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感受当代中国律师──“中国律师2000年大会”侧记（论文文献综述）
姜文莉[1]（2021）在《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的碰撞 ——威廉·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大江健三郎（Oe Kenzaburo）一直以追求与世界文学同步的“先锋派作家”的姿态存在于日本文学界。他扎根于东亚版图边缘的家乡,在作品中融合了西方的异质文化,逐渐形成了表现人类普遍性主题的独特文体。曾翻译包括大江获诺奖的《个人的体验》等多部作品的美国译者约翰·纳森（John Nathan）称其为“日本最后一位伟大的现代主义作家”。大江健三郎的许多作品在创作主题和叙事技巧方面等方面都受到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与西方现代主义作家、诗人,如福克纳、叶芝、R.S.托马斯、艾略特等有着紧密的联系,其作品也反映出现代人的孤独、异化、彷徨与痛苦,关注现代人尤其是日本战后青年一代心灵普遍存在的问题,具有现代意识。而美国的现代主义经典作家福克纳一直是包括大江健三郎、加西亚·马尔克斯、莫言等小说家学习的榜样。大江健三郎曾坦言自己的创作受到他的启发和影响,而且他走向创作高峰的契机之一正是从1966年春开始为创作长篇小说而系统阅读福克纳的作品。本论文为大江文学研究提供了以福克纳文学为比较对象的参照系。以文本细读、平行研究为主的方法,以跨文化的视角,对这两位既不同时代,也不同地域,分属于东西方不同文化圈的诺奖作家的作品群进行全景式的比较研究,探究他们在创作思想渊源与历程、创作主题、叙事技巧与文体特征等方面的契合与差异,从而更深入地挖掘和分辨大江文学创作中所包含的西方文学元素,进一步解析大江创作与西方现代文学的互文关系,以期在动态视野之中考察其文学文本的构建过程。本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对福克纳和大江健三郎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作了较为详实的梳理,特别加强了对日本的大江研究、美国的大江研究、中国的大江研究现状的综述,分析并探寻现有研究中的一些不足以及与本选题相关的尚待开拓的研究空间。论文正文由四章组成,分别从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的创作思想渊源与创作历程、创作主题、现代主义叙事策略、互文性文体特征四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第一章以传记研究的方式梳理和比较了福克纳和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思想渊源与创作历程。阅读两位作家的传记与作品群不难发现,他们创作的思想渊源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怀乡情节浓重的乡土作家。福克纳基于家乡密西西比北部地区的风土人情与地理环境,构筑了其15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地——位于美国南方的“约克纳帕塔法郡”和它的县城杰弗森镇。而大江健三郎则在作品中回归故乡日本四国的森林峡谷村庄,将故乡作为灵魂的救赎、回归与再生之所。在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源自怀乡想象的文学创作中,除了汲取地域文化、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中透射出的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也表达了他们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对异域的感受和跨文化体验,体现出两位诺奖作家超越地域、超越国家、超越种族的恢弘视野。两位作家都将个人的地域性、历史性的独特创作资源与异域的个人生命体验及对国家乃至人类的时代困境的体察相融合,创作出洞察人性、救赎人类心灵的经典作品。第二章通过比较这两位作家创作中所共通的的三个现代性主题——身份主题、女性创伤主题与反战主题,探寻他们各自作品中揭示人性的善恶本质与自我灵魂救赎的途径。大江健三郎创作中的救赎思想和女性人物塑造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福克纳文学的影响,这成为二者可比性的基石。而福克纳和大江健三郎都是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作家,在他们殊途同归的主题书写中,无不透射出人类所共有的矛盾、痛苦、焦虑与挣扎等复杂情感倾向,构建出心灵异化的现代人的内心冲突与精神图景。第三章探讨大江健三郎的现代主义想象力的源泉,以及与他所喜爱并系统阅读过的福克纳作品中所共有的现代主义文学的叙事策略与叙事时间的多样化运用。福克纳和大江既是各自民族地域文学传统的继承者,又是现代主义创作技法的实验家,形成了与本民族文学传统风格迥异的独特文体,以他们的现代主义文学想象力,为读者呈现出战后东方和西方不同的政治、社会、文化图景,并且从中折射出人类共通的情感倾向与心理特征,体现出时代特征鲜明的人物的“非理性意识”。本论文通过比较他们所采用的“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等意识流叙事手法的共性与差异,挖掘出其中的道德伦理意义。随着两位作家对作品中主人公意识与心理描摹的多样化与不断深入,他们对叙事时间的运用也体现出了非凡的现代主义想象力。通过“闪回”来追述挥之不去的家族与历史记忆,并凸显出时代特征;通过“时光交错”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使作品产生“时空变异”,并成为关于“记忆”和“启示”的经典之作。第四章运用平行研究的方法比较了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互文性创作的契合与差异。他们的互文性创作既有对自我作品的指涉,也有对他者文学经典的记忆。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在自我指涉的互文性创作中,都通过家宅空间意象的构建、蛛网式作品群内人物的穿梭与再现,以及对前文本的利用与改写,使作品的精神内涵与文学传统得以传承。另一方面,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都在与他者的跨越时空的对话中获得灵感,创作出力图救赎人类灵魂的作品:在与宗教文学经典《圣经》的互文中,折射出他们对人类的拯救意识;在与詹姆斯·弗雷泽《金枝》的互文中,凸显出他们各自文化语境下不同的社会与政治意蕴;在与西方现代诗人跨越时空的对话中,透射他们各自的文学记忆与时代精神。两位诺奖作家的作品有着共通的精神内核,宣扬人性中正直与善良的本质,关注人内心的冲突,呼吁全人类的爱与良知,倡导人类拥有同情、牺牲与忍耐的灵魂,承担起道义和责任,寻找人类美好而安宁的精神家园。这也是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作品中共通的、最为突出的精神财富。
陆辉[2]（2020）在《当代中国法律精神大众化研究》文中提出法律精神是法律规则背后的思想和文化,是包含在法律制度中的有关法的最本质的观念,它经过历史的沉淀,深深扎根于国民性之中,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是法律文化的一种内在表现。法律精神大众化则是以法律规则为基础,实现法律精神的普及化、生活化、内化。当代中国法律精神大众化则是由党领导广大人民,提炼、凝结人民的智慧、思想、价值追求、生存意义的过程,是法律精神由精英化属性向大众化属性演变的过程,也是广大人民群众领悟、相信、接受,并能够以法律精神指引日常行为的过程与状态。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而法律的实施不仅仅是对法律规范的执行与遵守,在更深层次上乃是对法律所承载的价值理念的认可和向往。只有内心信仰法律、对法律心悦诚服,才能真正敬畏法律、尊重法律,用法律来指导自己的行为。由于法律的专业性和技术性,极易导致法律精英主义的泛滥,少数法律精英成为了法律政策的解读者,而法律精英又习惯地把法律当作工具,机械地在现行法律的框架下以法律为工具解决问题,很少去思考个案背后的意义以及法律本身,法律工具主义强化了人治的理论基础,无法树立起法律的权威,同依法治国的目标背道而驰。法律精英主义和工具主义导致占社会绝大多数的普通大众只能被动接受法律,内心缺少对于法律价值的认可和向往。我们知道,人能弘法,但法不能弘人,用强制力约束人的外在行为易,让法律精神根植于心,形成自律难,但这却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法。怎样才能使最广大的社会大众信仰法律,让法律精神根植于普通大众内心,使法律精神大众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投身依法治国实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全体人民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扞卫者,使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护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①当法律精神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每个公民都具备法律精神,都能运用法律的武器来扞卫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时,那么中国必然会长治久安。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逐步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建立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但是现实中也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表现也是多方面的,所面临的困境是历史与现实,法律内部与法律环境,制度建构与意识形态创新不足等多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问题的解决,需要实现制度完善和精神塑造的有机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强大动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弘扬法律精神,推动法律精神大众化成为必然。探究当代中国法律精神的本质以及在当代中国如何推动法律精神大众化成为了时代命题。如何与西方法律精神的普及化相区别,走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精神大众化的道路,如何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实现法律精神大众化等一系列问题,成为了本文要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本文的主要观点如下:第一,对法律精神及其大众化的内涵进行界定并明确本文所要研究的法律精神的基本范畴。文中所阐述的法律精神,不是泛指意义上的法理学概念,法律精神是包含在法律制度中,是法律意识与法律意志的高度统一,是法律规则背后的思想和文化,是经过历史的沉淀后,深深扎根于国民性之中,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观念,当代中国法律精神以我国的物质生活为基础,以我国传统文化中道德、习俗、伦理规范为来源,是为我国依法治国方略下遇到的现实问题提出解决途径的一种尝试。法律精神大众化是以法律规则为载体,实现法律精神的普及化、生活化和内化,既是法律精神为全体人民所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状态,同时也包括实现这一状态的过程与机制。第二,推动当代中国法律精神大众化的现实意义。在当代中国推动法律精神大众化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实现法律精神大众化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前提,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史征程中,推动法律精神大众化不仅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树立法律的权威,形成法律思维,更有利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的市场秩序,进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这些因素决定了在当代中国推动法律精神大众化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第三,推动当代中国法律精神大众化的理论基础。法律精神是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的灵魂。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以及一定的历史时期,法律精神本身也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思想揭示了法的来源、法的本质以及法的目的,这是我们推动法律精神大众化的基本遵循,在当代中国推动法律精神大众化要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推动法律精神大众化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第四,推动当代中国法律精神大众化需要不断完善制度建设。法律精神大众化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制度规范和体制创新。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和法治建设是社会治理制度完善的重要内容。在党的建设中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党员领导干部的关键少数示范作用,在法治建设中坚持完善立法体制机制、严格执法程序环节、确立公正司法制度为推进法律精神大众提供制度基础。第五,教育是实现法律精神大众化的重要途径。其中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的系统法律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普法教育的常态化机制化是法律精神大众化的重要途径;充分发挥新媒体、新技术在法律精神大众化进程中的作用,提高融合媒体在法制宣传、法律精神养成中的实际效果,营造风气正的网络环境;法律精神大众化还需要让法律精神进入日常生活,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以社会为基础,以日常生活为载体的法律精神自我教育渠道。
张雷[3]（2020）在《媒体融合背景下人民日报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一个人的挺立,依靠的是脊梁;一个民族的崛起,支撑的是精神。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但需要遍地林立的物质大厦,更需要建造巍峨耸立的精神大厦。人是精神的载体,人物报道是传播和塑造社会主流价值观、引导主流舆论的利器,也是建造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重要载体。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作为中国人民的“第一大报”,70多年来,一代代人民日报的新闻工作者,秉承党中央机关报的历史使命,书写着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战斗、生活、建设、发展的当代史,描绘着新中国精神大厦的图谱,形成了独特的人物报道传统。2014年8月18日,《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经由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这个指导意见的通过,标志着“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被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有了系统的顶层设计。在党中央领导下,打响了一场以传统主流媒体为主体、夺取移动互联网时代主流舆论阵地的攻坚战。作为党中央机关报、主流媒体排头兵和主力军,人民日报抓住媒体融合的时代机遇,坚持“一手抓技术,一手抓内容”,在依托“中央厨房”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的同时,不断提高优质内容生产能力,把人物报道这一传统优势和长处发挥到了极致,人物报道的栏目创新也进入了新的活跃期。根据本研究所做的全样本统计,2014年8月至2019年4月,人民日报共刊发人物报道9000多篇,月均150余篇,其中三分之二以上为栏目稿,涉及栏目387个,新开设栏目197个,人物报道由以往的“多栏目”格局演化为“多栏目集群”的新格局。以人物的精神为“特殊材料”,以栏目建设为主体,人民日报在其版面、网页、移动新媒体上构建起一种类似当今“摩天大楼”所普遍采用的“巨型框架+核心筒+加强桁架”结构,映射出“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生动镜像。2014年之后,人民日报典型人物报道栏目格局发生变化:首先是典型报道栏目多样化、立体化、系统化:重大典型报道以“时代楷模”宣传为核心,“时代先锋”、“先锋足印”、“最美基层干部”、“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四大栏目“鼎足之势”,各类中小型典型报道栏目不断推陈出新。这四大栏目与“时代楷模”以及众多中小型典型报道栏目结合在一起,就构筑起了一座精神大厦的“核心筒”。2013年之前,人民日报已经出现多个大型常设普通人故事栏目,并形成了“人生境界”、“劳动者之歌”、“身边的感动”、“暖流”等多个栏目“接力”的局面。2014年之后,人民日报以“普通人”为报道对象的栏目由过去的“接力”,发展到“栏目集群”,“新春走基层”、“点赞中国”、“故事·百姓影像”、“守望”、“行进中国·精彩故事”、“发现身边”等新栏目与“劳动者之歌”齐头并进,交相辉映,形成了一种类似超高层建筑上围绕在“核心筒”周围的“巨型框架”结构。在人民日报四大类栏目集群当中,还有一类数量较大的“主题人物报道栏目集群”,基本上都是为了适应阶段性主题宣传而设置。这些人物报道栏目均为战役性主题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仅仅围绕特定主题,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故事,通过人的故事来鼓舞人心、凝聚人心、激励人心,形成了人民日报建设民族精神大厦的“加强桁架”。人民日报上的人物报道,走过了70多年的光辉历程,书写了一代代中华儿女的生动故事,树立了一个个光辉的典型、榜样、楷模。在媒体融合的时代背景之下,借助最新的“中央厨房”全媒体运行平台,人民日报的人物报道也探索出一条“用全媒体手段讲述人物故事”的新路径,开创出一个个全新的全媒体人物报道栏目,构筑起中华民族精神大厦最具创新色彩、时代特色的“塔尖”。人民日报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的实践,为构建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提供了宝贵的参照,也启发了更多的思考:任何一座高楼大厦,要想巍然耸立,矗立不倒,必须打好坚实深厚的基础。当代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深深植根于中华儿女的内心深处,巍然耸立在党心民心的基础之上。党心和民心,是这座大厦的基础和生命力所在。筑牢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基础,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不忘初心锤炼党魂,使精神大厦的“核心筒”根深蒂固;二是扎根人民凝聚民心,使精神大厦的“巨型框架”牢不可破;三是守正创新做强媒体,使精神大厦的“建筑师”坚强有力。
徐雯靖[4]（2020）在《人民政协参与基层治理工作研究 ——以徐汇区为例》文中认为在当今中国,急速发展的城市化和现代化亟需更为成熟的社会发育作为支撑,以缓解纷繁复杂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基于民主与经济发展齐头并进的需求,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就是要与经济发展速度相适应,寻找符合中国国情的善治路径。但是,对于社会治理和协商民主有机结合的研究是匮乏的,特别是对人民政协在社会治理中独特作用的关注极少。人民政协作为国家的制度安排,可以通过政协专报、提案、建议案等方式与决策层形成信息输入与结果反馈的“闭环”,并具有深入基层、深入界别群众的组织优势,但其贡献尚未被充分挖掘,是现有研究的一个盲点。本文着眼于设立在区一级的基层政协组织,提出并研究政协组织所发挥预防性社会治理作用。区级政协是政协系统的末端,并处于社会治理的前线,有着示范引领,将协商民主精神与方法运用到基层治理,并将之转化为基层治理有效资源,实现社区生活更有序、更和谐,基层民主更高质量、更大范围发展的可能性和重要责任。本文主要是通过案例研究的研究方法,通过问卷访谈、描述性数据分析、沉浸式观察,研究徐汇区政协参与区委开展的“满意在徐汇·服务在基层”组团式走访这一个案,总结区政协组织委员参与社区治理的工作成效以及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并从公共管理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以点带面,将个体的工作操作经验提炼为基层政协组织有机融入社区,扩大基层民主建设新维度的具体执行载体和未来发展空间。
曹晋彰[5]（2019）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的文化产业研究已经完成了概念启蒙和边界探索,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然而,对基本问题的追索和基础理论的构建却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文化产业研究在学术合法性上仍然潜伏着深刻的危机。除了实践与操作层面的“怎么做”,文化产业研究还应更加关注历史与逻辑层面的“是什么”问题,以及价值与合法性层面的“为什么”问题。文化生产理论构成了文化产业研究的基础理论。首先,文化产业是人类文化生产的一个历史阶段和一种特殊形态,因此对于文化生产的探究更具普遍性和基础性;其次,二十世纪西方对于文化生产问题的诸多理论探索,为文化产业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学术资源。对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的系统研究,可以为中国文化产业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也可以为建立文化产业研究与其它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的联系提供一个契入点,将有助于强化文化产业研究的学术合法性、推动文化产业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所谓“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是指,那些主要产生或流行于西欧和北美的有关文化生产问题的各种理论资源和话语形式。其外延在时间贯穿整个二十世纪、在空间上则涉及德法英美等多个理论传统,因此很难确定一条清晰的边界。即便如此仍然可以通过几个标志性事件把握其轮廓,第一是二三十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诞生,第二是五六十年代英国文化研究的兴起与“文化主义”的兴盛,第三是七八十年代以来后结构主义的兴起与“后现代”的到来。在内涵方面,“文化生产”既可以指“文化的生产”,也可以指“文化性的生产”。传统人文社会学科多将“文化”当作一个“实体”,因而所谓文化生产就指“文化的生产”;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的文化理论则将“文化”当成一个观念,因而文化生产主要指“文化性的生产”,包含所有产生“意义”的行为和过程。严格来说,“文化的生产”是“文化性的生产”的一个特例。另外,文化生产还代表了一种与传统人文主义文化观念相对立的文化观察方式,即“从生产视角来看文化”。“文化生产”或“以生产视角看文化”,通常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传统论题和重要标志。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问题的讨论多具有“碎片”性质,并没有形成一种“文化理论”,但是他们对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研究,却开启了对于文化之“生产性”问题的严肃经济学讨论。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将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成熟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贯彻到文化问题上,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却是二十世纪西方诸多文化生产理论的共同方法源头,如何将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文化问题仍然是一个极具张力的课题。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生产理论仍然处于探索之中。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任务便是对文化之自主性的反驳。有必要通过对文化的观念史反思,去揭示文化自主性神话的历史性,从而为文化祛魅,为构建文化生产理论扫清障碍。然而,文化的自主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艺术自律性”观念,艺术是现代文化概念的核心对象和重要原型,“艺术”的历史实际上构成了文化的“史前史”。主流艺术史和艺术理论仍将艺术当成一个自然之物,对艺术概念不加反思、不加批判地使用,已经成为理解艺术的最大障碍。因此,有必要先对艺术展开一番观念史反思,从而把握艺术自律性的历史形成原理及其影响。现代“艺术”概念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取得了独立,其次在启蒙运动背景下诞生了古典美学,最后随着浪漫主义运动和唯美主义运动艺术逐渐走向神话,从而奠定了我们当前的艺术观念。当然,艺术的神话在二十世纪也不断遭到攻击和破坏,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艺术实践上的先锋派和艺术理论上的分析美学。文化的观念史远比艺术更为复杂。现代文化概念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复合体,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和自反性。现代文化概念从十九世纪中后期至二十世纪前期逐渐形成,并发展为人文社会学科领域里的一个重要理论工具。现代文化概念是在特定的时间一空间框架之中形成的,尤其与现代性和民族主义密切相关。文化还是为了应对宗教衰落而发起的各种现代神话制造运动的产物,文化是一种现代神话,体现了人类深处对于神话的需求和依赖。以卡西尔为代表的对于人类神话的哲学反思,为理解文化提供了一个极佳视角;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罗兰·巴特的“神话修辞术”以及麦克卢汉的“媒介环境学”等,则将这种神话思维转化为了一种文化观察方法,为破解文化神话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文化概念本身即是对个人生存和社会发展之理论反思的结果。文化观念的历史,也是一部“关于文化的理论”以及“文化理论”的历史。总体来看,二十世纪的文化理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为萌芽期（1900-1950）、发展期（1950-1980）和拓展期（1980-2000）。1950年前后开始的有意识的文化理论系统构建,包含三股重要的思想潮流,分别是来源于德国哲学和美学传统的批判理论、脱胎于英国文化主义文学批评传统的文化研究以及混合了中欧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符号学和法国人类学的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联系三股潮流的重要纽带,也是贯穿文化理论发展始终一种主线。三股潮流在1980年代之后趋于融合,共同消解于“后现代主义”的新情境之中。文化理论开始被运用于诸多人文社会学科,并引发了广泛的“文化转向”,“文化”开始逐渐占据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中心位置。在此过程中,“生产”也逐渐从文化理论的一种边缘视角,转变成为了一种具有颠覆性的理论方法取向。文化生产理论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伴随着整个文化理论的发展而逐渐凸显出来。当前对于文化生产的研究或者说以生产视角进行的文化研究,包含了四个学科传统或四条主要路径,即社会学路径、历史学路径、传播学路径以及经济学路径。像哲学—美学、文学批评—艺术理论、语言学—符号学以及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人文社会学科,至二十世纪都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学术传统;虽然它们都对文化问题有所讨论、也为文化理论的生长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但是文化却几乎总是处于边缘和从属地位;文化要么被纯化为代表古老神圣价值的抽象标签,要么被泛化为囊括所有“人造物”的巨大口袋,要么被简化为经济基础或政治基础之上无足轻重的附属物。直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化理论的拓展为传统人文社会学科提供了新视角、新方法和新工具,并引发了广泛的“文化转向”、涌现出了诸多以文化为中心的新研究。不同于各种人文主义或经济主义式的传统文化研究,新的文化研究以“生产视角”和“历史视角”来严肃地看待文化。1900年前后的大约一百年是人类文化生产急剧产业化的阶段,文化生产在技术形态、传播媒介、市场受众、产业组织以及权力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关键性变革。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化生产理论某种程度上正是对这个剧烈变革转型的回应。在二十世纪的诸多西方文化生产理论家之中,尤以瓦尔特·本雅明、雷蒙德·威廉斯、埃德加·莫兰和皮埃尔·布尔迪厄四位最为重要,他们分别代表了文化生产研究的四重视角,即技术视角、大众视角、组织视角和权力视角。其中,本雅明的切入点是生产技术,可实现高效生产的机械复制技术成为主导,这是文化生产转向文化产业最为重要的条件,构成了现代文化生产的重要基础;威廉斯的切入点是逐渐主导人们日常生活的新文化形态——大众文化,这是由文化生产方式变革所引起的重要文化变革,是现代文化生产的主要呈现形式;莫兰的切入点则是产业组织,伴随着市场框架内日益加强的专业化、资本化和组织化,生产与创造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生产创造的辩证法成为现代文化生产的核心矛盾;布尔迪厄关注的是人类文化—象征实践背后的权力关系,通过文化生产场模型的构建以及对象征炼金术的揭露,布尔迪厄致力于构建一种关于文化生产的政治经济学。通过对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的方法源头、观念前提、理论语境以及文化生产研究的四种路径和四重视角的系统梳理,可以得出:第一,历史唯物主义是文化生产理论的重要方法基础,也应是人们观察文化的基本视角;第二,文化生产理论的核心原理,在于文化生产与文化神话的矛盾关系;第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视角,可以对文化之历史进行重述,并为西方文化生产的历史演进制定一个基本分析框架;第四,现代文化产业既是文化生产的一种特殊组织形态,也是一种高效的神话制造机制;最后,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可为当前的文化产业研究打开更加广阔的空间。
侯文靖[6]（2019）在《舒巧 门文元舞剧创作风格比较研究》文中认为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常常呈现为多种力量的彼此冲撞、相互交融,而对舞剧创作主体的研究正是彰显了对编舞家身处历史之中,作为创作行为者主体动力的确认。回溯改革开放以来当代舞剧艺术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舒巧、门文元在舞剧创作实践方面逐渐树立起两座令人瞩目的高峰。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前二十年中,舒巧逐渐消解了文学文本在舞剧改编过程中的制导地位,构建起以编导个体表达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在对人本精神的追求下形成了舒巧舞剧的创作风格:即从“人”的立场出发,着眼于“日常”生活的“非常”叙述,强调对人物情感细致深入地表达,独特的叙事结构所呈现的叙事能力,以及不离不弃的女性主题。这些特征又共同成就了舒巧由心理型人物观支撑起来的“心理舞剧”建构。而门文元的舞剧创作风格则呈现出另一种追求:即通过对区域性民间舞戏剧化的运用,对英雄人物崇高精神的塑造,在追求舞台视觉震撼力的同时强调跌宕起伏的故事内容,最终实现对时代主旋律的弘扬、对民族精神文化的宣传与对社会风尚的引领。其凸显了以行动型人物观推动的“戏剧舞剧”铺排。应该说舒巧与门文元同为中国当代重要的舞剧编导,但二者在创作风格与创作立足点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探究其中差异的具体内涵,造成这种差异的各方面原因,以及他们各自对中国舞剧创作的影响,还未引起舞蹈学者的足够关注。因此这既成为本论文着意研究的方向,也是本论文的研究创新点。本论文以“比较”作为方法论基础,借助生态学的研究视角,以整体性的眼光来观察外部环境对艺术生产的引导及限定。在两位编舞家互为“镜像”的研究过程中,深化对二者舞剧创作风格的认识。其中同质性的研究有利于挖掘中国舞剧编舞家们共同的价值追求,探寻舞剧创作规律,是重要的可比性之一。然而,本论文着重强调在比较中发现研究对象的异质性。通过不同研究对象之间的差异性比较,来发现新价值与新关系,努力为艺术创作带来新视角与新观念,丰富艺术创作的多样性,并深化对舞剧艺术创作规律的认识,构建和而不同的艺术世界。在中国舞剧创作当前的发展状态下,对不同舞剧创作主体差异性的研究与倡导显得尤为重要。
肖姗姗[7]（2018）在《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构建》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与未成年人相关的议题均受到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高度关注,如虐待儿童、未成年人监护权事宜、未成年人犯罪等。从现行的研究来看,多从刑事法领域予以探讨,缺乏对未成年人司法的体系性探索。文章从体系构建的角度入手,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双重理念下,构建以刑事为主导,兼顾民事、行政的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体系。文章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的概述。我国自古以来便有“恤幼”的传统,现今已经开启了专门立法的进程,如颁发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以未成年人为主体的专门法。然而,通过比较分析发现,相比体系性、全面性、实用性为主导特征的世界三大未成年人司法体系而言,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存在立法分散、缺乏系统性、附属于传统成人司法、缺乏独立性、受理范围狭窄,缺乏全面性、以刑事处罚为主,缺乏健全的保护处遇体系等问题。可喜的是,一体化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构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研究视角。一体化指导下的未成年人司法体系,不仅涉及未成年人实体法规定,还应当包括程序法、组织法与执行法的规定;不仅涉及未成年人为行为人的案件,还应当对未成年人为被害人的案件予以处理;不仅涉及刑事法领域,还应当涉及民事法与行政法领域。第二章主要通过比较分析国内外未成年人司法的思想理念,探讨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基本理念的选择。“国家亲权”理念促进了西方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形成,“儿童利益最大化”思想推动了其进一步发展。从“国家亲权”理论来看,它起始于英格兰,与封建土地制度密切相关,从开始对未成年人监护案件的适用扩大到现今诸多领域的适用,“国家亲权”成为了西方国家司法活动的重要根基。从“儿童利益最大化”来看,虽然其存在概念模糊性的问题,但这一理念逐渐得到了国际认可,并成为了国际社会、诸多国家和地区未成年人司法的一项基本准则。从我国的历史传统和现行发展来看,显然不能将“国家亲权”、“儿童利益最大化”这两大舶来品照搬到我国的未成年人司法中,但两者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理念的选择提供了重要参考。就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而言,必须坚持社会利益与未成年人利益双向保护的立场,不仅需要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予以规制,同时也需要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予以保护。因此,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司法体系应当选择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未成年人权权利保护并重的基本价值理念。第三章主要介绍未成年人司法的适用范围。未成年人司法构建的前提在于对适用对象的厘清。虽然“少年”概念和“未成年人”概念经常被混淆使用,但从我国近年来颁布的法律规定来看,“未成年人”这一概念更具有中国特色,能为我国的司法制度所用。然而,“少年”概念在某些领域仍可保留使用,如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创始发展至今的“少年法庭”、比较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未成年人司法中的相关“少年”概念。同时,结合我国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特点,将十八周岁以下的所有公民归于未成年人的范畴。未成年人司法体系建立的另一个前提在于对管辖行为的厘清。文章根据调研和案例分析,认为应当对未成年人的行为予以类别区分。从一般预防入手,结合我国未成年人的抽烟酗酒、校园欺凌、旷课逃学、夜不归宿、离家出走、不良交往、不良触网等现状,对未成年人的典型不良行为予以规制;从临界预防入手,取消传统的严重不良行为规定,对我国未成年人的寻衅滋事,扰乱治安行为、涉赌行为、涉毒行为以及性交易行为等触法行为予以规制;从特殊预防入手,结合我国《刑法》的规定,对未成年人的严重暴力犯罪行为,如暴力犯罪、财产性犯罪以及性犯罪等行为予以重点规制。第四章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组织的体系性构建。十九大的召开,宣布着我国已经步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在新的阶段,我国诸多方面面临着新的矛盾、困难与挑战,如未成年人司法组织。我国的少年法院、未检部门、未成年人警务部门和司法社工都已经成为了未成年人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些部门经历数年的发展后取得的成效仍不容乐观。经过三十余年发展的未成年人审判组织——少年法庭,出现了价值理念落后、区域发展不平衡、组织形态不一、专业化队伍缺乏等问题。我国在第一个少年法庭成立之后,开始寻求公安机关内部设置专门机构或专职人员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相关探索。然而,这种专门化、专职化的探索并未形成特有制度。作为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一部分,我国未成年人警务制度成为了司法体系构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此,应当在法律上明确未成年人警务的地位,并在县级公安机关设置未成年警察机构,在地市级公安机关无需设置未成年人警察机构,并进一步对未成年人警察的职能予以调整。作为对未成年人案件进行审查、起诉,以及对相关司法程序进行法律程序的监督的机关,未成年人检察机关是未成年人司法活动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然而,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出现了未成年人保护理念并不清晰,缺乏明确性、稳定性、职能范围过于狭窄、名称混乱,缺乏统一性、专业化队伍落后等现象。基于借鉴比较与现实考量,文章提出对未成年人检察机制予以调整和重构,主要从统一称谓、规定层级设置、调整职能范围、加强检察队伍专业化建设入手,构建我国特色的未成年人检察机制。除此之外,我们也应当认识到社会工作在未年成人司法活动中的重要性。社会工作者在未成年人司法活动中具有角色优势,他们在基本价值理念与未成年人司法理念相契合,具备承接未成年人审判、检察、侦查等司法人员延伸工作的能力,也符合符合未成年人司法工作的特殊要求。毋庸置疑,社会工作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未成年人权利保护密切相关。因此,在我国特色成年人司法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应当加大政府购买社工服务项目,将其运用到未成年人司法工作中。第五章为中国特色未成年人案件审理制度的探索。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的身心发展不同,诉讼程序中案件的审理也不尽相同,对待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行政案件、民事案件的审理,应当区别于成年人案件的审理。因此,我国在未成年人案件的审理时,应当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兼顾保护的依据,并以全面调查与迅速简易为基本原则性指导。同时,应当注重对不公开审理、合适成年人到场以及社会调查等相关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从而,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程序、未成年人民事权益保护案件审理程序、未成年人行政司法保护案件的审理程序入手,探索中国特色未成年人案件审理的体系性构建。第六章为中国特色未成年人保护处遇机制的构建。从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犯罪预防的角度出发,文章此部分主要探讨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触法未成年人的保护处分以及犯罪未成年人的刑事处罚机制。在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构建中,未成年人被害救助的研究成为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探讨对这一特殊主体的救助制度,是基于未成年人利益保护避免未成年人遭受“第二次伤害”的需要,也是基于被害人恶逆变的考量对未成年被害人予以犯罪预防的需要。未成年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构建主要从被害补偿、司法援助、被害社会援助入手,同时倡导家庭、学校、社会共同致力于被害预防机制的构建。对于触法未成年人的保护处分机制而言,这是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中的薄弱环节,现行的收容教养、收容教育和强制性戒毒等保护处分措施的实际功效显得十分苍白。因此,在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应当对触法未成年人适用多样化的社区性保护处分措施,重视中间性保护处分措施的运用,并对我国的工读学校予以改革。当然,对触法未成年人的保护处分措施也应当设置从调查——决定——审理与裁判——执行的严格程序规定。对待犯罪未成年人的刑罚适用而言,当前的主流观念为禁止死刑、限制自由刑、鼓励非刑罚处罚为基本适用原则。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已经明文禁止死刑的适用,但是对于自由刑和非刑罚处罚措施来看,仍有待进一步调整。基于犯罪预防和权利保护的需要,文章认为除禁止适用死刑外,无期徒刑、没收财产、政治权利的剥夺也应当禁止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未成年犯罪人拘役、管制、有期徒刑、罚金刑的适用应当予以特殊化规定。就未成年人刑罚的执行而言,应当从监禁执刑和社区矫正入手,加大对未成年人的帮教力度,对未成年人进行及时有效的帮助和矫治,帮助其早日回归社会。
杨荣华[8]（2017）在《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公信力是党树立政治权威、获得人民支持和拥护的前提。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同时强调要“以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为主要任务,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习近平指出,没有农村社会的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全面小康。党中央文件精神为新形势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指明了方向、赋予了新的定位。只有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公信力建设,才能真正落实党中央在新时期的战略精神、方针和政策,才能真正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因此,研究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主要从六个方面展开:第一章主要分析和阐述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内涵、构成要素与现实意义。首先阐述了公信力研究的理论基础。阐明了信任是公信力的核心,公共性是公信力对象和领域的特征,力度体现公信力的向度和度量特征。继而厘清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内涵。在对执政党公信力研究的不同视角和综合辨析的基础上,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可以界定为公众基于经验和对农村基层党组织信用的判断并产生期待,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通过与农村基层党组织互动,形成公众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态度、评价、信念等政治心理表现。进而分析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构成要素,具体包括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主体是公众,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对象是基层党组织的执政体系,公众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信任表达有心理表达、话语表达和行为表达,以及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外部环境要素主要有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等。最后,阐明了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重要现实意义。指出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是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的需要,是加强党组织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第二章主要是三大改造完成后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建设的历史考察。主要分三大改造完成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建设的初步探索（1956-1966）、文化大革命开始到改革开放之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建设的曲折发展（1966-1978）、改革开放到现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建设的全面提升（1978至今）三个阶段进行。三大改造完成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建设的初步探索主要方面包括: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在不断探索中加强、以人民公社制度为主线的农村政策曲折发展、以“五保”制度为核心的农村社会福利等。文化大革命开始到改革开放之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建设的曲折发展主要方面包括: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遭到破坏、以平均分配制度为核心的农村政策使经济缓慢发展、简易的农村社会福利体系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等。改革开放到现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建设的全面提升主要方面包括:恢复和加强了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解放农村生产力、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缓解农民群众的后顾之忧等。第三章主要是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综合测量指标体系的构建。分别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执政价值理念的公信力、公共政策的公信力、组织结构的公信力和组织绩效的公信力以及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外部环境等五个方面构建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综合测量指标体系。具体来说,从农村基层党组织执政价值理念的公信力可以从执政价值理念“是否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是否以人民满意为宗旨”、“是否以提高效能为目标”三个方面测量,公共政策的公信力可以从地方公共政策的法律与社会合法性、过程的公正性、内容的针对性等三个方面测度,组织结构的公信力主要可以从农村基层党组织设置的合理性、农村基层党组织结构的开放性、农村基层党组织队伍的先进性等三个方面进行测度,组织绩效的公信力主要可以从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和在公共服务中的绩效两个方面来测度,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外部环境可以从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三方面进行测量。第四章主要是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现状的实证分析。首先对实证研究的方法和社会调查的样本状况进行阐明和分析,然后根据调查数据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执政价值理念的公信力、公共政策的公信力、组织结构的公信力和组织绩效的公信力等四个方面分析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现状。研究表明:一是农村基层党组织价值理念的公信力状况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公众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片面注重经济发展,尤其对农村文化生活方面重视不足,但也开始关注农村的全面发展,公众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否完全贯彻中央有关精神仍存在质疑。2、农村民众并没有感受到农村基层党组织十分在意自己满意不满意。3、农村民众在很大程度上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价值理念存在搞形式主义,搞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不注重实效等问题。4、农村公众会通过话语表达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执政价值理念的质疑。二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公共政策的公信力状况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有超过七成的农村民众质疑了当地公共政策在法律和中央政策层面的合法性,地方政策并没能在很高程度受到农村民众的赞同和认可,农村公共政策的法律与社会合法性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问题。2、农村地方政策在出台之前没能充分征求公众的意见,对地方政策的宣传和信息传达力度不够,农村群众对地方政策本身的公平性、执行的公正性还存在较大程度的质疑。3、农村民众认为地方公共政策的内容设定有一定的针对性,但仍显不足;超过八成的农村民众认为地方政策不能完全解决自己当前存在的主要困难。4、农村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对地方公共政策的不满并通过话语或行动进行表达。三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结构的公信力状况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近四成的农村民众认为当前部分地区的村党组织的设置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合理性。2、农村村党支部成员大部分呈现出老化趋势,但农村基层党组织吸纳新党员尤其是吸纳年轻农民精英的主动性不足,体现了公众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开放性存在质疑。3、农村党支部书记的选举中存在比较普遍的上级指派和地方势力操控现象,超过八成的农民群众认为基层党组织干部有以权谋私的可能性,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干部与农民群众的感情关系并不十分融洽。4、农村民众对基层党组织不信任的行为大多在村落内部范围以温和的方式实施,较少采用上告、上访和直接冲突等剧烈方式。四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绩效的公信力状况体现在以下三大方面:1、绝大多数农村民众认可村党支部在农村发展的作用,承认村党支部给村民带来好处但也存在一些困扰,同时认为村里党员没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2、公众比较认可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各类公共服务中的成绩,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农民经济收入得到了提高,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正得到逐步改善,农民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人际关系更加融洽,社会治安有好转趋势。但是社会保障制度实际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同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评价不一。有超过六成的农村民众会通过话语表达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成绩和实效的不满。总体上来说,虽然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公信力还存一定的问题,但是整体上来看农民群众还是比较信任农村基层党组织,并且信任程度呈现上升趋势。第五章主是分析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环境因素影响。分别从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等三个方面的外部环境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影响和内在关系。研究表明:一是经济环境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影响。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型推进得越快的村落,一般来说村民的富裕程度更高,但是其贫富差距也会拉大,村民往往认为当地对弱势群体的扶持不足。在这样的村落中,村民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价值理念、公共政策和组织绩效的信任程度更高,但是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本身的不满和产生质疑更大。二是文化环境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影响。随着农村地区的发展,农村居民表现出了较强的文化自信,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公信力。然而农村地区家族观念的淡化,传统文化边缘化,农村民众环保意识的提升,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公信力。而农村居民的计划生育观念、养老观念的转变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并不存在显着的影响。三是社会环境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影响。随着农村地区社会利益进一步分化,农村邻里纠纷现象有所增加。同时农村地区的社会流动加剧,农民增长了见识,产生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不满意心理,降低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公信力。农村互帮互助的传统社会关系仍然普遍存在,在一定程度有利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维持与提升。因此在总体上来说,当前农村社会环境的变迁,降低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公信力。第六章主要是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途径研究。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途径主要在于:一是提升群众对农村基层党组织成员的个人信任,具体包括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成员的业务能力、培养农村基层党组织成员的高尚人品、建立农村基层党组织成员与群众的亲密关系等方面;二是提升群众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制度信任,具体包括建立保护群众权利的社会制度安全网、保证制度的公正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建立权威的信任奖惩机制、使群众了解民主的规则与程序、为群众提供对政策偏好与不满的表达渠道、有效的信息传递设施和系统等方面;三是培育良好的现代信任文化,具体包括加强群众的现代公民意识教育、鼓励自由竞争与自由签约活动、引导建立宗教、传统、历史习惯等文化机制中的信任关系等方面。
吴群涛[9]（2017）在《“另类青春之歌”—朋克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研究》文中指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源于英美的朋克如今已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的青年文化。早在七十年代末朋克便传入中国,在中国摇滚发展的推动下,于九十年代中期受到了中国青年的广泛关注和热情追捧。在近四十年时间的传播过程中,中国元素和中国话语融入朋克,并对其进行筛选、吸收和改造,最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朋克亚文化。论文绪论部分对朋克文化这一研究对象进行了界定,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评析,同时对研究意义和价值、创新点、重难点、方法、思路、论文结构安排等进行了相应介绍。论文第一章从梳理英语中“punk”的词源及衍变入手,回顾朋克运动在英美的兴起与发展,剖析出朋克的文化内涵。同时,由“punk”汉译上出现过的论争切入,对朋克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历程予以概述——经过十余年的“道听途说”和近十年的“地火燎原”,目前朋克在中国的传播处于平稳发展期。在此期间,国内主要有四种朋克传播方式,包括翻译、“打口”、“迷笛”和独立厂牌,它们的联合作用扩大了朋克的受众群体,促成了中国摇滚朋克时代的到来。论文第二章聚焦中国“朋克时代”,选取朋克先锋崔健和何勇,北京朋克乐队群“无聊军队”,以“盘古”、“舌头”、“苍蝇”和“生命之饼”为代表的外省朋克和广受国际媒体关注的“挂在盒子上”为核心的女子朋克乐队进行深入考察,解析朋克在中国的本土化历程和特征。论文第三章论述具有代表性的乐评人与朋克紧密相关的活动与观点。主要分析涵括郝舫、李皖、颜峻三位知名乐评人的朋克乐评。他们分别代表了国内乐评人在对待朋克文化主要的批评方式与态度,其作品受到了不同时期各个层次的中青年读者的认可,实质上参与了朋克文化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极大地影响着人们对朋克文化的认识,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价值。论文第四章先从文化认同中的立场和思维、文学的个性表达与普遍诉求和文化认同与文学审美范式的转换三个方面来论析文化认同与文学审美范式的关系,再从文学书写与亚文化传播紧密关联的角度,连通卫慧与棉棉、宁肯与春树这两组具体的“朋克书写个案”的脉象,分析当代作家对朋克文化的接受差异。论文结论呼应绪论及正文各部分,强调指出朋克文化实践的最大意义是不断地敞开问题,让人们拥有更多自由地表达与争论的空间、方式与勇气,并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
黄晶[10]（2016）在《时代语境与高尔斯华绥戏剧》文中研究说明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1867-1933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重要的小说家和戏剧家,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除了《福赛特世家》三部曲等小说之外,还有大量剧作传世。他的戏剧不仅显示出超乎寻常的丰富的思想,还富有极大的独创性和高超的技巧。20世纪20-40年代,高尔斯华绥的戏剧曾在中国传播,其揭出病苦的批判精神,同情弱势群体的人道情怀,崇尚公平正义的现代价值观,直面现实的写真手法等,对中国话剧的精神蕴涵、艺术面貌以及走向成熟的发展历程等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我国对高尔斯华绥剧作的译介、搬演、研究均相对冷寂,20世纪40年代以后,高氏戏剧逐渐淡出国人视野。尚有9部高氏剧作没有中译本,迄今并无研究高氏戏剧的专着问世。高尔斯华绥的戏剧对于中国戏剧的意义不仅仅体现在过去,对今天的中国戏剧创作仍然具有重要价值,是值得我国剧坛和学界持续关注的“他山之石”。例如,高氏剧作对弱势群体的热切关注,对公平、正义的大声呼唤,对冷漠、自私的鞭挞,对善良、正直、有担当的人性之光的礼赞,无论是对于当今的戏剧创作,还是对净化社会风气而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故笔者试图以本文重新“唤醒”我国剧坛和学界对这位世界戏剧名家的记忆。除《引言》之外,本文共分五章,另有《余论》和《高尔斯华绥生平大事年表》等四个附录。第一章论述高尔斯华绥所处的时代及其语境。高尔斯华绥出生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戏剧创作开始于20世纪初,此前的人生阅历、思想倾向、艺术观念对其戏剧创作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因此,本章首先考察维多利亚时代及其语境,然后再考察高氏戏剧创作所经历的爱德华七世与乔治五世时代及其语境。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政治上实现了贵族政体向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转变,经济上完成了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的转型,制造业空前发展,有世界工厂之誉。但资本原始积累所造成的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社会不公、海外殖民等成为普遍现实,底层民众处境悲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等风起云涌。乔治五世时期英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海外殖民地纷纷独立,国内的煤矿、铁路工人大罢工,起义、骚乱也时有发生,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经济遭受重创,物价飞涨,大批工人失业,引发了深层次的道德问题,尤其是信仰和家庭伦理问题,国民由战争的狂热跌入悲观失望的情绪之中。这些都在高尔斯华绥的剧作之中有或明或暗、或多或少的反映,高氏的许多剧作可以说是这个血与火的时代生动形象的纪录。第二章分析高尔斯华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创作的12部剧作。这些剧作大多是聚焦劳资冲突、阶级对立、社会底层的困境、不公的审判制度、令人精神崩溃的监狱管理、殖民战争等社会现实问题的“社会问题剧”,但也有触及婚姻家庭生活与社会公德等问题的伦理道德剧,彰显了自由、平等、正义等现代价值,剧中拒绝冷漠,护佑众生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同情弱者的悲悯情怀令人动容。多数剧作思想与社会生活蕴涵丰富而深刻,时代性和批判性很强,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强烈的反叛社会的精神。《银烟盒》中议员的妻子白夫人、议员的儿子杰克和女佣的丈夫蒋四,《欢愉》中与人同居的茉莉及不理解她的女儿卓怡,《争斗》中不惧牺牲的工人领袖罗伯特以及主张用铁腕手段对待罢工工人的董事长安东尼,《长子》中具有新型婚恋观的勋爵长子培尔和女仆符丽德,《正义》中遭受非人折磨的罪犯菲尔德,《愚人》中被讥为“傻瓜”的画家威尔文,《逃亡者》中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有夫之妇克莱尔,《乌合之众》中的“反战英雄”、议员莫尔,《小个子》中热心助人却遭受误解的小个子,《一丝爱意》中的牧师斯特兰威等形象,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时代特征,不同于以往戏剧舞台上的人物形象,而且栩栩如生,个性鲜明。从表现形式和审美形态看,其中既有自然主义风格的写实戏剧,也有抒情性较强、浪漫色彩鲜明的诗剧;大多是篇幅较长的多幕剧,也有只有一场的短剧;大多是令人震撼但又与传统悲剧不太相同的悲剧,也有悲喜混杂的正剧和令人解颐的喜剧与闹剧。这说明高尔斯华绥的编剧技巧已臻娴熟。第三章分析高尔斯华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创作的15部剧作。这些剧作大多反映“一战”后英国的社会现实,现实性与时代性仍然是其特色,对底层群众的关怀和对上流社会的揭露批判仍然是其重要的精神取向。例如,从侧面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败北》,正面揭露殖民者罪恶的《森林》,表现“一战”后英国信仰缺失的《忠诚》,谴责工业新贵与乡绅、佃农“斗法”的《欺诈游戏》,反映英国煤炭工人失业、“一战”中伤残军人没有得到妥善安置、战后英国内政混乱、党争严重的《放逐》,描写犯人忍受不了监狱里狗一般的生活而越狱的《逃脱》,揭露无良记者不顾新闻伦理为吸引眼球歪曲事实的《一场闹剧》等都是例证。但这一时期的剧作又有不同于前一时期的某些特点,剧作中体现的人道主义关怀更甚“一战”之前,最为突出的是:内容上偏重于反思伦理道德和叩问人性,表现向度上向“内”用力,表现手法上引入象征手法,艺术旨趣上追求哲理性,审美形态上悲剧减少,正剧、喜剧增多。例如,描写“一战”结束后返乡的士兵杰克发现未婚妻另有所爱后唱着歌离去的《太阳》,借勋爵德罗蒙蒂家的地下酒窖象征底层群众和国家基础的《根基》,探讨战后信仰问题的《玻璃窗》,呼唤复兴传统骑士精神和绅士风范的《玻璃窗》《老式英国人》,叩问人性的《最前的和最后的》（《逃脱》中也有对人性之光的表现,主人公麦特为了不让牧师撒谎,主动现身,被前来抓捕的警察带走,体现了麦特的人性觉醒）,表现人们在大火中相互帮助,找回人性尊严的《天台》等都是例证。《败北》《忠诚》《欺诈游戏》《森林》等剧作亦有哲理性和反思品格,例如,《败北》一剧对爱国主义的反思就相当深刻,具有很强的哲理性。与哲理性、象征性追求相一致,这一时期剧作的人物个性不如前一时期鲜明。第四章对高尔斯华绥的艺术思想进行梳理,探讨这些思想与时代语境的关系,并对高氏艺术思想与其艺术实践——特别是戏剧创作的关系进行了辨析。高尔斯华绥认为,艺术源于自然和生活,其目的在于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包含戏剧家在内的艺术家必须公正,要热爱生活,勇于直面社会现实,坚持独立思考,不为流俗所左右,善于发现真理,敢于反映真理;戏剧家应具备较高的素养和人道主义情怀;艺术的生命在于它的“境界”和“魅力”,好作品应能体现生命的尊严。这些思想是工业新贵代替旧贵族主导社会的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凝聚了启蒙精神和批判现实主义之要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他还对当时社会的一些艺术现象和艺术批评方法表达了自己独特的见解。高氏一生的戏剧创作也充分地体现了其艺术思想。第五章考察高尔斯华绥戏剧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历程。高尔斯华绥的戏剧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开始于新文化运动之后,其作品的介绍、翻译、研究和演出深受中国社会时代语境的影响。民国时期的高尔斯华绥戏剧传播以作品翻译、评介等为主,主要关注点在于作品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和社会不公问题的揭露与批判,剧作演出虽然不是很多,但因切合时代需要,反响热烈。此外,通过分析高尔斯华绥戏剧与陈大悲、郭沫若、曹禺、顾仲彝、向培良等现代剧作家的戏剧创作的关系,透视高氏戏剧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后,高尔斯华绥的戏剧受到冷落,学界判定其为资产阶级剧作家,认为他宣扬阶级调和,对其作品以批判为主。1978年至今,中国掀起了外国戏剧研究热潮,但高氏剧作继续遇冷,翻译、研究者寥寥。余论阐述了高尔斯华绥戏剧对中国戏剧的现状与未来的意义。
二、感受当代中国律师──“中国律师2000年大会”侧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感受当代中国律师──“中国律师2000年大会”侧记（论文提纲范文）
（1）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的碰撞 ——威廉·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选题意义 |
| 二、福克纳研究综述 |
| 三、大江健三郎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怀乡想象与时代精神的碰撞 |
| 第一节 从“故乡传统”到“异乡体验” |
| 一、灵感之源:密西西比传说与四国森林峡谷村庄神话 |
| 二、转折点:异乡体验激发的创作转向与崛起 |
| 第二节 从“边缘文学”到“世界文学的中心” |
| 一、“爱恨交织”的美国南方与“暧昧”的日本 |
| 二、从“个人体验”到“人类共相” |
| 第二章 殊途同归的现代性主题 |
| 第一节 身份主题——以《八月之光》和《个人的体验》的比较为例 |
| 一、身份主题的历史语境 |
| 二、意象书写中折射出的身份焦虑 |
| 三、精神危机与道德困境引发的身份逃离 |
| 四、绝望中人性的闪光——身份觉醒与身份重建 |
| 第二节 女性创伤主题——历史记忆下悲观与乐观的两极 |
| 一、福克纳笔下的女性创伤与复仇 |
| 二、大江健三郎笔下的女性创伤与复原 |
| 第三节 反战主题——异质文化背景下共通的反战宣言 |
| 一、战争创伤书写折射出的反战思想——以《士兵的报酬》和《迟到的青年》的比较为例 |
| 二、异质文化文本中的和平意识——以《寓言》和《广岛札记》的比较为中心 |
| 第三章 历史记忆与现代主义想象力 |
| 第一节 意识流构筑的作品迷宫 |
| 一、绝望中的内心独白:穿越心灵地狱向死而生 |
| 二、自由联想:潜意识底层的“本我” |
| 第二节 融合“记忆”与“启示”的叙事时间 |
| 一、在“闪回”的记忆中洞见历史 |
| 二、在“时光交错”中警示未来 |
| 第四章 互文性创作的契合与差异 |
| 第一节 作品群内的自我指涉 |
| 一、互文性书写中空间意象的构建 |
| 二、蛛网式创作中人物的穿梭与再现 |
| 三、对前文本的利用与改写——重复中凸显出隐喻的力量 |
| 第二节 跨越时空的文学记忆与互文性创作 |
| 一、与《圣经》互文中折射出的拯救意识 |
| 二、与《金枝》互文中凸显出的社会与政治意蕴 |
| 三、“语言诗化”的互文性创作:小说家与诗人跨时空的对话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大江健三郎主要作品创作年表 |
| 附录2 福克纳主要作品创作年表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当代中国法律精神大众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目的及意义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选题背景 |
| （三） 理论意义 |
| （四） 现实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法律精神大众化的一般理论 |
| 一、 法律精神概念之考辨 |
| （一） 法律精神的内涵 |
| （二） 相关概念比较分析 |
| 二、 法律精神形成的社会基础 |
| （一） 法律精神的社会经济基础 |
| （二） 法律精神的社会政治基础 |
| （三） 法律精神的社会文化基础 |
| 三、 法律精神大众化之诠释 |
| （一） “大众化”的语义分析 |
| （二） 法律精神大众化的内涵 |
| 第二章 法律精神大众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 |
| 一、 推动法律精神大众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需要 |
| （一）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
| （二） 维护人民合法权益 |
| （三） 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
| 二、 推动法律精神大众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需要 |
| （一） 有利于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 |
| （二） 有利于坚定“四个自信” |
| （三） 有利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三、 推动法律精神大众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
| （一） 培育公平竞争意识 |
| （二） 养成主体平等意识 |
| （三）提供市场经济法治保障 |
| 第三章 推进当代中国法律精神大众化的理论基础与基本遵循 |
| 一、 推进当代中国法律精神大众化开展教育的理论基础 |
| （一） 马克思主义的法哲学观指明了核心教育内容 |
| （二） 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理论明确了教育对象 |
| （三） 马克思、恩格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设定了教育目标 |
| （四） 列宁的灌输理论提供了教育的基本途径 |
| 二、 推进当代中国法律精神大众化的基本遵循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
| （二） 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障 |
| （三）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
| 第四章 完善当代中国法律精神大众化的制度保障 |
| 一、 以加强党的建设引领法律精神大众化 |
| （一） 全面从严治党，锻造领导力量 |
| （二） 抓好“关键少数”，提升榜样力量 |
| 二、 以完善法治建设助推法律精神大众化 |
| （一） 扩大公众参与，提高立法质量 |
| （二） 严格行政执法，实现依法治理 |
| （三） 公正司法行为，提高司法公信力 |
| 第五章 当代中国法律精神大众化的教育实践途径 |
| 一、 法律精神大众化融入教育全过程 |
| （一） 学校教育中法律精神的培育 |
| 1. 中小学教育法律精神的培养 |
| 2. 高校大学生法律精神的培养 |
| （二） 社会教育中法律精神的养成 |
| 1. 推动新时代我国普法教育 |
| 2. 构建推动法律精神大众化的法治文化环境 |
| 二、 构筑法律精神大众化的网络新媒体教育环境 |
| （一） 运用新媒体开展法律宣传 |
| （二） 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环境 |
| 三、 在日常生活中开展自我教育塑造法律精神 |
| （一） 法律精神进入日常生活的场域 |
| （二） 法律精神在大众日常生活中的塑造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媒体融合背景下人民日报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选题背景与文献综述 |
| 1.1 媒体融合是一场巩固主流舆论阵地的攻坚战 |
| 1.1.1 媒体融合的背景:主流媒体面临空前挑战 |
| 1.1.2 媒体融合的手段:打造新型主流媒体 |
| 1.1.3 媒体融合的目的:传播和塑造主流价值观 |
| 1.2 人民日报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
| 1.2.1 独特地位:党中央机关报的使命与担当 |
| 1.2.2 重要作用:从主流媒体到新型主流媒体 |
| 1.2.3 具体实践:用主流新闻塑造传播主流价值观 |
| 1.3 人物报道对传播塑造主流价值观具有重要作用 |
| 1.3.1 人物报道溯源:东方纪传体史书与西方人物传记 |
| 1.3.2 中国特色人物报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体现 |
| 1.3.3 西方特色人物报道:现代传播学的借鉴 |
| 1.4 栏目创新是一项意义深远的系统工程 |
| 1.4.1 栏目:也是一种系统化的框架结构 |
| 1.4.2 人民日报的栏目创新:正处在新的活跃期 |
| 1.4.3 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研究:尚待深耕的“沃土” |
| 1.5 本研究目的、意义、方法和结构 |
| 1.5.1 本研究选题的目的 |
| 1.5.2 本研究选题的意义 |
| 1.5.3 本研究的基本方法 |
| 1.5.4 本研究的逻辑结构 |
| 第二章 媒体融合阶段人民日报人物报道的多维分析 |
| 2.1 文本分析:对9462篇人物报道的量化分析 |
| 2.1.1 人物报道日均发稿量在5篇以上 |
| 2.1.2 人物报道发稿的主阵地在要闻版 |
| 2.1.3 人物报道的主旋律是核心价值观 |
| 2.1.4 人物报道是人民日报的核心优势 |
| 2.2 栏目分析: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空前活跃 |
| 2.2.1 栏目众多:涉及人物报道的栏目多达387个 |
| 2.2.2 创新活跃:新开设人物报道栏目多达197个 |
| 2.2.3 结构有序:人物报道栏目呈现四大集群现象 |
| 2.3 模式分析:媒体融合催生人物报道新模式 |
| 2.3.1 “扫一扫”背后:媒体融合带来新闻模式之变 |
| 2.3.2 人物报道新体验:“扫描二维码体验更丰富” |
| 2.3.3 人物报道新映像:“看人民映像品百味人生” |
| 2.3.4 人物报道新呈现:“扫一扫与人物面对面” |
| 2.4 理论分析:社会文化空间的重构与精神交往升级 |
| 2.4.1 文化空间重构呼唤精神交往升级 |
| 2.4.2 人类精神交往具有“多层次性”特征 |
| 2.4.3 高层次精神交往追求人与人的默契、心与心的和谐 |
| 2.4.4 高层次精神交往的价值在于构建心灵相通的意义世界 |
| 2.4.5 人民日报人物报道的精神交往意义 |
| 第三章 人民日报人物报道栏目创新历程:久久为功的铸魂工程 |
| 3.1 纸媒体阶段:树立重大典型,报道新人新事 |
| 3.1.1 典型人物报道的三次高潮(1949—1989) |
| 3.1.2 典型人物报道的栏目化趋势(1990-1996) |
| 3.1.3 “新人新事”类栏目的演化(1951—1996) |
| 3.2 报网互动阶段:弘扬时代先锋,讲述百姓故事(1997—2013) |
| 3.2.1 报网互动开启典型报道“新模式” |
| 3.2.2 “时代先锋”栏目成为典型报道“顶梁柱” |
| 3.2.3 普通人物报道栏目成为“新常态” |
| 3.3 媒体融合阶段:讴歌时代楷模,构建精神大厦(2014——2019) |
| 3.3.1 典型报道栏目集群:矗立起精神大厦的“核心筒” |
| 3.3.2 普通人报道栏目集群:编织起精神大厦的“巨型框架” |
| 3.3.3 主题人物报道栏目集群:构造出精神大厦的“加强桁架” |
| 3.3.4 全媒体人物报道栏目集群:突出为精神大厦的“塔尖” |
| 第四章 人民日报典型人物报道栏目集群:精神大厦的“核心筒” |
| 4.1 时代楷模报道:铸就“核心筒”的“中心柱” |
| 4.1.1 “时代楷模”的来龙去脉 |
| 4.1.2 “时代楷模”的“全媒体交响” |
| 4.1.3 人民日报上的“时代楷模” |
| 4.2 四大典型报道栏目:“核心筒”的“四大支柱” |
| 4.2.1 “时代先锋”栏目:先锋模范的典型事迹 |
| 4.2.2 “先锋足印”:践行核心价值观 |
| 4.2.3 “最美基层干部”:扎根基层的颂歌 |
| 4.2.4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永恒的英烈精神 |
| 4.3 中小型典型报道栏目群:“核心筒”的有机结构 |
| 4.3.1 多姿多彩的“典型风采” |
| 4.3.2 别出心裁的“典型呈现” |
| 4.3.3 各式各样的“典型故事” |
| 4.4 人民日报典型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理论分析:为国家立心,为时代铸魂 |
| 4.4.1 典型人物:体现“榜样的力量” |
| 4.4.2 典型人物报道:体现党报的担当 |
| 4.4.3 栏目创新:为典型人物报道开辟新空间 |
| 第五章 人民日报普通人物报道栏目集群:精神大厦的“巨型框架” |
| 5.1 大型栏目:“巨型框架”的“巨型柱” |
| 5.1.1 “走转改”系列:歌颂基层一线的普通劳动者 |
| 5.1.2 “微故事”系列:微小故事里的伟大进程 |
| 5.1.3 “影像”系列:镜头里的百姓故事 |
| 5.1.4 “青春派”:青春飞扬的新一代 |
| 5.2 中小型栏目群:“巨型框架”的“二级柱” |
| 5.2.1 “发现”系列:挖掘生活深处的精神之美 |
| 5.2.2 “生活”系列:老百姓的美好新生活 |
| 5.2.3 “法治”系列:见证法治进程 |
| 5.2.4 “青春”系列:新生代的故事 |
| 5.3 人民日报普通人报道栏目创新理论分析:“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实践 |
| 5.3.1 用“新人新事”反映“新时代新风尚” |
| 5.3.2 讲述普通人身边的感人故事 |
| 5.3.3 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巨型框架” |
| 第六章 人民日报主题人物报道栏目集群:精神大厦的“加强桁架” |
| 6.1 新时代主题人物报道栏目群:四大“腰桁架” |
| 6.1.1 中国梦系列栏目:用“中国梦”凝聚人心 |
| 6.1.2 新时代系列栏目:演奏新时代交响 |
| 6.1.3 脱贫攻坚系列栏目:脱贫攻坚的故事 |
| 6.1.4 中国故事系列栏目: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 |
| 6.2 纪念性栏目群:四大“伸臂桁架” |
| 6.2.1 抗战主题系列人物栏目:传承抗战精神 |
| 6.2.2 长征主题系列栏目:重温长征精神 |
| 6.2.3 改革开放系列栏目:坚定改革开放的脚步 |
| 6.2.4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栏目:掀起爱国主义的高潮 |
| 6.3 人民日报主题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理论分析:智媒时代尤需“以情动人” |
| 6.3.1 重大主题报道的“技术含量”不断提高 |
| 6.3.2 不断提高重大主题报道的“人气指数” |
| 6.3.3 “以情动人”是重大主题报道的最高境界 |
| 第七章 人民日报全媒体人物报道栏目集群:精神大厦的“塔尖” |
| 7.1 在媒体融合大潮中开创人物报道新栏目 |
| 7.1.1 “点赞中国”:第一个大型全媒体互动人物报道栏目 |
| 7.1.2 “工匠绝活”栏目:用绝活表现“绝活” |
| 7.1.3 “暖闻热评”栏目:用评论传播“人物” |
| 7.1.4 “中国有我”栏目:用故事为奋斗者喝彩 |
| 7.2 在“中央厨房”支撑下讲述全国两会“融故事” |
| 7.2.1 “融·两会”栏目:中央厨房的新呈现新体验 |
| 7.2.2 “融两会”栏目:不一样的故事,不一样的讲述 |
| 7.2.3 “我当融记者”栏目:人民日报记者的“融故事” |
| 7.3 在媒体融合时代讲好“总书记”的“微故事” |
| 7.3.1 “我和总书记面对面”栏目:“大主题”的“全媒体呈现” |
| 7.3.2 “总书记的深情牵挂”栏目:脱贫攻坚最前沿的故事 |
| 7.3.3 总书记的“微镜头”:“大人物”的“微视角” |
| 第八章 结论与启示:筑牢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基础 |
| 8.1 铸党魂:强化精神大厦的“核心筒” |
| 8.1.1 活力的源泉:党的主题教育活动接力 |
| 8.1.2 永远的初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
| 8.1.3 榜样的力量:用英烈先锋教育全党 |
| 8.2 聚民心:优化精神大厦的“巨型框架” |
| 8.2.1 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
| 8.2.2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聚民心” |
| 8.2.3 生动具体地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8.3 砺铁军:锤炼精神大厦的“铸魂人” |
| 8.3.1 新闻工作者也是“铸魂人” |
| 8.3.2 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武装新闻工作者 |
| 8.3.3 担当起“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历史重任 |
| 8.3.4 书写好当代中国人民的奋斗史、生活史、心灵史 |
| 参考文献 |
| 致谢:一个新闻记者的心路 |
| 个人简介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4）人民政协参与基层治理工作研究 ——以徐汇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四节 研究结构 |
| 第二章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概述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 |
| 一、政协协商 |
| 二、基层治理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协商民主理论 |
| 二、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理论 |
| 三、治理理论 |
| 四、人民政协参与社会治理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
| 第三章 人民政协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作用 |
| 第一节 上海各区政协参与基层治理情况 |
| 一、政协参与基层治理的工作依据 |
| 二、上海各区政协参与基层治理的组织及工作方式 |
| 第二节 人民政协在基层治理中独特优势与作用 |
| 一、人民政协在基层治理中的独特优势 |
| 二、人民政协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 |
| 第四章 案例分析:徐汇区政协参与基层治理工作 |
| 第一节 历史沿革 |
| 一、萌发期 |
| 二、发展期 |
| 三、成熟期 |
| 第二节 组织机构及制度保障 |
| 一、 “满意在徐汇·服务在基层”人员构成 |
| 二、 “满意在徐汇·服务在基层”组织机构 |
| 三、 “满意在徐汇·服务在基层”工作制度 |
| 第三节 委员参与基层治理途径 |
| 一、倾听民意并咨政建言 |
| 二、融通资源并凝心聚力 |
| 第四节 委员参与社区治理成效 |
| 一、社区群众对“满意在徐汇·服务在基层”感受度分析 |
| 第五章 人民政协参与基层治理的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人民政协参与基层治理的问题 |
| 一、认识不统一 |
| 二、角色不清晰 |
| 三、制度不健全 |
| 第二节 产生问题原因分析 |
| 一、向下传导协商民主理念难度较高 |
| 二、政协参与社区治理的法理支持不足 |
| 三、政协委员参与基层治理主体意识不到位 |
| 四、政协参与社区治理途径不丰富 |
| 第六章 解决问题的对策性思考 |
| 第一节 把握党政主导的原则 |
| 一、获得党委承认,给予委员进社区的合法性支持 |
| 二、加强制度建设,严格执行中央关于人民政协的部署规定 |
| 第二节 培育参与主体的协商能力 |
| 一、提高委员联系群众的水平 |
| 二、培养公民参与的意识 |
| 第三节 发挥人民政协的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
| 一、凸显人民政协界别特色 |
| 二、拓展人民政协履职职能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5）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写作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方法源头: 马克思的思想遗产 |
| 第一节 否定性的“文化生产” |
| 第二节 神话化的“文化生产” |
| 第三节 经济学的“文化生产” |
| 第四节 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 |
| 小结 |
| 第二章 观念前提: 艺术的观念史反思 |
| 第一节 作为概念的艺术 |
| 第二节 文艺复兴与艺术家的独立 |
| 第三节 启蒙运动与美学的诞生 |
| 第四节 浪漫—唯美—先锋: 艺术的神话 |
| 小结 |
| 第三章 观念前提: 文化的观念史反思 |
| 第一节 现代文化概念的形成 |
| 第二节 时空框架中的文化 |
| 第三节 现代神话与神话观念 |
| 第四节 文化的神话透视 |
| 小结 |
| 第四章 理论语境: 文化理论与文化转向 |
| 第一节 文化理论的兴起 |
| 第二节 文化理论的脉络 |
| 第三节 后现代与文化转向 |
| 小结 |
| 第五章 文化生产研究的四条路径 |
| 第一节 社会学路径 |
| 第二节 历史学路径 |
| 第三节 传播学路径 |
| 第四节 经济学路径 |
| 小结 |
| 第六章 文化生产研究的四重视角 |
| 第一节 技术视角: 本雅明的机械复制理论 |
| 第二节 大众视角: 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 |
| 第三节 组织视角: 莫兰的生产—创造辩证法 |
| 第四节 权力视角: 布尔迪厄的文化生产场 |
| 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已公开发表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舒巧 门文元舞剧创作风格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既往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对象的确定及其范围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点 |
| 第一章 舒巧、门文元的成长背景阐释 |
| 第一节 革命战火中锻造的精神底色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文艺工作 |
| 一、新中国第一个舞蹈学习班的学员——舒巧 |
| (一)崔承喜艺术观的影响 |
| (二)第一个小型舞蹈作品《剑舞》 |
| (三)在《小刀会》《鱼美人》之争中开启舞剧探索之路 |
| 二、部队中艰苦奋斗的“蜡头”精神——门文元 |
| (一)部队基层生活的滋养 |
| (二)自觉响应“向传统和民间舞蹈学习”的号召 |
| (三)被舞蹈界所瞩目的《金山战鼓》 |
| 三、探索舞剧民族形式的时代需求 |
| 小结 |
| 第二章 舒巧、门文元的舞剧创作环境探究 |
| 第一节 上海、沈阳相异的舞蹈发展趋势 |
| 第二节 八十年代香港的舞剧创作环境 |
| 一、香港舞蹈团艺术总监制的管理运营机制 |
| 二、由“票房”“舞评”形成的监督机制 |
| 三、在港期间舒巧独立自主的创作状态 |
| 四、因爱舞蹈而舞蹈的“兴趣说” |
| 第三节 九十年代到新世纪初中国(内地)的舞剧创作环境 |
| 一、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创作指向 |
| 二、从“动态建构”到“精神寻根”的主题嬗变 |
| 三、门文元成就“小团造大戏”的创作神话 |
| 小结 |
| 第三章 舒巧、门文元的舞剧作品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舞剧创作题材选择的比较 |
| 一、关于舞剧创作题材的选择 |
| (一)舒巧在多种题材中实现对“人”的深沉注视 |
| (二)门文元在选材中完成“救国”主题的书写 |
| 二、关于舞剧台本的改编体裁 |
| (一)舒巧从小说文本着手重构舞剧 |
| (二)门文元重塑影视经典的舞剧创作 |
| 小结 |
| 第二节 舞剧形象塑造的比较 |
| 一、舒巧舞剧作品的形象塑造 |
| (一)心理型人物观带来揭示性情节的构成 |
| (二)开放性的人物结构 |
| (三)写意风格的追求与直描手法的运用 |
| (四)在限制中完成人物独特的形象塑造 |
| (五)对女性情感话题的关注与转变 |
| 二、门文元舞剧作品的形象塑造 |
| (一)行动型人物观派生出解决性情节的构架 |
| (二)锁闭性的人物结构 |
| (三)蕴藏着戏剧冲突的人物关系设置 |
| (四)战争背景与悲情氛围成为塑造英雄的语境 |
| (五)英雄主义精神的共同指向 |
| 小结 |
| 第三节 舞剧创作语言特性的比较 |
| 一、舒巧舞剧创作语言的特性 |
| (一)“因情立体”的语言生成 |
| (二)结构铺排中蕴含的言语效能 |
| (三)以群舞来揭示人物的身份境遇 |
| (四)“双人舞”成为舞剧叙述的关键元素 |
| (五)对动作语汇的大胆创新 |
| 二、门文元舞剧创作语言的特性 |
| (一)以推动情节发展为目的的结构骨架 |
| (二)强调本体形式美的语言铺排 |
| (三)把握传统的稳定性与流变性 |
| (四)建构视觉符号的话语系统 |
| (五)利用舞台综合技术来营造舞剧视觉效果 |
| 小结 |
| 第四章 舒巧、门文元的舞剧创作理念比较 |
| 第一节 为何创作——“开创”与“守望” |
| 一、舒巧的开创探索 |
| 二、门文元的守望担当 |
| 小结 |
| 第二节 怎样创作——(一)传统舞蹈表演形式的接续与发展 |
| 一、以开放的态度运用传统舞蹈动作素材库 |
| 二、以发展的眼光接续传统舞蹈表演程式 |
| 小结 |
| 第三节 怎样创作——(二)音乐和舞蹈是舞剧形象塑造的左、右手 |
| 一、尊重音乐自身的创作规律 |
| 二、突破“音乐长度表”的常规模式 |
| 三、从《鱼美人》《黄土地》中获得的启示 |
| 小结 |
| 第四节 为谁创作——寻求舞剧创作的人民性 |
| 一、舒巧强调沉浸于社会来了解人们关心的问题 |
| 二、门文元在舞剧创作上“抓住观众”的努力 |
| 三、吴晓邦的启示 |
| 小结 |
| 结语：中国舞剧创作个案对比研究的意义与启迪 |
| 附录一 ：舒巧重要作品创作年表 |
| 附录二 ：门文元重要作品创作年表 |
| 参考文献 |
| 作者介绍 |
| 致谢 |
（7）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我国需要研究的问题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未成年人司法的概述 |
| 第一节 中国未成年人司法的发展与现状 |
| 一、中国对未成年人特殊规定的历史沿革 |
| 二、中国未成年人司法的现状 |
| 第二节 中国未成年人司法的发展困境 |
| 一、未成年人法律规定缺乏体系性 |
| 二、未成年人司法缺乏独立性 |
| 三、未成年人案件的受理缺乏全面性 |
| 四、未成年人保护处遇体系缺乏健全性 |
| 第三节 未成年人司法在全球的发展及特征 |
| 一、世界三大未成年人司法模式的发展 |
| 二、现代未成年人司法的三大特征 |
| 第四节 中国未成年人司法的路径选择—体系化 |
| 一、体系化作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的研究方法 |
| 二、中国未成年人司法体系化的基本构想 |
| 第二章 体系化未成年人司法的思想理念 |
| 第一节 未成年人司法产生的基础——“国家亲权”理论 |
| 一、国家亲权的起源 |
| 二、国家亲权在美国未成年人司法中的延伸 |
| 三、国家亲权的基础:家长主义 |
| 第二节 国际未成年人司法原则——儿童利益最大化理论 |
| 一、“儿童利益最大化”的沿革与发展 |
| 二、儿童利益最大化在发展中的困境与应对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理念的选择 |
| 一、中国未成年人司法理念的评析 |
| 二、中国未成年人司法理念的选择 |
| 三、中国未成年人司法理念的实质要求 |
| 第三章 中国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适用范围 |
| 第一节 法律适用的主体 |
| 一、“未成年人”概念的选择 |
| 二、未成年人年龄范围的界定 |
| 第二节 法律适用的侵害行为 |
| 一、我国现行未成年人行为的法律规制 |
| 二、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 |
| 三、未成年人的触法行为 |
| 四、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 |
| 第三节 法律适用的被害案件 |
| 一、当前我国未成年人被侵害的主要特征 |
| 二、未成年人被侵害的主要情形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组织的体系性构建 |
| 第一节 少年法院的构建 |
| 一、中国少年法庭的起源与发展 |
| 二、中国少年法院创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
| 三、中国特色少年法院的基本构思 |
| 第二节 未成年人警务机制的构建 |
| 一、域外未成年人警务制度 |
| 二、公安机关在未成年人司法中的作用及职责 |
| 三、中国未成年人警务机制建立的必要性分析 |
| 四、中国构建未成年人警务制度的设想 |
| 第三节 中国未成年人检察制度的构建 |
| 一、中国未成年人检察制度的发展与困境 |
| 二、中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调整与重构的可能性 |
| 三、中国特色未成年人检察机制的构建 |
| 第四节 未成年人司法社工机制的创建 |
| 一、社工在未成年人司法中的角色优势 |
| 二、社区工作与未成年人犯罪 |
| 三、社工与未成年人保护 |
| 四、政府购买社工服务项目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未成年人案件的审理机制 |
| 第一节 未成年人案件审理的基本原则 |
| 一、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兼顾保护原则 |
| 二、全面调查原则 |
| 三、迅速简易原则 |
| 第二节 未成年人案件审理的特殊制度 |
| 一、不公开审理制度 |
| 二、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
| 三、社会调查制度 |
| 第三节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的基本程序 |
|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侦查 |
| 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查起诉 |
| 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判 |
| 第四节 未成年人民事权益保护案件的审理 |
| 一、中国关于未成年人民事权益保护案件的现行规定 |
| 二、中国当前未成年人民事保护案件审判机制的缺陷 |
| 三、中国特色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审判制度的构建 |
| 第五节 未成年人行政司法保护案件的程序性探索 |
| 一、中国未成年人行政案件审判的基本情况 |
| 二、中国未成年人行政审判的现状 |
| 三、中国特色未成年人行政审判机制的构建 |
| 第六章 中国特色未成年人保护处遇机制的构建 |
| 第一节 未成年人被害救助制度的构建 |
| 一、未成年人被害救助的概念及基本理念 |
| 二、未成年人被害救助机制的构建 |
| 三、未成年人被害预防机制 |
| 第二节 触法未成年人的保护处分 |
| 一、未成年人保护处分的界定 |
| 二、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实践与问题 |
| 三、中国特色未成年人保护处分的完善 |
| 第三节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处罚 |
| 一、未成年人刑事处罚的基本理念 |
| 二、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处罚的适用 |
| 三、未成年犯罪人的矫正机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内涵、构成要素与现实意义.. |
| 第一节 公信力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信任是公信力的核心 |
| 二、公共性是公信力对象和领域的特征 |
| 三、力度体现公信力的向度和度量特征 |
| 第二节 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内涵 |
| 一、执政党公信力研究的三种视角 |
| 二、执政党公信力内涵的综合辨析 |
| 三、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构成要素 |
| 一、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主体是公众 |
| 二、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对象是基层党组织的执政体系 |
| 三、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外部环境 |
| 四、公众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信任表达 |
| 第四节 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重要现实意义 |
| 一、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是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的需要 |
| 二、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是加强党组织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 |
| 三、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是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
| 第二章 三大改造完成后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建设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三大改造完成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建设的初步探索(1956-1966) |
| 一、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在不断探索中加强 |
| 二、以人民公社制度为主线的农村政策曲折发展 |
| 三、以“五保”制度为核心的农村社会福利 |
|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开始到改革开放之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建设的曲折发展(1966-1978) |
| 一、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遭到破坏 |
| 二、以平均分配制度为核心的农村政策使经济缓慢发展.. |
| 三、简易的农村社会福利体系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到现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建设的全面提升(1978 至今) |
| 一、恢复和加强了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 |
| 二、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解放农村生产力 |
| 三、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缓解农民群众的后顾之忧 |
| 第三章 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综合测量指标体系的构建 |
| 第一节 农村基层党组织价值理念的公信力 |
| 一、价值理念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 |
| 二、价值理念以人民满意为宗旨 |
| 三、价值理念以提高效能为目标 |
| 第二节 农村基层党组织公共政策的公信力 |
| 一、农村基层党组织公共政策的法律与社会合法性 |
| 二、农村基层党组织公共政策过程的公正性 |
| 三、农村基层党组织公共政策内容的针对性 |
| 第三节 农村基层党组织结构的公信力 |
| 一、农村基层党组织设置的合理性 |
| 二、农村基层党组织结构的开放性 |
| 三、农村基层党组织队伍的先进性 |
| 第四节 农村基层党组织绩效的公信力 |
| 一、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 |
| 二、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公共服务中的绩效 |
| 第五节 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综合测量指标体系 |
| 一、公众对农村基层党组织价值理念的信任 |
| 二、公众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公共政策的信任 |
| 三、公众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结构的信任 |
| 四、公众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绩效的信任 |
| 五、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外部环境 |
| 第四章 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现状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方法与样本状况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样本状况 |
| 第二节 农村基层党组织价值理念的公信力状况 |
| 一、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 |
| 二、以人民满意为宗旨 |
| 三、以提高效能为目标 |
| 第三节 农村基层党组织公共政策的公信力状况 |
| 一、公共政策的法律与社会合法性 |
| 二、公共政策过程的公正性 |
| 三、公共政策内容的针对性 |
| 第四节 农村基层党组织结构的公信力状况 |
| 一、组织设置的合理性 |
| 二、组织结构的开放性 |
| 三、组织队伍的先进性 |
| 第五节 农村基层党组织绩效的公信力状况 |
| 一、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 |
| 二、在公共服务中的绩效 |
| 第五章 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环境因素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经济环境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影响 |
| 一、农村经济环境状况 |
| 二、经济环境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影响 |
| 第二节 文化环境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影响 |
| 一、农村文化环境状况 |
| 二、文化环境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影响 |
| 第三节 社会环境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影响 |
| 一、农村社会环境状况 |
| 二、社会环境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影响 |
| 第六章 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途径研究 |
| 第一节 提升群众对农村基层党组织成员的个人信任 |
| 一、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成员的业务能力 |
| 二、培养农村基层党组织成员的高尚人品 |
| 三、建立农村基层党组织成员与群众的亲密关系 |
| 第二节 提升群众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制度信任 |
| 一、建立保护群众权利的社会制度安全网 |
| 二、保证制度的公正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
| 三、建立权威的信任奖惩机制 |
| 四、使群众了解民主的规则与程序 |
| 五、为群众提供对政策偏好与不满的表达渠道 |
| 六、有效的信息传递设施和系统 |
| 第三节 培育良好的现代信任文化 |
| 一、加强群众的现代公民意识教育 |
| 二、鼓励自由竞争与自由签约活动 |
| 三、引导建立宗教、传统、历史习惯等文化机制中的信任关系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致谢 |
（9）“另类青春之歌”—朋克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界定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
| 四、研究的创新点、重点与难点分析 |
| 五、主要研究方法、思路及论文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嬗变与发展:朋克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
| 第一节 嬗变中的朋克 |
| 一、朋克文化身份的“三重变奏” |
| 二、国内对“punk”汉译名的论争 |
| 第二节 朋克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
| 一、传播历程 |
| 二、主要传播方式及影响 |
| 第二章 喧嚣与愤怒:中国摇滚的“朋克时代” |
| 第一节 朋克先锋 |
| 一、崔健对“冲撞”风格的尝试 |
| 二、何勇与“性手枪”精神的契合 |
| 第二节 “无聊军队”朋克群体 |
| 一、“无聊军队”促进朋克亚文化在中国的发展 |
| 二、建构“青春乌托邦”:无聊军队专辑音乐歌词分析 |
| 第三节 外省朋克 |
| 一、外省朋克:“盘古”、“舌头”和“苍蝇” |
| 二、武汉朋克:“生命之饼(SMZB)” |
| 第四节 女子朋克 |
| 一、中国摇滚中的女性朋克 |
| 二、“挂在盒子上”:中国第一(支)女子朋克乐队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拨乱反正:国内乐评人对朋克的引介与批判 |
| 第一节 “比零还少,比最多还多”:郝舫哲评朋克 |
| 一、书写摇滚:《伤花怒放》与《灿烂涅盘》 |
| 二、论朋克的未来:《比零还少》 |
| 三、译介朋克:《上车走人》与《请宰了我》 |
| 第二节 “在黑暗中,看到一点亮光”:李皖文评朋克 |
| 一、引介西方朋克摇滚诗歌 |
| 二、重申对朋克概念的认识 |
| 三、展开对中国朋克摇滚的批评与反思 |
| 第三节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颜峻怒评朋克 |
| 一、活跃在摇滚现场的诗人 |
| 二、论噪音与音乐 |
| 三、对中国朋克的批判性反思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书写与差异:中国当代作家对朋克的文学接受 |
| 第一节 文化认同与文学审美范式 |
| 一、文化认同中的立场和思维 |
| 二、文学的个性表达与普遍诉求 |
| 三、文化认同基础上文学审美范式的建构 |
| 第二节 卫慧、棉棉的朋克书写比较 |
| 一、浪漫遮蔽反叛:卫慧的“另类”文学 |
| 二、残酷彰显叛逆:棉棉对朋克精神的推崇与实践 |
| 第三节 宁肯、春树的朋克书写比较 |
| 一、歌声表达灵魂:宁肯对朋克的改造与演绎 |
| 二、狂欢追求独立:春树用朋克表述自由青春力量 |
| 结语 |
| 附录 |
| Ⅰ. 英美朋克亚文化年表 |
| Ⅱ. 朋克文化术语翻译及释义 |
| Ⅲ. 中国朋克亚文化年表 |
| Ⅳ. 历届迷笛音乐节概况(2000-2017)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时代语境与高尔斯华绥戏剧（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理由及意义 |
| (一) 选题理由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 |
| (二) 国外研究 |
| 三、难点与创新点 |
| (一) 拟突破的难点 |
| (二)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高尔斯华绥所处的时代及其语境 |
| 概述 |
| 第一节 维多利亚时代及其语境 |
| 一、社会政治经济语境 |
| 二、社会文化语境 |
| 第二节 爱德华与乔治五世时代及其语境 |
| 一、社会政治经济语境 |
| 二、社会文化语境 |
| 小结 |
| 第二章 时代语境与“一战”之前高尔斯华绥戏剧 |
| 概述 |
| 第一节 时代语境与公平正义主题 |
| 一、追求阶级公平 |
| 二、维护劳工阶层的正义 |
| 三、罪与罚 |
| 第二节 时代语境与英雄主题 |
| 一、愚人与圣人 |
| 二、小人物与大英雄 |
| 三、懦夫与勇士 |
| 第三节 时代语境与爱情婚姻主题 |
| 一、爱情的向往和幸福的追求 |
| 二、走出婚姻束缚的艰难与失败 |
| 三、婚姻中的男性面面观 |
| 第四节 时代语境与高尔斯华绥的彷徨与挣扎 |
| 小结 |
| 第三章 时代语境与“一战”之后高尔斯华绥戏剧 |
| 概述 |
| 第一节 时代语境与战争题材剧作 |
| 一、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怀 |
| 二、战后的阴影与光明 |
| 三、殖民主义的罪恶 |
| 第二节 时代语境与争斗题材剧作 |
| 一、劳资争斗中的善 |
| 二、种族冲突中的忠诚 |
| 三、新旧较量中的情感 |
| 第三节 时代语境与道德信仰主题剧作 |
| 一、骑士精神与斯多葛主义 |
| 二、罪与罚中的救赎与信仰 |
| 三、自由与道义间的选择 |
| 四、尊严与生命间的选择 |
| 第四节 时代语境与婚恋家庭题材剧作 |
| 一、婚恋家庭中的女性 |
| 二、婚恋家庭中的男性 |
| 小结 |
| 第四章 高尔斯华绥的艺术思想 |
| 概述 |
| 第一节 高尔斯华绥的艺术观 |
| 一、何为艺术 |
| 二、何为艺术家 |
| 三、艺术批评观 |
| 四、语言观 |
| 第二节 高尔斯华绥的戏剧观 |
| 一、戏剧道德观 |
| 二、戏剧元素观 |
| 第三节 高尔斯华绥戏剧观的实践 |
| 小结 |
| 第五章 时代语境与高尔斯华绥戏剧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 |
| 概述 |
| 第一节 高尔斯华绥戏剧在民国时期的传播与接受 |
| 一、民国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 |
| 二、民国时期高尔斯华绥剧作的译介、研究和演出情况 |
| 三、高尔斯华绥戏剧与中国话剧 |
| 第二节 高尔斯华绥的戏剧在新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
| 一、建国初30年的社会文化语境及高剧的译介、研究 |
|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文化语境及高剧的译介、研究 |
| 小结 |
| 余论 |
| 附录一高尔斯华绥生平大事年表 |
| 附录二高尔斯华绥剧作汉语译本一览表 |
| 附录三高尔斯华绥剧作汉语译名一览表 |
| 附录四高尔斯华绥剧作剧情简介 |
| 中英文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四、感受当代中国律师──“中国律师2000年大会”侧记（论文参考文献）
- [1]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的碰撞 ——威廉·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比较研究[D]. 姜文莉. 吉林大学, 2021(01)
- [2]当代中国法律精神大众化研究[D]. 陆辉.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3]媒体融合背景下人民日报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研究[D]. 张雷. 河北大学, 2020(02)
- [4]人民政协参与基层治理工作研究 ——以徐汇区为例[D]. 徐雯靖.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
- [5]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研究[D]. 曹晋彰. 山东大学, 2019(02)
- [6]舒巧 门文元舞剧创作风格比较研究[D]. 侯文靖. 南京艺术学院, 2019(01)
- [7]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构建[D]. 肖姗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8)
- [8]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建设研究[D]. 杨荣华. 湖南师范大学, 2017(01)
- [9]“另类青春之歌”—朋克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研究[D]. 吴群涛. 武汉大学, 2017(06)
- [10]时代语境与高尔斯华绥戏剧[D]. 黄晶. 武汉大学, 201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