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好四项林业贷款促进浙江林业快速发展

一、管好用好林业四项贷款,促进浙江林业快速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华清君^[1]（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杜俊奇^[2]（2020）在《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外公职人员中一直存在着腐败现象,而且党外公职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其腐败问题也开始空前凸显,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中,腐败问题还表现的相当严重。党外公职人员分布在各领域、各层级,在各级政府、各个岗位充当重要角色,有职有权,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因此,如何加强对行使公权力的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已经成为我们无法回避而必须直面和破解的一个重要课题。虽然相关部门在实践中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由于监督机制与现实情况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监督问题仍然处于薄弱状态。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但总体上说,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全面系统的研究尚不充分,对这一群体的腐败程度、形式、原因等实证研究非常不足,具有建设性和应用性的对策建议更是不多。从我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这一时代的宏伟大业来看,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问题的研究,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共产党（即执政党）和各民主党派（即参政党）互相监督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更是将全面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的迫切需要。本文主体内容分为逻辑紧密关联的五章。逻辑起点首先在理论层面阐发了关于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必须厘清的几个基础性问题,介绍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主体内容、制度基础、法理依据和监督的必要性;然后运用历史和比较的方法追溯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发展历程,分析目前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难点;继而用实证研究、尤其是案例分析的方法,剖析了党外公职人员腐败的现状、成因和特征;论证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强化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特殊意义和显着成效;最后,就如何强化、细化、实化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特别是政治敏感度和政策性比较强的宗教界、工商联、村委会三个特殊群体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从理论性和应用性两个维度提出的若干对策建议。本文的意义在于: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这一事关我国反腐败成效而迄今很少受到关注的问题做了初步的研究;通过大量的内调外研获得了翔实的一手数据;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尤其是对特殊群体的监督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从而对国家监察机制改革和推进反腐败事业整体上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郭书剑^[3]（2020）在《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文中研究指明当前中国大学人才竞争的主要对象是制度化学术精英,中国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强势群体亦是制度化学术精英。作为政府与大学协作的产物,制度化学术精英因拥有经官方认证的学术权威与学术声誉而受到大学的强烈推崇与热烈追求。大学围绕制度化学术精英而展开的人才竞争直接刺激并引发学术精英的流动。某种意义上,制度化精英主义愈兴盛则大学学术精英竞争愈激烈,而大学学术精英竞争愈激烈则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愈频繁。1999年以来,中国大学学术精英在不同地区、不同省市的不同层次大学间进行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大学学术精英在全国的分布格局随各地、各校人才竞争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总体上,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散中有聚”“聚中有散”;以跨域流动为主,但同域流动现象亦值得关注;众多普通院校和地方城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具活力的机制、更富成效的举措在学术精英竞争中“异军突起”,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成了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新局面。中国地方政府人才竞争的背后是为经济增长而竞争,更是为政治晋升而竞争。为赢得政治锦标赛,地方政府所出台的人才政策对大学学术精英流动具有较强的激发性、引导性与支持性。因地制宜制定人才政策,与时俱进变革人才政策,是地方政府维持人才竞争力、保持人才竞争优势的必要之举。作为一项长期政策,大学重点建设的逻辑是竞争博弈,而竞争博弈的载体则是学术锦标赛。在市场化大学排名与行政化学科评估的驱动下,中国大学着重以学术管理资本主义的方式吸引海内外学术精英,以不断争取国家的政策关照与政府的重点支持。大学人才竞争所促成的流动,对学术精英学术发展的影响,既有特殊性也存共通性。大部分学术精英流动后的学术生产力、学术影响力和学术竞争力得到提高。这一方面是由于流动对知识生产与创新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则与学术锦标赛密切相关,其不仅驱动大学支持学术精英发展学术,还驱动大学要求学术精英发展学术。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是一个复杂现象。由于学术精英吸收能力的异质性与学术精英竞争优势的可转移性,大学学术精英流动对大学发展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可以明确的是,学术精英流入对大学学科发展的积极影响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学术精英流出对大学学科发展的消极影响也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基于此,学术精英流动不应成为大学间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更不应诱致大学间针锋相对的“人才战争”。在面向世界、追求卓越的发展战略下,需要正确理解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以客观冷静的态度、以历史的、发展的、全球的眼光认识和体察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所具有的阶段性、特殊性和一般性。这对中国大学全面深刻地了解自己,实事求是地制定科学合理的“双一流”建设目标、采取正确有效的学术精英队伍建设策略至关重要。

王敏^[4]（2020）在《高校发展型学生工作模式构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十四个坚持”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高校学生工作关乎“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及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学生工作模式产生的逻辑起点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学生教育、管理及服务功能,也必然要伴随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学生工作及学生主体性需求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化。学生工作模式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以教育、教导为主的教育中心型模式阶段,教育与管理并存的管理中心型模式（即教育—管理模式）阶段,教育、管理和服务并存的服务中心型模式（即教育—管理—服务模式）阶段,现阶段学生工作模式多以服务中心型为主。近些年,学生工作模式在理论和实践等方面不断探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在具体工作中显现出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突破以往学生工作的局限,化解发展中的困惑与难题,必须转换思路,调整发展战略,将“学生发展”作为学生工作的新视野,适时构建起一种新型的“尊重学生主体性和发展性”的学生工作模式——发展型学生工作模式,这种模式可以用“教育—管理—服务—发展”形象地加以表述。发展型学生工作模式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核心,构建这种模式是实现学生工作内涵式发展,打通育人工作“最后一公里”,高效发挥学生教育、管理、服务功能的有效方式。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新发展理念和习近平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观为理论基础,指导模式构建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在对高校学生工作、学生工作模式等相关概念准确界定的基础上,详细论述了发展型学生工作模式的涵义和特点,抓住“以人为本位”的核心思想,具体阐述了发展型学生工作模式的核心价值诉求。对高校学生工作模式发展的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并从教育模式、管理模式、服务模式和学工队伍构建模式四个方面总结了当前学生工作模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学校、学生工作队伍和学生本身三个层面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借鉴以往高校学生工作的有益经验,结合当前学生思想和心理发展的新特点,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核心和主线,从基本理念、基本原则、基本目标和基本内容等方面系统地阐述了发展型学生工作模式的理论体系,对发展型学生工作模式的构建进行了理论思考。基本理念突出发展性和层次性,围绕着发展的学生观、发展的学生工作者观、发展的学生工作组织观和发展的学生工作观而展开。同时,在以人为本的原则指导下,坚持发展性、可持续性和开放性等基本原则的指导意义。围绕着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进学生工作者全面发展、促进学生工作组织全面发展、促进学生工作全面发展等方面,确立了本研究的基本目标。在基本内容的设计上,着重突出了教育、管理和服务对学生工作模式未来发展的意义。围绕大学生全面发展的核心目标,设计以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为核心价值诉求的发展型学生工作模式,从构建“131式”发展型学生教育模式、“131式”发展型学生管理模式和“131式”发展型学生服务模式入手,论述了发展型学生工作模式构建的实践研究内容。在系统阐述这三种模式的概念、特点以及联系与区别基础上,从“1个核心目标、3大内容体系、1个实践体系”等方面,详细论述了这三种模式构建的具体思路和实践路径,具有一定的推广性和可操作性。为确保发展型学生工作模式的正常运行,又从组织领导保障、队伍保障、物质保障、制度保障等方面建立了与之相配套的科学合理的运行保障体系。

冯志峰^[5]（2018）在《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政治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组成。相对于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而言,地方政权包括省市县三级,成为我国政权系统承上启下、协调各方、高效运转、强本固基的关键枢纽,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小康、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地方党委组织承上启下、统揽大局、协调各方、强本固基,既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和建议者,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承载着领导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履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职责,成为加强地方治理能力建设条块结合的交汇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角色定位、职位属性与运行特性,内在地反映了地方党委组织的执政规律,蕴含着党组织权力运行与制约之道。遵循其行为之内在逻辑,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规律可提炼为“弹性定律”,鲜明地体现出独特的“二重”性,表现为“双刃剑”的作用,既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可能引发权力腐败、危害人民利益,销蚀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在内外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总体呈现出“十大特征”,体现为“多面人”角色,其演化逻辑可归纳为“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强化跃迁定律”,作为地方主导改革的改革者反而成为改革阻力制造者。为扎实有效地“改革改革者”,破除权力制约“悖论”,就必须统筹“个人修养教化、体制机制转化、社会风气净化”,构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操作简便的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外权力制约理论基础之上,深刻把握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诱致成因,认真分析其生成逻辑,精准提炼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之道,努力促进“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的有机融合,将“自我律动法”与“一制九转法”深度融入到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之中,努力实现权力高效运行与有效制约的动态平衡,着力提高地方党委书记执政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保证和力量保障,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赵富春^[6]（2018）在《中国农业银行三次废立的历史研究（1951-1965）》文中指出1949年至1965年,随着国民经济三年恢复、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以金融机构的设置和调整为显着标志,中国金融体制经历了一个从恢复、发展到逐步确立的过程,这个过程具体表现为由多元化走向单一化,并最终形成“大一统”。在上述背景下,作为农村金融体系的主要构成力量,农业银行经历了三次成立、三次被撤销。第一次成立农业银行旨在支持农业恢复和扩大合作运动;第二次成立农业银行的目的是支持国家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加强对农业信贷的支持和打击农村高利贷;第三次成立农业银行是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为指导,配合国家恢复农业生产生活秩序,对贫下中农发放零利率贷款、下发支农款并对资金投向进行监督。但从1951年至1965年的短短14年中,农业银行却经历了三次成立、三次被撤销过程,成立时所设定的预期目标均未能完全实现,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和范围内或多或少开展了一些农村金融业务,其中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国家认知的局限,也有配合国家整体规划的考量,更有对政治大环境的被动适应。本文以农业银行三次成立和被撤销为切入点,对1951年至1965年间农业银行的三次成立和三次被撤销过程进行了比较完全面的梳理,分析了金融实践传统的沿袭、苏联模式的借鉴和模仿以及建国后金融体制从多元向单一、再到大一统的变迁过程对农业银行三次废立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国家政权制度体制与金融制度构建关系、国家意志与认知对金融制度设置和变迁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展示了1949至1965年间,中国经济机制运行以及金融体制初步形成和发展的状态和面貌,展现了以农补工、以乡村支持城市的国家工业化战略需求。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历史分析方法,以档案材料和资料汇编类为基础,以选集和年谱、回忆资料、报刊、专着及论文集等资料为辅助,对农业银行在计划经济时期三次废立的逐步演进过程作了一个比较全景和客观的考察;采用制度分析法,从制度的角度来考察金融制度的运行,分析金融制度的产生及变迁对人们经济行为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决定性影响;采用归纳和演绎方法,对农业银行历史的变迁进行梳理,尽可能解析和展示这一变迁过程中的内在动因。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出从建国初期直至计划经济体制建立,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在构建、设置和运行上具有一个很显着的特点,就是国家意志在机构的设置和发展方向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国家通过掌控农村金融机构的调置和农村金融体制的运作,向国有企业及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通过上述方式,国家在相当大程度上掌控和影响着农村金融体制以至于整个金融体制的发展,这种掌控和影响是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能发挥积极的引导和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却在某种程度上对农村金融体制的良性发展造成严重的干扰。因此,自建国以来,出于服务于国民经济恢复、土改运动、“三反”、“五反”、抗美援朝、优先发展重工业、外交上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等国家大战略的需要,国家对农村金融体制的构建一直缺乏长远规划,成立农业银行解决农村金融问题更多是出于一种完成临时性任务的需要,一旦所面临的农村金融问题有所缓解或没有达到解决的预期,农业银行也就没有了存在的理由和必要,伴随而来的就是农业银行的被撤销。可以这样认为,在这样的带有功利性的国家战略选择上,农业银行不能、也不可能在农村金融的开展中充分发挥更加有效、专业和长远的作用。

徐纯^[7]（2017）在《我国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内容分析法》文中提出2014年10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国家审计制度,保障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2015年12月8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完善审计制度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及《关于实行审计全覆盖的实施意见》等文件,指出要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完善审计制度,健全有利于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的审计管理体制。2016年5月17日,审计署在《“十三五”国家审计工作发展规划》中进一步强调,要完善审计制度,加大审计力度,创新审计方式,提升审计能力,提高审计效率,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更好地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重要文献中,多次强调要完善国家审计制度,这既是对过去三十多年审计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未来审计监督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继续发挥更大作用的深切期待和更高的要求。我国国家审计机关自1983年成立以来,在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推动民主法治建设、维护财政经济秩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推进改革发展、强化权力监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为我国国家审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也对国家审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我国大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际,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国家审计制度,从而更好地发挥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成为了当今的重要课题。古人有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总是可以给人以启迪和明鉴。从一定意义上讲,一部审计史也是一部国家的兴衰史,是一部国家治理发展史,是一部不同利益博弈、不同思想交锋、不同文化碰撞、不同制度更替的历史（刘家义,2015）。通过梳理我国国家审计制度自1983年以来的历史发展脉络,阐明国家审计制度演进的基本过程和规律,为进一步完善现代国家审计制度提供分析依据。目前学术界关于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文献资料不多,相关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国家审计制度的某一具体领域,如绩效审计制度、环境审计制度、预算审计制度等;或者集中于国家审计制度的某一具体内容,如国家审计制度的文化变迁、审计对象的变迁、审计目的的变迁等,;亦或是集中于对国家审计制度变迁某一具体方面的研究,如审计制度变迁的表现、制度变迁的动因或者制度变迁的路径。为了进一步促进现代国家审计制度的完善,并为审计制度的创新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因此有必要全面详细地梳理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发展脉络。基于内容分析法,本文以1995年至2015年审计署发布的《关于上一年度中央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下文简称“政府审计工作报告”）、1984年至2016年历任审计长在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下文简称“审计工作会议报告”）以及2003年至2016年审计署发布的审计结果公告等文本资料为研究切入点,梳理和把握从1983年我国现代国家审计制度建立至今的发展变化情况,透过这些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内容的发展演变来折射国家审计制度的历史变迁过程,从而使内容描述获得了一定的历史价值。本文既从原理上阐明国家审计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动因,又通过历史考察阐明国家审计制度演进的一般过程及变化发展规律,从而为现代国家审计制度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依据,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分为九章,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本章介绍本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阐述本文的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制定了研究框架和各章写作安排。本章是本文的整体规划。第二章:文献综述。本章阐述了国家审计制度变迁和内容分析法的相关研究,发现关于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审计制度变迁的过程、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以及审计制度变迁的路径三个方面;关于内容分析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描述性分析、比较分析、情感分析、趋势分析和可读性分析五个方面。本章通过文献综述,发现研究机会,这是本文的研究前提。第三章:理论基础。本章首先对公共受托责任理论、免疫系统理论、国家良治理论以及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深入辨析后,提出社会公共活动中的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国家审计制度产生的基础。然后,结合近代制度学派制度变迁理论、新制度学派制度变迁理论、马克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以及我国制度经济学家的主要观点,探究了我国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第四章:国家审计制度的理论分析框架。本章构建了由国家审计体制和国家审计机制两部分内容组成的国家审计制度理论分析框架。基于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国家审计功能、国家审计根本目标和国家审计组织体制,探讨了国家审计体制。从审计组织方式、审计实施方式、审计评价方式、审计结论作出、审计报告方式、审计成果运用和审计人员管理等七个方面分析了国家审计机制。通过构建该理论框架,为后文进一步研究国家审计制度的变迁奠定基础。第五章: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过程。本章基于国家审计制度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工作会议报告以及审计结果公告为研究切入点,运用内容分析法对以上报告及公告进行词频分析、关键词分析、语义网分析、聚类分析、情感分析以及主题分析,全面细致地梳理和把握了从1983年我国现代国家审计制度确立至今的发展变化情况,透过这些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内容的发展演变折射国家审计制度的历史变迁过程。第六章: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的可读性分析。本章运用中文可读性公式分别计算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工作会议报告以及审计结果公告的的可读性得分,并与相关审计信息接收者的受教育程度相配比,在此基础上综合评价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工作会议报告以及审计结果公告的可读性水平,检验国家审计信息的传递效率和效果。第七章: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分析。本章基于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探讨了国家审计制度变迁发展的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其中,根本原因是国家治理中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和协调,直接原因是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以及技术环境的变化促进了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提升。第八章:完善国家审计制度的政策建议。本章从创新国家审计的对象和内容、创新国家审计的方式方法、完善审计结果报告及公告制度、完善审计结果落实制度四方面提出了完善国家审计制度的具体政策建议。第九章: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本章对全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研究局限性进行了总结,并对国家审计制度和内容分析法的后续研究方向和领域进行了展望。从主要方面归纳,本文的创新点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一、创造性地将内容分析法运用于国家审计研究目前,国外学者将内容分析法广泛应用于新闻传播学、图书情报学、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在国内,内容分析法也已被逐步运用于新闻传播学、社会学、图书情报学、管理学等领域,但还没有专家学者将内容分析法运用于审计领域的研究,尤其是国家审计研究。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研究国家审计-制度的变迁问题,一方面拓展了内容分析法的运用范围,另一方面,为研究国%审计问题提供了崭新的研究方法。可读性分析是内容分析法的重要内容。本文创造性地运用中文可读性公式研究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的可读性水平。目前,我国学者针对中文可读性的研究主要是借鉴外国学者发明的可读性公式,如Flesch公式、Lix指数等,研究中英文教材、文学作品、新闻报道以及上市公司年报、内部控制报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等的可读性问题。但不足之处在于直接借用英文可读性公式来测量中文文本,由于中英文句子结构和文字构造都不尽相同,这不免会造成削足适履的尴尬情形。本文基于台湾学者宋曜廷（2013）和刘忆年（2015）开发的中文可读性公式,综合研究了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的可读性问题,拓展了国家审计的研究空间。此外,本文还开发了研究国家审计报告的情感词典。Tim&Bill（2011）通过研究1994年至2008年间上市公司年度报表,发现根据《哈佛词典》的释义,在报告中有四分之三被认定为是消极词汇的词语在财务领域并不是消极词汇。同样地,在《辞海》或者《现代汉语词典》中被定义为消极的词汇在审计研究领域也不一定是消极词汇。基于此,本文开发出了一份适用于审计报告研究领域的情感词典,包含审计报告中常用的积极词汇和消极词汇,以便更好地衡量审计信息所传递的情感内容。二、构建了基于内容分析法的国家审计制度理论分析框架目前学术界关于国家审计制度的相关研究不少,但是系统地研究并构建国家审计制度分析体系的文献极少。厘清国家审计制度的内涵,并建立研究架构是分析国家审计制度及其变迁的根本。本文认为,国家审计制度是国家公共利益关系中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的,是国家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缓解国家与相关利益关系人的利益冲突、维护国家公共利益而作出的制度安排。国家审计制度分析框架包含国家审计体制和国家审计机制两部分内容。国家审计体制包含国家审计的地位、功能、根本目标和组织体制等内容,国家审计机制包含审计组织方式、实施方式、评价方式、结论作出、报告方式、成果运用、人员管理等。基于这一国家审计制度分析框架,本文对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工作会议报告以及审计结果公告进行了编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内容分析。三、创新性地阐释国家审计制度产生的基础目前学术界广泛接受的关于国家审计制度产生的理论主要有:公共受托责任理论、免疫系统理论、国家良治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等。通过对上述理论的辨析和探讨,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本文提出社会公共活动中的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国家审计制度产生的基础。国家通过治理体制及机制配置和运行权力,规定和调整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利益关系,以及国家内部各利益集团的利益关系。国家审计就是国家、社会、个人利益关系的调整过程,是维护国家公共利益的过程。在国家代表和集中的利益关系中普遍存在着利益冲突的现象,利益冲突是利益主体间的动态博弈过程,主要通过协商、调整、合作、互动等方式解决。国家审计就是为协商和调整国家代表的利益关系中的利益冲突而建立的制度安排。信息不对称问题是由公共利益关系中的相关利益关系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的,是国家审计产生的重要基础。

王小军^[8]（2013）在《基于农户视角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主观评价与森林经营行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当前我国林业经济与政策领域中得到关注最多的热点问题之一,改革着眼于激发农户森林经营积极性、提高农户营林收入、提升集体林资源配置效率。基于农户视角,对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进行主观评价,进而探析农户森林经营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为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优化森林经营政策提供对策建议,因此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首先对农户、森林经营行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等关键概念进行了界定,基于产权理论、资源经济理论、农户行为理论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农户森林经营行为进行了解释,并提出了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假设；其次,通过以福建省邵武市、尤溪县作为研究区域,基于实地调研获取的一手资料与数据,总结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由权属制度改革、经营制度改革、流转制度改革、税费制度改革、补偿制度改革等多项具体改革活动组成,现存的多种森林经营模式,以及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农户森林经营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第三,确定了农户对五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举措成效的主观评价,以及评价结果的影响因素；第四,确定了农户参与造林、砍杂、施肥和管护等四项森林经营活动的情况,以及影响参与性的相关因素；第五,确定了农户林业合作组织的参与情况,对合作组织作用的评价,在获取贷款、技术、生产要素、出售林产品、防治病虫害、防火、获取采伐指标等七个方面寻求合作的意愿,以及对应的影响因素；第六,基于上述五大方面的研究发现,探析了农户对森林经营政策的需求,以及相应的政策构建与优化对策建议。本研究为农户层面的微观经济实证分析,主要采用了“现状—成因—对策”的问题分析范式。基于实地调研获取的样本农户数据,综合运用了描述统计分析方法、非线性回归模型（二分类Logit回归模型、二分类Probit模型）、后推回归方法等定量分析方法。其中,在确定农户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绩效的评价、农户森林经营行为、农户联合经营行为等方面,根据被解释变量为二值变量,采用了二分类Logit回归模型和二分类Probit回归模型。针对集体林林权制度改革和农户森林经营行为现状,采用了描述统计方法,使调研情况得以客观展现。本研究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研究区域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于激活农户森林经营意愿、创新森林经营方式、推动森林联合经营、提高农户林业收益具有积极影响；第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由权属制度改革、税费制度改革、流转制度改革、经营制度改革和补偿制度改革等多项工作组成,农户家庭人口、资源、经济、林业生产特征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对制度改革绩效评价不尽相同；第三,选择从造林、砍杂、施肥和管护等四项活动能更为全面反映农户森林经营行为,农户家庭人口、资源、经济、林业生产特征、林业制度认知等因素对于森林行为差异具有显着影响；第四,农户对于是否参与合作组织,合作组织的作用,以及获取贷款、技术、生产要素、出售林产品、防治病虫害、防火、获取义采伐指标等方面开展合作的行为与意愿存在较大差别,影响因素来自农户家庭人口、资源、经济、林业生产特征、林业制度认知等方面。本研究提出的政策建议为：应通过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来完善和优化森林经营政策,为农户开展森林经营活动提供有利的制度保障,以提高农户从事森林经营的收益与积极性,进而提升集体林资源的配置效率。针对农户参与森林经营活动面临的制度约束,应进一步推动有利于提高营林收益与降低营林成本的制度措施。在森林经营政策的优化方面,应推动森林经营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优化森林经营管理制度,以及加强财政投入和扶持力度。

谭贵华^[9]（2012）在《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法律制度完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改革以来所确立并至今仍在坚持实行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尽管历经30余年的改革发展，该体制得到了极大的巩固和完善，并被实践证明仍是符合农业生产特点以及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但亦须正视的是，其所处的内外部制度环境及所服务的核心目标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此背景下，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在运行中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对此，学界虽然予以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并且在一些问题的研究上达到了极为深入的程度，但这方面的探讨也还存在一些缺陷，除了以“农村双层经营体制”为主题展开的直接特别是系统性研究较少外，其中尤为明显的不足是，这些研究更多是从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视角展开，而从法学角度进行的研究相对欠缺，尤其是从法学视角展开的系统性研究可谓尚付阙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改革主要是靠党和国家的政策来推动的；在此过程中，法律制度供给严重不足，这使得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缺乏强有力的制度支持。尽管在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国家适时制定了一系列直接和间接涉及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法律法规，为其稳定和完善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法制保障，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方面的法律制度供给仍不同程度地存有不足。对此，虽不应抹杀政策所具有的功用，但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的今天，更需要重视法治为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深化改革和完善提供保障，一方面将行之有效的政策适时地上升为法律规定，另一方面根据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创制推动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改革与完善的法律制度，进而在此基础上实现法律与政策的良性互动。本文即是针对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既有研究的不足并基于以上认知，站在稳定和完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立场，通过综合运用历史、规范、实证、比较等分析方法，在对我国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形成与确立，以及其确立后的制度变迁历程加以全面、系统爬梳的基础上，立足新时期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所处的内外部制度环境，对其当前所存在的突出法律问题予以重点剖析，进而提出尽可能具体的完善对策。全文除绪论和结论，主体部分由以下5章构成。第一章——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形成与确立，乃是要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尤其是中央出台的政策立法文件的梳理，力图清晰地揭示出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是如何逐步形成的，以及该体制最初被正式确立时体现的是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就总体而言，农村双层经营体制乃是对我国20世纪50年代实施农业集体化以来所形成的高度统一经营体制尤其是人民公社体制的扬弃，并且在其最初确立时体现的是“家庭（联产）承包经营+集体统一经营”的制度架构。具体而言，一方面，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摈弃了以往具有高度集中管理特点乃至是以各种形式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单一经营主体的经营形式；另一方面，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又传承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土地改革基础上通过农业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形成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一些重要构成要素，如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可以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在一种宽泛意义上的“双层经营”格局中不断调适的，只是由于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集体统一经营长期占据着绝对地位，直至问题积累日深并随着宏观环境的变化才得以在正式层面确立起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第二章——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确立后的制度变迁及现存法律问题，旨在通过对国家所出台的相关政策立法文件的梳理和解读，系统揭示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正式确立后历经30余年的改革发展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形成了哪些较为重要的制度安排，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法制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予以揭示。就总体来看，一方面，决策层基于实际情势的变化对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内涵不断予以修正，如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取代“家庭联产承包为主”，并形成了至今延用的正式表达，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另一方面，决策层亦充分肯定并切实支持统一经营方式的机制创新，如今在实践中总体上形成了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组织依托的三种较为典型的统一经营机制。与此同时，随着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的提出，国家逐步重视依靠法律治理农业和农村，并出台了一系列直接和间接涉及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立法，为其稳定和完善提供极为重要的法治保障。不过，尽管这方面的改革及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还存在不少问题，如官方既有对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内涵的界定与实际情况不甚契合，尤其是统一经营的内涵有待拓展和予以更加正式和科学的界定；旨在落实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和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政策进而健全家庭承包经营机制的法律制度存在不同程度的欠缺；旨在培育和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组织发展进而健全统一经营机制的法律制度供给亦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第三章——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改革与完善的总体分析，旨在通过结合前两章对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历史回顾、现状审视，就我国当前乃至今后改革与完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在一个较为宏观的层面上展开分析，以期更为清晰地勾勒出在探索健全该项体制以及完善相应法律制度安排时可为之努力的方向以及需要遵循的基本准则，与此同时，亦为本文后两章的基本逻辑架构及相应阐述的展开作出铺垫。本章的基本结论是：其一，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内涵总体上应当界定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并与以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或是多样化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为载体的统一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意味着：一方面，需要在坚持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通过完善相关立法让农民享有长期稳定、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另一方面，健全农村统一经营机制及其法律制度不应狭隘地理解为仅重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完善其相关法制；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多元化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进而以此为依托提高农民组织化和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程度，亦是落实农村统一经营机制的重要途径。其二，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深化改革总体上需要遵循以下三项基本原则：在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协调农民权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在坚持市场化导向改革的基础上协调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的关系；在重视法治的保障作用的基础上协调法治保障与政策导向的关系。第四章——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法律制度的完善，乃是从具体法律制度完善的角度对前文梳理得出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现存法律问题予以回应。农村家庭承包经营的核心无疑是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而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关键又在于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基于此认知，本章着重分析提出可采取以下措施来完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法律制度：进一步健全有关农村土地承包期限、农村承包地调整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的法律制度以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应在予以适当规制的基础上，允许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和放宽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限制；通过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颁证及登记的基本立法、统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颁证及登记机构、明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及登记的法律效力、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颁证及登记程序和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法律制度等，以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颁证及登记法律制度。第五章——农村统一经营法律制度的完善，亦是从具体法律制度完善的视角对前文所揭示的农村统一经营现存法律问题予以回应。经济组织制度建设在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建设中处于基础性地位，是其他各项基本经营制度发挥功能的极为必要的组织载体和制度保障。有鉴于此，并结合农村统一经营机制的创新发展方向，前文选择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经济组织制度建设的视角梳理了农村统一经营法律制度所存在的突出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章着重分析提出了以下对策：其一，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及相关法律制度。具体而言，适时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专门和基本法律，重新认识和清晰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以及尽快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法人）地位。其二，健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立法及相关法律制度。一是拓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形态法定化立法，重点在于明确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和以农村资金互助社为代表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法律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健全相应的法律运行机制；二是进一步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立法及相关法律制度，如增加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法律规定，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运营法律机制以更好地保障社员和交易相对人的利益，以及建立健全扶持政策的法制化实施机制。其三，完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参与农业经营的相关法律制度。关键在于通过完善立法以合理引导和规范龙头企业参与农业经营的形式和范围，以及建立健全龙头企业扶持政策的法制化实施机制。

苏宗海^[10]（2010）在《基于现代林业建设的财政政策研究》文中认为林业是生态建设的主体,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基础产业和公益事业。随着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林业发展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并且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林业发展和建设,首次召开的中央林业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林业的定位并赋予林业以重大使命：“在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林业具有重要地位,在生态建设中林业具有首要地位,在西部大开发中林业具有基础地位,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林业具有特殊地位”。“实现科学发展必须把发展林业作为重大举措,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把发展林业作为首要任务,应对气候变化必须把发展林业作为战略选择,解决‘三农’问题必须把发展林业作为重要途径”。林业适应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要求,适时调整林业建设思路和战略布局,明确提出将发展现代林业作为林业工作的总任务,建设生态文明作为林业工作的总目标,促进科学发展作为林业工作的总要求来构建我国林业发展总体格局。林业财政政策是现代林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是传统林业向现代林业转变的基石。加速传统林业向现代林业转变,完善财政支持林业的政策、机制,是现代林业发展的一个重大时代命题。本文在现代林业建设应用理论以及公共财政理论、体制与我国财政政策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对现行林业财政政策成效进行了分析与评价,明确提出现行林业财政政策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目前的财政政策仍不适应现代林业建设的需要；其次,分析了国外林业财政政策的特点,并对其进行总体评价,提出了我国现代林业发展应该借鉴的相关政策；第三,依据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及其发展趋势,认真分析现代林业发展与公共财政的关系,判断未来发展呈现以下趋势：林业越来越倾向于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需要,越来越依靠政府职能亦即公共财政配置资源；第四,根据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结果,比较借鉴国外经验,明确了构建适于现代林业建设的财政政策框架体系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提出了建立适于现代林业建设的财政政策的构成框架、实现机制和政策使用取向,为国家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提供参考。本文通过对已有研究的综述,在科学评价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定本研究的重点。从现代林业建设应用理论研究入手,客观评述了现代林业的内涵、特征、主要建设任务和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通过对国外林业财政政策的对比研究,结合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史经验与问题,探讨我国现代林业研究的一般理论和实践、我国现行财政政策执行情况以及财政政策与现代林业的关系,系统分析我国现代林业发展的目标和途径,研究探索现代林业对公共财政政策的需求变化及趋势,进而探讨符合现代林业发展规律的公共财政体制和现代林业财政政策支持机制,使林业发展稳定地、更好地、有效地契合于公共财政体制,形成支持现代林业生态、产业、森林生态文化和支撑保障体系建设稳定的资金投入渠道,借鉴国际林业发展经验,为我国林业财政政策的完善与实施提供有价值的决策参考。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1）林业财政政策是现代林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是传统林业向现代林业转变的基石。现代林业是以多目标可持续经营为基础,充分发挥森林的多种功能,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多样化需求的林业。现代林业注重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公共财政与现代林业内在关联的纽带是不断增加社会福利。（2）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林业财政政策有广泛的一致性,主要表现在,所制订的林业长期发展战略、目标明确,采取的措施符合本国国情,并具有针对性。借鉴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对加速我国现代林业建设,形成财政有效支持林业体制、机制和政策,具有重要意义。（3）通过深入研究现行林业财政政策的现状、成效及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确信我国林业财政政策框架体系已基本建立,同时现行林业财政政策存在明显不足,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要按照现代林业建设对公共财政需求的变化,调整和完善现行财政政策的逻辑关系,确定合理有效的路径选择。（4）通过对现代林业发展目标、实现途径的分析,提出了构建现代林业发展财政政策框架体系的原则与理论依据,并以现代林业的需求为基点,深入分析了现代林业建设资金要求与国家财力及公共财政支出能力的可行性,提出了建立现代林业财政政策的总体构想和各项机制措施。

二、管好用好林业四项贷款,促进浙江林业快速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管好用好林业四项贷款,促进浙江林业快速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论文提纲范文）

（4）高校发展型学生工作模式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农业银行三次废立的历史研究（1951-1965）（论文提纲范文）

（7）我国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内容分析法（论文提纲范文）

（8）基于农户视角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主观评价与森林经营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法律制度完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基于现代林业建设的财政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管好用好林业四项贷款,促进浙江林业快速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2]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D]. 杜俊奇.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3]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D]. 郭书剑.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4]高校发展型学生工作模式构建研究[D]. 王敏. 东北林业大学, 2020(01)
• [5]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D]. 冯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6]中国农业银行三次废立的历史研究（1951-1965）[D]. 赵富春. 河北大学, 2018(12)
• [7]我国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内容分析法[D]. 徐纯. 武汉大学, 2017(06)
• [8]基于农户视角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主观评价与森林经营行为研究[D]. 王小军. 北京林业大学, 2013(09)
• [9]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法律制度完善研究[D]. 谭贵华. 西南政法大学, 2012(07)
• [10]基于现代林业建设的财政政策研究[D]. 苏宗海. 北京林业大学, 2010(09)

标签：林业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