兴起 |
第一节 辫发问题的起源 |
第二节 逐步蔓延的剪辫新风 |
第二章 革命党人“剪辫令”的输出 |
第一节 “剪辫-革命”逻辑的形成 |
第二节 各省先后出台的“剪辫令” |
第三章 “剪辫令”的执行反馈 |
第一节 “剪辫令”的执行 |
第二节 支持剪辫的原因 |
一、支持革命者:企盼革新 |
二、投机革命者:谋取私利 |
第三节 反对者的消极反馈 |
一、守旧政治精英的抵抗 |
二、普通平民的消极抵抗 |
第四节 反对剪辫的原因 |
一、损害经济利益 |
二、难有政治利益 |
三、违背文化偏好 |
第四章 “剪辫令”的调整及评价 |
第一节 政策反馈后的政策调整 |
第二节 “剪辫令”的评价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生活濡化与知识演进 ——近代学人的早年学习生活(1880-1911)(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问题意识 |
三、对研究时段、对象和概念的说明 |
(一) 研究时段的限定 |
(二) 研究对象的选择标准 |
(三) 早年学习生活的内涵 |
四、学术史回顾 |
(一) 近代儿童的学习生活 |
(二) 近现代知识分子童年研究 |
(三) 近代中小学生史研究 |
五、研究意义 |
(一) 学术意义 |
(二) 现实意义 |
六、研究的方法与过程 |
第一章 家园:情感和知识流动的物理空间 |
一、“空间”在教育生活研究中的内涵流变 |
(一) 权力、表征与主体性 |
(二) “非表征”理论的关照 |
二、家宅空间里的情感和知识流动 |
(一) 新旧转换间的矛盾和粘连 |
(二) 学术传统的继承和演进 |
三、对家乡自然空间的多元体验 |
(一) 本真感知:文人自然审美传统的蜕变 |
(二) 另类体验:自然作为客观异己的对象 |
四、小结 |
第二章 学堂:公共行动发生的社会空间 |
一、理论视角:公共交往与惯习 |
二、学堂公共生活的交往议题 |
(一) 学堂公共事务协商 |
(二) 政治与时事议论 |
(三) 知识与情感交流 |
三、公共交往中的主体和行动结构 |
(一) 主体间网络 |
(二) 言语行动结构 |
四、早年学堂公共交往的文化意义 |
(一) 社会公共交往生活的练习 |
(二) 公共交往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镶嵌 |
五、小结 |
第三章 物境: 文化模式习得的日常生活 |
一、物质文化理论的视角:翻滚在凡尘俗境中 |
二、家庭仪式: 时空秩序中的“礼/俗”体验 |
(一) 晚清士绅家庭仪式的分类 |
(二) 过渡仪式中的“礼”与“俗” |
(三) 作为文化复合模式的时空秩序 |
三、地方戏曲: 声色世界里的美学感染 |
(一) 鲁迅与目连戏 |
(二) 地方戏曲的魅力 |
四、动物与儿童: 物我同一中的人性濡化 |
五、声光机电: 西方新奇物件引发的触动 |
六、小结 |
第四章 身体: 具身实践中的力量交织 |
一、学习生活中的身体内涵 |
二、姿态与疾病: 自主与从属的张力 |
(一) 合影: 身体自主的影像讲述 |
(二) 疾病: 对身体自主的挑战 |
三、食物与服饰: 品味中的“土/洋”纠缠 |
(一) 洋布长衫与身份定位 |
(二) 味觉中的大俗与大雅 |
四、口语与书面: 白话学习的听觉景观 |
五、小结 |
第五章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后记 |
(8)义和团运动期间山西地方社会的暴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和思路 |
二、学术史回顾 |
(一)关于义和团运动的研究 |
(二)关于民间暴力活动的研究 |
三、研究方案 |
(一)研究方法 |
(二)拟解决问题 |
(三)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四、相关概念 |
第一章 诉讼:民教之间的现实冲突 |
一、鸦片战争之前的司法状态 |
(一)“息讼”政策和民间调解 |
(二)“讼棍”:传统的干预词讼 |
二、教士:观察晚清社会的新渠道 |
(一)段振举地亩案始末(1861-1872) |
(二)影响教案持续的要素分析 |
(三)民教冲突与暴力 |
(四)新旧“讼棍”的比较 |
三.小结 |
第二章 流言:民教之间的文化冲突 |
一、个案研究:“黑风”流言 |
(一)“黑风”考释 |
(二)义和团运动期间的“黑风”流言 |
二、流言的“位置”与作用 |
(一)两种文化交流下的心理分析模型 |
(二)流言的位置 |
(三)流言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 |
三、小结 |
第三章 “接触性”:民间暴力活动的类型分析 |
一、以“接触性”为切入点的原因 |
(一)对“现实性”、“非现实性”分析方法的反思 |
(二)何以“接触”?--以剪辫事件为例的说明 |
二、接触性暴力:从械斗到“随社”纠纷 |
(一)械斗:暴力的日常形态 |
(二)晚清时期的“随社”纠纷 |
三、非接触性暴力:从叙事到仪式 |
(一)地方叙事的逻辑 |
(二)仪式的相通性:以“马裨”为例 |
(三)义和团运动与文化合理性 |
四、小结 |
第四章 接触性暴力中的“激活者” |
一、以往社会暴力形成原因的探讨 |
(一)封建王朝统治的“内在矛盾”所导致 |
(二)因争夺各类资源、权益所引起 |
(三)自然灾害所引起 |
(四)具有政治野心的民间人士鼓噪发动 |
(五)义和团兴起的“激励”机制 |
二、接触性暴力中的“激活者” |
(一)“政治大亨”:以守旧派官僚集团为中心 |
(二)“暴力专家”: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地方武装 |
(三)各行其是: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官民活动 |
三、小结 |
第五章 非接触性暴力中的“激活者” |
一、传说、仪式与社会关系 |
(一)既断且连:官民之间的传说和仪式 |
(二)权力支配:传说、仪式与民间暴力 |
二、反洋旗帜下的理想与现实 |
(一)观念传递:清政府如何动员义和团? |
(二)各有所衷: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暴力观念 |
三、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9)劝说与规训:基督教与近代上海社会风尚(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动机及研究回顾 |
(一) 选题意义 |
(二) 部分概念界定 |
(三) 研究回顾 |
二、史料运用 |
(一) 在沪出版的教会期刊概述 |
(二) 其他史料 |
楔子: 到中国去! |
(一) 想象中的异邦 |
(二) 艰难的开始 |
第一章 近代基督宗教在上海的传播和发展 |
一、成功与失败: 基督教在沪的早期活动 |
二、挑战和回应: 条约体制下基督教在上海的传播 |
(一) 开埠初期上海城市发展与移民潮 |
(二) 鸦片战争后上海天主教发展 |
(三) 基督新教在上海的发展 |
三、调整与适应: 蓬勃发展的福音事业 |
四、吸纳与融合: 城市生活中的西方元素 |
第二章 劝说: 基督教反对什么? |
一、传教士与在华西人的反缠足运动 |
二、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禁烟运动 |
三、传教士对近代中国女性生活的认识和批判 |
四、传教士对中国一夫多妻制的再诠释 |
第三章 劝说: 基督教赞成什么? |
一、性别与任务: 怎样做一个好妻子 |
二、健康与卫生: 怎样居住在大城市? |
(一) 教会与城市公共卫生 |
(二) 个人生活与卫生理念 |
三、滋养与修饰:怎样做一个近代都市人? |
(一) 西食东渐 |
(二) “假辫子”和“剪辫子” |
四、观剧与体育:怎样做一个时髦的青年 |
(一) 走,我们看戏去 |
(二) 运动也快乐 |
第四章 规训:宗教戒律中的行为养成 |
一、餐食有礼、进退有度 |
二、都会时尚与着装规训 |
(一) 教会的基本着装理念 |
(二) 服饰变革风潮下的教会着装取向 |
(三) 时尚潮流中的基督教会的规训 |
(四) 女传教士的时尚天性与自我规训 |
三、居住环境的布置 |
第五章 :规训:灵性追求和道德约束 |
一、基督徒的日常生活 |
二、基督徒的娱乐休养 |
三、基督教会的规训与惩戒 |
结论: 基督宗教在上海:殖民沧桑中的“文化掮客” |
附录一: 汉语基督教文献库中日常生活类文献书目 |
附录二: 近代江南地区出版饮食类书籍 |
附录三: 近代教会在沪文化机构选录 |
附录四: 本文主要图表目录 |
附录五: 主要参考文献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参加的项目 |
致谢 |
(10)清末民初新闻人英敛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的现状述评 |
一、英敛之的生平与经历研究 |
二、英敛之的新闻思想研究 |
三、英敛之的新闻活动研究 |
四、相关研究的不足及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
第三节 研究的主要内容、创新点及不足 |
一、研究内容 |
二、创新点 |
三、研究的不足 |
第一章 英敛之人生道路转折与社会环境 |
第一节 从下层满族人成为信奉天主教的满族人 |
一、家世并不显赫的满洲旗人 |
二、历经艰辛后信奉天主教 |
三、英敛之放弃儒释道皈依天主教的原因与影响 |
第二节 从信奉天主教的满族人成为信奉天主教的满族报人 |
一、与皇室“淑”女联姻 |
二、恐因言获罪远避滇越 |
三、庚子奇祸无完卵 |
四、友人出资邀办报 |
第三节 从名声显赫的“言论骄子”成为出世离俗的“隐士” |
一、民国初创与英敛之退隐 |
二、英敛之退隐原因探析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英敛之的新闻实践活动研究 |
第一节 报人生涯的开端 |
一、诗文投稿《益闻录》初涉新闻界 |
二、通过“提问”与《格致新报》初识 |
三、撰写“论说”在维新报刊发声 |
第二节 新闻生涯的峰巅:《大公报》十年 |
一、《大公报》创办前天津的新闻环境 |
二、英敛之创设《大公报》对社会关系的“借助” |
三、英敛之时期《大公报》与社会运动 |
第三节 退隐后借助新闻媒介的有关活动 |
一、提倡创办天主教报刊 |
二、利用《大公报》宣传天主教 |
三、在报刊发声为天主教辩诬 |
四、撰文鼓吹天主教“中国化”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英敛之与天主教关系研究 |
第一节 创办《大公报》中对法国在华天主教势力的借助 |
一、筹创《大公报》时期对天主教的“借助” |
二、天主教“多方”助力英敛之创设《大公报》动因剖析 |
第二节 与法人在华天主教势力的短暂“蜜月期” |
一、在“教案”报道中“护教” |
二、宣扬天主教教义引导中国旧风俗改良 |
第三节 与法国在华天主教势力的“抵牾纠结”期 |
一、天主教对英敛之及《大公报》的“两手” |
二、英敛之对抗天主教的“两手” |
第四节 摆脱法国在华天主教势力对《大公报》的干预 |
一、拒俄运动成为英敛之“亲日疏法”的导火索 |
二、日俄战争期间《大公报》的舆论立场及馆址迁移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英敛之与清末政治研究 |
第一节 英敛之与“清末新政”关系之研究 |
一、主张改革社会政治生态 |
二、致力开智化俗为推行新政奠定民智基础 |
第二节 英敛之与“预备立宪”关系之研究 |
一、《大公报》呼吁“预备立宪”的言论 |
二、英敛之支持、监督清廷推行预备立宪的言论 |
三、推动社会改革以适应“预备立宪” |
第三节 英敛之与清朝“君主”关系之研究 |
一、真诚称颂“英明果敢”的光绪帝 |
二、遵循前朝遗诏支持摄政王辅政 |
三、失望于摄政王任用亲贵的辅政举措 |
四、默认隆裕太后降“退位”旨以保国家和平统一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英敛之与辛亥革命关系研究 |
第一节 促成辛亥革命的三重势力 |
一、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是辛亥革命的发动者兼领导者 |
二、立宪派是辛亥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辅助力量 |
三、西方列强是辛亥革命取得胜利的间接推动力量 |
第二节 英敛之对辛亥首义及共和态度之演变 |
一、为清廷维稳献计做最后呐喊 |
二、对武昌起义和革命党人的态度发生变化 |
三、关注君主民主立宪政体之解决 |
第三节 英敛之对创设民国和南北和议态度的变化 |
一、指责革命军在议和期间选举临时大总统是“行共和专制” |
二、批评孙(中山)推袁(世凯)继任大总统是“私相授受” |
三、批评朝廷与民军和谈拉锯是“各谋私利” |
四、顺应民心大势认同共和政体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英敛之的新闻思想研究 |
第一节 英敛之新闻思想的三个来源 |
一、传统士人“修齐治平”理想的现代化转换 |
二、西方资产阶级新闻理念的影响 |
三、天主教“仁爱合群”观念的糅合 |
第二节 英敛之新闻思想的主要内容 |
一、英敛之关于“新闻功能”的思想 |
二、英敛之关于“新闻自由”的思想 |
三、英敛之关于“新闻本体”的思想 |
四、英敛之的报刊编辑思想 |
第三节 英敛之新闻思想的主要特征 |
一、以“政治救亡、延续朝廷”为核心的新闻实践宗旨 |
二、以“服务社会、引导民众为先”的新闻独立精神 |
三、以“仁爱合群、改造人心”为办报宗旨的新闻追求 |
本章小结 |
结语 |
一、在列强侵略面前主张自强兴国的爱国新闻人 |
二、在封建君主制度下推进君主立宪的进步新闻人 |
三、迷惘无奈借助天主教“聚心育民”的宗教新闻人 |
四、在氏族情感上忠于清廷但未逆大势的明智新闻人 |
附录·英敛之新闻活动日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四、近代山东剪辫风潮述评(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初剪辫风潮与民众的多种面相的反应[J]. 黄静. 地方文化研究辑刊, 2021(02)
- [2]民初剪辫风潮与民众的多种面相的反应[J]. 黄静. 地方文化研究辑刊, 2021(02)
- [3]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D]. 张雪飞. 东华大学, 2021(01)
- [4]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D]. 汪颖奇.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5]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性设计研究[D]. 鞠斐.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1)
- [6]政治系统分析视角下辛亥前后“剪辫令”及其实施考察[D]. 张雪琴. 南京大学, 2020(04)
- [7]生活濡化与知识演进 ——近代学人的早年学习生活(1880-1911)[D]. 陶阳.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2)
- [8]义和团运动期间山西地方社会的暴力研究[D]. 张伟. 山西大学, 2019(01)
- [9]劝说与规训:基督教与近代上海社会风尚[D]. 黄薇. 上海大学, 2019(02)
- [10]清末民初新闻人英敛之研究[D]. 张勇丽.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