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论史传修辞

一、钱钟书论史传文修辞（论文文献综述）

卢玮玮^[1]（2021）在《顾炎武《诗经》学研究》文中提出明末清初的《诗经》学经由朝代鼎革、学术思潮的嬗变,显示出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独有特点。这一时期,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顾炎武将抗清复明之志寄寓于治学,并在等身着作中留下煌煌《诗》学成果,包括《诗本音》《日知录》和其他着作中的引《诗》论《诗》。这些成果无论从微观研究,还是从《诗经》学史俯瞰,都可看出顾炎武异于前人的治《诗》特点、经世致用的《诗》学观以及对清代《诗经》学无可替代的巨大贡献。《诗本音》是顾炎武治《诗》首屈一指的重要成果,也是《音学五书》中最能体现其治《诗》核心的专书。与音韵学界通过分析《诗本音》研究古音学发展乃至总结其音韵学成就的研究理路不同,从《诗经》学视域考察,《诗本音》具有独特的治《诗》特征、《诗》学思想和旨归。首先,《诗本音》的治《诗》体例独树一帜。顾炎武吸收前人治《诗》音长处的同时,又独具自身特色,即:在遍注《诗》文、列本证旁证的同时,还全面考察《诗经》文本,对韵字今古音和异文,《诗经》押韵,考《诗》中阐发观点和所用标识等进行“分类考注”。相较于宋明时期《诗集传》和《毛诗古音考》分别重在阐发义理、突出韵字的体例,《诗本音》的体例不仅使大量今古音考注繁简得当,而且考注内容也更加多元和突出《诗经》要义。其次,在明末仍大体沿袭宋元《诗经》学的背景下,《诗本音》考《诗》一改僵化、空疏的治《诗》学风,主张还原《诗》的多重本质,包括《诗》本歌之、《诗》合文理和《诗》之经学,显示出顾炎武与前人治《诗》只重阐发义理、就韵改《诗》音的不同。再者,《诗本音》考《诗》极为注重实证,表现在宁留阙疑,也不妄下断言;不囿于门户,而是就实论理;尊古重古,但不泥古;不论繁简,只求辞达;对前人《诗》说,既不盲从,也不刻意求新求异,而是独立思考,实事求是。此外,通过考察《诗本音》在《音学五书》中的核心地位,也揭橥了顾炎武明道救世、保存华夏文脉的治《诗》旨归。与《诗本音》被音韵学界精耕细作的情况不同,《日知录》卷三的《论诗总》是少有学人问津的。经过研究发现,卷三42则治《诗》条目,每条均围绕《诗经》有据而考、有感而发,是构成顾炎武《诗经》学的重要内容,其不仅按照《诗》序依次考《诗》,而且遵循严谨的治《诗》理路并具有各自不同的治《诗》旨趣。从考证题目及内容考察,42则条目大体可归纳为四种类型:公案型、诗句型、诗汇型和提炼型,分别考证《诗经》学史上争讼不休的问题并提出独到见解,考证《诗》中文句并申发经世之论,考释《诗》中词汇兼有阐发义理、考证提炼的内容在于还原史实等等。分析这些治《诗》条目,发现其鲜明的治《诗》特征:札记体的体例,经史互证的方式,不拘一格的文风以及蕴藉“内圣外王”的儒家思想。从中,亦可管窥顾炎武经世致用的《诗》学观。顾炎武除在《诗本音》和《日知录》卷三进行专门考论《诗经》之外,其他撰着中还有431条引《诗》论《诗》。这些散见的引《诗》论《诗》,具有引《诗》多而论《诗》少,引《雅》多而《风》《颂》少,出自研经之书多而其他撰着少等特征,同时更引人注意的是其富有明确的指向性和实用意图。引《诗》包括为“述”而引,为“证”而引,寓“志”而引,其中体量最大的为“证”而引,主要是借引《诗》而证断风俗、地理、名物、义理、训诂等,其采用《诗》句、《诗》体、《诗》篇目的多种方式和不拘泥于一种句式的灵活运用,明显异于前贤中引《诗》独多的荀子重在论理和采用固定句式的特点,从而形成顾炎武彰显“实学”底色的引《诗》风格。相对而言,论《诗》主要集中于对《诗》音、字、义的讨论,尽管条目不多,但实可视为顾炎武治《诗》专书的有力旁证,再次凸显了他力倡韵随义转、崇实而论的《诗》学思想。顾炎武的治《诗》成果对于清代《诗经》学影响深远。他不仅引领清代《诗经》学风趋实,而且在音韵、考据领域有筚路蓝缕之功,尤其对乾嘉学派《诗经》学起到奠基作用,在《诗经》考据方面成果颇丰的吴派、皖派、常州学派、扬州学派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顾氏影响。但不可避免的是,由于人生际遇和学术视野的限制,顾炎武《诗经》学也存在治《诗》音还不精审、有些言辞过于尖锐等不足,但瑕不掩瑜,终究不能遮蔽其《诗经》学的重大成就。总之,顾炎武的《诗经》学呈现出崇实求是的治《诗》特征与经世致用的《诗》学思想。顾炎武不仅是明末清初乃至《诗经》学史上极具代表性的重要研究个体,而且他开启了清代学术的考据之风,引领清代《诗经》学别开生面,铸就了《诗经》学史上的又一座高峰。

王美荣^[2]（2021）在《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纪小荷^[3]（2021）在《新教传教士米怜问答体中文着述文体及其意义研究》文中认为

冯璐^[4]（2021）在《《文选·畋猎赋》序/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选·畋猎赋》之序与李善注旧注皆存在三种不同的情况,且每种情况的文章篇目相对应。扬雄《羽猎赋》《长杨赋》两赋之序均摘史辞以为之,李善注则取舍颜师古《〈汉书·扬雄传第五十七〉注》;司马相如《子虚》《上林》无序,《文选》并未“摘史辞以为序”。此二赋李善采郭璞所集旧注再进行补充,并且同时收录于《史记》《汉书》《文选》中;潘岳《射雉赋》有自序而昭明太子不取。徐爰注潘岳《射雉赋》则是因《文选》录入而流传。作者将“畋猎赋”之“序”与“注”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部分,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五篇序的三种情况,进一步讨论和揭示其产生的原因;下部分,从对比的角度对旧注和李善注进行考察,并结合文本总结出郭璞、徐爰和颜师古注以及李善注的特点。上编:《文选·畋猎赋》的五篇赋序文情况不同。扬雄的《羽猎赋》《长杨赋》之序源于《汉书·扬雄传》即均摘史辞而为之。而昭明太子摘《汉书·杨雄传》的相关文字为《〈羽猎赋〉序》与《〈长杨赋〉序》而不摘《汉书·司马相如传》的相关文字为司马相如之序,当与《子虚赋》《上林赋》的“分合”有关。潘岳《射雉赋》有自序而萧统不用,李善所引为节文,吕延济的“题解”则糅合李善节引的《〈射雉赋〉序》与徐爰注而来。下编第一章:《子虚赋》《上林赋》李善注与郭璞注的特点。在此二赋中,李善注与郭璞注字词训诂方面形式相似,且李善采纳了郭璞所集旧注。但进一步将李善注与《汉书》《史记》相同部分作比较,可以看出李善因“文集”与“史集”性质的不同,而对旧注进行的取舍情况,以及李善根据旧注的不同所作之补注展现出的不同风貌。第二章:《射雉赋》李善注与徐爰注。首先,考察徐爰注的背景;其次,通过文本总结出徐爰注语言优美和具有段落句群概括的特点;然后,再将李善注与徐爰注作比较,阐明李善补注丰富注释内容、辨证字词训诂以及适当疏证旧注的特色。第三章:《羽猎赋》《长杨赋》李善注与颜师古注。通过比较李善补注与颜师古补注的“叙例”以及其具体的内容,分析二者注释引用相同旧注与不同旧注的情况,比较二者作补注的不同特点,并且分析《长杨赋》中李善注引颜师古注的特殊情况。

李轩^[5]（2021）在《中学语文《战国策》选篇语境教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周潘潘^[6]（2021）在《部编版初中语文人物传记类作品阅读教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物传记类作品是真实说服和艺术加工的统一,是表现传主生平、以塑造典型人物和典型事迹为主的作品。它将传主的精神轨迹和人生历程一一记录在内,在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和人文素养方面具有独特的教育功能。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中选录传记文十三篇,其中,现代传记文十篇、中国古代传记文三篇;涉及导读和自主阅读传记名着二部;此外,还设计有“学写传记”的写作板块。在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应充分发挥这类文本的教学价值,以切实提升阅读教学的效果。本论文拟对初中语文教材中人物传记类选文进行选篇分析,并总结其文体特征和教学价值;结合调查问卷数据、教学观摩和教学调研情况,归纳教学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尝试提出初中人物传记类课堂阅读教学的方法和策略。论文正文共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人物传记类作品选篇分析。首先,分析选文的学段及单元分布。教材中人物传记类课文的分布位置并不固定,编排方式也不尽一致。其次,分析选文在各学段的知识分布情况。从七年级到九年级人物传记类作品由多转少,内容呈现出了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特点。第二部分,分析人物传记类选文的文体特点。教材中的人物传记类选文都具备了以下四个特点:第一,历史性和文学性的统一;第二,真实说服与艺术加工的统一;第三,典型人物与典型事迹的统一;第四,含蓄抒情与生动语言的统一。第三部分,归纳总结人物传记类选文的教学价值和意义。本文认为,人物传记类选文具有以下几种教学价值:第一,开拓思想视野,培养认知能力;第二,提供经典范本,提升阅读能力;第三,辨析文体知识,锤炼写作水平;第四,促进自我教育,增强语文素养。在具体阅读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以从多个层面去探索和挖掘传记文的文本价值。第四部分,人物传记类选文阅读教学现状调查及问题分析。通过调研发现,传记文阅读教学中存在以下突出问题:受中考影响,对传记文的重视不够;师生有关传记的知识有所欠缺;教师缺乏对阅读方法的有效指导、缺乏相关的应用训练等。本部分同时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第五部分,针对第四部分中的问题,提出人物传记类选文课堂阅读教学的策略和方法。主要包括:明确教学目标,促进有效学习;注重整体设计,明确学段重点;丰富教学手段,注重方法指导;增加阅读训练,指导学生实践;立足文体特性,提升综合素养;开发教学资源,引导深度拓展等。

李季^[7]（2021）在《中学古诗文阅读策略及指导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阅读策略对古诗文教学至关重要。它既关系到古诗文阅读理解的准确性、实效性,又涉及到古诗文教育价值充分开掘与利用。但是,当前语文课程知识未能提供适切、足够的阅读策略知识供师生使用,致使古诗文阅读教学耗时费力而又收效甚微。因此,古诗文阅读策略的研究已成为当务之急。阅读策略如何研制?阅读策略体系如何构建?构建的阅读策略体系能否适用于教学?这一系列问题又聚焦在“古诗文阅读策略体系的构建”这一源头上。所以,本研究的目的是,在充分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心理学、教育学、文章学、古今中外文艺理论等相关知识,构建适合于中学古诗文阅读的策略体系。首先,运用文献分析,对古诗文阅读、阅读教学、阅读策略教学相关的心理学、阅读学、文章学、文艺理论等领域文献进行梳理、归纳。其次,采用理论思辨和文本分析展开对构建古诗文阅读策略体系的理论研究。运用理论思辨主要辨析阅读策略中阅读取向、进阶与文本层次、交叠等问题,并透析阅读策略内部、阅读方法之间内在的联系与区别。而利用文本分析法主要对古诗文文本进行研读,以从古诗文文本类型特征中化取阅读策略的陈述性知识。在此基础上,综合利用两种方法构建中学古诗文阅读策略体系。第三,运用行动研究,将制定的阅读策略付诸课堂教学,以呈现阅读策略的实践性和实效性。基于上述问题及其研究设计,并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本研究认为:一是不同理论视域下阅读策略所体现的特质可以为认识、制定古诗文阅读策略提供理论导向。这具体表现为:心理学中阅读策略关注信息加工与管理,阅读学中阅读策略体现为行为调控与层级运筹,文章学中阅读策略注重阅读取向与方法择选,而文艺理论中阅读策略则表现为阅读路径与要津,这也明示古诗文阅读策略具有文本处理、路径取向、层级运筹等特性;二是依据“文本属性”与“阅读取向”的交会可以构建古诗文阅读策略体系。这就是代表文本四维——“文言、文章、文学、文化”——的横轴与代表阅读取向四级——“认读、解读、赏读、鉴读”——的纵轴交会而形成的古诗文阅读策略,即“四维四级”阅读策略。策略之间具有相互支撑、叠加、映射的关联,但又相对独立,各自均有明确的阅读取向和内容所指;三是所建构的阅读策略体系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实效性。针对中学阅读教学,对策略体系中一些最基本、最重要策略进行教学转化,并根据教学需要设计成不同类型的策略教学模式,而后将其付诸课堂。通过行动研究发现,所制定的古诗文阅读策略,不仅可以用于教学,而且通过策略教学还能有效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此外,本研究开发的古诗文阅读策略体系,不仅弥补了语文课程中阅读策略知识的不足,更打开了基础教育阶段文体阅读策略研究的一扇门窗。当然,古诗文阅读策略体系还需要不断完善、改良与充实。这就需要进一步研究国外阅读策略的话语言说方式和体系建构思路,以对中国特有的零散性、体验性、综合性、整体性的阅读策略进行梳理、归纳与提炼,并将其建构成立足本土而又对外开放的古诗文阅读策略体系。紧随其后,阅读策略及其教学的目标地位、评价体系也需配套研究,以避免阅读策略教学方向的迷失与实施的悬空。可见,古诗文阅读策略体系的完美建构是需要理论研究、策略制定与教学实践之间进行循环往复地互动、互构与互通的。

刘畅^[8]（2020）在《桐城三祖传记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传记作为一种记载事件和人物以传后世的文体,既具有史料价值又具备思想和艺术价值,兼具史学性和文学性。正是因为传记兼具文史性,它一直隶属于史学或文学的范畴,是一种“给史家做史料,给文学开生路”的文体。好的传记作品它的价值在于有一定的补史作用或在创作中有值得被借鉴的艺术手法,或者可以为小说、戏曲等提供素材。中国的传记以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通史《史记》的诞生为标志登上了历史与文学的舞台。从《史记》诞生的西汉中期开始直到现在,我国产生了数量庞大、类型多样的传记作品。而关于传记的分类方法也有很多,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最常见的分类方法是按照写作方式的不同分为史传、散传、杂传（类传）、专传、纪事等。清代是传记创作十分繁盛的一个时代。清代官修史书制度十分完善并设有国史馆,除了每位皇帝的本纪外,几乎每个重要的大臣、名士,甚至是列女都有传记。在官方修史的影响下,清代文人所写的传记也十分繁荣,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范围更广,几乎包纳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上到王公大臣下到市井细民、妇女、儿童都被纳入传记写作的范畴中。桐城派是我国古代散文史上最后一个大的古文流派,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古文流派,它的存在时间几乎与清王朝相始终。桐城派也是作家人数最多的古文流派,有着集大成的地位和作用。在文学理论上,桐城派古文对中国传统文论进行总结和反思;在思想上,对传统的学术思维有吸收有超越;在创作上,桐城作家几乎涉及了古文的每种文体类别,其中又以传记和游记最具特色。就桐城三祖而言,在传记文创作方面,方苞有传记文218篇、刘大櫆有93篇、姚鼐有169篇（共480篇）,涉及墓志、碑、传、行状、逸事等多个文体,有一定的数量;在质量上,桐城三祖的传记文不仅具有史学的价值,还有思想内涵和文学特点,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同时,在对桐城三祖的传记文的研究中也可以总结出我国古代传记文写作的经验以及传记文发展过程中继承与创新的情况。本文分为六章,以桐城三祖的传记文作为研究对象,立足于清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背景,探究桐城三祖传记文的思想内涵、人物形象塑造、写作特点、承继情况及三祖之间传记文创作上的细微差别等,以期使其得到系统的审视和公允的评价,对以往的研究能有所补充。第一章主要探讨传记的特点及其发展脉络。这一部分总结概括了传记的三大特点,即记实性、意旨性和艺术性。梳理了我国封建社会传记发展的基本脉络:先秦时期诗文中出现了传记因素,西汉以《史记》为标志的传记正式诞生,魏晋六朝出现了与传记相关的理论,唐宋各体传记得到普遍发展繁荣,明代市民传记兴起,清代传记文再次迎来繁荣期,传记理论也趋于成熟。并对每个时期的传记创作情况都作了一个大致的总结概括。第二章主要对桐城三祖的传记观念进行提炼和概括。桐城三祖没有专门的和系统的传记理论。这一部分是从桐城三祖的古文理论、古文创作、读书札记以及传记文创作中总结、提炼出他们对传记文的认识和传记文创作观念。在清代学术风气的影响下,桐城三祖重视叙事。在对传记文的认识方面,他们强调记实性,肯定了传记文的价值和意义,认为传记文应发挥劝谏世人的作用。在传记文创作方面,他们要求创作要合乎体例和规范,要注意选材和剪裁以及笔法和行文。桐城三祖对传记文这一文体有明晰且较为系统的认识,在文体学意义上取得了新进展。第三章主要对桐城三祖传记文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分类并分析其内涵。对人物形象进行分类的传统在我国出现的很早,对人物形象的分类方法也是从史书中延用至各类传记文中的。这一部分主要选取桐城三祖传记文中最常见的四类人物形象（官吏、文人名士、市民和妇女）加以分析。人物形象的塑造反映出的是传记创作者对现实的态度、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及其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等问题。对桐城三祖塑造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真实生活状态,有一定的补史价值。同时我们后人对桐城三祖传记文人物形象和内涵的分析也应用历史主义的态度,从他们生活的历史背景出发进行辩证的分析。第四章主要从文学视域中分析桐城三祖传记文的艺术特色。这一章主要从文学的角度分析桐城三祖传记文具备的艺术性。传记文兼具文史价值,文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学手法的运用上。本章主要分析了桐城三祖传记文的记实性和意旨性以及创作中使用到的材料组织、下语用字、谋篇布局和文体新变等方法以及其风格特征,力图说明在散文逐渐工具化的趋势下,桐城三祖重视古文的文学性,同时在传记文的文学性不断增强的发展过程中,桐城三祖的创作作为其中重要的一环也做出了不可忽略的贡献。第五章主要对桐城三祖的传记文进行内部比较。前几章是从整体的角度研究桐城三祖的传记观念、传记文人物形象塑造中反映出的思想内涵和桐城三祖传记文具备的艺术性问题。这一部分将视角转向方苞、刘大櫆、姚鼐三祖内部之间在传记文创作上的差异问题,仍是选择从理论观念、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三个方面入手,比较方、刘、姚之间的传承与革新情况。方、刘、姚之间存在师承关系,但三人所处的时代氛围有一些差别,三人的出身和人生经历也不同,故而三人之间有着比较明显的继承性也有着明显的革新性。第六章主要分析了桐城三祖传记文对史传文、唐宋八大家传记文以及归有光散文的接受情况。清代是中国文学集大成的时代,各个领域中都存在着对之前传统的传承与批判情况,桐城派亦然。史传文、唐宋八大家传记文以及归有光散文都是桐城派各位作家十分推崇并着重学习的对象,但对它们的学习重点存在一些差异,故本章从文体学的角度研究桐城三祖对史传文的接受情况。从文体学角度来看,桐城三祖的理论基石“义法”说来源于《史记》。桐城三祖在传记文的文体观、体貌特征以及语体特征上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史传文的影响。从文学创作技法的角度研究桐城三祖对唐宋八大家传记文创作方法的继承。唐宋散文是我国古代散文史上的一座丰碑,同时唐宋散文家的传记文创作也十分有特色。他们的传记文一方面纠正了六朝以来传记文过分歌功颂德导致的浮华夸饰的文风,另一方面他们独具特色的创作也使传记文逐渐摆脱了以往史学的附庸地位,为后世传记文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两方面桐城三祖都多有向唐宋八大家学习与继承。从题材的角度研究桐城三祖传记文对归有光散文的学习情况。明代中后期真正关注平凡人物本身的传记文和散文正式形成,归有光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桐城三祖向归有光学习,平凡人物在桐城三祖的传记文中也占有相当的比例。最后,桐城三祖的传记文对后世的影响,特别是对桐城后学在写人叙事观念和创作实践方面的影响,是本文的余论部分。桐城三祖作为桐城派的奠基人,他们的传记文创作有意识地摆脱了墓志、碑传等传记文的应用特征,增强了传记文的文学性,顺应了传记文发展的趋势,并影响了后世传记文的发展。桐城三祖整合并传承了传统的传记文的创作理念及写作方法。桐城三祖通过传记文写作继承并发扬了我国几千年来的主流价值观念和民族性格。这些优秀的传统被传承下来,对于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和文学之精华有积极意义,甚至对现代的传记文理论和写作都有着指导意义。桐城三祖传记文的历史地位和对后世的影响应得到肯定。

方志红^[9]（2020）在《论古代叙事理论对当代叙事文学研究的借鉴意义》文中指出中国古代叙事理论蕴藏于古代丰富多样的叙事作品中,也蕴藏于古代文论中。当代中国叙事学研究对古代叙事理论进行了不同层面的发掘与系统建构,产生了不少极有价值的理论话语,如闲笔、虚实相生、春秋笔法、意象叙事、"夜化"叙事等,这些理论话语可以被借鉴用于当代叙事文学研究。当代叙事文学研究借鉴古代叙事理论有利于传承弘扬中国文学批评的文本细读传统、诗性传统。同时,这也启发我们在进行中国特色的叙事学、文论体系建构时要打通古今、融合中西,以探索普遍的叙事规律、文学规律为旨归,并能有效用于世界文学批评实践。

何诗海,陈露^[10]（2020）在《明清史传入集的文章学考察》文中认为明清总集编纂,打破《文选》以来不节录经、史、子着作的传统,大量收录史书中主要写人叙事的纪传文,甚至出现了不少专录《左传》《史记》或合选《史》《汉》的文章选本。究其原因,一是四部藩篱之突破,二是辨体批评之需,三是叙事文地位之提高,四是研习八股之需。诸种因素交互激荡,促成史传文大量和频繁入集,推动了史传文章经典化进程。

二、钱钟书论史传文修辞（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钱钟书论史传文修辞（论文提纲范文）

（1）顾炎武《诗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文选·畋猎赋》序/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部编版初中语文人物传记类作品阅读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学古诗文阅读策略及指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桐城三祖传记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论古代叙事理论对当代叙事文学研究的借鉴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10）明清史传入集的文章学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四、钱钟书论史传文修辞（论文参考文献）

• [1]顾炎武《诗经》学研究[D]. 卢玮玮. 河北师范大学, 2021
• [2]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研究[D]. 王美荣. 广西大学, 2021
• [3]新教传教士米怜问答体中文着述文体及其意义研究[D]. 纪小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21
• [4]《文选·畋猎赋》序/注研究[D]. 冯璐.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5]中学语文《战国策》选篇语境教学研究[D]. 李轩. 宁夏大学, 2021
• [6]部编版初中语文人物传记类作品阅读教学研究[D]. 周潘潘.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1(08)
• [7]中学古诗文阅读策略及指导研究[D]. 李季.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8]桐城三祖传记文研究[D]. 刘畅. 山东大学, 2020(01)
• [9]论古代叙事理论对当代叙事文学研究的借鉴意义[J]. 方志红.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0(04)
• [10]明清史传入集的文章学考察[J]. 何诗海,陈露. 文艺理论研究, 2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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