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中绕行力和绕行时间的最佳选择

一、作战中迂回兵力及迂回时机的最佳选择（论文文献综述）

郜耿豪^[1]（2021）在《论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阶段志愿军的迂回作战》文中提出迂回是运动战中的基本作战方法,是实现歼灭敌有生力量的有效手段。迂回的成功与否,往往决定着战役战斗的成败。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阶段的第一、第二次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积极实施迂回,断敌退路,取得了重大战果。第三、第四次战役中,"联合国军"在防御作战中实施有计划的撤退,在进攻作战中使用直线平推战术,使志愿军无法通过迂回大量歼敌。第五次战役中,"联合国军"趁志愿军楔入纵深过远,穿插迂回至志愿军后方,企图切断志愿军交通线;志愿军则积极组织阻击,遏制了"联合国军"的进攻。运动战阶段的一系列迂回作战,使志愿军在战术上获得了与强敌作战的宝贵经验,人民军队运动战战术得到进一步发展。

何瑞^[2]（2021）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是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成功创建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30年代后,中国革命中心由南向北转移,红二十五军在党的领导下,积极顺应革命形势的变化进行长征,最终决定在以商洛为中心的鄂豫陕边界地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在鄂豫陕边界地区的统治裂缝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成功创建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党的坚强领导是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成功创建与发展的重要保证,省委、特委领导集体和红二十五军、红七十四师的正确决策,鄂豫陕边界地区良好的革命基础,红二十五军、红七十四师和地方革命武装的武装斗争,以及根据地群众的积极支持与配合等为根据地的成功创建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同步开展了政权组织建设、军事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根据地建设活动。根据地建设活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根据地的发展,还对鄂豫陕边界地区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影响。

何岸^[3]（2020）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保护海上交通线作战失败原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研究的主题为: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保护海上交通线作战失败原因。以这个主题为核心,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作为资源极为缺乏的岛国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为何忽视了极其重要的海上交通线保护,从而导致日本保护海上交通线作战以一系列灾难性的失败而告终?由于研究主题属于战略研究领域中关于战争失败的研究范围,所以本文根据战争失败研究的代表性着作《军事灾难:战争失败的剖析》一书提出的导致战争失败的“军事灾难”产生的基本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首先确认了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保护海上交通线作战失败属于战争失败中的典型“军事灾难”,而这种“军事灾难”的产生绝非单一因素所导致。其次,分别从纵向层次与横向领域两个方面对这一主题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与分析。其中,纵向的研究主要分为国家、军队、战区/舰队、部队四个层次,分别对应战略研究中的大战略、战略、战役、战术四个层次。横向的研究则分为政治、军事、组织、敌人四大领域,并按照这四个领域依次探寻了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保护海上交通线作战失败的原因。最后,根据导致其失败的政治、军事、组织、敌人四大原因,总结了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保护海上交通线作战失败的教训,及其对于当今海洋战略的启示。

卢允雷^[4]（2020）在《解放战争时期豫东战役军事地理研究》文中指出解放战争时期,国共双方军队在豫东地区进行了一次大会战,即豫东战役。因主要战斗先后在开封、睢县、杞县进行,所以又称开封、睢杞战役。豫东战役改变了中原战场国共双方军事力量的对峙态势,改变了国共双方军队在全国的战略部署,政治和军事意义重大。豫东平原为农业生产提供了适宜的自然环境,丰富的战略资源成为战争爆发的诱因之一;基于中原地理区位,豫东地缘战略价值突显,交通发达且地平广袤,极其方便大兵团机动作战;受“中原正统”意识影响,夺取这一区域主要城市,政治象征意义重大;开封作为豫东主要城市,且为昔日都城,其东、南、西三面并无险可守,仅凭城垣为主要防御阵地,易攻难守。基于上述原因,这一区域成为兵家必争之地。1948年6月的中原战区,国共两党军事力量犬牙交错,双方为改变战争态势,积极寻找战场和战机。在开封战役前,国军部队既在通许、陈留等县设立前哨,警戒开封,又借助开封城垣内外建筑设施构筑工事,并在重要地点借助有利地形构筑据点,抵御解放军进攻。其中城内据点龙亭自身易守难攻,且有其它据点配合,因而成为开封城内的核心据点,也是国军整编六十六师指挥部所在地。开封邻近城市是开封驻军的外围补给站点,而开封城内的军需储备则为开封守军战时作战,提供着物资保障。开封周围通向开封的道路,为战时机械化军队向开封集结提供了方便。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副司令粟裕抓住战机,改变原在鲁西南歼灭国军邱清泉兵团的计划,命令华东野战军陈唐兵团奔袭开封。陈唐兵团借助开封城防图和乡导的帮助,迅速对开封实施包围、攻坚,迫使聚集在开封周围城市的国军前来救援。因开封北门沙丘较多,不宜构筑进攻阵地,陈唐兵团又怕国军决河阻止攻城部队行动,所以在北门仅做佯攻。开封周围的解放区为解放军进攻开封提供了后勤保障。开封战役后,华东野战军在睢县依据村寨、房舍、河流、植被等,围歼救援开封的区寿年兵团,并阻击救援的邱清泉等兵团。歼灭区寿年兵团主力后,继续围歼前来救援的黄百韬兵团。由于国军其他救援部队不断临近,且持续在高温下作战,体力消耗严重,所以华东野战军率先撤出战斗,向鲁西南转移。豫东战役是国共双方军队利用相同的地理环境,采用不同战术,最后取得不同战果的一次大规模会战。研究豫东战役军事地理,不仅让我们了解当时地理条件对这一次战争带来的影响和制约,也为未来军事指挥者合理利用地理条件提供了战例参考,彰显了地理环境在军事行动中的重要作用。

李魏巍^[5]（2020）在《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公元10-13世纪,东亚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变,中原汉地由五代十国分裂转变为北宋的局部统一,又由于1127年金朝灭北宋而成为金宋南北对峙的分裂局面。北方和西北先后兴起契丹、西夏、金朝、蒙古四大北族狼型霸权国家,对两宋形成巨大地缘安全威胁,使两宋一直陷入安全困境之中。两宋因为北有大敌,无暇他顾,在西南地区进行战略收缩,处于守势。其时,青藏高原吐蕃各部陷入四分五裂状态,无力四处扩张。西南云贵高原937年建立了白蛮贵族为统治阶级,白蛮和乌蛮为主体民族包括金齿百夷等在内的多民族地方政权大理国,鉴于南诏四处扩张导致成本大于收益并国亡政息的历史教训,大理唯恐重蹈南诏穷兵黩武而国亡政息的覆辙,建立不久就将南诏的对外扩张政策调整为“修葺城堡,练兵养民,以观时变”的保境安民的防御战略并成为大理国三百年的基本国策。在大理调整外交政策的同一年（公元960年）,北宋建立并开始进行统一战争,公元965年北宋灭亡割据四川的后蜀政权,宋军欲乘胜进攻大理国以收复云南,但宋太祖鉴于天宝战争和南诏犯唐加速唐亡的教训,视和平内守的大理为野蛮好战的南诏,划大渡河天险为宋理两国天然边界,放弃大渡河以南广大乌蛮地区,将其作为宋理之间的缓冲区,与大理在地理上脱离接触。将兵力集中用于统一南唐、吴越等其他割据政权的战争,放弃了对大理国的统一,保存了大理国。大理的内政和外交均不受大宋干涉,实际上成为与大宋并立的政权。979年北宋实现了中国的局部统一,但北方契丹和西北西夏相继崛起,北宋在北方和西北分别陷入与契丹和西夏的安全困境之中,被迫将主要军力、财力用于对付契丹和西夏。地缘政治上,宋朝北有强敌,陷入安全困境,西南的大理和交趾（安南）也很强大,东边又是大海,宋朝陷入北方、西北、西南三面受敌的被月形包围的不利地缘政治处境之中。西南方向,宋朝与交趾地理相连,交趾（安南）是两宋三百年最亲密的藩属国,双方具有特殊的朝贡—册封互动的宗藩关系,交趾（安南）是两宋在西南地区遏制制衡大理的力量之一。由于宋理均是疆域辽阔的政权,因此,本来双方共享边界应该很长,但是由于宋理均进行防御收缩,加之宋理之间少数民族羁縻地区的崛起,宋理之间自北向南沿着今川西南大渡河、贵州中西部、广西西部直至交趾（安南）,出现了黎、叙、泸三州蛮、罗殿、西南五姓蕃、自杞、特磨、左右江溪峒诸蛮僚等大大小小强弱不同的民族政治实体,宋理两大政权在地理上空间上脱离了接触,这既有客观原因,也有宋朝“忌惮”大理,主动与其脱离接触的主观原因。宋朝总体上处于国力军力上的相对优势,但由于北有大敌,宋朝在西南地区被迫进行战略收缩,有宋三百年始终在西南地区处于相对弱势,一则宋朝地缘政治上北有大敌,宋朝疲于应付,陷入安全困境,主要兵力部署在北方,南方兵力空虚,防守薄弱。而大理拥有“高原阻隔”天险构成的“附加”实力,又由于吐蕃分裂,南方湄公河流域占城、真腊、蒲甘诸国彼此征战彼此削弱,国力均弱于大理,交趾（安南）兵力主要用于南征占城,东边与两宋存在广阔缓冲区且宋朝无暇南顾等因素使大理处于优越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二则战马资源方面,大理是南方唯一的优质战马产地,垄断了战马资源,军力十分强大,而两宋尤其南宋丧失了所有战马来源地,战马严重依赖大理。极大地影响了两宋的军力。三则宋理之间众多大大小小强弱不一的民族政治实体崛起,他们有的叛服无常,有的成为宋朝藩篱,有的与大理保持特殊关系,增加了两宋羁縻、安抚、怀柔的成本,损耗了两宋国力。因此,虽然总体上两宋国力军力比大理强大,但在西南这一局部区域,两宋始终处于弱势,先是面对西南诸蛮中最强大的大理国而处于局部弱势和守势。1253年大理战败投降蒙古后,南宋又面对更为强大的蒙古—段氏联军,而且段氏实施追随蒙古进攻南宋的反制衡战略,加速了南宋的灭亡。由于宋朝主要兵力在北边,南方兵力空虚,加之宋人“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的片面历史总结,认为就是因为南诏的多次进犯,导致桂林戍卒起义而引发黄巢农民大起义,致使唐朝灭亡。现实地缘政治中两宋北方先后面临大辽、西夏、大金、蒙古几大修正主义霸权国的安全压力和生存威胁,西南面临大渡河南乌蛮的骚扰,而乌蛮还是罗殿、自杞的主体民族,是大理和特磨的主体民族之一,是勇悍好战的南方游牧民族,乌蛮对两宋边境的侵扰抢掠尽管只是小规模的局部的间歇性的,但是却使两宋将其与唐末的南诏和现实中的辽、夏、金联系在一起,认为其均为具有攻击性和扩张性的“一丘之貉”,并视大理为南诏,因为大理国是由信奉佛教的汉化程度较深的亦耕亦牧的民族白蛮和不信奉佛教汉化程度低却勇悍好斗的游牧民族乌蛮两大主体民族构成的,而在地理分布上大理国的乌蛮与大渡河南、罗殿、自杞、特磨等与两宋临近地区的乌蛮连成一片,而信奉佛教、构成统治阶级主体并执行和平内守政策的白蛮势力集中在以洱海和滇池为中心的滇西和滇中地区,广阔的乌蛮等民族聚居区将白蛮聚居区与宋朝在地理上隔离开来。加之语言不通,信息闭塞且不对称,宋理政治关系不正常等因素,导致宋人将整个大理国均视为具有攻击性的南诏而加以防范和“忌惮”。由于历史和现实地缘政治的原因以及两宋在西南地区相对大理处于局部弱势和守势的不对称状况,两宋对大理均进行了不对称制衡,采取了拉拢、羁縻大理国周边西南诸蛮使其作为遏制大理的工具和防范大理的藩篱;利用藩属国交趾（安南）遏制大理;对罗殿、思州、播州、西南五姓蕃等实行合纵连横;通过战马贸易羁縻拉拢自杞、罗殿、特磨使其发财致富增强实力以制衡大理;政治上拒绝与大理建立正式朝贡—册封互动的宗藩关系从而在两宋主导的区域性国际体系中孤立大理,降低大理在体系中的政治地位并使其边缘化;经济上在战马贸易中限制大理;文化上限制先进典籍和技术流入大理,文化技术交流基本停滞;军事上强化广西左右江溪峒峒丁和川蜀土兵战力,利用侬智高事件控制原属大理的特磨道,扶植自杞蚕食大理,拒绝与大理结成抗蒙军事同盟,坐视大理被蒙古消灭从而“以夷制夷”等各种手段来遏制、防范、制衡、忌惮大理。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基本实现了保持宋理三百年均势的目的,和平均势是不对称制衡追求的理想目标。随着最具进攻性的霸权修正主义狼型国家蒙古崛起并实施借道大理迂回南宋后方包抄夹击南宋的“斡腹之谋”,大理欲实施“联宋抗蒙”的均势制衡战略,遣使由川蜀入临安,但遭到南宋四川边臣的拒绝,南宋仍继续对大理不对称制衡,大理国“联宋抗蒙”的均势制衡战略夭折,只能进行安全自助,公元1253年大理国孤立无援,战败投降蒙古,大理段氏受到蒙古优渥,世袭罔替元朝大理总管一职,继续拥有滇西地盘和白蛮乌蛮等人众,拥有行政机构,拥有旧官吏和旧货币,拥有自己的军队（爨僰军）,成为蒙元王朝疆域内的高度自治的地方民族政治特区,实际上是微缩版的大理国,大理国仍在滇西延续了 120余年,直至1382年明军攻占云南。大理段氏对蒙元王朝感恩戴德,实施追随蒙古灭宋的反制衡战略,大理段氏的爨僰军配合蒙古军南北夹击南宋,加速了南宋的灭亡。在1253年大理国战败投降至1279年南宋灭亡期间,南宋也曾联合罗殿、西南诸蕃共同制衡蒙古-段氏联军,但已经为时过晚,因为当时蒙古和段氏联军的力量已经远远超过南宋和西南诸蕃联合起来的力量,南宋的不对称制衡已经不再见效,最终南宋于1279年灭亡,两宋对大理“忌惮”了三百年,不对称制衡三百年,最终由于体系外霸权狼型国蒙古的崛起和扩张而打破了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形成的三百年和平均势,无法避免大理段氏对南宋的军事进攻,而且是配合蒙古进行的致命一击。宋太祖及两宋历代君主最担心的地缘政治事件还是发生了。“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宋亡于蒙古而祸基于大理”。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也随着南宋的灭亡而失败。这说明制衡的结果既可能是成功的,也可能是失败的,制衡成功就是恢复和维持均势或获得优势,制衡失败就是丧失均衡或失去优势。体系外霸权国是最大干预变量,对体系外霸权国的崛起不加以制衡,就会导致力量失衡,不对称制衡由成功转为失败。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随着南宋的灭亡而结束了,但是其中积累的经验教训和政治智慧对当今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创新以及中国学派的形成具有重要现实启示和意义,对当今国际关系实践也具有重要启示和参考价值。

庞天宇^[6]（2020）在《莫里斯时期（582-602年）拜占庭多瑙河边防战略研究》文中认为莫里斯（Maurice）是查士丁尼王朝终结时期的拜占庭皇帝（582-602年在位）,他在6世纪多瑙河的边防经略与抵抗阿瓦尔人-斯拉夫人入侵、维护帝国之多瑙河边境的安定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查士丁尼统治末期,曾经活跃于欧亚草原西端的阿瓦尔人（Avars）和突厥人的势力相继越过第聂伯河,造成了多瑙河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巨大震动,多瑙河沿岸地区的形势日趋复杂。与此同时,作为巴尔干霸主的拜占庭帝国却在错误的战略指导和盲目乐观的形势判断下,不顾内部压力,开始了对波斯的军事冒险。在帝国主要精力被吸引在波斯边境的情况下,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Slavs）不断在多瑙河以北扩大自己的势力,并伺机向多瑙河南岸渗透,查士丁尼皇帝留下的看似稳固的边疆防御在极短的时间内便遭到破坏,多瑙河边防受到了巨大的压力。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的一系列攻势已经真切危及到帝国在巴尔干的核心城市乃至帝国首都的安全,并严重影响了帝国对意大利的控制,是阿提拉帝国解体后,拜占庭所面临的最为凶险的边疆危机。阿瓦尔人在6世纪后半叶进入潘诺尼亚（Pannonia）,通过结盟以及军事征服等手段确立了在潘诺尼亚地区的霸主地位,逐渐成为影响巴尔干地区的重要势力,其实力和野心的增长直接威胁到拜占庭多瑙河边防的安全。6世纪80年代,阿瓦尔人攻克了多瑙河的锁钥之地西尔米乌姆（Sirmium）,从而彻底打开了通向巴尔干诸省的道路。582至598年间他们又接连发动了对巴尔干的侵袭,甚至一度逼近君士坦丁堡。而与此同时,分散居住的斯拉夫人部落也在阿瓦尔人的协助下,利用多瑙河防线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迁入多瑙河以南,造成了拜占庭在巴尔干地区基层统治的瓦解。在这种形势下,拜占庭皇帝莫里斯采用以军事打击为主,外交结盟为辅的手段,最终在反击阿瓦尔人的入侵的斗争中重新夺得了战略主动,暂时解除了帝国的西部边疆危机。莫里斯时期的多瑙河边境战争是古代晚期拜占庭国家战略文化与战略现实之间失衡的突出表现,也是602年多瑙河军队兵变及后来的一系列重大变化的直接诱因。无论是莫里斯皇帝在599年的胜利还是帝国对阿瓦尔人626年围城的挫败其成果都未能持久,反倒是他们的失败带来了更为深远的影响。莫里斯经略多瑙河的后果及后续影响至少有几个方面:第一,更加使6世纪末期已陷于捉襟见肘状态的拜占庭国家财政雪上加霜,激化了拜占庭的国内矛盾,最终酿成了拜占庭国内问题于602年的总爆发,继而导致了包括新一轮波斯战争在内的一系列政治地震;第二,通过对阿瓦尔人的军事打击,拜占庭帝国暂时遏制住了阿瓦尔人的侵略野心,削弱了阿瓦尔人的实力,使得拜占庭帝国得以避免在新一轮波斯战争一开始就面临两线作战的尴尬局面,为拜占庭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第三,它阻断了拜占庭势力通过伊利里亚向意大利增援的可能,客观促成了伦巴德人势力的发展壮大,也使得罗马教宗的独立性进一步增强。至于拜占庭与法兰克王国结盟对抗伦巴德人的行为,则可以说为日后法兰克王同罗马教宗的政治结盟埋下了伏笔;第四,莫里斯死后的混乱局面造成了多瑙河防线的全面崩溃,也使得斯拉夫人向巴尔干内陆的迁徙更加畅通无阻,最终永久改变了巴尔干半岛的民族构成和政治格局,点燃了巴尔干延绵千年民族仇杀的导火索。莫里斯皇帝经略多瑙河的努力是拜占庭皇帝为维护查士丁尼政治遗产而做的最后一次尝试,而他的失败则宣告了查士丁尼光复运动的彻底破产。

李健^[7]（2019）在《论红四方面军战略战术的形成》文中指出红四方面军战略战术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客观条件和现实基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艰难的革命探索催生了早期革命武装的游击战术。在不断粉碎敌人"会剿""围剿"的军事斗争中,鄂豫皖红军战略战术完成了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红四方面军在与敌人进行残酷的军事斗争中,积极总结战役战斗的实际经验,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应势而生。

王树增^[8]（2015）在《抗日战争(第二卷)》文中提出第一章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是为上策至少在九江失守后,中国最高统帅部意识到,如果日军执意进攻武汉,固守是极其困难的,以至最终难以守住。武汉已为我抗战之政治经济及资源之中枢,故其得失关系至巨。惟武汉三镇不易守,而武汉近郊尤以江北方面无险可守尽人而知;更以中隔大江外杂湖沼,尤非可久战之地。故欲确保武汉,则应东守宿松、太湖,北扼双门关、大胜关、武胜关诸险,依大别山脉以拒敌军,并与平汉路北段之积极行动相呼应,若敌悬军深入,则可临机予以各个击破,或在大别山预为

王树增^[9]（2015）在《抗日战争》文中研究说明序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逻辑一纵观世界近现代的一百多年历史,没有哪个民族如同中华民族一样,在动荡与战火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在所有不堪回首的历史往事中,没有哪个事件比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日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创伤更为惨重。那场战争,中国战史称之为"抗日战争",日本战史称之为"中国事变"。

于化民^[10]（2014）在《论毛泽东对向全国进军作战的战略指导》文中认为三大战役的较量使国共内战的结局已趋明朗,中共大大加快了筹备建国的步伐。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后,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部署发起渡江战役,转入解放战争的战略追击阶段。在向全国进军的过程中,毛泽东根据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各大战场的作战对象、战场环境等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实施不同的作战方针,探索渡江、渡海等新的作战样式及其特点和规律,为各大野战军的战略追击作战提供了正确灵活的战略指导。与此同时,制定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剿匪方针和政策,指导各地迅速清除国民党军溃散后遗留下的严重匪患。战略追击和剿匪斗争的胜利,实现了中国大陆的基本统一,为新中国的建立和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作战中迂回兵力及迂回时机的最佳选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作战中迂回兵力及迂回时机的最佳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1）论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阶段志愿军的迂回作战（论文提纲范文）

（2）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保护海上交通线作战失败原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解放战争时期豫东战役军事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莫里斯时期（582-602年）拜占庭多瑙河边防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论红四方面军战略战术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8）抗日战争(第二卷)（论文提纲范文）

（9）抗日战争（论文提纲范文）

（10）论毛泽东对向全国进军作战的战略指导（论文提纲范文）

四、作战中迂回兵力及迂回时机的最佳选择（论文参考文献）

• [1]论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阶段志愿军的迂回作战[J]. 郜耿豪. 军事历史, 2021(03)
• [2]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研究[D]. 何瑞. 西北民族大学, 2021(09)
• [3]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保护海上交通线作战失败原因研究[D]. 何岸. 北京大学, 2020(03)
• [4]解放战争时期豫东战役军事地理研究[D]. 卢允雷. 河南大学, 2020(02)
• [5]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研究[D]. 李魏巍.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6]莫里斯时期（582-602年）拜占庭多瑙河边防战略研究[D]. 庞天宇.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7]论红四方面军战略战术的形成[J]. 李健.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04)
• [8]抗日战争(第二卷)[J]. 王树增. 当代, 2015(05)
• [9]抗日战争[J]. 王树增. 当代, 2015(04)
• [10]论毛泽东对向全国进军作战的战略指导[J]. 于化民. 东岳论丛, 20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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