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宁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对策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赵国宇,周申蓓[1](2021)在《基于三阶段数据包络分析的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绩效评价》文中指出目前国内对高新区绩效的研究存在评价目标单一、评价内容模糊不清的问题。为有效评价我国高新区绩效水平,基于高新区的"高新技术"和"政府引导"两个基本内涵和多元化的功能定位,以37个国家高新区为例,运用三阶段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测算其剔除环境和随机误差前后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以及规模报酬。结果表明:我国高新区整体绩效水平良好,而高新区综合效率无效的原因主要来源于规模效率无效;运用传统DEA模型测算存在纯技术效率被低估、规模效率被高估且被低估程度大于被高估程度的问题;对于高新区绩效,市场开放程度、宏观经济情况的影响为正,而产业结构、政策支持的影响为负。为进一步优化我国高新区资源配置,提出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应当重视营造良好环境,对高新区的发展科学统筹规划,并加强引导和协调等政策建议。
段建钢,施春霞[2](2021)在《广西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变迁与发展研究》文中认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是较早创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省区之一,经过30多年的建设,广西的高新区已成为高新技术发展的重要平台和带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文章对广西高新技术产业园区30多年的变迁与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对广西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发展的基本经验进行分析总结,以期促进广西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发展。
徐乐怡[3](2021)在《中国科技新城的形成机理、共生绩效与空间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日渐提升的背景下,科技新城作为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实施的需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依托以及全球竞争力重塑的平台和载体,其重要性日显突出。近年来,关于科技新城的概念、内涵和理论分析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但系统性研究仍有待完善,尤其是关于科技新城的定量测度、空间分布、形成机理、与企业共生绩效和区域空间效应的研究相对匮乏,因此,进一步加强科技新城的系统性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确定“科技新城”这一研究对象,首先梳理相关的文献,并结合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等理论构建了科技新城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其次,运用美国硅谷、日本筑波和杭州未来科技城三个案例阐述科技新城国内外模式,并总结了经验启示;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科技新城定量测度指标,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分析科技新城空间演化格局,探讨了科技新城空间演化特征和规律;再次,基于市级层面和省级层面两个地理维度,运用Logit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揭示了科技新城的形成机理;随后,运用双重差分DID方法研究了科技新城与企业的共生绩效;最后,从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创新能力两方面,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揭示了科技新城的区域空间效应。研究主要得到了以下结论:第一,科技新城建设开发模式有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以及政府-市场协作型,开发类型主要分为:地理交通型、自然资源型、产业集群型。关于科技新城选择机理,在宏观层面,科技新城应注重政府主导功能,在微观层面,科技新城开发可采用企业主导型模式。第二,科技新城在集聚上呈现以苏南、浙北和上海相交汇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核心的区域特征,同时呈现由东部地区带动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演化特征。科技新城的国家级空间联系网络表现出由单中心逐渐向均衡型的复杂网络结构过渡的特征,且科技新城数量和空间联系总量均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效应。本文从人民生活、科技企业状况和土地资源状况三个方面构建了科技新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和直接排序法计算指标结果,并进行排序。第三,针对科技新城形成机理的研究得出结论。在市级尺度下,工业基础、人口城镇化、交通设施和创新要素都对科技新城形成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另外,创新服务的影响作用具有一定的空间异质性。在省级尺度下,互联网+、政府主导、市场主导、经济基础、区域科技金融、对外开放水平和企业家精神这些因素对科技新城的设立和空间联系总量均有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且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第四,科技新城与企业之间存在明显的共生绩效,科技新城的设立对经济集聚、人才吸引和产出提升均具有明显正向效应,且存在一定的时间异质性。其一,针对经济集聚效应,科技新城的设立会显着提升科技新城周围区域内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形成集聚效应,促进产业发展。其二,针对人才吸引效应,科技新城的设立会显着提升科技新城周围区域内的企业从业人员数量,形成人才吸引效应,促进要素的聚集发展,推动区域创新和经济发展。其三,针对产出提升效应,科技新城能够助推企业产出,加快创新成果转化,从而促进产业间良性互动和区域经济发展。科技新城的经济集聚效应和人才吸引效应大致经历了一个先变大、后变小再逐渐稳定的一个动态过程,产出提升效应具有较强的波动性。第五,科技新城能提升当地创新能力,却对临近地区具有负向效应;科技新城无法促进本地经济增长,却能促进周围区域经济增长。科技新城的空间效应与设置的地理距离阈值有关,数据表明科技新城的建立对周围地区的创新提升具有负向影响,呈现“倒U”形关系,但科技新城的经济增长溢出效应存在一定的空间衰减特征。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三点政策启示:第一,构建以政府和市场结合的科技新城资源配置模式,资源分配需要发挥市场主导作用,政府可以采取政策手段助力科技新城的建设,保护市场制度,促进科技新城的发展,并打造以科技新城为核心的创新源和经济增长极,为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动力;第二,构筑以产城融合为核心的科技新城发展模式,加强科技新城与当地的产业联系,科技新城为产业创新发展提供土壤和物质基础,同时保证高品质的人民生活和生态环境,促进产城融合;第三,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是发展的重点,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和科技新城的良性共生发展;第四,各地区应因地制宜选择优势产业,促进地区产业转型升级。
刘洋[4](2021)在《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文中认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作为一种经济功能区,是我国学习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面先进经验,结合中国具体国情进行体制设计的产物。作为国家体制改革和制度设计的科技特区,高新区的发展,关键在于其管理体制。作为新旧体制碰撞与改革创新之结果的现行管理体制,经过30年的探索和实践而形成,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推动着高新区功能日益丰富完善,实现了承载的功能作用,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成为了—种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共生的经济、社会现象。但高新区现行管理体制也面临一些问题,存在着一些困境,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高新区的发展。当前,我国高新区已逐渐进入由“政策驱动”向“体制驱动”的转型期,正面临着诸多机遇与挑战。新时代迫切需要高新区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发展阶段中加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推动管理体制转型,为高新区下一步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体制支撑。新时代,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已然在此背景下悄然发生。实践探索让现阶段的行政体制改革更加丰富多彩,一定程度也产生倒逼力量,引发我们的思索。而这种思索之逻辑起点是“为什么转”?就目前学术研究上的回应而言,要么聚焦于高新区的宏大叙事,要么沉迷于管理体制的细枝末节,却不能给我们系统而清晰的答案。因此,本文试图从新时代背景切入,框定高新区这一特殊对象,研析高新区管理体制,聚焦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动态过程,以弥补高新区管理体制研究中的缺憾。全文沿着“为什么转、转什么、怎么转?”的脉络,围绕高新区管理体制这一特殊对象,确定研究的分析框架和整体脉络设计,梳理我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与高新区设立背景及沿革,研判高新区发展阶段,总结高新区特点。回答“为什么转?”的问题后,逻辑演绎的进程自然而然地延伸出“转什么?”。通过对个案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描述分析和价值判断,发现可行性经验;通过对高新区和行政区管理体制的结构、功能、成效以及二者运行机制的深入对比、分析,结合案例研究得到一些启示;通过总结高新区管理体制的成就,分析存在的困境及成因,得到了“转什么?”的答案。在“怎么转?”的关键环节,通过对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分析和变量提取,确定转型的目标和内容,并从新时代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层面建构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路径,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的最终目标。本文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坚持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层面相结合,以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视角,用整体性政府理论、政府职能理论和治理理论作为理论研究工具,深入分析我国高新区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并进行归纳总结,在此基础上,针对现有管理体制存在的困境,探讨转型的目标、内容和路径,思路与方略,以期建立起—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求,反映高新区发展客观规律,符合高新区自身发展状况的管理体制,为我国高新区未来的持续健康发展和体制机制改革示范作用充分发挥提供有益参考与借鉴。
李佳欢[5](2020)在《外贸政策对广西高成长性科技创新企业影响研究》文中提出在新经济发展背景下,高成长性科技创新企业已经在高新技术企业群中脱颖而出。中国为高成长性科技创新企业设定了大致的培养路线:创业---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龙企业,各省份也根据本省辖区内相关企业的发展水平制定了更加细化的、有梯度的高成长性科技创新企业成长路径。广西壮族自治区初步制定了:科技型企业---纳入市瞪羚企业培育库的企业---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的培养路线,目前广西“瞪羚”计划正在稳步实施中,自治区政府也在积极寻找潜在的独角兽企业。广西有44%的瞪羚企业有进出口业务,外贸政策对广西瞪羚企业的影响远不止于贸易往来,更触及技术引进和外资流入等环节,直接关乎瞪羚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培育和未来发展动向。本文先对中国高成长性科技创新企业中:瞪羚企业和独角兽企业发展情况进行分析,明确广西高成长性科技创新企业整体发展水平和定位,摸清广西瞪羚企业存在的发展短板。运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结合、案例分析的方法,通过影响机制、影响因素和具体企业的案例分析几个层次,分别解决外贸政策通过什么机制影响广西高成长性科技创新企业的成长、从哪些方面影响、具体如何影响这三个问题,得出结论:对外发展是广西高成长性科技创新企业成长的必经之路,外贸政策在技术创新、海外人才流入、融资及金融支持、国际交流和合作方面对广西瞪羚企业产生深远影响。文末针对广西高成长性科技创新企业的发展在政府和企业自身两方面,分别给出政策意见和发展建议,最终结合综合优势发展战略为广西高成长性科技创新企业未来发展规划做出设想。
程皓[6](2020)在《岭南—北部湾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省会中心城市“标杆协同效应”研究》文中认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十九大关于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定位,我国将坚决不动摇地推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发展。在我国内部,区域一体化进程一直在稳步推进,尤其是近年来,高速城镇化进程拉动了城市群和经济带等经济合作主体的快速发展,大量的人口和资源向城市汇聚,城市的扩张和繁荣也吸引了更多的人口和资源。其中,位于城镇体系顶层的省会中心城市获得了更大的自身发展和人才资源的集聚,这个过程既是双向的,又是动态的,无论从省会中心城市的扩张发展还是人才资源的集聚扩散,均与周边城市和地区间发生着互动。周边城市和地区在城镇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受到省会中心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形成了自省会中心城市至小城镇的金字塔型城镇等级规模结构。省会中心城市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城镇体系中的“标杆”,它们之间的协同发展,一方面有利于增进城镇体系顶层城市间的经济、社会、人文等方面的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较大范围、较远距离跨度上的区域城市协同发展和一体化进程。由此,省会中心城市这类“标杆”城市在协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路径和发挥的作用效果,即省会中心城市“标杆协同效应”是什么?其是由哪些因素构成,分别对区域整体城市协同发展和区域一体化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均是新时代背景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需要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也是本文研究的焦点。整篇论文共有九章内容,可以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涵盖了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对论文的研究背景、问题提出、研究目的及意义、研究内容与思路、研究方法与创新点等方面进行集中阐述,提纲挈领地展示论文的重要环节,通过国内外文献研究和相关理论的梳理和述评,提出本文的研究目的和价值所在。第二部分为论文的第三章。详细阐述了所研究区域岭南-北部湾地区的概况及此区域内城市协同发展状况和区域一体化状况。这部分的研究主要为了准确掌握研究区域的历史演进和研究对象的发展现状和趋势,为更好地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奠定基础。第三部分涵盖了论文的第四章和第五章。第四章研究了省会中心城市“标杆协同效应”的界定及构成维度、省会中心城市“标杆协同效应”促进省会中心城市协同发展的分析框架、省会中心城市“标杆协同效应”对区域一体化作用的分析框架等三个方面内容,旨在厘清省会中心城市“标杆协同效应”是什么,由什么构成,如何在推动省会中心城市协同发展和省会中心城市协同发展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作用等问题。第五章研究岭南-北部湾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省会中心城市“标杆协同效应”的作用路径和机理,构建岭南-北部湾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省会中心城市“标杆协同效应”理论模型,并依据作用路径、作用机理和理论模型,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此部分主要是提出论文整体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构建岭南-北部湾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省会中心城市“标杆协同效应”的作用路径、机理和理论模型,提出理论研究结果即研究假设。第四部分涵盖了论文的第六章和第七章。在第三部分的理论分析得到研究假设后,在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别构建计量模型,解释说明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从分阶段和整体两个部分,分别对岭南-北部湾地区省会中心城市协同发展推动区域一体化的作用路径、岭南-北部湾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省会中心城市“标杆协同效应”作用进行实证分析和稳健性检验,最后将核验的实证研究结果与理论分析得到的研究假设进行比对,检验研究假设的正确与否。第五部分涵盖了论文的最后两章。第八章分别从拓展源头、路径和效果方面探讨省会中心城市“标杆协同效应”促进岭南-北部湾区域一体化的实现策略。第九章则是对论文所论证的基本结论进行归纳总结,并分析论文的不足之处,提出可以进一步开展研究的角度和方向。通过研究,得到以下结论:一是省会中心城市“标杆协同效应”能够有效推动岭南-北部湾地区省会中心城市协同发展。二是省会中心城市“标杆协同效应”能够有效推动省会中心城市协同发展向以城市群、经济带为主体的岭南-北部湾地区整体城市协同发展。三是省会中心城市“标杆协同效应”能够有效推动以城市群、经济带为主体的区域整体城市协同发展向岭南-北部湾区域一体化发展。四是省会中心城市“标杆协同效应”能够在省会中心城市协同发展推动岭南-北部湾区域一体化总进程中发挥有效的促进作用。本文的创新点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对先发优势地区和后发落后地区间的区域一体化进行研究。本文研究的对象岭南-北部湾地区包含广东、广西和海南三省区,其中广东属于我国先发优势地区,而广西、海南则属于后发劣势地区,其中的差距十分明显,对岭南-北部湾区域一体化研究对于我国差距明显的相邻地区实现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2)理论创新方面,(1)提出了省会中心城市“标杆协同效应”概念,并对其进行了详细剖析。省会中心城市协同发展是推进区域一体化的初始环节和关键因素,省会中心城市“标杆协同效应”则在推动省会中心城市协同发展及以此为起始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省会中心城市“标杆协同效应”包含了“协同关联效应”、“协同分工效应”、“协同创新效应”、“协同环保效应”和“协同保障效应”等五个子效应。这五个子效应一方面促进省会中心城市协同发展,另一方面促进省会中心城市协同发展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2)提出并检验了省会中心城市协同发展促进区域一体化的路径和机理。省会中心城市在其“标杆协同效应”作用下形成协同发展后,在以城市群、经济带为主体的区域整体城市协同发展承载下,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在这一路径中,省会中心城市“标杆协同效应”在省会中心城市协同发展推动以城市群、经济带为主体的区域整体城市协同发展过程中和以城市群、经济带为主体的区域整体城市协同发展推动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均发挥显着的促进作用。
张袁宇[7](2019)在《扬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过近20年的发展,扬州国家高新区(以下简称“扬州高新区”)已经成为具备一定产业规模和科研实力的区域创新高地。但随着其规模的扩张、社会功能的丰富和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特别是2015年创成国家级高新区对园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园区管理体制的问题开始凸显,管理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系统分析法和实地研究法等方法对扬州高新区管理体制的现状进行了阐述,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按照笔者的理解,提出了扬州高新区创新管理体制的对策建议。扬州高新区是政府主导型的高新技术园区,采用“区镇合一”的管理模式。通过几年的运行,高新区管委会已经意识到旧管理体制与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的需求不相适应,进行了必要的改革。园区建立了战略决策、行政执行、经营开发三级联动的管理体制;不断优化管理职能,提高审批效率和服务质量;在选人用人机制上进行了初步探索;优化了创新创业的生态环境。但扬州高新区管理体制改革的道路还很漫长,还存在对管委会行政授权不充分、市级层面协调机制未运行、人才队伍不强、创新服务体系不完善、产学研协调存在障碍等诸多问题。为此,本文在现行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借鉴美国硅谷、苏州工业园区等国内外创新高地的成功经验做法,提出了相应改良创新的对策建议,包括全面落实管委会的管理职能、建立完善政府协调机制、改善人才管理制度、加快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深入推进产学研融合发展等。高新区管理体制的创新永远在路上。要根据内外需求和形势的变化,不断探索可行的方式方法对现行的管理体制进行完善和创新,使扬州高新区的管理体制永葆生机和活力。
杨昆[8](2019)在《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113个地市高新区技术效率测度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通常是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技术进步能够促使创新体系完善,进而实现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促进管理效率提升,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变,为经济结构转型奠定基础[1]。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分析地市层面的高新开发区技术效率,研究技术效率的决策单元生产非有效的根本原因,能为高新技术开发区技术效率的提升、获取较大的产出,提供理论依据和发展策略,促使高新技术产业成为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依托和必要路径,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现实意义。首先,本文归纳总结了国内外关于技术效率的相关文献及理论方法,发现现有的成果研究中关于地市层面(尤其是非省会城市)高新区技术效率研究较少,用三阶段DEA模型研究地市层面(尤其是非省会城市)高新区技术效率更是少之又少,从而引出了本文的研究内容。然后,从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概念定义出发,将高新技术开发区综合技术效率认为是一个多投入多产出的科技活动,从人力、资本、技术、垄断(优先权)等因素构建高新技术开发区综合技术效率评价体系,选取了R&D人员全时当量、科技活动人员数量、R&D经费内部支出三个投入指标,选取了出口总额、营业收入和年末资产与负债之和作为产出指标,选取了年末从业人员、高新技术企业数、人均净利润三个指标环境指标,并利用三阶段DEA对2014-2017年113个地市高新区的技术效率进行了测度,对测度的实证结果进行横纵向对比分析,得出五个结论:一是地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数量逐年增长;二是地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技术效率逐年提升;三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市和内陆欠发达地市高新区的技术效率存在较大的差异;四是环境变量对效率有着重要的影响;五是整体测算的效率值偏低,规模效率大多处于规模递减阶段。最后,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提升地市层面高新区技术效率的发展对策建议分别是:一是各地市应当结合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以及规模收益的差异采取不同的政策和措施;二是政府应当进行统筹考虑各地市、省域之间的实际并进行因地制宜进行差异化政策实施;三是各地市之间应该结合自身效率损失的原因采取不同的措施;四是壮大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企业规模;五是政府应当优化资金投入,重点向人才、技术创新倾斜。
朴世杰[9](2019)在《企业集群视角下的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竞争力研究》文中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以美国硅谷的高新技术园区为代表的成功典范,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有很大启示,各级地方政府试图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引致产业集聚,以此来建立区域经济的竞争优势。目前,我国的企业集群发展差异较大,东部、沿海地区的高新区企业集群发展较好;西部、边疆地区的高新区企业集群发展较差。因此,基于企业集群视角下对高新区进行竞争力综合评价,找出提升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并制定相应的发展对策是高新区未来发展的现实需要。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竞争力理论、企业集群理论、创新理论作为高新区竞争力评价的理论依据,对延吉高新区竞争力进行了评价分析。首先,根据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结合高新区发展的特点,在总结和归纳前人的研究成果之后,设计出了企业集群视角下的高新区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经过几种常用的竞争力评价方法的对比后,最终选取了熵值客观赋权法为本文的分析方法。其次,在全国高新区中选取了跟延吉高新区区位条件相似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高新区作为对比分析的样本,计算出二级指标和一级指标的权重以及各高新区的竞争力综合排名。根据计算得出的指标权重,分析了延吉高新区近五年的竞争力变化趋势。高新区是依托当地的资源、环境、政策等因素发展起来的,为了进一步考察企业集群视角下的延吉高新区竞争力,与同一地区的其它开发区进行比较更具有现实意义,通过对指标体系的筛选,确定了适用于延边地区的竞争力评价体系,并得出了竞争力得分及排名。通过计算结果得出,延吉高新区虽然在本地区中的竞争力排名在第一位,但是与其它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高新区的比较中排名并不乐观,而且高新区近五年的竞争力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延吉高新区在发展中存在着产业基础薄弱、集群效应不明显、创新投入不足、配套产业不健全等制约因素。为了在以后的发展中准确定位,实现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基于指标体系中影响整体竞争力的各项因素,提出了提升延吉高新区竞争力的具体建议。
邹鑫[10](2019)在《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治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以国家高新区法治的理论与实践为研究对象,采用传统的理论法学的研究方法,分六大部分展开研究。总体结构为:导论部分,结合国家高新区30年来的发展成绩和自己熟悉的高新区行政管理工作,介绍了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包括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在综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我国学者在高新区立法研究、区域法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目前研究之不足,提出本论文研究的问题,即本文研究的理论问题,是地方法治、区域法治的基本范畴、动力机制、价值取向和对高新区立法、执法经验的理论反思;本文研究的实践问题,是如何实现高新区的立法和执法的法治化,力图在地方(区域)法治理论与高新区法治实践之间的目光逡巡中寻找法治中国建设的真知。第一章,围绕地方法治、区域法治研究的缘起和产生的学术争议,笔者区分了地方法治与区域法治的概念和不同类型,提出了对区域法治进行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以此为基础,论证了高新区是区域的表现形式,高新区法治是我国区域法治的组成部分,高新区法治研究应当借鉴区域法治理论等基本观点。在对全面依法治国理论与区域法治理论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将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作为区域法治的理论维度,用以指导论文研究。第二章,以地方法治的动力机制和价值取向为研究对象,在评述地方法治竞争理论、政府推进型法治发展道路理论的局限性的基础上,借助区域经济学关于区域要素聚集动力机制理论的研究成果,提出地方法治服务于聚集经济、是聚集经济的产物,聚集经济推动法治发展的观点。提出创新是高新区法治的价值取向,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是高新区法治的基本精神的观点。第三章,围绕高新区的立法活动,研究了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在规范高新区设立、管理活动中的政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等的制定、修改过程,指出了我国高新区政策与立法的特点和不足;通过对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高新区立法经验的总结,对完善我国目前高新区立法提出了若干建议。第四章,围绕高新区的行政法治,通过裁判文书网的司法大数据,分析了高新区管委会的行政主体地位(包括行政诉讼主体资格);从与行政体制相关的基本概念和我国现有的行政体制改革的措施入手,将高新区行政体制类型化为“促进型行政体制”而非“管理型行政体制”,讨论了在“促进型行政体制”类型下高新区管委会在科技、人才、金融、投资、税收和培养中介机构等方面的政策制定中的角色,提出了改革高新区行政执法体制的方向。第五章,从区域法治理论反思的角度,论证了我国高新区法的部门法属性,总结了我国高新区“先行先试”的立法经验,提出为避免国内高新区“立法雷同”而应当在跨域立法调研中应当采取的正确步骤。
二、南宁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对策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南宁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对策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三阶段数据包络分析的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绩效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1 问题的提出 |
2 文献回顾 |
3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3.1 指标选择 |
3.1.1 投入产出指标 |
3.1.2 环境变量 |
3.2 数据来源及说明 |
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4.1 第一阶段:传统DEA模型 |
4.2 第二阶段:随机前沿分析(SFA) |
4.3 第三阶段:调整投入后DEA实证结果 |
4.3.1 综合效率分析 |
4.3.2 纯技术效率分析 |
4.3.3 规模效率分析 |
5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
(2)广西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变迁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一、广西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发展的历史变迁 |
(一)初创阶段(1988—2002年) |
(二)开启二次创业(2003—2012年) |
(三)高速发展(2013年至今) |
二、广西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发展的基本经验 |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高新区发展的根本 |
(二)高新区发展离不开当地政府的支持 |
(三)高新区发展要保持政策的连贯性 |
(四)高新区发展要坚持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
(五)定位准确,打造特色鲜明的现代产业集群 |
三、结语 |
(3)中国科技新城的形成机理、共生绩效与空间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1.2.1 研究对象 |
1.2.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内容和篇章安排 |
1.4 创新点和不足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2 文献综述 |
2.1 集聚经济与产业区位研究的发展回顾 |
2.1.1 集聚经济与产业区位理论的提出和早期研究 |
2.1.2 集聚经济与产业区位理论发展和后期实证研究 |
2.2 区域政策和创新研究的发展回顾 |
2.2.1 创新集群研究进展 |
2.2.2 区域创新系统研究进展 |
2.2.3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研究进展 |
2.3 开发区和科技新城研究的发展回顾 |
2.3.1 产城融合研究进展 |
2.3.2 开发区与高新区研究进展 |
2.3.3 科技新城研究进展 |
2.4 研究评述 |
3 科技新城发展理论分析框架构建 |
3.1 科技新城开发建设模式的理论基础 |
3.1.1 科技新城建设开发模式的定义与内涵 |
3.1.2 科技新城开发模式的区域经济学分析 |
3.1.3 科技新城开发模式的生态经济学分析 |
3.2 科技新城的开发类型和核心主体 |
3.2.1 科技新城开发类型 |
3.2.2 科技新城核心主体 |
3.3 科技新城建设开发类型的选择机理 |
3.3.1 科技新城开发类型的选择依据 |
3.3.2 科技新城开发类型的选择方法 |
3.4 本章小结 |
4 国内外科技新城案例研究 |
4.1 国外模式借鉴:美国硅谷科技新城 |
4.1.1 美国硅谷科技新城的优势条件 |
4.1.2 美国硅谷科技新城的经验分析 |
4.2 国外模式借鉴:日本筑波科学城 |
4.2.1 日本筑波科学城的发展条件 |
4.2.2 日本筑波科学城与硅谷比较 |
4.2.3 日本筑波科学城的经验分析 |
4.3 国内模式借鉴:杭州未来科技城 |
4.3.1 杭州未来科技城的规划布局 |
4.3.2 杭州未来科技城的运行机制 |
4.3.3 杭州未来科技城的优劣势分析 |
4.3.4 杭州未来科技城的总结分析 |
4.4 国内外模式对比启示 |
4.4.1 国内外模式对比分析 |
4.4.2 国内外模式对比的相关启示 |
5 科技新城空间分布与空间联系格局研究 |
5.1 科技新城综合评价测度分析 |
5.1.1 科技新城综合评价测度构建 |
5.1.2 科技新城综合评价测度结果分析 |
5.2 科技新城的空间分布研究方法 |
5.2.1 核密度分析 |
5.2.2 科技新城空间联系网络模型 |
5.2.3 数据来源 |
5.3 科技新城的空间分布及和核密度特征 |
5.3.1 科技新城空间分布 |
5.3.2 科技新城集聚的核密度分析 |
5.4 科技新城的空间联系特征 |
5.5 科技新城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
5.6 本章小结 |
6 科技新城形成机理研究 |
6.1 地市级尺度下科技新城形成机理分析 |
6.1.1 理论假说 |
6.1.2 模型设定和数据来源 |
6.1.3 结果分析 |
6.2 省级尺度下科技新城形成机理分析 |
6.2.1 理论假说 |
6.2.2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6.2.3 描述性分析与平稳性检验 |
6.2.4 结果分析 |
6.3 本章小结 |
7 科技新城与企业共生绩效研究 |
7.1 研究设计 |
7.2 变量说明与指标选取 |
7.3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7.4 共生绩效的时间效应分析 |
7.4.1 经济集聚的时间效应分析 |
7.4.2 人才吸引的时间效应分析 |
7.4.3 产出提升的时间效应分析 |
7.5 稳健性检验 |
7.5.1 共同趋势假设检验 |
7.5.2 反事实检验 |
7.6 本章小结 |
8 科技新城的空间效应研究 |
8.1 理论假说的提出 |
8.2 模型、方法与数据 |
8.2.1 空间杜宾模型 |
8.2.2 变量说明 |
8.3 实证检验 |
8.3.1 整体回归结果 |
8.3.2 分区域回归结果 |
8.3.3 分城市群回归结果 |
8.3.4 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8.4 本章小结 |
9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9.1 主要结论 |
9.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4)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三、个案价值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三、研究成果评述 |
第三节 研究视角、创新及不足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内容 |
三、研究创新 |
四、研究不足 |
第一章 本研究基本分析框架 |
第一节 概念解读 |
一、新时代 |
二、高新区 |
三、管理体制 |
四、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 |
第二节 理论工具 |
一、整体性政府理论 |
二、政府职能理论 |
三、治理理论 |
第三节 逻辑建构 |
一、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动因 |
二、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目标 |
三、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策略 |
四、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重点 |
第二章 基本概况 |
第一节 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与高新区设立 |
一、地方政府体制改革 |
二、高新区设立背景分析 |
三、我国高新区的特点分析 |
第二节 我国高新区沿革 |
一、探索初创期(1988-2000) |
二、巩固提升期(2001-2012) |
三、转型发展期(2013年至今) |
第三节 比照 |
一、国外高新区管理体制及特点 |
二、我国高新区管理体制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
三、研究启示 |
第三章 个案研究: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 |
第一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概况及现行管理体制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概况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现状及特点 |
三、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下取得的成就 |
第二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国家高新区的异同分析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国家高新区的共同点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高新区的差异性 |
第三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探索及其价值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的转型之路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方式创新 |
三、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价值 |
第四章 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分析 |
第一节 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 |
一、高新区与行政区比较 |
二、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 |
三、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的启示 |
第二节 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比较 |
一、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的模式比较 |
二、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的特点解读 |
三、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比较的启示 |
第三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的成效、困境及原因分析 |
一、高新区管理体制取得的成效 |
二、高新区管理体制面临的困境 |
三、高新区管理体制困境的原因分析 |
第五章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目标及内容 |
第一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 |
一、影响因素分析 |
二、影响管理体制转型的变量提取 |
第二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目标确立 |
一、动力:高新区管理体制改革创新 |
二、方向:高新区行政区管理体制二合一 |
三、目标:建立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 |
第三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内容落定 |
一、功能优化 |
二、职能转变 |
三、权力重构 |
四、机构改革 |
第六章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路径研究 |
第一节 转型目标 |
一、紧扣为民宗旨,实现终极目标 |
二、瞄准时代战略,提升功能定位 |
三、立足自身职能,加强兼收并蓄 |
第二节 转型策略 |
一、上下结合的“渐进式”转型 |
二、政社合作的“包容性”放权 |
三、社会治理的“开放型”共建 |
第三节 转型保障 |
一、“法治型”高新区建设的有效实施 |
二、“大部制”高新区改革的有序推进 |
三、“合作式”府际关系的有力构建 |
结论 |
主要参考文献 |
后记 |
(5)外贸政策对广西高成长性科技创新企业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核心概念的界定 |
1.2.1 外贸政策 |
1.2.2 高成长性科技创新企业 |
1.3 研究综述 |
1.3.1 有关科技创新型企业自身发展的研究 |
1.3.2 有关政府与科技创新型企业关系的研究 |
1.4 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1.4.1 研究方法 |
1.4.2 创新之处 |
第二章 相关外贸政策理论概述与中国高成长性科技创新企业发展情况分析 |
2.1 外贸政策理论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贸政策发展 |
2.1.1 相关外贸政策理论 |
2.1.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贸政策演变 |
2.2 中国高成长性科技创新企业发展情况分析 |
2.2.1 中国瞪羚企业发展情况及其国际化趋势 |
2.2.2 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现状 |
第三章 广西高成长性科技创新企业发展情况与短板 |
3.1 广西区内高成长性科技创新企业发展情况 |
3.1.1 围绕“瞪羚计划”的广西高成长性科技创新企业申报情况 |
3.1.2 广西高成长性科技创新企业地区分布和行业分布情况 |
3.1.3 广西高成长性科技创新企业发展现状总结 |
3.2 广西高成长性科技创新企业发展短板 |
3.2.1 高成长性科技创新企业整体规模偏小,成长滞后 |
3.2.2 产业分布过于集中,优势产业不突出 |
3.2.3 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弱,产品可替代性强 |
第四章 外贸政策对广西高成长性科技创新企业的影响机制分析 |
4.1 来自外贸政策的直接作用 |
4.1.1 国家总体外贸政策方向 |
4.1.2 广西出台涉及高成长性科技创新企业的外贸政策及措施盘点 |
4.2 外贸政策对广西高新技术产业的影响 |
4.2.1 广西高新技术产业受外贸政策影响程度的测定 |
4.2.2 结果整理和分析 |
4.3 产业调整对高成长性科技创新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
4.3.1 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 |
4.3.2 高成长性科技创新企业的技术扩散效应 |
第五章 外贸政策对广西高成长性科技创新企业的影响因素和案例分析 |
5.1 外部因素 |
5.1.1 广西产业结构规划 |
5.1.2 相关配套设施和服务 |
5.2 内部因素 |
5.2.1 R&D与技术创新支持 |
5.2.2 企业融资和金融支持 |
5.2.3 技术型人才流入促进技术贸易成功率提升 |
5.2.4 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 |
5.3 案例分析---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受外贸政策影响情况分析 |
5.3.1 公司简介 |
5.3.2 桂林南药涉外环节发展情况 |
5.4 涉及广西高成长性科技创新企业的外贸政策漏洞 |
5.4.1 外贸政策及实施措施“用药过猛”,可持续性欠佳 |
5.4.2 与高成长性科技创新企业相关的外贸政策精准度欠缺 |
5.4.3 高成长性科技创新企业政策反馈和信息披露缺失 |
5.5 影响研究总结 |
第六章 对策与展望 |
6.1 针对政府部门的意见 |
6.1.1 推动广西各市建立高成长性科技创新企业“培养方案” |
6.1.2 将“引资、引技”细化至“盘资、扶技” |
6.1.3 设立广西高成长性科技创新企业对政府的政策反馈机制 |
6.1.4 特色优势有侧重,区内发展需平衡 |
6.2 针对广西高成长性科技创新企业的发展建议 |
6.2.1 注重自主创新能力,增强高成长性科技创新企业社会责任意识 |
6.2.2 拓宽海外市场,多方位提升竞争力 |
6.3 对广西高成长性科技创新企业的未来展望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目录 |
(6)岭南—北部湾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省会中心城市“标杆协同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一、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问题提出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与思路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思路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1.4.1 研究方法 |
1.4.2 主要创新点 |
二、文献研究 |
2.1 国内外文献研究 |
2.1.1 标杆的演进及其在经济学的应用 |
2.1.2 标杆城市(增长极)对区域合作发展的作用 |
2.1.3 标杆协同及其相关研究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均衡与非均衡发展理论 |
2.2.2 协同理论 |
2.2.3 增长极理论 |
2.2.4 梯度推移理论 |
2.2.5 区域一体化理论 |
2.3 研究述评 |
三、岭南-北部湾地区概况及区域城市协同、一体化发展现状 |
3.1 岭南-北部湾地区概况 |
3.1.1 岭南-北部湾地区的历史演进 |
3.1.2 岭南-北部湾地区的区域范畴与战略地位 |
3.2 岭南-北部湾地区城市协同发展和区域一体化发展现状 |
3.2.1 岭南-北部湾地区城市协同发展特征性事实 |
3.2.2 岭南-北部湾区域一体化发展特征性事实 |
四、省会中心城市“标杆协同效应”构成及其分析框架 |
4.1 省会中心城市“标杆协同效应”的界定及构成维度 |
4.1.1 省会中心城市“标杆协同效应”的界定 |
4.1.2 省会中心城市“协同标杆效应”的构成维度 |
4.1.3 省会中心城市“标杆协同效应”构成维度的特性解析 |
4.2 “标杆协同效应”促进省会中心城市协同发展的分析框架 |
4.2.1 “标杆协同效应”促进省会中心城市协同发展的分析框架构建依据 |
4.2.2 “标杆协同效应”促进省会中心城市协同发展的分析框架的构建及解析 |
4.3 省会中心城市“标杆协同效应”对区域一体化作用的分析框架 |
4.3.1 省会中心城市“标杆协同效应”对区域一体化作用的分析框架构建依据 |
4.3.2 省会中心城市“标杆协同效应”对区域一体化作用的分析框架的构建及解析 |
五、岭南-北部湾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省会中心城市“标杆协同效应”理论分析 |
5.1 岭南-北部湾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省会中心城市“标杆协同效应”的作用机理和路径 |
5.1.1 省会中心城市协同发展过程中的“标杆协同效应” |
5.1.2 省会中心城市协同发展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标杆协同效应” |
5.2 岭南-北部湾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省会中心城市“标杆协同效应”理论模型构建 |
5.2.1 模型的基本假设与构建 |
5.2.2 协同网络条件下,协同成本和外部性对区域均衡增长的影响机制 |
5.2.3 省会中心城市“标杆协同效应”的模型解释 |
5.3 岭南-北部湾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省会中心城市“标杆协同效应”的研究假设 |
六、岭南-北部湾地区省会中心城市协同发展推动区域一体化的作用路径实证研究 |
6.1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说明 |
6.1.1 计量模型 |
6.1.2 变量选取 |
6.1.3 数据说明 |
6.2 岭南-北部湾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省会中心城市“标杆协同效应”作用路径的分阶段分析 |
6.2.1 地域层面岭南-北部湾地区省会中心城市协同发展对区域一体化作用分阶段分析 |
6.2.2 时期层面岭南-北部湾地区省会中心城市协同发展对区域一体化作用分阶段分析 |
6.3 稳健性检验:岭南-北部湾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省会中心城市“标杆协同效应”作用路径的整体分析 |
6.3.1 地域层面 |
6.3.2 时期层面 |
6.4 假设检验与结果讨论 |
七、岭南-北部湾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省会中心城市“标杆协同效应”作用实证研究 |
7.1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说明 |
7.1.1 计量模型 |
7.1.2 变量说明 |
7.1.3 数据说明 |
7.2 岭南-北部湾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省会中心城市“标杆协同效应”作用分阶段分析 |
7.2.1 省会中心城市“标杆协同效应”对整体城市协同发展作用过程中的传导机制分析 |
7.2.2 省会中心城市“标杆协同效应”在整体城市协同发展对区域一体化作用过程中的传导机制分析 |
7.3 稳健性检验:岭南-北部湾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省会中心城市“标杆协同效应”作用整体分析 |
7.3.1 岭南-北部湾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省会中心城市“协同关联效应”分析 |
7.3.2 岭南-北部湾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省会中心城市“协同分工效应”分析 |
7.3.3 岭南-北部湾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省会中心城市“协同创新效应”分析 |
7.3.4 岭南-北部湾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省会中心城市“协同环保效应”分析 |
7.3.5 岭南-北部湾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省会中心城市“协同保障效应”分析 |
7.4 假设检验与结果讨论 |
八、省会中心城市“标杆协同效应”促进岭南-北部湾区域一体化的实现策略研究 |
8.1 巩固和探索“标杆协同效应”作用源 |
8.1.1 巩固省会中心城市“标杆协同效应”作用 |
8.1.2 探索新的“标杆协同效应”作用源 |
8.2 巩固和探索省会中心城市协同发展促进区域一体化承载平台 |
8.2.1 巩固整体城市、城市群、经济带等承载平台作用 |
8.2.2 探索省会中心城市协同发展促进区域一体化新承载平台 |
8.3 发挥和增强省会中心城市“标杆协同效应”子效应作用与合力 |
8.3.1 有效发挥省会中心城市“标杆协同效应”子效应作用 |
8.3.2 增强省会中心城市“标杆协同效应”子效应合力 |
九、结论与展望 |
9.1 研究结论 |
9.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7)扬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3 研究目的、思路及方法 |
1.3.1 研究目的 |
1.3.2 技术路线 |
1.3.3 研究方法 |
1.4 可能的创新与存在的不足 |
1.4.1 本文的创新之处 |
1.4.2 存在的不足之处 |
2 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基础 |
2.1 概念界定 |
2.1.1 国家高新区 |
2.1.2 管理体制 |
2.1.3 高新区的管理体制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新公共管理理论 |
2.2.2 治理与善治理论 |
3 扬州高新区的发展现状与管理体制 |
3.1 扬州高新区的发展现状 |
3.1.1 扬州高新区的总体情况 |
3.1.2 扬州高新区管理体制现状 |
3.2 扬州高新区现行管理体制的特征 |
3.2.1 初步建立三级联动管理体制 |
3.2.2 不断优化管理职能 |
3.2.3 探索多种形式的选人用人机制 |
3.2.4 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环境 |
4 扬州高新区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4.1 扬州高新区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
4.1.1 对管委会行政授权不充分 |
4.1.2 市级层面协调机制并未真正运行 |
4.1.3 人才队伍建设仍需加强 |
4.1.4 创新服务体系还不健全 |
4.1.5 产学研协调存在障碍 |
4.2 扬州高新区管理体制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
4.2.1 管委会的法律地位模糊 |
4.2.2 传统管理体制的惯性和冲击较大 |
4.2.3 服务管理理念较为滞后 |
5 国内外高新技术园区管理体制创新经验借鉴 |
5.1 美国硅谷的发展经验 |
5.1.1 美国高新技术园区的管理体制 |
5.1.2 硅谷运行管理的成功经验 |
5.2 苏州工业园区的经验借鉴 |
5.2.1 实行“体制分立”的管理体制 |
5.2.2 实行与企业、社会组织共享的开发管理体制 |
5.3 国内外高新园区管理经验启示 |
5.3.1 要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 |
5.3.2 要构建有效政府 |
5.3.3 要注重人才的管理与使用 |
6 扬州高新区管理体制创新的对策建议 |
6.1 全面落实管委会的管理职能 |
6.1.1 明确高新区的法律地位 |
6.1.2 各级政府和部门要给予充分授权 |
6.2 建立完善政府协调机制 |
6.3 改善人才管理制度 |
6.4 加快向服务型政府机构转变 |
6.4.1 完善内部管理体制机制 |
6.4.2 培育发展现代管理理念 |
6.4.3 充分发挥中介服务组织的作用 |
6.5 深入推进产学研融合发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8)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113个地市高新区技术效率测度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内容 |
1.3.2 技术路线 |
1.4 研究的创新点与重难点 |
1.4.1 研究的创新点与可行性 |
1.4.2 研究的重点、难点 |
1.5 论文框架 |
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理论模型 |
2.1 高新区发展研究 |
2.1.1 高新区的发展模式研究 |
2.1.2 高新区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 |
2.2 技术效率研究现状 |
2.2.1 从省级层面研究技术效率 |
2.2.2 从产业类别研究技术效率 |
2.2.3 从影响因素研究技术效率 |
2.3 文献中常用的理论模型 |
2.3.1 DEA理论模型 |
2.3.2 三阶段DEA方法原理 |
2.4 本章小结 |
3 高新技术开发区技术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建立 |
3.1 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概念界定 |
3.2 技术效率的相关概念 |
3.2.1 效率的定义 |
3.2.2 技术创新的定义 |
3.2.3 技术效率 |
3.3 高新技术开发区技术效率指标选取 |
3.3.1 技术效率的指标选取 |
3.3.2 投入产出指标的选取与分析 |
3.3.3 环境变量的选取与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4 高新技术开发区技术效率的实证分析 |
4.1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4.1.1 数据来源 |
4.1.2 描述性统计 |
4.2 技术效率评价与结果分析 |
4.2.1 一阶段DEA计算结果分析 |
4.2.2 总体趋势 |
4.2.3 二阶段SFA结果分析 |
4.2.4 三阶段DEA结果分析 |
4.3 本章小结 |
5 研究结论与展望 |
5.1 研究结论 |
5.2 发展对策与政策建议 |
5.3 研究不足与研究展望 |
5.3.1 研究创新与不足 |
5.3.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9)企业集群视角下的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2.3 文献综述 |
1.3 本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1.3.1 本文的研究内容 |
1.3.2 本文的研究方法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依据 |
2.1 概念界定 |
2.1.1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
2.1.2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竞争力 |
2.2 理论依据 |
2.2.1 企业集群理论 |
2.2.2 竞争力理论 |
2.2.3 创新理论 |
2.2.4 理论综述 |
第三章 企业集群视角下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
3.1 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思路和原则 |
3.1.1 指标体系的设计思路 |
3.1.2 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 |
3.1.3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
3.2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竞争力评价分析方法 |
3.2.1 AHP层次分析法 |
3.2.2 主成分分析法 |
3.2.3 因子分析法 |
3.2.4 熵值法 |
第四章 企业集群视角下的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竞争力实证分析 |
4.1 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现状 |
4.1.1 优势产业 |
4.1.2 招商引资与项目建设 |
4.1.3 投资环境 |
4.2 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竞争力分析 |
4.2.1 与其它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高新区的横向对比分析 |
4.2.2 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自身竞争力的纵向分析 |
4.3 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延边地区其它开发区的竞争力比较 |
4.3.1 经济发展竞争力 |
4.3.2 企业集群竞争力 |
4.3.3 科技创新竞争力 |
4.3.4 生态环保竞争力 |
第五章 结论 |
5.1 研究结论 |
5.2 提高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竞争力的建议 |
5.3 本文的不足与未来研究展望 |
5.3.1 本文的不足之处 |
5.3.2 未来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10)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治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创新点 |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和问题的提出 |
一、研究的缘起 |
二、问题的提出 |
三、研究的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一、国外对高新区法治的研究综述 |
二、国内对高新区法治的研究综述 |
三、对国内外高新区法治研究的评价 |
第三节 论文的结构、研究方法和创新 |
一、论文的结构和研究方法 |
二、论文创新 |
第一章 区域法治的一般理论 |
第一节 地方法治与区域法治研究的缘起与概念探析 |
一、“地方法治”或“区域法治”研究的缘起 |
二、“地方法治”与“区域法治”的概念探析 |
第二节 区域法治研究的基本框架 |
一、全面依法治国理论与区域法治理论 |
二、区域法治的理论维度 |
第二章 高新区法治的动力机制和价值取向 |
第一节 区域法治动力及动力机制的一般理论 |
一、地方法治竞争理论及其局限性 |
二、政府推进型法治发展道路理论 |
三、要素聚集动力机制理论借鉴 |
第二节 高新区法治的价值取向 |
一、科技是高新区聚集经济的发展动力 |
二、创新是高新区法治的价值取向 |
三、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是高新区法治的基本精神 |
第三章 高新区法治的立法建构 |
第一节 高新区立法的历史检视 |
一、国家高新区发展历程及政策、立法变迁 |
二、高新区立法的现实检讨 |
三、我国高新区立法存在问题的原因及对策 |
第二节 高新区立法的域外经验 |
一、域外高新技术企业和产业方面的立法实践 |
二、域外立法实践对我国高新区立法的启示 |
第四章 高新区的行政法治 |
第一节 高新区管委会的行政主体地位 |
第二节 高新区管委会的综合执法 |
第三节 高新区管委会的促进型行政 |
第五章 高新区法治的理论反思 |
第一节 高新区立法的部门法属性 |
一、区域立法的概念评判 |
二、高新区地方立法的部门法定位 |
第二节 高新区立法与“先行先试”的立法经验 |
一、“先行先试”立法模式的界定 |
二、法治试验的功能及其完善 |
第三节 高新区立法的复制与推广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跨区域地方立法调研的价值探寻:比较法学的视角 |
三、跨区域地方立法调研的基本功能:比较方法的转向 |
四、跨区域地方立法调研的步骤设计:功能比较的运用 |
附录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后记 |
四、南宁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对策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三阶段数据包络分析的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绩效评价[J]. 赵国宇,周申蓓. 科技管理研究, 2021(24)
- [2]广西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变迁与发展研究[J]. 段建钢,施春霞. 科技智囊, 2021(08)
- [3]中国科技新城的形成机理、共生绩效与空间效应研究[D]. 徐乐怡. 浙江大学, 2021(01)
- [4]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D]. 刘洋. 苏州大学, 2021(07)
- [5]外贸政策对广西高成长性科技创新企业影响研究[D]. 李佳欢. 广西大学, 2020(07)
- [6]岭南—北部湾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省会中心城市“标杆协同效应”研究[D]. 程皓. 广西大学, 2020(06)
- [7]扬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研究[D]. 张袁宇. 扬州大学, 2019(02)
- [8]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113个地市高新区技术效率测度及对策研究[D]. 杨昆.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1)
- [9]企业集群视角下的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竞争力研究[D]. 朴世杰. 延边大学, 2019(01)
- [10]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治问题研究[D]. 邹鑫. 武汉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