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国初期河北省赈灾工作简论（论文文献综述）
郭如意[1]（2021）在《国民政府时期农田水利法制研究（1927-1949）》文中研究指明民国初期,频繁的自然灾害、战争等因素严重破坏了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传统农田水利法制体系逐渐脱离了社会实际。进入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伴随着西方自然科学和法学理念的不断传入,国民政府从巩固其自身利益出发,为重建农田水利法制进行了不懈的尝试,并于30年代初期以后在借鉴西方模式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形式上较为完整的、具有时局特色的新型农田水利法制体系。这种新型的农田水利法制所采用的法律表现形式主要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性规章、习惯等,从《河川法》《水利法》及其他涉及农田水利的基本法律,到流域治理、防洪灌溉、水利开发、水电航运等方面众多的专门规章规则,范围广,数量多。新型的农田水利法制为地方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具有一定的先进性。此外,在新型农田水利法制中体现了“自主性”原则,立法者在引进大量西方近现代法制制度的同时,保留了许多中国传统法律的内容。这种游走于“传承”与“移植”间的立法路径,是国民政府时期农田水利法制较为显着的特点。同时,在“冲击——回应”模式下所形成的独立法律品格,也使得新型的农田水利法制初显现代化的发展特征。然而,其法制本身也具有明显的缺陷,如立法部门庞杂,“法出多门”;缺乏关于农田水利的基本法;法律制定与法律实施相脱节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制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这类问题间接也注定了国民政府时期农田水利法制体系难以长期维系的命运。
赵希悦[2]（2020）在《《河北省政府公报》研究（1928-1930）》文中提出《河北省政府公报》在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时期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其研究价值,是一个有待认识和探索的问题。《河北省政府公报》由河北省政府秘书处第四科公报股负责编辑、刊印与发行,主要刊登河北省政府下发的政令法规,各行政部门审核发布的重要命令,省政府召开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以及省政府一些重要的公电公函等信息。本文通过对1928年8月1日至1930年4月30日所发行的638期《河北省政府公报》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将它所刊登的内容划分为行政组织构建、财经建设、教育建设和社会治理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可见在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成立之初,由国民政府所任命的省长和省级各厅负责人在整顿和完善政府行政体系,恢复和发展被战争所破坏的社会生产力与教育事业,以及对混乱的社会秩序进行治理等方面,共同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为河北省政府各项工作的同时开展和有序进行奠定了基础,显示了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为革新地方政治和改变地方社会风貌所做的努力。通过对《河北省政府公报》上所发布的各类信息的研究,本文认为《河北省政府公报》具有传播政令、进行“三民主义”政治思想引导和对一些政务、财务信息进行公开的特色;同时它所刊登的丰富内容,可以让我们从新闻的角度进一步了解民国时期河北省政府在革新政治、社会方面的举措,推行过程和实践效果。毫无疑问,《河北省政府公报》对这一时期地方区域研究和地方志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此类史料的不足,例如,多官方事务少民生事务,多官方用语少通俗文字,多省内信息少外界新闻等,所以,在运用此类史料时,要通观全局,将其置于时代背景之中进行分析研究,重点考察实际效果。
刘孝杰[3]（2019）在《建国初期甘肃省自然灾害救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甘肃省由于其自然条件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是自然灾害高发的地区,也是受灾害影响十分重大的地区。自然灾害频发成为制约甘肃省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建国初期,面对多发的自然灾害,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甘肃省各族人民群众精诚团结、通力合作,在救灾减灾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五位一体”的发展理念正在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观点正在全国各地扎实推进,但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实现乡村振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跨越的一道坎即是自然灾害。自然灾害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好的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永恒话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同自然灾害抗争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永恒课题。要更加自觉地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正确处理防灾减灾救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不断从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实践中总结经验,落实责任、完善体系、整合资源、统筹力量,提高全民防灾抗灾意识,全面提高国家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在当前社会历史背景下,研究建国初期甘肃省自然灾害救助的成功经验,对当前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采取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充分运用甘肃省建国初期所发生的自然灾害相关史料,通过对建国初期甘肃省频发的灾害情况和灾害所导致的重大经济等各方面的损失进行梳理总结,力求对建国初期以党和政府为主的力量对甘肃省自然灾害救助工作的成功实践进行系统的总结,从而达到当今社会的自然灾害救助工作提供经验,对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提供有益借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助力。
冯佳[4]（2019）在《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文中认为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发生在敌后抗战进入极端困难的时期。此次灾荒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极其严重的灾荒,持续时间之久、波及范围之广、灾害种类之繁令人震惊。为何这场灾荒前后历时两年并造成如此巨灾,其中不仅包含着自然因素,而且包含着复杂的社会因素。这场灾荒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数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如何救灾以及能否救灾,直接关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生存发展以及政权的稳固,更关乎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兴衰成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救助灾荒作为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极大重视。在领导根据地政府和军民救助中原大灾荒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救助灾荒视为责无旁贷的政治任务与历史使命,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救灾思想中的精髓,沿袭了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救灾机制与程序,而且将救灾上升到政治高度,将其视为凝聚民心、改造农村、促进社会变革、激发抗战决心的重要抓手。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和军民以生产自救为根本原则,舍弃了“政府包办”的依赖型救灾体制,将治标措施与治本措施结合起来,采取了以积极生产为主、政府帮助为辅、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化救灾模式,从而帮助军民成功抗击了灾荒,使党政军民关系更加和谐融洽,并促进了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救灾的成功也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群众基础,同时为当前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参考与借鉴。全文分为绪论与正文两个部分:绪论部分包括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中原大灾荒的学术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相关概念界定以及创新点与难点。正文总共包括六部分内容:第一章:灾情概述。介绍了中原大灾荒的受灾区域以及自然灾害种类。此次灾荒涉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北平、陕西、安徽北部、湖北北部等黄河中下游的广泛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受到极大影响。灾荒具有时代背景复杂、受灾区域广泛、灾种循环相生等特点。形成灾荒的原因包括自然因素、日军侵略、国民政府迟缓救灾等自然原因与社会原因。此次灾荒对人口、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造成严重影响。第二章: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应急救灾举措。灾荒发生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党和政府立即采取宣传动员、发放粮款、减免税负、社会互济、节约募捐等应急救灾举措,这些“治标”措施对于遏制灾荒蔓延、缓解灾情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章: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发展救灾举措。抗日民主根据地党和政府在采取“治标”措施的同时,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激发群众战胜灾荒的内生动力,必须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自发进行生产自救。因此,中国共产党带领政府和军民采取了兴修水利、抢种补种、发展纺织、建立合作社等“治本”措施,从而逐渐形成了标本兼治的救灾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救灾效果。第四章:党政、社会体制与救灾。根据地在进行建设的过程中,陆续开展了整风、精兵简政、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等运动,这些运动虽然不是专门针对救助灾荒而开展的,但是促进了救灾工作的顺利开展,间接起到了利于救灾工作的效果。第五章:中国共产党领导救助中原大灾荒的成效、特点与现实启示。经过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和军民战胜了灾荒,保证了军民的基本生活,稳定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并推动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物质基础与群众基础。这次救荒的主要特点是从应急救灾转向生产救荒、从单一政府救灾转向动员群众广泛参与、从单纯救济转向服务抗战大局。这次救荒也为当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与宝贵的财富。
张宏华[5]（2019）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模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不仅培植了抗日力量为抗战胜利做出贡献,而且在乡村社会管理、民生建设、文化生活和社会规范中均注入新内容,基本上展开了一次完整的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试验,其内容在与原有乡村社会本色的交织互动中或急或缓地改变着华北这片土地与土地上的民众,创造着一个新社会。根据地乡村的社会改造与建设是在中共领导的革命中的改革,亦为新中国成立后全方位大规模的社会改造与改革积累了经验教训。本文以中共党史与乡村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视角,运用详实的史料阐释了中共领导根据地乡村社会改革和建设的历程以及根据地乡村社会变化的“实相”,力求展现历史发展过程中鲜活、真实、曲折而丰富的内涵。论文以回顾抗战前夕的晋察冀乡村社会状况为起点,从自然条件、政治生态、农民生活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勾勒了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展开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态;对晋察冀根据地乡村社会管理、民生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和社会规范进行了历史考察。在根据地传统的乡村管理中,中共这一现代政党组织的全新介入,使乡村社会管理发生了质变。中共作为外来组织力量通过推行新的方针政策、改造乡村政权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而实现了国家意识向乡村的渗透。根据地乡村议行合一的行政体系取代了旧有的宗族、鬼神系统;选举政治的实践和新型社会组织的创立,使民众开始有效参与乡村社会管理;底层农民成为乡村社会领导层中的新兵,创新了乡村社会管理的基本模式。根据地乡村的民生建设围绕民众生产生活展开,通过发展生产、变革生产关系、调整利益分配、推行基本社会保障,形成新的乡村利益整合机制,减轻了农民负担,改善了农民生活。根据地教育、报刊、大众文艺活动的蓬勃开展丰富了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新的价值观和行为观、新的政治意识和社会意识亦随风潜入,无声地进入农民内心。根据地乡村社会规范在道德、生活习俗、法律和社会风气四个层面实现着革新。在残酷的战争与紧张的革命中,上述种种变革均存在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张力:外来新文化与乡土传统文明之间的隔膜、外来组织力量与地方不同势力之间的博弈、中共革命追求与农民现实诉求之间的距离、政策制定与实践推行之间的落差、有限资源与更大需求之间的矛盾等问题,都对中共局部执政和目标实现形成挑战。在此过程中,中共通过整党整风的路径以使自己的组织队伍与乡村的社会实际耦合,几乎在每一项工作中都加强对相关人员的培训学习,使基层干部这一党与乡村沟通的中介更符合党的要求和期望,使党员干部群众领袖能够既领会上级要求又契合本地实际推动工作,使政党意志真正深入乡村;乡村政权在实践中不断整理整顿、持续改造,克服种种政策上的、制度上的以及干部作风方面等新情况新问题,使基层政权在与既有乡村权力权威的较量中提升效率、完成任务、实现使命;各种文化载体、社会规范中政治内容的充斥、宣传鼓动激励等手段的充分运用,各种政策活动的内容与形式相互交融均强化了根据地各项建设的实效,加上利益的驱使促动农民尤其基层干部追随中共的政策指向,有力地减缓或化解了相关矛盾,使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在战争革命中深入向前推进。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建设催生了乡村社会的现代性因素,逐渐将根据地塑造为一个既不同于国统区又不同于传统乡村的新社会形态,是近代中国现代性最薄弱的乡村由传统向现代化演进的成功探索。探索的历史经验对中共处理全国执政中的新农村建设具有启示意义。虽然今日之中共非昨日之中共,今天的乡村亦非昨天的乡村,但今天的中共仍需全面深化改革,以改革的成效促进发展,以改革的成功巩固执政地位,今天的乡村乡民仍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路途,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面临的主题主要任务与当年并没有质的不同,只是具体内容的程度数量的差别。吸取根据地乡村在政党介入中的整党整风、政权建立中的整理整顿、政策制度出台实施中的调整调适以及乡村建设中社会管理、民主民生、文化教育、社会规范和社会风气全方位系统变革的经验,对新农村建设大有益处。
吴斌,夏泉[6]（2018）在《灾荒、借贷、救助与农业生产——以1949～1952年的西北区为例》文中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天灾与兵匪骚乱,西北地区发生普遍灾荒,群众内心极为恐慌。受中共革命策略的影响,农村自由借贷停滞,民众对新政权的救灾工作将信将疑,严重影响救灾效果。为消除民众顾虑,活跃借贷,西北各级人民政府对传统的借贷制度采取默认的态度,并为其提供法律保证,最终成功取信于民,救济了灾荒。基于对新政权的政治好感,农民群众积极生产,从而迅速恢复了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秩序。妇女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正是中共意识形态下"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真实写照。
丁捷[7]（2018）在《“官”、“报”之间：清末新政中的《北洋官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古代到近代,从性质上来看,报刊大致可以划分官报和民报。近代是民报的勃兴和古代官报的衰落时期。而以《北洋官报》为代表的新式官报,在清末最后十年却进入大爆发的时期,成为报刊史上独特的一观。以民报作为参考来看待《北洋官报》,看到的是这份官报的落后性,似乎乏善可陈。但是不可忽略的是,如果把官报纳入从古到今官方传播体系的演变过程之中,《北洋官报》的进步性就凸显出来,并且会启发人们从新的视角去提出问题。《北洋官报》在直隶新政中扮演何种角色?其和清廷、督抚、下级官员、士绅、议会等各种政治势力产生了怎样的互动,建立了怎样的关系?本文的主旨即在探讨新政背景下,《北洋官报》所构建的新型“官”与“报”之间的关系。为了探讨这种新的“官”与“报”关系,本文按照时间顺序,把《北洋官报》的历史划分为兴起、发展、衰落、转变四个阶段,官报和政治关系的分析贯穿在每一个阶段中。具体来说,每一个阶段又大致从如下几个方面去展开论述:官报和督抚或者议会的关系如何,官报自身的人事变化如何,官报的财政经济状况,官报本身的栏目或本文改革等等。每一章都对爬罗剔抉得来的零散史料进行分析和归纳,并把官报的所作所为放置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去描绘《北洋官报》具体的媒介实践,为分析官报所构建的新型“官”“报”关系打下基础。通过分析,本文发现了《北洋官报》并非只是一张官报,它从创办伊始就被纳入新政的有机系统中,其扮演着多种角色。它是新闻的报道者,承担报纸基本的告知功能;还是公文的传递者,成为政府信息传递机关;还增编宣讲用的白话报,担当社会教育的角色;它还通过赢利来援助学堂,充当慈善者的角色;并在救灾等公共事务中募集捐款,成为社会公益的鼓动者。《北洋官报》承担多种角色,说明了它和当时的经济政治改革建立起密不可分的关系,形成了新型的官报和政治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简单概述为:官报依靠政治力量获得初始资金,利用这笔资金和政治上的派销特权,实现自我经济独立和盈余,并反哺当时的改革。但是这种关系也不是一直不变的,新的政治力量的出现会影响官报和政治的关系,比如谘议局成立后,想斩断官报和政治的密切关系,要求督抚取消官报的政治特权。作为自救,《北洋官报》反而加深了对政治的依附,并于民国成立后不久归并直隶行政公署。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一是依托最新出版的《国家图书馆藏北洋官报》和《袁世凯全集》等资料,完整地呈现《北洋官报》从创刊到进入民国后转变为公报的历史过程,丰富了对于这份报纸的研究;二是从媒介实践的研究路径出发,把《北洋官报》纳入清末政治改革的宏观视野中,分析其和政治之间的互动,梳理出新的“官”“报”关系模式。
孙建杰[8]（2018）在《晚清民国河南演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晚清民国时期河南地方戏变革与演剧生态为考察对象,结合丰富的史料,探讨了1840—1949年间河南地方戏发展与蜕变的时代背景、剧坛概况、发展态势与总体走向,并对这一时期的河南地方戏的班社、艺人、剧场、作家（作品）等做了考察。晚清民国（1840—1949）是河南地方戏取得大发展与大繁荣的一个历史时期,也是河南地方戏发展史上的重要机遇期,更是河南地方戏自内而外,实现全面革新的一个历史时期。它既回荡着传统文化的流波,又在时代风气的渲染之下孕育着诸多新变。总的看来,这一百余年间河南地方戏的发展历程以1914年“时李之争”事件为分水岭,分为前后两期。1840—1914年间,河南地方戏发生、发展的主要地域是在乡间,与乡间生活、民俗文化结合极为紧密,是谓之河南地方戏的乡村时代;1914年之后,河南地方戏由农村逐步迁徙至城市,从只能游走于乡村陋野、搬演于庙会高台之上的杂伎游艺之作逐步演进为在商业化、专业剧场演出的独立的艺术样式。在城市之中发展、演进的河南地方戏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最高成就,是谓之河南地方戏的城市时代。自1840年以来社会形态、经济体制与时代思潮的变迁,构成了这一时期河南地方戏发展与演进的时代背景,晚清以来的戏曲改良运动及在其影响下诞生的河南戏曲改良思潮与实践则成为河南地方戏发展的时代机遇。在新的时代语境中,戏曲被赋予启迪民智、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河南地方戏也由下里巴人一跃而为新时代文化的象征、救国治民的利器,得到河南社会各界的广泛推崇。自1907年以来出现的清末民初的戏曲改良思潮、冯玉祥主导下的戏曲改良运动、樊粹庭引领的河南梆子革新实践这三次大的戏曲变革实践,扭转了时人对河南地方戏的偏见,形成了以观剧为时尚的社会思潮,重塑了20世纪上半叶河南社会的戏曲观念,在剧目、舞台、声腔等方面对河南地方戏做出了根本性的革新,全面提升了河南地方戏的文化品格,并建立一种契合时代背景,符合城市民众审美需求的新的戏曲形式,为后世河南地方戏的发展与创新树立了典范。剧种的繁多与民俗演剧的兴盛则构成晚清民国时期河南剧坛的两大特点。基于河南悠久厚重的戏曲文化,地处天下之中、沟通南北的区位优势和人情地理的丰富,这一时期在河南剧坛生存、繁衍了的各类剧种多达40余个,其中河南本土剧种30个,外来剧种至少有15个。它们在中州大地上争奇斗艳、碰撞融合、竞相斗胜,形成了河南剧坛诸腔杂陈、百花竞放的盛景。1949年前,河南居民十九业农,大多数地区仍笼罩于农耕文明的余晖之中,强大的农业基因、庞大的农村人口为晚清民国河南民俗演剧的兴盛与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与充足的养分。确切地说,这一时期河南绝大多数演剧活动是发生在乡村之中的,而民俗演剧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演剧类型上看,都是这一时期演剧活动的绝对主体。一年四季,乡民或聚街头巷尾,或汇宗庙祠堂,或于场院村头,邀班做戏,吹拉弹唱,演唱歌舞和村坊小戏,娱神娱人兼而有之。春祈秋报、庙会演剧、节令演剧、崇圣演剧、集市演剧、行会演剧、喜丧演剧构成这一时期河南民俗演剧的主要内容。班社、剧场、艺人、作家（作品）作为河南地方戏的组成要素,是河南地方戏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组织单位,也是晚清民国时期河南地方戏演进与变革的主体与直接体现者。晚清民国时期河南地方戏班社在组织、运营上与全国其它地市、剧种的戏曲班社类似,大同小异,分科班（窝班）、江湖班、玩会班、龙虎班四种。20世纪20年代,冯玉祥两次督豫,在河南建立了由官方直接组织、管理的艺人培训机构,开启了河南官方培养戏曲艺人的先河。在它的影响下,一大批民间新式知识分子也积极投身于戏曲教育事业,出现一批以“学社”“剧社”“学校”“剧团”命名的新式戏曲人才培养机构。虽然这些机构未能完全抛弃旧式班社的陈规旧俗,但在培养模式、规章制度、训练方式等方面均有所变化,更加合理与科学,而且它们不拘泥于门户之见,积极吸纳京剧及其它兄弟剧种的艺术精髓,融汇于河南地方戏人才培养模式的改良与革新之中,为这一时期的河南地方戏培养了大批人才。晚清民国时期河南地方戏剧场新旧兼收、中西并蓄,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类型极其丰富。既有经济便利,可就地搬演的临时性演剧场所,也有规模宏大、形制精美的专业剧场;既有模仿上海“新舞台”兴建的新式剧场,也有延续千年、遍布河南全境的古老戏楼。茶园剧场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三十余年间迎来了自己最后的辉煌,它见证了以河南梆子为代表的河南地方戏在城市的崛起。1909年落成的“丰乐园”剧场,标志着河南新式剧场的开端。1927年,冯玉祥主导兴建的“人民会场”,兼具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含义,它催生了河南大规模修建剧场的浪潮。由永安、永乐、国民等七家剧院形成的“相国寺梆戏文化圈”第一次使梆戏剧场在河南剧坛站住了脚,并获得长久而稳固的发展,为河南地方戏的深度变革创造了条件。樊粹庭主导的“豫声剧院”则成为河南新式剧场的集大成者。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49年,河南各地共有新式剧场有225所、茶园剧场26所,遍及河南各地区的中心城市,在较为偏远的乡村,更存在数目众多、难以统计的简易戏院。艺人始终是河南地方戏最为活跃的要素,它既是河南地方戏的传承者与守护者,又是河南地方戏的创造者,在饱受社会歧视的环境中,他们不仅保存了河南地方戏生存与发展的火种,提升了河南地方戏的艺术水平,更创造了曲剧、四平调等新的剧种。晚清民国是河南地方戏艺人大量涌现、名家辈出的一个历史时代,以“开封五云”为代表的一批艺人吹响了河南地方戏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号角,并为它在城市中的革新与发展开辟了道路。而坤伶的复兴与崛起,则成为这一时期河南地方戏发展史上最为值得关注的戏曲史现象之一,她们促进了河南地方戏唱腔风格的革新和审美范式的转变,加速了河南地方戏流派的融合,彻底改变了河南地方戏的行当体制。对河南地方戏作家（作品）研究,向来是河南地方戏研究的难点,在樊粹庭之外,少有河南地方戏作家被提及。宽泛地说,河南地方戏现存传统剧目,都经过民间艺人的加工与再创作,以此而论,它们都属于艺人创作的范围。在民间艺人之外,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批从事于河南地方戏创作的文人,由于时代的原因,他们或刻意隐藏行踪、或名声不显,所做剧本也大多散佚,极难对他们作出较为细致的描绘与综述。民国年间,又有樊粹庭、王镇南、蒋心惠等人相继投身于河南地方戏的创作,他们的作品代表这一时期河南地方戏的最高成就,彰显了河南地方戏的高度与深度。本文挖掘、整理了晚清民国时期36位河南地方戏作家及其作品,并对其中19位有较为详细资料者做了简单的考证和阐述,以补今日研究的缺憾。
徐世康[9]（2018）在《中华文化圈视野下的契丹王朝》文中提出“中华文化圈”,或称“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通常出现在研究当前世界如朝鲜、越南、韩国、新加坡等受中华文化影响深远国家的论着中,但从历史上看,这一概念同样适用于研究现在看来已经融入中华民族之中的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政权。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考量,以契丹王朝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从语言文字、儒家思想、儒家“天下秩序”观念以及丧葬制度四个方面,探讨中华文化在契丹这一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所发挥的影响。本文第一章是关于中华语言、文字在契丹王朝的影响。第一节首先介绍了契丹族与奚族的族源,通过文献学以及考古学、人类学的证据,对契丹族族出鲜卑的结论予以了肯定。接着就契丹族语言、文字与突厥语、鲜卑语、汉语、女真语、室韦语等之间的联系展开论述,并就契丹大字、契丹小字的创制及其对女真族文字的影响作了讨论。第二节分析了契丹王朝宫廷（宫帐）、祭祀、军事、外交、丧葬与其余场合中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基本确定汉语、汉字是契丹王朝使用的主要语言、文字,同时契丹本族的语言与文字在某些场合如军事、祭祀活动中占有主要地位。第三节介绍了契丹王朝时期的“双语者”,即同时通晓汉语与契丹语两种语言的人员情况,从实际看,在整个契丹王朝存在的约两百年中,契丹王朝方面的“双语者”人数要远远多于中原政权中的“双语者”。本文第二章是关于中华儒家各方面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第一节首先概要性地通过分析儒家典籍在契丹的传播来介绍契丹王朝成立前后儒家思想对契丹人的影响,可以确认在契丹政权成立前,儒家思想虽然已传播至契丹人中,但影响很小,且主要限制在上层人物与一些“归化”的契丹人中。而在契丹政权成立后,契丹人得以大量接触儒家思想,以“十三经”为代表的儒家典籍也得以广泛流行于契丹王朝境内,但其受到的重视程度则因不同原因而各不相同。第二节具体介绍儒家政治、经济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政治思想方面的任贤、行仁、敬天等观念都被契丹统治者接受并宣扬,而经济方面的重农思想也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契丹统治者甚至在一些不太利于农业发展的地区推广农业,以彰显其“重农”的态度。第三节介绍儒家社会、宗教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与政治、经济思想类似,儒家社会思想中关于孝道、忠诚等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保持政局稳定的内容也都得到了契丹朝廷的有力支持,而宗教思想方面,因契丹王朝崇尚佛教,故除其中涉及禁止左道邪术传播的内容外,对于儒家宗教思想并未有过多关注。本文第三章是关于中华儒家“天下秩序”观念对于契丹王朝的影响。第一节介绍契丹王朝“中国观”与“正统观”的演变,与通常的认识不同的是,本文认为契丹人的这两种观念在历史上经历了反复的过程,而二者之间的发展也并不同步。第二节介绍宋与契丹对峙时期双方的外交博弈,双方之间的整体关系经历了由“战”到“和”的变化,而在外交领域这一“软实力”的较量中,并没有任何一方完全处于劣势。第三节介绍了契丹王朝的朝贡体系,从魏晋南北朝时期至契丹王朝成立,契丹人实现了由朝贡者向被朝贡者的转变。在契丹人的朝贡国中,高丽与西夏二国占有重要的地位,与中原王朝往往通过“虚爵制”来实现理想化的“天下秩序”不同的是,作为北族王朝的契丹王朝更多考虑实用性,通过不同而非一些固化的“模式”来控制不同的属国、属部。本文第四章是关于中华丧葬制度对于契丹王朝的影响。第一节介绍契丹人丧葬方式的转变。早期的契丹人死后并没有土葬的习俗,此后约至唐代,逐步在下葬时使用石室或利用棺木下葬,而在辽帝国建立后,开始大量吸收汉人的丧葬制度。第二节介绍中古丧葬礼仪对于契丹帝后及贵族的影响。就契丹帝后丧葬方面,其葬礼在圣宗以后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制,唐代帝王去世后所经历的诸多环节在契丹人的帝后丧葬中也基本可见,只是经过了一定的简化。而就契丹贵族方面,同时期汉人丧葬中的卜葬观念以及停殡待葬时间较长等情况在其墓志中也有体现。第三节介绍中古墓志铭义例对契丹王朝的影响,唐代以后逐步形成的墓志铭“十三事”在各个时期的辽墓中同样有反映。契丹人还根据自身游牧部族出身的传统,对其中诸如“乡邑”等项进行了变通。同时,契丹墓志铭继续发扬光大了自唐代开始兴起的、对于志主的各种细致描写。第五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段金龙[10]（2017）在《灾荒与演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灾荒是与人类的生存发展伴生而行的,对人类的生存、生活造成了巨大的消极影响,故而使得人们不能不正视它。而演剧又是古代社会尤其是民间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对于二者的关系鲜有学者专门进行学理性的研究。因此,本论文以灾荒与演剧二者之间的关系为研究的对象,希望通过这一全新课题的有效探讨,以期达到对戏曲研究起到重要补充作用的同时,对于灾荒研究亦有所深化。本文拟对灾荒与戏曲之间的关系做初步探讨,以探求在灾荒之年,戏曲艺术尽管受到很大冲击,却为何依然频繁上演这一问题为中心,进而探索灾荒之时演剧的动因、具体情况以及灾荒对于戏曲艺术的负面影响和积极功能,以此来解读灾荒虽然对社会造成巨大灾难,却也为戏曲艺术尤其是民间戏曲提供了难得的价值平台这一事实。本文首先论述戏曲是如何作为手段来应对灾荒的?即献祭演剧作为民众应对灾荒的非理性手段,虽从本质上不能解决减灾救灾的实际问题,但是因依托于神灵信仰而在民众的观念中具有重要作用,这便形成了献祭禳灾演剧存在的基础。而近代以来形成的伶人赈灾演出作为民众相对理性的应灾手段,在客观上解除了伶人固有的“原罪”意识,改变、提升了其社会认可度,更重要的是解决了伶人群体、班社因灾荒而造成的演出经济问题,进而为近代社会的救灾提供了新的路径。其次论述灾荒对戏曲发展的负面影响。灾荒的发生,打破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和民众的日常生活,自然也包括戏曲的整个社会生态,主要表现为:戏曲艺人殒命于灾荒;演出场所的摧毁;戏曲班社的停演与解散;剧种的濒危与消失。但更重要的是对戏曲生存环境和需求市场的破坏,造成了演出经费无标准收取和无序使用等问题。同时,民间所普遍采取的本质上无效的献祭禳灾演剧毕竟要耗费一部分（甚至是一大部分）钱财,这给理性批评者以口实,进而在上自政府下至民间形成了对灾荒献祭演剧的禁毁生态,在很大程度上恶化了戏曲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最后,也是本文的重点,主要来探讨灾荒对戏曲客观的积极意义。第一,无论是灾荒时期民众非理性的献祭演剧,还是近代以来伶人群体出于理性的赈灾义演,两种应对灾荒的方式都为戏曲尤其是民间戏曲提供了演出机会,客观上对戏曲演出具有平台价值。第二,灾荒提供了极端情境,为戏曲文本叙事提供了素材,具有重要的叙事功能。无论是戏曲作品中灾荒的多样化呈现、直接参与灾荒献祭的剧目,还是人们创作并演出的专门的救灾剧目,都将灾荒作为重要的因素置于文本叙事之中,把灾荒所打破的正常生活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变化都凸显了出来。第三,面对灾荒的侵袭,戏曲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它通过自身调节来获得新的生存机会。如民众借助戏曲作为灾荒时期谋生的手段而积极主动的加入戏曲班社和演出群体,这客观上扩大了戏曲演员的再生产,充实了新的演员队伍。而对于专业戏曲演员和班社而言,为了生存则必须被迫流动,这则成为了戏曲声腔和剧种传播的重要契机。总之,演剧之于灾荒,是民众为酬神献祭与禳灾所采取的有效手段。而灾荒之于演剧,除了客观的不可否认负面影响之外,从积极功能和意义方面而言,为本就生存艰难又逢灾荒的戏曲生存提供了演出可能,客观上为其提供了度过难关并进一步延续和发展的契机。
二、建国初期河北省赈灾工作简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建国初期河北省赈灾工作简论（论文提纲范文）
（1）国民政府时期农田水利法制研究（1927-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及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相关范围界定 |
| 1.2.1 农田水利 |
| 1.2.2 法制 |
| 1.2.3 时间界定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民国时期的农田水利史研究 |
| 1.3.2 新中国成立后农田水利史研究 |
| 第二章 国民政府以前农田水利法制的历史沿革及背景 |
| 2.1 国民政府以前农田水利法制的历史沿革 |
| 2.1.1 清朝时期以前农田水利法制的演变 |
| 2.1.2 清朝时期农田水利法制的转型与进化 |
| 2.1.3 北洋政府时期农田水利法制的演进与发展 |
| 2.2 国民政府时期农田水利法制的背景 |
| 2.1.1 农业的需要 |
| 2.1.2 赈灾的需要 |
| 2.1.3 法制建设的需要 |
| 2.1.4 西方农田水利法制理念的传入 |
| 2.1.5 国民党的执政需要 |
| 小结 |
| 第三章 国民政府时期农田水利法制的立法主体与兴起 |
| 3.1 农田水利的立法主体 |
| 3.1.1 中央立法主体 |
| 3.1.2 地方立法主体 |
| 3.2 全面抗日战争前农田水利法制蓬勃兴起(1927-1937) |
| 3.2.1 统一全国水利行政 |
| 3.2.2 制定农田水利法规 |
| 3.2.3 推进农田水利建设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民政府时期农田水利法制的完善与发展 |
| 4.1 全面抗日战争期间农田水利法制的趋于完善(1937-1945) |
| 4.1.1 规范农田水利法制 |
| 4.1.2 巩固农田水利建设 |
| 4.2 全面抗日战争后农田水利法制的持续发展(1945-1949) |
| 4.2.1 战后水利复员计划 |
| 4.2.2 水利建设纲领实施办法 |
| 4.2.3 五年水利建设计划 |
| 4.2.4 战后农田水利规划实施不利的原因 |
| 小结 |
| 第五章 国民政府时期农田水利法制体系评价 |
| 5.1 国民政府时期农田水利法制的特点 |
| 5.1.1 “传承”与“移植” |
| 5.1.2 中央与地方间的相互补充 |
| 5.1.3 成文法与习惯的相结合 |
| 5.2 国民政府时期农田水利法制的现代化 |
| 5.2.1 法律法规不断健全 |
| 5.2.2 国家在农田水利建设中的主导作用 |
| 5.2.3 独立法律品格的形成 |
| 5.3 国民政府时期农田水利法制中存在的问题 |
| 5.3.1 立法部门庞杂,“法出多门” |
| 5.3.2 农田水利法制本身内容的缺陷 |
| 5.3.3 法律制定与法律实施相脱节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河北省政府公报》研究（1928-193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和学术价值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内容和主要观点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 |
| 一、《河北省政府公报》的创办 |
| (一)河北省政府的成立与《河北省政府公报》的创办 |
| (二)《河北省政府公报》的编辑出版与发行 |
| 二、1928-1930 年河北省各级行政机构与人事制度的建立 |
| (一)颁布条例,完善行政机构建制 |
| (二)整顿吏治,制定人事任用制度 |
| 三、1928-1930 年间河北省政府的财务整理与地方经济恢复 |
| (一)整理财政,充裕省库 |
| (二)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
| 四、1928-1930 年间河北省教育事业的恢复与改进 |
| (一)全省教育事业的恢复阶段 |
| (二)全省教育事业的发展阶段 |
| 五、1928-1930 年间河北省的社会治理与改造 |
| (一)剿匪清乡,成立地方保卫团 |
| (二)禁止烟毒,改善社会风气 |
| (三)废除陋习,改良社会习俗 |
| (四)抚恤救济,稳定社会秩序 |
| 六、《河北省政府公报》的历史作用与价值 |
| (一)《河北省政府公报》具有的历史作用 |
| (二)《河北省政府公报》的珍贵史料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表1:教育厅行政机构设置及其职掌 |
| 附表2:行政人员的考试资格和考试科目表 |
| 附表3:河北省训政学院课程纲目 |
| 附表4:视学人员及各学校与各县应改进事项 |
| 附表5:男女师范学校招生区域 |
| 附表6:河北省各县筹办救济院情形总表 |
| 后记 |
（3）建国初期甘肃省自然灾害救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一、引言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1.理论意义 |
| 2.实践意义 |
| (三) 研究现状综述 |
| 1.关于建国初期自然灾害研究成果 |
| 2.关于建国初期甘肃省自然灾害研究成果 |
| (四) 研究难点和创新点 |
| 1.研究难点 |
| 2.研究创新点 |
| (五) 研究方法 |
| 1.文献研究法 |
| 2.对比研究法 |
| (六) 相关研究对象和研究时间 |
| 1.灾害、灾荒的界定 |
| 2.研究时间 |
| 二、建国初期甘肃省遭受自然灾害的基本情况 |
| (一) 甘肃省自然灾害概况 |
| 1.频发的自然灾害历史 |
| 2.自然灾害种类复杂繁多 |
| (二) 建国初期甘肃省自然灾害所导致损失情况 |
| 三、建国初期甘肃省自然灾害救助工作 |
| (一) 建国初期甘肃省自然灾害救助体系的建立 |
| 1.救灾减灾方针政策的确立 |
| 2.救灾减灾机构的设立 |
| (二) 建国初期甘肃省救灾减灾工作的开展 |
| 1.党和政府为主导,以工代赈开展救灾减灾工作 |
| 2.领导和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救 |
| 3.国家救助和节约募捐相结合抗灾 |
| 四、建国初期甘肃省自然灾害救助工作的经验及启示 |
| (一) 尊重自然规律,预防为主是救灾减灾前提保障 |
| 1.尊重自然规律,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
| 2.坚持预防为主,贯彻“防重于救”的思想 |
| (二) 以人为本是救灾减灾重要原则 |
| (三) 党政齐抓,做到生产自救是救灾减灾有力措施 |
| (四) 从实际出发,坚持群众路线是救灾减灾基础 |
| 1.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开展救灾减灾工作 |
| 2.坚持群众路线,促进救灾工作开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成果 |
（4）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五、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1942-1943 年中原大灾荒概述 |
| 第一节 中原大灾荒灾情概述 |
| 一、受灾区域概况 |
| 二、根据地灾情严重 |
| 第二节 中原大灾荒的特点 |
| 一、灾荒背景复杂 |
| 二、涉灾地域异常辽阔 |
| 三、灾害循环相生 |
| 第三节 中原大灾荒形成的原因 |
| 一、自然因素 |
| 二、日本的侵略战争 |
| 三、国民政府迟缓救灾 |
| 第四节 中原大灾荒造成的影响 |
| 一、对人口的影响 |
| 二、对经济的影响 |
| 三、对社会的影响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救灾思想与“治标”救灾举措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救灾思想回顾 |
| 一、救灾思想的起源 |
| 二、救灾体制 |
| 第二节 宣传动员 |
| 一、救灾前的宣传动员 |
| 二、救灾中的宣传动员 |
| 第三节 筹粮赈灾 |
| 一、赈济粮款 |
| 二、组织借粮 |
| 三、开展对敌粮食斗争 |
| 第四节 减轻税负 |
| 一、减免公粮 |
| 二、减租减息 |
| 第五节 节约募捐与准备代食 |
| 一、节约募捐 |
| 二、准备代食 |
| 第六节 处理灾荒引发的社会问题 |
| 一、救助移民难民 |
| 二、开展卫生防疫 |
| 三、处理偷窃问题 |
| 四、惩治贪污腐败 |
| 第三章 “治本”救灾举措 |
| 第一节 创造农业生产条件 |
| 一、兴修水利 |
| 二、发展合作社 |
| 三、开展捕蝗运动 |
| 第二节 发展农业生产 |
| 一、抢种补种农作物 |
| 二、开展大生产运动 |
| 第三节 发展副业 |
| 一、发展纺织业 |
| 二、发展家庭副业 |
| 第四节 开展赎地救人运动 |
| 一、开展赎地运动 |
| 二、开展救人运动 |
| 第四章 党政、社会体制、民生运动与救灾 |
| 第一节 加强政权建设以赢得阶级认同 |
| 第二节 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以提高统领能力 |
| 第三节 精兵简政以减轻人民负担 |
| 第四节 开展民生运动以推动社会革新 |
| 第五章 救灾之成效、特点与经验 |
| 第一节 主要成效 |
| 一、成功度过灾荒 |
| 二、推动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 |
| 三、增进党群、干群、军民的关系 |
| 四、战胜困难的能力得到提升 |
| 第二节 主要特点 |
| 一、从应急救灾转向生产救荒 |
| 二、从单一政府救灾转向动员群众广泛参与 |
| 三、从单纯救济灾民转向服务抗战大局 |
| 第三节 现实启示 |
| 一、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
| 二、坚持党的领导是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
| 三、倡导以“自立更生、生产救灾”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根本策略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5）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抗战前夕的晋察冀乡村社会 |
| 一、自然条件 |
| 二、政治生态 |
| 三、农民生活 |
| 四、社会文化 |
| 第二章 晋察冀根据地乡村社会管理 |
| 一、乡村政治环境的改变:中共介入乡村社会管理 |
| (一)党初步下沉乡村和党员大量发展 |
| (二)党的整顿与初步巩固 |
| (三)党组织与党员的纯洁化 |
| (四)整党整风与党的一元化领导 |
| 二、乡村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乡村行政组织的重构 |
| (一)新行政机构的建立:村公所与村民代表大会 |
| (二)村级行政机构的持续改造 |
| 三、乡村社会领导层中的新兵:底层农民的崛起 |
| (一)乡村领袖的成分:“贫农”与“贫农+中农”结构 |
| (二)乡村领袖的成长:中共之助推 |
| 四、农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机制:选举政治和新型社会组织 |
| (一)选举:农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有效途径 |
| (二)新型社会组织:农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组织形式与保障 |
| 第三章 晋察冀根据地乡村民生建设 |
| 一、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 |
| (一)扩大耕地面积 |
| (二)兴修水利工程 |
| (三)提高农业生产技术 |
| 二、组织起来:促进生产 |
| (一)推进劳动互助 |
| (二)发起农业合作社运动 |
| (三)开展劳动竞赛运动 |
| (四)掀起大生产运动 |
| 三、调整分配:改善农民生活 |
| (一)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政策的实施 |
| (二)坚持合理负担原则与实行统一累进税 |
| 四、社会保障:托底贫困农民基本生活 |
| (一)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和政策法规的制定 |
| (二)社会保障的实践活动 |
| 第四章 晋察冀根据地乡村思想文化建设 |
| 一、教育事业:提高农民文化水平 |
| (一)面向青少年的国民教育 |
| (二)面向成人的社会教育 |
| (三)乡村教育的特点 |
| 二、报刊事业:开阔农民社会视野 |
| 三、大众文艺活动:丰富农民文化娱乐生活 |
| (一)乡村戏剧运动的蓬勃发展 |
| (二)街头诗的昙花一现:“冀中一日” |
| (三)文化盛宴:艺术节 |
| (四)乡村文化文艺活动的特点 |
| 第五章 晋察冀根据地乡村社会规范建设 |
| 一、社会道德规范的改造 |
| (一)改造二流子与“懒人” |
| (二)禁烟禁毒 |
| (三)树立模范 |
| 二、生活习俗规范的革新 |
| (一)更新卫生观念 |
| (二)改良卫生习惯 |
| (三)倡导中西医结合 |
| (四)开展妇婴卫生保健 |
| 三、法律法制规范的重建 |
| (一)法规进村:农民法治意识加强 |
| (二)司法下乡:巡回审判与调解 |
| (三)法律法规对妇女权益的保障 |
| 四、优良社会风气的养成 |
| (一)中共局部执政的优良作风 |
| (二)优良的党风带政风促民风 |
| 结语 |
| 一、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变革 |
| 二、乡村社会建设与新农村建设 |
| 三、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的历史经验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灾荒、借贷、救助与农业生产——以1949～1952年的西北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一、天灾兵祸:西北发生饥荒 |
| 二、恐惧与疑虑:灾荒中的民众与乡村社会 |
| 三、取信于民:西北各级政府的努力与尝试 |
| 四、生产自救:农业的恢复与发展 |
| 五、结语 |
（7）“官”、“报”之间：清末新政中的《北洋官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晚清报刊史研究 |
| 1.2.2 晚清媒体与政治研究 |
| 1.2.3 晚清舆论研究 |
| 1.2.4 清末官报研究 |
| 1.3 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意义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和难点 |
| 1.4.1 创新点 |
| 1.4.2 难点 |
| 2 新式官报的溯源与早期实践 |
| 2.1 “官—民”人际传播体系溯源及其危机 |
| 2.2 邸报传播体系的构建及其不足 |
| 2.3 从补充到赘疣——官方传播体系在晚清的不适应 |
| 2.3.1 对新报的补充 |
| 2.3.2 从补充到“疣赘” |
| 2.3.3 晚清士人官方传播的改进建议 |
| 2.4 清廷的调适——清末中央和地方创立官报的尝试 |
| 2.4.1 《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最早的新式官报 |
| 2.4.2 《时务报》改官报的尝试及其失败 |
| 2.5 本章小结 |
| 3 清末新政改革与《北洋官报》的创办 |
| 3.1 庚子事变后官报思想的复活 |
| 3.1.1 晚清大员办理官报的谏言 |
| 3.1.2 清廷和民间的反应 |
| 3.2 《北洋官报》的创办 |
| 3.2.1 袁世凯创办北洋官报的动机 |
| 3.2.2 创办初期袁世凯广揽人才 |
| 3.2.3 创办初期的资金来源 |
| 3.2.4 印刷业务的兴盛 |
| 3.2.5 内部组织的建立及其评价 |
| 3.3 《北洋官报》初期的栏目设置 |
| 3.3.1 新闻栏目的设置 |
| 3.3.2 图片栏目的设置 |
| 3.3.3 评论的兴起 |
| 3.4 初涉新政:创刊初期的新政报道 |
| 3.4.1 新政开始:破旧 |
| 3.4.2 新政构建:立新 |
| 3.4.3 报道外省新政营造舆论 |
| 3.4.4 翻译日本文章以资参考 |
| 3.5 本章小结 |
| 4 袁世凯督直时期《北洋官报》的发展 |
| 4.1 《北洋官报》报人群体的变动 |
| 4.2 新政的报道文体与报道偏向 |
| 4.2.1 报道文体——文体形式的多样性 |
| 4.2.2 报道偏向——作为“精神奖励”的官报 |
| 4.2.3 辟谣——官报对于新政的维护 |
| 4.3 《北洋官报》附刊的演变与白话文转向 |
| 4.3.1 附报的出现:学报的兴起和演变 |
| 4.3.2 语体的变革:从文言到官话 |
| 4.3.3 官话和白话的并行 |
| 4.3.4 图片配图与白话文解说 |
| 4.4 增加论说:袁世凯对《北洋官报》的第一次改革 |
| 4.4.1 书册式到单张式再到书册式 |
| 4.4.2 袁世凯的不满和官报的第一次改革 |
| 4.5 突出公牍:袁世凯对《北洋官报》的第二次改革 |
| 4.6 推动清廷立宪和地方自治 |
| 4.6.1 反驳中国不能立宪之说 |
| 4.6.2 敦促清政府加快立宪进度 |
| 4.6.3 天津试办自治的宣传者和参与者 |
| 4.7 本章小结 |
| 5 遭遇危机:直督的变动和《北洋官报》的衰落 |
| 5.1 直督的变化和《北洋官报》人事的变迁 |
| 5.2 “官纸归并官报”引发的风波 |
| 5.3 “取缔北洋官报局”一案引发的纷争 |
| 5.3.1 顺直谘议局对《北洋官报》的责问 |
| 5.3.2 清廷政治改革成《北洋官报》的救命稻草 |
| 5.3.3 两次风波与清末新政的关系分析 |
| 5.4 作为“文书”的《北洋官报》的改革 |
| 5.4.1 官报内容的变革 |
| 5.4.2 官方发行方式的转变 |
| 5.5 宪政背景下《北洋官报》的报道特点 |
| 5.5.1 对于天津议事会所议事件的报道 |
| 5.5.2 《北洋官报》对于谘议局议案的相关报道 |
| 5.5.3 介入防疫救灾等公共事务 |
| 5.6 本章小结 |
| 6 由官报到公报:《北洋官报》的转变 |
| 6.1 动荡局势下《北洋官报》的舆论处置 |
| 6.2 从晚清到民国的顺利转变与舆论特点 |
| 6.2.1 由官报到公报的顺利过渡 |
| 6.2.2 《北洋公报》的内容安排和评论分析 |
| 6.3 《直隶公报》:独立性的完全丧失 |
| 6.3.1 印刷和编辑业务的分开 |
| 6.3.2 北洋印刷局的继续经营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语:“官”“报”关系的独特形态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表格索引 |
| 附录二 :图片索引 |
| 附录三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8）晚清民国河南演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本课题研究缘起与现状 |
| 二、本课题的意义与价值 |
| 三、本课题的目标与方法 |
| 第一章 晚清民国河南地方戏曲概述 |
| 第一节 河南戏曲发展的历史脉络 |
| 第二节 晚清民国河南地方戏的分期 |
| 一、乡村时代:1840—1914 |
| 二、城市时代:1914—149 |
| 第三节 河南戏曲改良运动的发展与实践 |
| 一、清末民初的戏曲改良思潮 |
| 二、冯玉祥主导下的戏曲改良运动 |
| 三、河南梆子的革新实践 |
| 第四节 晚清民国河南地方戏剧种考论 |
| 一、地方史志所载剧种考 |
| 二、报纸刊物所载剧种考 |
| 三、晚清民国河南地方戏曲剧种的数量 |
| 第二章 晚清民国河南民俗演剧 |
| 第一节 民俗演剧的类型与名目 |
| 第二节 酬神演剧 |
| 一、春祈秋报 |
| 二、庙会演剧 |
| 三、节令演剧 |
| 四、崇圣演剧 |
| 第三节 日常事务演剧 |
| 一、集市演剧 |
| 二、行会演剧 |
| 三、喜丧演剧 |
| 第三章 晚清民国河南地方戏班社 |
| 第一节 地方戏班社的历史与演进 |
| 一、河南地方戏班社的发展历程 |
| 二、民国以来河南地方戏班社的演变 |
| 第二节 班社的类型 |
| 一、科班 |
| 二、江湖班 |
| 三、玩会班 |
| 四、龙虎班 |
| 第三节 班社的成员与分工 |
| 第四节 班社的经济 |
| 一、戏班的经济收入 |
| 二、戏班的分配方式 |
| 第四章 晚清民国河南乡村剧场 |
| 第一节 画地做场 |
| 一、画地做场的历史与现状 |
| 二、画地做场与河南地方戏的关系 |
| 第二节 高台剧场 |
| 一、高台剧场的历史与发展 |
| 二、高台剧场对河南地方戏的影响 |
| 第三节 戏楼 |
| 一、河南戏楼的历史与类型 |
| 二、戏楼的变迁与发展 |
| 第五章 晚清民国河南城市剧场 |
| 第一节 河南地方戏与城市剧场 |
| 第二节 茶园剧场:清乾隆年间——1927 |
| 一、传统茶园剧场:清乾隆年间——1914年 |
| 二、席棚茶园:1914——1927 |
| 三、河南茶园剧场的特点与影响 |
| 第三节 新式剧场:1927——1949 |
| 一、“丰乐园”:新式剧场的发端 |
| 二、“相国寺梆戏文化圈”与河南新式剧场的发展 |
| 第四节 二十世纪上半叶河南其它地区的城市剧场 |
| 第五节 官方意志与民间诉求:河南新式剧场兴盛之原因 |
| 第六章 晚清民国河南地方戏艺人 |
| 第一节 艺人与河南地方戏 |
| 一、晚清民国河南地方戏艺人数量蠡测 |
| 二、名伶涌现的河南地方戏 |
| 三、河南地方戏艺人的历史贡献 |
| 第二节 “开封五云”与河南地方戏的演进 |
| 一、“开封五云”辨析 |
| 二、河南地方戏城市化的先驱 |
| 第三节 坤伶与河南地方戏的新发展 |
| 一、坤伶的复兴 |
| 二、民国时期坤伶的崛起与发展 |
| 三、坤伶对河南地方戏的影响 |
| 第七章 河南地方戏作家、作品钩沉 |
| 第一节 民间艺人作家及其作品 |
| 第二节 传统文人作家及其作品 |
| 第三节 新式知识分子作家及其作品 |
| 第四节 河南地方戏存目作家、作品简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 |
| 附录一 晚清民国时期河南本土剧种表 |
| 附录二 晚清民国时期流入河南剧种表 |
| 附录三 晚清民国河南民间常见演剧名目表 |
| 附录四 晚清民国时期河南戏曲班社统计表 |
| 附录五 晚清民国时期河南科班(窝班)统计表 |
| 附录六 晚清民国河南新式剧场数量简论 |
| 附录七 19 世纪末——1949 年河南剧场一览表 |
（9）中华文化圈视野下的契丹王朝（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与学术史回顾 |
|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对象的选择 |
| 概念说明、研究范围与研究内容 |
| 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一、关于契丹王朝“汉化”方面的研究着作 |
| 二、关于汉语、汉字以及其他语言文字在契丹王朝使用方面的研究着作 |
| 三、关于儒家思想在契丹王朝的影响方面的着作 |
| 四、关于儒家“天下秩序”观念在契丹王朝的影响方面的着作 |
| 五、关于中国中古丧葬制度在契丹王朝的影响方面的着作 |
| 六、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中华语言、文字在契丹王朝的影响 |
| 第一节 契丹王朝时期的民族、语言、文字大背景 |
| (一) 契丹族与奚族的族源 |
| (二) 契丹族与奚族的语言、文字 |
| 第二节 契丹王朝时期各种场合下语言、文字的使用 |
| (一) 宫廷(宫账) 中语言、文字的使用 |
| (二) 祭祀中语言、文字的使用 |
| (三) 军事中语言、文字的使用 |
| (四) 外交场合中语言、文字的使用 |
| (五) 丧葬场合中语言、文字的使用 |
| (六) 其他场合中语言、文字的使用 |
| 第三节 契丹王朝时期的通事群体与双语者 |
| (一) 五代、宋与契丹对峙时期的通事群体 |
| (二) 契丹语与汉语的双语群体 |
| 第二章 中华儒家文化对契丹王朝的影响(上) ——儒家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 第一节 契丹王朝成立前后儒家典籍的传播 |
| (一) 契丹王朝成立前儒家思想对契丹人的影响 |
| (二) 契丹王朝时期儒家经典的传播 |
| 第二节 儒家政治、经济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 (一) 儒家政治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 (二) 儒家经济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 第三节 儒家社会、宗教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 (一) 儒家社会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 (二) 儒家宗教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 第三章 中华儒家文化对契丹王朝的影响(下) ——儒家“天下秩序”观念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 第一节 契丹王朝“中国观”与“正统观”的演变 |
| (一) 契丹王朝的“中国观” |
| (二) 契丹王朝的“正统观” |
| 第二节 “复数”天下——宋王朝与契丹王朝间的外交博弈 |
| (一) 从“澶渊之盟”到“划地交涉” |
| (二) 宋、契丹王朝双方基于“盟誓”内容的博弈 |
| (三) 宋、契丹王朝双方基于“盟誓”礼仪的博弈 |
| 第三节 契丹王朝朝贡体系的构建 |
| (一) 属国、属部的朝贡义务 |
| (二) 属国、属部的助军义务与其它义务 |
| (三) 契丹王朝对于属国、属部的册封 |
| 第四章 中华中古丧葬制度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 第一节 中国中古丧葬礼仪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 (一) 契丹族丧葬形式的转变 |
| (二) 中国中古丧葬礼仪对契丹王朝帝后的影响 |
| (三) 中国中古丧葬礼仪对契丹王朝贵族的影响 |
| 第二节 中国中古墓志铭义例对契丹王朝的影响 |
| (一) 契丹王朝时期墓志铭“十三事”分析 |
| (二) 契丹王朝时期墓志铭写人进程分析 |
| 第五章 总结 |
| 附录：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参考文献 |
| 一、古籍资料 |
| 二、考古资料(包含考释文献) |
| (一) 着作 |
| (二) 论文 |
| 三、今人着作 |
| (一) 着作 |
| (二) 硕士、博士论文 |
| 四、今人论文 |
| 后记 |
（10）灾荒与演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对象及概念界定 |
| 二、研究意义及创新之处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灾荒与演剧研究现状述要 |
| (一)立足于戏曲学的研究 |
| (二)立足于社会史的研究 |
| (三)立足于民俗学的研究 |
| 第一章 民俗视野下的灾荒献祭演剧 |
| 第一节 灾荒献祭演剧的民众心理机制 |
| 第二节 中国古代灾荒献祭传统 |
| 一、早期的灾荒献祭活动 |
| 二、汉魏隋唐时期的灾荒乐舞献祭 |
| 三、宋元明清时期的灾荒演剧献祭 |
| 第三节 演剧——灾荒献祭的虔诚表达 |
| 一、旱灾、演剧与龙王、汤王、关帝、水神明应王信仰 |
| 二、蝗灾、演剧与八蜡祭祀以及李世民、刘猛将军信仰 |
| 三、其他灾荒(疫)、演剧与神灵信仰 |
| 第四节 演剧——灾荒献祭的愿望达成 |
| 一、创修、重修神庙戏台 |
| 二、还愿戏、谢雨戏 |
| 第五节 清初山西灾荒与演剧——以“丁戊奇荒”为例 |
| 一、“丁戊奇荒”发生的背景及社会现状 |
| 二、“丁戊奇荒”背景下的山西演剧 |
| 三、地方小戏中的灾荒记忆 |
| 第二章 灾荒与伶人赈灾演剧研究 |
| 第一节 伶人义赈考略 |
| 一、伶人义赈的兴起 |
| 二、伶人义赈的事实演变 |
| 三、伶人义赈由来之论争 |
| 第二节 伶人义赈原因 |
| 一、互助相恤以尽“圈内”之义和“尽同种相恤之义务” |
| 二、伶人的“原罪”意识 |
| 第三节 伶人赈灾方式 |
| 一、伶人捐赈 |
| 二、戏资助赈 |
| 三、伶人演剧筹资 |
| 第四节 伶人演剧赈灾效果衡诂 |
| 一、就灾民和灾荒本身而言：“雪中送炭”与“杯水车薪” |
| 二、就伶人地位而言：他者视域中的肯定和自我社会身份的转机与提升 |
| 三、就救灾机制而言：伶人演剧赈灾与民间慈善公益事业的新路径 |
| 第三章 灾荒对戏曲发展的负面影响 |
| 第一节 灾荒对于戏曲艺术的直接摧残 |
| 一、戏曲艺人殒命于灾荒 |
| 二、演出场所的摧毁 |
| 三、戏曲班社的停演与解散 |
| 四、剧种的濒危与消失 |
| 第二节 灾荒侵袭下民间演剧的退减 |
| 一、神圣的徒劳：献祭演剧之于灾荒的失效性 |
| 二、理性的回归：政府的救荒政策 |
| 三、自我的说服：民众积谷停戏、裁戏 |
| 第三节 禁毁视野下灾荒献祭演剧生存空间的恶化 |
| 一、国家意志介入下灾荒献祭演剧的禁毁 |
| 二、灾荒献祭演剧生存空间的恶化 |
| 第四章 灾荒之于戏曲演出的平台价值 |
| 第一节 灾荒献祭演剧为戏曲发展提供的契机 |
| 一、官方对灾荒献祭演剧的肯定 |
| 二、民间对灾荒献祭演剧的执行 |
| 三、灾荒献祭演剧——民间戏剧演出的自留地 |
| 第二节 民间灾荒献祭演剧的资费筹措 |
| 一、众人捐资 |
| 二、募化于外境 |
| 三、摊派 |
| 四、暂停享赛献戏以积资 |
| 五、定额恒产 |
| 第三节 伶人赈灾演出对戏曲的积极影响 |
| 一、增加戏曲演出台口 |
| 二、促使义务戏的兴盛 |
| 三、促使夜戏演出的突破与默许 |
| 第五章 戏曲剧目的灾荒叙事 |
| 第一节 戏曲作品中的灾荒呈现 |
| 一、中国文学的灾荒书写传统 |
| 二、戏曲作品中灾荒的多样化呈现 |
| 三、专门的救灾剧目演出 |
| 第二节 直接参与灾荒献祭的剧目研究 |
| 一、旱灾祈雨演剧剧目 |
| 二、火灾禳解演剧剧目 |
| 三、蝗灾驱虫演剧剧目 |
| 四、灾疫禳除演剧剧目 |
| 五、灾荒献祭演剧剧目禁忌 |
| 第六章 灾荒与艺人班社流动及剧种传播 |
| 第一节 戏曲艺人的来源：灾荒触发 |
| 一、遭遇灾荒入“梨园” |
| 二、“国家不幸诗家幸” |
| 第二节 灾荒与上党梆子的传播 |
| 一、上党梆子传播的旱灾背景及状况 |
| 二、上党梆子传播后的剧种交融 |
| 第三节 灾荒与淮剧以及其他剧种、声腔的传播 |
| 一、灾荒与淮剧传播 |
| 二、灾荒与其他剧种、声腔的传播 |
| 余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建国初期河北省赈灾工作简论（论文参考文献）
- [1]国民政府时期农田水利法制研究（1927-1949）[D]. 郭如意. 河北大学, 2021(02)
- [2]《河北省政府公报》研究（1928-1930）[D]. 赵希悦.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3]建国初期甘肃省自然灾害救助研究[D]. 刘孝杰.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9(07)
- [4]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D]. 冯佳.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5]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D]. 张宏华. 山西大学, 2019(01)
- [6]灾荒、借贷、救助与农业生产——以1949～1952年的西北区为例[J]. 吴斌,夏泉.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18(06)
- [7]“官”、“报”之间：清末新政中的《北洋官报》研究[D]. 丁捷.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1)
- [8]晚清民国河南演剧研究[D]. 孙建杰. 河南大学, 2018(12)
- [9]中华文化圈视野下的契丹王朝[D]. 徐世康.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10]灾荒与演剧研究[D]. 段金龙. 山西师范大学, 20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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