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壮烈生命的悲凉终点(论文文献综述)
田金玉[1](2021)在《毕飞宇小说的悲剧性》文中认为毕飞宇是中国当代文坛创作实力强劲、创作个性非常鲜明的一位学者型作家。毕飞宇的小说始终以“人”为写作的中心,始终对人的存在状态、人的命运、人的精神价值有着一种强烈的担忧和关怀,毕飞宇的小说展现的生存的不幸、成长的苦痛、理想的失落、精神的困境以及价值的坍塌给人强烈的悲剧性感受,血肉饱满的人物在苦难面前柔和刚毅的力量又让人看到了精神的崇高与伟岸。论文从悲剧理论出发,主要阐释了毕飞宇小说的悲剧意蕴,艺术创生和悲剧渊源及意义。第一章分析了毕飞宇小说的悲剧性意蕴。生存环境、心理空间和生命意识的丧失凸显现代人失却的生命空间;儿童成长、女性命运、男性信仰的沉重反映现代人失遗的精神导向;政治浩劫、权力镜像、金钱欲望的诱惑暴露失衡的人性价值。第二章探讨了毕飞宇小说悲剧性的艺术创生。精妙的语言、诗意的境界折射出哲思与诗情交相辉映的审美感受,以喜衬悲的情节安排、悲喜交织的艺术反讽创造出“轻盈凝重”的艺术效果。第三章阐明了毕飞宇小说悲剧性的渊源和意义。成长环境的影响、悲悯意识的作用以及中西文化的熏陶是毕飞宇小说悲剧性的根因。呼唤个体价值的回归、守望美好人性的温情、恪守世俗的人文情怀以及丰富悲剧的审美趣味让他的小说散发出强烈的生命之光。结语部分总结论述了主要内容,肯定了毕飞宇小说蕴含的悲剧精神以及传达的人道主义情怀,强调了毕飞宇小说的悲剧性对当代文学的重大意义,简略评述了毕飞宇小说悲剧性存在的瑕疵。
杨红丽[2](2021)在《屈大均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屈大均是清初岭南着名的遗民学者,与梁佩兰、陈恭尹齐名,称“岭南三大家”。屈大均诗作数量庞大,存诗足有6000余首,在当时诗坛享有盛誉。而词仅存373首,虽然在数量远不及诗,却也卓有成就,但是,目前学术界对屈大均词的研究成果相对薄弱,现有研究虽然对屈大均的词学观、词集的流传、词的内容及艺术特色等方面均有论及,但多流于浅泛,缺乏整体性的观照。事实上,屈大均词蕴含着丰富的时代内容,艺术风貌也别具一格,所以,对屈大均词进行整体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作为一个具有高尚民族气节的明遗民,屈大均一生为复明而奔走,曾多次北上,企图匡复,期间结交了众多明遗民学者。垂暮之年,意识到匡复无望后,屈大均专心着述,以存民族文化,期间虽与清廷官员有交接,但他始终坚志不仕。屈大均着述成果丰硕,涉及经史子集,因作品中有反清思想,在雍正、乾隆两朝遭到严重的禁毁,所幸,在康熙年间有刻本的着述基本都保存了下来。屈大均词题材多样,主要包括怀古、咏物、写景、交游、悼亡五大类。每一类均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情感,怀古词从怀故国旧君、叹王朝兴衰、忆历代前贤、歌当朝忠烈四个方面表现词人的故国之思与亡国之痛。咏物词主要分为动物、植物、天文地理与生活器具等四类,涵盖了黍离之悲、高洁之志、即物抒怀、遣兴陶情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写景词主要表现了边塞风光、山川美景及民俗风情等内容。交游词主要有友情之慰与隐逸之思两大情感内涵。悼亡词在悼念妻子的同时融入了追思故国的情感,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屈大均词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为善于运用象征手法,屈大均词既继承了香草美人的比兴传统,又结合时代背景,用“牛”“羊”“明月”等特定的意象来映射明清王朝,同时,还大量使用典故来隐喻沉痛的故国之思。二为叙事特征明显,词通常被认为是抒情文学,但是屈大均的词无论在词体结构还是文本内容上均具有很明显的叙事特征。首先表现在他用赋的手法写词,铺陈展衍历史。次则,他的词叙事要素完整,材料选择得当,叙事结构清晰,有诗文的写作模式。再则,屈大均工于细节描写,成功塑造了众多独特的女性形象。三为精通音律,屈大均不仅以粤音押韵,而且善用叠字叠句来增强词的音乐美感。此外,传奇的人生经历与转益多师的治学态度造就了屈大均词多样的艺术风格,具体表现为豪迈劲健、悲凉感慨与平淡自然三种词风。
柴琳[3](2021)在《赵素昂的跨界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文中指出赵素昂(1887-1958)是韩国近代杰出的独立运动家与外交家,同时也是优秀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在留学日本与流亡中国的四十余年时间中,他在为民族独立与解放奔走的同时,还创作了诸多的文学作品。赵素昂的文学书写是伴随跨界产生的,这些文学叙事中,既有面向自己的日记,又有寄托情感的汉诗,还有彰显义烈精神的传记,既是作者人生体验的真实展现,也是韩国爱国志士革命精神的记录,弘扬了韩国人民追求独立与自由的民族精神。他的文学书写不仅拓宽了韩国文学的创作领域,展现出被殖民民族强大的生命力,也为今日研究中韩文学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文学资料,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尚未对赵素昂的文学文本给予足够的重视,其文学作品也未能得到深入研究。本文从跨界、跨文化的视角入手,综合运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互文性等理论,结合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具体阐述赵素昂的跨界体验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进而阐明其文学创作的价值和意义。赵素昂经历了留学、殖民、流亡生活,跨界体验已经内化为其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他的文学书写与思想体认也始终带着跨界的标识,这也成就了他独特的文学书写。日本留学体验对赵素昂产生重大影响,他以日记的形式记录留学生活,并在不断的书写过程中反省自我、认识自我,也促进了自我的成长与改变,而我们也通过日记看到了赵素昂内心真实情绪的变化及其民族身份认同确立的过程。流亡中国后,赵素昂为韩国独立运动与临时政府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他的文学书写也始终带着“抗日”的烙印,他在中国的文坛活动及与中国文人的交流对中韩两国共同话语与相互认知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赵素昂的跨界体验影响着他的文体选择,一方面他的作品体裁多样,政论、散文等体裁贯穿其整个跨界体验的全程。日记作为面向个人的写作,是赵素昂记录留学生活的选择,而传记作品一是为了纪念,表示对义烈志士行动的赞扬与认可,二是为了宣传,向中国人民展现韩民族舍生取义的民族精神,其汉诗的创作则与赵素昂本身的心理变化息息相关。另一方面,赵素昂文章中使用了中文、韩文、日文、英文等多种语言。日本留学时期,赵素昂私人写作均用文言文,文言文是用以表达友情、骨肉之情、忧国之思的“情之文字”,公共书写则选择了韩汉文混用体,是政体的文体,而日文自始至终只是用于学习的工具。流亡中国后,除部分公函、书信等用英语或韩汉文混用体写作外,赵素昂的文章基本上都使用中文写作,使用中文是希望赋予中文一种互动与认知的媒介功能,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能够关注、支援韩国民族独立运动,中韩有识之士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自1904年赴日始,直至1912年7月自明治大学毕业,赵素昂在日八年,从接受儒家教育的读书人成长为具备国际眼光的近代知识分子,日本留学生活对他的影响伴随他一生,他的日记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最直接的记录,折射出时代的光谱。赵素昂在日留学期间,正值东亚局势突变的时期,他表现出的不仅是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更有对国家危机的忧患意识,其国家观念也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这期间他见证了日本一步步吞并韩国的过程,本以为的文明国度变成了侵略的“恶魔”,同处边缘的中国却在民众奋起反抗后为韩国爱国志士提供了斗争空间,最终他选择了流亡中国。赵素昂少年时期便接受传统儒家教育,即便日后赴日留学接受近代新式教育,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也并未消磨其对汉诗的兴致,汉诗反而成为其留学与流亡生活中的情感寄托所在。赵素昂汉诗创作的高峰期集中在两个时间段,一是日本留学时期,二是全面抗战爆发后随临时政府辗转赴渝时期。他的汉诗在继承传统诗歌创作的基础上,结合现代语境的特殊体验,在不失审美的前提下,现代意识与民族文化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身处异乡导致的精神苦闷深深体现在赵素昂的汉诗创作中,但他并没有陷入自我的悲情体验,而是在此之上的一种对于自我与现实的抵抗,在留学与流亡过程中,国家想象与民族认同始终是赵素昂汉诗创作的根本指向。赵素昂的义烈传记作品《金相玉传》《遗芳集》等以生动的笔触再现了韩国义烈志士为民族独立与解放浴血奋战、英勇献身的场景,历史现场未能完整表达的内容在文学书写中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得以抒发,通过义烈形象弘扬了民族精神与英雄主义,激发了全民族的爱国热情和抗日斗争精神。《金相玉传》与《遗芳集》的出版与发行得到了中国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这说明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霸权之时,中韩两国在平等互助的基础上,通力合作,共同对敌,中韩有识之士形成共同话语与相互认知,而这些作品也体现了互为主体、共生共存、中韩合作抗日的东亚精神价值。1930年代,赵素昂编写出版了大量韩国历史文化相关作品,在殖民地“失语”情境下,他致力于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播与坚守,《韩国文苑》的编纂在荟聚韩国历代名文秀句外,也展现了中韩两国自古以来友好互助的兄弟情谊。优秀传统文化的“发现”使得赵素昂意识到韩人轻易丢掉了对传统文化的自觉继承与发展,而在韩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赵素昂对于“国民性”所秉持的态度一贯是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再进行改造。在编纂写作的过程中,赵素昂以他认为合适的方式来说明、阐释国族历史文化,对其身份认同的建构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赵素昂的跨界体验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留学体验促进其民族身份认同的确立和民族主义意识的形成,也促成其最终选择流亡中国开展反日独立运动。中国流亡体验则进一步增强了其抗日意识,也促成了其与中国革命人士的相互书写与生成性互动。赵素昂对民族传统历史文化的认识则表现了其对国民性继承且批判的态度,也巩固了文化身份认同。赵素昂的文学书写,具有鲜明的抵抗意识与时代认识,与申圭植、朴殷植等来华流亡志士一起,构成韩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文学创作生动地展现了近代韩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他的抗日意识、东亚认识体现出时代自觉和东亚文化自觉,是东亚思想史上的财富,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
丁倩倩[4](2021)在《哲理与诗心 ——庄子哲学的审美考察》文中研究说明庄子哲学的实质是生命哲学,对庄子哲学的审美考察,亦即对其生命精神的探索。庄子之“仁义”批判与对仁义之士的同情,显露庄子哲学悲凉的底色;在批判仁义的基础上,庄子哲学首先表现出“顺物”的精神,即对生命的肯定:以“道”与“物”肯定生命“大”的境界;以“德”与“形”为不被主流价值认可的畸形群体予以哲理支持,并因之生出“安时处顺”的随顺姿态;在“气”的概念下疏通死生,以“死生为一”为“生”之致命尽性扫清障碍。由之,庄子的生命之思显露出涵容万物而又有所褒贬的生生之态。当“顺物”返归己身时,“不失己”的切己之“真”也在工夫修养中展露。“知”与“忘”是通往“真知”的工夫体系。在以“知”开启质疑与反思现实世界的思辨下,个体通过“忘”的工夫,通达“真知”的真人之境,进入“游”的超越境界。然而超越的庄子亦要回人间世,“真我”之成,不仅包括终极的超越境界,更指向现实的生命和丰富的人格。庄子之“游”有行于世的不得已和谨慎,它在己身之存续价值中展开生命,在日用伦常中持中道而为。庄子的生命精神是诗与理的遇合:个体生命的体贴、己身之性的庄严、以及以真寓俗的生活旨趣,三者既是庄子生命精神的内涵,亦是其丰富的人格的体现。他的哲学体系不是一个“蔽于天而不知人”的坍缩空间,而是囊括万象、生生不息的动态宇宙。
黄玉媛[5](2020)在《鲍照行旅诗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鲍照是南朝宋元嘉时期的代表性诗人,孤出于时代,为后世所重。观其一生,为仕途而行旅是他生存模式的真实写照。研究鲍照的行旅诗歌,有利于我们进行双向审视,既可以在南朝的社会与历史、以及在士文化的大背景下了解鲍照的宦游经历,帮助我们对他的生存处境进行深层次思考,从而在多个方面了解鲍照其人其诗,又可以在鲍照的行旅过程与心理历程中,感受南朝行旅诗创作的整体背景,探寻行旅背后蕴含的时代特色与文化意义,了解当时的社会面貌。本文以鲍照的相关史料与文学作品为基础,分四个部分对鲍照行旅诗作综合研究。第一部分,本着“知人论世”的原则,分析鲍照行旅的动因,并梳理他的行旅历程。就时代环境而言,刘宋皇权的重振意味着寒门人物入仕的大门渐渐开启,宗王的辟召制度进一步打通寒门人物以行旅游仕的道路,为鲍照进入仕途创造可能;从个人追求出发,鲍照自身有着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追求,同时具有不甘沉沦的狂狷性格,时代与个人气质共同驱使他为入仕而踏上行旅之路。鲍照行旅以宦游为主,可以通过鲍照的任职情况梳理他的行旅历程。第二部分,探讨鲍照行旅诗的时空书写。在空间书写上,鲍照抓住了地域空间的民俗特色,主要体现在江州、扬州、建康与荆楚地带的书写;空间延展出的想象世界,则以角度的切换与色彩的透视两种方式建构。在时间书写上,鲍照行旅诗中的物理时间,通过古今交替与旦暮交替而产生“变奏”,心理时间因季节敏感、与友交往而延展。第三部分,探析鲍照行旅诗中出现的情感意蕴。身乏心忧的感叹、别离家园的愁思以及运命困顿的悲哀是其情感主调。伴随着这些情感的发生,鲍照在行旅诗中采用了“蓄势”“诘问”“代言”这三种方式抒情。第四部分,明晰鲍照行旅诗对前代行旅诗的继承,以及在此基础上适时变动的开拓创新。在“汲古”方面,鲍照沿袭着行旅诗感物比兴、羁旅山水的两大传统范式;在“通变”方面,鲍照则开拓出理消情长、辞变险俗的世俗新风。
向天一[6](2020)在《莫言小说的音乐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莫言小说是一种“有声”语言艺术。这种“有声”既呈现在小说的外在形态上,一方面莫言用文学的叙述腔调进行音乐形式的创作与小说音乐性的书写,另一方面莫言用音乐的戏曲腔调进行小说音乐性书写的借鉴与摹仿;同时,也体现在小说的内在结构中,莫言将自己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热爱和理解折射到小说结构的曲式呈现。就此,本论文以莫言部分具备音乐性特质的小说为研究对象,以莫言的个人音乐观为研究依据,以中国传统音乐和戏曲音乐为主要理论背景,试图透过跨艺术的视角从“小传统”——民间传统音乐元素、传统戏曲音乐语言到“大传统”——中国传统音乐曲式结构对莫言小说与音乐之间发生的微妙关系进行新的解读,对音乐与情感进行深层剖析。莫言是一位“用耳朵阅读”的小说家,音乐自然成为莫言生活与文学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这亦是笔者介入莫言小说中音乐领域研究的动机所在。“自然声响”是莫言用文学腔书写的第一种音乐形式。笔者先对莫言熟知的故乡高密自然声响进行外围梳理,认识到故乡的部分自然声响作为一种传统音乐形式对莫言文学创作的重要价值。而后进入到具体的小说文本研究之中,揭示出四种主要自然声响——“洪水声”、“马声”、“植物(高粱)声”与“蛙声”在文本中具备的外在音乐“表情”性特质,诠释出莫言如何用文学的叙述腔调(语言)对自然声响进行二次创作与音乐书写。为了凸显莫言音乐书写的独特性与独创性,笔者通过反复的文本细读,对这四种自然声响进行音乐性特质的深入发掘,初探到自然声响在文本中呈现出“标题音乐”与“自然乐声”(语言诗化)的特殊表现力,极大地增添了、丰富了音乐性呈现的文本效果。“插曲”是莫言用文学腔书写的第二种音乐形式。“插曲”介入莫言小说的方式类似于配置在电影或话剧艺术中的音乐歌曲,它是作为叙述内容与手段共同出现在小说之中,构成对文本外在音乐性特质的基本呈现。莫言对于传统歌曲有一套独特的音乐书写方式,他在小说叙事中——论文以《黑沙滩》、《十三步》、《天堂蒜薹之歌》以及《檀香刑》四部小说为主,惯用两种“插曲”排列组合方式——“单曲循环”、“多曲杂烩”,和一种“戏曲化”的传统唱段演事手段进行对歌曲契合文学创作的二次音乐书写。“插曲”不仅仅是莫言叙事性文学作品的构成要素之一,更是作为一种隐喻手段影响小说叙事过程的表达。“戏曲腔”是莫言运用的一类特殊传统音乐手段及其小说中音乐性特质呈现的特殊内容。笔者通过莫言的两部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与《红高粱家族》为代表进行戏曲“拖腔”的具体研究。“拖腔”属戏曲腔的一类表现范畴,“拖腔”介入文本的基本类型有两种:单一型与组合型,目的有二:既是为歌者情感的需要作出延伸,以放大歌者情感特征之表现,揭示歌者难以言表的情感内蕴;同时,也是指向“拖腔”为唱段本身营造出对包蕴其间重要主题事件的重申与展示。“唱腔”属戏曲腔的另一类表现范畴,笔者主要是从小说语言层面体现出来的节奏与韵律之“戏曲化音乐性”特质进行细读考察。戏曲唱腔形式繁多,在莫言小说中主要以念白中的贯口、哭头与叫头三种音乐形式共同制造出人物的“言”外之音。在小说《蛙》与《红高粱家族》中,念白作为一种“无腔调”的贯口表现,戏曲的腔调隐匿在言语表达之间,言语的韵律隐匿在人物话语状态及其情感节奏叙述之间;在小说《檀香刑》中,念白作为一种“有腔调”的贯口表现,言语的韵律隐匿在戏曲的腔调之间,人物话语状态及其情感节奏充斥着浓浓的戏曲腔味,呈现出一股众声喧哗的“有声”语言氛围;在小说《檀香刑》中,“哭头”除了对人物情绪起到渲染的目的,更是为小说叙事作出准备,它对人物情感变化的因素进行推动,对人物情感制造的行为方式进行演绎,对人物情感衍生的主题进行暗喻。“叫头”和“哭头”一样在叙事过程中不止充当着戏曲开场白的作用,它们还具备着“唱、念、做、打”的舞台效果,让整部小说的叙事形成一定的戏曲化风格。“曲式”是笔者介入莫言小说内在结构进行的一类文本音乐性特质探讨,主要透过莫言作为一位小说家持有的音乐观去理解其小说文体结构中存在着的对部分中国传统音乐基本曲式的借鉴与摹仿痕迹。值得注意的是,笔者并不是以“曲”谈“文”,而是以“文”论“曲”,在反复潜心“文本细读”的前提下,结合莫言个人的音乐(创作)观进行互文性曲式诠释与分析。其中,小说《红高粱家族》和《蛙》便契合莫言对“东北二人转”的音乐创作观,明显具有中国传统音乐无再现单三部曲式的痕迹;小说《民间音乐》和《春夜雨霏霏》便契合莫言“牛羊歌手”与“触摸人的灵魂”的音乐创作观,有中国传统音乐叠奏曲式的痕迹,另这两部小说内在结构的叙事方式也契合了叠奏曲式的基本特质;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生死疲劳》与《天堂蒜薹之歌》便契合莫言“勾勾弯弯不断头”的音乐创作观,有中国传统音乐循环曲式的痕迹,另在循环曲式中,笔者加入了音乐“复调”内容与“复二部曲式”内容作为延伸进循环曲式在文本中主题递进的情感把握与结构扩充。此外,笔者还结合大型传统音乐套曲曲式进行综合性论述,从小说《丰乳肥臀》的重要主题表现中流露出中国传统音乐套曲曲式渗入叙事过程的深刻内蕴,以及对传统音乐发展的基本手法:“溯型”进行曲式微观层面的论述。基于以上研究,笔者作出如下结论:莫言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将中国传统音乐与文学创作进行有机交融最为深刻且“大踏步撤退”得最远的一位小说家。难怪莫言的挚友大江健三郎会由衷感慨到莫言作品中释放出的强烈音乐“能量”。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继承与创新,在中国文学史中,莫言虽不是第一人,但无疑是最佳人。
王书琴[7](2020)在《论《春桃》》文中研究指明《春桃》是里程碑式的成果展现,是作家的巅峰之作。因此,研究《春桃》不仅是在于存量基础上的认识,而更是一个动态学习过程。“怀疑论者”许地山终其一生都在为人们的精神依托寻找一个“好去处”。他的思想和主张,投射在人物中形成其宗教世俗化观念的发展轨迹。宗教世俗化是他思想的精髓,是他用来保家卫国、拯救人性信仰缺失的凭借。所以,春桃包含着作家一系列人物的前世今生,没有她们(尚洁、惜官等)就没有春桃;她也是作者在现实人生跌宕起伏后,痛定思痛的转变,对时势、命运的反抗宣言。《春桃》是作者的“落花生”精神与宗教世俗化思想的结晶,寄托着作者对家国梦想、理想人性的美好设想。因此,春桃形象具有多层次的历史、人性和生活的意义蕴含。春桃首先是一个人,一个女人,其次才是某人的妻子。所以,她有平常人的喜怒悲欢、爱憎情怀、理想追求,甚至有自己的“小算盘”、怯懦、纠结;她有异于常人的理智、果敢、独立,还有更为少见的事业心——她不是妇女解放的丰碑式人物,而是一个有血有肉,逞强扶弱,与命运做义无反顾的抗争的弱女子。本文从春桃人生前后际遇的落差、与其他同类作品人物对比等方面入手,剖析春桃在底层生活的战斗中形成的“蝼蚁哲学”——在困苦压迫的环境里,如何保存、实现自我。她的顽强生存、乐观向上在两性婚姻、情感、生活上的表达,成为引领两个男人走出人生困局的旗帜。她不仅是娜拉们出走后的“第三条路”,还可以是在黑暗中摸索的青年们的鼓励和曙光。春桃被赋予的坚韧、独立、仁爱的品质和民族的传承,被冠予“中国女人”的名号,带着“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决和宗教式深沉,却是时代和历史所需要的力量。来自劳动人民不屈灵魂的呐喊,是超越了两性情感和个人命运的思考,浸润着普世的生活智慧。她站在人性的高度讲述人生的态度和方向,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清醒慎独。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所以,虽然《春桃》不是冲锋的号角,却是人性深处守望的灯塔,指引着一代又一代读者的迷航。
张烨[8](2020)在《两晋文章文学论》文中研究指明两晋文章“出语必隽,恒在自然”,代表了两晋文学的最高成就。它与周代歌诗、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地位一致,是两晋时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代之文学”。两晋文章兼具形式上的精美与思辨上的精纯,既是这个特殊时代的必然产物,又与两晋文人玄学思想的发展密不可分。两晋文章与两晋文人对后世的文学和文人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论文以两晋文章为研究对象,以两晋私家文语和语体文章为研究重点,以文学、思想和审美作为主要考察维度,力图通过观照两晋文章来理解两晋文人的思想与审美,明确两晋文章在我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深远意义。全文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论说两晋文学的思想开篇。这一部分从魏晋易代中文士分道扬镳这个背景入手,以竹林七贤特别是阮籍、嵇康、向秀的文章为研究重点,通过分析他们的文章来揭示这一时期文人任诞背后的苦闷与反抗,并总结这一时期文人思想的转向。第二章考察西晋士风与西晋文章的形式新变。这一部分从西晋党争与士风的转变这个背景入手,重点关注二十四友这一文人群体的文学活动,以裴頠、郭象、潘岳、陆机的文章为典型范例分析本时期的思想新变与文学新风。第三章比照南渡前后的文章与文人心态变化。这一部分从仕与隐的选择,南与北的地域,上与下的地位三个角度论述了两晋文人过江前后的四种心理变化,从而明确衣冠南渡对晋人思想的重大影响。第四章分析东晋玄佛合流的新风与东晋文风的清雅化。这一部分从东晋的荆扬之争、南北之争的内耗与偏安的时代风气入手,论述东晋玄佛合流思想背景下的文章理论与创作及本时期的文学活动。将陶渊明的文学成就、审美倾向和精神格局进行专门论述,从而明确其作为两晋文学、思想与精神集大成者的重大意义。第五章总结两晋文章与两晋文人的后世影响。这一部分将总体论说与例证分析相结合,论述两晋文章作为有晋“一代之文学”的历史地位和两晋文人对后世的深远影响。论文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是文本分析法与历史分析法,辅之以目录分析和地理分析法。此外,论文在考察部分问题时运用了音乐学和中医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和分析方法。文中包含如下创新点:首先,将语体文章纳入两晋文章中进行研究。这不仅丰富了研究对象,也是思路上的创新。其次,从六朝之中将两晋独立出来,将之看作一个整体。通过文章观照两晋文人的思想、情感与审美发展史。此外,研究者多谓魏晋风流“越名教而任自然”,事实上,魏晋文人生活非但不“自然”,反而颇多矫伪之气。与其说两晋文人生活自然化,不如说两晋文人生活艺术化。从两晋文章中将两晋文人风采尽力还原,而非人云亦云,也是本论文的创新之处。提到两晋文人时,人们最先想起的除陶渊明外,往往便是两晋文人群体性格上的种种亏缺。说到两晋文学,人们大多关注的是两晋的诗歌,而对两晋文章的关注远远不够。因之,论文在两晋文学研究乃至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上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李珊珊[9](2020)在《新中国十七年“红色经典”电影的叙事策略研究》文中指出新中国十七年“红色经典”电影(1949—1966年)作为中国文艺领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自诞生以来便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并影响着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民。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把新中国十七年“红色经典”电影作为研究对象,从叙事结构、叙事人物、叙事语言、叙事价值意义等方面进行深入解读,以图发现隐藏在文本及现象背后的思想意蕴和文化内涵,探寻“红色经典”电影独特的叙事策略和价值意义。第一章,“红色经典”电影的概念界定和叙事策略研究的理论基础。首先,在前人对“红色经典”概念界定的基础上总结得出“红色经典”和“红色经典”电影的概念。其次,阐述了本文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叙事学、符号学等理论依据。第二章,新中国十七年“红色经典”电影的叙事结构。本章从叙事结构、叙事时空、叙事视点和视角三个方面总结解析“红色经典”与众不同的叙事结构策略。首先,对比其他文艺作品的结构,凸显出新中国十七年“红色经典”电影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失败到胜利的螺旋式上升的崇高的叙事结构特征。其次,探究出“红色经典”电影区别于中国其他代际导演作品的叙事时间和空间,体现的是革命化、社会化的革命历史时空。最后,“红色经典”电影以全知全能为主的视点和视角构建起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第三章,新中国十七年“红色经典”电影的叙事人物。首先,依据普洛普的人物角色功能理论和格雷马斯的行动元模式阐述了“红色经典”电影中人物在叙事过程中的具体功能。其次,运用符号学矩阵分析了“红色经典”电影二元对立的人物关系,对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光明与黑暗、强大与弱小等阶级矛盾特征进行阐释,突出崇高的革命英雄人物形象。第四章,新中国十七年“红色经典”电影的叙事语言。这种叙事语言的独特性表现在影像叙事、声音叙事、蒙太奇运用手段三方面。首先,革命现实主义崇高化的叙事语言风格体现在“红色经典”电影场面调度、镜头运用、光影色彩三方面。其次,具有崇高美的革命情感表达体现在生动贴切的音乐、真实动人的音响和朴实生动的人声上。最后,崇高的影片审美主旨和革命英雄形象塑造通过对比、隐喻、重复蒙太奇的镜头组接方式表现出来。第五章,新中国十七年“红色经典”电影的价值意义。结合前几章节对新中国十七年“红色经典”电影的考察,探讨了“红色经典”电影对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意义。首先,“红色经典”电影具有革命历史书写的艺术价值,所体现的人民性特征和崇高的思想情感在中国百年电影史和世界电影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次,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们具有革命信仰的感召作用,在当下,“红色经典”电影中革命精神的传承对国民素养的提升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社会意义。因此,运用崇高化叙事策略的新中国十七年“红色经典”电影,对于影视作品的创作具有理论指导和启发意义。结语,“红色经典”电影叙事策略的反思和未来创作的展望。“红色经典”电影叙事策略的缺憾在于性别叙事的压抑性和人物形象脸谱化、单一化特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重构红色叙事,传承红色基因是电影工作者未来努力的方向。
刘宁[10](2019)在《论电影中手风琴音乐的悲剧美 ——安哲罗普洛斯悲情映画》文中认为手风琴是浪漫主义时期的产物,虽诞生于西方,但其源起却是中国的古老乐器“笙”。它反应灵敏,声音动听,富于特色。变音器的应用使其音色变化多样,风箱的控制可演奏出各种力度及情绪的旋律,加之手风琴在管弦乐声部上的相容性,使得手风琴成为其它乐器无法替代的特色乐器。从古典巴洛克到火辣爵士,从伤感斑驳到轻松活泼,从粗犷深沉到青春朝气,都让人真真切切的感受到手风琴的动人之处。在众多的艺术载体中,电影音乐这种在影视制作中被赋予巨大美学功能的特殊元素,使得手风琴音乐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大放异彩,成为众多电影音乐创作者所热衷的配器之选,而手风琴音乐在演绎电影的悲剧之美时也再一次展现出这件乐器独特的表现力。悲剧审美是一种深层次的审美感受,通过主人公的悲惨遭遇及其与命运的博弈,让人产生一种强烈的同情之情和灵魂震撼,并以其深刻的艺术魅力,给人以激励和启示。希腊着名导演西奥·安哲罗普洛斯(以下简称安哲),他的影片弥散着让人窒息的悲剧之美,画面之外,他格外重视电影音乐对影片内涵的诠释,其与希腊着名作曲家爱莲妮·卡兰德若的紧密合作,使他的电影内涵从另一角度得到升华,而手风琴配乐的大量使用,也使这件乐器成为安哲影片中一个重要的情感符号。本文以安哲的《鹳鸟踟蹰》《一日永恒》《哭泣的草原》《流浪艺人》《尤里西斯的凝视》等五部不同系列电影中的手风琴音乐为研究对象,以悲剧的审美意义为基础去探寻电影中手风琴音乐所蕴含的悲情与壮阔,通过这种音符和画面所共同呈现的经典魅力去体悟电影中浓厚的希腊历史、政治,以及深沉的人文关怀。
二、壮烈生命的悲凉终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壮烈生命的悲凉终点(论文提纲范文)
(1)毕飞宇小说的悲剧性(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现状 |
第一章 毕飞宇小说的悲剧意蕴 |
第一节 失却的生命空间 |
一、遭到挤压的生存环境 |
二、被迫封闭的心理空间 |
三、日渐消沉的生命意识 |
第二节 失遗的精神导向 |
一、儿童成长的迷失与守望 |
二、女性命运的悲哀与救赎 |
三、男性信仰的缺失与重构 |
第三节 失衡的人性价值 |
一、政治浩劫中的人性丑恶 |
二、权力镜像中的道德沦丧 |
三、金钱欲望下的情感物化 |
第二章 毕飞宇小说悲剧的艺术创生 |
第一节 哲思与诗情交相辉映 |
一、情理相济的艺术语言 |
二、情景相融的艺术意境 |
第二节 悲与喜相反相生 |
一、以喜衬悲的情节安排 |
二、悲喜交织的反讽手法 |
第三节 荒诞与象征相得益彰 |
一、神秘奇异的荒诞艺术 |
二、形式多样的象征符号 |
第三章 毕飞宇小说悲剧性的渊源及意义 |
第一节 毕飞宇小说悲剧性的渊源 |
一、成长经历的影响 |
二、悲悯意识的作用 |
三、中西文化的熏陶 |
第二节 毕飞宇小说悲剧性的意义 |
一、呼唤个体价值 |
二、守望人间温情 |
三、彰显人文关怀 |
四、丰富悲剧形态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2)屈大均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课题来源及研究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第一章 屈大均及其着述 |
第一节 家世及生平交游 |
一、家世 |
二、生平交游 |
第二节 着述 |
一、着述的禁毁 |
二、着述的存佚概况 |
三、词的辑录 |
第二章 屈大均词的思想情感 |
第一节 怀古词 |
一、怀故国旧君 |
二、叹王朝兴衰 |
三、忆历代前贤 |
四、歌明朝忠烈 |
第二节 咏物词 |
一、黍离之悲 |
二、高洁之志 |
三、即物抒怀 |
四、遣兴陶情 |
第三节 写景词 |
一、边塞风光 |
二、怡情山水 |
三、民俗风情 |
第四节 交游词 |
一、友情之慰 |
二、归隐之意 |
三、亲情之思 |
第五节 悼亡词 |
第三章 屈大均词的艺术特色 |
第一节 象征手法的运用 |
一、传统比兴手法的运用 |
二、影射明清王朝独特意象的运用 |
三、典故的运用 |
第二节 叙事艺术 |
一、词体结构的叙事特征 |
二、词作文本的叙事特征 |
三、词作叙事的艺术功能 |
第三节 精于音律 |
一、以粤音押韵 |
二、巧用叠音词句 |
第四节 艺术风格 |
一、豪放劲健 |
二、悲凉感慨 |
三、平淡自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3)赵素昂的跨界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第二章 跨界体验与文学书写 |
第一节 日本体验与自我书写 |
第二节 中国体验与抗日书写 |
第三节 跨界体验与文体选择 |
第三章 日记书写与家国情怀 |
第一节 晓雁他乡:客愁与国愁 |
一、思乡之情 |
二、亡国之恨 |
第二节 东亚变局:体验与认知 |
一、日本:从文明国到侵略国 |
二、中国:从传统帝国到抗争空间 |
第四章 汉诗创作与情感寄托 |
第一节 苦闷与抵抗 |
一、望乡哀思 |
二、交友深情 |
三、抗日呐喊 |
第二节 用典与理趣 |
一、化典入诗 |
二、借景抒情 |
三、托物言志 |
第五章 义烈叙事与东亚精神 |
第一节 文学与历史的互文 |
一、历史现场与文学改写 |
二、叙事策略与审美效果 |
第二节 国家意识与民族精神 |
一、民主共和:国家意识的凸显 |
二、舍身为国:民族精神的渲染 |
第三节 共同话语与相互认知 |
一、共同书写:中韩知识分子的互动 |
二、中韩联合:帝国强权的超克 |
第六章 文本重构与民族认同 |
第一节 鱼与筌:文亡国乃真亡 |
一、聚文苑英华 |
二、昭同文之谊 |
第二节 国民性话语与身份认同 |
一、陶铸国魂:国民性话语的思考 |
二、民族想象:身份认同的建构 |
第七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哲理与诗心 ——庄子哲学的审美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庄子之启迪 |
二、“庄子哲学之审美考察”的问题辨析 |
三、文章纲领结构 |
第一章 底色:绝“仁”之悲凉 |
第一节 儒家以“仁”锢“性”的演变 |
一、孔子:“仁”未及“性” |
二、孟子:以“仁”归“性” |
第二节 庄子绝“仁” |
一、“仁义”批判的动机 |
二、对仁义之士的同情 |
第二章 与之偕:“爱”之欲其生 |
第一节 与物为春 |
一、道与物 |
二、物的审美:“大”之生命境界的肯定 |
第二节 畸人:化腐臭为神奇 |
一、德与形 |
二、畸之审美:随顺之美 |
第三节 天地之大德曰生 |
一、气的精神属性 |
二、入死出生的生命遐想 |
第三章 不失己:性修返德 |
第一节 “知” |
一、世俗之“知”与“知止” |
二、真知入“神” |
第二节 “忘” |
一、“忘”之内容 |
二、“忘”之工夫 |
第三节 “入游其樊” |
一、两种“游” |
二、“游”的日常性 |
第四章 结语:庄子哲学之生命精神的赏析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鲍照行旅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行旅诗界说 |
第二节 鲍照行旅诗研究述评 |
一、从南朝至清朝对鲍照诗歌的批评 |
二、鲍照生平及其行旅诗歌近百年研究综述 |
第三节 选题意义及论文结构 |
一、选题意义 |
二、论文结构 |
第一章 鲍照的行旅动因及历程 |
第一节 鲍照踏上行旅之路的动因 |
一、时代环境的驱动 |
二、个人追求的驱动 |
第二节 鲍照的人生行旅历程 |
一、任职于刘义庆幕府时期 |
二、任职于刘义季、刘濬幕府时期 |
三、任职于刘骏朝廷时期 |
四、任职于刘子顼幕府时期 |
第二章 鲍照行旅诗的时空书写 |
第一节 鲍照行旅诗的空间书写 |
一、空间的地域性书写 |
二、空间的想象性书写 |
第二节 鲍照行旅诗的时间书写 |
一、物理时间的变奏 |
二、心理时间的延展 |
第三章 鲍照行旅诗的情感意蕴及抒情方式 |
第一节 鲍照行旅诗的情感意蕴 |
一、“久宦迷远川”——身乏心忧之叹 |
二、“忍悲别亲知”——别离家园之思 |
三、“人生亦有命”——运命困顿之悲 |
第二节 鲍照行旅诗的抒情方式 |
一、蓄势:形成情感张力 |
二、诘问:释放情感冲力 |
三、代言:假借抒情主体 |
第四章 鲍照行旅诗的汲古与通变 |
第一节 沿袭行旅诗传统范式 |
一、感物比兴传统 |
二、羁旅山水传统 |
第二节 开拓行旅诗世俗新风 |
一、理消情长 |
二、辞变险俗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6)莫言小说的音乐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二、“莫言小说与音乐”研究成果综述 |
三、研究难点、对象、方法与内容 |
上篇 莫言小说“腔调”叙述的外在音乐性特质 |
第一章 莫言的音乐观 |
第一节 莫言谈“音乐感受” |
第二节 莫言谈“音乐与小说” |
第三节 莫言谈“音乐创作” |
小结 |
第二章 “文学腔”音乐书写:自然声响 |
第一节 故乡地理版图的“自然声响” |
第二节 故乡文学版图中“自然声响”与人物间的情感交流 |
第三节 故乡文学版图中“自然声响”与人物间的渗透关系 |
小结 |
第三章 “文学腔”音乐书写:插曲 |
第一节 小说《黑沙滩》之“单曲循环” |
第二节 小说《十三步》之“多曲杂烩” |
第三节 小说《天堂蒜薹之歌》与《檀香刑》之“戏曲化”唱段演事 |
小结 |
第四章 “戏曲腔”文本表现:拖腔 |
第一节 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之“单一型”拖腔 |
第二节 小说《红高粱家族》之“组合型”拖腔 |
小结 |
附:茂腔《西京》唱段(片段) |
第五章 “戏曲腔”文本表现:唱腔 |
第一节 小说《蛙》与《红高粱家族》之“无腔调”贯口 |
第二节 小说《檀香刑》之“有腔调”贯口 |
第三节 小说《檀香刑》之“叫头”与“哭头” |
小结 |
下篇 莫言小说内在结构的音乐性“曲式”特质 |
第一章 无再现单三部曲式 |
第一节 小说《红高粱家族》之“无再现单三部曲式”特质 |
第二节 小说《蛙》之“无再现单三部曲式”特质 |
第二章 叠奏曲式 |
第一节 小说《民间音乐》之“叠奏曲式”特质 |
第二节 小说《春夜雨霏霏》之“叠奏曲式”特质 |
第三章 循环、复调与复二部曲式 |
第一节 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之“循环曲式”特质 |
第二节 小说《生死疲劳》之“复调”特质 |
第三节 小说《天堂蒜薹之歌》之“复二部曲式”特质 |
第四章 小说《丰乳肥臀》之“套曲曲式”特质 |
第一节 生存单曲 |
第二节 灾祸单曲 |
第三节 生机单曲 |
第四节 孕育单曲 |
第五章 莫言小说“曲式”发展手法:“溯型” |
“曲式”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主要研究成果、科研及奖励情况 |
致谢 |
(7)论《春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背景、意义和创新点 |
二、研究现状 |
第一章 许地山与《春桃》 |
第一节 他的信仰 |
一、宗教学者的宗教观 |
二、逐步成长的宗教观 |
第二节 宗教世俗化的践行者 |
一、宗教世俗化 |
二、“人的文学”与宗教世俗化的殊途同归 |
第三节 春桃的落花生精神 |
一、落花生精神的实质 |
二、《春桃》的落花生精神 |
第二章 《春桃》与春桃 |
第一节 “为人生”的解答 |
一、超凡入圣和超现实 |
二、“苦”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三、生是对生命最起码的尊重 |
四、第三条路如何走下去? |
第二节 她的性格 |
一、她的倔强 |
二、她的洒脱 |
三、她的“逞强” |
第三节 她的爱情 |
一、夹缝中的爱情 |
二、爱情“初学者” |
三、她的“女儿心” |
第四节 她的理想 |
一、怎样才算是个“人”? |
二、战斗的梦想 |
第三章 希望的呐喊 |
第一节 人性的光辉 |
一、人性与人心 |
二、后“穷则独善其身”时代 |
第二节 真正的解放 |
一、“活着”和“生活” |
二、话语权 |
第三节 精神的引领 |
一、强大的精神力量 |
二、破与立的重大意义 |
三、会燎原的星火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8)两晋文章文学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与明确 |
一、两晋起止时间 |
二、两晋文章的范围 |
三、本文对“文学”一词的理解与讨论范围 |
小结 |
第二节 两晋文章文学研究综述 |
一、两晋文章宏观性文学研究 |
二、两晋文人心态与文艺综合研究 |
三、两晋文章相关专门文学研究 |
四、两晋文章文献资料整理 |
小结 |
第三节 论文研究方法、目标和创新之处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目标 |
三、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广陵绝响与两晋文学的思想开篇 |
第一节 魏晋易代与文士的分道扬镳 |
一、司马氏夺权引发的思想裂变 |
二、嵇书绝交:文人与士人的分化 |
三、向秀失途:文人向士人的回归 |
第二节 任诞背后的苦闷与反抗 |
一、竹林文人:当时任诞的群像 |
二、阮籍佯狂:行不对心的悲怆 |
三、嵇康疏放:心口不一的狷狂 |
本章小结 混乱之中的文人思想转向 |
第二章 西晋士风与西晋文章的形式新变 |
第一节 西晋党争与士风的转向 |
一、西晋立国以来的朝局分庭 |
二、二十四友:貌同神异的短暂浮华 |
三、金谷之集:自我觉醒的别样风雅 |
第二节 西晋文章思想与艺术的新变 |
一、东施效颦:从行事任诞到放纵欲望 |
二、破而后立:从裴頠崇有到向郭注庄 |
三、妙笔逞才:从华章繁缛到理论之光 |
本章小结 短暂安宁中的纤巧玄思 |
第三章 南渡前后的文章与文人心态变化 |
第一节 从和平时的不问国事到战乱时的匡世救亡 |
一、临危受命匡扶国邦的国士心态 |
二、戎马倥偬乱世救亡的英雄心态 |
第二节 从和平时的积极入世到战乱时的隐遁山林 |
一、战乱之前的入世心态 |
二、战乱之时的避世心态 |
第三节 从北上文人的不得遂志到南渡文人的委屈慷慨 |
一、南渡之前:北上南人的备极辛酸 |
二、南渡以后:北方文人的委曲求全 |
第四节 君权与父权在文人心中的淡化 |
本章小结 衣冠南渡对晋人思想的影响 |
第四章 东晋玄风与东晋文风的由绮至清 |
第一节 东晋偏安与再度奏响的玄远之音 |
一、东晋的官场对峙与偏安之风 |
二、玄佛合流:超逸绝尘的文章审美 |
三、兰亭之会:辉映千古的风雅情怀 |
第二节 陶渊明与两晋文学的精神格局 |
一、陶渊明的生平及其所处时代背景 |
二、集大成者:轻绮至极的返璞归真 |
三、有晋高风:仁民爱物的思想精神 |
本章小结 山水田园滋养的思想之光 |
第五章 两晋文章与两晋文人的后世影响 |
第一节 一斑见全豹:两晋文章的历史地位 |
一、两晋文章的特色 |
二、《芙蓉女儿诔》与曹雪芹对两晋文章气象的继承 |
第二节 一沙一世界:两晋文人的后世影响 |
一、《世说新语》中的两晋文人风骨 |
二、《王粲登楼》与郑光祖对两晋风神的追慕 |
本章小结 两晋文章与文人的重要意义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9)新中国十七年“红色经典”电影的叙事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s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内容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一、“红色经典”的概念界定 |
二、“红色经典”电影的概念界定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
二、叙事学理论 |
三、符号学理论 |
四、结构主义理论 |
第二章 新中国十七年“红色经典”电影的叙事结构 |
第一节 “红色经典”电影的叙事结构方式 |
一、“红色经典”电影的戏剧式线性结构 |
二、“红色经典”电影的崇高化叙事结构 |
第二节 “红色经典”电影的叙事时空 |
一、“红色经典”电影的叙事时间 |
二、“红色经典”电影的叙事空间 |
第三节 “红色经典”电影的叙事视点和视角 |
一、叙事视点和视角 |
二、“红色经典”电影的叙事视点和视角 |
第三章 新中国十七年“红色经典”电影的叙事人物 |
第一节 人物在叙事中的功能 |
一、“红色经典”电影的人物角色功能 |
二、“红色经典”电影的行动元模式 |
第二节 二元对立的人物关系 |
一、符号学矩阵 |
二、“红色经典”电影二元对立的人物关系 |
第四章 新中国十七年“红色经典”电影的叙事语言 |
第一节 “红色经典”电影的影像叙事 |
一、“红色经典”电影的场面调度安排 |
二、“红色经典”电影的镜头运用规律 |
三、“红色经典”电影的光影色彩运用 |
第二节 “红色经典”电影的声音叙事 |
一、生动贴切的音乐表达 |
二、真实动人的音响效果 |
三、朴实生动的人声语言 |
第三节 “红色经典”电影的蒙太奇手段 |
一、对比蒙太奇:敌我冲突的渲染 |
二、隐喻蒙太奇:红色符号的象征 |
三、重复蒙太奇:革命力量的累积 |
第五章 新中国十七年“红色经典”电影的价值意义 |
第一节 “红色经典”电影的艺术价值 |
一、革命历史的影像书写 |
二、电影史中的“红色经典” |
第二节 “红色经典”电影的社会意义 |
一、革命信仰的感召 |
二、革命精神的传承 |
结语 |
一、“红色经典”电影的叙事策略反思 |
二、重构红色叙事传承红色基因 |
附录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10)论电影中手风琴音乐的悲剧美 ——安哲罗普洛斯悲情映画(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目的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范围及方法 |
一、酒神的艺术之颂——安哲电影手风琴音乐悲剧美背景探源 |
(一)电影中的手风琴音乐 |
(二)悲剧性审美的起源及内涵 |
(三)电影诗人:西奥·安哲罗普洛斯 |
(四)悲情缪斯:爱莲妮·卡兰德若 |
二、唱给诸神的歌——电影中手风琴音乐对悲剧美的呈现方式 |
(一)暗示影片背景 |
(二)塑造悲剧人物 |
(三)传递影片感情 |
(四)渲染悲情气氛 |
三、黑白键下的忧戚诗篇——电影中手风琴音乐对悲剧美的演绎方式 |
(一)悲悯感伤情绪下的触键方法 |
(二)悲情苦闷氛围下的风箱运用 |
(三)悲伤忧郁氛围中的音响诠释 |
(四)悲凉忧郁情绪中的变音器运用 |
四、苍凉忧郁的地中海乡愁——手风琴音乐在安哲电影中悲剧表象与内在意蕴 |
(一)寻找永恒的家园——《鹳鸟踟蹰》中手风琴音乐悲剧美 |
(二)跨越生死的边界——《一日永恒》中手风琴音乐悲剧美 |
(三)神话悲剧的再现——《哭泣的草原》中手风琴音乐悲剧美 |
(四)苦难的编年体——《流浪艺人》中手风琴音乐悲剧美 |
(五)诗意的凝睇——《尤利西斯的凝视》中手风琴音乐悲剧美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期间成果目录 |
附录 |
致谢 |
四、壮烈生命的悲凉终点(论文参考文献)
- [1]毕飞宇小说的悲剧性[D]. 田金玉. 陕西理工大学, 2021(08)
- [2]屈大均词研究[D]. 杨红丽. 闽南师范大学, 2021
- [3]赵素昂的跨界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D]. 柴琳. 山东大学, 2021(10)
- [4]哲理与诗心 ——庄子哲学的审美考察[D]. 丁倩倩.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1(09)
- [5]鲍照行旅诗歌研究[D]. 黄玉媛. 江南大学, 2020(01)
- [6]莫言小说的音乐性研究[D]. 向天一. 吉林大学, 2020(08)
- [7]论《春桃》[D]. 王书琴. 闽南师范大学, 2020(02)
- [8]两晋文章文学论[D]. 张烨.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9]新中国十七年“红色经典”电影的叙事策略研究[D]. 李珊珊.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9)
- [10]论电影中手风琴音乐的悲剧美 ——安哲罗普洛斯悲情映画[D]. 刘宁.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