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信息化对我国信息服务业的影响探析(论文文献综述)
韩美琳[1](2021)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文中指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是我国备受关注、持续多年、任重道远的经济话题。近些年,关于“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章虽然很多,大多都是从产业经济学视角,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阐释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和规律。也有部分学者应用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列宁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理论,解析产业结构变迁,但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分析并不多见。本文则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高质量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相关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更是对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理论的应用和补充。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一话题,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引出的。此前的通常提法都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或“产业结构调整”。几种不同的提法虽然在含义上彼此相似,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被提上日程却意味着结构性矛盾已经相当突出,解决问题的期盼也十分紧迫。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使中国经济的短板暴露无遗。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大量的过剩产能,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因此,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基础上,又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一要经济增长稳定、区域城乡发展均衡、以创新为动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要产业布局优化、结构合理,不断实现转型升级,并显着提升产业发展的效益;三要具有一流竞争力、质量的可靠性与品牌影响力,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方法。“高质量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是统一的。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至关重要一环,能够加速“高质量发展”进程;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高质量发展”势必会倒逼产业结构进行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强做优”。(1)可见,“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经济工作的牛鼻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是理解和指导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阐释的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部类内部不同生产部门(行业)之间,必须保持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这种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一旦遭到破坏,产业结构就会出现失衡,供需关系扭曲,我国经济出现的大量过剩产能,就是违背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的结果。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学说,是诠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钥匙。科技进步条件下,资本积累不断追加,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总是以技术的进步、创新为前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产业资本的配置方式必然会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逐步向更高层次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既是资本构成向高度化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固有特征。马克思的产业竞争理论,阐释了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竞争结果优胜劣汰,不仅不是资源的浪费,而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途径。产业竞争理论启示我们,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2)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习近平总书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和“高质量发展”学说,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实现途径和原则。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全面分析国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高质量发展”是统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和原则。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质的飞跃。纵观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经过几个阶段的调整、优化,转型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而言任重道远。现存的结构性问题是: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次不高;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究其问题成因可从七个方面概括:一是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二是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三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不佳;四是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五是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六是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七是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上不够到位。存在的问题成因说明,以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忽视效率和效益的发展方式和理念,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原理和要求。因此,痛定思痛,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开阔视野,本文在借鉴美、日、德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验基础上,针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的问题及成因,遵循“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理念,从五个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一是从宏观制度层面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二是从中观产业技术层面强调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三是从微观企业层面呼吁提升自主创新和科技研发能力;四是从企业运营机制角度要求转变经营管理模式;五是从市场供给端发力,强调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认为,决定和影响产业结构如何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而思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也是综合性的。它不仅涉及到政府、企业、个人不同的市场主体,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能够收获提高产业竞争力的积极效应,而且还要承受企业破产员工下岗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必须要求深化财税、金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制度改革配套跟进,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扫清障碍。总之,只要我们坚定改革信心,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会迈出更快步伐。
李晓峰[2](2021)在《信息服务业演变及其对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文中认为在数字经济和信息消费的带动下,我国信息服务业规模稳步增长,步入稳中向好的发展阶段。在2019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达到3269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7%,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3.3%;在2020年,其增加值达到38214亿元,同比增长16.9%,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达到3.76%。信息服务业是信息产业中的软产业部分,是连接信息设备制造业和信息用户之间的中间产业。随着信息技术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不断渗透,信息服务业呈现服务网络化、应用平台化、软件服务化,产业融合化发展态势。不断提升信息服务业的供给能力,持续深化信息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对实现传统产业结构优化,效率效益双提升,对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要实现信息服务业供给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充分发挥信息服务业作为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效用,需要回答以下问题:一是信息服务业自身发展演变有何规律,包括信息服务业内部结构的演变特点以及信息服务业对其他产业供给和需求的演变特点;二是在我国现有技术条件下,作为信息服务业重要组成之一软件部分在总量以及细分行业生产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是否已然成为与劳动要素、资本要素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生产要素参与生产过程,实现价值增值;三是从产业关联角度,细分产业对信息服务业的供给推动和消耗拉动作用是否在不断增强;四是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信息服务业如何抓住新一代信息技术兴起和发展的战略机遇,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为回答以上问题,本文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一是厘清信息服务业的内涵和外延,揭示其自身演化发展的特点。本文通过对信息技术进步与信息服务新业态涌现进行归纳总结,研究了在2007年至2018年期间科技型、生产型和消费型信息服务业发展变化的趋势和特点,信息服务业内部结构演化发展特点以及科技型、生产型和消费型信息服务业内部结构演化发展特点。二是以投入产出视角,研究了 2007年至2018年期间信息服务业与三次产业以及国民经济细分部门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的演变特征。在研究信息服务业对细分部门供给与需求的变化趋势时,分别计算了2007年至2018年期间信息服务业对细分部门分配与消耗的分布概率、偏斜系数,构建了分配与消耗的洛伦兹曲线以及帕累托曲线,从而揭示信息服务业对细分部门分配和消耗的演化特点。通过构建完全消耗累积-完全供给曲线探析了细分部门之间间接分配存在差异的原因,通过构建完全分配累积-完全消耗曲线探析了细分部门之间间接消耗存在差异的原因。通过产业波及分析,揭示了信息服务业及其子行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和影响力演变规律。三是将软件资本存量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进行研究,构建了劳动-传统资本-软件资本三要素两级嵌套标准化CES生产函数模型,测算了在我国当前技术水平下,软件要素、传统资本要素以及劳动要素在总量生产函数以及细分部门生产函数中的替代关系以及各自的贡献率。对细分部门软件资产增长率与经济指标增长率是否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并以检验结果为目标函数,研究了软件资产在经济指标中的占比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构建总量生产函数时,采用构建的1995年至2002年期间新增固定资产数据以及国家发布的2003年至2017年期间新增固定资产数据作为投资序列,分别对我国1995年至2017年共23年时间跨度的总量、三次产业以及细分部门的固定资本存量进行了系统估算并验证了估算方法的合理性和估算结果的准确性。在进行CES生产函数参数估计时,分别采用了非线性局部优化、全局优化以及局部-全局优化相结合的迭代算法,提高了估算的准确性。在研究细分部门软件资产占比对其发展的影响时,对在2007年至2018年期间完整披露软件资产情况且披露数据呈平稳序列的539家上市公司的软件资产增长率与营业收入增长率、利润增长率、利润收入比增长率以及增加值增长率等指标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而后,以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为目标函数进行数据挖掘分析,探讨细分部门软件资产在经济指标中占比的范围以及占比的增长率对细分部门发展的影响。四是以产业关联理论为指导,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探析了 2007年至2018年期间三次产业以及细分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前向推动和后向拉动作用的变化趋势,测算了细分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直接供给在细分部门中间需求中占比以及细分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直接消耗在细分部门中间供给中占比的变化趋势,从而更加准确的揭示了细分部门与信息服务业融合程度不断加深的发展特点。五是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编制了 2017年宏观SAM和对应的39部门微观SAM。在对当前国内和国际形势进行细致分析后,以一般均衡理论为指导,以前四个部分研究成果为基础,引入价格激励机制以及不完全替代关系,构建了以劳动要素、传统资本要素和软件要素作为初始投入的开放型信息服务业CGE模型,分别模拟了人民币贬值2.59%,出口受挫(国际商品价格下降5%),资本要素价格上涨5%,劳动要素价格上涨5%等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以及对信息服务业进行税收优惠,加大对信息服务业投资等政策冲击单独以及复合叠加冲击对国内生产总值、国内市场供需、进出口、生产要素需求、居民收入、居民福利、企业收入以及政府收入等指标的影响并从经济运行的角度进行了解释,探讨如何在新发展格局下发展信息服务产业,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开放型信息服务业CGE模型的建立,将价格激励机制以及不完全替代关系引入模型,量化了各部门在经济约束范围内最优化行为。通过对信息服务产业政策的模拟,探明信息服务业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从而为信息服务产业政策制定提供了数据支持和理论指导。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有:一是信息服务业是信息技术不断创新发展的结果,也是信息技术持续进步的重要推手。信息技术进步与信息服务新业态涌现呈现明显的互动关系,即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信息服务新业态的涌现,而信息服务新业态的广泛渗透为信息技术的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并催生出新的信息技术需求。在2007年至2018年期间,科技型、生产型以及消费型信息服务业总量均呈增长趋势,互联网及相关服务业在三种信息服务业态中均呈增长趋势。科技型信息服务业与生产型信息服务业在信息服务业中的占比呈增加趋势,内部结构不断优化,即信息传输服务业占比在逐渐降低,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比在逐渐提高。与科技型信息服务业和生产型信息服务业相比,我国消费型信息服务业规模相对较小且消费类型主要以信息传输服务为主。消费型信息服务主要供给对象为城市居民,农村居民消费规模较低。在2007年至2018年期间,电信、广播和卫星传输等业务正在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相关增值服务迁移,依托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服务业态范围不断扩大。二是在2007年至2018年期间,第三产业在信息服务业总供给和总消耗中所占份额显着增加。信息服务业与第二产业的间接经济联系更紧密,而与第三产业主要以直接经济联系为主。信息服务业具有非常强的内生增长性,其在2007年至2018年期间对自身的直接消耗增长约5.5倍,完全消耗增长了约5.8倍。信息服务业对细分部门存在不均等分配和不均等消耗且不均等程度在逐渐加大。由于间接分配和间接消耗的存在,信息服务业直接分配和直接消耗的不均等程度均高于完全分配和完全消耗的不均等程度。信息服务业对细分部门的间接分配差异来源于细分部门完全消耗累积的不同,而信息服务业对细分部门的间接消耗差异来源于细分部门完全供给累积的不同。在信息服务业的子行业中,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信息传输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较强而拉动作用不显着,属于强制约部门。三是采用本文构建的1995年至2002年新增固定资产数据和国家统计发布的2003年至2017年新增固定资产数据作为投资序列对我国1995年至2017年期间总量资本存量进行估算,估算结果更加合理准确。软件要素在总量和部分细分部门生产函数中提高了要素间的替代弹性,促进了要素资源高效合理流动,发挥了降本增效的作用。当软件资本存量作为独立要素进入总量生产函数时,劳动要素与传统资本要素的替代弹性,技术效率参数以及规模报酬参数均提高。当软件要素与劳动要素进行合成时,将提高劳动要素的贡献率。在细分部门生产过程中,随着软件资产占比的不断提高,软件要素、劳动要素以及传统资本要素之间由不显着替代关系逐渐演变为显着替代关系,由弱替代关系逐渐演变为强替代关系。在539家上市公司中,软件资产增长率与营业收入增长率等经济指标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比例高达82.2%,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比例达到40.1%。数据挖掘分析结果表明:细分部门软件资产占比对经济的影响呈现“回归”特点。软件资产在营业收入等经济指标中占比过高,将存在软件资产占比上限,如果继续追加对软件要素的投资,将会出现“过度投资”问题;软件资产在营业收入等经济指标中占比过低,则存在软件资产占比下限,如果不能及时追加对软件要素的投资,将会出现“投资不足”问题。四是第三产业对信息服务业的直接消耗和直接分配均显着高于第二产业对信息服务业的直接消耗和直接分配。而由于第二产业对信息服务业的间接消耗效应较第三产业更强,从而缩小了第三产业对信息服务业完全消耗与第二产业对信息服务业完全消耗的差距。整体来看,细分部门与信息服务业的融合程度呈现逐渐加深趋势。五是人民币贬值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总供给中的出口供给而抑制了国内总需求中的进口需求,提高就业,但会造成物价上涨,存在通胀的风险。国际商品价格下降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总供给中的出口供给而促进了国内总需求中的进口需求,导致失业率提高,经济发展趋缓。资本要素价格上涨或劳动要素价格上涨均使生产成本上升,进而使国内总需求下降。细分部门因分属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以及要素间替代关系不同而呈现差异性变化趋势。对信息服务业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或加大对信息服务业的投资力度均对国民经济产生正向作用。在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时,将通过“政府让利信息服务类企业”,进而惠及对信息服务高消耗类产业,最终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路径实现。在实施加大对信息服务业投资力度的政策时,则通过提高信息服务业需求,进而带动信息服务业高消耗类企业发展,最终促进整个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实现。在劳动要素价格上涨或资本要素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加大对信息服务业投资力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或者抵消因要素价格上涨而对经济产生的负向作用。
周璐璐[3](2021)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数字经济之所以成为拉动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是因为数字经济依托先进的现代信息通信技术,为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提供更为灵活、创新、高效的解决办法和工具,因此也带了来新的发展机会和渠道。庚子年春,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多国经济的停摆、国际贸易的中断给社会发展、经济生产带来强烈的打击。然而,在这种逆境之下作为经济发展新驱动力的数字经济表现出独有的韧性,彰显出不受各管环境影响的免疫力优势,也为区域经济恢复提供了力量。根据联合国2020年度投资监测报告数据显示,世界FDI流量下降42%,下跌幅度到达金融危机以来最大值,看得出来,全球疫情的爆发对国际直接投资产生不利影响,但是中国的外资流入却显示出逆势增长的态势,根据数据显示,中国FDI流入量增长4%,数额达到1630亿美元,在其他国家FDI明显下跌的同时,中国在吸引外资上超过美、欧盟,已经成为世界最具外资吸引力的国家之一。OECD在报告中指出数字经济发展正在影响着国际投资政策,并且数字经济发展使得全球投资模式发生改变。有国外学者研究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满足各国数字密集型国际产品需求的重要前提条件,因此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是通过数字经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基本条件。通过梳理国内外有关数字经济研究的文献,查阅各大机构对数字经济的解释,对数字经济的内涵进行总结,并探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吸引外资产生影响的理论基础与作用机制。然后,根据数据统计结果,了解了我国各省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各地区、各行业利用外资的情况,总结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产业特征与发展优势,以及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和地区的特点。其次,搜集我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2011至2019年数字经济和利用外资的面板数据,并且将31个省份进一步划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建立了以互联网宽带接入数、大学生数量、科研人员数量、资本投入、企业信息化为解释变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回归模型,运用Stata 15进行数据处理,建立回归模型得出实证结果,进一步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互联网宽带接入数、大学生数量、科研人员数量、企业信息化和电子商务交易量都对我国吸引外资有显着的促进作用,数字素养在本模型中没有表现出显着的影响,但是经研究证明,数字素养对于数字经济发展来说存在一个滞后期,虽然不能马上显示出促进作用,但是从长远看,提升民众的数字素养对于技术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最后,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数字经济更好发挥作用提出了合理的政策建议。
于长钺[4](2020)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指出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期,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下一代信息网络产业、电子核心产业、新兴软件和新型信息技术服务、互联网与云计算、大数据服务、人工智能等。它具有创新性最活跃、带动性最强、渗透性最广等特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对于提升我国科技创新实力、培育新经济增长点、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在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需要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为突破口,紧抓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的历史性交汇期,加快抢占未来科技和产业竞争制高点,构建全球竞争新优势。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对我国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如何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内涵特征出发,深入探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机理、剖析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找出影响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因素,尚需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本文从相关理论和研究现状出发,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评价为抓手,通过评价,得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指数,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指数为因子,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影响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外部因素,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效应之间的关系。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第一,梳理并分析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相关理论基础与文献,以产业发展理论、经济演化理论、技术创新理论和扎根理论为基础,从信息技术产业影响因素、信息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影响、信息技术产业动态演化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回顾,掌握了相关领域研究现状,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评价、影响因素分析、经济增长效应分析提供了理论支撑。第二,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演进机理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形成的基本条件、基本特征、发展现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等不同方面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进行了细致的刻画。第三,构建了一种基于动态演化视角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科学合理地评价了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水平。基于扎根理论,采用质性分析软件MAXQDA,对从CNKI数据库中检索出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通过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对相关数据进行清洗、钻取、试探性质性分析和理论饱和度检验,构建了包含60项指标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评价初始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采用最大信息系数MIC与欧氏距离相结合的K-means聚类算法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筛选的方法,该算法充分利用MIC能够较好处理高维数据的优点,以及欧氏距离能够准确定位聚类中心的特点,从两个方面对K-means算法进行了改进,一是聚类中心点选取,提出了以欧氏距离均值为中心的临时聚类中心选择方法,每次聚类时,选择与该临时中心欧氏距离最远的点作为新的聚类中心;二是聚类原则,采用MIC值代替欧氏距离值。仿真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在迭代次数、聚类正确率方面具有优势。通过该算法,探索建立了由40项指标组成的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其中沿用21项指标,新增19项指标;分别采用熵权法、时点权重法计算出静态视角和动态视角下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指数,基于2011-2017年我国29个省域的面板数据,对指标体系的合理性进行了验证,并从全国、区域、省域、具体指标四个维度对评价结果进行了相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随着政府出台政策的不断优化,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呈上升趋势发展。(2)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3)区域排名变化整体变化不大。(4)要大力发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带动性、渗透性和融合性作用。第四,构建并验证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影响机制理论模型。基于扎根理论,通过关联矩阵结构分析和选择性编码,找出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影响因素,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影响机制模型。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指数作为因变量,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和分位数回归模型,从实证角度,量化分析了人力资本水平、基础设施水平、金融水平、产业结构水平、经济开放水平、城镇化发展水平在不同阶段、不同区域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产生的影响,为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较单一维度下传统线性回归、固定效应回归等模型,提高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的有效性、稳定性。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地域,各因素的作用水平各不相同。从横向来看,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成长期,基础设施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是产业起步的关键,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深入发展,这些生产要素所能发挥的作用接近极限,而人力资本水平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则呈上升趋势。从纵向来看,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成长期,基础设施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比人力资本水平的作用强;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期,人力资本水平的因素逐渐凸显;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成熟期,人力资本水平成为最重要推动要素。从地域来看,在东部发达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对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具有显着促进作用,且作用力日益提升,基础设施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对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也是正向促进作用,但其促进作用伴随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逐步减弱。产业结构水平和经济开放水平只有当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较为成熟时,才会发挥正向促进作用;在中部地区,基础设施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起着显着的促进作用,城镇化发展水平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成长期也会有正向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关键在于基础设施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在西部地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中也发挥着正向促进作用。第五,提出了基于PVAR模型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经济增长动态效应分析方法,并通过动态面板GMM估计、脉冲响应函数、预测误差的方差分解,实证分析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本文利用2011-2017年我国29个省域的数据和计算得出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指数,在数据平稳性检验、最优滞后阶数计算的基础上,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指数为因子,构建了适用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的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通过动态面板GMM估计、脉冲响应函数、预测误差的方差分解,检验二者相互冲击情况。研究结果表明,(1)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与经济增长存在动态均衡关系,两者相互促进,但两者的促进关系是非对称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效应,而经济增长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则是短期效应;(2)两者的贡献度不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比较大,而经济增长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贡献度比较小。第六,依据产业集群理论,采用空间计量模型,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指数为因子,实证分析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与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关系。鉴于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实证研究尚待深入且大多忽略了空间因素,本文依据产业集群理论,应用空间自相关检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考察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与经济增长的空间相依性,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本文基于2011-2017年我国29个省域的面板数据,构建了由基础设施水平、经济开放水平、人力资本水平等控制变量组成的空间计量模型。研究结果表明,(1)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显着的空间依赖性,两者之间依存性和集聚性现象明显。(2)从模型的对比效果发现,考虑空间因素的空间计量模型要优于普通面板模型。由此得出,在选择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地区时,应该充分考虑空间因素,优先考虑周边拥有一定产业基础的地区、进而形成空间联动效应。第七,提出了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以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现状分析为基础,依据所提出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大力支持和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积极引导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聚集发展、因地因时施策统一协调发展、全面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等对策及建议。总体而言,本文在理论研究方面,弥补了当前研究领域存在的不足;在实践方面,结合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加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对策和建议。上述研究成果,对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和指导意义。
李荣胜[5](2020)在《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信息技术正在改变经济社会格局,关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从整个全球信息技术发展及其应用历程来看,信息技术进步不断激发新产业的形成,驱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当前世界经济格局看,各国正在经历新一轮的产业调整和升级,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引领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在快速信息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期,我国在5G、移动互联网、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AI)等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进步中,能否紧扣信息技术进步的关键环节,信息产业、非信息产业以及产业生态能否跟得上信息技术升级的步伐,能否在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的同时提升经济效率,这一系列问题一直萦绕在笔者的脑海,而现有研究成果无法找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这激发了作者的研究兴趣,特以“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研究”为题,坚持问题导向,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研究思路,拟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研究。这不仅对丰富产业经济学相关理论具有一定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指导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的实践具有一定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研究内容。一是对信息技术、产业升级以及二者之间关系方面最新、重大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和评价,形成借鉴,接受启迪。二是在理论上,重新审视信息与信息技术的关系及其重要性,揭示信息、知识、数据与信息技术演变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探讨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的动力和传导机制;一方面从全球语言、文字、纸张、电报、电话、计算机、互联网、区块链、AI等信息载体技术和信道技术发展历程和应用中,归纳新兴产业的形成和产业结构升级规律和特点,另一方面考察我国信息化建设的历史与特点,将二者对比分析,揭示“信息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本质。三是在实证上,选取能够反映我国信息化技术发展水平、产业升级及其经济效应的指标体系,构建熵值法权重模型(Entropy Weighting Method)、固定效应(Fixed Effects Model)等计量模型,采用中介效应逐步法(Causal Steps Approach)以及超效率DEA包络分析等分析方法,测度我国信息技术发展水平,验证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内、产业间和产业生态化升级,分析居民消费支出在信息技术与产业升级关系中的中介作用,考察信息技术对产业升级的运营效率以及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效应。四是揭示我国信息技术发展、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中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得出四个方面的结论。一是我国信息技术水平稳步上升。本文通过构建“二步三级”指标体系,在熵权法赋予各项指标权重基础上合成了信息技术水平发展指数,并且该指数显示2001-2018年我国信息技术发展指数稳步上升。二是验证了信息技术水平对产业升级具有较显着影响。从60个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结果来看,信息技术发展对产业升级有显着影响的实证结果有48个,其中具有正影响的43%,负影响的占37%,二者占所有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结果的80%。三是消费在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中有一定中介效应。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内升级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结果显示,在60个模型中,人均消费支出在其中的48个模型中起到完全或部分中介效应,占比80%,说明人均消费支出在信息技术对产业内升级、产业间升级和产业生态化升级的大部分指标均起到一定的中介效应。这也验证了信息技术直接或者通过消费间接驱动产业升级的基本论点。四是总体上信息技术对产业升级的经济效率相对稳定。通过超效率DEA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在2002-2018年我国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运营效率的均值为1.0239。按照模型效率判断标准,该经济效率值大于1,反映该期间全国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整体上有效率。本研究主要创新之处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把信息技术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在着眼信息技术及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供给侧同时,把信息类和非信息类产品的需求侧也考虑在内,在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问题的研究中实现了供给侧和需求侧在分析上的有机结合。第二,重新审视信息与信息技术的重要性,揭示信息、知识、数据与信息技术演变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探讨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的动力和传导机制,从全球语言、文字、纸张、电报、电话、计算机、互联网、5G、区块链、AI等信息载体技术和信道技术发展历程和应用实践中,归纳新兴产业形成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规律,结合我国信息化建设的历史实践阶段,对比分析了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的特点和本质。第三,本文把信息技术对产业升级的促进效应和经济效应相结合,不仅研究了信息技术对产业内升级、产业间升级和产业生态化升级的促进作用,证明了消费在该作用过程中起部分或完全的中介作用,而且还发现了我国信息技术在促进产业升级的同时,却伴随着某些年份、某些省份、某个阶段缺乏经济效率的问题。这对学术界和实践领域深刻、全面认识信息技术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杨角[6](2020)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实现路径研究》文中指出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促进城市发展绿色转型,大力推进绿色城镇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当前在绿色发展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下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所要面临的一个重大而又紧迫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同时也是今后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和必然趋势。本文通过综合借鉴政治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学科相关重要理论和研究范式,基于比较客观而又丰富详实的数据资料,通过运用文献分析法、灰色关联度评价法、案例研究法以及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演变历程、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及其可能的原因、我国绿色城镇化的理论机理、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实践经验总结及其对我国的借鉴启示以及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和现实路径等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科学、客观深入、细致严谨地分析、论证和研究。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历程可分为起步发展阶段、稳步发展阶段、深入发展阶段以及蓬勃发展阶段等四个阶段;人口压力问题、资源短缺问题、生态环境污染与破坏问题以及城镇布局不当与规模结构不合理问题是现阶段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资源环境承载力薄弱的现实国情、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经济利益驱动、过快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速度、城镇化建设重心偏离以及部分城镇居民环保意识观念淡薄、我国民间环保公益组织力量薄弱、新闻媒体与舆论监督作用略显不足等均是造成当前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的客观原因。第二,与传统城镇化不同,绿色城镇化是城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是追求更高层次的绿色城市建设,从而推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良性互动发展。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能够优化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是通过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整体向下移动或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左移两种途径来实现的;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系统具有优化或胁迫作用。反过来,生态环境系统对城镇化同样具有促进或约束作用。城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两大系统之间这种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交互耦合关系就构成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内在运行机理;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发展演变可划分为绿色治理阶段和绿色文明阶段两个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城镇绿色发展方式不尽相同。第三,从2012—2017年: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虽然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不大,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整体不高;该阶段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整体呈现波浪式上升趋势,并且可明确划分为三个演变阶段;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基本呈现出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的总体格局,并且这一总体格局尚未出现较大改变,东部地区城市绿色发展实力依然最强,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城市绿色发展实力依然相对较弱,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表现出较大的区域不平衡性和空间分异性,梯度分布特征较为显着;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状况呈现出显着的规模特征,城市规模越大,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和状况就越好;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状况还呈现出显着的行政级别特征,城市行政自主性权利越大,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和状况就越好。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政府环境规制是影响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因素、技术创新因素和政府环境规制因素对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有着显着的正向影响。第二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对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有着不显着的负向影响。第四,国外绿色城镇化实践起步较早,目前其已积累起极为丰富的成功经验。这些国家既包括美国、日本、德国、瑞典、丹麦、挪威、瑞士、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众多发达国家,同时也包括巴西、南非等部分发展中国家。北京、上海和贵阳是国内践行绿色城镇化理念和实践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它们在这方面起步较早,发展水平居于国内领先地位,并且已经积累起了比较丰富的成功经验。总结与分析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实践的共同经验与普遍规律对今后推动我国绿色城镇化实践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第五,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在绿色城镇化发展中的关系、要高度重视绿色城市规划的重要引领作用、要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政府重要的引导作用、要构建与绿色城镇化发展相适应的绿色产业结构、要全力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要不断改进和创新城市管理与运营、要高度重视信息化在绿色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要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来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以及要以系统思维全面推进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是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必须要遵循的九大基本原则。第六,绿色城镇化建设与发展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路径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多层次目标路径共同组成的有机统一体。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升级、大力弘扬绿色生态文化、着力推动社会绿色进步发展以及切实改善与修复生态环境是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终极目标实现的有效路径。本文最主要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研究视角创新。城镇化问题和绿色发展问题是当前国内外学界研究中的两个重点问题和热点问题。以往绝大多数学者都是单独研究这两个问题,要么是单独研究城镇化相关问题,要么是单独研究绿色发展相关问题,较少有学者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做一交叉研究。本文试图将城镇化问题和绿色发展问题这二者结合起来,基于现阶段我国绿色发展这一全新的现实背景,站在绿色发展这一全新的研究视角下重新审视和看待我国城镇化问题,着重研究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其实现路径问题,以期取得与以往研究成果有所不同的新的研究观点和研究结论,进一步指导今后我国绿色城镇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就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因此,本文最重要和最突出的创新之处就在于研究视角创新。第二,研究方法创新。以往大多数学者在对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和综合评价过程中,绝大多数都选择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TOPSIS法等综合评价方法,鲜有学者使用灰色关联度评价法。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并且考虑到研究方法的适用性问题,本文选择使用灰色关联度评价法对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和综合评价。因此,研究方法创新就成为本文的一点创新之处。第三,研究观点创新。本文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观点。具体如下:一是,城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两大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交互耦合关系构成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内在运行机理。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发展演变可划分为绿色治理阶段和绿色文明阶段两个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城镇绿色发展方式不尽相同。二是,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呈现出显着的规模特征和行政级别特征:城市规模越大,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越高;城市行政级别越高,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也越高。三是,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也要重视发挥政府的重要引导作用,要将二者结合起来,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向前发展。四是,要以城市管理与运营方面的不断创新持续推动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五是,要促进信息化和绿色城镇化融合发展,以信息化引领和推动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这些新观点也是本文的一点创新之处。第四,评价指标体系创新。本文在对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与综合评价过程中,是在对绿色城镇化概念内涵重新界定并基于对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借鉴的基础上,遵循系统性、科学性、实用性、动态性、典型性与可比性等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构建了与其他研究成果有所不同的由经济发展、资源高效、环境友好和社会进步等4个一级指标及其所属20个二级指标所组成的比较全面的、科学合理的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且在该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运用灰色关联度评价法对2012—2017年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测度与综合评价,这就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
谢爰珺[7](2020)在《“一带一路”信息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研究》文中认为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经过多年发展,“一带一路”已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国际合作平台,越来越多的“走出去”企业选在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迈出“走出去”步伐,其中信息服务业作为世界各国竞相发展的战略性先导产业,近几年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速扩张。因此,本文研究目的在于,对我国信息服务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予以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对被投资国进行预警并给予相应的风险防控建议,予以信息服务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相应的指导,从而保障投资质效。本文共有六章,首先绪论部分,阐述了选题背景及意义,相关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并对国内外研究现状予以综述。随后文章概述了目前我国信息服务业发展现状,以及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情况,并结合现状归纳出当前信息服务业对外投资存在的问题。结合上述信息服务业对外投资存在的问题,本文将信息服务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分为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文化风险和互联网资源风险四类,并对相关风险点进行详细阐述与分析。本文第四章建立了风险评估模型,利用定量分析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文化风险和互联网资源风险进行因子分析,然后基于四种风险的测算结果,利用熵权法测算对外直接投资的综合风险水平,并对作出风险预警。最后,依据前期分析得出的风险评估结果,阐述风险产生的原因并结合风险成因及表象提出防控风险措施和建议。基于上述研究,我国信息服务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着广泛的投资空间,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主要风险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文化风险以及行业资源和基础设施风险,而对上述风险进行有效的的评估与防控,才能保障企业投资安全。本文对我国信息服务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因素进行了定量和定性分析,综合各项风险指标得出被投资国的综合风险并予以预警,同时针对风险提出相应的防控措施和建议,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参考。
唐兴李[8](2020)在《GATS下跨境医疗服务准入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类经过了农耕时代和工业时代后,当今社会已经进入到了信息化时代。这个时代的发展必然会趋向于全球一体化。“地球村”的概念已经被当代学者频繁提及。信息、科技以及人类的健康等诸多领域受到地域的限制将会越来越小。这无疑对各国政府的准入管制提出了更高的挑战,特别是在与国民生命安全息息相关的医疗服务领域。过高的准入门槛有可能使本国的医疗市场难以从全球范围内吸收新技术、共享医疗数据及临床案例,从而在面对重大医疗危机时难以借助国际力量;而过低的准入门槛则有可能使不同文化下的医疗管理及市场体制摧毁本国市场。因此,自WTO与WHO成立伊始,就不断与各成员国政府在磋商此类问题。然而,随着互联网技术加速了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这个问题已经到了十分严峻的程度。在未来20年到50年的全球化进一步加剧的过程中,不能合理确定本国医疗服务市场准入规则的国家将很可能会在这个领域落后于其它国家,并严重影响到国民的生命安全。医疗服务的准入早在WTO成立以前就已经存在,不过直到GATS的出现才将医疗服务真正纳入多边贸易法律体制中并以经济和法律的语言确认了其可交易性。然而,目前在GATS中作出医疗服务承诺的成员较少,而且大多数成员对医疗服务的市场准入采取的是极为谨慎的态度。随着医疗服务全球流动的不断加强,不同利益个体、群体甚至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都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和争论。面对医疗服务市场的国际化,如何平衡国内规制与贸易自由化?是更加自由还是保守?各成员对医疗服务市场准入的主要模式有哪些?各成员对医疗服务市场的外资准入的做法和考虑因素是什么?我国对医疗服务,尤其在外资准入领域的法律规范,还有哪些不足?面对未来医疗服务市场准入法律的发展,我们应该采取何种态度?以及未来医疗服务市场准入法律的突破方向可能在哪里?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本文的研究主题是用GATS框架下的四种提供服务方式来分析医疗服务行业中市场准入方面所面临的法律问题。本文首先阐述了GATS下医疗服务市场准入的基本概念和界定,以及GATS下四种提供方式的适用范围。随后通过分析各成员国对其进入医疗服务市场的承诺,总结了主要成员国进入医疗服务市场的模式。另外,结合我国国情,为我国医疗服务市场准入的模式体系的完善提供了借鉴和参考。紧接着,从四种提供方式(跨境提供、跨境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出发,本文分析了医疗服务市场准入面临的法律问题。首先,是跨境提供和跨境消费模式在医疗服务市场准入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为互联网医疗以及跨境医疗消费的准入问题。由于医疗服务的本质是流动性的,大多数成员国在GATS中对医疗服务市场在跨境提供和跨境消费市场准入方面的承诺基本是不限制,加之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医疗服务的发展趋势为呈现越来越多的线上诊断。与此同时,跨境医疗消费日益增加,也使得各国不得不重新面对市场准入的问题。在跨境提供方面,互联网医疗的准入涉及到了国家和个人信息安全的问题,因此很多政府的国内准入应对措施则是选择性屏蔽相关跨境医疗服务网站信息;对于跨境消费方面,政府则采用的是控制出入境签证率,以此来控制跨境就医问题。然而,政府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平衡国内规制和贸易自由化。本文研究发现,很多成员国政府选择在遵守GATS承诺表的前提下,各成员国政府都采用援引GATS的一般条款和例外条款来作为医疗服务跨境提供和跨境消费的市场准入国内措施的补充条款。其中,我国在医疗服务市场准入方面就提出适用GATS例外条款。对于医疗服务市场商业存在方面,大多数成员国在GATS承诺表里都表示有所限制。医疗服务市场的外资准入问题主要体现在外资准入的设立形式及条件。本文以我国现状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梳理了我国当前医疗服务市场外资准入的设立形式、条件,新《外商投资法》对医疗服务市场外资准入的影响以及我国医疗服务市场目前存在的有关外资准入的法律问题。论文对医疗服务的外资准入范围、比例条件、外资准入履行方面以及审批等内容进行了分析,并从法律角度提出了相关完善建议。最后,本文研究了在GATS框架下各成员国在医疗服务市场中对自然人流动方面的准入问题。各成员国在医疗服务方面的人员准入主要体现为对外国执业医师的限制,限制内容包括对服务提供者数量的限制、对特定服务部门或服务提供者雇佣的限制以及对服务业务范围及地域的限制。文中分析了主要成员国在医疗服务行业自然人流动的准入模式,总结了医疗服务行业自然人流动市场准入的法律障碍,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最后,文章分别从跨境提供、跨境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四方面总结了当前医疗服务市场准入面临的法律障碍,在比较和借鉴中,提出未来可能的突破方向以及我国的应对之策。
蔡沛婧[9](2020)在《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世界经济重心也逐步向实体经济回归,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成为衡量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长期呈现出经营疲软、竞争乏力、创新力不足、生产成本上升等问题。随着20世纪中后期全球服务经济兴起,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服务经济的兴起也推动了制造业的变革,加上市场需求更加动态化、定制化,越来越多的服务产品进入到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的生产环节中。服务产品作为中间投入,促使制造业从纯粹的生产领域向服务领域延伸,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更高环节攀升,帮助制造业转型过渡,满足以市场新型需求为导向的技术革新要求。而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更是能直接参与到推动制造业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去,因此有必要进行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本文围绕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展开研究,首先梳理了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技术创新以及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技术创新影响的相关文献,进行总结与评述。其次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及制造业发展状况,使用区位熵和赫芬达尔指数衡量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发展水平。再对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展开论述,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并依据影响机制选取变量和计量分析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技术创新有促进作用,但同时受地理位置的影响,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并且政策影响程度、基础设施水平等因素对制造业技术创新会产生消极影响,城镇化水平、科创环境等因素能对制造业技术创新产生积极影响,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若干建议。本文创新点首先在于与大多数研究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角度出发不同,而是以生产性服务业中间投入作为研究切入点展开对制造业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其次在指标选择上与大部分研究中使用地方高校在校生数或教职工数来衡量地方科创条件的做法不同,本文为避免因人员高频流动而可能导致的不确定性,选择使用地方高校数作为衡量地方科创环境的指标。
陈丹[10](2019)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年均GDP增速近10%、人均GDP增速约9%的高速增长“奇迹”。从产业结构的发展程度上来看,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显着提升,工业发展进入到了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第三产业迅猛发展,劳动力就业比重从1978年的12.2%上升至2017年的44.9%,超过第一、二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吸收就业的主力军。然而,随着长期以来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改革红利的逐渐消失,加之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在短期波动和中长期下行的双重压力下,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出了明显的放缓态势,2011年我国经济结束了10%的高速增长速度,转而进入增速换挡期。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讲话首次将经济增速放缓的态势判定为我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在继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针对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进一步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判断。本文以新时代为背景,围绕“中国产业结构调整”这一主题开展研究,全文共八章,主要划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本文研究的前提和理论基础,包括第1章绪论、第2章国内外文献综述和第3章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分析,本部分阐述了本文研究的背景,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及产业结构相关概念、演进规律等,并在前人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研究背景,提出了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要求、新目标、新路径、新方式和新方向,构建出本文研究的理论框架,为后文的研究分析奠定理论基础。第二部分是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现状与问题分析,包括第4章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三次产业间结构现状与问题分析和第5章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三次产业内部结构现状与问题分析,本部分全面深入的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三次产业间结构现状及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现状,揭示了目前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深层次的剖析,为后文有针对性的提出对策建议奠定基础。第三部分是本文计量分析部分,为第6章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和方向选择,本部分在前文理论和实践分析的基础上,使用计量模型对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和方向进行了更加深入、科学的研究和选择,即是对前文理论部分的论证,也是后续提出产业结构调整对策建议的重要依据。第四部分是经验借鉴部分,为第7章主要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借鉴,本部分主要分析了美国、英国、德国、日本主要典型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演进历程及在金融危机后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为应对本国经济疲软所采取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目的是通过借鉴主要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先进经验,提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对策建议。第五部分是本文对策建议部分,为第8章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建议,旨在提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对策建议,是本文的结论所在。本文通过研究发现:(1)在新时代背景下,面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应以工业化为核心,解决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问题;大力发展智能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解决产业结构发展不充分的问题。(2)面对新环境、新发展理念,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也有了新的目标,即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三产融合、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需求、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推动我国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3)在新时代背景下,要满足产业结构调整新要求、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新目标,要有新路径和新方式,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充分发挥服务型政府职能。(4)主导产业是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分析发现,在新时代背景下,应将制造业,尤其是智能制造业作为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主导产业。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1)从经济学角度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解读,并在现有产业结构理论的基础上,总结出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要求、新目标,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新路径、新方式、新方向。(2)基于新时代的研究背景,通过全面、深入的分析我国三次产业间及三次产业内部结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产生问题的原因,揭示出我国产业结构呈现出的新趋势。(3)使用多种计量方法对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方式和方向进行分析,清晰的界定目前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政府和市场应该扮演的角色,选择出现阶段可以有效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导产业。
二、全球信息化对我国信息服务业的影响探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球信息化对我国信息服务业的影响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 |
第2章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内涵界定 |
2.1.1 高质量发展 |
2.1.2 产业结构调整 |
2.1.3 产业结构转型 |
2.1.4 产业结构升级 |
2.2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涉及的主要内容 |
2.2.1 方向动力 |
2.2.2 政策导向 |
2.2.3 模式选择 |
2.2.4 可行路径 |
2.2.5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
2.3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应用 |
2.3.1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2.3.2 资本有机构成学说 |
2.3.3 产业竞争原理 |
2.3.4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2.3.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 |
2.3.6 高质量发展学说 |
第3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纵览 |
3.1 产业结构构成状况 |
3.1.1 产业部门分布 |
3.1.2 主导产业选择 |
3.1.3 规模水平测度 |
3.2 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 |
3.2.1 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初步工业化阶段(1952-1977) |
3.2.2 产业结构重型化的纠偏阶段(1978-1991) |
3.2.3 产业结构趋向合理的深入改革阶段(1992-2008) |
3.2.4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全面转型升级阶段(2009-至今) |
3.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取得的初步成效 |
3.3.1 三次产业比例关系有所改善 |
3.3.2 产业层次在缓慢提升 |
3.3.3 产业核心竞争力有所提高 |
3.3.4 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新格局正在形成 |
第4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4.1 问题表现 |
4.1.1 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级不高 |
4.1.2 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 |
4.1.3 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 |
4.1.4 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 |
4.1.5 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 |
4.2 症因探析 |
4.2.1 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 |
4.2.2 国际市场需求萎缩 |
4.2.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欠佳 |
4.2.4 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 |
4.2.5 经济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
4.2.6 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 |
4.2.7 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不够到位 |
第5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际经验借鉴 |
5.1 美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5.1.1 制定、调整与完善产业政策 |
5.1.2 致力于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创新 |
5.1.3 积极推动产业国际转移 |
5.1.4 提出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 |
5.2 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5.2.1 适时制定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战略 |
5.2.2 重点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
5.2.3 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兼扩大内需 |
5.2.4 提升产业结构的信息化和服务化水平 |
5.3 德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5.3.1 推行积极的产业政策 |
5.3.2 鼓励支持产业技术创新 |
5.3.3 培养产业发展所需人才 |
5.3.4 稳步推进工业4.0 战略 |
5.4 国外经验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启示 |
5.4.1 完善产业政策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
5.4.2 加快技术创新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动力 |
5.4.3 培养人才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撑 |
5.4.4 实施中国制造2025 战略,助力制造强国建设 |
第6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对策 |
6.1 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 |
6.1.1 建立健全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 |
6.1.2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6.1.3 提升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公共服务管理能力 |
6.1.4 创新产业发展思路 |
6.2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
6.2.1 提升三次产业层级质量 |
6.2.2 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转变 |
6.2.3 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6.2.4 促进各产业间的融合发展 |
6.3 提升自主创新与科技研发能力 |
6.3.1 积极构建科技创新体系 |
6.3.2 培育健康的创新环境 |
6.3.3 实现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有机结合 |
6.3.4 重视人才的战略作用 |
6.4 转变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
6.4.1 提升品牌建设能力 |
6.4.2 以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为主要方式 |
6.4.3 实行现代化企业管理机制 |
6.4.4 改变经营发展理念 |
6.5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6.5.1 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 |
6.5.2 进一步优化供给结构 |
6.5.3 完善要素市场配置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信息服务业演变及其对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对象和关键概念说明 |
1.3.1 研究对象 |
1.3.2 关键概念说明 |
1.4 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思路 |
1.5 研究方法 |
1.5.1 资本要素估计 |
1.5.2 替代弹性估计 |
1.6 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2.1 相关基础理论研究 |
2.1.1 信息化社会理论 |
2.1.2 产业关联理论 |
2.1.3 生产要素理论 |
2.1.4 一般均衡理论 |
2.2 文献综述 |
2.2.1 信息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
2.2.2 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业互动发展 |
2.2.3 信息服务业产业关联的相关研究 |
2.2.4 信息服务业CGE的相关研究 |
2.3 相关文献评述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信息服务业态发展演变规律研究 |
3.1 信息服务业态演变 |
3.1.1 科技型信息服务业态演变 |
3.1.2 消费型信息服务业态演变 |
3.1.3 生产型信息服务业态演变 |
3.2 信息服务业产业结构的演变发展 |
3.2.1 信息服务业内部结构演变的经济指标表征 |
3.2.2 信息服务业态内部结构演变 |
3.3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信息服务业产业关联特征分析 |
4.1 信息服务业前向关联特征分析 |
4.1.1 信息服务业前向直接关联特征分析 |
4.1.2 信息服务业前向完全关联特征分析 |
4.1.3 信息服务业前向间接关联特征分析 |
4.2 信息服务业后向关联特征分析 |
4.2.1 信息服务业后向直接关联特征 |
4.2.2 信息服务业后向完全关联特征 |
4.2.3 信息服务业后向间接关联特征 |
4.3 信息服务业产业波及分析 |
4.3.1 推动力系数 |
4.3.2 影响力系数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信息的生产要素性质 |
5.1 资本存量估算研究 |
5.2 软件资产在总量生产中的作用机制 |
5.2.1 总量CES生产函数构建 |
5.2.2 总量CES生产函数数据 |
5.2.3 总量CES生产函数估算结果 |
5.3 软件资产在细分部门生产中的作用机制 |
5.3.1 细分部门CES生产函数构建 |
5.3.2 细分部门格兰杰因果检验 |
5.3.3 细分部门决策树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信息服务业产业融合研究 |
6.1 各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需求 |
6.1.1 各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直接需求 |
6.1.2 各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完全需求 |
6.2 各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供给 |
6.2.1 各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直接供给 |
6.2.2 各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完全供给研究 |
6.3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信息服务业CGE模型构建和政策模拟 |
7.1 国民经济科目划分与SAM编制 |
7.1.1 国民经济科目划分 |
7.1.2 SAM编制 |
7.2 CGE系统搭建 |
7.2.1 生产模块 |
7.2.2 收入和需求模块 |
7.2.3 价格模块 |
7.2.4 国际贸易模块 |
7.2.5 均衡闭合模块 |
7.3 模拟方案设计和软件执行 |
7.3.1 国内外环境因素 |
7.3.2 模拟说明 |
7.3.3 经济形势模拟 |
7.3.4 产业政策模拟 |
7.3.5 复合模拟 |
7.4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3 存在的不足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附录A |
附录B |
附录C |
附录D |
附录E |
附录F |
附录G |
附录H |
附录I |
附录J |
附录K |
附录L |
附录M |
附录O |
参考文献 |
(3)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文献资料法 |
1.3.2 统计分析法 |
1.3.3 实证分析法 |
1.4 创新点和不足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 |
2 概念界定及文献综述 |
2.1 数字经济的界定 |
2.2 文献综述 |
2.2.1 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 |
2.2.2 影响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 |
2.2.3 数字经济发展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
2.2.4 文献评述 |
3 数字经济影响一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分析 |
3.1 数字经济影响一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 |
3.1.1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
3.1.2 要素禀赋理论 |
3.1.3 技术溢出效应 |
3.1.4 技术吸收能力 |
3.2 数字经济影响一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机理分析 |
3.2.1 产业集聚 |
3.2.2 交易成本降低 |
3.2.3 营商环境优化 |
3.2.4 产业升级效应 |
4 数字经济发展和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 |
4.1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
4.1.1 总体情况 |
4.1.2 产业结构 |
4.1.3 地区结构 |
4.2 我国利用外商投资的现状 |
4.2.1 实际利用外资总额 |
4.2.2 行业结构 |
4.2.3 地区结构 |
5 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吸引外商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
5.1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
5.1.1 模型构建 |
5.1.2 数据来源 |
5.1.3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5.2 实证结果分析 |
5.2.1 豪斯曼检验 |
5.2.2 多重共线性检验 |
5.2.3 模型回归结果及分析 |
5.3 稳健性检验 |
6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6.1 研究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6.2.1 完善系统性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
6.2.2 加快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 |
6.2.3 调整外资战略 |
6.2.4 完善外资监管框架,适应数字经济发展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 |
致谢 |
(4)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图 |
1.4 主要创新点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 |
2.1 相关概念 |
2.1.1 信息产业 |
2.1.2 新一代信息技术 |
2.1.3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
2.1.4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界定 |
2.2 理论基础 |
2.2.1 产业发展理论 |
2.2.2 经济演化理论 |
2.2.3 技术创新理论 |
2.2.4 扎根理论 |
2.3 文献综述 |
2.3.1 关于信息技术产业影响因素的研究 |
2.3.2 信息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 |
2.3.3 信息技术产业动态演化的实证研究 |
2.4 研究评述 |
第三章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演进机理 |
3.1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形成的基本条件 |
3.2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基本特征 |
3.2.1 外部环境要求 |
3.2.2 产业覆盖面 |
3.2.3 产业联动效应 |
3.2.4 共性标准建设 |
3.3 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现状 |
3.3.1 产业规模 |
3.3.2 出口规模 |
3.3.3 产业布局 |
3.3.4 产业结构 |
3.3.5 固定资产 |
3.3.6 知识产权 |
3.4 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3.4.1 加快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必要性 |
3.4.2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 |
3.4.3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面对的挑战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基于动态演化视角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评价分析 |
4.1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评价方法研究现状 |
4.1.1 信息技术产业评价方法研究现状 |
4.1.2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评价方法研究现状 |
4.1.3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评价方法研究思路 |
4.2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4.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4.2.2 基于扎根理论的评价指标初始集构建 |
4.2.3 基于改进K-means算法的评价指标筛选 |
4.2.4 评价指标说明 |
4.2.5 数据来源 |
4.3 指标权重计算 |
4.3.1 权重计算方法 |
4.3.2 权重计算步骤 |
4.3.3 权重结果分析 |
4.4 产业发展指数 |
4.4.1 静态视角下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指数 |
4.4.2 动态视角下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指数 |
4.5 研究结论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
5.1 基于扎根理论的产业发展影响机制模型构建 |
5.1.1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影响因素 |
5.1.2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影响机制模型构建 |
5.2 产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方法选择 |
5.3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5.3.1 检验假设 |
5.3.2 统计描述 |
5.3.3 模型构建 |
5.3.4 总体结果 |
5.3.5 分位数回归结论 |
5.3.6 不同区域回归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
6.1 信息技术产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现状 |
6.2 基于PVAR模型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经济增长动态效应分析 |
6.2.1 模型构建 |
6.2.2 变量及数据说明 |
6.2.3 数据平稳性检验 |
6.2.4 最优滞后阶数 |
6.2.5 GMM估计 |
6.2.6 稳定性检验 |
6.2.7 脉冲响应函数 |
6.2.8 预测误差的方差分解 |
6.2.9 实证结论 |
6.3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分析 |
6.3.1 基准分析 |
6.3.2 空间自相关检验 |
6.3.3 模型构建 |
6.3.4 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
6.3.5 模型选择与实证结果 |
6.3.6 基于权重的模型计算结果分析方法 |
6.3.7 结论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
7.1 大力支持和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 |
7.2 积极引导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聚集发展 |
7.3 因地因时施策,统一协调发展 |
7.4 全面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8.1 研究总结 |
8.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获得的专利目录 |
作者攻读学位期间参加的项目研究 |
(5)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结构 |
1.4 主要创新之处 |
1.5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关于信息技术的研究 |
2.1.1 信息技术及其测度 |
2.1.2 信息技术的影响及其发展趋势 |
2.2 关于产业升级的研究 |
2.2.1 产业升级的概念 |
2.2.2 产业升级的测度 |
2.2.3 产业升级影响因素和后续影响 |
2.2.4 产业升级路径 |
2.3 关于信息技术和产业升级关系的研究 |
2.3.1 信息化、工业化和工业结构升级 |
2.3.2 信息技术、信息产业和产业升级 |
2.3.3 智能化和产业升级 |
2.4 对现有研究成果的评论与研究启示 |
2.4.1 研究成果评论 |
2.4.2 几点启示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分析 |
3.1 信息重要性向信息技术延伸 |
3.1.1 信息重要性向信息媒介延伸 |
3.1.2 信息媒介重要性向信息技术延伸 |
3.2 信息、信息技术与社会经济发展 |
3.2.1 信息、信息技术与信息化路径 |
3.2.2 信息、知识、数据与信息技术演变趋势 |
3.2.3 信息革命浪潮与经济形态新概念的叠现 |
3.3 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的动力机制 |
3.2.1 直接动力机制 |
3.2.2 间接动力机制 |
3.4 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的传导机制 |
3.3.1 基本传导机制 |
3.3.2 互动传导机制 |
3.3.3 时序传导机制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应用分析 |
4.1 从语言到AI:全球信息技术的产业应用及特点 |
4.1.1 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应用 |
4.1.2 信息技术产业应用的特点 |
4.2 我国信息化建设的阶段和特点 |
4.2.1 信息化建设的基本阶段 |
4.2.2 信息化建设的主要特点 |
4.3 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应用的本质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信息技术发展指标构建与测度研究 |
5.1 构建信息技术指标体系的原则 |
5.1.1 常见的信息技术水平测度方法 |
5.1.2 信息技术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5.2 信息技术指标体系构建与模型求解 |
5.2.1 信息技术指标体系的构建 |
5.2.2 模型的计算和求解 |
5.3 信息技术水平的测度分析 |
5.3.1 确定原始数据矩阵 |
5.3.2 利用熵值法计算权重 |
5.3.3 时间分异特征 |
5.3.4 空间分异特征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的固定效应分析 |
6.1 模型构建 |
6.1.1 数据来源与模型选择 |
6.1.2 变量设计 |
6.2 计量分析 |
6.2.1 单变量描述统计分析 |
6.2.2 变量平稳性检验 |
6.2.3 信息技术对产业升级的固定效应分析 |
6.3 实证研究结论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的经济效应分析 |
7.1 经济效应分解及其测度模型 |
7.1.1 经济效应的核心:效率 |
7.1.2 经济效应的总括与分解:运营效率、规模效率和范围效率 |
7.1.3 经济效应的测度:超效率DEA模型及变量设定 |
7.2 信息技术对产业升级的经济效率分析 |
7.2.1 信息技术对产业升级的总经济效率分析 |
7.2.2 信息技术对产业内升级的经济效率分析 |
7.2.3 信息技术对产业间升级的经济效率分析 |
7.2.4 信息技术对产业生态化升级的经济效率分析 |
7.3 信息技术对产业升级的经济效应特征分析 |
7.3.1 信息技术对产业升级的效率具有差异性 |
7.3.2 区域之间需要加强效率平稳性和均衡性 |
7.3.3 时间上信息技术对产业升级效率趋于稳定 |
7.4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问题及政策建议 |
8.1 主要问题 |
8.1.1 信息技术过于依赖规模扩张和非均衡发展 |
8.1.2 互联网信息技术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 |
8.1.3 消费在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中的中介作用有待挖潜 |
8.1.4 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伴随着低经济效率问题 |
8.2 政策建议 |
8.2.1 给予信息制造业技术R&D适度政策倾斜 |
8.2.2 加大对信息化水平较低地区信息化建设的支持力度 |
8.2.3 把握互联网信息技术应用带来的产业升级新机遇 |
8.2.4 充分发挥消费在信息技术推动产业升级中的催化作用 |
8.2.5 激发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的规模和范围经济效应 |
8.2.6 鼓励信息产业优先开发新产品、打造新模式形成新动能 |
8.3 本章小结 |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6)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1.3.1 研究内容 |
1.3.2 论文框架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国外文献 |
2.2 国内文献 |
2.3 文献简要评述 |
第三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3.1.1 城镇化 |
3.1.2 “城镇化”与“城市化”概念辨析 |
3.1.3 新型城镇化 |
3.1.4 绿色发展 |
3.1.5 绿色城镇化 |
3.1.6 耦合 |
3.2 相关理论介绍 |
3.2.1 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思想 |
3.2.2 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 |
3.2.3 可持续城镇化理论 |
3.2.4 生命周期理论 |
3.2.5 系统理论 |
3.2.6 PSR框架模型 |
第四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历史、面临问题及原因剖析 |
4.1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历程 |
4.1.1 起步发展阶段 |
4.1.2 稳步发展阶段 |
4.1.3 深入发展阶段 |
4.1.4 蓬勃发展阶段 |
4.2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 |
4.2.1 人口问题影响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4.2.2 资源问题限制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4.2.3 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制约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4.2.4 城镇布局不当与规模结构不合理问题严重影响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4.3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面临问题的原因剖析 |
4.3.1 资源环境承载力薄弱的现实国情 |
4.3.2 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 |
4.3.3 不合理的产业结构 |
4.3.4 经济利益驱动 |
4.3.5 过快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速度 |
4.3.6 城镇化建设重心偏离 |
4.3.7 其他原因 |
第五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的理论机理分析 |
5.1 绿色城镇化的理论依据 |
5.1.1 绿色城镇化的基本内涵 |
5.1.2 绿色城镇化的基本特征 |
5.2 绿色城镇化的库兹涅茨分析 |
5.2.1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5.2.2 绿色城镇化优化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5.3 绿色城镇化的作用机理分析 |
5.3.1 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系统的作用机理 |
5.3.2 生态环境系统对城镇化的作用机理 |
5.3.3 绿色城镇化的运行机理 |
5.4 绿色城镇化的动态演化分析 |
5.4.1 城镇化与环境压力关系的动态分析 |
5.4.2 绿色城镇化演变的阶段分析 |
第六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及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
6.1 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6.1.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6.1.2 指标体系的构成及其依据 |
6.2 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的方法选择 |
6.2.1 评价方法选择 |
6.2.2 权重的确定 |
6.2.3 评价样本选择 |
6.2.4 数据来源 |
6.3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结果分析 |
6.4 中国绿色城镇化影响因素分析 |
6.4.1 研究假设与影响因素指标选取 |
6.4.2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6.4.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第七章 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发展的案例研究 |
7.1 国外绿色城镇化实践经验 |
7.1.1 德国埃朗根 |
7.1.2 瑞典马尔默 |
7.1.3 美国伯克利 |
7.1.4 日本北九州 |
7.1.5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 |
7.1.6 巴西库里蒂巴 |
7.1.7 南非约翰内斯堡 |
7.2 国内绿色城镇化实践经验 |
7.2.1 北京 |
7.2.2 上海 |
7.2.3 贵阳 |
7.3 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实践发展共同经验总结 |
第八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原则、路径与对策 |
8.1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 |
8.1.1 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在绿色城镇化发展中的关系 |
8.1.2 要高度重视绿色城市规划的重要引领作用 |
8.1.3 要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政府重要的引导作用 |
8.1.4 要构建与绿色城镇化发展相适应的绿色产业结构 |
8.1.5 要全力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
8.1.6 要不断改进和创新城市管理与运营 |
8.1.7 要高度重视信息化在绿色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
8.1.8 要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来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8.1.9 要以系统思维全面推进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8.2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实现路径 |
8.2.1 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升级 |
8.2.2 大力弘扬绿色生态文化 |
8.2.3 着力推动社会绿色进步发展 |
8.2.4 切实改善修复生态环境 |
8.3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
8.3.1 加快构建绿色产业结构,大力推动城镇经济发展 |
8.3.2 着重加强城市绿色发展薄弱环节投入与建设 |
8.3.3 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城市绿色发展政策 |
8.3.4 不断优化城镇布局,充分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
8.3.5 适当减少城市行政层级,适度扩大城市自主权 |
8.3.6 高度重视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修复工作 |
第九章 结论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
9.1 主要结论 |
9.2 研究不足及未来进一步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附录A 2012—2017年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结果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7)“一带一路”信息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1.2.1 现实意义 |
1.1.2.2 理论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研究 |
1.2.2 信息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研究 |
1.2.3 “一带一路”信息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
1.2.4 文献评述 |
1.3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1.3.1 相关概念界定 |
1.3.2 对外直接投资及其风险理论 |
1.4 研究思路与内容 |
1.5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1.6 研究创新点 |
1.7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信息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
2.1 我国信息服务业发展现状 |
2.2 我国信息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
2.2.1 对外贸易情况 |
2.2.2 对外直接投资情况 |
2.3 “一带一路”信息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问题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一带一路”信息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现状 |
3.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风险现状 |
3.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风险现状 |
3.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文化风险现状 |
3.4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资源风险现状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一带一路”信息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评估 |
4.1 研究对象与模型 |
4.1.1 研究对象 |
4.1.2 模型方法 |
4.2 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数据处理 |
4.2.1 指标维度的筛选 |
4.2.2 指标体系的构建 |
4.2.3 数据处理 |
4.3 “一带一路”信息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测算分析 |
4.3.1 政治风险 |
4.3.2 经济风险 |
4.3.3 社会文化风险 |
4.3.4 互联网资源风险 |
4.4 “一带一路”信息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预警 |
4.4.1 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 |
4.4.2 对外直接投资的综合风险 |
4.4.3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预警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一带一路”信息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防控 |
5.1 风险产生的原因 |
5.1.1 内部成因 |
5.1.2 外部成因 |
5.2 主要风险防控措施 |
5.2.1 政治风险防控 |
5.2.2 经济风险防控 |
5.2.3 社会文化风险防控 |
5.2.4 互联网资源风险防控 |
5.3 本章小结 |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2009 -2018年各国反腐败能力平均值 |
附录2 2009 年-2018年各国政府效能平均值 |
附录3 2009 年-2018年各国国家法律效力平均值 |
附录4 2009 年-2018年各国政治连续性平均值 |
附录5 2009 年-2018年各国政治制度民主程度平均值 |
附录6 2009 年-2018年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平均值 |
附录7 2009 年-2018年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平均值 |
附录8 2009 年-2018年各国通货膨胀率(%)平均值 |
附录9 2009 年-2018年各国投资开放度平均值 |
附录10 2009 年-2018年各国贸易开放度平均值 |
附录11 2009 年-2018年各国经常账户差额平均值 |
附录12 2009 年-2018年各国内部冲突程度平均值 |
附录13 2009 年-2018年各国资本和人员流动限制平均值 |
附录14 2009 年-2018年各国劳动市场基本制度平均值 |
附录15 2009 年-2018年各国营商环境平均值 |
附录16 2009 年-2018年各国治安环境平均值 |
附录17 2009 -2018年各国互联网宽带速度平均值 |
附录18 2009 -2018年各国互联网用户比例(%)平均值 |
附录19 2009 -2018年各国固定宽带用户数(每100人)平均值 |
附录20 2009 -2018年各国安全的网络服务器(每百万人)平均值 |
附录21 2009 -2018年各国使用蜂窝技术的移动电话用户数(每100人)平均值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8)GATS下跨境医疗服务准入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的基本理论和法律问题研究 |
1.2.2 医疗服务市场准入的法律问题研究 |
1.2.3 通过GATS四种提供方式对医疗服务市场准入基本法律问题的研究 |
1.3 研究框架、方法及创新点 |
第2章 GATS下医疗服务市场准入的基本理论 |
2.1 医疗服务市场准入的概念 |
2.1.1 市场准入的含义 |
2.1.2 学界对医疗服务市场准入的界定 |
2.1.3 GATS对医疗服务市场准入的界定 |
2.2 GATS下医疗服务的四种提供方式及成员国的准入承诺 |
2.2.1 跨境提供 |
2.2.2 跨境消费 |
2.2.3 商业存在 |
2.2.4 自然人流动 |
2.2.5 成员国医疗服务四种提供方式的市场准入承诺 |
第3章 GATS下医疗服务市场跨境提供和跨境消费的准入问题 |
3.1 GATS例外条款的解读和适用分析 |
3.2 GATS例外条款对跨境医疗提供市场准入的补充限制 |
3.2.1 跨境医疗提供的界定 |
3.2.2 GATS例外条款对跨境医疗提供准入制度的法律适用及影响 |
3.3 GATS例外条款对跨境医疗消费市场准入的补充限制 |
3.3.1 跨境医疗消费的界定 |
3.3.2 GATS例外条款对跨境医疗消费准入制度的法律适用及影响 |
3.4 援引GATS例外条款限制跨境医疗提供和跨境医疗消费的法律适用和程序 |
3.5 我国医疗服务准入援用GATS例外条款应注意的问题 |
第4章 GATS下医疗服务市场商业存在的准入问题 |
4.1 成员国医疗服务市场商业存在准入的审核模式及我国的选择 |
4.1.1 以美国为代表的宽泛限制模式 |
4.1.2 以澳大利亚和德国为代表的重点限制模式 |
4.1.3 以英国为代表的自身体系限制模式 |
4.1.4 我国医疗服务市场商业存在准入的审核模式选择 |
4.2 我国医疗服务市场商业存在的准入制度 |
4.2.1 我国医疗服务市场商业存在准入的企业形式及条件 |
4.2.2 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医疗机构的设立条件及准入程序 |
4.2.3 外商独资经营医疗机构的设立条件及准入程序 |
4.2.4 新《外商投资法》对医疗服务市场外商投资的准入标准 |
4.3 我国医疗服务市场商业存在准入制度的法律问题 |
4.3.1 外资准入范围、比例条件需更加量化 |
4.3.2 外资准入履行方面需有详细可操作性规定 |
4.3.3 外资准入审批程序以及条件需更加透明、公开和具体 |
4.4 我国医疗服务市场商业存在准入制度的完善建议 |
4.4.1 量化外资准入范围、比例条件 |
4.4.2 完善外资准入履行方面细节性和可操作性的规定 |
4.4.3 提高外资准入审批程序和条件的透明度 |
第5章 GATS下医疗服务市场自然人流动的准入问题 |
5.1 医疗服务市场的外国执业医师准入问题 |
5.1.1 外国执业医师的界定以及其民事法律地位 |
5.1.2 针对外国执业医师他国行医的限制措施 |
5.1.3 外国执业医师他国行医的准入通用要求 |
5.2 跨境医疗服务市场自然人流动的准入模式探析 |
5.2.1 以英国为代表的注册与审核并重的模式 |
5.2.2 以美国为代表的统一资格考试与长期考核认证模式 |
5.2.3 以中国为代表的注册制为主的模式 |
5.3 跨境医疗服务自然人流动准入的法律问题 |
5.3.1 限制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数量,执业医师执业技能认证标准不一 |
5.3.2 医疗特定服务部门或服务提供者雇佣准入限制标准多元化 |
5.3.3 外国执业医师信息管理相关法律的缺失 |
5.4 跨境医疗服务自然人流动准入制度的完善建议 |
5.4.1 建立准入时成员国医疗从业资质互相认可制度 |
5.4.2 建立相应体制帮助执业医师的文化融合 |
5.4.3 加强档案立法,确保输出国医生档案的完整性 |
第6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创新点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图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研究技术路线图 |
1.4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2.1 关键概念界定 |
2.1.1 生产性服务业 |
2.1.2 技术创新 |
2.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2.2.1 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 |
2.2.2 制造业技术创新的研究 |
2.2.3 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 |
2.2.4 文献评析 |
2.3 理论基础 |
2.3.1 产业互动理论 |
2.3.2 社会分工理论 |
2.3.3 技术溢出理论 |
2.3.4 投入产出理论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技术创新的现状分析 |
3.1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状况 |
3.1.1 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发展状况 |
3.1.2 区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状况 |
3.2 制造业技术创新发展状况 |
3.2.1 制造业整体发展状况 |
3.2.2 制造业技术创新总体概况 |
3.3 基于现状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关联分析 |
3.3.1 直接消耗与完全消耗 |
3.3.2 影响力与感应度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 |
4.1 基于分工视角 |
4.2 基于溢出视角 |
4.3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技术创新影响的计量分析 |
5.1 模型设定 |
5.2 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
5.3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
5.3.1 相关性分析 |
5.3.2 平稳性检验 |
5.3.3 模型检验 |
5.3.4 结果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对策建议 |
6.1 加大产业发展力度 |
6.2 鼓励地区经验分享 |
6.3 夯实技术创新体系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相关科研成果 |
致谢 |
(10)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 |
1.2 研究的意义 |
1.2.1 研究的理论意义 |
1.2.2 研究的现实意义 |
1.3 研究的方法 |
1.3.1 规范分析法 |
1.3.2 实证分析法 |
1.3.3 投入产出法 |
1.4 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
1.5 主要创新点及不足 |
1.5.1 主要创新点 |
1.5.2 不足之处 |
第2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2.1.1 产业结构界定 |
2.1.2 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因素 |
2.1.3 产业结构调整方式选择 |
2.1.4 产业结构发展水平测度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2.2.1 产业结构调整目标 |
2.2.2 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因素 |
2.2.3 产业政策有效性争论 |
2.2.4 最优产业结构测算 |
2.2.5 主导产业选择 |
2.2.6 产业结构调整方式 |
2.2.7 三次产业内部结构调整 |
2.3 国内外文献评述 |
2.3.1 研究文献评价 |
2.3.2 本文拓展方向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分析 |
3.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3.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基本概念 |
3.1.2 产业、产业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概念 |
3.2 产业结构调整一般理论 |
3.2.1 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 |
3.2.2 产业结构演进的主要模式 |
3.2.3 产业结构调整的评价指标 |
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业结构调整理论 |
3.3.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论述 |
3.3.2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要求 |
3.3.3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目标 |
3.3.4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路径 |
3.3.5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方式 |
3.3.6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方向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三次产业间结构现状与问题分析 |
4.1 进入新时代前中国三次产业结构演进历程 |
4.1.1 改革开放前特殊的“工业化”阶段 |
4.1.2 改革开放后从纠正失衡到均衡发展阶段 |
4.1.3 本世纪以来重工业化阶段 |
4.2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三次产业间结构变化新趋势 |
4.2.1 产业产值结构逐渐实现高度化 |
4.2.2 产业要素配置结构日趋合理化 |
4.2.3 产业发展动力结构以技术创新为主 |
4.2.4 产业组织结构不断趋于优化 |
4.2.5 产业区域布局结构日渐协同化 |
4.3 当前中国三次产业间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4.3.1 中国三次产业间结构存在的问题 |
4.3.2 中国三次产业间结构存在问题产生的原因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三次产业内部结构现状与问题分析 |
5.1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第一产业内部结构现状与问题 |
5.1.1 第一产业结构现状 |
5.1.2 第一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
5.1.3 第一产业结构存在问题产生的原因 |
5.2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现状与问题 |
5.2.1 第二产业结构现状 |
5.2.2 第二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
5.2.3 第二产业结构存在问题产生的原因 |
5.3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现状与问题 |
5.3.1 第三产业结构现状 |
5.3.2 第三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
5.3.3 第三产业结构存在问题产生的原因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和方向选择 |
6.1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方式选择 |
6.1.1 变量的选取 |
6.1.2 模型的建立 |
6.1.3 实证分析 |
6.1.4 实证分析结论 |
6.2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方向选择 |
6.2.1 模型的设定 |
6.2.2 数据的选取 |
6.2.3 影响力系数分析 |
6.2.4 感应度系数分析 |
6.2.5 赫希曼判别基准分析 |
6.2.6 实证分析结论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主要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经验借鉴 |
7.1 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及经验借鉴 |
7.1.1 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 |
7.1.2 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借鉴 |
7.2 英国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及经验借鉴 |
7.2.1 英国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 |
7.2.2 英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借鉴 |
7.3 德国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及经验借鉴 |
7.3.1 德国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 |
7.3.2 德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借鉴 |
7.4 日本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及经验借鉴 |
7.4.1 日本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 |
7.4.2 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借鉴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对策建议 |
8.1 多措并举,有效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8.1.1 高度重视市场决定性作用 |
8.1.2 充分发挥服务型政府职能 |
8.1.3 贯彻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8.2 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
8.2.1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8.2.2 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
8.2.3 加快农业创新驱动速度 |
8.2.4 促进农业产业链条延伸 |
8.3 以第四次工业革命为机遇,推动工业向4.0 迈进 |
8.3.1 充分发挥政府职能 |
8.3.2 积极化解产能过剩 |
8.3.3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
8.3.4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
8.4 以中国制造2025 为指引,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发展 |
8.4.1 政府全面统筹规划 |
8.4.2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
8.4.3 完善创新体系建设 |
8.4.4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
8.5 统筹协调,推动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 |
8.5.1 健全发展机制体制 |
8.5.2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
8.5.3 推动科技创新建设 |
8.5.4 实施一地一策方案 |
8.5.5 加大宣传力度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四、全球信息化对我国信息服务业的影响探析(论文参考文献)
-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D]. 韩美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2]信息服务业演变及其对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D]. 李晓峰. 北京邮电大学, 2021(01)
- [3]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D]. 周璐璐. 河北经贸大学, 2021(02)
- [4]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D]. 于长钺. 北京邮电大学, 2020(04)
- [5]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研究[D]. 李荣胜. 西北大学, 2020(07)
- [6]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实现路径研究[D]. 杨角. 西北大学, 2020(07)
- [7]“一带一路”信息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研究[D]. 谢爰珺.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8]GATS下跨境医疗服务准入法律问题研究[D]. 唐兴李.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9]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D]. 蔡沛婧.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020(05)
- [10]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研究[D]. 陈丹. 辽宁大学, 201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