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风险资本投资机制与高科技产业(论文文献综述)
陈珊[1](2021)在《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机制、效果与对策研究》文中提出“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这一理论命题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实践,又是当代经济学理论前沿问题的现实体现。当前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发展仍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存在着诸如金融与科技“两张皮”与融合度不高之类急需解决的问题。近年来,针对“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效率”的研究绝大部分是从实证分析角度出发围绕创新效率来展开,而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作用机制与效果等方面的问题却尚未得到全面认识与梳理。科技金融的支持“科技创新”的内在机制是如何推动的?不同方式的科技金融支持是否对科技创新起到不同作用?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持是否有区域异质性?这些都是需要加以梳理并深入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本文的研究主题。本文首先通过建立数理模型,推导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作用机制。然后引入三种金融支持方式验证其对科技创新支持的提升或抑制作用。其后利用DEA方法和回归分析法,对我国各省的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实践效果进行研究,并细化分析科技金融体系对科技创新的影响。最后基于协同学的视角,将科技金融与科技创新视为协同发展的复合协同系统,通过建立复合协同系统模型,判断两者之间协同度现状及发展趋势。在从数理模型到实证分析的过程中,本文揭示了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内在机制和外在环境影响;明确了我国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效率的支持作用和区域异质性;分析了科技金融和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状态和趋势,为我国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经验总结。本文得到的研究结果如下:(1)在不考虑科技金融支持的情况下,市场均衡状态下的企业自发的科技创新决策是厌恶风险的,而且产业内存在企业间过度竞争的可能,相比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优决策有改进空间。政府应以科技金融等政策手段引导企业加大对高风险研发项目的资源投入,并引导有较强科技创新能力的企业留在产业内,避免恶性竞争。(2)引入三种科技金融支持,通过挤出效应、扭曲效应和企业数量控制作用影响企业自发决策行为,验证了科技金融支持能够矫正企业自发决策的风险厌恶偏向,改善社会福利水平。(3)科技金融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科技创新效率有明显的正向支持作用,且科技金融支持方式对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也存在明显差异。企业自有资金投入对科技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明显,而外商投资却产生抑制作用。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必须充分考虑我国区域差异较大的现状,在此只有做到有针对性才能充分发挥科技金融支持作用,最大程度提升科技创新效率。(4)科技金融与科技创新复合系统的协同度在不同地区存有较大差异,且大部分地区的良性发展趋势都不稳定。政府既需要努力提高公共科技金融的投资绩效,也需要注重创造条件改善市场科技金融的投资绩效。本文有以下创新:(1)本文采用数理模型研究方法,经由推导得出在市场均衡状态下企业自发的研发资源投入决策出现风险厌恶的偏向,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优研发决策相比有改进的空间。这有助于厘清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内部驱动机制。(2)将外部制度与政策因素引入数理模型中对其影响予以分析,针对三种科技金融的支持,考察不同的科技金融支持对科技创新带来的提升或抑制作用。并将科技金融投入成本和科技创新成果的社会福利增值纳入考量范围之中,从而更加合理的对科技金融支持的影响差异进行研究。(3)通过建立“数理分析—实证分析”理论研究框架,将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作用机制和效果差异的问题梳理建立在该研究框架之中,通过分析得到了可信的、严谨的、可比的数据及结果,最后逻辑连贯的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
刘舫舸,胡通,何青[2](2021)在《如何走好“工业型”人民币国际化之路——来自德国隐形冠军和美国高科技企业发展的启示》文中认为随着人民币国际使用规模的不断提升,如何完成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的水平,是决定人民币国际化成败的关键。回到货币国际化的最初起点去探寻货币国际使用的原动力,不难理解一国产品的独特性以及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对货币国际化的重要意义。本文从德国隐形冠军、美国高科技公司对两国货币国际化的历史经验出发,结合日本货币国际化失败的教训,为人民币国际化道路指明了方向。本文最后给出了政府制度建设、完善资本市场结构、促进产业升级以及弘扬工匠精神等方面的建议。
曹文婷[3](2021)在《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研究》文中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期,为了深化改革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和推动创新创业的发展。在政策驱动下风险投资业获得较大的鼓舞,资本市场建设也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风险投资金额为7630.94亿元,风险投资案例数为8234起。我国已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风险投资市场。在资本市场建设方面,我国不断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格局,提升新三板、设立科创板、完善创业板。其中,提升新三板对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推进“双创战略”实施有更为直接和深远的影响。因为,新三板是专门服务于创新型、创业型、成长型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孵化平台。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是真正的中小微企业,它们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达不到上市条件,但自身又具有融资需求和发展愿望。这部分企业的数量较大,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数量最多的时候为2017年末达到11630家。本文认为风险投资和新三板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它们都属于“双创战略”框架中的重要支撑内容。它们具备共同的政策目标,即促进中小微企业和创新创业的发展。然而,学界对“风险投资和新三板”主题并未积累较多的研究成果。前期学者较多地关注风险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而对风险投资与场外市场企业的探讨较少。前期学者较多的关注风险投资对微观企业的影响结果,而忽略风险投资的影响机制和宏观溢出效果。针对以上现实背景和研究不足,本文以场外市场新三板为研究对象,从微观层面探讨风险投资对被投企业价值的影响和作用机制。考虑到风险投资的作用不只局限于受资企业,它可能对整个产业或区域都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从宏观层面探讨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和溢出机制。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获得政策启示,为充分发挥风险投资的作用机制和充分释放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提供有益的借鉴。随着国际经济环境持续恶化,全球疫情尚未得到缓解,我国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的常态化时期。中国要实现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创新创业能否在更大范围普及和更高层次推进。而创新创业的主体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发展不仅需要资本,还需要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平台作为纽带将资本与中小企业的发展连接起来。毋庸置疑,新三板便是这个重要的连接纽带。因此,以中小企业为切入点,探讨风险投资对新三板的影响及溢出效应问题,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重点探讨了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问题。综合运用实证研究法、数理模型法、理论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多种方法系统全面地探讨了该主题。全文的逻辑思路为“提出问题→研究综述→理论基础+现实基础→理论分析+机制分析→实证检验→结论”。就具体章节而言,本文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共分4个章。其中,第1章介绍了本研究的背景与研究设计;第2章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第3章对本研究涉及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梳理相关理论;第4章描述了中国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市场的历史现状及关系问题。第二部分“分析问题”是本文的核心,包括3个章。其中,第5章为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及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与机制探析;第6章从微观视角实证分析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第7章从宏观视角验证了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的溢出机制和溢出效应。根据前两部分研究,第三部分重在“解决问题”。第8章总结研究结论,并引申出相应的政策启示和提出研究展望。通过研究获得以下几点结论:(1)机制分析表明(1)风险投资通过治理作用机制、认证作用机制、支持作用机制对被投新三板企业发挥积极作用。风险投资作用机制有效运作需具备一定的条件,具体为创业企业有信任风险投资的企业文化,风险投资人的声誉资本昂贵且失难复得,风险投资和创业企业能建立建设性的互动关系。(2)风险资本投于新三板企业通过资源配置机制、竞争合作机制、协作链接机制发挥溢出效应。其中,竞争合作机制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协作链接机制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当前阶段,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的投入金额较小。因此,风险投资通过协作链接机制发挥溢出效应的效果可能会被削弱。风险投资溢出机制有效运作也需具备一定的条件,具体为政府有适当的引导政策,市场环境存在适度的竞争,中小微企业具备吸收能力,资本市场体系健全完善。(2)微观层面实证结果表明(1)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提升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且这种正向作用并非风险投资自选择效应的结果。(2)风险投资通过改善新三板企业的公司治理状况、股票流动性、外部融资能力实现公司价值增值,即在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增值的过程中存在治理作用、认证作用和支持作用的中介效应。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三个中介效应中,股票流动性(认证作用)表现出完全中介效应,说明信息效率的改善在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增值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功能。(3)进一步,还发现风险资本投资于不同特征的企业对价值增值的影响存在差异。新三板挂牌企业在收入增长能力、无形资产占比、治理规范性、股票流动性、股权融资方面的异质性对风险投资的增值作用有正向影响。而企业规模、债权融资方面的异质性对风险投资的增值作用有负向影响。(3)宏观层面实证结果表明(1)风险投资通过微观企业主体将影响放大到宏观层面而产生溢出效应。即风险投资→新三板企业价值→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路径是存在的(竞争合作机制存在)。风险投资→新三板企业价值→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路径也是存在的(协作链接机制存在)。(2)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溢出效应显着,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溢出效应不显着。(3)考虑空间因素也获得相同的结论。新三板市场的风险资本对产业结构高度化有显着的空间溢出效应,且空间溢出效应超过了直接效应。风险投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4)以上结论说明风险投资对新三板市场的支持,确实促进了创新型、创业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创新主导产业的演变,有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溢出效应。但对产业整合方面的作用并没有体现出来。这是因为风险投资对新三板市场的投入金额较小。新三板市场流动性不足,价格发现功能受限,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企业并购重组等资本运作的实现。因此,风险投资较难引导产业进行整合、关联、聚集,即现阶段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的支持较难发挥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溢出效应。鉴于此,应进一步培育和规范风险投资事业及新三板市场,形成规模的同时要具备质量,使风险投资支持新三板企业的同时,不仅更好地发挥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溢出效应,还能将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溢出效应释放出来。使风险投资更好地帮助中小企业成长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基于以上结论获得如下政策启示:(1)积极发展风险投资,促进其对新三板企业的支持,以充分发挥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的价值增值作用和产业结构优化溢出效应。(2)风险投资机构要提升专业运作水平,积极参与被投新三板企业的监督与管理。新三板企业要摒弃只想获得资金支持,不愿接受风险投资人管理的家族企业文化观念。(3)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拓宽风险投资的退出渠道,加快推进资本市场改革,优化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4)提高企业吸收能力及核心竞争力,完善市场竞争机制。新三板企业要注重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及长期竞争力的培养。(5)改善新三板市场流动性,提升企业价值及促进资源整合,进一步促进风险投资产业结构合理化溢出效应的发挥。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1)拓展了风险投资领域的研究边界。首先,以往学者大多以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本文以场外市场新三板挂牌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其次,现有研究成果大多关注风险资本的异质性给企业带来的影响。本文则探讨了新三板挂牌企业异质性对风险投资作用效果的影响。此外,风险投资的影响可能不局限于接受投资的公司,基于风险资本对新三板企业的投资,进一步探讨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问题,并尝试性地分析空间溢出效应。补充和拓展风险投资领域的研究成果。(2)丰富了风险投资对中小企业作用机制的研究成果。目前尚未有学者从中介效应模型角度探讨风险投资影响企业价值的内在机制和作用路径,本文把治理作用、认证作用、支持作用同时纳入一个分析框架中,从定量角度解释风险投资对企业价值影响的作用机制。同时基于新三板市场的独特情景,分析了风险投资作用机制有效运作的条件。更客观地评价风险投资的作用,丰富了相关研究成果。(3)揭示了风险投资溢出机制的工作原理。溢出机制好似一个“黑箱”,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驱动风险投资溢出效应的力量或规则。现有研究成果对风险投资溢出机制的探讨较少。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组成产业的细胞。从企业角度切入,探讨风险投资产业结构优化溢出效应的溢出机制。并借鉴经典生物数学Lotka-Volterra模型对风险投资的溢出机制进行刻画。这种尝试性的探索丰富了溢出效应的研究成果。
石小青[4](2021)在《政府引导基金对创业板上市公司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宏观经济下行,经济面临转型和结构升级的压力,迫使我国加快由要素驱动发展向创新驱动发展的步伐。由于企业技术创新的正外部性和高风险性,私人资本考虑到风险把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无法覆盖其需求,因此政府引导基金成为资本寒冬下为创投出资的中坚力量。自2018年以来,引导基金数量和规模增速有所放缓,发展过渡至存量优化期,更注重引导基金发展的质量。因此,对政府引导基金的效应研究是必要的,能够为引导基金的专业化和市场化发展提出政策建议。本文主要想回答政府引导基金是否对企业技术创新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了回答上述研究问题,本文选取了创业板上市公司作为分析样本,主要样本选择区间为2009年至2018年,根据企业是否接受政府引导基金支持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用研发投入强度来衡量企业创新投入,企业创新产出则用专利数来衡量,利用PSMDID模型衡量了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作用。在双重差分倾向匹配模型结果的基础上,本文对政府引导基金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检验,深入分析引导基金对于技术创新的作用渠道。实证结果表明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正向作用。主要结论有:第一,政府引导基金能够激发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受到政府引导基金支持的企业在创新产出和创新投入上均有增长;第二,政府引导基金对不同地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表现在引导基金对东部地区的引导作用比中西部地区更明显。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自身经济基础建设扎实,重视技术的发展,且更注重对高技术人才的引进;第三,在直接影响方面,政府引导基金能够通过缓解企业现金流约束提高创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现金流机制是政府引导基金促进企业增加创新产出和创新投入的一种渠道;第四,在间接影响方面,政府引导基金能够通过信号传递促进企业增加创新投入,改善市场分布,加强企业创新意愿,间接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创投市场。根据理论分析与实证结果,对引导基金发展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推动政府引导基金差异化发展,在政策上对落后地区有所倾斜;第二,提高政府管理引导基金的能力;第三,建立全面的绩效考核制度,避免引导基金对社会资本的挤出效应。
郑志全[5](2021)在《制度环境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重要路径,企业高质量发展是其微观基础。在全面推进深化改革、推动经济转型的同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亦是重中之重。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市值已居世界第二位,然而在投资者中出现了大量实体企业的身影,不免让人担忧经济脱实向虚,推高经济风险。因此,探究制度环境与实体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联,为制度改革提供理论基础就成为当前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大课题。正是基于此,本文从企业投资行为相关主体的视角出发,并结合中国经济转型背景选取产权制度、市场退出制度和文化环境来表征企业金融化所面临的制度环境,进而展开了详实的探索和研究。首先,本文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环境的现状,提炼出主要问题。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和经济金融化加剧的现实引发了极大的关注,与此同时中国的制度环境在不断改善,由此引出主要的研究问题:制度环境与企业金融化之间是否存在理论和统计意义上的关联?两者之间存在何种关联?进一步从企业投资相关主体视角将制度环境展开,上述问题变得更为具体:当前中国企业产权制度是否造成了不同所有制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差异?市场退出制度扭曲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文化环境是否是企业金融化的非正式制度动因?对这些问题的回应阐释了制度环境与企业金融化行为之间的关联,并为从制度环境角度解决企业金融化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具有较大的实践价值,这也是本文研究意义所在。其次,依据上述问题,本文对企业金融化和制度环境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甄别、回顾和研读,明确了核心概念与研究范畴,形成了相应的理论逻辑。文献整理先从内涵、测度、动机、效应等维度对企业金融化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和评述,后又从制度和制度环境的内涵演进、制度环境的经验研究两个方面对制度环境文献进行了详细梳理。文献评述和概念界定部分总结了企业金融化的不同定义及区分,明确了企业金融化的概念;同时辨析了制度环境的不同研究方式,界定了制度环境的研究范畴。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第三章结合中国经济转型对制度环境的改变进行了剖析,之后又从金融制度变迁视角阐述了企业金融化行为的演变、现状、制度逻辑和效应。再次,本文在掌握了相关文献、研究背景以及相应理论的基础上,对重点研究问题结合现实情境展开了详实的逻辑与实证分析,主要有三大部分:(1)第四章以融资歧视为例探究了企业产权制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本章基于“融资歧视理论”和“实体中介理论”,从银行信贷、股权融资、商业信用三个渠道,对融资歧视改变两类企业要素合约交易成本和流动性需求进而强化流动性储蓄动机以及收益追逐动机的逻辑机制进行了分析,并相应地提出了流动性压力转嫁和资金富余效应假说。在此基础上,应用面板线性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计量方法,对产权属性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联及作用渠道进行了验证,并通过变换样本、指标重构等方法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同时考虑到企业规模的影响和科技创新的重要性,还进行了异质性分析。(2)第五章以僵尸企业为例探讨了市场退出制度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联。僵尸企业表征市场退出制度扭曲,因此本章从僵尸企业这一现实问题切入,结合契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预防性储蓄理论等经典理论分析了僵尸企业通过行为示范效应和跨期投资激励下降促使正常企业减持金融资产的作用逻辑。在着力处理内生性后,本章对上述理论逻辑进行了全方位的实证检验:先在整体上检验了僵尸企业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并依次检验了其中的作用机制以及对不同期限结构金融资产的作用差异。同样考虑到所有制和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也相应进行了分组回归。之后,本章又从另一个方向探讨了企业金融化与僵尸企业形成之间的关联,即企业持有金融资产是否会加大企业僵尸化的概率。在考虑了内生性后,实证分析从整体层面运用面板Logit模型考察了企业金融化对僵尸企业形成的影响,并借鉴已有文献检验了其中的作用机制,同样也按照所有制和高技术行业判定标准进行了分组回归。(3)第六章以儒家文化为例探究了企业金融化背后的非正式制度动因。本章从儒家文化的发展历程着手,明确其经济学研究价值,并据此选择合适的儒家文化代理变量。之后,依据儒家典籍和思想,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现代组织理论、行为经济学等经典理论,从引致要素合约交易成本和流动性需求升高的风险规避主义、集体主义倾向、高权力距离三个核心维度切入,分析了儒家文化影响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机制。实证研究部分考察了儒家文化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联,并验证了其中的作用机理,以及对不同期限结构金融资产的影响。考虑到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可能存在的耦合作用,本章选取了所有制和法律制度进行了分组回归;再者外来文化可能会对传统儒家文化造成冲击,故也一并进行了考察。最后,本文通过上述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了主要结论:(1)基于产权制度和企业金融化的研究表明,民营企业在包括货币资金在内的各项金融资产上的持有水平都要高于国有企业。更详实的实证分析也表明,企业产权属性确实与企业金融化程度负相关且融资歧视是中间机制,也就证实了流动性压力转嫁的存在。不仅如此,作用机制检验还发现,产权属性差异造成的交易成本和流动性需求的差别主要体现在银行信贷和商业信用渠道,而股权融资渠道却在统计意义上不明显。在对收益动机的验证中,本文发现国有企业的金融投资与实体投资之间的收益差距更大,也因此持有了更多的金融资产,说明资金富余效应确实存在,即在满足正常经营运转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由于金融收益和实体收益的较大差距而将相对更多的富余资金投资于金融资产,但前述预防性储蓄动机下的流动性压力转嫁造成的效应大于该效应。在将金融资产期限结构纳入考量、使用样本变换、替换企业金融化测度指标、分位数回归等方法的稳健性检验中,主要结论都未发生变化。对企业规模和高科技属性的异质性分析更进一步证实了流动性压力转嫁的存在。(2)在退出制度与企业金融化的研究中,本文以僵尸企业表征市场退出制度扭曲,在考虑内生性的基础上,发现受僵尸企业影响越大的行业中的正常企业金融资产持有水平越低,并且僵尸企业主要是通过行为示范效应和跨期投资激励下降,促使正常企业减持以流动性储蓄动机持有的金融资产。区分金融资产期限结构的研究也发现,僵尸企业主要促使正常企业减持了流动性较强的短期金融资产,这进一步佐证了前述结论。在分位数回归、替换实证方法、替换金融化和僵尸企业指标以及使用工具变量等稳健性检验方法下主要结论未发生变化。将研究视角从市场转向企业自身,本文发现金融化会加大企业僵尸化的概率,并且主要是由于企业金融化挤出了主营业务投资和创新投资,减弱了企业的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但同时研究也表明企业金融化会降低经营风险,进而避免僵尸化。替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指标的稳健性检验表明,相应结果稳健。(3)儒家文化与企业金融化的研究发现,以企业为中心一定范围内的儒家书院越多,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证实了儒家文化是企业金融化的内在动因。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相对于长期金融资产,儒家文化对流动性更强的短期金融资产影响程度更大,说明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大的企业更看重所持金融资产的流动性而非收益。机制检验发现,儒家文化中造成交易成本和流动性需求升高的强风险规避主义、集体主义倾向、高权力距离等特质确实会强化企业对金融投资的偏好。不仅如此,异质性分析还表明儒家文化对国有企业作用更明显,且与法律制度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还会受外来文化冲击的影响。本文依据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1)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政策制定者应出台政策在观念上去“标签化”;完善混合所有制,鼓励企业产权多元化。(2)改革金融体系。政策制定者应出台政策弱化金融机构提供金融资源时对产权属性的考量;进一步放开金融领域的产权限制;并完善信贷审批评级体系。(3)政府应加快处置僵尸企业,完善市场退出制度。在处置工作中政府要注意将僵尸企业和企业金融化问题都纳入考量,制定综合的应对方案和政策;在处置僵尸企业时,要注重对僵尸企业的信息公开;尽可能地采取市场化手段处置僵尸企业,避免一刀切。(4)扬弃并创新传统文化,塑造良好的营商软环境。政策制定者应结合文化背景出台相应政策来应对企业金融化;重视文化这类非正式制度作为替代机制嵌入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并调节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5)企业应塑造良好的银企关系,并减少对信贷融资的依赖,增加股权融资占比。(6)企业应合理配置资源、减少对金融投资的依赖以及发挥禀赋优势。(7)企业应当视文化的企业治理效应并塑造自身企业文化。
徐乐怡[6](2021)在《中国科技新城的形成机理、共生绩效与空间效应研究》文中提出在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日渐提升的背景下,科技新城作为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实施的需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依托以及全球竞争力重塑的平台和载体,其重要性日显突出。近年来,关于科技新城的概念、内涵和理论分析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但系统性研究仍有待完善,尤其是关于科技新城的定量测度、空间分布、形成机理、与企业共生绩效和区域空间效应的研究相对匮乏,因此,进一步加强科技新城的系统性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确定“科技新城”这一研究对象,首先梳理相关的文献,并结合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等理论构建了科技新城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其次,运用美国硅谷、日本筑波和杭州未来科技城三个案例阐述科技新城国内外模式,并总结了经验启示;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科技新城定量测度指标,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分析科技新城空间演化格局,探讨了科技新城空间演化特征和规律;再次,基于市级层面和省级层面两个地理维度,运用Logit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揭示了科技新城的形成机理;随后,运用双重差分DID方法研究了科技新城与企业的共生绩效;最后,从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创新能力两方面,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揭示了科技新城的区域空间效应。研究主要得到了以下结论:第一,科技新城建设开发模式有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以及政府-市场协作型,开发类型主要分为:地理交通型、自然资源型、产业集群型。关于科技新城选择机理,在宏观层面,科技新城应注重政府主导功能,在微观层面,科技新城开发可采用企业主导型模式。第二,科技新城在集聚上呈现以苏南、浙北和上海相交汇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核心的区域特征,同时呈现由东部地区带动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演化特征。科技新城的国家级空间联系网络表现出由单中心逐渐向均衡型的复杂网络结构过渡的特征,且科技新城数量和空间联系总量均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效应。本文从人民生活、科技企业状况和土地资源状况三个方面构建了科技新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和直接排序法计算指标结果,并进行排序。第三,针对科技新城形成机理的研究得出结论。在市级尺度下,工业基础、人口城镇化、交通设施和创新要素都对科技新城形成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另外,创新服务的影响作用具有一定的空间异质性。在省级尺度下,互联网+、政府主导、市场主导、经济基础、区域科技金融、对外开放水平和企业家精神这些因素对科技新城的设立和空间联系总量均有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且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第四,科技新城与企业之间存在明显的共生绩效,科技新城的设立对经济集聚、人才吸引和产出提升均具有明显正向效应,且存在一定的时间异质性。其一,针对经济集聚效应,科技新城的设立会显着提升科技新城周围区域内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形成集聚效应,促进产业发展。其二,针对人才吸引效应,科技新城的设立会显着提升科技新城周围区域内的企业从业人员数量,形成人才吸引效应,促进要素的聚集发展,推动区域创新和经济发展。其三,针对产出提升效应,科技新城能够助推企业产出,加快创新成果转化,从而促进产业间良性互动和区域经济发展。科技新城的经济集聚效应和人才吸引效应大致经历了一个先变大、后变小再逐渐稳定的一个动态过程,产出提升效应具有较强的波动性。第五,科技新城能提升当地创新能力,却对临近地区具有负向效应;科技新城无法促进本地经济增长,却能促进周围区域经济增长。科技新城的空间效应与设置的地理距离阈值有关,数据表明科技新城的建立对周围地区的创新提升具有负向影响,呈现“倒U”形关系,但科技新城的经济增长溢出效应存在一定的空间衰减特征。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三点政策启示:第一,构建以政府和市场结合的科技新城资源配置模式,资源分配需要发挥市场主导作用,政府可以采取政策手段助力科技新城的建设,保护市场制度,促进科技新城的发展,并打造以科技新城为核心的创新源和经济增长极,为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动力;第二,构筑以产城融合为核心的科技新城发展模式,加强科技新城与当地的产业联系,科技新城为产业创新发展提供土壤和物质基础,同时保证高品质的人民生活和生态环境,促进产城融合;第三,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是发展的重点,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和科技新城的良性共生发展;第四,各地区应因地制宜选择优势产业,促进地区产业转型升级。
刘志强[7](2021)在《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与动产融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增加税收和科技创新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对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然而当前中小企业的发展面临却诸多困难和挑战,难以完全发挥小企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其中一个重要障碍就是融资难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小企业未来发展的瓶颈。因此系统研究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成因,提出合理可行的解决办法,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不仅是中国自已的问题,也是全世界中小企业问题面临的一个普遍且常见的问题。从中国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来看,既有世界性难题的通病,又带有机制鲜明的中国特色,既有市场机制优胜劣汰的因素,又有宏观经济生态环境的复杂性。本文着眼于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研究,在明确中国中小企业发展问题对于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具体作用的基础上,系统总结和分析中国中小企业融资方面的途径、面临问题的具体表现与现行手段,在完成这些研究工作的基础上,进而从“动产融资”的角度探寻了一个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方式。基于此,本文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总体分析目前中国中小企业发展现状以及同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必要性。第二,从宏观层面上探究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定性和定量分析中小企业的融资现状和融资体系,辨析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的成因。第三,从微观企业层面看,中小企业是否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伴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和金融体制机制的完善,融资约束程度是否在改善?第四,“动产融资”作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该举措到底能对缓解融资约束和宏观经济产生怎样的长期和短期影响?第五,深刻理解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重要性和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本文研究特色主要体现在三点:第一,明确提出并且论证了“动产融资”作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重要措施的意义。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一个主要因素是自身缺乏有效抵押物,适当放宽中小企业的抵押物范围来缓解借贷约束具有好的发展前景,特别是随着公共征信系统等金融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以及物联网、大数据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小企业充分挖掘自身有效资产作为抵押物融资已成为现实。但“动产融资”作为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的一项重要举措,至今却还没有严格的宏观经济理论的分析和评估。本文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在一个含有借贷约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引入动产资产,讨论当借贷约束中的抵押资产的规模和种类放松后宏观总体变量的长期和短期变化。研究分析了动产融资缓解融资约束在宏观经济上具有重要作用。第二,在实证分析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经济绩效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时,在数据和指标上有所扩充。系统性地整理1997-2015的全国和分省的中小企业发展指标,使用静态面板估计模型、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均值组(xtmg和xtcce)估计等多种计量经济学工具来研究中国的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经济绩效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为了从更微观层面研究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搜集整理了两组微观企业数据,并使用多类测算融资约束的指标来研究和分析了中国中小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现金—现金流敏感性与融资约束的关系。具体而言,两个数据集为:第一组数据为2005—2007年中国15066家高科技中小企业数据,共计45198个样本观测值;第二组数据为777家新三板上市的中小企业数据,共计2813个样本观测值。采用SA指数、ASCL指数、WW指数三种方法测度了企业融资约束程度。第三,本文在分析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成因方面有一定进展。影响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成因很多,本文通过对大量文献和相关政策的整理和分析,系统总结了中国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成因,主要是信息不对称、规模不经济、制度不完善、模式不成熟。成因分析中重点突出了融资模式问题。金融实践中,融资模式是能否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关键,不同的融资模式都有一定风险,有不同的适用条件和适用周期,当适用条件和环境变化后,原来有效的融资模式不但不能缓解融资约束,还会使中小企业陷入更加严重的融资困境。本文的研究主要由以下三部分构成:第一是研究了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现状和中小企业对宏观经济增长的作用。从宏观层面说明我国中小企业发展情况以及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同时印证研究和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意义。首先,从历史变革的角度,系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的变化以及本文使用的中小企业界定标准。其次,由于数据限制,尽可能整理了 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2015年间的中小企业的多项发展指标,分地区和省份对20年间中小企业的发展进行了横向和纵向对比,分析了地区间中小企业发展的差异。最后使用面板估计模型,利用本章节的上述分析对中国中小企业对宏观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证明我国中小企业发展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在明确中小企业发展的宏观状况及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探讨中国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而相对系统地对中国中小企业的融资现状进行了定性分析。首先分析了当前中国中小企业融资体系、融资模式和融资环境,论述了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表现形式,进而研究了中小企业融资现状是否能够与中小企业的发展相匹配,最后论述了中国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成因及启示。第二部分是是从定量和实证的角度研究了融资约束下企业的现金流敏感度,以进一步说明融资约束问题。从第4章的论述中可以发现,虽然外部存在较多中小企业融资支持体系和措施,但由于中小企业出现融资约束的成因众多,这些措施是否促使中小企业从外部进行融资,缓解自身面临的融资约束,依然需要对中小企业融资情况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本章以现金流敏感度为研究切入点,使用尽可能多的可得数据,首先选用的是国泰安中天使投资研究数据库和新三板上市中小企业数据,虽然不是全部中小企业,但是能够进入天使投资研究数据库和新三板上市的中小企业属于发展较好且已能够获得较多外部融资的中小企业,如果这些企业也存在显着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现金—现金流敏感性,那么其它外部融资较为有限的中小企业在该方面将面临更为显着的问题。其次采用SA指数、ASCL指数、WW指数三种方式测度了企业融资约束程度,最后通过研究中小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发现在融资约束以及现有情况下,融资约束造成了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和现金—现金流敏感性,中小企业更倾向于寻求内部融资,且持有更多现金资产,这也说明需要从中小企业自身出发,结合国内现有融资特点,寻求新的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方式。第三部分是提供了一类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外部融资方式——动产融资。受制于中小企业固有的特点以及自身内部融资额度和规模的有限性,既有的外部融资体系和环境无法全面有效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那么就需要根据原有不足,探寻新的有效融资方式。根据我们的分析,“动产融资”将是补充和扩展现有融资方式的有效方式。本章构造了多个DSGE模型综合说明了“动产融资”对企业发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作用,为“动产融资”的推动与实施提供理论依据,进而分析了“动产融资”实施的政策建议。虽然本文对中国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进行了相对系统的研究,但是依然可能存在两点有待继续深入研究的部分。第一是实证数据上存在一定不足。囿于数据可获得性,关于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标的测算尽管有改善,但是依然不尽如人意,且仅涵盖了 2016年以前的相关数据,因此实证估计出来的结果所对应的政策含义有一定局限性。第二,理论模型建立了一个研究不同资产充当抵押物的异质性资本的DSGE模型,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估计融资约束对中国宏观经济造成的损失和引入动产后宏观效率的改善程度。但是该模型未包含更多的DSGE文献中常采用的实际与名义摩擦(real and nominal frictions),这将在后续研究中予以扩展,以此来更精确地定量研究中国异质性资本和借贷约束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郑国强[8](2021)在《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形成机理及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劳动力市场扭曲是中国市场化改革中的典型特征,主要体现为劳动力配置扭曲和劳动力价格扭曲两个方面。作为要素市场中的关键要素,劳动力是连接其他生产要素的重要纽带,知识、技术和管理等要素依附于劳动力本身,资本、土地和数据等要素需要通过劳动力才能实现激活和运转,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扭曲和价格扭曲必然对整个要素市场的配置和运行产生不利影响。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将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并把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价格反应灵活作为今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主要目标,这意味着深化劳动力等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已经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在此背景下,探究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形成机理及其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应,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通过对有关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理论和文献进行系统总结,归纳出劳动力市场扭曲形成的市场内生性因素和政策引致性因素,进而探寻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形成的理论机理;通过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梳理,从中归纳出不同阶段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变化特征,进而探寻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形成的历史逻辑;通过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的测度,并基于省级宏观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影响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形成的制度性因素进行实证检验,进而探寻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形成的现实因素。其次,基于城市、企业以及个人三个层面的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有序概率模型等计量方法,从生产率效应、创新效应以及创业效应等角度实证考察了劳动力市场扭曲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再次,基于微观调查数据,采用有序概率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模型等计量方法,从居民阶层认同和幸福感两个角度实证考察了劳动力市场扭曲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根据研究结论给出中国劳动力市场化改革的相关建议。基于上述思路,本文的具体研究框架如下:第一章是绪论部分。本章主要阐明论文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同时对论文中的相关概念、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以及创新点进行了论述。第二章是理论基础与相关文献综述。在理论基础方面,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对劳动力市场扭曲形成的理论机理进行梳理:(1)马克思有关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思想以及马克思的劳动力流动配置理论和劳动力工资理论。(2)西方经济学各流派关于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理论论述。文献综述部分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1)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形成原因。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整理,本文对劳动力市场扭曲产生的市场内生性因素和政策引致性因素进行了总结。(2)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经济效应。主要包括有关劳动力市场扭曲“生产率效应”、“技术创新效应”以及“就业创业效应”的文献。(3)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社会效应。主要包括市场化改革和劳动力市场扭曲对社会阶层影响的文献。第三章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历史演进和形成机理进行了分析。首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化改革的演进历程进行了梳理,探究了相关政策要点以及劳动力配置扭曲和价格扭曲的时序变迁。其次,采用生产函数法和市场化指数法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进行了测度,并分析了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区域特征和变化趋势。最后,从政府经济赶超行为与增长目标管理、官员晋升激励、户籍制度以及工会双重职能定位等视角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形成的特殊制度性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并采用宏观省级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第四章是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经济效应。首先,考察了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生产率效应。采用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从城市层面实证检验了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其次,考察了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创新效应。采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从企业层面实证检验了劳动力市场扭曲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考察了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创新效应。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从个体层面实证检验了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居民创业活动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第五章是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社会效应。以居民阶层认同的变化衡量社会阶层变迁,以居民幸福感间接衡量社会福利水平,并从这两个角度对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社会效应进行了考察。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实证检验了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居民阶层认同和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第六章是本文的研究结论和相关对策建议。
于雅馨[9](2021)在《政府引导基金后期进入对创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是评价引导基金政策效用的重要内容之一。引导基金设立之初时将鼓励创业投资企业投资处于种子期、初创期即创业早期的企业作为初心和使命。然而现实情况却是有将近70%的引导基金在企业的扩张期和成熟期参股创业企业。本文根据引导基金发展的现实状况,将视角集中投资阶段为扩张期和成熟期(后期)的引导基金研究引导基金后期进入时,引导基金对创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本文选取截至2020年末在新三板挂牌的公司,从中筛选在企业扩张期和成熟期才被引导基金参股,并且在新三板挂牌前三年内获得引导基金投资的的72家企业作为处理组,将新三板挂牌的企业中未接受过引导基金投资的7913家企业作为控制组。本文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验证引导基金后期进入对创新型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投资阶段属于后期的引导基金在进入创新型企业前,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显着的选择效应,但对专利申请量的选择效应不显着;投资阶段属于后期的引导基金进入企业后,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和专利申请量的增值效应均不显着。由此结论可以推断出目前引导基金只是策略性的迎合政策而不是响应政策。引导基金后期进入时是暂时解决了企业资金短缺的问题,却没有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这一做法既没有坚持“投早”的初心,即政策落实效果,也没有达到很好的政策实施效果。因此当引导基金的政策实施目标为提高企业创新绩效时,引导基金的投资的阶段应该前移。研究结论可为政府制定引导基金管理方法上提供政策建议。
周小秋[10](2021)在《促进我国创业投资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创业投资作为一种新兴的投资方式在我国逐渐受重视。创业投资不仅有助于为创业初期的高科技技术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而且有助于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科学技术进步、高水平企业的发展以及高层次科技人才培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政府需要支持创业投资的发展,为我国整体经济注入新活力。税收政策作为创业投资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创业投资企业和投资者的行为决策。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以及各个国家创业投资的实践中可以发现,适当的税收优惠力度能够起到正面激励的效果,实现创业投资规模和数量的双重增长。但我国现行的创业投资相关税收政策仍存在诸多问题,使其成长环境受到制约,不利于我国创业投资的整体发展。因此,研究税收政策与创业投资的关系具有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对税收政策与创业投资关系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梳理,阐述了税收政策作用于创业投资的理论依据及作用机理;其次,描述了我国创业投资的现状,梳理了创业投资相关税收政策以及所面临的的一系列问题;运用创业投资企业税收负担率为解释变量,建立回归分析模型,经过一系列检验得出结论:税收政策对创业投资具有正向激励作用;最后根据实证结果,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提出完善我国创业投资税收政策的建议。本文主要分为6章:第1章是绪论部分,讲述了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同时梳理了关于研究创业投资与税收政策关系的文献,为本文研究提供思路。从税收政策的角度研究如何促进我国创业投资的发展,不但使创业投资税收理论内涵得到丰富,对国家制定相关税收政策以及完善我国财税体制改革也有重要意义。第2章是相关概念与理论分析,从创业投资的定义出发,首先介绍创业投资的特征;其次阐述了税收政策支持创业投资的理论依据以及作用机理,为税收政策作用于创业投资寻求经济学依据,并分析了有关税收政策对创业投资参与者产生的影响。第3章是我国创业投资现状及问题分析,从创业投资企业数量、创业投资资本总量、创业投资青睐的行业类型、投资阶段以及资本退出方式这五个方面比较系统地介绍我国创业投资的发展现状,同时重点梳理了我国创业投资相关的税收政策,并分析现行税收政策的缺陷。第4章是实证部分,选取创业投资企业的税收负担率为解释变量,创业投资规模为被解释变量,以及其他影响创业投资的变量为控制变量构造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分析,得出结论创业投资税收负担越重,越不利于我国创业投资规模的扩张,即税收政策对创业投资的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第5章是国际经验与启示,梳理了美国、英国、韩国以及印度促进本国的创业投资发展制定的相关税收激励政策,认为政府可以在完善创业投资税收法律制度,解决重复征税问题以及激励长期投资等方面进行努力。第6章是政策建议部分,在借鉴其他各国先进经验的基础之上,本文建议尽快健全我国创业投资税收法律机制,使创业投资税收相关规定具有法定性、统一性以及稳定性;降低税收优惠政策的进入门槛,逐步扩大投资抵扣范围;加快解决现行税收政策带来的重复征税问题;扩大对被投资企业前端投资的优惠范围等为我国创业投资提供良好的税收政策保障。
二、风险资本投资机制与高科技产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风险资本投资机制与高科技产业(论文提纲范文)
(1)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机制、效果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问题、目标与意义 |
1.2.1 研究问题 |
1.2.2 研究目标 |
1.2.3 研究意义 |
1.3 研究方法 |
1.4 研究思路 |
1.5 创新点 |
2 文献综述 |
2.1 国外研究现状 |
2.1.1 对科技金融能够并显着促进科技创新的研究 |
2.1.2 对科技金融促进科技创新作用存疑的研究 |
2.1.3 细分测度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贡献 |
2.2 国内研究现状 |
2.2.1 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作用的判定研究 |
2.2.2 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作用的比较研究 |
2.2.3 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作用的行业或企业层面研究 |
2.2.4 少数基于其它视角或方法的研究 |
2.3 研究现状总结 |
3 科技创新基本模型分析 |
3.1 基本模型的设定 |
3.2 单一类型研发项目的企业收益和社会福利 |
3.2.1 I型研发的企业收益 |
3.2.2 I型研发的社会福利 |
3.2.3 Ⅱ型研发的企业收益 |
3.2.4 Ⅱ型研发的社会福利 |
3.3 企业的最大收益决策和市场均衡的存在唯一性 |
3.3.1 企业的研发投入决策 |
3.3.2 企业的进入退出决策 |
3.3.3 市场均衡的存在唯一性 |
3.4 决策层的最优社会福利决策及其存在唯一性 |
3.4.1 决策层的最优研发投入决策 |
3.4.2 决策层的最优企业数目决策 |
3.4.3 最优社会福利决策的存在唯一性 |
3.5 对不同风险程度的研发项目的应用分析 |
3.5.1 企业的次优研发投入决策 |
3.5.2 决策层的最优研发投入决策 |
3.5.3 次优和最优研发投入的比较 |
3.5.4 次优和最优企业数目的比较 |
3.5.5 次优和最优决策差异的成因分析 |
3.6 本章小结 |
4 科技创新扩展模型分析 |
4.1 扩展模型的设定 |
4.2 定额科技金融与科技创新 |
4.2.1 单一类型研发项目的企业收益 |
4.2.2 企业的最大收益决策和市场均衡的存在唯一性 |
4.2.3 对不同风险程度的研发项目的应用分析 |
4.2.4 定额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的影响 |
4.3 定比科技金融与科技创新 |
4.3.1 单一类型研发项目的企业收益 |
4.3.2 企业的最大收益决策和市场均衡的存在唯一性 |
4.3.3 特例:定比科技金融与定额科技金融的对等情形 |
4.3.4 对不同风险程度的研发项目的应用分析 |
4.3.5 定比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的影响 |
4.4 科技奖励与科技创新 |
4.4.1 单一类型研发项目的企业收益 |
4.4.2 企业的最大收益决策和市场均衡的存在唯一性 |
4.4.3 对不同风险程度的研发项目的应用分析 |
4.4.4 科技奖励对科技创新的影响 |
4.5 混合模式科技金融与科技创新 |
4.6 本章小结 |
5 我国科技金融支持的科技创新效应 |
5.1 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测算 |
5.1.1 基于DEA方法的效率测算模型 |
5.1.2 科技创新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
5.1.3 结果与分析 |
5.2 变量选择、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5.2.1 变量选择 |
5.2.2 模型设定 |
5.2.3 数据来源 |
5.3 结果与分析 |
5.4 稳健性检验 |
5.5 本章小结 |
6 基于复合系统的协同度分析 |
6.1 协同学视角下的科技金融创新系统 |
6.1.1 子系统定义与属性 |
6.1.2 子系统协同发展 |
6.2 协同度模型设定、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
6.2.1 子系统有序度模型 |
6.2.2 复杂系统协同度模型 |
6.2.3 协同度指标体系 |
6.2.4 数据来源 |
6.3 结果与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3 本文不足之处及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如何走好“工业型”人民币国际化之路——来自德国隐形冠军和美国高科技企业发展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一、引言 |
二、从德国隐形冠军的崛起,看马克“工业型”货币国际化之路 |
(一)隐形冠军概念的提出和相关定义 |
(二)德国马克国际支付清算地位的基石——隐形冠军 |
1. 隐形冠军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巨大成功 |
2. 围绕产品生产销售网络占据全球价值链高位取得的马克支付清算定价权 |
(三)“水到渠成”的工业型货币国际化之路 |
1. 德国众多隐形冠军诞生的“土壤”特质——对工匠精神的追求 |
2. 追求经济的稳定发展,铸就国际市场对马克的坚定信心 |
三、从美国经验看政府和资本市场对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
(一)美国政府——高科技产业的制度建设者 |
1. 政府资金支持者角色的弱化 |
2. 政府制度建设者角色的重要作用 |
(二)资本市场对高科技产业的推动作用 |
1. 促进企业家、风险投资决策者和资金供给方三者的有机融合 |
2. 多层次金融市场满足企业各成长阶段的资金需求和不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 |
四、从日元金融型国际化道路的失败,看占据全球价值链(GVC)高位的必要性 |
五、总结与启示 |
(一)人民币国际化应当立足于走“工业型”的货币国际化之路,政府应当发挥好制度建设者的作用 |
(二)培育高科技企业、隐形冠军企业,在GVC上占据高位,是我国产业升级并成为制造业强国的关键 |
(三)加快发展具有直接融资功能的多层次金融资本市场体系,促进企业家、风险投资决策者和资金供给方的有机融合 |
(四)弘扬工匠精神,塑造“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
(3)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框架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框架 |
1.3 研究目的与方法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方法 |
1.4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2.1 风险投资对企业的影响 |
2.1.1 风险投资与企业价值 |
2.1.2 风险投资与公司治理 |
2.1.3 风险投资与信息认证 |
2.1.4 风险投资与网络支持 |
2.2 风险投资对产业的影响 |
2.2.1 风险投资影响战略新兴产业 |
2.2.2 风险投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 |
2.2.3 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关系 |
2.2.4 产业结构升级与融资制度 |
2.3 风险投资与溢出 |
2.3.1 关于溢出效应的综述 |
2.3.2 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 |
2.3.3 风险投资的溢出机制 |
2.3.4 风险投资对初创企业的溢出效应 |
2.4 风险投资与新三板 |
2.4.1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成长能力的影响 |
2.4.2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治理水平的影响 |
2.4.3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信息认证作用的影响 |
2.4.4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网络支持作用的影响 |
2.5 简要评述 |
3 基本概念及相关理论基础 |
3.1 基本概念界定 |
3.1.1 风险投资 |
3.1.2 新三板 |
3.1.3 企业价值 |
3.1.4 机制 |
3.1.5 溢出效应 |
3.2 相关基础理论 |
3.2.1 风险投资理论 |
3.2.2 中小企业存在理论 |
3.2.3 企业创新成长理论 |
3.2.4 溢出效应理论 |
3.2.5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3.3 本章小结 |
4 中国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市场的历史现状及关系问题 |
4.1 中国风险投资的发展进程 |
4.1.1 萌芽期(1986-1997):政策鼓励下风险投资起步且发展缓慢 |
4.1.2 探索期(1998-2008):外部环境不确定下风险投资曲折前行 |
4.1.3 成长期(2009-2014):金融危机之后风险投资复苏与成长 |
4.1.4 发展期(2015 至今):第四次创业浪潮给风险投资新的机会 |
4.2 中国风险投资的发展现状 |
4.2.1 募资层面:强监管下募资缩减,早期风投基金募集堪忧 |
4.2.2 投资层面:风险投资避险情绪强烈,偏向后期成熟市场 |
4.2.3 退出层面:退出案例增加且IPO为主,境外上市减少 |
4.3 新三板市场的演变进程 |
4.3.1 “两网系统”盛衰更迭,整顿之后被取缔(1992-2000) |
4.3.2 三板市场应时而生,维护资本市场稳定(2001-2005) |
4.3.3 新三板试点开启,市场逐渐扩大(2006-2012) |
4.3.4 股转系统成立,市场活力显现(2013-今) |
4.4 新三板市场的发展现状 |
4.4.1 新三板发展趋势放缓,市场强调质量且回归理性 |
4.4.2 分层制度改善市场结构,公司治理与监管逐渐提升 |
4.4.3 新三板市场交易低迷,多重因素导致流动性不足 |
4.4.4 挂牌企业定位“双创一成长”,市场沟通能力有待提升 |
4.5 中国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市场的互动关系 |
4.5.1 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契合之处 |
4.5.2 新三板为风险资本筛选优质项目提供平台与便利 |
4.5.3 新三板增加了风险投资实现资本退出的渠道 |
4.5.4 风险投资作为机构投资者利于新三板市场成熟发展 |
4.6 风险投资在新三板市场存在的问题 |
4.6.1 风险投资在新三板市场的投资规模较小 |
4.6.2 风险投资以新三板为退出渠道的案例数量较少 |
4.7 本章小结 |
5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及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与机制探析 |
5.1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的理论分析 |
5.1.1 基于监督治理理论视角的分析 |
5.1.2 基于信息认证理论视角的分析 |
5.1.3 基于增值服务理论视角的分析 |
5.2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 |
5.2.1 基于风险投资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5.2.2 基于中小企业存在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5.2.3 基于企业创新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5.2.4 基于企业成长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5.3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的作用机制分析 |
5.3.1 治理作用机制 |
5.3.2 认证作用机制 |
5.3.3 支持作用机制 |
5.3.4 作用机制有效运作的条件 |
5.4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的溢出机制分析 |
5.4.1 资源配置机制 |
5.4.2 竞争合作机制 |
5.4.3 协作链接机制 |
5.4.4 溢出机制有效运作的条件 |
5.4.5 基于Lotka-Volterra模型的溢出机制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6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及作用机制的实证分析 |
6.1 变量说明及基本统计分析 |
6.1.1 变量构造与数据说明 |
6.1.2 描述性统计与分析 |
6.2 研究假设与计量模型设定 |
6.2.1 研究假设回顾 |
6.2.2 计量模型设定 |
6.3 计量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6.3.1 治理作用中介效应检验 |
6.3.2 认证作用中介效应检验 |
6.3.3 支持作用中介效应检验 |
6.4 内生性分析 |
6.4.1 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
6.4.2 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 |
6.5 稳健性检验 |
6.5.1 稳健性检验Ⅰ:每股净资产(BPS) |
6.5.2 稳健性检验Ⅱ:总市值(Mvalue) |
6.5.3 稳健性检验Ⅲ:每股价值(p_value) |
6.5.4 稳健性检验Ⅳ:东部地区 |
6.6 进一步探讨:考虑异质性因素 |
6.7 本章小结 |
7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7.1 变量与研究假设 |
7.1.1 变量构造与数据说明 |
7.1.2 描述性统计与分析 |
7.1.3 研究假设回顾 |
7.2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溢出机制的验证 |
7.2.1 计量模型设定 |
7.2.2 实证分析与结果 |
7.2.3 稳健性检验 |
7.3 基于面板模型:风险投资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7.3.1 计量模型的设定 |
7.3.2 实证分析与结果 |
7.3.3 稳健性检验 |
7.3.4 内生性分析 |
7.4 考虑空间因素:风险投资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7.4.1 空间权重矩阵的构造 |
7.4.2 空间自相关检验 |
7.4.3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与效应的测算 |
7.4.4 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7.4.5 稳健性检验 |
7.4.6 内生性分析 |
7.5 本章小结 |
8 研究结论、启示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启示 |
8.2.1 积极发展风险投资,促进其对新三板企业的支持 |
8.2.2 风险投资方提升自身实力,新三板企业接纳风险投资介入 |
8.2.3 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促进风险投资发展 |
8.2.4 提高企业吸收能力及核心竞争力,完善市场竞争机制 |
8.2.5 改善新三板市场流动性,提升企业价值及促进资源整合 |
8.3 研究展望 |
附录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4)政府引导基金对创业板上市公司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 政府引导基金的定义和特点 |
1.2.1 政府引导基金的定义 |
1.2.2 政府引导基金的特点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研究内容 |
1.4 论文框架结构 |
1.5 创新点 |
2 文献综述 |
2.1 国内外政府引导基金的运营模式 |
2.1.1 国外政府引导基金的运营模式 |
2.1.2 国内政府引导基金运营模式 |
2.2 政府引导基金对技术创新影响的路径 |
2.2.1 政府引导基金与创业投资 |
2.2.2 创业投资与技术创新 |
2.3 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相关研究 |
2.4 文献述评 |
3 理论分析与研究设计 |
3.1 信息不对称与市场失灵 |
3.1.1 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失灵 |
3.1.2 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灵 |
3.2 信号传递假说与激励假说 |
3.2.1 信号传递假说 |
3.2.2 激励假说 |
3.3 政府支持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逻辑机理 |
3.3.1 直接支持:拓宽融资渠道 |
3.3.2 杠杆效应:撬动社会资本 |
3.3.3 引导效应:影响市场投资行为 |
3.3.4 市场调节:营造良好创新氛围 |
3.4 理论设计 |
3.4.1 政府引导基金与企业技术创新 |
3.4.2 引导基金对技术创新的传导渠道 |
3.5 研究设计 |
3.5.1 被解释变量 |
3.5.2 解释变量 |
3.5.3 调节变量 |
3.5.4 控制变量 |
3.5.5 模型构建 |
4 实证分析 |
4.1 数据来源与整理 |
4.2 描述性统计 |
4.3 PSM-DID实证结果 |
4.3.1 倾向匹配得分法 |
4.3.2 双重差分检验 |
4.4 异质性分析 |
4.5 稳健性检验 |
4.5.1 改变数据样本区间 |
4.5.2 因变量替代法 |
4.6 渠道检验 |
4.6.1 现金流渠道检验 |
4.6.2 市场竞争渠道检验 |
5 结论与展望 |
5.1 结论总结 |
5.2 政策建议 |
5.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5)制度环境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问题提出 |
1.2 文章布局与结构安排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1.4.1 主要创新点 |
1.4.2 研究局限与不足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企业金融化的相关研究 |
2.1.1 企业金融化的内涵与测度 |
2.1.2 企业金融化的动机 |
2.1.3 企业金融化的效应研究 |
2.2 制度环境的相关研究 |
2.2.1 制度和制度环境的内涵演进 |
2.2.2 制度环境的经验研究 |
2.3 文献评述与主要概念界定 |
2.3.1 文献评述 |
2.3.2 主要概念界定 |
第3章 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制度环境与企业金融化:一般性分析 |
3.1 中国经济转型情境下的制度环境 |
3.2 中国情境下的金融制度变迁与企业金融化 |
3.2.1 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历史进程 |
3.2.2 金融制度变迁视角下企业金融化的描述性分析 |
3.2.3 企业金融化分组特征 |
3.3 企业金融化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
3.3.1 企业金融化内在动因及行为的制度逻辑 |
3.3.2 企业金融化效应分析 |
第4章 产权制度与企业金融化:以融资歧视为例 |
4.1 本章前言 |
4.2 基于中国产权制度情境的理论分析 |
4.2.1 流动性压力转嫁假说 |
4.2.2 资金富余假说 |
4.3 研究设计 |
4.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4.3.2 模型设定与指标构建 |
4.3.3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
4.4 实证检验 |
4.4.1 基准回归检验 |
4.4.2 流动性压力转嫁的渠道检验 |
4.4.3 资金富余假说验证 |
4.4.4 异质性分析:基于企业规模与行业高技术属性 |
4.4.5 进一步讨论:基于民营企业样本 |
4.4.6 稳健性检验:基于指标重构、期限结构和分位数回归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退出制度与企业金融化:以僵尸企业为例 |
5.1 本章前言 |
5.2 理论分析 |
5.2.1 僵尸企业对正常企业金融化的溢出效应 |
5.2.2 企业金融化与僵尸企业形成 |
5.3 研究设计 |
5.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5.3.2 基于中国情境的关键变量测度 |
5.3.3 模型设定及变量定义 |
5.4 僵尸企业对企业金融化的溢出影响的实证分析 |
5.4.1 基准回归 |
5.4.2 基于金融资产期限结构差异的分析 |
5.4.3 机制检验 |
5.4.4 异质性分析 |
5.4.5 进一步讨论 |
5.4.6 稳健性检验 |
5.5 企业金融化与僵尸企业形成的计量检验 |
5.5.1 基准回归 |
5.5.2 机制检验 |
5.5.3 异质性分析 |
5.5.4 进一步讨论及稳健性检验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文化环境与企业金融化:以儒家文化为例 |
6.1 本章前言 |
6.2 基于中国文化情境的逻辑分析 |
6.3 研究设计 |
6.3.1 数据选取 |
6.3.2 关键变量测度 |
6.3.3 模型设定及变量定义 |
6.4 儒家文化与企业金融化:计量检验 |
6.4.1 基准回归 |
6.4.2 儒家文化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结构 |
6.5 进一步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
6.5.1 进一步讨论:作用机理 |
6.5.2 进一步讨论:区分货币资金与非货币金融资产 |
6.5.3 异质性检验:基于所有制、法律制度和外来文化冲击 |
6.5.4 稳健性检验:替换金融化测度方法 |
6.5.5 稳健性检验:替换儒家文化变量 |
6.5.6 内生性问题处理:工具变量 |
6.6 本章小结 |
第7章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
7.1 研究结论 |
7.2 对策建议 |
7.2.1 从政府部门角度 |
7.2.2 从企业角度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中国科技新城的形成机理、共生绩效与空间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1.2.1 研究对象 |
1.2.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内容和篇章安排 |
1.4 创新点和不足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2 文献综述 |
2.1 集聚经济与产业区位研究的发展回顾 |
2.1.1 集聚经济与产业区位理论的提出和早期研究 |
2.1.2 集聚经济与产业区位理论发展和后期实证研究 |
2.2 区域政策和创新研究的发展回顾 |
2.2.1 创新集群研究进展 |
2.2.2 区域创新系统研究进展 |
2.2.3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研究进展 |
2.3 开发区和科技新城研究的发展回顾 |
2.3.1 产城融合研究进展 |
2.3.2 开发区与高新区研究进展 |
2.3.3 科技新城研究进展 |
2.4 研究评述 |
3 科技新城发展理论分析框架构建 |
3.1 科技新城开发建设模式的理论基础 |
3.1.1 科技新城建设开发模式的定义与内涵 |
3.1.2 科技新城开发模式的区域经济学分析 |
3.1.3 科技新城开发模式的生态经济学分析 |
3.2 科技新城的开发类型和核心主体 |
3.2.1 科技新城开发类型 |
3.2.2 科技新城核心主体 |
3.3 科技新城建设开发类型的选择机理 |
3.3.1 科技新城开发类型的选择依据 |
3.3.2 科技新城开发类型的选择方法 |
3.4 本章小结 |
4 国内外科技新城案例研究 |
4.1 国外模式借鉴:美国硅谷科技新城 |
4.1.1 美国硅谷科技新城的优势条件 |
4.1.2 美国硅谷科技新城的经验分析 |
4.2 国外模式借鉴:日本筑波科学城 |
4.2.1 日本筑波科学城的发展条件 |
4.2.2 日本筑波科学城与硅谷比较 |
4.2.3 日本筑波科学城的经验分析 |
4.3 国内模式借鉴:杭州未来科技城 |
4.3.1 杭州未来科技城的规划布局 |
4.3.2 杭州未来科技城的运行机制 |
4.3.3 杭州未来科技城的优劣势分析 |
4.3.4 杭州未来科技城的总结分析 |
4.4 国内外模式对比启示 |
4.4.1 国内外模式对比分析 |
4.4.2 国内外模式对比的相关启示 |
5 科技新城空间分布与空间联系格局研究 |
5.1 科技新城综合评价测度分析 |
5.1.1 科技新城综合评价测度构建 |
5.1.2 科技新城综合评价测度结果分析 |
5.2 科技新城的空间分布研究方法 |
5.2.1 核密度分析 |
5.2.2 科技新城空间联系网络模型 |
5.2.3 数据来源 |
5.3 科技新城的空间分布及和核密度特征 |
5.3.1 科技新城空间分布 |
5.3.2 科技新城集聚的核密度分析 |
5.4 科技新城的空间联系特征 |
5.5 科技新城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
5.6 本章小结 |
6 科技新城形成机理研究 |
6.1 地市级尺度下科技新城形成机理分析 |
6.1.1 理论假说 |
6.1.2 模型设定和数据来源 |
6.1.3 结果分析 |
6.2 省级尺度下科技新城形成机理分析 |
6.2.1 理论假说 |
6.2.2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6.2.3 描述性分析与平稳性检验 |
6.2.4 结果分析 |
6.3 本章小结 |
7 科技新城与企业共生绩效研究 |
7.1 研究设计 |
7.2 变量说明与指标选取 |
7.3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7.4 共生绩效的时间效应分析 |
7.4.1 经济集聚的时间效应分析 |
7.4.2 人才吸引的时间效应分析 |
7.4.3 产出提升的时间效应分析 |
7.5 稳健性检验 |
7.5.1 共同趋势假设检验 |
7.5.2 反事实检验 |
7.6 本章小结 |
8 科技新城的空间效应研究 |
8.1 理论假说的提出 |
8.2 模型、方法与数据 |
8.2.1 空间杜宾模型 |
8.2.2 变量说明 |
8.3 实证检验 |
8.3.1 整体回归结果 |
8.3.2 分区域回归结果 |
8.3.3 分城市群回归结果 |
8.3.4 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8.4 本章小结 |
9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9.1 主要结论 |
9.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7)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与动产融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 结构安排与主要内容 |
1.4 研究特色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中小企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2.2 影响中小企业融资的外部与内部因素 |
2.3 度量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方法与进展 |
2.4 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思路和途径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中国中小企业发展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
3.1 中小企业划分标准与指标选取 |
3.2 中国中小企业发展状况 |
3.3 中小企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简析 |
3.4 实证模型和结果分析 |
3.5 稳健性估计: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的均值组估计 |
3.6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国中小企业融资现状分析 |
4.1 中国中小企业的融资体系 |
4.2 中国中小企业的融资模式 |
4.3 中国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 |
4.4 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表现形式 |
4.5 中小企业融资现状是否与中小企业发展匹配? |
4.6 中国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成因及启示 |
4.7 本章小结 |
第5章 融资约束下中国中小企业的现金流敏感度分析 |
5.1 研究假说 |
5.2 研究设计 |
5.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引入动产融资的政策评估分析 |
6.1 政策背景 |
6.2 基本模型 |
6.3 模型稳态、参数校准与估计 |
6.4 模型动态与政策分析 |
6.5 拓展分析: 不含借贷约束的RBC模型和改进的借贷约束模型 |
6.6 政策启示 |
6.7 本章小结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局限 |
7.1 研究总结 |
7.2 研究局限与后续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形成机理及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1.3.1 市场扭曲的内涵 |
1.3.2 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定义 |
1.3.3 劳动力市场扭曲的表现形式 |
1.4 研究方法 |
1.5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1.5.1 研究思路 |
1.5.2 研究内容 |
1.6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相关文献综述 |
2.1 马克思关于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理论 |
2.1.1 马克思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思想 |
2.1.2 马克思的劳动力流动配置理论 |
2.1.3 马克思的劳动力工资理论 |
2.2 西方经济学关于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理论 |
2.2.1 新古典学派的均衡价格工资理论与职业竞争理论 |
2.2.2 新制度学派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 |
2.2.3 新凯恩斯学派的效率工资理论与“局内人-局外人”理论 |
2.2.4 新剑桥学派的社会经济因素理论 |
2.2.5 激进经济学派的劳动力市场扭曲理论 |
2.3 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相关文献综述 |
2.3.1 劳动力市场扭曲的成因 |
2.3.2 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经济效应 |
2.3.3 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社会效应 |
2.3.4 文献评述 |
第3章 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历史演进和形成机理 |
3.1 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历史演进 |
3.1.1 劳动力市场的初步发育阶段(1978-1991 年) |
3.1.2 劳动力市场的加速发展阶段(1992-2002 年) |
3.1.3 劳动力市场的相对成熟阶段(2003-2012 年) |
3.1.4 劳动力市场的深化改革阶段(2013 年至今) |
3.2 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测度与现状分析 |
3.2.1 生产函数法 |
3.2.2 市场化指数法 |
3.3 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形成机理与实证分析 |
3.3.1 形成机理分析 |
3.3.2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3.3.3 实证分析 |
3.3.4 本节小结 |
第4章 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经济效应 |
4.1 劳动力市场扭曲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
4.1.1 问题的提出 |
4.1.2 理论机制分析 |
4.1.3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4.1.4 实证结果分析 |
4.1.5 本节小结 |
4.2 劳动力市场扭曲与企业创新 |
4.2.1 问题的提出 |
4.2.2 理论机制分析 |
4.2.3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4.2.4 实证结果分析 |
4.2.5 本节小结 |
4.3 劳动力市场扭曲与居民创业 |
4.3.1 问题的提出 |
4.3.2 理论机制分析 |
4.3.3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4.3.4 实证结果分析 |
4.3.5 本节小结 |
第5章 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社会效应 |
5.1 劳动力市场扭曲与居民阶层认同 |
5.1.1 问题的提出 |
5.1.2 理论机制分析 |
5.1.3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5.1.4 实证结果分析 |
5.1.5 本节小结 |
5.2 劳动力市场扭曲与居民幸福感 |
5.2.1 问题的提出 |
5.2.2 理论分析 |
5.2.3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5.2.4 实证结果分析 |
5.2.5 本节小结 |
第6章 主要结论及对策建议 |
6.1 主要结论 |
6.2 对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致谢 |
(9)政府引导基金后期进入对创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3 研究内容、方法、技术路线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图 |
1.4 本文主要贡献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研究政府引导基金的政策效果的文献综述 |
2.2 优化政府引导基金政策效果的方法的文献综述 |
2.3 政府引导基金其他研究的文献综述 |
2.4 文献评述 |
第3章 政府引导基金的运行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
3.1 政府引导基金术语界定 |
3.2 政府引导基金发展现状 |
3.2.1 引导基金数量发展现状 |
3.2.2 引导基金级别发展现状 |
3.2.3 引导基金投资阶段现状 |
3.3 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对象的发展现状 |
3.4 政府引导基金选择企业后期为投资阶段的原因 |
3.4.1 引导基金绩效评价体系不完善 |
3.4.2 引导基金管理办法投资阶段表述模糊 |
3.4.3 引导基金的退出不顺畅、退出规定不灵活 |
3.4.4 引导基金管理机构市场化程度不高 |
3.4.5 政府与管理机构委托代理问题严重 |
3.4.6 引导基金管理机构对被投企业缺乏管理约束 |
3.4.7 引导基金设立目的不明确 |
第4章 政府引导基金后期进入对企业创新绩效实证分析 |
4.1 研究假设 |
4.2 数据收集与处理 |
4.3 变量界定 |
4.3.1 解释变量 |
4.3.2 核心变量 |
4.3.3 控制变量 |
4.4 实证方法与匹配方法 |
4.4.1 选择效应的实证方法 |
4.4.2 增值效应的实证方法 |
4.4.3 匹配方法 |
4.5 引导基金后期进入企业的选择效应实证分析 |
4.6 引导基金后期进入企业的增值效应实证分析 |
4.6.1 获取倾向得分值(PS) |
4.6.2 选择配对方法 |
4.6.3 共同支撑假设和平衡性假设 |
4.6.4 PSM-DID |
第5章 优化引导基金引导效应政策建议 |
5.1 构建更科学全面的绩效评价方法 |
5.2 细化政府引导基金的扶持范围 |
5.3 完善政府引导基金退出机制 |
5.4 引导基金更多委托非国有背景管理机构 |
5.5 完善投资免责、容错机制、激励机制 |
5.6 建立引导基金信用管理体系 |
5.7 联动中央—地方、地方—地方引导基金 |
第6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促进我国创业投资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1.2.3 文献述评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分析 |
2.1 相关概念及特征 |
2.1.1 创业投资 |
2.1.2 税收政策 |
2.2 理论依据 |
2.2.1 正外部性理论 |
2.2.2 内生增长理论 |
2.2.3 不确定性理论 |
2.3 作用机理 |
2.3.1 税收政策直接影响创业投资企业的资本投放量 |
2.3.2 税收政策影响创业投资企业及投资者的投资收益 |
2.3.3 税收政策影响被投资企业成功率 |
第3章 我国创业投资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
3.1 我国创业投资发展现状 |
3.1.1 创业投资企业数量与资本总量呈现明显增长态势 |
3.1.2 民营资本在我国创业投资资本总量中占比依然较高 |
3.1.3 高科技企业依然是创业投资青睐的主阵地 |
3.1.4 投资阶段仍主要集中在中期 |
3.1.5 区域性集聚效应明显 |
3.1.6 资本退出的方式逐渐多样化且趋于完善 |
3.2 我国促进创业投资发展的税收政策 |
3.2.1 创业投资相关税收政策 |
3.2.2 各地区税收政策 |
3.3 现行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 |
3.3.1 税收激励制度的立法层次相对较低 |
3.3.2 投资额抵扣条件过于严苛 |
3.3.3 对创业投资的长期投入激励不足 |
3.3.4 存在双重征税的问题 |
第4章 促进创业投资发展的税收政策实证研究 |
4.1 研究假设 |
4.2 研究设计 |
4.2.1 变量选择以及来源 |
4.2.2 模型设定 |
4.3 实证过程与分析 |
4.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4.3.2 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
4.3.3 协整检验 |
4.3.4 VAR模型 |
4.4 实证结果 |
第5章 税收政策促进创业投资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
5.1 美国 |
5.2 英国 |
5.3 韩国 |
5.4 印度 |
5.5 对我国创业投资发展的启示 |
第6章 完善我国创业投资发展的政策建议 |
6.1 完善创业投资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 |
6.1.1 建立和完善创业投资税收法律制度 |
6.1.2 降低税收优惠政策进入门槛 |
6.1.3 对长期投资进行激励 |
6.1.4 加快解决现行税收政策存在的重复征税问题 |
6.2 其他配套政策 |
6.2.1 完善营商环境,培育创新环境 |
6.2.2 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
6.2.3 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四、风险资本投资机制与高科技产业(论文参考文献)
- [1]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机制、效果与对策研究[D]. 陈珊. 北京交通大学, 2021
- [2]如何走好“工业型”人民币国际化之路——来自德国隐形冠军和美国高科技企业发展的启示[J]. 刘舫舸,胡通,何青. 国际金融, 2021(08)
- [3]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研究[D]. 曹文婷. 四川大学, 2021(12)
- [4]政府引导基金对创业板上市公司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D]. 石小青. 浙江大学, 2021(09)
- [5]制度环境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D]. 郑志全. 山东大学, 2021(11)
- [6]中国科技新城的形成机理、共生绩效与空间效应研究[D]. 徐乐怡. 浙江大学, 2021(01)
- [7]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与动产融资研究[D]. 刘志强. 山东大学, 2021(11)
- [8]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形成机理及效应研究[D]. 郑国强. 吉林大学, 2021(01)
- [9]政府引导基金后期进入对创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D]. 于雅馨.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10]促进我国创业投资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D]. 周小秋.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