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定义统一战线的内部构成

一、重新界说统一战线的内部构成（论文文献综述）

潘何琴^[1]（2021）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研究》文中认为革命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关键词,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题,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过程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一部分。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现实处境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毅然扛起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大旗,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一条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道路,并最终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此后,不论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亦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初心使命,保持革命底色,发扬革命精神,带领中国人民克服前进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革命观的逐步形成和深化,并反过来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理论武器。20世纪末期以来,“革命过时论”“告别革命”之声甚嚣尘上,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环境及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光荣使命,继续深挖革命观的时代内涵,发扬伟大革命斗争精神,既是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必然,也是现实境遇的必然。要在新的时代特征中继承优良革命传统、弘扬优良革命精神首先必须弄清楚中国共产党革命观的来龙去脉,需要对中国共产党革命观何以能形成及如何形成有清晰的认知,中国共产党早期是如何认识革命,如何在探索革命的道路上形成对革命问题的基本看法和根本观点,从而不断推进革命的进程。基于此,文中通过思想史研究方法、历史研究和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中国共产党早期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为研究对象,梳理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革命问题的演进轨迹,厘清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萌芽、形成和发展,归纳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基本内容,进而探析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影响因素,并对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作出总体评析。在近代中国,各阶级救亡图存的运动带来的结果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革命指明了社会主义方向,中国工人阶级革命主体意识的觉醒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队伍的崛起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骨干,加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民主革命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传统革命观的流传和近代革命思想的产生及传播,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形成条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在社会革命与社会改良的争论中看到了革命是破解中国社会困境的重要手段,初步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初步探讨了组建无产阶级政党,对革命的目的、革命的意义、革命的主体等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通过对革命任务的确定、革命纲领的制定、革命统一战线的提出和革命工作的转变,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的对象、革命任务、革命性质、革命动力和革命策略等形成了基本正确的认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形成。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深化了对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工农联盟、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等问题的认识,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早期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主要包括认清了中国革命对象、任务、性质和前途,基于对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正确判断了中国革命的动力,进而明确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是党在中国革命中的斗争策略,初步把握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是中国革命的关键,基本辨别了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深刻理解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过程中,由于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水平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个人情感等主观因素,加上中国社会矛盾的频发复杂和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发展等客观因素和来自共产国际外在因素的影响,致使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革命问题经历了曲折性、反复性和艰难性的过程。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初步思想成果,是在经历种种思想斗争和现实斗争中集全党智慧的共识,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科学评析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观,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局限,总结早期革命观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经验,既是对党史观的科学回应,也是对当今现实问题的时代回应。

张承志^[2]（2020）在《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文中研究说明作为新文学的闯将,刘半农短暂的一生集新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杂文家、战士、诗人、学者等于一身,是清末民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在刘半农几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其着译内容多是以抨击时弊、启迪昏懵、开拓创新、审视国民性、宣扬人道主义等等为切入点,进而透射出刘半农文学创作的轨迹及思想嬗变的过程。从整个五四时期的一段时间范畴来看,刘半农不仅接受了进化论的有效整合,而且又承接了五四启蒙传统的高昂与激情。尽管这期间的“潜隐”遭到了历史上相关人士的质疑与批评,但是从历史语境和思想诱因上可以发现“权威性”下的覆盖式理解遮蔽了历史差异性的存在和与五四精神延长线上的“共振”,抑或是,历史的错位与距离在原初的意义上更能廓清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思想个性、认识问题和一些反思中的复合化问题。当时代的误读由歧出、偏至而回归到理性之时,当一种新的学术思路的强光唤醒沉寂已久的资料之时,重新发现历史的微缩细节、个人的心路历程及做出多元反思性的科学研究,必定会使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价值再次浮出历史地表。本论文试图通过对刘半农的相关着译文献的梳理与探究,来解析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语言学史、考古史上的诸多文学实绩。在回归历史现场的前提下,以理解和同情的姿态进入他的文学世界,从宏观性的视角对他整体的文学实绩进行观照;从境遇与体验、渴念与实践出发,进行作品论和作家论的深入探讨,力图拨云祛障,进而对刘半农的文学思想、创作心理、艺术理念等方面进行剖析,由此来确定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论文绪论部分对选题的确定与缘起、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进行了历史性与宏观性的描述。在此基础之上,梳理和概括出3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而确定和阐释了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独特性与价值意义。论文第一章立足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角度谈及刘半农由清末民初上海“鸳鸯蝴蝶派”的才子到平民文学家、新文学闯将的转变。其中,借助刘半农的着译作品来分析其与“鸳鸯蝴蝶派”的纠葛与距离;考察其现代通俗小说理念的改良;阐释其平民文学意识的生成以及民间文学的实绩;解读《双簧信》的历史动因、建构与生成。论文第二章以刘半农新诗的开拓为聚焦点。通过五四时期新诗的诞生、论争、理念构想等来论述刘半农新诗的尝试与启蒙审美特征。其中《扬鞭集》与《瓦釜集》的实践、“误读下”的散文诗、争议纷纭的“她”与“它”字等等既包蕴和彰显了五四启蒙命题中的应有之意,又呈现出五四开放性、现代性的特征。论文第三章主要分析刘半农的散文创作和相关理论,并考察刘半农在这一段时期的思想嬗变过程。从加入《新青年》阵营到《语丝》时期是刘半农散文创作的高峰时期。然而,当刘半农获得法国文学博士而归国后,他自己渐渐地进入了“沉潜”阶段,《论语》上的相关杂文似乎在宣告“五四时期的斗士兼文学家”的刘半农“落伍”了,但各中的缘由与事实并非如此。论文第四章主要论述刘半农的着译小说文本。他的着译小说是在五四启蒙视域之下的对现代化国族想象的继承与发扬,具有启发昏懵、融汇中外、传授新知、关注切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及批判国民性的丰富意蕴,有利于全面而深刻地对五四时期的社会面相、道德伦理价值及新女性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对话与思考。论文第五章主要围绕着刘半农一生的功绩进行客观的阐释与评价,力图复原与说明历史上的一些相关细节。在刘半农的后半段时期,保家爱国的“斗士精神”依旧不减、矢志不渝的“真”与“诚”贯穿于他的全部精神理想与艺术的探索之中、多学科的学术实绩与献身教育的功绩是他与时俱进的一个体现,其文论及身后的评价则可以为全面理解五四提供新的视角和诠释,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论文的结语指出,对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作家与作品的探索与研究,毋宁说是以刘半农作为文学的原点而回到五四的历史现场的阐释与反思。

禹辉映^[3]（2019）在《中国共产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把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作为基础性、经常性工作。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在探索党的自身建设过程中就逐渐形成了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理性自觉。中国共产党近一百年的奋斗史,内在地包含了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探索史。同历史对话,认识历史,把握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当下及未来走向。新时代做好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工作,就有必要对党管党治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有非常清晰的认识,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党内政治生态,就是指以党员及党组织为“生命载体”,以党内政治生活、政治关系、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等各要素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为运行机制,所形成的一种总体性或普遍性的发展状态。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就是指政党为完成自己历史使命而借助一定力量,采取一定的方式方法,以提高党员及党组织的生机与活力,建设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环境为旨归,实现党内政治生活、政治关系、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等各要素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良性互动、健康发展的实践过程。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思想和学说。回顾中国共产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探索实践并非一帆风顺,既有辉煌的成就,也遭遇过一些严重挫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探索发端于党创立时期,这一时期面貌一新的党内政治生态初具雏形;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成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新背景,右倾错误对党内政治生态造成了严重危害,党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土地革命时期,中国革命新道路形成对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提出了新要求,党在总结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理性自觉,党内政治生态逐步向好;全面抗战时期,面对新的政治形势,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工作出现了新局面,优良党内政治生态基本形成;解放战争时期,党面临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新气象,伴随着一系列有效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做法的实施,党内政治生态进一步清朗。建国初期,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面临新场域。面对建国后党内政治生态出现的新情况、新任务,党采取了一系列建设党内政治生态的新举措,执政党党内政治生态呈现良性发展的新状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内政治生态受到损害,党内政治生态风险开始显现。“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影响,党内政治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党内政治生态危机凸显。改革开放新时期,党采取了一系列重塑党内政治生态的果断措施,党内政治生态重塑成效显着。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随着一系列党的建设措施的实施,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得到修复,政治生态建设成就显着。党的十八大以来,由于过去长期积累的管党治党宽、松、软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清除,党内政治生态建设面临严峻挑战,针对党内政治生态问题,党采取了一系列从严管党治党新举措,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正在形成。考察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我们可以总结出七条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经验:一是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二是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三是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四是落实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主体责任,五是坚持突出选人用人的政治标准六是坚决推进廉洁政治建设和反对腐败,七是健全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制度体系。新时代继续做好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工作,就有必要汲取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成功经验,从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工作,在实践中坚持综合施策、协同推进、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陈锐^[4]（2019）在《葛兰西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葛兰西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20世纪初期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活动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任意大利共产党的总书记。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大利的忠实信仰者、传播者和践行者,葛兰西在参与和领导意大利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意大利的具体革命实际相结合,对意大利共产党的建设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关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理论宝库。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党学说的继承、创新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探索性和创造性发展成果,其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是毋庸置疑的。葛兰西无产阶级政党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发展史上一个新的、有机的构成部分,不仅从理论上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体系,而且在实践上也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重要的参考。本文在深入研读葛兰西经典着述、认真分析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整体性视域出发,以葛兰西对无产阶级政党问题的深度思考为主线,对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形成条件、发展脉络、基本内容、主要特点、历史贡献及历史局限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地研究,以期努力探索出一个比较全面的关于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理论体系和框架。本文由导论、正文及结语三个部分组成。导论部分是文章整体架构的概括性呈现,该部分涉及研究缘起、国内外研究状况、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的重难点和创新点等问题。正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葛兰西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形成历史条件进行了分析。该部分在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原则的基础上,考察了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形成的主客观因素。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意大利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为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意大利无产阶级的壮大及工人运动的兴起为葛兰西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阶级基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党思想的继承、对意大利本土思想家政治思想及其他有关理论家思想的批判性借鉴和吸收为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前提;葛兰西个人的品性修养是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形成的内在主体因素。第二部分对葛兰西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历史分期进行了考察。研究人物的思想,首先就要结合人物的生平经历弄清楚该思想形成发展的轨迹,只有这样才能使研究更加全面、深入。基于此,该部分首先分析了对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进行历史分期的必要性、标准、原则和方法,在此基础上,将葛兰西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形成发展的演进脉络划分为了孕育、萌芽、形成、发展和成熟五个历史时期。第三部分全面深入地论述了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基本内容。该部分立足于整体性视角,主要从党的基本性质是“现代君主”、党的意识形态基础是“实践哲学”、党的基本任务应当是争夺“领导权”、党的组织原则是“‘有机的’民主集中制”、党的革命战略应当采取“阵地战”、党的斗争策略是建立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党在处理与共产国际及国内外其他党派的关系应当遵从独立自主的原则等七个方面,概括和归纳了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主要内容。这部分内容可以说是研究中的重中之重,目的就是为了在全面、系统、深入地挖掘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力图探析出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本质内核,从而呈现出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丰富内涵。第四部分从总体上对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进行了客观评析。该部分认为,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和政治属性、坚持“绝对的历史主义”原则、研究重心转向上层建筑和呈现出“总体性”的逻辑主线等;在历史贡献方面,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不仅创新发展了无产阶级政党学说,还为意共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提供了借鉴;同时,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也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相关命题的理解稍显偏颇、对经济基础作用稍显重视不足、对相关问题的探索构想多于实践等不足之处。最后是结语部分,从整体上对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研究进行了回顾、总结,并对葛兰西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研究的未来进行了展望。

张青磊^[5]（2018）在《我国公民安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安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也是人类发展的首要条件。公民安全与公民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而且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同时,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公民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得到了极大拓展,另一方面公民面临的安全威胁也越来越多,国家和公民已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安全已成为社会发展与人的幸福的首要价值性标尺。”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公民对安全的要求日益增长,维护和保障公民安全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置于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习近平提出的“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使保障公民安全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民主法治不断完善,军事科技实力逐步增强,互利共赢的和平外交顺利推进,我国公民安全总体上得到较好保障。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人民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但是,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影响,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相互交织,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相互渗透,境内不稳定因素与境外不稳定因素相互作用,我国公民安全仍然面临着严峻挑战。极端贫困问题、食品不安全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生产安全事故、盗窃诈骗类侵财性刑事犯罪、城镇化进程中的强征强拆、生态环境破坏、公权力腐败等对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阶段,如何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是新时代推进公民自由而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新时代,我们必须从维护公民生存和发展的立场出发,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理念,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从微观角度探寻克服公民安全困境、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具体路径;同时,我们还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目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立公民可持续安全理念,从宏观角度思考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总体路径。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绪论、五章正文和结语七个部分。绪论主要阐述了研究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研究的问题和内容及研究问题的说明,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等。正文第一章是公民安全的理论源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有关人的生存、人的财产、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和西方批判安全研究与“人的安全”理论及中国主流思想中的安全理念等进行梳理分析,挖掘“中、西、马”有关公民安全的理念、思想和观点,为科学界定公民安全做好理论铺垫。第二章对公民安全进行科学界定。根据第一章对“中、西、马”有关公民安全理念、思想和观点的梳理分析,结合学界对安全的不同界说,对公民安全进行科学界定,明确公民安全的概念,核心内容和演绎路径,并分析探讨实现公民安全的条件和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的关系,为后文对我国公民安全进行系统分析奠定基础。该部分指出,公民安全是指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在实际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免受来自内部或外界的非法侵害,以及所拥有的一种有保证或有保障的状态。公民生命安全、公民财产安全、公民自由安全是公民安全的核心内容,也是公民安全的价值所在。将自由安全纳入公民安全核心内容突破了传统上认为公民安全就是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的界限。第三章分析了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亦可称为公民安全的萌生条件。安全问题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相伴生,但公民安全作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和安全的一个研究领域则是20世纪90年代“人的安全”理念提出以后的事情,这说明公民安全提出、形成和发展是需要条件的。该部分从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等五个方面发生的变化来分析探讨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第四章用理论和实证的方法,从我国公民安全安全核心内容的三个层面对我国公民安全概况进行现实考量,即主要从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层面分析了我国公民安全的现状、面临的主要困境及困境产生的原因,是本论文的重点。第五章是本文的另一个重点,分析探讨了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该部分从中国公民安全实际出发,按照“分——总”的思路提出了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第一节主要是针对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的现状和面临的困境,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应对措施;第二节主要是根据我国公民安全的总体概况,从国家发展大局出发,对如何实现我国公民安全进行了总体思考。通过“分——总”思路分别提出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并使之形成一个完整体系,共同保障和推进我国公民安全的实现。最后一部分是结语,虽然我国公民安全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威胁公民安全的因素复杂多元,而且有些难以预测,但在中国共产党党、中国政府、社会力量和公民的共同努力下,威胁公民安全的因素会逐步得到解决或减少,公民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环境会越来越好,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条件也会越来越完善。

赵祥云^[6]（2018）在《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研究》文中指出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是国家赞助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活动,是中国构建对外政治话语体系的重要途径。不同时期的领导人着作英译行为既存在共同特点,也具有各自的特点,并体现出历时性的演进特征。因此,分析不同时期的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及其嬗变特征,并探讨其规范嬗变的社会文化动因,是当前领导人着作英译研究的重要内容。本研究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一、不同时期的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具有何种特征?二、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体现在哪些方面?三、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嬗变的动因体现在哪些方面?四、新时代语境下如何实现领导人着作原文意义的异域建构?本研究选取《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原文文本及其英译文本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研究需要,选择其中五种文本,即标题文本、口语化文本、修辞话语文本、政治话语文本和文化负载项文本,进行抽样分析。本研究从描述翻译学的规范概念入手,基于领导人着作英译文本的抽样分析,对三位领导人着作的英译规范进行比较研究。通过比较分析,找出领导人着作英译的共性特征和个体特征,并分析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及其社会文化动因。本研究总体上采用了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具体而言,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方法。第一,文献分析法,主要见于第二章（文献综述部分）。第二,抽样分析方法,主要见于第三、四、五章。本研究首先对三位领导人着作的英译文本进行随机抽样,然后分析抽样文本的翻译策略,并据此提炼三位领导人着作英译的规范。第三,比较分析法,主要见于第六章。基于抽样分析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借助表格、折线图和柱形图,直观呈现不同时期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基本特征。第四,译例分析法,主要见于第三、四、五和第七章。通过译例分析方法,对三位领导人着作英译策略进行实证分析,然后总结提炼领导人着作英译的起始规范和操作规范。第五,理论阐释法,主要见于第六章。借助文化学派和社会学派的相关理论,分析和阐释社会文化语境变迁、意识形态、权力、诗学、赞助人、译者惯习等因素对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形成和嬗变的影响。研究表明,《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的起始规范分别是“以我为主”、“走向对话”和“融通中外”,其操作规范分别为“异化主导”、“趋向多元”和“多元互补”。虽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体现出历史的演进特征,但“走向对话”和“融通中外”都坚持以“以我为主”为基本原则。总体而言,领导人着作英译活动具有以下五种基本特征:翻译行为的政治性、翻译原则的明确性、翻译模式的集体性、翻译方向的逆向性和翻译策略的针对性等。基于三位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抽样分析和比较研究,提出新时代语境下领导人着作原文意义异域构建的三种模式:文化移植、文化融合和文化重构,并指出不同模式所对应的翻译策略与方法。本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新时代语境下中央政论文献英译的认识,对中央文献英译理论构建及其实践发展都具有启迪意义。

刘红^[7]（2018）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思想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化领导权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都具有精神凝聚和价值导向的双重作用,它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石,是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大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处于各种思潮纷呈迭起、多元文化交相辉映的历史境遇中,中国共产党正是把文化领导权的建设置于审视中国社会革命的视野之内,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阐释、运用与创新,获得了民众的思想认同,实现了政治动员、精神凝聚和价值引领,促使革命理论转化为人民大众自觉的革命行动,最终实现了国家政权的更迭以及精神文化的巨大变迁。今天,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给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带来了严峻挑战。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始于思想领域防线的失防与坍塌。面对社会思想空前活跃,各种思想观念相互交织,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社会意识出现多样化趋势的现实境遇,如何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扞卫执政合法性基础?如何获得民众广泛的精神认同,凝聚思想共识?成为中国共产党亟需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基于此,本文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背景,从思想和实践双重纬度对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展开研究,系统梳理其思想的发展脉络,呈现这一思想一脉相承的演进过程,探究不同领域构建文化领导权的实践路径,凝炼经验、提升规律,为今天多元文化语境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供历史和思想的经验借鉴。本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组成。主要内容概述如下:绪论部分:界定相关概念,阐明选题缘由,揭示研究意义,梳理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并分析研究不足,在此基础上确立研究目标、思路与方法,阐释论文的创新之处。第一章探讨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理论来源与实践基础,呈现出不同国度和不同历史语境下对于文化领导权的共同关注。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思想奠定了立论基石。列宁、葛兰西在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继承的基础上分别进行了独创性的发展,开辟了阐释与运作的新途径。第二章梳理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发展脉络,揭示其思想演进的过程和特点。首先,分析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对思想文化领导的关注以及思想的根本转变,这些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思想的萌芽。中国共产党开始重视和领导思想理论宣传教育工作并采用多样化的方式对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教育,由此开始了对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伟大实践。但党对“文化领导权”思想的认识还未上升到“权”的高度。其次,探讨党的重要领导人瞿秋白对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思想的认识以及党的实践。本文认为,瞿秋白是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先行者,他首次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概念,阐明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进行文化战线上的斗争的必要性,构建了革命文艺“大众化”的实践路径。中国共产党开始建立统一的组织机构去领导各种文化团体,并在文化战线的斗争中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为争夺文化领导权的现实路径,但对无产阶级领导权却缺乏整体、系统的认识。最后,阐明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奠基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深刻阐明了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必然性,形成了系统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构建了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框架。《新民主主义论》作为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理论基础,从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呈现出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整体把握,同时党开展了从各个领域对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争夺和建设的实践历程。第三章全面考察以争夺知识分子为途径实现文化领导权的斗争实践。通过国共两党对知识分子的抢夺凸显文化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重要作用,揭示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导权中的地位,通过呈现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发展轨迹以及重要影响彰显中国共产党话语主导权和文化领导权的获得,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重要地位及其对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重大作用。第四章从思想论战角度考察学术领域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斗争实践。在当时学术多元化的历史境遇中,马克思主义学者秉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治学态度并以其科学方法为指导,在学术思想领域开始了争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独特实践,通过科玄论战、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新儒学运动、“学术中国化”思潮的论争,批判了学术上的各种错误观点,辨明了事物的真理性,以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获得实现了对学术思潮的引领,并为中国社会变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学理依据和价值共识。第五章从政治思想领域考察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斗争实践。通过与国民党“中国之命运”的论战、中共对民盟的民主建国方案的批评引导以及三民主义论战,揭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必然性,体现政治思想在意识形态中的核心地位,彰显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确立的必要性。第六章阐明和揭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基本经验以及现实启示。本文认为,重视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建设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前提;同时,理论创新是实现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核心;建立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是文化领导权的基础;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文化领导权的旨归;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是实现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主干力量。这些革命斗争中夺取文化领导权的经验也为新形势下巩固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提供重要的启示与借鉴,即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文化建设;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夯实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坚实基础;把握社会、学术、政治思想等领域文化建设的不同规律,形成合力推动文化领导权的整体建设;在学术领域把马克思主义学术建设成为主干工程;创新宣传方式,引导新闻舆论的正确方向。

浦晗^[8]（2018）在《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文中研究说明南戏作为我国最早成熟的戏曲形式,以高度综合的艺术形式,结束了中国戏剧漫长的酝酿期,揭开了中国戏剧成熟期的篇章。它上承歌舞百戏,下启昆腔乱弹,是中国戏曲发展历程中一个的重要节点。但由于古代文人的偏见与“重北轻南”曲学思维的影响,南戏在古时却罕有学者关注,有关南戏的记载和研究也呈现出片面、破碎而单一的特征,人为地造成了巨大的学术空白。晚近以降,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引发了学术语境的新旧转向,传统学术在对西学的调试与顺化中走向裂变,正统诗文的地位趋于式微,民间通俗文艺的社会价值在各类文体的“文学革命”中得以重估,并被提振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蕴含的学理价值也被学者逐渐发掘,中国民俗学的大幕缓缓揭开。在这一背景下,第一批在近代教育体制中成长起来的学人开始以现代学术的理念对南戏进行观照,初步建构了近代南戏研究的范式。随着一批重要文献的陆续发现,众多国内外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利用这些文献展开了对南戏剧目与曲文的辑佚,以此还原南戏真实的历史面貌,搭建南戏研究的文献基础;与此同时,晚近佛学的复兴与“文化移动论”学说的引介,为“印度戏剧输入说”的酝酿提供了理论温床及文化地缘的阐释依据,诱发了学界对南戏产生问题的集体性探讨,客观地形塑了现代南戏史述的完整模式。南戏研究也在这一内外向的双重探原中走向了的专门化。南戏学术伴随着百年学术的整体进路而升降沉浮,在形成专题思想史的同时在其间清晰地呈现出了学术之“势”。二十世纪下半叶,起步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带来的对文化遗产价值的功利性诉求,以及戏曲自我发展的实际需要,最终在1956年引发了文艺界对《琵琶记》的大讨论。在这场盛况空前的讨论中,这一批由“旧”入“新”的学者开始尝试以文艺社会学的理念去阐释古代经典文本,在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迎合与疏离中坚守着学术的主体性,平衡着学术与政治的天平,并在“大讨论”之后将南戏研究带入了第二个历史高峰。但随着意识形态的强化步入极端,南戏研究也无力抗争地迅速陷入了政治的泥沼,成为了庸俗社会学的注脚。文革结束以后,学界通过深刻的学术反思重塑了学术的传统与谱系,在方法论的自觉与燥热中,西方文艺研究的理论体系渗入了传统戏曲研究的畛域,南戏研究也顺着新时期文艺研究解构式的后现代逻辑而逐步走向了多元化。深入到具体的研究事项,作为研究核心内容的南戏史述最终要通过“释名”而达到了意义的完成,而“释名”的过程则具象地勾勒出了史述之“度”。史着中的南戏书写直观地展现了现代南戏研究的“格局”与“视角”。南戏的历史研究则是南戏研究中最为核心也是争议最多的研究领域。但在这诉讼纠纷与公案频出的南戏史述中,南戏本身的名称亦得到了学界最大程度地辨析,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在戏曲史的视阈下串联历史中的南戏文献,各种称谓被历时性地从文献记载中析出,并与南戏发展的历史相连接,南戏的概念从长时期割裂式的平面变成了立体而关联的图示。在“正名”的过程中,南戏所指称的对象逐渐“僭越”了短时段与单一化剧种的矩矱,而具备了整体性的戏曲史与戏曲学意义,逐步生成了完整而立体的学科概念。南戏研究百年的历史进程生发了南戏作为学科的意义,也同时建构了多元的研究维度与学术空间。这些多元的研究层次构成了南戏作为现代学科的内部结构,生动地描摹了研究者的审视之“维”。文献是研究的基本面,文献的发现、整理与研究贯穿了现代南戏研究从始至今的整个流程,也塑造了南戏研究“言而有据、论从史出”的学科品格。舞台艺术的研究则以文献为基架,又同时最大程度地延展了文献研究的意义,补充了文献视角的单一性,构成了南戏学科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支点。而在文献与舞台艺术的研究维度之外,南戏学术还有一个“日常”与“非日常”的社会学空间。前者在向上的立场中强调南戏作为宏观的社会结构及其具备的社会功能,后者则在向下的方向里呈现了其作为民间微观社会行为的社会观念。这一社会学的批评空间最大程度地延展了南戏学科的边界,为南戏形成发展等问题的戏曲史研究、舞台艺术研究,以及版本、剧情、思想等方面的文本研究,提供了从社会外围因素出发的观察视角。总体而言,南戏研究从近代的起步至今,在百年时光的洗礼与沾溉中,在一代又一代戏曲学人的开拓与耕耘下,取得了丰硕而瞩目的成就。它整体性地融入了中外思想文化的百年历史进程,其本身即构成了一部完整了现代思想史。在南戏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关于南戏的学术共同体随之聚合并分衍,一个个南戏学术重镇陆续建设,最终形成了富有层次感的当代南戏研究格局。随着学界对南戏的剧目、曲文辑佚工作的进展,对南戏发生、发展历史梳理的深入,南戏的历史面貌被逐步还原,文献中关于南戏的概念也得以重构、拼接,多维的研究层次也随之生成,从外到内地形构了“南戏学”的内涵与意义。

徐湘明^[9]（2017）在《协商民主视角下人民政协制度研究》文中提出民主价值具有普遍性,它是人类美好的梦想。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追求和发展人民民主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民主的形式具有多样性,人们可以根据具体的历史和实践条件进行创造和选择。相对于传统的民主形式而言,协商民主具有独特的功能,是一种新的民主形式。我国倡导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经过扬弃之后,可以成为我国民主建设的他山之石。我国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形式的多样化,一方面认为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两种重要的形式,同时要求协商民主应该全方位、多层次扩展。我国的人民政协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长期的历史实践经验。从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角度来看,它的理论渊源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经典着作中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理论。协商政治的有关形式是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前身。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协商政治的历史实践从清末预备立宪就开始了,历经了 100多年;期间既有清政府挽救危亡的预备立宪协商机制、大革命时期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协商机制、抗日救亡时期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协商机制、抗战胜利后争取和平建国命运的重庆谈判时期的协商机制、解放战争争取建立新中国的人民政协的协商机制,也有新中国建立之初和社会主义时期人民政协的协商机制。百年的协商政治以及六十多年的人民政协的历史实践,给了中国人深刻的启示,它向世人宣示:民主梦想是中国人的美好梦想和一贯追求;协商政治和人民政协在中国具有客观的现实意义,具有很高的威信:它也展现了作为协商民主重要组织的人民政协自身的诸多特色。在社会主义市民社会逐步形成与发展的情形下,将人民政协作为我国发扬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组织机构是必要的,在政治方面、社会方面以及公民个人方面都能发挥积极的功能。在政治方面,它有利于提升政治合法性、监督公共权力、提高决策的质量和决策执行的效果、解决政治冲突与缓和政治矛盾、改善政府形象与提高行政效能,同时也是人民政协改革与完善的新视角。在社会方面,它有利于吸纳社会的多元利益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化解社会矛盾与推动有序参与、形成社会共识与净化社会风气以及培育公民社会的发展。在公民个人方面,它有利于增强公民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感、增进公民个人的知识和能力、增进公民个人的理性,培育现代意义的公民。将人民政协作为我国发扬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组织机构是可行的。我国的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传统的“和合”与“和谐”的文化理念、人民政权的建立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其提供了外在条件。人民政协自身的主体范围的广泛性与地位的平等性、协商机构与组织的完备性、协商机制的程序化与制度化以及协商结论的权威性与有效性等特色为其提供了特有条件。人民政协依照宪法与政协章程以及相关的规范,积极展开各种活动,进行有效运行。人民政协拥有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与参政议政三大职能。为了人民政协积极履行三大职能、很好的发挥其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的作用,人民政协的主体性结构与会议、活动制度得到了必要的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充分利用人民政协这个重要的组织机构,结合当前变化发展了的、有利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民政协自身的各项条件,积极促进我国协商民主的发展。同时,应当对人民政协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革和发展。改革涉及到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功能定位以及有关人民政协的组织、活动和法制化等各方面。

来庆立^[10]（2016）在《观念史视域中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与实践》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所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十分庞杂且反复谈论了数百年的问题,厘清这一问题不仅涉及中国,也关乎人类整体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由于这一问题的展开需要大量篇幅,所以本文引入观念史的方法,试图从阐释“观念简史”出发理解观念。首先,本文尝试通过概述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逻辑和革命向度,界定取得规定性概念的社会主义观念,并考察这一概念的内涵,这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观；其次,本文通过考察马恩之后具有代表性的三位社会主义者——伯恩施坦、考茨基、列宁——的观念,阐释这一规定性概念在其中的历史演变；最后,在观念整体架构中梳理社会主义的观念变迁和实践分野,进而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的观念与实践,关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观念史的研究方法强调研究对象的客体性,即将社会主义观念作为“总体的客体”,放置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逻辑之中,并通过核心概念的阐释规定社会主义观念本身。因此,观念史的发问方式是“什么是社会主义”,而非“社会主义是什么”。另一方面,廓清社会主义观念,需要对整个社会主义观念史的演进路径进行一般的逻辑阐释,这样才能在整个历史发展中梳理社会主义观念经历了怎样的内涵演变,最终廓清社会主义观念的现实内涵。这要求研究者不仅关注历史中的重要人物,也不能忽视在某一方面提出重要内容的“次要人物”,但本文限于篇幅,仅仅考察马恩之后具有代表性的,对社会主义观念的历史演进具有重要影响的三位社会主义者,进而寻找到一条线索论述“观念简史”。遵循着“总体的客体”逻辑,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逻辑之中可以廓清“概念何为”及其革命向度,从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借助唯物史观,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逻辑呈现为从“物”的革命到人的革命的发展进程。通过纵深解剖这两段进程可以看到,在“物”的革命中首先出现了自由概念。人作为个体和类存在,唯有在“物”的革命中才能推翻封建制度中的“人”的权力,进而取得自由,所以这也是“自由的革命”。如果考察这一革命的形态和精神,那么无疑可以将其归纳为高举自由大旗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极大促进人类自由发展的资本革命,即“革命的自由”。但自由仍然存在限度,人脱离了“人”的权力,却还从属于“物”的权力,所以作为自由的进一步发展,人不能继续从属于外物,而应当从属于自身,这时候自由也就等同于解放。唯有在人的革命中推翻“物”的权力,人才能真正取得权力,使自身解放,这也是“解放的革命”。如果考察这一革命的形态和精神,那么同样可以将其归纳为高举解放大旗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使人类完成自由发展这一历史任务的生产关系革命,即“革命的解放”。因此,从核心概念的革命向度（也即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逻辑）出发也就可以认为,社会主义是从“物”的革命到人的革命、从“自由的革命”到“解放的革命”这一人类一般历史发展逻辑的后果和观念,也是关涉个体生存与发展,使自由扩大为解放的现实实践,即从“革命的自由”到“革命的解放”的实践。因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正是承启于他对人类历史发展一般逻辑的思考,并且在这一视域中展开他思考路径——从人的生产、劳动与需求的实践维度出发,展开人与人的关系,系统地考察社会关系,从而描述“物”、“物”的权力和其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最终指出这一社会关系因其经济基础而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它既合乎历史理性,但又不契合现实理性。与“物”的革命一样,历史会在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当中掀起新的革命,使权力回归人的本身,使人的权力替代“物”的权力,这就是人的革命,这一历史发展的逻辑就是解放,是人真正成为人,并且取得解放的历史。因此,人的革命也就是解放的革命,这也就是具有规定性概念的社会主义观念。观念是由时空观、核心概念和现实形式三方面构成,并且具有“时空一概念”和“概念一形式”的双重逻辑,前者是概念的历史和现实基础,后者是概念的形式展开。以核心概念为基础,进而展开逻辑框架,形成理论体系,也就是探究社会主义观念的基础路径。因此,基于核心概念之上,就需要在马恩之后确定具有代表性的社会主义者,对其在何种程度上变更了这一核心概念进行阐释,最后从观念的整体结构上考察其与马恩观念的不同以及实践分野。这三位人物的选择涉及社会主义史上最具争议的历史片段,即传统理论所指称的：恩格斯逝世到十月革命之间产生的革命、改良分野。这段历史上承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观念,下接东西方社会主义的道路分裂,正是这段历史决定了未来发展中对社会主义观念内涵的不同理解和有关社会主义实践的大量斗争。从核心概念出发,在观念史视域中,对具有代表性的三位社会主义者——伯恩施坦、考茨基、列宁——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在马恩之后,取得规定性概念的社会主义观念演变为以自由和解放为核心概念的两种叙事逻辑。而在观念框架下,这两种叙事逻辑表现为对马克思社会主义观念中核心概念的替代和内涵变更,在总体上呈现为自由和解放这两个核心概念以及实践精神的分歧：改良的自由精神和革命的解放精神。因此,观念的“时空一概念”逻辑就体现为时空观以及实践方式的分化： “突变”形态的革命时空观和“渐变”形态的改良时空观。观念的“概念一形式”逻辑就体现为观念形式构成以及实践形式的分野：通过“革命的专政”打破“物”的框架和秩序,建构解放秩序完成人的革命,与通过“改良的民主”利用“物”的框架和秩序,通过对自由秩序进行改良进而完成人的革命。所以,在核心概念的逻辑向度中,社会主义观念史的发展实际上呈现为三种不同内涵的观念和两条不同道路的实践。但在具体的历史发展中,这两条道路却呈现为与其自身不相符的演进路径。对于自由叙事而言,它试图在“物”的框架内对其进行改良,但却在承认“物”的权力基础上走向了“非解放的自由”,最终走向“非自由”。对于解放叙事而言,它试图在人的权力框架内展开“物”的革命,但最终也回到了“人”的权力,进而取消“物”本身,走向了“非自由的解放”,最终走向“非解放”。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而言,它一直体现为以解放为核心概念的革命社会主义观,所以在观念的时空构成中表现为革命时空观,在实践中表现为“突变”的实践方式,在观念的概念构成中表现为革命的解放,在实践中表现为解放的实践精神,在观念的形式构成中表现为革命的专政,在实践中表现为专政的实践形式。而在改革开放后,它同样也呈现为一种特殊的革命形态,即在人的革命所建构的权力框架内开展自身对立面——“物”的革命,这一方面既是通过“物”对人的革命所建构的解放秩序进行改革。另一方面也是通过解放秩序对“物”进行改革的特殊发展状态。但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既要吸取历史上的教训——不能重新回到“人”的权力,最终走向“非解放”；也要吸取现实中的教训——不能在开展“物”的革命过程中屈从于“物”的权力,最终走向“非自由”,而应当在观念内涵和历史实践中坚持“革命的解放”和“解放的革命”,最终真正实现人的解放,实现人的权力的复归。

二、重新界说统一战线的内部构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重新界说统一战线的内部构成（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共产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4）葛兰西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我国公民安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思想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论文提纲范文）

（9）协商民主视角下人民政协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观念史视域中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与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四、重新界说统一战线的内部构成（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研究[D]. 潘何琴.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2]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D]. 张承志. 吉林大学, 2020(08)
• [3]中国共产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考察[D]. 禹辉映.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4]葛兰西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研究[D]. 陈锐. 湖南大学, 2019(07)
• [5]我国公民安全研究[D]. 张青磊.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7)
• [6]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研究[D]. 赵祥云.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7]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思想与实践研究[D]. 刘红.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8]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D]. 浦晗. 苏州大学, 2018(12)
• [9]协商民主视角下人民政协制度研究[D]. 徐湘明.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1)
• [10]观念史视域中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与实践[D]. 来庆立.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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