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10年的化学工业（论文文献综述）
滕瑜强[1]（2021）在《中国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2007-2017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期,从单纯追求GDP增速转变为力求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的双赢,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由追求数量转向追求质量。工业是中国产业结构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工业高质量发展是适应经济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必然要求。但是中国工业对能源消费的依赖性较强,具有高能耗、高排放的特征,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颗粒物（PM）等主要的工业污染性气体的排放量占世界比例均高于25%,工业大气污染物不仅对人体健康和周围环境产生影响,而且会间接的影响一个地区或者国家的经济发展。目前,我国工业部门主要污染物排放行业均实行超低排放标准,具备完善的污染物处理设施,通过建造新设施和安装新设备的工程节能减排措施对大气污染物减排的效果已不再明显,经济结构调整对污染物减排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本论文选择2007-2017年中国工业部门三种主要大气污染物作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基于可比价投入产出表部门增加值的Tapio脱钩模型,从工业排放总量和部门排放量两个角度,探究中国工业产业部门污染物排放和经济增长的脱钩状态及变化趋势。研究发现,2007-2017年间中国工业部门经济发展与SO2排放总量经历了强脱钩-弱脱钩-强脱钩的过程;NOx排放经历了弱脱钩-强脱钩-弱脱钩-扩张连接-扩张负脱钩-强脱钩的过程,2011年之后均呈现强脱钩状态;PM排放经历了强脱钩-弱脱钩-强脱钩-弱脱钩-扩张负脱钩--强脱钩-扩张负脱钩-强脱钩的过程,受排放增长率变化影响不断波动。综合三种污染物排放部门脱钩状态,2007-2010 年阶段,强脱钩部门占比 45.5%,2010-2012 年占比 29.5%,2012-2015年占比52.3%,2015-2017年占比47.7%,且脱钩指数相比于之前有了大幅的上升,对比发现,2012-2017年工业部门脱钩状态整体优于2007-2012年阶段,且轻工业和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业分别为1 1个工业部门中脱钩效果最为理想与最不理想的部门。构建基于投入产出的结构分解分析模型,探究中国工业部门大气污染物排放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排放强度和经济规模是影响污染物排放最大的两个因素。SO2排放经济规模变化贡献率从131.8%变为54.1%,污染排放强度贡献率从-82.3%的抑制提升到-189.2%;NOx排放经济规模变化贡献率从95.4%下降为33.9%,污染排放强度变化贡献率从-84.9%下降为-75.5%;PM排放污染排放强度贡献率由-142.3%下降到-79.0%,经济规模变化贡献率由139.7%下降为34.4%,下降幅度最明显。2012-2017年相比于2007-2012年,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有了很大的提升,经济规模变化的促进作用也得到了极大地降低。生产技术变化是轻工业和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业脱钩状态差异性的主要影响因素。本研究深入地理解经济新常态前后经济环境关系及环境质量的变化特征,了解经济增长、环境质量和工业产业部门发展形成的机制,探究不同经济增速对工业发展和污染排放的影响,以便从宏观上把握中国工业部门产业结构和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因素,为制定相关产业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政策提供参考。
柳直[2]（2020）在《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文中认为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共工作重心由农村走向城市的重要转折期。多年的农村斗争环境使中共的城市经济管理经验近乎空白,因此,中共初入城市,如何做好城市经济建设工作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关于中共城市经济建设的研究,建国后的很丰富,解放战争时期的较少,且散见于城市接管研究中的经济管理部分。既无法展现历史的复杂面向,更看不到中共在初次接触城市经济时由稚嫩到成熟的成长过程。旅大作为中共最早接触的工业大城市,是中共进行经济管理的学习场所与试验场,为研究中共早期城市经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因而,本文以中共旅大经济重建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厘清其经过、述析其得失、总结其经验,借以探究中共最初是如何探索与学习,掌握管理城市经济的能力。旅大作为中共领导下的特殊解放区,既负有改善当地民众生活的责任,还担负着支援前线战争的任务,这一切都离不开旅大生产的发展。然而,中共的经济重建面临着三个挑战。一是中共接手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乱摊子”。二是中共干部长期在农村工作,对管理工业城市非常陌生,缺乏经验。三是旅大正处于苏军军事管制之下,如何与苏军和睦相处,取得苏军的信任,以便顺利开展工作,是旅大中共需要面对的崭新的问题。旅大中共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克服困难,因地制宜地着手旅大经济重建工作。解决民众基本生活问题,安定民生是经济建设的第一步,也是一切经济工作的前提。解放之初,社会经济处于停顿和混乱状态,严重威胁着民众的生存。其时旅大有三至五万人经常处于失业与半饥饿状态,居住环境更是破败不堪。为此,旅大中共采取整顿粮市、开荒等方式增加粮食;组织无业贫妇和老弱病残等做鞋、织网以解决其生活出路;发动住宅调整运动使贫苦民众迁入新居。民生问题的解决,维护了社会稳定,使初入旅大的中共赢得了民众的信任。开动机器,开展工业生产既是保证本地民众充分就业的重要手段,亦是支援前线的内在需求。旅大中共与苏军充分沟通协商,从其手中陆续接收了一批日本遗留的大型工厂,先后克服了资金、技术、原料、管理等难题,恢复与发展了民用工业,组织与创办了军事工业。几年间,旅大中共大力发展公营工业,奖励与扶持私营工业,在中苏合营企业中虚心学习技术与管理经验。旅大工业生产逐步恢复,既保障了民众基本需求,大批军工产品又有力地支援了战争。旅大因港兴市,依靠外地粮食、原料的输入及加工品的输出得以发展并带动市内商业繁荣。可以说,对外贸易是旅大的生命线。解放之初,旅大对外受国民党封锁,海、陆交通断绝,市内摊贩充斥街头,奸商横行,市场秩序混乱。为此,旅大中共积极发展公营商业,保护与扶助正当私商,有计划地组织消费合作社以调剂市场,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同时,加强贸易管理,有计划地组织粮食与工业原料的进口及成品的推销。旅大商业步入正轨,保障了民生与生产的发展。作为苏军军管区,旅大的货币发行权掌握在苏军手中。由于红军票流通量过多,导致旅大物价不断上涨。为此,苏军决定实施货币“贴帖”,降低货币流通量以稳定币值。但是,效果并不显着,物价仍在缓慢增长。于是,随着东北全境解放,1948年11月中苏双方商定再次实行货币改革,以彻底解决物价与货币发行权问题。“关东币”的发行提高了币值,降低了物价,改善了民众生活。增强了中共的经济力量,为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同时也表明苏方对旅大的经济控制逐步松动,中共在经济领域的发言权得到提升。城市与乡村互相依赖,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乡村的支持。过去,旅大农民饱受殖民统治者与封建地富的双重剥削,亟需中共实行土地改革,改变生产关系。考虑到旅大多市郊农村的现实情况与苏军军管的特殊性,中共将调整土地分为两个阶段。建国前采取逐步削弱地富势力的方针;建国后,实施土地调剂。旅大土改成功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同时,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农副产品、工业原料等,并成为工业品的消费市场,促进了旅大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旅大作为中共最早尝试经济建设的大工业城市,对初来乍到的中共来说,是城市新环境。中共面临着管理大工业的挑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用,也找不到模式可以模仿。旅大中共边摸索边学习,经过四年多的建设,成效显着。经济上,农业生产逐年提高,工业恢复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规模与水平,商业与贸易日渐繁荣,物价稳步下降,失业现象被彻底消灭,民众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经济性质上,基本确立了以公营企业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而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也使旅大成为新中国生产型城市的典型。中共在旅大的经济重建表明,在中共早期城市经济建设中,干部要转换思想,与时俱进。既要根据当地的情况与特点,采取适当的方式推行中共的经济政策,将发展工业生产作为经济工作重点。又要积极开展方针政策宣传、妥善照顾各阶层利益以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为经济重建提供保障。
李燕玉[3]（2020）在《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推进措施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全球资源形势的不断变化,世界各国围绕着全球资源控制权进行着激烈博弈,部分国家则制定实施了相应的海外资源开发战略。战后,日本为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国际资源供求形势的不断变化,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海外资源开发战略及配套措施体系,在高效开发利用海外资源的过程中成效显着。在政府、独立行政法人机构、企业三方组成的良性互动机制下,日本政府主导的海外资源开发支援体系发挥着对内稳定资源供给、保证资源安全,对外增强日本资源开发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积极影响,这对于中国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制定及实施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近年来,中国资源开发国际合作范围不断扩大,从最初以石油、天然气为主,逐步扩展到了煤炭、电力、风能、生物质燃料、核能、能源科技等领域,合作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但同时,也面临着西方国家恶意狙击、资源民族主义影响以及国际资源市场剧烈波动的诸多挑战。在此背景下,本文选取了特点鲜明、成效显着的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推进措施作为研究对象,以国际投资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资源外交理论、国际地缘政治理论为支撑,全面系统地分析了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背景、特征、实施过程及体系构成,重点研究了日本实施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组织、经济、外交、技术等措施,并通过评价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措施的成效,总结其经验,并对我国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1）采用史论结合的方法,简要回顾了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形成历程,系统梳理了日本海外资源开发现状及战略体系实施现状,分析得出,日本获取海外资源的形式从单纯购买,逐渐转变为融资开发、合作开发及自主开发,且自主开发比率在不断上升,在战略布局上通过几十年的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推动和政策演变,已经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海外资源布局,其海外资源的开发和并购遍布世界各大洲。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体系经过形成、确立、完善阶段,目前已形成扶持领域全面无缝隙、扶持力度强;政府引领、行政法人协调、企业组织实施,三驾马车齐头并进;资源外交全方位的战略体系特点。（2）重点探讨了日本实施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推进措施,分析得出,作为组织措施,具体包括建立完善的组织体系、加强各参与机构的内部协作;作为经济措施,具体包括实施海外资源基地补贴政策、建立海外资源风险勘查补助金制度等财政援助措施,投融资、债务担保等金融援助措施,实施备用金制度、税费特别扣减制度、税收抵免制度、资源开发亏损准备金制度等税收援助措施,以及设立资源能源综合保险、海外投资保险等保险援助措施;作为外交措施,包括推行综合性、多层次性资源外交策略,实施发挥技术、产业优势的资源外交策略,以及积极参与各类国际组织加强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作为技术措施,包括针对不同资源改良和提高开发技术,对资源开发作业现场进行技术援助,实施技术支持与咨询及技术人才培养,向资源国提供技术援助,以及大力支持环保技术的开发和应用。（3）采用定量分析方法,理性评估了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推进措施的成效,研究证明,推进措施的有效实施拓宽了海外资源开发范围、提升了资源自主开发比率、增加了企业参与海外资源开发项目与权益。在提高资源开发效率方面,基于DEA数据包络分析法,得出的结果是,在总效率分析上,1995、2005、2012这三个年份效率最高,此外,从2013年到2018年也体现出规模报酬递增,说明资源产出的增加比例是大于政府的投入增加比例,即政府的政策措施达到了提高资源开发效率的效果,从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中也可以发现除了2016年之外,其它年份都表现出较高水平。（4）借鉴日本海外资源战略推进措施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海外资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从政府层面、行业层面、企业层面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推进措施建议。建立一套包括政府、独立行政法人机构、企业三方有效联动的海外资源开发国际化战略体系,以政府牵头做好开发前期合作关系的确立,做好人力资本、技术安全、基础设施服务等方面的政策保障;鼓励民间资本积极参与海外资源开发活动,出台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消除产业链上的行政垄断现象,加速市场化改革进程;提高资源开发企业的公关能力建设,加强与资源国的深度合作,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资,做好长期、绿色、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
刘滢泉[4]（2020）在《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充足、可持续的能源供给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保障。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能源消费水平的提高,能源需求和生产之间的不平衡的矛盾愈加严重。能源的来源有很多不同种类,当前,世界能源使用很大程度上依赖化石燃料。大量化石燃料的使用、燃烧会带来酸雨、雾霾等严重的环境污染、破坏,产生的大量二氧化碳更会引起全球性的“温室效应”。“温室效应”带来的气候变化是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危及地球生态安全和人类生存与发展,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化石燃料大量使用在造成严重环境、气候问题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可再生带来的能源枯竭问题。化石燃料大量使用在造成严重环境、气候问题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可再生带来的能源枯竭问题。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促使国际社会的能源危机、能源安全等问题浮出水面,也让许多国家更清醒地意识到能源供给持续性和发展新能源的重要性。全球范围内屡次发生的核事故,尤其是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事件引发了人类对核能安全的不信任。一些国家相继宣布“弃核”,并努力实现从核电到可再生能源的转换。因此,寻找替代能源,成为各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可再生能源低碳、清洁、可持续的优点,赢得了世界各国的青睐,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已经从过去个别国家、部分地区逐步扩展成为全球各国的一致行动。各国都对发展可再生能源给予了高度重视,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降低能源进口的依赖程度,保障本国能源安全,推进能源转型;保护环境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可再生能源产业具有初始投资成本高、成本受技术创新进步影响大、长期成本有下降空间等显着特点,因此,可再生能源产生经济效益需要长时间的发展和积累。巨大的投资、研发成本给成立初始阶段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压力,使其难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传统能源相竞争。考虑到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这一特点,以及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带来的环境、生态、经济价值,各国纷纷出台各种法律、政策,用以支持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壮大。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使用,作为未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内容之一,不仅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可以说,谁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使用领域占得先机,就将在这场以绿色、智能和可持续为特征的科技革命中获得优势地位。世界各国既是气候可持续发展的利益共同体,更是经济社会存在竞争的利益个体,在逆全球化浪潮兴起的时代,国与国之间在发展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领域存在竞争关系、在争夺可再生能源产品、设备国际市场领域也存在竞争关系。补贴作为一种常用的政府激励措施,成为各国促进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发展的常用手段。随着可再生能源及其相关技术的不断发展,各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补贴措施是否还可以继续使用、应当如何使用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问题。在国际贸易领域,不断涌现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更是对各国可再生能源补贴措施的合规性问题提出了质疑。在各国普遍对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给予补贴的背景下,相比环境负面效应更大的化石能源补贴,为何可再生能源补贴屡遭国际争端诉讼?成为本文研究国际层面可再生能源补贴问题的出发点。从GATT到WTO,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多边贸易组织经历了70多年的发展历程。WTO在国际贸易领域建立了秩序,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维护作出了贡献,其制度的详实程度、争端解决机制的广泛实践,成为全球化时代成员方遵守的“模范国际法”。然而随着实践的发展,WTO既有制度的僵化、新规则的难以达成,都让成员方对WTO“究竟走向何方”产生了怀疑。争端解决机构难以完成可再生能源补贴认定、难以开展合规论证,正是WTO既有制度僵化的印证和缩影。与多边经贸规则难以达成相对应,区域贸易协定发展如火如荼。美国、欧盟、日本主导或参与了TPP、CPTPP、USMCA、EPA谈判,并达成了一系列高标准的区域贸易协定。具体到可再生能源补贴领域,前述区域贸易协定通过“非商业援助制度”“环境条款”“一般例外条款变通适用”等规则的设计,事实上改变了WTO框架下的补贴制度,体现了先进发达国家抢占21世纪国际经贸规则制定话语权的战略意图。虽然目前而言,这些区域贸易协定的规定相对原则,且未有争端实践适用,但结合多边经贸规则的形成过程来看,区域贸易协定的相关规定推而广之,也可能只是时间的问题。先进发达国家在推进诸边、双边层面经贸规则发展的同时,也在国内层面不断发展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体系,综合运用法律、政策手段,设计覆盖研发、投资、生产、销售环节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为国内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发展提供科学化的制度保障,并向全球输出了“上网固定电价制度”“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等制度设计,在国内法制度层面实现了领跑。而今,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和补贴支持,先进发达国家更多地掌握了可再生能源的核心技术,其中部分类型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具备了参与自由市场竞争的实力。由此不难发现先进发达国家在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领域的整体设计图谱:第一,在国内法制度层面逐渐将市场因素纳入原有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以实现优胜劣汰,提升成熟可再生能源产业的竞争力;第二,把握既有多边经贸规则,发起对其他国家的可再生能源措施争端,为本国可再生能源产业争取更多的国际市场和发展时间;第三,通过区域贸易协定实践,制定有利于本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高标准条款,抢占21世纪国际经贸规则“立法权”。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也是人口大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能源消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巨大的能源消费带来了大量的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环境、资源问题已经成为了制约当今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能源安全问题是国家能源发展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在核能安全性备受质疑的情况下,发展可再生资源产业已成为我国保护环境资源、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者,近年来,中国也成为在可再生能源发展领域最大的投资者,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迅速。然而,近年来,在贸易保护主义不时抬头的当下,我国可再生能源产品、设备在国际上屡遭反补贴诉讼。研究国际法律制度,归根到底的落脚点在于,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发展、完善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助力我国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的发展。补贴、反补贴法律制度对我国来说是“舶来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自2004年后未有新的发展。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缺乏系统性,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散见于法律、政策之中,且多以政策形式出现,与先进发达国家相比,法制化程度明显不足,部分制度的合规性也有待论证。制度的局限必然影响实践的效果,实践中“弃风弃光”现象一方面是电力消纳的统筹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对既有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合理性的实践质疑。如何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发展、完善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成为本文研究国内层面可再生能源补贴问题的出发点。因此,本文将在既有多边贸易体系框架内,为可再生能源补贴寻找制度依据,并结合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实践,探析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路径及制度问题,并将归纳区域贸易协定、典型发达国家内国法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趋势,以推进多边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和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完善,为我国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发展提供科学化的制度保障。本文从法学视角出发,聚焦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探讨了可再生能源及其补贴的价值、实施可再生能源补贴措施与贸易自由化的关系;分析了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相关制度,结合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实践及WTO制度,归纳了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所应遵循的逻辑思路;研究了区域贸易协定中可再生能源补贴相关制度,从诸边、双边层面为多边层面制度革新提供参考借鉴依据;讨论了可再生能源补贴专向性、不可诉补贴与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关系、可再生能源补贴与GATT1994第20条的关系等几个法律问题,就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发展提出了建议;对标WTO既有规则体系及案例实践,审视了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制度、政策措施的合规性,在结合他国立法、实践情况的基础上,审视国内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的体系性、科学性,为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完善、可再生能源补贴问题的解决及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提出了建议。具体而言,本文由以下五章组成。第一章通过可再生能源、再生能源补贴概念的界定,明确文章的研究对象,从基础理论层面为开展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结合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分析可以发现,环境、气候、资源问题的日益突出及环境问题的无国界特征,寻求发展替代能源,大力发展可能再生能源已经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共识。结合“幼稚产业理论”和“外部性理论”两种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政府通过“有形的手”,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合理化能源产品的最终成本,为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符合自然法的公平价值和理性精神,体现了自然法的核心诉求。在综合政策的支持下,可再生能源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有空间、可实现,国际社会的认可度高,可再生能源补贴作为各国政府常用的政府干预手段和调控措施,其存在必要性在实践中也得到了体现。然而,对可再生能源补贴的质疑、可再生能源补贴贸易救济措施、可再生能源补贴贸易争端频发,可再生能源补贴“深陷”国际法律争议,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合规性备受质疑,成为了本文进一步研究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的动因所在。第二章围绕WTO框架下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适用这条主线,在第一节分析了WTO框架下SCM协定、GATT1994、GATS和《农业协定》中的与可再生能源补贴相关的制度及对可再生能源补贴的适用性,发现除了SCM协定,其他协定中的补贴制度都无法为可再生能源补贴认定提供充分依据;除了《农业协定》中的“绿箱”国内支持措施,其他涵盖协定中均无肯定可再生能源补贴环境价值、正外部性的补贴制度,有鉴于《农业协定》适用对象的特定性,因此当前WTO框架下没有专门适用于可再生能源补贴的特殊补贴制度;从制度层面来看,可再生能源补贴认定、论证遵循一般补贴认定、论证规则。在第二节中,结合WTO争端解决实践,以“加拿大-可再生能源案”为例,详细分析了WTO争端解决实践中确定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规则;并结合DSB裁决正、反两方面的评价肯定了既有合规论证规则的价值,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问题所在;并结合WTO补贴争端实践发展,发现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呈现“非补贴”化处理和高频度嵌入“国内成分要求”两个显着发展特点。而今,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路径发展呈现“停滞”状态,结合实践发展反思制度本身,发现WTO框架下补贴认定制度和分类制度都存在局限性,不利于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合规论证,无法在既有补贴制度框架内为可再生能源补贴提供豁免机会。DSB实践中形成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方法,是根据当前WTO框架下补贴制度做出的最无奈,也是最积极的选择,这种合规论证方法虽然暂时为非禁止性可再生能源补贴在事实上构建了暂时的绿色安全网,但从解决问题和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说,依然不是根本之道。第三章围绕“非多边视角下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从“诸边、双边”区域贸易协定视角和“单边”内国法视角分别切入,系统梳理了重点区域贸易协定、典型发达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内容特点和发展趋势。在“诸边、双边”维度下,区域贸易协定的制度创新,事实上拓展了WTO框架下的补贴制度,从实体层面将环境因素融入补贴制度、通过非商业援助制度设计改变了国有企业补贴认定方式,从程序层面凸显了对透明度原则的重视。可以肯定的是,多个国家（地区）认识到了既有WTO框架下补贴制度无法适应可再生能源补贴认定需求,并在区域贸易协定中进行了积极的制度发展尝试,这对在多边层面尝试制度革新提供了发展思路。当然,区域贸易协定中许多创新规则的设计还不够完善,相比WTO框架下的补贴制度,相对更为原则,实践中也未有争端案例适用这些创新规则,规则如何加以运用、解释还有待实践的发展。在“单边”维度下,列举国家都对可再生能源给予了形式各样的补贴,都有着自成体系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列举国家既有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制化程度高,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政策共同构筑了制度体系。列举国家相互之间在制度上也存在相互借鉴,同一补贴制度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律,需要特定国家结合本国能源市场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加以适用。而今,市场因素逐渐并充分融入列举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可以预计,根据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逻辑,无论一国实施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究竟为何,随着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补贴的规模、数量都呈现递减的趋势,可再生能源产业最终面向的是自由市场,并将在自由市场的竞争过程中实现优胜劣汰。对列举国家可再生能源制度内容和发展趋势的把握,对多边层面制度革新及中国相关制度发展都有良好的参考价值。第四章根据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发展困境和制度适用问题,参考非多边视角下相关制度的发展实践,以WTO法律制度为基础,从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革新和一般例外条款制度革新两个层面出发,为多边视角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明确了方向。第一节聚焦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革新,通过对不可诉补贴制度恢复、修订,为具有环保、科研价值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构建了绿色空间;通过《环境产品协定》谈判视角下为可再生能源产品争取特殊待遇;参照《农业协定》分类模式为可再生能源补贴设计特殊规则,为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创新提供发展思路。第二节根据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特点,结合“具有‘国内成分要求’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无法在补贴制度范畴内得到救济”的现状,尝试在补贴制度之外,为含有“国内成分要求”的可再生能源补贴论证寻找制度依据;效仿EPA吸纳一般例外条款的做法,着力探析WTO框架下GATT1994第20条与SCM协定的适用关系,并在归纳GATT1994第20条实际适用效果的基础上,从适用方法变更、条款修改两种“必要的变通”模式出发,建立了可再生能源补贴援引GATT1994第20条的发展路径。虽然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革新阻力重重,但还是应当有制度革新的愿景和勇气,为可再生能源补贴合法性论证提供发展思路和方向指引。结合逆全球化发展浪潮,多边制度改革任重道远,不可能也无法一蹴而就,应当结合多边、诸边、双边、内国法实践发展,以原则导向的修订为起点,明确制度改革基本方向,以期实现从原则形成到原则接纳,再到规则形成到规则接纳的发展过程,有策略、有方法的实现多边经贸规则渐进式改革的目的。综合第四章的制度设计,本文将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性论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需要多边层面规则的革新,无论是否最终在WTO平台解决,WTO既有制度和实践都会成为重要的参考依据;第二,在既有多边补贴制度框架内,最紧迫的就是重建不可诉补贴制度,在原则修订的基础上,为可再生能源补贴创造绿色空间;第三,对于含有“国内成分要求”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可通过在对GATT1994第20条进行“必要的变通”的基础上加以适用,为该类措施在制度层面再提供一次得以豁免的机会。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起步较晚,既有制度体系包括法律和政策两个层面的内容,且以政策为主。第五章在系统梳理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政策的基础上,结合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和具体类型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内容,归纳了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的三个发展趋势: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在向“政府导向型、市场导向型并举”的方向转变;积极对接国际经贸规则;融入“低碳环保”“节能减排”内容。中国既有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呈现法制化程度不高、制度内容科学性有待提升两个明显不足,存在发展完善空间。基于可再生能源的价值,中国对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发展的需求,以及可再生能源补贴国际贸易争端的不断涌现,本章第二节对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完善提出了对策建议。第一,要推进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渐进式改革,在“遵守国际法义务”“借鉴他国有益实践”“坚持因地制宜思路”基本思路的指引下,针对第一节中提出的制度问题,着力提升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法制化水平和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内容的科学化水平,并对涉嫌“国内成分要求”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内容给予了特别关注。第二,要助力国际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创新,在“坚定多边立场”“坚持国际合作”基本思路的指引下,积极关注并参与多边、区域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创新,并对多边、区域贸易协定发展过程“非商业援助制度”“可再生能源市场基准”等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并对“一带一路”能源国际合作背景下的中欧能源合作平台项目进行了发展展望。中国是WTO的重要成员方,也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实际受益者和坚定拥护者,围绕WTO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改革设计中国方案,既是履行负责任大国、代表发展中国家发声的重要举措,也是争取21世纪国际经贸新规则话语权的重要举措。无论WTO本身最终走向何方,多边经贸组织、多边经贸规则都不可或缺,在多边经贸规则重构的当下和未来,保持关注、持续参与、主动发声,都是避免成为新多边经贸规则“被动接受者”的积极作为。在国际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革新中,提交中国方案设计,是贡献中国智慧的有益尝试,也是坚定多边经贸谈判立场的实际行动。中国也应积极关注CPTPP、USMCA、EPA谈判的最新成果和发展走向,了解区域贸易协定在可再生能源补贴领域的制度创新和发展趋势,未雨绸缪。中国更应在自己主导的RECP谈判、“一带一路”倡议中,将能源合作、可再生能源制度加以融入,为区域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进行积极尝试。未来,人类文明必然会进入一个新能源的时代,但前往这条新能源的路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今的新能源,在科技发展后可能会纳入可再生能源范畴,也会给既有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带来新的内容。即使在当下,化石能源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要消费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壮大仍然有赖于科技创新和政策支持,因此,一要统筹兼顾、遵循能源发展规律,重视传统能源法律制度建设,充分发挥传统能源在步入新能源时代的“桥梁”作用;二要为科技进步后,新型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产业化留有充分的制度发展空间,关注新能源领域的立法需求,展现制度的前瞻性,多面助力国家能源法律制度体系建设发展;三要充分关注可再生能源资源高效利用、节能、生态税等层面法律制度体系建设发展,以期为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构建更为全面的制度体系。
刘根波[5]（2020）在《基于区域间投入产出的中部地区SO2排放转移时空格局及结构分解》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及新发展理念的贯彻执行,各地区在发展的过程中对环境问题尤为重视并制定了不同的污染排放控制措施,但由于地区间的实际发展存在差异,区域间也出现了不同的排放门槛。产品跨区域的生产和消费则使得区域间发生着隐性的排放转移。现有数据显示我国各区域之间的污染排放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错位甚至存在国家内部区域之间的“污染避难”效应。国家与国家间的贸易和产业转移引发的“污染避难”效应已经被证实,而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国家内部区域之间的贸易壁垒和障碍更少,区域间的经济贸易往来联系更加密切和频繁,因此国家内部区域间的排放转移问题实则更加严峻。环境外部性问题是普遍而又复杂的,如何量算排放的“外部性”以及治理的“内部化”困扰着区域的持续健康发展。近年来区域间的环境责任及公平性、区域环境污染联防联控等研究主题正成为国家需求。区域—省正成为我国政策制定的重要行政单元依据,因此区域与其他省份之间的综合的关联需要纳入研究。本文基于区域间投入产出技术构建了生产供应链视角下区域间的产业联系,通过中国30省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以及各省分行业的SO2排放数据,重点测度和分析了生产供应链视角下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六个省份）2007年、2010年和2012年的SO2排放构成以及与其他省份间的排放转移联系和变化情况,从生产端和消费端分析中部地区的SO2排放构成、转移地区来源和流向、行业构成以及变化的影响因素。主要得出了以下研究结论:（1）从中部地区生产端SO2排放构成来看,约70%的SO2排放是为了满足中部地区自身的产品需求,约30%的SO2排放是满足其他省份的产品需求即转入部分;研究期间转入部分的SO2排放量下降趋势,转入部分60%以上主要来自于江苏、浙江、广东、上海、北京、山东、河北等东部沿海省份且主要是由于资本形成产品需求驱动的;转入部分SO2排放则主要集中在电力热力及水气生产供应业、采选业、石油与化学工业等能源密集型行业。（2）从中部地区消费端SO2排放来看,中部地区整体消费端的SO2排放总量均低于同年生产端的SO2排放总量,约71%的SO2排放是对中部自身产品需求产生的,29%的SO2排放是对中部以外其他省份的产品需求产生的SO2排放即转出部分;期间中部地区SO2排放转出部分呈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前期中部地区转出部分的SO2排放主要集中在广东、江苏等沿海省份和贵州、陕西、河北等周边内陆省份,然而到了2012年转出地主要集中在内蒙古、陕西、河北、山东、新疆等省份,转出地明显向北上移动;转出部分SO2排放主要集中在采选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石油加工与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金属冶炼及制品业、电力热力及水气生产供应业、商业与运输业等行业。（3）从中部地区SO2排放净转移来看,研究期间中部地区整体一直处于SO2净转入状态,湖北、江西在部分时期为净转出状态;河南、山西是主要的净转入省份,中部各省主要的净转入来源地区主要集中在东南部沿海省份以及京津区,而主要净转出则流向了西北、西南等内部省份;SO2排放净转入的行业集中在采选业、电力热力及水气生产供应业、石油与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制品业等能源密集型行业,SO2排放净转出的行业集中在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商业与运输业、其他服务业、纺织服装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机械工业、电气机械及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等行业。（4）对排放及转移变化的结构分解结果显示,最终需求变化是促进SO2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SO2排放强度的变化是抑制SO2排放的最主要因素;区域间的产业结构联系对SO2排放变化的贡献影响存在差异且较为微弱。（5）基于以上结论我们得出我国其他省份尤其是东部沿海省份在产品供应链中间接向中部地区转移了大量SO2排放,因此其对中部地区SO2减排应承担相应责任,同时中部地区也向相邻省份以及内陆一些省份转移了部分SO2排放也应该承担相应责任的结论。应依据区域省份间的排放转移清单建立相应的环境治理补偿机制实现环境治理成本的内部化等措施。依据SO2排放转移的区域差异以及行业排放强度差异,努力实现区域间产品生产的分工与合作的调整与优化。尤其应注重电力热力及水气生产供应业、采选业、石油加工与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制品等行业的减排压力和潜力等相关建议。
邸小龙[6]（2020）在《基于复杂网络的中国产业部门间隐含碳排放流动结构演化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但同时也带来了能源短缺与环境破坏问题。当前,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二氧化碳排放地区,中国政府面临着来自国际与国内的双重碳减排压力。产业部门既是拉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又是碳排放的主要源头,其承担着碳减排的重任。由于产业部门间存在着复杂的生产和消费活动,相当数量的产业部门碳排放并非用于满足本部门的最终产品需求,而是伴随着产业链和中间产品的流通,以隐含碳排放的方式流入到下游其他产业部门。因此,全面剖析中国产业部门间隐含碳排放的流动结构及其演化特征,识别各产业部门在整个产业系统中的位置及角色,对于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碳减排政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中国产业部门间隐含碳排放流的重要研究意义,本文运用投入产出法测算了中国产业部门间隐含碳排放流动量。并根据产业部门间隐含碳排放流动矩阵及复杂网络理论,以产业部门为节点,以部门间隐含碳排放流动量为边,构建了2005年、2007年、2010年、2012年、2015年及2017年中国产业部门间隐含碳排放流动网络。并借助复杂网络技术指标从小世界性、社团结构、关键部门、关键路径等多个方面分析了隐含碳排放流动网络的结构特征及其动态演化。研究结果显示:（1）研究期内,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工业等直接碳排放量和隐含碳排放量都很大,具有较大的碳减排潜力;建筑业和其他服务业的直接碳排放量较小,而隐含碳排放量较大。（2）中国产业部门间隐含碳排放流动网络属于高密度网络,同时具有小世界性质,表明网络具有较好的紧密性及通达性。（3）网络中存在着明显的聚类特征,30个产业部门被划分为3-5个社团。2005-2017年间主要的产业社团包括建筑业相关产业（社团Ⅰ）、煤炭相关产业（社团Ⅱ）、制造业及服务业相关产业（社团Ⅲ）、石油相关产业（社团Ⅳ）。各社团的位置及角色在研究期内较为稳定:社团Ⅰ及社团Ⅲ是网络中隐含碳排放的吸收场所;社团Ⅱ及社团Ⅳ是网络中隐含碳排放的发散场所。研究期内,模块度整体呈下降趋势,社团数量从5个变为3个,网络整体性越来越强。（4）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是隐含碳排放的重要“供给者”;建筑业、其他服务业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是隐含碳排放的重要“接收者”;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在网络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等制造业相关部门在隐含碳排放传递方面具有较高的效率性和独立性;而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工业在网络中同时扮演着多重核心角色。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隐含碳排放重要“供给者”及“接收者”的中心作用越来越突出。（5）历年隐含碳排放流动网络的边权分布均具有长尾特征,说明网络中极少数边拥有极大的边权,约11.82%-15.68%的边携带了80%的隐含碳排放。历年关键隐含碳排放流动路径变化不大,关键路径上的隐含碳排放普遍通过建筑业流入第三产业。
杨洋[7]（2019）在《长江经济带制造业升级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国家价值链视角》文中认为长江经济带涉及九省二市,横贯中西、辐射南北,是中国经济发展格局中的重要轴线,也是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的重要抓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制造业是长江经济带的传统优势产业,如何紧密结合长江经济带实际,围绕《中国制造2025》总体战略布局,找准长江经济带制造业升级的最佳突破口,促进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关注的焦点问题。本研究在科学把握全球贸易、全球价值链、制造业转型升级等研究基础上,借鉴Koopman等人对总贸易统计口径的增加值分解模型,对我国29省市的国内贸易进行了增加值分解;计算了各省市各个部门的国家价值链参与度（NPA）、嵌入国家价值链的位置（NL）、国家价值链收益率（NY）、对国家价值链的控制力指数（NC）和基于增加值角度的显性比较优势（RCA）,并对比分析了长江经济带11省市嵌入国家价值链的情况;通过14个制造业嵌入位置对参与NVC的收益率、对NVC的控制力指数进行回归分析;根据回归结果将14个制造业分为四类,且由此确定各个制造业沿NVC升级的方向;通过加入各方面影响因素指标,研究影响14个制造业参与国家价值链收益率和对NVC控制力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长江经济带制造业升级的政策举措。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参与制造业国家价值链分工程度较深,大部分制造业的国家价值链参与度基本都在50%及以上,且表现出逐渐加深的发展趋势;（2）长江经济带11省市基本都从较下游位置嵌入制造业国家价值链,但西部省市特别是云贵两省会从中上游位置嵌入某些制造业（如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国家价值链;（3）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对制造业国家价值链的控制力指数都普遍偏大,除极个别省市、极个别行业外,大多数省市对制造业的控制力指数存在逐步增加的趋势;（4）长江经济带11省市制造业发展基础差别巨大,存在产业转移、产能转移和打造长江经济带制造业协同发展空间布局的条件;（5）14个制造业中,除了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外,其余13个制造业都应沿着国家价值链向上游升级;（6）制造业沿国家价值链进行产业升级受到各方面影响因素的影响,针对不同的制造业,同一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和作用大小存在较大差异。
袁砚方[8]（2019）在《京津冀地区温室气体排放与转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工业化以来,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显着提高,全球面临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为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政府加入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京津冀作为我国最重要的城市群之一,也制定了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为更好地促进京津冀环保目标的实现,本文针对京津冀地区温室气体排放与转移路径开展研究,以期为京津冀地区环保污染控制政策的制定提供更具体的依据。本文参考IPCC指南的核算方法,测算了包括六种温室气体在内的京津冀三地的温室气体直接排放量和部门排放强度,并通过构建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了基于消费的京津冀隐含温室气体排放规模与转移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京津冀地区产业关联情况,以及不同产业的减排成本,从产业关联和减排成本的角度提出了京津冀地区的减排路径。研究发现,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部门依次为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工业、农林牧渔业。直接排放中超过80%来源于中间使用,即部门生产的产品中绝大部分投入进一步生产,仅有一小部分直接被终端使用。从消费、投资、出口拉动的隐含排放来看,北京、天津、河北的消费、投资、出口结构有较大差异。不同于天津市和河北省,北京的消费一直拉动了最多的隐含温室气体排放。2007年、2010年、2012年,京津为净流入,河北为净流出,河北省仍有较大的温室气体减排潜力。还确定了电力热力生产供应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温室气体关键部门的减排路径。河北省的煤炭开采及洗选业和天津市的农林牧渔业是减排效率最高的两个部门。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应提高对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节能技术的投入;严格控制河北省牛羊的养殖,提高准入门槛,降低补贴甚至提高税费等措施。拉动内需,抑制投资规模过快增长。减少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煤炭开采及洗选业等部门产品的出口等。
黄耀允[9]（2019）在《福建省出口贸易碳排放的国际转移及国内溢出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其出口贸易规模的迅猛扩大不仅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腾飞,同时其粗放型的增长模式也导致国内能源消耗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加速上升,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与碳排放的矛盾日益凸显。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且在国际和国内面临着巨大的双重减排压力。中国在《巴黎协定》中自愿减排承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要求我们加快绿色发展,建立健全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落实减排承诺。这意味着我国碳减排任务时间紧迫,减排工作必须落到实处,国家减排目标最终要以各省份的减排落实效果为基础。福建省是我国的进出口大省,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后,对外贸易随即步入高速发展轨道。然而,随之也付出了较高的能源与环境代价。目前,已有少量文献针对福建省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为探究福建省对外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本文基于省际间多区域投入产出数据,突破已有文献因单区域数据在相关问题研究中存在的诸多局限,采用投入产出模型测算福建省贸易隐含碳排放量与贸易污染条件,运用结构分解分析技术进一步探究福建出口隐含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同时,考虑到省区间的贸易联系日趋密切,导致省际间贸易碳排放溢出现象不可避免,本文突破性地将福建省出口引致增加值创造与碳排放转移延伸到国内省际层面,并将两者的国内流向分布进行比较,客观的认识各地区的排放成本差异,为国家合理分配减排任务提供科学参考。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福建省处于贸易顺差和贸易隐含碳顺差地位,但并没有成为国外转移高污染产业的“污染避风港”。碳排放系数效应是减少出口隐含碳排放的最主要因素。福建省通过出口为其他省份创造了增加值的同时也转移了大量的碳排放,从碳排放成本的角度分析,发现与福建出口相关的国内中间产品贸易结构与生产分工有待进一步调整与升级。综合以上研究,本文建议福建省应提高出口贸易结构的合理性,优化贸易结构,促进贸易低碳化发展。并基于各省区的比较优势以及发展需要制定差异化的碳减排政策与目标。
许爽爽[10]（2018）在《基于投入产出表的中国行业水足迹核算分析》文中指出水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性自然资源,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战略性经济资源。中国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水资源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水资源短缺、水资源空间分布不均和水污染等是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持续增加,导致中国的用水总量逐年增加。其中,工业用水量和生活用水量占总用水量的比重逐年增加。为了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需要详细了解水资源的消费情况。传统的衡量地区水资源消费状况的方法,主要是考虑该地区的直接用水量,通过农业用水量、工业用水量和生活用水量（建筑业和第三产业）来考察用水情况。然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水资源消费情况仅靠当地的生产生活用水量来表示是不全面的。为了全面把握人类的生产活动和消费方式对水资源消费的影响,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水资源消费情况的分析应基于水足迹理论进行。本文主要是基于水足迹理论,利用投入产出方法分别核算2002年、2005年、2007年、2010年和2012年行业生产水足迹、行业虚拟水贸易量和城乡居民行业消费水足迹,分别从时间尺度和行业尺度解析了中国的水资源消费情况和变化趋势。全文共分为三大部分,各部分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包括第1、2、3章,是本文的研究基础。第1章是绪论部分,简要介绍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的总体思路、论文各个部分所研究的主要内容、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的创新之处。第2章,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依据本文研究需要,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并简要评述。第3章,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水足迹研究相关理论。首先,对本文中涉及到的水足迹相关概念:行业生产水足迹、行业虚拟水贸易量和居民行业消费水足迹等进行界定;其次,简要介绍了投入产出分析和水资源投入产出分析的相关理论和模型;最后,介绍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水足迹核算模型。第二部分包括第4、5、6、7章,这一部分为文章的主体部分。第4章,水资源投入产出表的编制。由于本研究的数据运算量比较庞大,构建价值-实物混合型投入产出表是本研究的基础工作。在这一章详细介绍了价值-实物混合型水资源投入产出表的编制过程。第5-7章的计算均是以第4章中的5张价值-实物混合型水资源投入产出表为基础进行。第5章,中国行业生产水足迹核算分析。本章主要是利用第4章编制的水资源投入产出表,构建行业生产水足迹核算模型。利用已构建的模型核算2002-2012年15个行业的用水系数、完全生产水足迹和间接生产水足迹,并对用水系数和行业水足迹的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第6章,中国行业虚拟水贸易核算分析。本章主要是基于虚拟水贸易理论和水资源投入产出表,构建行业虚拟水进出口量计算模型,然后基于模型分行业核算2002-2012年中国的虚拟水贸易量,其中包括虚拟水进口量、虚拟水出口量和虚拟水净出口量,并对核算结果进行分析。第7章,中国城乡居民分行业消费水足迹核算分析。本章主要是分行业核算2002-2012年间中国城乡居民消费水足迹,对城乡居民消费水足迹的趋势发展、居民的水足迹消费结构和合理性进行分析。第8章为结论性章节。对第5-7章的核算结果进行总结,同时为中国的水资源管理提出相应的建议。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1.2002年到2012年,中国的行业完全生产水足迹总量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这与中国的用水总量逐年增加的趋势是一致的,并且间接生产水足迹总量的变化趋势与完全生产水足迹总量的变化趋势一致。2.2002年到2010年,中国一直是虚拟水输出国;2012年,中国成为虚拟水输入国,即行业虚拟水进口总量大于行业虚拟水出口总量。3.从2002年到2012年,农村居民消费水足迹总量呈下降趋势,而城镇居民消费水足迹总量呈现上升趋势;而从人均消费量来看,城乡居民的人均消费水足迹量总体上都是呈现下降趋势。无论是水足迹消费总量,还是人均消费水足迹量,城镇居民的水足迹消费都远远大于农村居民的水足迹消费。
二、2010年的化学工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10年的化学工业（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概述 |
| 1.3.1 工业大气污染物影响研究 |
| 1.3.2 大气污染物排放脱钩效应研究 |
| 1.3.3 基于投入产出的结构分解分析 |
| 1.4 技术路线及创新点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4.3 创新点 |
| 第二章 可比价投入产出表的构建与计算 |
| 2.1 投入产出原理 |
| 2.2 投入产出表 |
| 2.3 价格指数的构建 |
| 2.4 投入产出表部门分类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效应分析 |
| 3.1 脱钩效应模型 |
| 3.2 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脱钩效应分析 |
| 3.3 工业大气污染物部门排放量脱钩效应分析 |
| 3.3.1 部门SO_2排放脱钩分析 |
| 3.3.2 部门NO_x排放脱钩分析 |
| 3.3.3 部门PM排放脱钩分析 |
| 3.3.4 阶段对比与关键部门识别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影响因素结构分解分析 |
| 4.1 结构分解分析模型 |
| 4.2 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结构分解分析 |
| 4.2.1 二氧化硫 |
| 4.2.2 氮氧化物 |
| 4.2.3 颗粒物 |
| 4.3 工业大气污染物部门排放量结构分解分析 |
| 4.3.1 总贡献值分析 |
| 4.3.2 关键部门对比分析 |
| 4.4 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影响因素分析 |
| 4.4.1 污染排放强度 |
| 4.4.2 生产技术 |
| 4.4.3 最终需求支出结构 |
| 4.4.4 最终需求构成 |
| 4.4.5 经济规模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 5.1 结论 |
| 5.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课题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评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解放初期旅大经济困境 |
| 第一节 中共旅大政权之建立 |
| 一、“旅大”简介 |
| 二、苏军进驻旅大 |
| 三、中共建党建政 |
| 第二节 历史遗产与新生问题 |
| 一、殖民地城市经济遗产 |
| 二、诸多棘手的经济问题 |
| 第三节 重建经济的挑战 |
| 一、苏军接收后的旅大经济 |
| 二、管理城市经验的稚嫩 |
| 三、不得不考虑的苏联因素 |
| 第二章 保障民生:解决民众基本生存问题 |
| 第一节 整顿粮市和开荒增产 |
| 一、整顿市场以规范粮市 |
| 二、开垦荒地以增加粮产 |
| 第二节 为贫困民众创造就业机会 |
| 一、订购军鞋——为无业妇女谋生计 |
| 二、生产自救——为失业工人找出路 |
| 第三节 调整住宅为民安居 |
| 一、两级分化的居住场所 |
| 二、调剂优劣住房的努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重建工业:民用与军需并重 |
| 第一节 恢复与发展民用工业 |
| 一、工业停废与市场旺需 |
| 二、适时整顿公营和私营工业 |
| 三、民用工业成绩检视 |
| 第二节 发展军工企业满足军需 |
| 一、解放战争提出的新任务 |
| 二、军工企业的贡献与经验 |
| 第四章 商业探索:服务生活与生产 |
| 第一节 整顿畸形繁荣的市场 |
| 一、混乱无序的低端商业 |
| 二、多方整顿成效初显 |
| 第二节 创办消费合作社的新举措 |
| 一、创建与整理 |
| 二、成效与不足 |
| 第三节 促外贸服务生活与生产 |
| 一、贸易对旅大的重要性 |
| 二、促进外贸的举措与成效 |
| 第五章 货币改革:为经济重建护航 |
| 第一节 第一次币改——货币“贴帖” |
| 一、解放前后旅大货币金融状况与问题 |
| 二、货币“贴帖”过程 |
| 第二节 第二次币改——关东币改革 |
| 一、改革的背景 |
| 二、币改经过与问题处理 |
| 第三节 货币改革的影响 |
| 一、对旅大经济的作用 |
| 二、经济之外的多重效应 |
| 第六章 市郊土改:发展农村与服务城市 |
| 第一节 建国前的温和土改 |
| 一、土改的特殊背景 |
| 二、削弱地富土地和调整雇佣关系 |
| 第二节 建国初期的土改深化——土地调剂 |
| 一、进一步土改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
| 二、土地调剂的运作与博弈 |
| 第三节 土地改革成效 |
| 一、旅大农村土改的经济绩效 |
| 二、土改对旅大城市的影响 |
| 结语 |
| 一、旅大经济重建成绩 |
| (一) 经济层面 |
| (二) 经济之外层面 |
| 二、经济重建的经验 |
| (一) 稳固政权是前提 |
| (二) 对苏关系是基础 |
| (三) 工业建设是重点 |
| (四) 宣传动员是推力 |
| (五) 统一战线是法宝 |
| (六) 干部思想是保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推进措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3 简要评述 |
| 1.3 研究目的与方法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基本内容和框架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5.2 主要不足 |
| 第2章 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一般分析和理论基础 |
| 2.1 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一般分析 |
| 2.1.1 资源的概念界定及分类 |
| 2.1.2 海外资源开发的概念界定及形式 |
| 2.1.3 资源外交的概念界定 |
| 2.2 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理论基础 |
| 2.2.1 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
| 2.2.2 国际投资理论 |
| 2.2.3 资源外交理论 |
| 2.2.4 国际地缘政治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实施背景及海外资源开发现状 |
| 3.1 日本实施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背景 |
| 3.1.1 对海外资源依赖度不断加大 |
| 3.1.2 海外资源开发面临新的挑战 |
| 3.2 战后日本海外资源开发现状 |
| 3.2.1 战后30年海外资源开发情况 |
| 3.2.2 20世纪90年代之后海外资源开发现状 |
| 3.3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布局现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确立及实施现状 |
| 4.1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
| 4.1.1 1950~1960年代:探索阶段 |
| 4.1.2 1970~1980年代:初步形成阶段 |
| 4.1.3 1990年代:确立阶段 |
| 4.1.4 21世纪后:完善阶段 |
| 4.2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体系的特点 |
| 4.2.1 强有力的政策扶持体系 |
| 4.2.2 政府、独立行政法人机构和企业三者良性互动体系 |
| 4.2.3 全方位资源外交体系 |
| 4.3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实施现状 |
| 4.3.1 在中东地区的实施现状 |
| 4.3.2 在非洲地区的实施现状 |
| 4.3.3 在其他地区的实施现状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组织措施 |
| 5.1 建立完善的组织体系 |
| 5.1.1 领导机构 |
| 5.1.2 服务机构 |
| 5.1.3 推进机构 |
| 5.1.4 执行机构 |
| 5.2 加强各职能机构的内部协作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经济措施 |
| 6.1 财政政策措施 |
| 6.1.1 实施海外资源基地补贴政策 |
| 6.1.2 建立海外资源风险勘查补助金制度 |
| 6.2 金融政策措施 |
| 6.2.1 金融政策的具体内容 |
| 6.2.2 金融政策的具体成果 |
| 6.3 税收政策措施 |
| 6.3.1 实施备用金制度 |
| 6.3.2 实施税费特殊减免制度 |
| 6.3.3 实施税费抵扣制度 |
| 6.3.4 实施资源开发亏损准备金制度 |
| 6.4 保险政策措施 |
| 6.4.1 设立海外事业资金贷款保险 |
| 6.4.2 设立海外投资保险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外交措施 |
| 7.1 推行综合性、多层次性资源外交策略 |
| 7.1.1 以加强高层往来为引领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
| 7.1.2 以技术资金援助为手段树立良好国家友好形象 |
| 7.1.3 积极利用国际合作平台拓展开发空间 |
| 7.2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外交措施的效果 |
| 7.2.1 中东地区资源开放程度及合作模式 |
| 7.2.2 日本在中东地区的资源外交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技术措施 |
| 8.1 针对不同资源改良和提高开发技术 |
| 8.1.1 石油天然气资源 |
| 8.1.2 金属矿产资源 |
| 8.2 对资源开发作业现场进行技术援助 |
| 8.2.1 石油天然气资源开发作业现场 |
| 8.2.2 金属矿物资源开发作业现场 |
| 8.2.3 煤炭资源开发作业现场 |
| 8.3 技术支持及国内技术人才培养 |
| 8.3.1 技术支持 |
| 8.3.2 开放技术中心实验室 |
| 8.3.3 国内技术人才培养 |
| 8.4 向资源国提供技术援助与人才培养 |
| 8.4.1 提供技术方面的解决方案 |
| 8.4.2 实施技术转移 |
| 8.4.3 举办产油气国技术人员研修 |
| 8.4.4 向资源国提供资源信息 |
| 8.4.5 提供专门面向海外的技术教材 |
| 8.5 大力支持环保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
| 8.5.1 采取节能激励政策 |
| 8.5.2 大力发展新能源技术 |
| 8.5.3 明确政府、企业和公众的责任 |
| 8.6 本章小结 |
| 第9章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推进措施的成效 |
| 9.1 资源开发权益方面的成效 |
| 9.1.1 拓宽了海外资源开发范围 |
| 9.1.2 提高了资源自主开发比率 |
| 9.1.3 增加了企业参与海外资源开发项目与权益 |
| 9.2 资源开发效率方面的成效 |
| 9.2.1 模型与方法介绍 |
| 9.2.2 变量的选择与数据收集 |
| 9.2.3 结论与分析 |
| 9.3 本章小结 |
| 第10章 日本推进海外资源开发战略对中国的启示 |
| 10.1 日本推进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经验教训 |
| 10.1.1 经验 |
| 10.1.2 教训 |
| 10.2 中国海外资源开发实施现状及问题分析 |
| 10.2.1 中国海外资源开发实施现状 |
| 10.2.2 中国海外资源开发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
| 10.3 积极推进中国海外资源开发的对策建议 |
| 10.3.1 政府层面的对策建议 |
| 10.3.2 行业层面的对策建议 |
| 10.3.3 企业层面的对策建议 |
| 10.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4）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可再生能源补贴的法律发展困境 |
| 第一节 可再生能源及其补贴的概念演进 |
| 一、可再生能源的概念演进 |
| 二、可再生能源补贴的概念演进 |
| 第二节 可再生能源补贴的法律争议 |
| 一、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 |
| 二、给予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必要性 |
| 三、可再生能源补贴面临的法律争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适用 |
| 第一节 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合规分析 |
| 一、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依据 |
| 二、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合规论证 |
| 第二节 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实践反思 |
| 一、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实践发展特点 |
| 二、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局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非多边视角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 |
| 第一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视角下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一、欧盟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二、CPTPP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三、USMCA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四、EPA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五、区域贸易协定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小结 |
| 第二节 内国法视角下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一、德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二、美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三、日本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四、内国法视角下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多边视角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建议 |
| 第一节 多边补贴制度革新视角下的发展建议 |
| 一、不可诉补贴制度革新的发展建议 |
| 二、多边视角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创新的发展建议 |
| 第二节 一般例外条款制度革新视角下的发展建议 |
| 一、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对一般例外条款的适用需求 |
| 二、GATT1994第20 条与SCM协定的适用关系 |
| 三、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援引GATT1994第20条的发展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完善 |
| 第一节 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反思 |
| 一、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依据 |
| 二、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发展趋势 |
| 三、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问题 |
| 第二节 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完善的对策建议 |
| 一、推进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渐进式改革 |
| 二、助力国际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创新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5）基于区域间投入产出的中部地区SO2排放转移时空格局及结构分解（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排放转移的理论研究 |
| 1.2.2 排放转移的实证研究 |
| 1.2.3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2 研究方法与数据 |
| 2.1 供应链视角下SO_2转移测度模型构建 |
| 2.1.1 供应链视角下的区域间产业联系 |
| 2.1.2 区域供应链中SO_2排放定量测度模型 |
| 2.1.3 地区分行业SO_2排放系数 |
| 2.1.4 结构分解方法 |
| 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2.2.1 投入产出数据 |
| 2.2.2 中部各省分行业的SO_2排放强度 |
| 3 供应链视角下中部地区SO_2排放转移 |
| 3.1 中部地区生产端SO_2排放 |
| 3.1.1 中部地区生产端的SO_2排放量 |
| 3.1.2 中部地区转入部分SO_2排放省际来源 |
| 3.1.3 中部地区生产端的SO_2排放行业构成 |
| 3.2 中部地区消费端SO_2排放 |
| 3.2.1 中部地区消费端的SO_2排放量 |
| 3.2.2 中部地区转出部分SO_2排放省际流向 |
| 3.2.3 中部地区转出部分SO_2排放行业构成 |
| 3.3 中部地区SO_2净转移排放 |
| 3.3.1 中部地区SO_2净转移量 |
| 3.3.2 中部各省SO_2净转移省际关联 |
| 3.3.3 中部各省SO_2净转移行业构成 |
| 3.4 本章小结 |
| 4 SO_2排放及转移变化的结构分解分析 |
| 4.1 SO_2排放一般变化的结构分解 |
| 4.1.1 全国SO_2排放变化的结构分解分析 |
| 4.1.2 中部地区SO_2排放一般变化的结构分解分析 |
| 4.2 中部地区SO_2排放净转移变化的结构分解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5 结论与讨论 |
| 5.1 主要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5.3 创新、不足与展望 |
| 5.3.1 主要创新点 |
| 5.3.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基于复杂网络的中国产业部门间隐含碳排放流动结构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隐含碳排放测算研究综述 |
| 1.2.2 隐含碳排放转移研究综述 |
| 1.2.3 产业复杂网络研究综述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主要创新之处 |
| 2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碳排放概念的界定 |
| 2.2 产业关联理论 |
| 2.2.1 产业关联的内涵 |
| 2.2.2 产业关联的方式 |
| 2.2.3 投入产出理论 |
| 2.3 复杂网络理论 |
| 2.3.1 复杂网络的基本概念 |
| 2.3.2 复杂网络的基本类型 |
| 2.4 本章小结 |
| 3 产业部门隐含碳排放测算及网络构建 |
| 3.1 数据来源及产业部门划分 |
| 3.1.1 数据来源 |
| 3.1.2 产业部门划分 |
| 3.2 产业部门碳排放测算及分析 |
| 3.2.1 产业部门直接碳排放测算 |
| 3.2.2 产业部门隐含碳排放测算 |
| 3.2.3 产业部门直接碳排放及隐含碳排放的特征分析 |
| 3.3 隐含碳排放流动网络构建及分析框架 |
| 3.3.1 产业部门间隐含碳排放流动量测算 |
| 3.3.2 历年隐含碳排放流动网络构建 |
| 3.3.3 隐含碳排放流动网络分析框架 |
| 3.4 本章小结 |
| 4 产业部门间隐含碳排放流动网络整体特征演化 |
| 4.1 历年网络整体特征演化分析 |
| 4.1.1 网络密度分析 |
| 4.1.2 小世界性质分析 |
| 4.2 历年网络社团结构演化分析 |
| 4.2.1 2005-2017年网络社团结构分析 |
| 4.2.2 历年隐含碳排放产业社团演化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5 产业部门间隐含碳排放流动网络个体特征演化 |
| 5.1 历年网络部门个体特征演化分析 |
| 5.1.1 基于隐含碳排放影响强度的关键部门分析 |
| 5.1.2 基于隐含碳排放媒介作用的关键部门分析 |
| 5.1.3 基于隐含碳排放流动效率的关键部门分析 |
| 5.2 历年隐含碳排放流动路径演化分析 |
| 5.2.1 历年隐含碳排放流的分布演化分析 |
| 5.2.2 历年隐含碳排放流的流向演化分析 |
| 5.2.3 历年关键隐含碳排放流动路径演化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政策启示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7）长江经济带制造业升级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国家价值链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内容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全球价值链的相关研究 |
| 2.2.2 国家价值链的相关研究 |
| 2.2.3 产业升级的相关研究 |
| 2.2.4 国内外文献述评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两区域”系统总出口增加值分解 |
| 2.3.2 “G个区域N个部门”系统总出口增加值分解 |
| 3 长江经济带制造业发展现状 |
| 3.1 长江经济带基本情况 |
| 3.2 长江经济带制造业基本面分析 |
| 3.3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制造业对比分析 |
| 3.3.1 制造业总产值相差较大 |
| 3.3.2 制造业增长速度不一 |
| 3.3.3 制造业吸纳就业能力差异显着 |
| 3.3.4 制造业人均销售产值增长较快 |
| 3.3.5 制造业对各省市经济贡献大小存在明显差异 |
| 3.3.6 制造业进出口地位相差悬殊 |
| 4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嵌入制造业国家价值链指标测算 |
| 4.1 国家价值链分工测度指标和数据 |
| 4.1.1 指标设定 |
| 4.1.2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4.2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嵌入制造业国家价值链的测算分析 |
| 4.2.1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嵌入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NVC的测算分析 |
| 4.2.2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嵌入纺织业NVC的测算分析 |
| 4.2.3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嵌入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NVC的测算分析 |
| 4.2.4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嵌入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NVC的测算分析 |
| 4.2.5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嵌入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NVC的测算分析 |
| 4.2.6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嵌入化学工业NVC的测算分析 |
| 4.2.7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嵌入非金属矿物制品业NVC的测算分析 |
| 4.2.8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嵌入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NVC的测算分析 |
| 4.2.9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嵌入金属制品业NVC的测算分析 |
| 4.2.10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嵌入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NVC的测算分析 |
| 4.2.11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嵌入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NVC的测算分析 |
| 4.2.12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嵌入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NVC的测算分析 |
| 4.2.13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嵌入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NVC的测算分析 |
| 4.2.14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嵌入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NVC的测算分析 |
| 5 沿制造业国家价值链升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 5.1 模型、指标设定和数据来源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影响因素指标 |
| 5.1.3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5.2 沿制造业国家价值链升级的实证分析 |
| 5.3 沿制造业国家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3.1 沿第一类制造业国家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3.2 沿第二类制造业国家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3.3 沿第三类制造业国家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3.4 沿第四类制造业国家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6.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题目 |
| B 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参与的科研项目 |
| C 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8）京津冀地区温室气体排放与转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
| 1.4 研究方案 |
| 2 文献综述 |
| 2.1 温室气体直接排放核算的相关研究 |
| 2.2 温室气体隐含排放与转移的相关研究 |
| 2.3 京津冀温室气体减排政策的研究现状 |
| 2.4 文献评述 |
| 3 数据与方法 |
| 3.1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
| 3.2 温室气体排放量清单构建 |
| 3.3 京津冀温室气体排放的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构建 |
| 3.4 京津冀产业关联分析方法 |
| 3.5 本章小结 |
| 4 京津冀六类温室气体的直接排放核算 |
| 4.1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分析 |
| 4.2 六类温室气体排放特征分析 |
| 4.3 各产业部门的排放强度与直接排放核算 |
| 4.4 本章小结 |
| 5 温室气体的隐含排放与转移 |
| 5.1 京津冀温室气体隐含排放量核算 |
| 5.2 京津冀温室气体直接排放与隐含排放的对比 |
| 5.3 区域间的隐含温室气体转移分析 |
| 5.4 部门间的隐含温室气体转移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京津冀的温室气体减排路径 |
| 6.1 京津冀的产业关联分析 |
| 6.2 温室气体影响系数 |
| 6.3 减排路径 |
| 7 结论与减排建议 |
| 7.1 结论 |
| 7.2 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建议 |
| 7.3 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9）福建省出口贸易碳排放的国际转移及国内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贸易对气候环境影响的理论机制 |
| 1.2.2 国际贸易对碳排放影响的实证研究 |
| 1.2.3 简要评述 |
| 1.3 本文的研究内容与主要贡献 |
| 1.3.1 研究内容及框架 |
| 1.3.2 数据来源说明 |
| 1.3.3 本文的可能创新与贡献 |
| 第二章 福建省对外贸易发展与能耗及碳排放现状分析 |
| 2.1 福建省经济与对外贸易的现状分析 |
| 2.1.1 福建省经济发展现状及特点 |
| 2.1.2 福建省对外贸易现状及特点 |
| 2.2 福建省能源消耗及二氧化碳排放现状 |
| 2.2.1 福建省能源消耗现状 |
| 2.2.2 福建省二氧化碳排放现状 |
| 第三章 福建省对外贸易碳排放国际转移分析 |
| 3.1 引言 |
| 3.2 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
| 3.3 实证结果分析 |
| 3.3.1 总量分析 |
| 3.3.2 部门层面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福建省出口贸易中碳排放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1 引言 |
| 4.2 模型与方法 |
| 4.3 证结果分析 |
| 4.3.1 总量分析 |
| 4.3.2 部门层面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福建省出口引致的国内省际间碳排放溢出效应研究 |
| 5.1 引言 |
| 5.2 模型与方法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总量分析 |
| 5.3.2 部门层面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6.1 主要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10）基于投入产出表的中国行业水足迹核算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主要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点和尚待研究的问题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尚待研究的问题 |
| 第2章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2.1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2.2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第3章 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水足迹研究相关理论 |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 3.1.1 水足迹相关概念的界定 |
| 3.1.2 其他相关概念界定 |
| 3.2 投入产出分析概述及其模型 |
| 3.2.1 投入产出分析概述 |
| 3.2.2 投入产出分析模型概述 |
| 3.3 水资源投入产出分析原理 |
| 3.3.1 价值-实物混合型水资源投入产出模型 |
| 3.3.2 水资源投入产出模型中的用水系数 |
| 3.4 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水足迹核算理论 |
| 3.4.1 投入产出分析方法核算水足迹的适用性分析 |
| 3.4.2 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水足迹核算模型 |
| 3.5 水足迹和虚拟水贸易理论基础 |
| 第4章 水资源投入产出表的编制 |
| 4.1 部门合并 |
| 4.2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4.2.1 数据来源 |
| 4.2.2 数据处理 |
| 4.3 建立价值-实物混合型水资源投入产出表 |
| 第5章 中国行业生产水足迹核算分析 |
| 5.1 分行业生产水足迹核算的必要性 |
| 5.2 行业生产水足迹核算模型 |
| 5.3 行业用水系数分析 |
| 5.3.1 行业直接用水系数分析 |
| 5.3.2 行业完全用水系数分析 |
| 5.3.3 行业间接用水系数分析 |
| 5.4 行业生产水足迹分析 |
| 5.4.1 行业完全生产水足迹分析 |
| 5.4.2 各行业间接生产水足迹分析 |
| 第6章 中国行业虚拟水贸易核算分析 |
| 6.1 货物进出口贸易现状分析 |
| 6.2 分行业虚拟水贸易核算模型 |
| 6.3 各行业虚拟水贸易量趋势分析 |
| 6.3.1 各行业国内生产比重 |
| 6.3.2 各行业虚拟水进出口量分析 |
| 6.3.3 各行业虚拟水净出口量趋势分析 |
| 第7章 中国城乡居民分行业消费水足迹核算分析 |
| 7.1 城乡居民生活用水现状分析 |
| 7.1.1 生活用水总量和人均用水量的变化趋势 |
| 7.1.2 城乡居民生活用水量差异性 |
| 7.2 城乡居民消费水足迹分行业核算的必要性 |
| 7.3 城乡居民分行业消费水足迹核算模型 |
| 7.4 城乡居民行业消费水足迹趋势分析 |
| 7.4.1 城乡居民行业消费水足迹的趋势分析 |
| 7.4.2 城乡居民行业消费水足迹结构分析 |
| 第8章 结论和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四、2010年的化学工业（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D]. 滕瑜强. 山东大学, 2021(09)
- [2]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D]. 柳直. 山东大学, 2020(04)
- [3]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推进措施研究[D]. 李燕玉. 吉林大学, 2020(01)
- [4]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研究[D]. 刘滢泉.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5]基于区域间投入产出的中部地区SO2排放转移时空格局及结构分解[D]. 刘根波. 河南大学, 2020(02)
- [6]基于复杂网络的中国产业部门间隐含碳排放流动结构演化研究[D]. 邸小龙.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7]长江经济带制造业升级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国家价值链视角[D]. 杨洋. 重庆大学, 2019(01)
- [8]京津冀地区温室气体排放与转移研究[D]. 袁砚方.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9(02)
- [9]福建省出口贸易碳排放的国际转移及国内溢出效应研究[D]. 黄耀允. 厦门大学, 2019(08)
- [10]基于投入产出表的中国行业水足迹核算分析[D]. 许爽爽. 辽宁大学, 20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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