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环境治理制度创新的基本取向(论文文献综述)
葛俊良[1](2020)在《我国地方环境治理中的民主协商机制研究》文中提出协商治理意味着环境治理由依靠政府威权解决问题向主体间达成合意的过程转变。在信息充分的条件下引导利益相关方理性互动,形成政策建议,有助于强化环境决策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因而可视为健全环境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方向。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试图回答地方政府如何影响和塑造环境协商治理实践以及地方环境协商治理机制如何具体运行这两个关键问题。本研究首先对国内外常见的环境治理范式进行宏观层面的考察和梳理,分析和比较不同环境治理范式的主要内容和实践现状,着重探讨协商治理与多中心治理、协同治理、整体性治理、网络化治理等环境治理范式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认为协商治理是环境社会治理的一种基础性范式。在此基础上,依据环境议题属性和协商主体间关系标准,将国内环境协商治理实践划分为回应型、自治型、咨询型和监督型四种类型,并分别阐述其议题属性、协商功能、社会参与形式和制度化平台等。根据地方政府开展环境协商治理的利益动机,本研究从议题边界、功能定位、参与主体、程序流程和协商方式五个角度剖析国内环境协商治理的实践取向,指出其兼具公共性和工具性的双重治理动机,但基于治理有效性和社会控制的工具性取向更为明显。协商民主对公共理性的价值追求,在一定程度上被解决特定环境问题、规范公众参与秩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强化组织机构职能、提供环境政策咨询和推动环境政策落实等工具性的协商动机所取代。从环境协商治理实践出发,笔者认为现阶段国内民主协商的重心停留在治理层面,聚焦于包括环境议题在内的社会民生事务,注重对社会各阶层意见和诉求的包容、吸纳和整合。通过协商民主与地方或基层治理的整合,以推动社会的动员、整合和合作,进而达成有效治理的目标,这也是协商民主本土化实践的基本特点之一。在对环境协商治理机制呈现出的这种工具性取向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选取Z省J市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协商主体的行为逻辑、主体间相互关系和环境协商治理机制等问题的阐述,勾勒出J市环境协商治理的整体图景;并采用多案例比较的研究方法,从环境协商议题、环境协商策略和环境协商成效三个维度出发,分析地方环境协商治理的运行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环境协商平台的搭建和协商参与者的挑选,体现出党委领导、利益相关和便于治理的原则;环境协商议题设置的关键在于响应者响应的有效性与积极性;公共性环境治理主体会根据具体协商情境,选取恰当的协商策略并加以组合式运用,使之与环境协商议题的特征相匹配;从所选案例来看,国内地方环境协商治理机制呈现出比较好的治理绩效,而环境协商治理效果的好坏主要取决于环境协商议题特征、协商策略运用以及这两者间的匹配性等因素的影响。
潘加军[2](2020)在《公民环境权益保障协同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时代进一步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协调环境利益冲突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环境权益需求是党和国家全面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十九大报告指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因此,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角度探讨公民环境权益保障,对于拓宽公民环境权益保障的理论认识、扩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环境正义理论研究、促进地方环境群体性事件有效治理、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以马克思恩格斯环境正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协商民主和协同治理等相关理论为依据,运用文献研究、社会调查和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通过对我国公民环境权益保障协同治理的现状分析,构建了公民环境权益保障协同治理体系,提出多元主体协同保障公民环境权益的实现路径。主要内容如下:首先,通过文献研究,提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环境思想中将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环境正义作为环境权益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和价值旨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都将实现和保障人的环境权益作为发展的重要目标、本质要求和实践指向。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发了环境正义的理论意蕴与实践指向,彰显了解决环境正义问题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协商民主理论、协同治理理论基于公共利益最大化导向提倡多元主体广泛参与决策、民主协商和协同合作,契合了公民环境权益保障协同治理的实践需要,为其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其次,通过对公民环境权益意识与参与行为、环境利益冲突事件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分析公民环境权益的关注度、环境利益冲突形成、环境维权行为、主体间对抗行为及相关影响因素的关系,总结我国公民环境权益保障协同治理在共建共治共享格局构建、制度体系建设等方面的措施,剖析当前公民环境权益保障存在着经济理性主导、环境治理体系碎片化、环境权益保障制度供给不平衡、公民环境参与有效性不足和社会资本弱化等困境,提出公民环境权益保障协同治理的目标导向。再次,基于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协同治理体系的目标要求,分析了公民环境权益保障协同治理的主体构成、角色定位和博弈关系。运用SCIF协同治理模型,揭示影响公民环境权益保障协同治理的主要因素,即环境权力与资源分配、既往的环境冲突与治理合作、环境利益相互依赖程度和政府领导力等。从目标导向、形成共识、践行承诺和评估效果研究了协同治理的互动过程,指出构建网络互动、利益协调、政策协同和信息共享等运行机制度,从而探索多元主体协同保障公民环境权益的内在逻辑。最后,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提出以培育生命共同体意识、新发展理念和共建共治共享共同体意识为基础,建立健全环境信息共享、责任共担、生态补偿等环境治理正式制度,以及生态道德、社会信任等非正式制度;畅通公民环境权益表达渠道,拓宽参与环境治理途径;厘清政府与企业环境利益关系,完善政府与企业环境协同共治激励约束机制;建构事前预防、事中协调和事后问责的环境利益冲突治理机制,为公民环境权益保障协同治理提供发展理路和有益建议。
崔云朋[3](2020)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研究》文中提出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其追求的核心价值和根本目标。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异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未来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和构想。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全面发展面临着现实困境,消费主义的影响造成了一些人的物化生存和精神虚无,资本逻辑的影响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和伦理道德的失范,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的影响造成了自然生态环境危机和人的生存危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解决当今社会问题的重要举措,也是我们党一直重视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于这一问题都作出了重要决策,体现了我们党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科学探索,这标志着我国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如何认真反思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困境,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促进新时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直面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困境,运用唯物史观,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这条主线,系统探究人的全面发展的经济治理向度、政治治理向度、文化治理向度、社会治理向度、生态治理向度,在理论上就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对人的现代性的本质进行整体探析和逻辑建构,从而促进人的现代化和全面发展。全文包括导论和正文共八章内容,全面阐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语境下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容与维度。导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选题的背景和意义,梳理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国内外研究现状,说明了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阐述了本文的研究目标及创新点。第一章从现实的人的实践出发,分析了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全面发展面临的物化生存、精神虚无、公平失衡、道德失范、环境恶化等时代问题和产生的根源。第二章从公有制为主体的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制度正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治理和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治理等四个方面展开了具体的论述,以此来分析和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的经济治理向度,立足于国家现代化治理的现实语境,探究人的全面发展对经济治理的内在要求、逻辑关系和实现路径,探究经济治理维度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第三章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政治治理维度,从人民当家作主是根本政治保证、协商民主是重要内涵和自治制度是政治治理的重要形式三个方面,阐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的政治内涵,并进一步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爱国统一战线、民族区域自治、基层群众自治五个具体视角,分析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的政治治理内涵,阐明了政治治理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职能,并探究了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与政治治理的主要内涵和逻辑关系以及实现路径。第四章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精神引领、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道德支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内涵等三个方面,以及人的物化生存的价值治理、精神虚无的调整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治理、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等角度,分析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治理向度,探究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与文化治理的科学内涵和逻辑建构,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意义。第五章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石、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制度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制度保障、新一代信息技术是人的全面发展智能治理的实现方式三个方面,以及社会公平正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社会治理共同体、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机制、智能治理等视角,深入探析了当下语境中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治理内涵,并系统探究了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治理的内在关系,由此出发,遵循社会治理逻辑理路来建构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治理路径。第六章从生态文明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文明形态的体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人的全面发展生态治理的价值遵循和社会主义生态治理制度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生态保障三个方面,以及生态文明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等视角,分析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的生态治理向度,探究人的全面发展与生态治理的内在机理,建构人的生态价值尺度的实现路径。第七章从人的现代性本质来分析人的全面发展的当代内涵,围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整体观思想、人的现代性本质的整体属性与特点以及人的现代性本质的整体建构等三方面给出系统探析,以揭示现代化历史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的总体性特征及其内在辩证关系。总之,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整体的逻辑展现。经济治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需求,政治治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民主和自由需求,文化治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精神和文化需求,社会治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公平正义需求,生态治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需求。这些多维度治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与技术属性和法治属性相结合,组成一个有机整体,展现了人的现代化的本质力量,实现了治理发展与人的发展相一致,推动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反过来人的全面发展也推进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蕴含着人的现代化的重要内涵,其核心在于实现人的观念现代化、素质现代化和能力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本体论思想;国家治理现代化蕴含着人的整体性思维智慧,无论从治理理念,还是治理内容、治理方式、治理路径上来讲,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整体把握,彰显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方法论创新;国家现代化中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充分彰显了国家治理的人民性,是以人民为中心与人的发展的统一,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尺度;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治理实践,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治理逻辑,展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时代路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应有之义,反映了对国家发展规律和治理规律的科学把握,体现了国家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当前学界对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相关理论范畴进行了较为丰富的考察。本论文的特点首先是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域去看待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宗旨,并作为一个集中的理论主题加以研究,认知二者的关系并由此认识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价值。其次是提出人的现代性本质的整体性建构。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了人的本质的内涵,从整体上对人的现代性本质进行建构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本文围绕人的现实存在方式,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等方面阐述了人的现代性整体建构的内在逻辑,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相一致。再次,在对社会治理共同体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应建立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于一体的国家治理共同体,其蕴含着治理主体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内在统一,体现了治理的人民性、民主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是新时代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涵,是时代的要求与进步的表征,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也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国梦”。
孙国栋[4](2020)在《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文中认为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治理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的伟大领袖,列宁不仅使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了现实,而且也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先河。列宁国家治理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研究可谓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研究的一个新生长点。本文以列宁的经典文本和国家治理实践为基础梳理其治理内容和方法,不仅阐发其对当代中国推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指导意义,而且更要考察其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发展和创新。针对国内外学界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相关研究,结合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现实,深度研究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必须追溯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观是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主要来源。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观经历了一个从萌芽、生长、完善到系统化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批判之上,科学阐述了国家的起源、本质、职能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尤其是阐释了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形态和国家制度之间的有机联系和辩证关系。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所创立的国家观在国家起源、本质、职能、消亡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等问题上进行了系统化的完善,为列宁发展国家理论奠定了基础。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观之上,深化了国家本质、职能、消亡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等相关研究,发掘了国家政体理论,以国家的本质和职能规定、引领了国家治理的本质和职能,为列宁以后探索国家治理准备了理论前提。十月革命后,列宁基于苏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严峻的国际背景和复杂的国内形势的客观情况,对苏维埃国家治理进行了初步探索。尤其是列宁在其晚年政治“遗嘱”中,以基于实践基础之上的整体和辩证的科学方法,在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和政党治理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经济治理上,列宁推动以市场化改革为取向的合作社经济和对外贸易的辩证统一;政治治理上,列宁实施以民主与法制为核心的机构改革与制度构建的有机统一;文化治理上,列宁开展以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为核心的建设意识形态与发展教育的有机统一;政党治理上,列宁构建以加强党的总领导、提升执政能力为核心的党建布局。在这一总体探索中,列宁国家治理思想为南斯拉夫、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道路的探索积累了经验,那就是突出共产党在国家治理的中轴作用,加强国家治理制度建设,引领文化治理的价值导向。在对苏维埃俄国国家——社会关系的整体把握中,列宁以国家为主导,加强国家在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另外,列宁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在坚持符合时代特征与现实国情、以人民利益为价值趋向、以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治理目标等若干原则前提下来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在国家治理的内容方法以及规律经验上,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均对南斯拉夫、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即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强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的核心作用、注重政治制度体系的建构和完善以及运用整体辩证的科学方法论。由于列宁去世较早,中断了他继续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后来的苏联领导人几乎都没有把列宁的国家治理思想延续下去,从真正意义上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共产党诞生起,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人坚持列宁苏维埃国家治理探索的经验、原则、内容和方法,并把它们运用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探索和建构之中,实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发展和创新。毛泽东等人吸取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初步成果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施政经验,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和方法在社会主义中国艰辛探索实践中予以创造性运用,在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以及政党治理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思想宝库,虽然有些失误,但为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探讨国家治理奠定了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这一历史时期,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人继承列宁对苏维埃国家治理初步探索的内容和方法,在毛泽东等人探索国家治理的经验和教训之上,立足于客观实际和发展实践,以整体和辩证的方法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相对于列宁的经济治理,这一时期的经济治理体系是重塑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改革与开放的有机统一,相对于列宁的政治治理,这一时期的政治治理体系是构建以人民民主为核心的法治与制度的辩证统一,相对于列宁的文化治理,这一时期的文化治理体系是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的有机统一,这一系统治理不仅继承了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内容和方法,而且还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制度经验和文化资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发展列宁以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人的国家治理思想,针对西方治理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出现的问题,以及中国当前国家治理实践在多个领域和方面面临的若干挑战,科学赋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中国意蕴,在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文明治理以及政党治理、全球治理等诸多方面提出了诸多富有创见的新观点、新论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行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逐步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开启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新阶段,取得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巨大成就。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在中国新时代视域中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新篇章,深化了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规律的科学认知和自觉运用。在列宁国家治理思想之上,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进行探索和发展,推动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观向前发展。国家治理观除了作为对国家治理的起源、本质、主体以及功能、一般规律等根本观点的把握之外,还包括对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体认。从历时性上看,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关系的体认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导向型的全能治理、经济导向型的发展治理到共赢导向型的协同治理的嬗变过程。毛泽东时代是以国家统摄社会为特征的政治导向型的全能治理,改革开放以来到党的十八大之前,是以社会从国家中析出为特征的经济导向型的发展治理,新时代是以政党领导为内核的多元主体共治的协同治理。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整体性上来看,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继承、创新和发展了列宁国家治理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习近平推进国家治理提供了良好的时空坐标和历史方位,无论是在整体维度还是在方法维度,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都是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创新。在整体维度上,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进一步拓展了党的全面领导的视域和范围,不断巩固、完善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政治意蕴;进一步健全了“中国之治”的国家治理体系,完善了新时代国家治理的制度载体和政权组织形式,实现了国家治理中国体和政体的辩证统一;进一步凸显了国家治理的民族化向度,强化了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历史记忆、传统基因与价值意蕴。在方法论维度上,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坚持矛盾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价值思维等科学方法论,并把矛盾思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辩证维度、系统思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总体维度、战略思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方向维度以及价值思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关系维度,以四个维度的有机统一促使了新时代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得到进一步地推进。从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国家治理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不断发展的过程,需要在党的领导下,立足客观发展实践,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国家治理体系的显着优势,实现政党——国家——市场——社会的互动与共赢,达到国家富强民主、社会充满活力、个人素养提升的治理境界,进而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为人的解放、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制度保障和精神支撑,从而彰显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最终目标和价值旨趣!
荣震[5](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腐败治理,围绕着如何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搞好反腐倡廉建设的中心问题,逐步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腐败治理道路,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腐败治理体制。回顾总结改革开放以来腐败治理体制改革的历程和经验,把握新时代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新任务新要求,对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文章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为研究对象,以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为理论基础,构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该理论分析框架包括纵向历时分析和横向要素分析两个维度。以理论分析框架为依托,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演变历程。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程划分为1978年至1992年的恢复重建阶段、1992年至2002年的适应性改革阶段、2002年至2012年的深化改革阶段、2012年至今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阶段。每一个历时时期内的分析则以横向要素为依托,从制度环境、制度需求、制度供给三个展开论述。其中,制度环境主要包括国际和国内环境,制度需求主要是从腐败形势对腐败治理体制提出的治理任务角度切入,而制度供给则包括腐败治理指导思想、组织体系和具体制度规范供给三个内容展开论述。历史演进分析之后,综合运用制度分析范式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历程进行理论透视,从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整体趋势、动因分析、行动者分析、变迁模式和路径依赖五个逻辑线条探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内在逻辑。在进行透彻的历时演变分析和变迁逻辑分析后,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特征、基本经验与存在问题进行归纳与总结,最后,从战略、策略和基本着力点三个层面提出了新时代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基本路径。具体而言,文章共包括五个章节:第一章主要是构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在阐释腐败、腐败治理、体制与机制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明确界定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内涵、基本功能与世界范围内的主要模式。然后,基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三个理论流派主要理论支撑点构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理论分析框架主要包括横向历时性分析维度和纵向要素性分析维度两个组成部分。第二章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十八大迈入新时代四个党史发展的“关键节点”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史演进划分阶段,结合官方腐败治理体制改革表述话语体系及学术界现有研究的阶段和命名划分,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程划分为1978年至1992年的恢复重建阶段、1992年至2002年的适应性改革阶段、2002年至2012年的深化改革阶段、2012年至今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阶段。对每个阶段内腐败治理的政治生态环境、腐败形势、腐败治理体制分别展开论述。第三章主要基于制度分析理论范式对腐败治理体制变迁进行理论透视,从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整体趋势、动因分析、行动者分析、变迁模式和路径依赖五个逻辑线条探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内在逻辑。第四章是基于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的变迁历程和变迁内在逻辑,对我国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经验、主要特征和存在问题总结与分析;第五章则是在上述四章的基础上,从战略、策略和基本着力点提出新时代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发展与完善的基本路径。
黄军[6](2019)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研究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国家城镇化战略向纵深推进,小城镇经济社会发展迅速,与此同时小城镇区域各类生态环境问题逐渐显现出来,不仅加剧了小城镇多元社会主体间环境利益冲突,也制约着小城镇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传统的政府单一主导的生态管理机制与模式对于小城镇生态环境问题的治理却屡屡失灵。在社会转型和全球化背景下,小城镇生态治理面临着多种治理困境与挑战,难以有效地解决小城镇生态环境问题。这成为制约“新型城镇化”战略向前推进的重要因素,迟缓了小城镇居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步伐”,更是摆在地方政府眼前棘手而又亟需解决的问题。那么如何有效应对小城镇生态治理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和治理困境,实现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抑或而言,小城镇基层政府、企业、镇村居民和环保组织以何种治理理念为指导进入生态治理的场域、体现并发挥其具体的角色和功能?各治理主体又以何种治理方式和治理制度推进生态治理?显然,研究这些问题既有助于生态治理现代化理论的完善,也有助于小城镇生态治理实践水平的提升。正因为此,上述这些问题自然就构成了本研究的中心议题。本研究主要运用文献分析法和案例研究法来收集相关理论和实践资料,并通过案例回顾的方式找到资料中包含的重要信息,从中分析得出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逻辑思路,并从四个维度实现了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同时结合长三角地区生态治理实践提出了小城镇生态现代化的具体路径。以下四点是本研究的核心研究发现:第一,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生成机理。小城镇生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反映出当前小城镇生态环境问题的形成存在深层次的根源,它受到小城镇社会结构、理性选择和文化心理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如何治理小城镇生态环境问题,现成的理论框架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这就需要在新型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建构出小城镇生态治理的现代化路径,从而实现小城镇生态治理的现代化转型。本研究在对治理现代化的内涵、构造和生成机理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将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生成机理分为四个层面,即基于绿色发展的治理理念、基于复合型结构的治理主体、基于行为手段的治理方式和基于可持续发展的治理制度。第二,小城镇生态治理的困境与原因分析。在小城镇生态治理的历史进程中,我们虽然经历了一些挫折,但也积累了宝贵的治理经验。在新的历史时期,小城镇生态治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新型城镇化对小城镇发展也提出更高的要求,成为当前面临的重要时代背景。当前我国小城镇生态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三个层面的问题,即生态治理主体结构单一阻碍治理主体多元化及其协同共治的实现;传统的政府生态环境管理方式落后制约了生态治理效率;生态治理制度缺位造成了资源投入与服务供给不足。这些治理困境的产生,有着深层次的原因,既有理念性原因、主体性原因,也有行为性原因和制度性原因。在理念性原因方面,表现为治理主体缺乏绿色发展理念、镇村生态文化断裂;在主体性原因方面,表现为小城镇生态治理主体的单一化、生态共治和公众参与的弱化;在行为性原因方面,表现为生态治理法治化能力欠缺、生态治理文明化程度不够、生态治理民主化不充分和生态治理缺乏科学手段;在制度性原因方面,表现为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运行不畅。第三,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思路。为了有效解决小城镇生态治理困境,本研究对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思路进行了系统性阐述。首先,以科学性和正义性的统一与平衡作为小城镇生态治理理念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它致力于实现绿色发展指向的生态治理现代化;其次,通过构建小城镇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复合型生态治理架构来矫正小城镇多元治理主体的不对等地位并规范好各生态治理主体的角色和功能,它致力于解决小城镇生态治理中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问题;再次,以小城镇多元生态治理主体环境利益共识为基础,将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和文明化的治理方式贯彻到小城镇生态治理实践之中,它致力于实现小城镇生态治理方式的现代化;最后,主张基于政府和市场融合的理念通过小城镇生态治理的制度设计、制度供给和制度创新,以新的制度建构、统筹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它致力于实现小城镇生态治理制度的现代化。第四,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在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理论思路的基础上,结合长三角地区小城镇生态治理实践,本研究最终对小城镇生态治理提出了具体的现代化路径:其一,在生态治理理念维度,要培育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观、重塑镇村生态文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和新时代“两山论”的生态思想;其二,在生态治理主体维度,要构建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复合型生态治理新格局;其三,在生态治理方式维度,要推进小城镇生态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文明化和科学化;其四,在生态治理制度维度,要完善互惠共赢的环境保护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安培[7](2019)在《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研究》文中提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十九大报告均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提升政府综合运用法律、标准、信息服务等现代治理手段的能力和水平。法律、标准、信息服务等现代治理手段也即治理工具。现代职业教育治理是基于治理主体关系调节的治理主体合作实践活动。职业教育治理的基础是治理主体关系调节,职业教育治理的基本形式是治理主体合作,职业教育治理的目标是形成治理主体的合作秩序,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职业教育治理的关键难题是治理主体“合作难”的问题。治理工具是解决治理难题,实现治理目标的手段,职业教育治理工具要解决治理主体“合作难”这一关键难题。因此,本研究将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研究的基本问题界定为“基于治理工具的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合作何以可能以及合作秩序何以实现”的问题。为此,本研究从系统科学、社会网络科学、复杂科学的方法论视角出发,采用文献研究法、访谈法、案例法,依据马克思的生产工具理论、治理理论、关系理论、“合作何以可能”、“合作秩序何以实现”的相关理论,建构“工具—关系—合作—合作秩序”的分析框架,建构起“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理论”。本研究依据“功能——属性”的分类标准,从治理工具的本质属性、绩效特征、功能互补性出发,将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分为行政性治理工具、市场性治理工具、社会性治理工具、信息化治理工具四种类型。行政性治理工具包括政策工具、标准工具、组织工具。行政性治理工具的本质属性是权威规制性,绩效特征是权威、强制、规制、命令,具有强制功能、规制功能。政策工具综合统筹协调职业教育治理主体的行政关系、经济关系、教育关系,以行政权力强制规定并保障治理主体合作;标准工具为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关系建立提供标准,为治理主体合作提供标准;组织工具包括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国家职业教育指导咨询委员会等,为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合作提供组织协调保障、专业指导保障。政策工具、标准工具、组织工具综合、协调、统一应用,为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合作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与法治秩序。市场性治理工具也称基于市场的手段,是具有市场特征的各类手段的总和,包括产权工具、金融工具、合同工具。市场性治理工具的本质属性是市场激励性,其绩效特征是市场激励、经济诱因,具有市场激励功能。产权工具具有排他性、明晰性,能减少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关系建立的不确定性;金融工具是激励工具,能激励治理主体合作关系建立,丰富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合作形式;合同工具规范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合作关系建立的程序,保障合同权利义务内容履行。产权工具、金融工具、合同工具综合运用,优化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合作秩序生成的市场环境,提供主体合作的市场规则,促进治理主体合作的市场秩序建立。社会性治理工具包括文化工具、符号工具、信用工具。社会性治理工具的本质属性是文化信号性,其绩效特征是文化象征意义的再生产,具有文化引导功能与信号功能。文化工具增进文化认同,文化认同能促进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合作关系建立;符号工具、信用工具都是信号工具,能优化合作对象筛选,优化治理主体合作关系筛选,保障治理主体合作质量。文化工具、符号工具、信用工具综合运用,优化职业教育治理文化环境,夯实治理主体合作的信任基础,促进职业教育治理的信用秩序形成。信息化治理工具也称信息手段,包括公共信息平台、商业信息平台、组织信息平台。信息化治理工具的本质属性是信息性,其绩效特征是信息流转共享,具有信息保障功能。信息化治理工具促进职业教育治理主体树立“信息人”身份,明确主体信息生产职责,充分供给主体合作需要的信息,调节治理主体间的信息供求关系,减少主体合作信息摩擦,优化职业教育治理信息环境,形成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合作的信息生态秩序。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面临“开发不全面,应用不充分”的问题。针对对治理工具重视不足的问题,建议职业教育治理主体树立“工具意识”,以充分释放治理工具的功能;针对职业教育治理工具供需非均衡,供给不充分,质量不高的问题,提出完善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箱的建议。建议增加政策工具的有效供给、融合开发金融工具、创新开发社会性治理工具、综合开发信息化治理工具;针对职业教育治理工具应用不广泛的问题,提出综合、协调、统一应用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的建议。
夏禹桨[8](2019)在《经济发达地区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的公众参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对于匡正政府的决策导向,坚持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共性和促进公平性,改进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实现水平,以及有效治理公共服务领域的政策排斥,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标准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学者关于公众参与政策和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已经提供了许多有益借鉴,但对不同事务领域公众以何种方式参与到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仍然是研究的薄弱环节。在我国城市化程度比较高、经济社会发展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常态化、规范化和有效性比较强,对改进公共产品供给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代表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优化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发展方向。基于此,本研究立足对公共产品供给的类型化考察,探究经济发达地区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方式、路径和影响因素,为进一步改进公众政策参与的质量提供建议和对策。在文献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综合运用案例分析、制度分析等多种方法,对当前时代场景下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动力、形式、路径和成效进行探究,明确公众参与地方政府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体制障碍、制约因素,以及破解这些阻力的对策。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首先,在厘清和界定核心概念基础上,运用公民参与阶梯理念、利益相关者理论等,从“公共产品供给”和“公众参与”两个维度对主题进行聚焦,提出选择分析的视角、建立分析的路径,初步构建了一个解释公众参与行为选择的学理框架,力争体现本研究的特殊性。其次,对公众参与的利益相关者及公共产品供给决策进行类型化考察。沿着利益相关者关系网络分析和公共产品供给的事务领域分析两条路径,在阐释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并对公众参与三种类型的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策略、方式和路径等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践分析。再次,探讨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的路径转换和体制机制。从分析政府决策模式变迁的视角,结合互联网时代公众政策参与的基本特点,从探讨公众参与的动力机制、组织机制、政策辩论和协商机制,以及保障条件等维度,对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微观实践进行透视。最后,在典型案例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优化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思路和对策。通过对温州市公众参与的实践考察和历史分析,进一步探讨经济发达地区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实践形式、制度路径、绩效产出等,在分析制约因素和具体问题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通过研究,本文发现:(1)公众参与公共产品的供给决策受到特定制度环境的影响,参与成本、预期概率、制度供给、政府行为规范程度等都是重要的因素。我们可以将公众参与的行为置于多元利益相关者构成的行动者网络中进行考察和分析。(2)公共产品供给的行动者网络(利益相关者关系)类型、公共产品的事务类型与公众参与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一方面,公众参与程度与利益相关者关系类型直接相关,在强利益-强责任、弱利益-强责任的关系类型下,公众参与的程度比较高;另一方面,公众参与程度还与公共产品供给的事务领域具有正相关性。在基本公共权利保障类的供给决策中,公众参与呈匀态分布而且参与度较高。(3)对典型个案考察发现,地方政府通过“两代表一委员”工作机制、民间智库与民意调查等途径,增强了主动吸纳民意的能力,通过市长热线和市民监督团、电视问政和网络问政等方式,提升了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效能。但是,公众参与的高质量发展仍然面临许多挑战,这也是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李曦[9](2019)在《新中国(1949-2019)农业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从经济到制度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华文明的漫长历史中,七十年的时间挥手即逝,但是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这段时间却是举足轻重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十年,无论是取得的经济社会成就,还是其进行的巨大变革,都是举世瞩目的。农民阶层,作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其智慧与力量在新中国的变革发展进程中起到了中坚作用。这一群体的发展变迁历史与新中国的变迁发展历史息息相关。三农问题,研究农业立法问题不仅是一项理论梳理研究,更是对我国的立法实践有着指导意义。本文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领域立法进程的梳理,试图探寻农业立法的演进规律,找出现今农业立法的问题所在,进一步探寻农业立法的立法重点与发展趋势。本研究共分为十一章,第一章为导论主要讨论问题的由来,评述国内外研究现状,说明研究思路与方法;第二章为新中国农业立法概况,概述中国农业立法的概念、相关理论、作用、体系以及其“一中心四要素”的分类方式;第三章为新中国农村治理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梳理了农村治理立法的发展脉络,探讨了农村多元治理立法的规制困境,展望了其走向“自治法治德治”的发展趋势;第四章为新中国农业土地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土地立法的历史进程,并讨论了土地立法的发展脉络与趋势;第五章为新中国农业金融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梳理了农业金融立法的发展历程,分析其演进规律,展望其发展趋势;第六章为新中国农业科技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梳理了农业立法中推动农村科技发展、保障农村产业产品安全的科技类立法,分析了科技类立法的发展规律,并展望了其发展趋势;第七章为新中国农业生态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梳理了农业生态立法的发展脉络,展望了其生态补偿立法化、多元主体生态责任立法化与重视软法治理的发展趋势;第八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立法的规律和问题,指出了农业立法的时代特点,厘清了农业立法发展的共性规律,同时指出了农业立法地方立法虚化、权利义务错位、原则性强规则性差的问题;第九章为新时代中农业立法的发展趋势,分别论述了农业立法领域法治化、社区化、信息化、绿色化以及国际化的发展趋势;第十章则重点论述了新时代下农业立法的重点制度安排,对下一步农业立法的价值取向、原则制度进行了分析展望,并进一步探讨了《乡村振兴促进法》的立法构想。第十一章为结语部分,主要阐述了研究的主要结论以及未来的研究展望。本研究创新性的提出“一中心四要素”的分类方式,对农业立法的发展进程进行类型化分析梳理,并基于此梳理在把握各类型农业立法发展规律的同时找出我国农业立法的共性特征及规律,进一步展望农业立法法治化、社区化、信息化、绿色化、国际化的趋势,为新时代农业立法的制度设计寻找方向,提出新时代农业立法自由有序发展的基础价值、实质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保障农民权益的终极价值、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功用价值以及绿色生态保障的发展价值,并在提出新时代农业立法的原则与制度后重点设计了《乡村振兴促进法》这一立法构想,探讨了《乡村振兴促进法》的立法思想、规范设计、与其他制度关系的安排,并与最终尝试拟定了《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稿,为国家农业立法与政策制度提供有益参考。
王瑞军[10](2019)在《政府治理视域下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已成为当前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行政审批设定不规范、审批范围过大,多头审批、重复审批现象依然存在,行政审批程序不规范、不透明,部分被取消或调整的审批事项缺乏有效的衔接主体,重审批、轻监管等问题,造成了损害政府公信力、增加行政成本、偏离服务型政府宗旨等负面影响。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现实所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都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基于此,本文从政府治理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相结合的角度,研究政府治理视域下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基本路径。文章通过系统梳理政府治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内涵及理论依据,探讨了政府治理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内在逻辑关系,认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政府治理变革的重要工具,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助于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政府治理现代化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政府治理理论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供了理论框架。两者的价值取向和理论依据是相互融合的,均强调服务和政府公信力、追求高效政府、突出政府责任、提倡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正是两者这种契合的关系,从政府治理视域下研究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必要的和可行的。文章围绕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功能定位、价值取向、目标设定以及改革基本原则等四个维度,构建了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治理理念的“GC模型”(Governance concept model),有效阐释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核心价值。该模型认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政府治理能力创新是一个内在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一个滚动更新、持续完善的探索过程,是一个理念导向与治理手段相互促进的概念、制度、方法、实践的动态集合。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目标设定、功能定位、基本原则均是围绕其改革的核心价值在动态演进的多维概念集合,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核心价值导向下,该集合包含的维度、概念、举措均有所变化。文章对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发展历史进程、取得的成效、现状和问题作了总结归纳,剖析了制约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原因,认为当前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现实背景和迫切需求包括:“公开+精简”行政体制改革中阳光政务与审批服务良性互动,“公平+效率”市场经济框架下效能政务与审批服务有机结合、“互联网+政务”社会背景下智慧型政务与审批服务有机结合。并选取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3个有代表性的域外国家和浙江、江苏、天津滨海新区等3个有典型示范意义的国内地区,对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做法进行深度探究,进一步明确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应该围绕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价值:以法律为基础,放松经济性管制、加强社会性管制,以渐进式的方式来推进改革。文章基于上述理论构造和实证研究,提出了政府治理视域下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四个方面具体对策,即:科学设定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加快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推进“互联网+”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评估。其中,实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评估是文章的重点也是难点之一。在“GC模型”的分析框架下,运用扎根理论方法构建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评估体系,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评估主体机制、评估指标设计原则、评估指标设计、绩效管理动态流程和绩效结果使用与管理体系五个方面进行研究,较为系统的提出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管理方面的完善对策,通过大量的收集、占有、分析有关政策文件、网络和出版资料、访谈资料,进行初始编码、聚焦编码和轴心编码,确立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评价体系包括效率、效益、公平、服务、制度保障5个一级指标、23个二级指标、88个三级指标,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这一抽象行为运用扎根理论进行质性分析和指标量化。文章研究创新点主要体现在:在方法上合理的应用了文献计量法、扎根理论、案例比较等研究方法;在研究视角上,将政府治理作为研究导向和理论框架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核心价值深入探究;在研究过程中,注重调研与实证研究,将国际经验做法与国内案例实证相结合。理论贡献主要有:在政府治理理念下,重新定义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集合;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持续、可控的研究构建了一个治理概念模型,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在新的模型分析框架下,有效的应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在今后改革导向、改革需求等外部环境发生动态变化的情况下,提出了一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的路径。论文的研究对当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践具有理论和方法层面的指导意义,在研究路径和研究视野方面对将来其他学者研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价值。
二、我国环境治理制度创新的基本取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环境治理制度创新的基本取向(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地方环境治理中的民主协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关于协商民主与协商治理的研究 |
1.2.2 关于环境民主的研究 |
1.2.3 关于当前中国环境治理困境的研究 |
1.2.4 关于环境协商治理机制的研究 |
1.3 核心概念阐释 |
1.3.1 环境与环境治理 |
1.3.2 环境社会治理 |
1.3.3 协商治理 |
1.3.4 环境协商治理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章节安排 |
2 环境协商治理理论与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 |
2.1 常见的环境治理范式 |
2.1.1 环境单中心治理范式 |
2.1.2 环境多中心治理范式 |
2.1.3 环境协同治理范式 |
2.1.4 环境整体性治理范式 |
2.1.5 环境网络化治理范式 |
2.1.6 环境协商治理范式 |
2.2 环境协商治理的理论基础 |
2.2.1 环境建构主义理论 |
2.2.2 生态现代化理论 |
2.2.3 环境正义理论 |
2.2.4 环境民主理论 |
2.3 环境协商治理应具备的基本要素 |
2.4 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 |
3 我国地方环境协商治理的四种实践 |
3.1 国内地方环境协商治理实践的类型划分 |
3.2 回应型环境协商治理实践 |
3.3 自治型环境协商治理实践 |
3.4 咨询型环境协商治理实践 |
3.4.1 人民政协制度框架下的环境协商 |
3.4.2 环境议题的协商式电视问政 |
3.5 监督型环境协商治理实践 |
3.5.1 专题询问会 |
3.5.2 环保社会组织的协商监督 |
4 民主协商:我国地方环境治理的一种工具性机制 |
4.1 环境协商治理的议题边界 |
4.2 环境协商治理的功能定位 |
4.3 环境协商治理的主体挑选 |
4.4 环境协商治理的程序设计 |
4.5 环境协商治理的方式选择 |
5 环境协商治理何以可能:基于Z省J市环境协商治理实践的案例分析 |
5.1 Z省J市开展环境协商治理实践的基本情况 |
5.1.1 Z省J市开展环境协商治理实践的主要背景 |
5.1.2 Z省J市环境协商治理实践的参与主体及相互间关系 |
5.1.3 Z省J市各方力量参与环境协商治理实践的行为逻辑 |
5.2 Z省J市环境协商治理机制的建构 |
5.2.1 环境公民身份的塑造 |
5.2.2 环境协商治理具体机制的建构 |
5.3 我国地方环境协商治理运行机制的多案例比较 |
5.3.1 选取案例的基本情况介绍 |
5.3.2 我国地方环境协商治理运行机制的组织基础 |
5.3.3 环境协商治理机制的议题设置:环境问题如何被建构为环境协商议题? |
5.3.4 环境协商治理的策略选择:注重与环境协商议题特征的匹配性 |
5.3.5 环境协商治理的效果 |
5.3.6 小结 |
6 结语 |
参考文献 |
(2)公民环境权益保障协同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依据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问题的提出 |
1.1.3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述评 |
1.2.1 国外相关研究述评 |
1.2.2 国内相关研究述评 |
1.2.3 国内外公民环境权益保障研究评价 |
1.3 研究题域阐释 |
1.3.1 关键词阐释 |
1.3.2 本文研究的题域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4.3 研究技术路线 |
2 公民环境权益保障协同治理的理论分析 |
2.1 基于环境正义理论的公民环境权益分析 |
2.1.1 马克思恩格斯环境正义思想 |
2.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环境治理的公平正义理念 |
2.1.3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环境正义价值观 |
2.2 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公民环境权益分析 |
2.2.1 保护当代和未来人的环境权益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 |
2.2.2 赋予人民群众环境权益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
2.2.3 增进人民群众环境权益是新发展理念的实践指向 |
2.3 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的公民环境权益分析 |
2.3.1 协商民主与公共事务治理逻辑 |
2.3.2 协商民主与环境治理路径选择 |
2.3.3 协商民主与公民环境权益治理逻辑 |
2.4 基于协同治理理论的公民环境权益分析 |
2.4.1 协同治理理论的兴起及其内在意蕴 |
2.4.2 协同治理在中国生态环境治理中的探索 |
2.4.3 协同治理理论在公民环境权益保障中的适用性 |
3 我国公民环境权益保障协同治理的现状调查 |
3.1 公民环境权益意识与参与行为问卷调查分析 |
3.1.1 研究目的 |
3.1.2 问卷设计 |
3.1.3 样本获取 |
3.1.4 数据分析 |
3.1.5 结果分析 |
3.2 公民环境权益冲突协同治理访谈分析 |
3.2.1 深度访谈设计与资料来源 |
3.2.2 公民环境抗争的复杂性与扩散效应 |
3.2.3 地方政府维稳抑或维权的两难抉择 |
3.2.4 污染企业机会主义行为与压力下的反思 |
3.2.5 环境社会组织的缺位与体制依附性 |
3.3 公民环境权益冲突事件协同治理案例分析 |
3.3.1 河长制——属地责任与跨部门协同 |
3.3.2 常州外国语学校毒地事件——舆论监督与被动式回应 |
3.4 本章小结 |
4 我国公民环境权益保障协同治理的推进措施与主要困境 |
4.1 我国公民环境权益保障协同治理的推进措施 |
4.1.1 推动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参与协同治理体系构建 |
4.1.2 从注重公民环境义务履行转向切实保障公民环境权益 |
4.1.3 改革政府权威式环境管理结构转向共建共治共享格局构建 |
4.1.4 公民环境权益保障制度从分散的原则规定转向系统的规制设计 |
4.2 公民环境权益保障协同治理面临的主要困境 |
4.2.1 政经一体化开发机制下经济理性主导 |
4.2.2 环境治理体系碎片化导致环境权益保障整体性失效 |
4.2.3 环境权益保障制度供给不均衡引发利益冲突 |
4.2.4 末端治理思路下公民环境参与有效性不足 |
4.2.5 社会资本不足导致多元主体互动机制缺失 |
4.2.6 弱势群体环境权益保障不足造成环境非正义 |
5 公民环境权益保障协同治理共同体分析 |
5.1 公民环境权益保障协同治理的主体构成 |
5.1.1 公民环境权益保障协同治理主体角色定位 |
5.1.2 公民环境权益保障协同治理主体博弈关系 |
5.2 公民环境权益保障协同治理的影响因素 |
5.2.1 公民环境权益保障协同治理的起始条件 |
5.2.2 公民环境权益保障协同治理的领导力 |
5.2.3 公民环境权益保障协同治理的制度设计 |
5.3 公民环境权益保障协同治理的互动过程 |
5.3.1 明确协同治理的目标方向 |
5.3.2 开展互动交流达成协作共识 |
5.3.3 参与集体行动合作践行承诺 |
5.3.4 评估改进协同治理的效果 |
5.4 公民环境权益保障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 |
5.4.1 主体间合作共治的网络互动机制 |
5.4.2 和谐共生的利益协调实践机制 |
5.4.3 公平公正的环境政策协同机制 |
5.4.4 公开畅通的环境信息共享机制 |
6 公民环境权益保障协同治理的实施路径 |
6.1 环境利益共同体意识培育 |
6.1.1 深入培育生命共同体理念 |
6.1.2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
6.1.3 树立共建共治共享理念 |
6.2 健全环境权益保障协同治理制度体系 |
6.2.1 建立健全环境权益保障协同治理正式制度体系 |
6.2.2 培育完善环境权益保障协同治理非正式制度体系 |
6.3 畅通公民环境权益表达渠道 |
6.3.1 拓宽公民环境政治参与机会与民主协商空间 |
6.3.2 尊重和引导公民环境网络话语权 |
6.4 厘清地方政府与企业环境利益关系 |
6.4.1 正确处理好政府监管与市场配置关系 |
6.4.2 完善政府与企业环境共治机制 |
6.5 优化公民环境利益冲突全过程协同治理 |
6.5.1 加强环境利益冲突治理的事前预防 |
6.5.2 确保环境利益冲突治理的事中依法协调 |
6.5.3 强化环境利益冲突治理的事后问责与生态补偿 |
7 结论与展望 |
7.1 结论 |
7.2 创新点 |
7.3 研究局限性及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A: 公民环境权益意识与参与行为调查问卷 |
附录B: 环境利益冲突治理访谈提纲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个人简介 |
致谢 |
(3)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选题的意义 |
二、理论基础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 |
(一)研究方法 |
(二)基本思路 |
四、研究目标及创新点 |
(一)研究目标 |
(二)创新之处 |
第一章 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困境 |
1.1 消费主义导致消费异化 |
1.1.1 消费主义造成人的物化生存 |
1.1.2 消费主义导致人的精神虚无 |
1.2 资本逻辑对社会的制约 |
1.2.1 资本逻辑影响社会公平正义 |
1.2.2 资本逻辑影响伦理道德 |
1.3 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的影响 |
1.3.1 人类中心主义导致生态环境危机 |
1.3.2 人类中心主义带来人的生存危机 |
小结 |
第二章 人的全面发展的经济治理向度 |
2.1 公有制为主体的共同发展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 |
2.1.1 公有制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制度根基 |
2.1.2 多种所有制共存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经阶段 |
2.2 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正义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保证 |
2.2.1 按劳分配的制度正义 |
2.2.2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价值正义 |
2.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治理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市场规范 |
2.3.1 市场准入的公平治理 |
2.3.2 市场监管的公平治理 |
2.4 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治理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 |
2.4.1 创新治理的内涵要义 |
2.4.2 创新治理的实践路径 |
小结 |
第三章 人的全面发展的政治治理向度 |
3.1 人民当家作主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政治基础 |
3.1.1 人民民主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政治前提 |
3.1.2 人民代表大会制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政治制度 |
3.2 协商民主是人的全面发展政治治理的重要内涵 |
3.2.1 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民主治理体现着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 |
3.2.2 爱国统一战线的民主治理体现着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内涵 |
3.3 自治制度是人的全面发展政治治理的重要形式 |
3.3.1 民族区域自治治理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民族性 |
3.3.2 基层群众自治治理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民众性 |
小结 |
第四章 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治理向度 |
4.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精神引领 |
4.1.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物化生存校正 |
4.1.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精神虚无的调整规范 |
4.2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内涵 |
4.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人的全面发展文化治理的内在价值 |
4.2.2 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价值是人的全面发展文化治理的核心体现 |
4.3 社会主义道德观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道德规范 |
4.3.1 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道德价值 |
4.3.2 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道德治理目标 |
小结 |
第五章 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治理向度 |
5.1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石 |
5.1.1 公平正义是人的全面发展社会治理的价值遵循 |
5.1.2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人的全面发展社会治理的主要内涵 |
5.2 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制度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治理的根本保证 |
5.2.1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人的全面发展社会治理的内在要求 |
5.2.2 共建共治共享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治理的运行逻辑 |
5.3 新一代信息技术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智能治理的实现方式 |
5.3.1 新一代信息技术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治理价值意蕴 |
5.3.2 新一代信息技术蕴含着人的全面发展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手段与维度 |
5.3.3 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建构 |
小结 |
第六章 人的全面发展的生态治理向度 |
6.1 生态文明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文明形态的体现 |
6.1.1 生态文明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涵 |
6.1.2 生态文明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尺度 |
6.2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人的全面发展生态治理的价值原则 |
6.2.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然前提 |
6.2.2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蕴含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路径 |
6.3 社会主义生态治理制度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生态保障 |
6.3.1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是人的全面发展生态治理的价值引领 |
6.3.2 社会主义制度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生态治理的制度正义 |
小结 |
第七章 人的现代化与全面发展的整体建构 |
7.1 马克思人的本质的整体观 |
7.2 人的现代性本质的主要特征 |
7.3 现代性视域中人的全面发展的整体建构 |
小结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现状分析 |
一、国内研究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
二、国外研究回顾及其发展动态 |
三、研究趋势的研判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思路、创新点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思路 |
三、研究特色 |
第二章 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观 |
第一节 国内外学界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观关系的解释 |
一、西方“列宁学”的误读 |
二、国内学界的相关评价 |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国家观的历史逻辑 |
一、批判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 |
二、科学国家观的萌生 |
三、科学国家观的发展和完善 |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国家观的主要内容 |
一、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
二、国体与政体统一论 |
三、真正共同体:以国家回归社会为特征的“自由人联合体” |
第四节 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观发展的主要体现 |
一、深化国家本质与职能研究,以国家本质规定治理的本质 |
二、发掘国家政体理论,以国家公共性体现治理的功能 |
三、深化作为国家形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研究 |
四、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国家消亡观,以国家发展引领治理的指向 |
小结 |
第三章 列宁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的语境和历程 |
第一节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对俄国“改良论”的批判和“革命式”的论证 |
一、以“两种道路”解决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 |
二、批判“改良论”以及论证“革命式”道路的可行性 |
第二节 列宁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的时代语境 |
一、列宁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国际背景 |
二、列宁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国内形势 |
第三节 列宁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的发展历程 |
一、实施新经济政策前的国家治理 |
二、实施新经济政策后的国家治理 |
小结 |
第四章 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经验 |
第一节 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丰富内容 |
一、经济治理:以市场化改革为取向的合作社经济与对外贸易的辩证统一 |
二、政治治理:以民主与法制为核心的机构改革和制度构建的有机统一 |
三、文化治理:以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为核心的建设意识形态和发展教育的有机统一 |
四、政党治理:以加强党的总领导、提升执政能力为核心的党建布局 |
第二节 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基本经验 |
一、组织与政党:以俄共(布)为中轴带动治理 |
二、政治与制度:以国家制度保障、提升治理效率 |
三、文化与价值:以马克思主义凝聚力量、整合社会思潮 |
第三节 以国家为主导的国家——社会关系 |
小结 |
第五章 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
第一节 列宁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 |
一、以符合时代与现实国情为基础 |
二、以人民利益为价值导向 |
三、以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治理目标 |
第二节 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科学方法论 |
一、整体论:全球视野与系统诊疗 |
二、辩证法:矛盾分析中的批判、超越与建构 |
三、实践思维方式:把握“历史——现实”框架与实践逻辑 |
第三节 列宁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的现实启示 |
一、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探索民族化道路 |
二、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必须加强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的核心作用 |
三、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必须注重政治制度体系的建构和完善 |
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必须运用整体辩证的科学方法论 |
小结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人推进国家治理的理论和实践 |
第一节 新中国毛泽东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继承与运用 |
一、毛泽东对国家治理的时代把握和艰辛探索 |
二、毛泽东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创造性运用 |
第二节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推进与实践 |
一、经济治理体系: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改革与开放的统一 |
二、政治治理体系:以人民民主为核心的法治与制度的统一 |
三、文化治理体系: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的统一 |
第三节 新时代习近平开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新篇章 |
一、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语境 |
二、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容 |
第四节 从政治导向型的全能治理、经济导向型的发展治理到共赢导向型的协同治理 |
一、政治导向型的全能治理:以国家统摄社会为特征的国家——社会关系 |
二、经济导向型的发展治理:以社会从国家中析出为特征的国家——社会关系 |
三、共赢导向型的协同治理:以政党领导为内核的多元主体共治格局 |
小结 |
第七章 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创新与发展 |
第一节 整体性视域下习近平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
一、有机联系:“六个统一” |
二、主要区别:一致基础上的差异与习近平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创新 |
三、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注重治理体系与能力的有机统一 |
第二节 方法论视域下习近平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运用与创新 |
一、矛盾思维: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辩证维度 |
二、系统思维: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总体维度 |
三、战略思维: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方向维度 |
四、价值思维: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关系维度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作者简介 |
(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问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一)问题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评述 |
三、研究内容 |
(一)研究内容 |
(二)可能的创新与存在的不足 |
四、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图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三)研究路径 |
第一章 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一、相关概念阐释 |
(一)腐败 |
(二)腐败治理 |
(三)体制与机制 |
二、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内涵 |
(一)腐败治理体制的界定 |
(二)腐败治理体制的价值及功能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典型 |
三、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构建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腐败治理的思想 |
(二)制度变迁理论 |
(三)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程 |
一、腐败治理体制的恢复重建时期(1978-1992) |
(一)腐败治理体制恢复重建的制度环境 |
(二)腐败形势:私利的实物形态向货币形态蔓延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恢复重建 |
二、腐败治理体制的适应性变革时期(1992-2002) |
(一)腐败治理体制适应性变革的制度环境 |
(二)腐败形势:权力寻租、资金密集型领域的多样化腐败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适应性变革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深化改革时期(2002-2012) |
(一)腐败治理体制深化改革时期的制度环境 |
(二)腐败形势:从争夺经济利益到争夺政治权力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深化改革 |
四、腐败治理体制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时期(2012—今) |
(一)腐败治理全面协同深化改革的制度环境 |
(二)腐败形势:高层化、群体化、家族化、多元化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逻辑 |
一、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整体趋势 |
(一)从治标主导到标本兼治的腐败治理战略取向 |
(二)从权力反腐、制度反腐到系统反腐的核心理念 |
(三)从反黑色腐败到全方位反腐的腐败治理行动策略 |
二、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动力机制 |
(一)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外生因素 |
(二)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内生因素 |
三、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行动主体 |
(一)党、政、司法机关为主的专门腐败治理机构 |
(二)人大和政协等监督机构 |
(三)社会参与主体 |
四、腐败治理体制变迁方式分析 |
(一)供给强制性腐败治理体制变迁 |
(二)需求诱致性腐败治理体制变迁 |
五、腐败治理体制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分析 |
(一)权力结构不均衡的路径依赖 |
(二)腐败治理手段的路径依赖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特征、基本经验和主要问题 |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主要特征 |
(一)中国共产党高度反腐自觉的变迁底色 |
(二)腐败治理制度体系建构与完善的变迁核心 |
(三)兼具时代性与历史传承性的变迁历程 |
(四)党纪国法互联互通的变迁协同 |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基本经验 |
(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确保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正确政治方向 |
(二)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推动腐败治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
(三)明确核心理念,锁定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价值导向和目标定位 |
(四)与中国政治发展环境相适应,保证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时代回应性 |
(五)寓腐败治理于制度建设之中,促进腐败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 |
(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腐败治理的公信力和凝聚力 |
三、改革开放以来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一)腐败治理的认识存在误区 |
(二)腐败治理机构职能协同不足 |
(三)腐败治理制度规范有待完善 |
(四)腐败治理体制的社会参与不足 |
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一)现代化治理理念不牢固 |
(二)体制自主性困境的制约 |
(三)腐败治理体系不完整 |
(四)腐败治理能力总体偏弱且不平衡 |
第五章 新时代我国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路径选择 |
一、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战略分析 |
(一)坚持以政党为中心的反腐逻辑支点 |
(二)坚持法治思维为主导的反腐价值理念 |
(三)坚持多元主体协同的反腐行为取向 |
二、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策略分析 |
(一)强化反腐倡廉思想教育 |
(二)推进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 |
(三)促进腐败治理的社会参与 |
(四)加强腐败治理的国际合作 |
三、新时代我国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基本着力点 |
(一)强化腐败治理主体责任 |
(二)强化反腐制度落实 |
(三)创新廉政教育方式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
(6)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研究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1.1.1 问题的提出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外相关研究状况 |
1.2.2 国内相关研究状况 |
1.2.3 研究现状的简要述评 |
1.3 核心概念释义 |
1.3.1 小城镇 |
1.3.2 新型城镇化 |
1.3.3 治理与善治 |
1.3.4 生态治理现代化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研究的主要创新之处 |
第2章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基础 |
2.1 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分析基础 |
2.1.1 马克思主义城市化理论 |
2.1.2 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 |
2.1.3 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 |
2.2 新型城镇化与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
2.2.1 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有利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 |
2.2.2 新型城镇化推动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
2.2.3 新型城镇化与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高度契合 |
2.3 理念、主体、方式和制度的现代化: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 |
2.3.1 基于绿色发展的治理理念现代化 |
2.3.2 基于复合型结构的治理主体现代化 |
2.3.3 基于行为手段的治理方式现代化 |
2.3.4 基于可持续性的治理制度现代化 |
第3章 长三角地区小城镇生态治理的历史演变与现实困境 |
3.1 长三角地区小城镇及其生态环境问题 |
3.1.1 长三角地区的自然地理概况 |
3.1.2 长三角地区小城镇的基本特征 |
3.1.3 长三角地区小城镇生态环境问题 |
3.2 长三角地区小城镇生态治理的历史演变 |
3.2.1 长三角地区小城镇生态治理的历史过程 |
3.2.2 当前社会变革对小城镇生态治理的挑战 |
3.3 长三角地区小城镇生态治理的现实困境 |
3.3.1 主体结构单一阻碍协同治理的实现 |
3.3.2 管理方式落后制约生态治理效率 |
3.3.3 制度缺位造成资源投入与服务供给不足 |
第4章 小城镇生态治理困境的原因分析 |
4.1 理念性原因:小城镇生态治理理念发展滞后 |
4.1.1 绿色发展理念不足 |
4.1.2 镇村生态文化断裂 |
4.2 主体性原因:小城镇生态治理主体结构失衡 |
4.2.1 生态治理主体结构单一 |
4.2.2 多元主体协同失效 |
4.3 行为性原因:小城镇生态治理方式落后 |
4.3.1 生态治理法治化能力欠缺 |
4.3.2 生态治理文明化程度不够 |
4.3.3 生态治理民主化不充分 |
4.3.4 生态治理缺乏科学手段 |
4.4 制度性原因:小城镇生态治理制度缺位 |
4.4.1 生态治理制度供给不足 |
4.4.2 生态治理制度运行不畅 |
第5章 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思路 |
5.1 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理念向度 |
5.1.1 小城镇生态治理理念的基本构成 |
5.1.2 小城镇生态治理理念的实践原则 |
5.2 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主体向度 |
5.2.1 复合型生态治理结构的构建 |
5.2.2 生态治理主体整体性功能的最大化 |
5.2.3 多元生态治理主体的协调互动 |
5.3 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行为向度 |
5.3.1 生态治理方式现代化的物质动因 |
5.3.2 民主、文明、法治和科学的生态治理方式 |
5.3.3 生态治理方式现代化的行动准则 |
5.4 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向度 |
5.4.1 政府与市场融合下的制度设计 |
5.4.2 回应现实需求的生态治理制度供给 |
5.4.3 面对生态治理实践的制度动态演进 |
第6章 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
6.1 推进小城镇生态治理理念的现代化 |
6.1.1 树牢新时代”两山论”的生态思想 |
6.1.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治理理念 |
6.1.3 培育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观 |
6.1.4 重塑以生态价值观为准则的镇村生态文化 |
6.2 推进小城镇生态治理主体的现代化 |
6.2.1 完善小城镇生态治理的主体结构 |
6.2.2 发挥小城镇多元生态治理主体的生态职能 |
6.2.3 实现小城镇多元生态治理主体的合作共治 |
6.3 推进小城镇生态治理方式的现代化 |
6.3.1 生态治理方式的民主化 |
6.3.2 生态治理方式的法治化 |
6.3.3 生态治理方式的文明化 |
6.3.4 生态治理方式的科学化 |
6.4 推进小城镇生态治理制度的现代化 |
6.4.1 完善小城镇生态保护与管理的法律制度 |
6.4.2 健全小城镇生态治理的运行机制 |
6.4.3 创新小城镇环境公共服务的供给制度 |
第7章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7)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一、治理工具研究的政策背景 |
二、治理工具研究的实践背景 |
第二节 研究问题与研究立意 |
一、研究问题 |
二、研究的基本立意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三、文献述评 |
第四节 理论依据与理论预设 |
一、理论依据 |
二、理论预设 |
第五节 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践意义 |
第六节 研究方法 |
一、方法论视角 |
二、具体使用的研究方法 |
第七节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一、研究的逻辑起点 |
二、研究的逻辑终点 |
三、技术路线图 |
第八节 研究重点、难点、拟创新点 |
一、研究重点 |
二、研究难点 |
三、研究拟创新点 |
第二章 “主体”到“工具”的转向: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研究的缘起 |
第一节 “主体取向”到“工具取向”:治理工具研究的理论自觉 |
一、“主体取向”:职业教育治理研究的主流取向 |
二、“工具取向”:职业教育治理研究的创新视角 |
三、由“主体”到“工具”: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研究的缘起 |
第二节 “还原论”到“整体主义”:治理研究方法论范式转型 |
一、从简单性到复杂性 |
二、从实体性思维到关系性思维 |
三、从还原论走向整体主义 |
第三节 治理主体“合作难”问题的解决需要治理工具 |
一、治理主体合作难题的“主体”归因惯性 |
二、治理主体合作难题解决的“主体关系”视角 |
三、解决治理主体合作难题需要治理工具 |
第四节 治理工具存在开发不全面、应用不充分的问题 |
一、治理工具供需非均衡 |
二、治理工具质量不高 |
三、治理工具应用不充分 |
第三章 “工具-关系-合作-秩序”: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研究的分析框架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
一、现代 |
二、职业教育 |
三、职业教育治理 |
四、职业教育治理工具 |
第二节 治理工具的分类标准及其分类 |
一、治理工具的分类标准 |
二、治理工具的分类 |
第三节 关系调节: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的手段本质 |
一、关系及其本质 |
二、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关系类型 |
三、治理工具调节治理主体关系的机理探析 |
第四节 合作: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的直接功能 |
一、“合作何以可能”经典命题的回答 |
二、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合作何以可能”的模型建构 |
三、治理工具促进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合作的机理 |
第五节 合作秩序: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的功能归旨 |
一、“合作秩序何以实现”经典命题的回答 |
二、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合作秩序生成的路径 |
三、职业教育治理工具在合作秩序生成中的作用 |
第四章 行政性治理工具 |
第一节 行政性治理工具的内容 |
一、政策工具 |
二、标准工具 |
三、组织工具 |
第二节 行政性工具与治理主体关系调节 |
一、政策工具统筹协调行政、经济、教育关系 |
二、标准工具提供关系建立的标准 |
三、组织工具提供关系建立的组织保障 |
第三节 行政性工具促进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合作的机理 |
一、主体合作的强制规定 |
二、主体合作的标准规定 |
三、主体合作的组织保障 |
第四节 行政性工具促进治理主体合作秩序生成的机理 |
一、优化秩序生成的政策环境 |
二、明确秩序生成的主体位置 |
三、形成主体合作的法治秩序 |
第五章 市场性治理工具 |
第一节 市场性治理工具的内容 |
一、产权工具 |
二、金融工具 |
三、合同工具 |
第二节 市场性治理工具与治理主体关系调节 |
一、产权工具减少主体关系建立的不确定性 |
二、金融工具激励主体关系建立的积极性 |
三、合同工具规范主体关系建立的程序 |
第三节 市场性治理工具促进治理主体合作的机理 |
一、产权工具增强主体合作动机 |
二、金融工具丰富主体合作形式 |
三、合同工具保障合作内容履行 |
第四节 市场性治理工具促进主体合作秩序生成的机理 |
一、优化秩序生成的市场环境 |
二、提供秩序生成的市场规则 |
三、形成主体合作的市场秩序 |
第六章 社会性治理工具 |
第一节 社会性治理工具的内容 |
一、文化工具 |
二、符号工具 |
三、信用工具 |
第二节 社会性治理工具与治理主体关系调节 |
一、文化认同促进合作关系建立 |
二、符号标识优化合作关系筛选 |
三、信用工具保障合作关系质量 |
第三节 社会性治理工具促进治理主体合作的机理 |
一、文化工具提供合作文化保障 |
二、符号工具优化合作对象筛选 |
三、信用工具保障合作质量提升 |
第四节 社会性治理工具促进治理主体合作秩序生成的机理 |
一、优化秩序生成的文化环境 |
二、夯实秩序形成的信任基础 |
三、形成主体合作的信用秩序 |
第七章 信息化治理工具 |
第一节 信息化治理工具的内容 |
一、公共信息平台 |
二、商业信息平台 |
三、组织信息平台 |
第二节 信息化治理工具与治理主体关系调节 |
一、明确治理主体的信息身份 |
二、明晰主体的信息生产职责 |
三、调节主体的信息供求关系 |
第三节 信息化治理工具促进治理主体合作的机理 |
一、供给合作需要的信息 |
二、减少合作的信息摩擦 |
三、促进主体信息流转共享 |
第四节 信息化治理工具促进主体合作秩序生成的机理 |
一、优化秩序生成的信息环境 |
二、形成职业教育治理的信息生态系统 |
三、形成主体合作的信息生态秩序 |
第八章 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的优化路径 |
第一节 增强“工具意识”,释放治理工具功能 |
一、增强职业教育治理的“工具意识” |
二、“工具意识”而非“工具理性” |
三、释放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的功能 |
第二节 加强工具开发,建构完善的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箱 |
一、增加政策工具的有效供给 |
二、融合开发金融工具 |
三、创新开发社会性治理工具 |
四、综合开发信息化治理工具 |
第三节 普及工具应用,促进各类型治理工具综合、协调、统一应用 |
一、增加市场性治理工具的应用广度与深度 |
二、扩展社会性治理工具的应用范围 |
三、促进信息化治理工具全面应用 |
四、综合、协调、统一各类治理工具应用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发表论文与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致谢 |
(8)经济发达地区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的公众参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1.2 相关研究文献述评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说明 |
2 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2.2 研究理论基础 |
2.3 制度-过程分析框架 |
3 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公众参与的利益相关者分析 |
3.1 利益相关者对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影响 |
3.2 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的利益相关者关系类型 |
3.3 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影响因素 |
4 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行动类型及动力机制 |
4.1 基于利益和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关系与事务领域类型 |
4.2 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行动者网络 |
4.3 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动力机制 |
5 异质性事务领域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的公众参与 |
5.1 重点民生工程类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公众参与 |
5.2 基本权利保障型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公众参与 |
5.4 权利发展型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公众参与 |
6 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公众参与路径的转换 |
6.1 传统决策模式下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路径 |
6.2 网络时代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路径分析 |
6.3 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融合模式” |
7 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公众参与协调机制 |
7.1 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组织机制 |
7.2 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协商机制 |
7.3 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保障机制 |
8 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温州市案例分析 |
8.1 温州市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状况 |
8.2 温州市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主要模式 |
8.3 公众参与现有实践模式的效能考察 |
8.4 温州市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趋势分析 |
9 结论与展望 |
9.1 研究结论 |
9.2 研究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9)新中国(1949-2019)农业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问题的由来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1.2.2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3 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1.3.1 选题目的 |
1.3.2 选题意义 |
1.4 方法与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路线 |
1.5 创新点与难点 |
1.5.1 研究的创新之处 |
1.5.2 研究难点 |
第二章 新中国农业立法概况及现状 |
2.1 农业立法的概况与相关理论 |
2.1.1 新中国农业立法的概念分析 |
2.1.2 新中国农业立法的相关理论分析 |
2.2 农业立法的作用与类型分析 |
2.2.1 新中国农业立法的作用 |
2.2.2 新中国农业立法的分类:“一中心四要素” |
第三章 新中国农村治理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 |
3.1 新中国农村治理立法概述 |
3.2 一元→二元→多元:农村治理立法发展的历史脉络 |
3.2.1 一元到多元:多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法律轨迹 |
3.2.2 多维治理结构下多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效果评价 |
3.3 农村多元治理立法的规制困境 |
3.3.1 治理主体多元:开发性治理中社区自治与政府管理的博弈 |
3.3.2 治理关系多维:市场机制下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抵牾 |
3.3.3 治理环境多样:法治语境下乡村治理文化与法律规则的冲突 |
3.4 农村多元治理软性立法的介入趋势 |
3.4.1 自治:乡村治理中硬法规则的介入与遵循 |
3.4.2 法治:法律权威下软法治理的规则与理由 |
3.4.3 德治:农村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法价值转变 |
第四章 新中国农业土地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 |
4.1 新中国农业土地立法的概述 |
4.2 新中国农业土地立法的演进脉络 |
4.2.1 农村土地私有化时期土地立法的梳理(1949-1957 年) |
4.2.2 农业不稳定发展时期土地立法的梳理(1958-1978 年) |
4.2.3 农业平稳发展时期土地立法的梳理(1979-1999 年) |
4.2.4 农业加速发展时期土地立法的梳理(2000-2011 年) |
4.2.5 农业现代化发展新时代土地立法的梳理(2012 年至今) |
4.3 我国农业土地立法规律与发展趋势 |
4.3.1 我国农业土地立法的演变规律 |
4.3.2 我国农业土地立法的发展趋势 |
第五章 新中国农业金融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 |
5.1 新中国农业金融立法概述 |
5.2 新中国农业金融立法的演进脉络 |
5.2.1 计划时期农村金融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1949 年-1978 年) |
5.2.2 渐变恢复的农业金融立法(1978 年-1992 年) |
5.2.3 整合与探索的农业金融立法时期(1993 年-2003 年) |
5.2.4 转型与创新农业金融立法时期(2003 年至今) |
5.3 农业金融立法演进规律与趋势 |
5.3.1 农业金融立法演进规律 |
5.3.2 农业金融立法发展趋势 |
第六章 新中国农业科技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 |
6.1 新中国农业科技立法概述 |
6.2 新中国农业科技立法的演进脉络 |
6.2.1 农业科技立法的起步阶段(1949-1984) |
6.2.2 农业科技立法的发展阶段(1985-1996) |
6.2.3 农业科技立法的完善阶段(1996-2005) |
6.2.4 农业科技立法的新发展阶段(2006 至今) |
6.3 农业科技安全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 |
第七章 新中国农业生态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 |
7.1 新中国农业生态立法概述 |
7.2 新中国农业生态立法的演进脉络 |
7.2.1 农村生态法制建设初期(1973-1988) |
7.2.2 农业生态立法发展时期(1989-2004) |
7.2.3 农业生态立法科学发展时期(2005-2014) |
7.2.4 生态文明建设时期(2015-至今) |
7.3 农业生态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 |
7.3.1 农业生态立法演进规律 |
7.3.2 农业生态立法发展趋势 |
第八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立法的规律与问题 |
8.1 新中国农业立法的阶段性特点分析 |
8.1.1 改革开放前农业立法特点 |
8.1.2 改革开放后农业立法特点 |
8.2 新中国农业立法的发展规律分析 |
8.2.1 长期坚持党在农村发展中的领导作用 |
8.2.2 逐渐重视农业政策对农业立法的导向作用 |
8.2.3 逐渐重视农民实践在农业立法中的促进作用 |
8.3 我国农业立法的制度囿限分析 |
8.3.1 法律体系:地方立法虚化 |
8.3.2 法律内容:权利义务错位 |
8.3.3 法律效果:原则性强,规范性差 |
第九章 新时代中农业立法的发展趋势 |
9.1 法治化:农业立法的宪法遵循范畴 |
9.1.1 基层治理法治化 |
9.1.2 农业基本法体系化 |
9.1.3 纠纷解决方式多元化 |
9.2 社区化:农业立法“利益和谐”的内生增长机制 |
9.2.1 土地权益:利益代表机制的立法表达 |
9.2.2 软法弥合:利益协调机制的社区化发展 |
9.3 信息化:互联网+背景下农业立法的技术性匹配 |
9.4 绿色化:农业立法生态文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
9.4.1 兼顾农村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协调发展 |
9.4.2 优化对农业资源的公平发展运用 |
9.4.3 绿色发展:乡村振兴法的立法趋势 |
9.5 国际化:农业立法制度的国际视野变迁 |
第十章 新时代中农业立法的制度安排 |
10.1 新时代农业立法的经济法价值取向选择 |
10.1.1 基础价值:自由有序发展 |
10.1.2 核心价值:实质公平正义 |
10.1.3 终极价值:保障农民权益 |
10.1.4 功用价值:城乡一体化发展 |
10.1.5 发展价值:绿色生态保障 |
10.2 新时代农业立法的基本原则架构 |
10.2.1 实质公平与效率共进原则 |
10.2.2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原则 |
10.2.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原则 |
10.2.4 依法用权与权责统一原则 |
10.2.5 最小限制、最大促进原则 |
10.3 新时代农业立法的重点制度安排 |
10.3.1 经济法律主体制度 |
10.3.2 农村市场规制制度 |
10.3.3 农业产业促进制度 |
10.3.4 农村土地制度 |
10.3.5 农村基层纠纷调处制度 |
10.3.6 城乡资源要素联通制度 |
10.4 新时代农业重点立法设计——《乡村振兴促进法》 |
10.4.1 制定《乡村振兴促进法》的指导思想 |
10.4.2 《乡村振兴促进法》与农业法等其他涉农法律的关系 |
10.4.3 《乡村振兴促进法》应当规范的主要内容 |
10.4.4 起草《乡村振兴促进法》的具体建议 |
10.4.5 《乡村振兴促进法》法律草案建议稿 |
第十一章 结语 |
11.1 研究结论 |
11.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1 研究生在读期间学术成果与获奖情况 |
附录2 研究生在读期间参与研究的课题 |
致谢 |
(10)政府治理视域下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选题的意义 |
一、选题的现实意义 |
二、选题的理论意义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一、基于CiteSpace文献计量的研究热点与前沿分析 |
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现状 |
三、文献述评 |
第四节 论文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思路 |
第五节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一、选题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第二章 政府治理视域下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理论基础 |
第一节 政府治理与行政审批概述 |
一、治理的兴起及政府治理内涵 |
二、政府治理的本质及价值取向 |
三、行政审批的内涵 |
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 |
第二节 政府治理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关系辨析 |
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政府治理变革的重要工具 |
二、政府治理现代化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目标与方向 |
三、政府治理理论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供理论框架 |
第三节 政府治理视域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GC模型”构建 |
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功能定位 |
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 |
三、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目标设定 |
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历史沿革和改革现状 |
第一节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历史沿革 |
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主要历史进程 |
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的成果 |
第二节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
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 |
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问题的原因分析 |
第三节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现实背景 |
一、“公开+精简”行政体制改革中阳光政务与审批服务良性互动 |
二、“公平+效率”市场经济框架下效能政务与审批服务有机结合 |
三、“互联网+政务”社会背景下智慧型政务与审批服务有机结合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国际经验借鉴和启示 |
第一节 美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 |
一、改革背景 |
二、改革路径 |
第二节 澳大利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 |
一、改革背景 |
二、改革路径 |
第三节 日本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 |
一、改革背景 |
二、改革路径 |
第四节 借鉴和启示 |
一、美澳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共性 |
二、美澳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个性 |
三、美澳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国内部分地方政府改革实证调研与案例比较分析 |
第一节 浙江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主要做法、成效及问题 |
一、改革背景 |
二、面临的问题 |
三、改革策略 |
第二节 江苏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主要做法、成效及问题 |
一、改革背景 |
二、面临的问题 |
三、改革策略 |
第三节 天津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主要做法、成效及问题 |
一、改革背景 |
二、面临的问题 |
三、改革策略 |
第四节 浙苏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综合比较分析与评述 |
一、浙苏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共性 |
二、浙苏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个性化探索 |
三、浙苏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启示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政府治理视域下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策 |
第一节 科学设定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 |
一、行政审批设定和调整原则 |
二、行政审批事项设定及调整程序 |
第二节 加快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 |
一、行政审批标准化的内涵及重要意义 |
二、推进行政审批标准化的局限性 |
三、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
第三节 推进“互联网+”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
一、大数据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作用 |
二、大数据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困境 |
三、“互联网+”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完善措施 |
第四节 实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评估 |
一、构建合理多元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评估主体机制 |
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
三、基于扎根理论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评估指标设计 |
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管理动态流程 |
五、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绩效结果使用与管理体系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校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四、我国环境治理制度创新的基本取向(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地方环境治理中的民主协商机制研究[D]. 葛俊良. 浙江大学, 2020(02)
- [2]公民环境权益保障协同治理研究[D]. 潘加军. 大连理工大学, 2020
- [3]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研究[D]. 崔云朋. 山西大学, 2020(12)
- [4]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D]. 孙国栋. 安徽大学, 2020(07)
- [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研究[D]. 荣震.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7)
- [6]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研究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D]. 黄军. 华东理工大学, 2019(01)
- [7]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研究[D]. 安培. 天津大学, 2019(01)
- [8]经济发达地区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的公众参与研究[D]. 夏禹桨.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1)
- [9]新中国(1949-2019)农业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研究[D]. 李曦. 华中农业大学, 2019
- [10]政府治理视域下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D]. 王瑞军.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