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导向

一、坚持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取向（论文文献综述）

李鹏^[1]（2020）在《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建设路径研究 ——以政府信用影响因素为分析框架》文中认为政府信用问题蕴涵于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经典理论之中,是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近年来理论界给予高度关注的现实热点问题。政府信用弱化会带来政府执政合法性降低、政府治理成本提高、社会秩序失调以及民主发展受阻等一系列消极影响。近年来,相关研究表明,政府信用弱化已经成为当前大多数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政府行政中的普遍难题。因此,不断加强政府信用建设,有效增进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已经成为各国政府的重要任务。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政府信用正面临着弱化风险积聚的挑战,政府失信的问题在不同层级、不同领域的政府行政中都一定程度的存在着。因此,加强对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建设的研究就具有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制度信用是政府信用的基本形态,影响制度信用生成的价值正当性、制度绩效达成与制度有效运行三个因素构成了解读政府信用影响因素的基本框架,根据这一分析框架,在现代社会语境下,政府信用影响因素由价值因素、绩效因素与制度运行因素构成。价值因素主要包括行政价值的公正性、权力行使的公共利益性以及行政程序的民主参与性;绩效因素主要包括政府经济绩效与制度绩效;制度运行因素主要包括政府法治行政、政府责任行政、政府公开行政以及公共政策执行。通过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本文得出,价值因素、绩效因素与制度运行因素对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均具有积极影响与较强的解释力,与此同时,实证研究的结论也表明,不同影响因素对政府信用的影响力存在差异。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政府信用呈现出总体水平较高且稳定,但存在“央高地低”的结构性问题这一现状,政府失信集中表现在行政价值缺失、政府绩效供给不足以及制度运行有效性不足三个方面。因此,基于对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现状与失信问题的梳理与回应,从新时代政府信用建设的制度情境、社会情境、文化情境以及媒介情境出发,本文将中国政府信用建设的基本路径设定在行政价值、政府绩效与制度运行三个维度之中,并力图通过行政价值有效实现、政府绩效有效供给与制度有效运行来构建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建设的路径体系。

吴姿怡^[2]（2019）在《政策抗争中地方政府的选择性回应逻辑研究 ——基于3个地方政策抗争案例比较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代转型社会结构下,由新旧矛盾激烈碰撞诱发的公民政策抗争,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我国地方政策的最终走向,并对地方政府政策回应能力的提升作出要求。通常来说,政策抗争主要指政策受损者以强硬行动迫使政策主体或政策受惠者改变其政策行为偏好,以实现左右公共政策目标的目的。其矛头直接指向地方政府的政策态度行为,强调政策受众的抗争意图。我国地方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基层实践者,其深嵌于社会现实的角色地位,决定了其最易成为公民政策抗争的直接焦灼对象。受困于“官僚极权与民主回应”、“绩效考核与秩序稳定”以及“政策疲软与参与过度”间的现实回应悖论,地方政府的政策抗争回应选择就显得格外重要。因此,理解中国地方政府在频发政策抗争过程中的选择性回应行为及其内在互动逻辑,就成为文章重点研究主题。文章将地方政府的政策抗争多元回应博弈作为研究起点,具体分析其在此过程中面临的价值悖论、动机悖论和效果悖论。研究认为,公共政策抗争是公民基于官民利益博弈,在极端情境下采取激烈行动倒逼政府回应公民诉求的结果,而政府在此过程中的终极目标在于实现“风险成本-经济效益”最优化。文章由此采用混合定性研究法,基于文献研究及深度调研,对3个作用于地方政府政策抗争回应选择的3个关键因子进行编码,即“官民利益一致程度”、“绩效责任风险阈值”和“政策抗争聚合黏性”,结合地方政府不同程度的政策抗争回应选择结果来构造回应性三维模型,并利用20例政策抗争典案初步检验模型规范性。研究基于回应模型构建,深入比较分析上海市3例地方政策抗争事件发现,地方政府的政策抗争回应选择行为及其变化,实质是其在特定情境下,受3个核心要素作用而对当前或未来潜在风险收益的综合评估,在寻求“政策目标”与“社会秩序”动态平衡过程中,最终会从回应速度、回应范围、回应方式三方面做出不同程度的回应选择,即轻度回应—言语解释、中度回应—政策微调、重度回应—政策变革。需注意的是,试图做出风险收益最优回应选择的地方政府,其实际回应选择还会受到现实能力和条件框制,即其对政策抗争的认知、反应和处置力。总体而言,本研究是针对地方政府在政策抗争中做出不同回应选择行为的初探,试图通过不同政策抗争情境的比较研究来厘清其回应选择背后的内在动机及其逻辑,对现代政策冲突的治理以及回应型政府的建设存在现实价值。本文的局限在于:首先,由于政策抗争事件的爆发具有偶然性,因而案例选择的结构化程度需要进一步提升;其次,本文仅采用混合型定性研究方法进行案例比较论证,而在定量分析层面相对不足;第三,本文主要侧重问题的剖析和呈现,但并没有就此提出可行性的解决方案。因此,地方政府政策抗争比较定量研究及其存在问题的解决将是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方向。

钟立华^[3]（2019）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公共性研究》文中指出政府属于谁、为了谁、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涉及政府的公共性问题。政府是特定国家中最大的公共组织,政府的公共性是一个纷争不断的重要理论问题,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存在着某种差异甚至根本不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公共性既与非社会主义政府公共性存在根本区别,又与以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公共性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是由新时代中国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公共领域所决定的,主要表现在政府组建的公共性、政府职能的公共性、政府理性的公共性和政府行为的公共性等方面,其根本内容就是政府属于并为了我国所有成员。由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公共性是事实逻辑与价值逻辑的结合,因此,它对于政府的存在和行为具有定性、定位、定向和评价等功能,并且能够起着提高政府公信力、实现人民利益、增强国家实力等作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应该具有公共性,更为重要的是将其全面而又充分地予以实现。为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应该以公共政策和政府行为为主要实现路径,并创造相应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由于受到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的限制,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公共性在具体时空的实现是存在某种限度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公共性具有超越追求自身利益的价值属性,它为全体人民谋福利,是全面而又充分的公共性。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公共性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为实现中国“两个一百年”目标提供重要保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公共性的实现关键要牢牢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领导下的政府区别于其他类型政府,在于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公共性,其内在要求是发扬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一贯拥有的优良传统——廉洁自律,党的纯洁性促进政府公共性的实现;其外在表现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政府公共性必然内含人民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要以公共性为“元价值”,增进全体人民的共同福利,为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创造良好条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公共性有利于破解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促进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实现。

艾烨^[4]（2019）在《公共政策执行公平性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举世公认,但与此同时,社会矛盾频发,利益冲突加剧,正如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对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也是调节利益、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工具。而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一直被看作实现政策目标的“最后一公里”,因此,公共政策执行过程和执行结果是否公平,直接关系到公共政策的效果,也是实现改革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一个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政策执行中包含政治过程,同样有对公平公正的价值追求,而不仅仅关注效率理性。政策公平是不仅仅是政策制定阶段的重要问题,而且同样是政策执行阶段的重要问题,非常具备系统讨论和分析的价值。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试图回答保障公共政策执行公平性的问题。文章的总体思路是要探讨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影响公平性的相关因素,并分析了目前采用的典型保障政策执行公平的模式的有效性和有限性。根据这一思路,全文分为以下部分:第一章是导论。在导论中引入了本文要讨论的主要问题,从理论上和实践两个方面阐述了论题的意义,对本文涉及到的基本概念如公共政策、公共政策执行作了界定,并在对已有研究观点进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对可能有的创新之处和不足,以及研究的基本思路进行了一般性阐述,从而为正文部分的展开作出铺垫。第二章分析“公平”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看,“公平”既具有历史性,又具有多层次性,也具有客观性和主观性。而在公共政策的实践中,公平具有多重性和调和性,即政策必须考虑到多重利益关系即整体与部分、个体与长期的利益的调和,特别是对弱势群体的扶助,而不能仅仅采用简单的“一刀切”公平法则;同时,政策公平不同于个体的公平,还具有普遍性和强制性。第三章探讨了政策公平的四个执行特点:信息公平、行政行为公平、机会公平、公众感受公平。讨论了政策执行中不公平的现象、不公平现象的成因和影响因素,如政策执行主体、政策执行目标群体、政策执行外部条件等等。第四章则从历史理论渊源、现实运行机制各个方面讨论了各种保障政策执行公平的代表性模式,并分析了几种模式的有效性和不足。第五章强调和分析了中国政策执行中党政体制的特殊性和中国共产党起到的政治保障的作用。第六章是案例分析,以高等教育公平这个党和政府、社会、学术界共同关心的重要政策领域,选取了有代表性的入学政策和学生资助政策,主要验证了前文所提出的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和保障机制。第六章以高等教育招生政策和高等教育学生资助政策为考察对象,从政策的发展历程、变迁以及具体案例入手,进一步分析了政策执行过程中影响公平性的因素和典型模式。第七章主要总结了前文所分析的较为重要的结论,提出了形成保障政策执行公平性的合力。本文分析的较为重要结论归纳如下:第一,政策执行一般被看作是行政领域的问题,但本文认为政策执行中包含政治过程,同样有对公平公正的价值追求,而不仅仅关注效率理性。政策公平是不仅仅是政策制定阶段的重要问题,而且同样是政策执行阶段的重要问题,非常具备系统讨论和分析的价值。第二,本文认为公平在实践中具有多层次性,因此平均主义“一刀切”看似公平,实质却不公平。政策执行中必须兼顾各方面的公平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第三,政策执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政策的再制定,是对宏观性指导性政策的细化过程;二是具体政策的直接面对公共政策目标群体的操作过程。本文从政策执行主体、政策执行目标群体、政策执行内容、政策执行外部条件等要素分析了影响政策执行公平的原因,政策执行不公平不仅仅是一般政策执行研究中提到的行政权力运行不规范、不透明或者政策执行主体自我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的问题（尽管是相当重要的原因）,而且存在着公平问题由于其复杂性难以达成共识、政策执行能力有差距等等更为复杂的情况。本文讨论了几种在实践中应用广泛的保障政策执行公平的典型模式,认为几种模式各有有效性和有限性。第四,本文认为应该综合考虑影响政策执行公平性的几种因素和现有保障政策执行公平性的机制的有效性与不足,综合采取措施,即形成政策执行主体的合力、塑造整个社会的公平共识、加强信息能力的建设、整合监督资源形成监督网络。

付荣文^[5]（2019）在《公众参与视角下的外语教育政策规划研究 ——以贵州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是新时代多元文化背景下语言教育政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世界各国及地区“国际行走”的重要语言战略规划,其发展已经逐渐成为不少国家外语战略研究的核心命题。新时代背景下,作为传播文化和宣传价值观的重要手段,外语教育的“外向型”价值取向属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并逐渐成为体现国家软实力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的外语教育政策在区域性、地域性方面的相关规划还比较欠缺,“一刀切”式的政策模式难免会引起外语教育发展不均衡,甚至有可能造成因为外语问题导致的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发生。在政策规划的主体方面,目前大多从政府决策或专家论证的视角进行,而从公众参与的视角对教育政策进行规划的相关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挖掘和探究。民族地区的外语教育属于语言政策与规划在教育领域的一个分支,关涉三语教育问题,需要观照民族学生在外语学习中认知和文化发展方面的现实困境,以及教师作为教育者在教育政策规划中的能动作用（educator acting as policy maker）。本论文基于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新时代”背景以及民族地区基础外语教育政策规划的现实困境,采用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相结合的混合研究设计,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及政策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从公众参与（即教师、学生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视角考察民族地区基础外语教育政策规划问题:贵州民族地区基础外语教育在政策内容规划、政策过程规划及政策价值规划方面具有哪些特征?这些特征与国家基础阶段的教育政策对应衔接情况如何?从公众参与的视角如何规划民族地区基础外语教育政策?论文参考教育政策研究的内容、过程及价值模型,把民族地区的外语教育政策研究视为一个“动静结合”的系统,既有静态的政策文本及背景分析,也有关于政策制定、执行及评价的动态发展过程考察,从发展的角度规划基础外语教育政策。通过实证研究,主要发现包括:政策内容方面,绝大多数外语教师都认为有课程实施方案的指导会更有利于自己教学工作的开展,当前民族地区的外语教材中民族文化的内容比较缺乏,民族外语教师大多表示希望能有机会参加高级别的外语教育培训以拓展自己的专业知识,民族地区的英语教学更应该与信息技术进行整合,部分教师认为自己能够根据民族地区学生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相应的教学工作计划。政策过程方面,工作年限在11-20年之间的外语教师表现出了在政策制定中积极参与的意愿。当前国家的外语教育政策在民族地区基础阶段的教育实践中执行情况不容乐观,如教育理念及教学内容与考试导向的矛盾和冲突。超过半数的外语教师会在自己的外语教学活动中融入本民族文化的相关内容,但限于外语课时安排及教师考核等条件,这项工作的开展并不顺利。从政策价值的维度来看,民族地区外语教育的公共价值属性得到了普遍认同,多数教师认为需要关注民族学生的不同特点及个体差异,外语教育是传承传播本民族文化的方式和途径,应该秉持“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培养其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本论文在研究方法上通过自下而上的实地调研来收集研究数据。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与教育部门的主管领导、基础阶段的外语教师和学生都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接触和交流,批判性的听取了相关行政领导的意见和建议,提出了相对客观的外语教育政策规划措施。在研究视角上,立足于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新时代背景及民族地区基础外语教育政策规划的现实困境,从公众参与的视角,结合教育学、公共政策学等学科理论来研究民族地区基础外语教育政策规划问题,从政策内容规划、政策过程规划及政策价值规划三个维度,考察民族地区基础外语教育中的课程实施方案、教师教育、政策制定、公共价值追求等,为新时代民族地区基础阶段学生的外语教育提供政策上的支持和保障。在研究选题上,关注民族地区基础阶段的外语教育政策规划问题,与现有研究形成互补。本研究建议,在政策过程规划中主张多元政策规划主体共同参与。将政府决策与公众参与的政策规划模式对应衔接,充分发挥教师作为政策主体在政策规划中的能动作用。在政策内容规划中凸显地方性与校本层面的特色,在政策价值规划方面观照教育公平与民族学生的全面发展。本研究的样本来源涵盖了贵州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所有学段,但初、高中部的样本较多,小学部分较少,样本不够均衡是本研究的局限之一。此外,本研究的文本分析均是通过人工归并分析的方式来完成的,在资料的深度挖掘和分析技术方面也有待进一步的提高和完善。今后的研究可尝试借助一些质性分析软件如Nvivo来帮助质性数据的分析,确保研究材料分析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贺勇^[6]（2018）在《三台山德昂族乡脱贫攻坚中的博弈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公共决策的价值在于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护并实现最大多数人最根本的利益。大规模的社会变革首先触及到的是体制机制深刻变革的问题,由体制机制变革引发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与重构,从而激发社会矛盾冲突,导致社会动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是社会利益结构的深刻调整,在利益不断出现分化、多元利益结构的社会背景下,公共决策面临有限理性与公共理性之间的矛盾冲突。整合社会利益矛盾与冲突,避免两败俱伤的负和博弈,严格控制此消彼涨的零和博弈,寻求实现公共决策价值理性的正和博弈成为公共决策中的突出问题。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进程中,探索构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要求的机制体制,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协商民主制度,通过有序政治参与的方式;探索科学的资源分配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提高公共决策的科学性实效性就成为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课题。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相对落后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及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如何更好地利用党和国家的扶持政策,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让各族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红利,消除各民族之间事实上存在的不平等,不仅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也是一个实现边疆稳定、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1）只有广大农村、贫困地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全面小康,才能真正实现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在全国范围全面打响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脱贫攻坚战,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但我国脱贫攻坚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三台山乡是全国德昂族居住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全国唯一的德昂族乡。三台山作为“直过民族”地区深得党和政府及社会的高度关注,其扶贫的力度比其它地区相对更大,投入也更多,三台山乡贫困面貌发生着历史性的改变。但传统扶贫工作存在的没有精准识别到户到人,导致贫困人口底数不清,致贫原因不明确,扶贫对象选取不合理,扶贫工作针对性不强,扶贫措施不够有力,大水漫灌式的扶贫开发工作,尤其是将扶贫工程简单理解为生活救济,使一些真正的贫困户得不到扶持,或者无法满足贫困对象多样化的需要,导致扶贫工作成效不够明显。由于三台山乡德昂族、景颇族等“直过民族”文化素质相对偏低,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等靠要”思想严重,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扶贫开发成效。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涉及到中央、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企业、群众、村委会、驻村工作队等各个利益群体,如何准确把握中央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价值取向,根据贫困地区发展实际,创新工作方法,落实主体责任;围绕贫困标准的制定、贫困人口的确定与统计,脱贫标准的评定,各个主体的责任及彼此之间工作的协调;以及脱贫工作成效的评定等各个方面,参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的各个主体之间,扶贫各方面与贫困地区、贫困户贫困人口,在权力与责任、权利与义务、方法和内容、规则与价值追求等方面,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和价值追求理解上的冲突,存在事实上的利益博弈。选择一个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工程作为研究案例,认真分析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存在的问题及问题产生的根源,运用博弈理论的基本方法,从信息、策略（行动）、规则、结果等方面,探索研究各个主体之间的权力与责任,权力与义务,目标与方法,行动与成效,从组织结构、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变化,促进各个主体行动中的功能性变化,尽可能避免纳什均衡,避免彼此之间负和博弈,追求帕累托改善,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价值目标。运用博弈理论破解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的纳什均衡,实现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全面迈入小康的宏伟目标,并以此推动解决我们在制定和实施各项公共政策中应该注意,并应该努力采取科学的方法,实现最好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是论文选题的缘由和研究的核心内容。目前,理论界在运用博弈理论对基层协商民主,选择典型调查研究政府公共决策,尤其是涉及边疆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公共决策各个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研究得不够,缺乏对典型个案的深入剖析,特别对协商民主的本质和博弈的本质属性认识不到位,尚存较大的研究和拓展空间,论文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上述领域的研究。通过对田野点三台山德昂族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实施过程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分析,一是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任何一项政策的制定、实施、评估过程都是不同群体博弈的过程,都会产生利益冲突和博弈,而解决的办法就是承认各种利益群体的真实存在,针对他们的不同利益诉求,在坚持公共决策中公平正义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基层协商民主的形式来达成共识、凝聚力量,推动各项公共政策高效、有序实施和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二是在认真总结分析公共决策中的纳什均衡与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公共决策是治国理政中一个重大严峻的课题,利益博弈是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方法手段,制度性变迁是破解纳什均衡的根本选择。只有全面深化改革,通过机制体制的创新,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变计划体制下资源约束和GDP为唯一政绩标准的激励机制,引入新的约束激励机制,才能避免纳什均衡现象,建构更加有利于充分调动利益博弈参与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体制机制,实现合作共赢,真正体现公共决策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价值目标。三是通过运用博弈理论分析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实践过程中,如何协调各个方面的力量,统一规划资源,形成强大合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出具体的建议。

孙峰^[7]（2018）在《网络社会情境中我国政策议程设置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共政策是政府等公共权力机关对社会价值和利益做出的权威性分配,决定着管理活动的方向和目标,对社会发展具有深刻影响。政策议程设置是公共政策的首要环节,处于社会问题进入决策视野的“颈项”位置,是开启政策过程的前置阶段。网络社会开启了政策议程设置嬗变之窗,传统政策议程设置模式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当今网络时代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新情境中,政策议程设置的地位和重要性不断增加。随着互联网和现代化研究热度的不断增加,政策议程设置正在酝酿以网络社会和现代化为突破点的新研究范式。基于这一态势,本研究借助文献分析、案例研究、调研访谈、比较研究、演绎推理和归纳分析等研究方法,以2015年以来的我国出租车改革议程为例,探索了网络社会情境中我国政策议程设置的现实表征、驱动因素、局限性及其产生机理,并提出了政策议程设置顺应网络社会情境的优化方略。基于我国政策议程设置的实际,本文研究对象并不是所有情境下和全类别的政策议程设置,为了增强研究聚焦性和深度,使之更能体现公共决策发展趋势和现代社会特点,将研究对象设定为网络社会情境中存在公众等多元主体参与、开放式的政策议程设置。政策议程设置具有情境敏感性,当下我国网络社会情境对其产生了深刻影响。“互联网+”将网络社会的战略高度大大提升,虚拟化、离散化、泛在化的网络公共空间成为政策议程设置的新场域。同时,现代公民意识不断成长,他们通过交往行动将生活世界中的议题在公共领域讨论、辩护和批判,使我国民主机制的潜力得以释放。“互联网+”的时代新情境、公共领域民主潜力释放、公众个体思想和行为的现代化新特征,共同构成了我国政策议程设置的网络社会新情境。金登的多源流理论是政策议程设置的经典分析模型,然而其中国化过程遇到了体制、观念、环境等方面的新变量。本文对该模型进行了修正,建构了更契合网络时代特征、我国国情和现代化趋向的网络多源流模型。基于网络多源流模型的分析框架,以我国出租车改革议程为例,对网络社会情境中政策议程设置的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信息把关和政策之窗进行了分析,发现政策议程设置各个环节都体现出不同于传统模式的新特点:政策议题建构实现了网络突破、政策共同体出现融合型参与态势、政治机会结构发生变迁、信息把关走向专业规范化、政策之窗开启的不可预测性和控制手段增加。通过对网络社会情境中我国政策议程设置现实表征的分析发现,政策议程设置的逻辑取向正在由“政治建构”向“社会建构”转变、运行过程由“闭门造车”向“开放吸纳”转变、参与主体由“精英主导”向“大众参与”转变、决策机制由“经验控制”向“理性沟通”转变。这种转变是互联网和现代化潮流影响下多重要素共同驱动的结果。社会问题及其特性改变是前置性驱动因素,互联网技术是工具性驱动因素,参与理念的改变是价值性驱动因素,社会利益结构和分配机制的变化是根本驱动因素,政治管理制度现代化是直接驱动因素。虽然网络社会情境中我国政策议程设置体现出趋向现代性的现实表征,但依旧存在诸多局限性。借助Nvivo11进行编码分析,发现政策议程设置主要存在六大约束要素:议程参与主体间信任缺失、议程目标设定科学性不足、决策信息处理与利用欠佳、政策共同体沟通成效较低、利益相关者话语权不平衡、法律规范和领导协调不够。这些局限性的产生,既受社会转型期信任断层等客观因素影响,也有参与者之间相互信任基础不牢固、现代化决策价值观尚未形成、沟通意识不强等思想层面原因,更是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制度化和程序建设滞后、管理方式不科学的结果。如何克服上述局限,实现政策议程设置在网络社会情境中的优化,是顺应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趋势和提升决策科学性的重要环节。政策议程设置优化本质是实现现代化的系统权变过程。本文以系统权变理论为框架,对国内外现代化理论、标准和我国现实案例中析出的现代化元素进行整合,建构了政策议程设置优化的标准体系和多维系统优化模型。政策议程设置的优化,要以优化标准体系为依据,基于多维系统优化模型,从改善政策议程设置超环境系统、建构议程参与者间信任关系、培育现代化的决策目标价值、完善政策议程设置技术支持和信息把关、加强政策共同体间良性互动、推动议程利益相关者关系合理化、完善法律基础和保障体系等维度采取具体对策。本文主要在以下方面进行了创新性探索:一是建构了我国政策议程设置的网络多源流模型分析框架;二是从把关人角度揭示了政策议程设置中信息筛选与流动的过程;三是指出政策议程设置优化本质就是趋向现代性的过程;四是设计了政策议程设置优化标准和多维系统优化模型。网络社会情境中的政策议程设置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研究选题,可以“以小见大”地窥探很多政治社会领域的宏观问题。希望通过本文研究,逐渐充实完善政策议程设置在网络社会和现代化语境中的理论体系,为推动我国公共决策科学化贡献自己有限的绵薄之力。政策议程设置研究永无止境,本文只是千里跬步,愿做引玉之砖。

赵东坡^[8]（2014）在《公共利益与我国政府道德责任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对于政府是否应该承担道德责任的问题在历史上是有争议的。特别是西方近代自由主义通过将政府与道德分别划分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方式,把道德责任排斥在政府之外,试图从根本上消解政府与道德的联系。根据自由主义的观点,道德属于私人领域,凡涉及私人领域的地方政府就应不介入、不干涉、不提倡、不评价,以防止政府对私人领域的侵害。现代公共管理运动兴起之后,西方学者逐渐指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二者是密切联系的,忽视公共领域中的道德问题导致政府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道德危机,因此他们反对行政领域中的价值中立,重新为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确立起了道德责任和道德追求。同时他们强调政府管理的公共性质,将公共利益作为判断政府行为的道德价值标准,认为政府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是政府应有的道德取向。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政府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对包含道德在内的意识形态具有支配地位,理应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并践行所倡导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同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道德根本上是用来调节利益关系的,道德责任最终要体现在对合乎善的利益的维护上,政府的道德责任就是实现和维护与统治阶级利益相一致的社会公共利益,这是政府应当追求的最大的善。对我国政府而言,不论是人民政府的本质属性,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宗旨以及当前政府改革的根本目的,都要求我国政府将维护以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代表的社会公共利益作为自己道德责任的核心。为此,政府应当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积极实现好公共利益,有效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努力分配好公共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同时政府还应当树立崇高的道德信念和价值追求,自觉践行进步的政治理念和道德价值,成为社会良好道德风尚的引导者,全面履行自身的道德责任。自新中国和人民政府成立以来,我国一直高度重视政府道德责任建设,从不同方面阐述了政府道德责任在不同时代的具体内涵,对政府道德责任的实现进行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但是在当前社会中,由于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受到严重冲击,一方面社会中的道德理想和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相对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人们的主体意识觉醒并不断增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不断被放大,社会又呈现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质化趋势。这些趋势和现象逐渐渗透到政治领域,侵入到政府的方方面面,导致当前政府道德责任的弱化甚至缺位,在政府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平庸渎职、滥用权力、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现象。这些现象的出现,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背离了应有的公共利益价值追求,而谋取个人私利。政府的这些背德问题如不及时纠正和解决,就会愈演愈烈,危害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基础,损害人民群众的合法权利和切身利益。要解决当前政府道德责任弱化的种种问题就必须积极构建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政府道德责任的实现机制,树立维护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全面提升政府履行道德责任的能力。首先要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道德责任意识,从道德教育、德性修养、理想信念等方面,强化政府行为主体践行道德责任、维护公共利益的自觉性。其次要健全实现政府道德责任的制度建设,从政府道德责任的法制化、规范化和建立有效的监督、奖惩机制几个方面,加强政府实现公共利益的外部约束。再次要推进政府行政文化建设,对传统行政文化坚持批判地继承,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积极培育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健康的行政文化,巩固政府实现公共利益的环境保障。

许阳^[9]（2014）在《协商民主理论视阈下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是政策过程的逻辑起点,对政策运行全过程具有重要作用。公共政策过程的根本目标是解决政策问题,实现公共利益。公共政策议程是公共政策问题的“生成机制”,是社会问题转变为政策问题的“关节点”,是公共利益表达与整合的平台。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公共性、科学性、民主性、合法性决定了政策问题是否真正体现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直接影响政策制定、政治执行、政策评估和政策终结等环节的运行效果,最终影响公共政策的成效。因此,作为公共政策过程的第一环节,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在公共政策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政策科学创始人拉斯韦尔构建了政策过程的“概念图系”并提出阶段式的政策过程模型至今,政策制定、执行及其后续过程一直是政策科学研究的重点。然而,随着政策理论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发现以政策制定和执行为核心的公共政策研究范式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既有政策分析框架对一些复杂现象无力做出正确解释,基于“理性人”假设的经验主义政策建构过程逐渐失效。在此背景下,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作为“政策之窗”凭借其对社会问题的筛选作用和对公共利益的分配功能,逐渐获得学者们的青睐并成为当前政策科学的研究热点问题之一。公正与公平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景下公共政策的核心价值取向。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公共政策议程设置过程具有明显的精英主义倾向,即有关社会公共生活的政策问题主要是由政府及政府所邀请的专家提出,以各类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和社会精英为主要参与主体,社会大众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社会利益逐渐分化并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既有的政策议程设置过程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协商民主理论是一个生命力极强的新兴民主政治理论。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协商民主强调公民之间权利和机会的平等以及公民自我意识的独立和充分表达,强调所有相关利益主体都应参与公共决策和讨论,通过多元利益主体平等、理性的协商,通过民主和反思过程实现偏好转换,凭借程序正义追求结果合法。协商民主理论的价值取向与转型期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价值取向具有内在契合性。基于此,本文将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核心价值与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思想精华有机结合,并依此为理论基础对当前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首先,本文探讨了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和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关系,指出了该理论对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研究的具体价值；其次,通过对中西方经典政策议程设置分析框架的评价,以协商民主理论为指导,创建了更加全面、科学、合理的“三环模型”作为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再次,依托于该分析模型,对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发展所需的政策环境支持、主体功能结构和具体运行过程的应然状态进行了分析描述;第四,运用案例分析法,选取近年来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经典案例进行实然分析,比照政策议程设置的应然状态,总结出我国政策议程设置存在的现实问题；最后,在协商民主理论的指导下,提出优化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具体对策建议。

周鸿雁^[10]（2014）在《公共管理公正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结合现代公共管理运动中价值取向由效率转向公正的现实,以现代公共管理公正问题为中心,利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成果,运用政治哲学、规范伦理学、公共管理学、公共管理伦理学以及组织行为学的相关理论,对公共管理公正的特性、公共管理公正的现代价值和意义、公共管理公正的维度以及公共管理公正的实现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试图改变过去仅从政治哲学高度和视角研究公共管理中公正问题的状况,而转向一种更加接近现实的角度,即从公共管理过程的视角去研究,从而形成一种更加现实化的公共管理公正体系,同时从公正的理念和原则出发,重新构建对公共管理过程的认识。论文引言部分主要论证说明本论文选题的缘由、研究范围、研究视角以及基本思路。本文认为,公正是公共管理内在的伦理价值要求,是公共管理重要的价值目标,同时它也是评价公共管理活动的价值尺度,从理论上说明研究公共管理公正之重要性。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经历了从传统公共管理、新公共管理再到新公共行政、新公共服务以及多元治理的发展阶段,公共管理的价值导向也从传统公共管理、新公共管理时期的效率导向转向了新公共行政、新公共服务以及多元治理的公正的价值导向,因此研究公共管理公正是现代公共管理发展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在现实的公共管理实践中,仍然存在公正缺失的问题,制度不公正、行政行为不公正、信息不公正等不公正现象仍然大量存在,这种状况迫切需要改善。然而,从国内外研究的现状来看,尽管有关公正问题的研究比较多,但大多数是从政治学、行政学、个别的行政执行以及对不公正现象的矫正角度进行研究的。本文认为,对公共管理领域来说,从其他角度去侧面或零散研究公正问题和被动研究不公正问题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从公共管理过程本身的视角来系统研究公共管理公正问题。本部分的目的除了说明本选题的意义外,另外还对公共管理概念作一个限定并对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作一个概括性介绍,以免引起概念上的混乱和对公共管理现状的误解。第一章阐述公共管理公正的特性。该部分在对公正含义、原则、内容作概要性阐述的基础上,对公共管理公正进行界定与分类,阐释公共管理公正的一般特性,并据此厘清公共管理公正与社会公正、组织公正之间的关系。本部分重点在于探讨公共管理公正的界定、分类与公共管理公正的一般特性,为后面对公共管理公正的展开研究打下基础。人们对公正的理解逐步达成的基本共识体现为公正的一般定义,即“所谓公正,就是使相关者得其所应得,或者说,使相关者各得其所”。使相关者得其所应得,其落实可以具体化为公正原则,思想家们在确立原则方面大致有强调等级、强调平等、强调自由、强调调节四种根本思路,相应地形成了等级主义、平等主义、自由主义和福利主义的公正观,在当代,以罗尔斯为代表的福利主义公正观占主导地位,其公正原则可以归结为六条：机会平等、规范相同、自由竞争、保护差异、适度调节、声张正义。所有这六条公正原则的基本前提是尊重和保护个体的自由和权利。不同的思想家对公正包含的内容有不同的看法,本文归纳了以往多种划分。这些为公共管理公正的概念、原则、内容的选择提供了前提。本文认为公共管理公正是指政府和其他公共管理主体在管理公共资源、公共服务、公共项目和处理社会问题过程中使所管理的共同体内的个人和组织得其所应得或各得其所,以实现公共机会对公众平等开放、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在共同体内的公平分配。公共管理公正是公共管理公平与公共管理正义的统一,是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的统一,包括分配公正、程序公正以及互动公正三个相互关联相互渗透的基本维度。为了更全面准确地把握公共管理公正的概念,本文探讨了公共管理公正的一般特征：多元与多层主体性、政治性、对公共权力的依赖性、与公共利益的关联性。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些一般特征,本文对公共管理公正与社会公正以及公共管理公正与组织公正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第二章讨论公共管理公正的当代价值及意义。该部分主要围绕四个方面来阐述：首先,公共管理公正是公共利益的可靠保证。现代共同体不同于传统共同体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具有公共利益,具体到公共管理领域,公共利益的表现就是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作为共同体成员共有共享的公共利益,不同于国家利益。传统意义上的专制国家的国家利益不是公共利益,专制国家不存在真正意义的公共利益,现代意义的民主国家才存在公共利益,虽然现实中并非皆如此,但民主国家的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总体上是相一致的。公共利益也不同于私人利益,相比较而言,具有三个特点：取之于民,政府掌控,差异分配。契约论不仅解决了政府主权的合法性问题,而且要求把政府职能的公正性建立在对公共利益的责任的基础上。具体而言,公共管理公正对公共利益具有维护、合理分配和促进其增长的责任。其次,确保公共机会平等开放。公共机会具有有限性、时间性、人为性的特点。因此,尽管公共机会可以理论上面向所有的公众开放,但实践上并不是所有公众都能获得的。公共机会如果不能平等开放,将会导致公共利益受损、腐蚀社会风气、使公众产生不公平感等问题。公共管理公正能为此提供保障。再次,维护社会秩序。现代文明本身导致了诸多的社会问题,主要有贫富分化、以权谋私、犯罪现象严重、生态环境恶化、公共管理成本过高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都在于社会不公正,公共管理公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最后,公共管理公正能够满足公众公正心理需求。公众公正心理需求能否得到满足关系到公众对政府的认同,关系到公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影响公共管理能否得到有效的实施。公众对平等的心理期待和事实上的不平等之间的差距是形成公众公正心理需求的根源。从公民个体来讲,个人的公正需求主要体现在对组织内公正的心理需求、对所在组织公平待遇的心理需求、对社会公平待遇的心理需求以及对其他人公平待遇的心理需求；从组织个体来讲,组织的公正心理需求体现在对享受同类组织公平待遇的心理需求、享受非同类之公平待遇的心理需求和要求组织公共管理者公平的心理需求。公共管理要从根源上消除公众的不公正感。第三章主要依据前面提出的公共管理公正的三个维度,对公共管理分配公正、程序公正、互动公正分别进行具体的探讨。这三个维度针对公共管理政策过程的三个环节,即公共管理政策价值目标选择、公共管理政策过程的程序设计以及公共管理具体政策过程中的互动。这三个方面相互关联,有时相互交融。公共资源和公共利益分配是公共管理必须直面的首要问题。本文认为,公正作为公共管理活动的价值取向是由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决定的。公共管理的公共性体现在三个方面：公共管理是对社会公共问题的解决,公共管理是公共意志的表达和执行,现代公共管理是一种多元共治。在公共管理政策过程的公共性分析中,公正是其核心内涵。基于我们对于公共管理概念的公共政策角度的解释,公共管理分配公正是指公共管理主体通过公共政策对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社会公共资源（包括机会资源）以及公共物品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使所有公共利益相关者得其所应得。公共管理分配公正具有重要的伦理意义和实践意义,其伦理意义在于公共管理分配公正是对人的价值的肯定,是对公民尊严的支持；其实践意义是通过公共管理政策在整个管理活动中的核心地位和特点及其在公共管理实现中起到的作用体现出来的,其影响广泛、深刻而持久。具体而言,公共管理分配公正一方面为公正分配提供价值导向,另一方面为公正分配确立价值标准。以公正的一般原则、公共管理的根本目标以及当代公共管理的特点为依据,本文认为公共管理分配公正的应当遵循以下基本要求：（1）以公共利益为价值目标；（2）平等、民主、法制；（3）普适性；（4）按贡献分配与适度调剂相结合；（5）持续的同意。程序公正是对公共政策过程设计的要求。公共政策程序公正是指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评价、监督、反馈、终止等活动过程中通过理性权衡,寻找并选择最有效地实现正义要求的公共政策的方法,以最有效的方式实现公共利益,并充分保障公民民主权利、尊重公民作为人而具有的尊严的制度性选择与行动秩序的总和。公共政策程序公正是一种不完善的程序公正。其作用在于通过正当的程序设计保障公民自由平等地参与的权利以及通过抑制性程序设计防止公共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公共政策程序公正的根本标准是实质公正,实质公正对于程序公正的优先性派生出程序公正的两个标准,即公民参与的广度与深度以及这种程序所同意的公共权力行使的正当性。程序公正的要求体现在三个方面：公民广泛参与并决定决策、政策主体地位平等、政策过程中价值中立。具体到程序正当的公民路径设计,本文通过分析“一致同意”的基本原则在理论和现实中的不可能性,认为在现代民主社会应当尽可能设计一种公民最大限度地参与公共政策的程序。在吸纳卢梭“公意”论中所包含的民主参与的积极思想以及公共选择理论对规则公正的诉求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哈贝马斯建立在交往行为理论和商议性民主政治理论基础上的公正理论为此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思路。公共管理的互动公正是长期被人们忽视的一个领域。人们对公正问题的关注经历从分配公正到程序公正的过程,近年来的组织公正中互动公正的研究发展迅速,对社会公正的研究也逐步注意到公正的关系维度,这说明人们对公正问题的关注再次发生转移,即从程序公正转移到互动公正。本文将组织公正中的作为公正感的互动公正的研究范围加以扩展,将社会关系公正研究进行改造延伸,使互动公正成为公共管理的一个维度进行探讨。本部分首先对公共管理过程中的互动关系进行梳理,认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是最主要的,在此基础上,将政府与公众的互动分为社会层面和具体公共管理层面。无论哪个层面的公共管理互动公正均主要包括主体间关系公正与信息公正两方面。本文认为,公共管理互动公正基本要求是：主体地位对等；相互尊重的双向对待；维护知情权；公众参与政府回应。在分析互动不公正的表现及其消极影响的基础上,本文主张从遵从宪法和法律、增强公民的主体意识和积极参与意识、增强政府的回应性、提升公共人员的公正品质等方面来预防和消除互动不公正。本文认为,可以依赖信息公开制度、开放的沟通制度和听证制度保障互动公正的实行。第四章从公共权力的角度探讨公共管理公正的实现。公共权力的产生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管理必须以公共权力为凭借才能实施,公共管理公正的实现也必须以公共权力为依托才能实现。公共权力在公共管理公正实现过程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为共同体确立公正的理念和目标；其次,实现管理公正的法制化、贯彻和落实公共管理公正的要求；最后,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官员在运用公共权力实现公共管理公正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公共管理公正对公共权力的合理合法性提出了要求,具体体现在公共权力应有的目的和使命、公共权力的合理结构、公共权力的积极作为、公共权力的恰当限制以及对行政官员的要求等四个方面。本文认为,公共权力应有的目的和使命在于：保证共同体全体成员的自由和权利普遍实现、实现公共机会对共同体全体成员事实上的平等开放、使公共利益在共同体成员之间公平分配、不断增进公共利益和综合实力、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公共权力结构的合理性的前提是要分权,在此基础上还要构建立体的公共权力结构,横向的公共权力子系统包括民意反映系统、法制制订系统、日常管理系统、公务监控系统。纵向的公共权力子系统是合理的权力分层,主要涉及层级的合理性与权限的合理性。公共管理公正的实现要求公共权力积极作为,除了日常公共管理事务以外还要突出维护共同体的安全、稳定和和谐、科学规划共同体的发展、合理配置各种可利用的资源、调动共同体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等方面。公共权力的被赋予性、有限性和被监控性就是公共管理者公共权力的限度,其中“有限性”是关键。为了保证公共管理者不超过有限的权力,必须通过法制对公共权力各方面进行明确的规定并对违反规定的行为给予必要的制裁,并运用公共权力自身的制衡与外部的舆论监督作用对公共权力加以约束。公共管理公正要求政府官员德才兼备以保证公共权力的正当有效地行使。公共权力不正当的运用必定会伤害到公共管理公正。公共权力不正当运用的具体情形大致有四种：以权谋私,滥用公共权力,公共权力片面追求公共利益增长,公共权力不作为。公共权力的滥用、偏私、不作为的主要原因在于治权不受主权的控制、完善的民意反映系统缺失、没有真正实行法制治理、对公共管理者的权力缺乏明确而有效的限定和制约等方面。因此,要从以下诸方面加以解决：增强治权可能伤害公共管理公正的意识；完善共同体的治理结构；加强对国家政权伤害公共管理公正的防治；强化对官员的权力的制约。

二、坚持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取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坚持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取向（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建设路径研究 ——以政府信用影响因素为分析框架（论文提纲范文）

（2）政策抗争中地方政府的选择性回应逻辑研究 ——基于3个地方政策抗争案例比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公共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公共政策执行公平性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公众参与视角下的外语教育政策规划研究 ——以贵州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三台山德昂族乡脱贫攻坚中的博弈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网络社会情境中我国政策议程设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公共利益与我国政府道德责任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协商民主理论视阈下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公共管理公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坚持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取向（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建设路径研究 ——以政府信用影响因素为分析框架[D]. 李鹏.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2)
• [2]政策抗争中地方政府的选择性回应逻辑研究 ——基于3个地方政策抗争案例比较分析[D]. 吴姿怡. 华东理工大学, 2019(01)
• [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公共性研究[D]. 钟立华.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4)
• [4]公共政策执行公平性问题研究[D]. 艾烨.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5]公众参与视角下的外语教育政策规划研究 ——以贵州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为例[D]. 付荣文.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6]三台山德昂族乡脱贫攻坚中的博弈问题研究[D]. 贺勇. 云南大学, 2018(01)
• [7]网络社会情境中我国政策议程设置研究[D]. 孙峰. 东北大学, 2018(02)
• [8]公共利益与我国政府道德责任问题研究[D]. 赵东坡. 南京大学, 2014(05)
• [9]协商民主理论视阈下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研究[D]. 许阳. 东北大学, 2014(10)
• [10]公共管理公正研究[D]. 周鸿雁. 武汉大学, 20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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