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十年代小说语言状态的哲学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唐钰尧[1](2021)在《探索与智性:韩少功的散文世界》文中研究指明
冯译萱[2](2021)在《阿城论》文中研究表明谈及“寻根”,阿城似乎成为一枚标志符号,而这一成就的高峰,却一叶障目般消弭了其多元的意义。众所周知,阿城的相关研究几乎是伴随着《棋王》的横空出世而渐入高潮,一直延续至今。然而,除杨肖着有一本《阿城论》的专着外,大部分均为评论文章、硕士论文,至今未有以阿城为对象的博士研究论文。通过对此前的研究文论进行梳理,可以明显发觉,学者们对阿城的创作研究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例如,研究资料的局限性:多集中于早期的小说,而忽视了后期影视剧本、艺术对谈、学术着作等,如古代造型学研究《洛书河图》《昙曜五窟》。还有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阿城发表于期刊杂志的零散文字的考察,如本人认为对其创作研究极为重要的一篇影视评论《生活理想与审美理想》。研究文献的局限性导致了对创作者观念的部分误读,为此,本文也将担当起对阿城进一步完整而立体化研究的使命。本文以阿城至今发表的文本作品、访谈演讲为基础,补充以阿城于八十年代初发表的部分零散文字,对以往研究打捞梳理,在其经历、思想、文字间,勾连环环相扣的趋同内涵,构造出作家本身创造性、传承性、历史性和文化性的特质。通过阿城文学创作与美术、音乐、电影间的互渗交融,观照其文本丰富的艺术素养,并通过对其文论思想的考察,说明他对传统的执着,根源意图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守卫,是对文化得以自由发展的空间的开拓,为了尽可能对阿城做出较为完整、全面的系统性研究。本论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为了四大章节。第一章意在探究阿城的文化观念,对其创作做纵向的历史梳理。通过梳理阿城的人生轨迹和经历,从家庭背景、到成长中汲取的知识结构、从知青经验到美国生活,展现阿城文化思想的形成,理解他始终以文化为母题的创作。同时通过辨析阿城与“寻根文学”的纠葛,说明阿城创作的心理机制:他所主张的文化“寻根”,在历史语境中实则是变革现实的理想,带有守卫文化多样性的价值,与其他寻根作家予以对比,更可挖掘他内在文化精神的“底气”。从阿城映照现实的文化观,我们可有理由引申至否定《棋王》是一部道家文化之作;思考其创作观,更可明确小说中长久以来被忽视的“自然主义”创作特质。第二章主要阐明其文学创作与美术、音乐、电影之艺术方式间的勾连转化,遵循着不同艺术的某些共同规律,阿城在小说中将美术的感知、笔法、审美蕴化为语言的表现工具;通过四字组合、标点符号、休止等手法构建强烈的节奏,通过重复、叠音、对仗的手法显现诗歌般的旋律;并将电影的蒙太奇叙事方式、镜头语言、声画合一的手法融会贯通到文字的书写,使其文字练就出丰富多样的艺术特质。第三章内容,主要对阿城小说的艺术特征做以提纲挈领的分析,从新笔记文体、“古”化的语言风格、诗意的叙事表现予以深入研究,在重顾传统文学范式的同时,说明其创作是对深化“中国特色”文学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有益尝试。第四章则对阿城迄今为止的文论话语深入分析,探讨其始终秉持的“自由观”——是制约的自由与同情的自由,即孔子所言“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与“仁者”的自由。同时理解阿城对“巫”文化的热忱,乃至成为他对艺术、文学、乃至传统文化谱系认知理论的一脉重要来源。试图说明阿城对多样性文化的“自觉内化”:对传统的追根溯源,对知识结构的差异强调,甚至对渐近失落的原儒文化、萨满文化的打捞,无一不证明着对渐近消逝的文化的寻回,贯穿其思想的内在理路。
田钰[3](2021)在《中国大陆的纳博科夫批评之研究》文中提出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洛维奇·纳博科夫(Vladimir Vladimirovich Nabokov)(1899-1977)是美国和俄罗斯文学史上着名的文学创作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文学批评家。中国大陆对纳博科夫近四十年的批评研究史,可看作是中国文坛或文学批评在危机和反思中的发展史。据此,本论文以中国大陆对纳博科夫批评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本为主要对象,力争在文艺思潮、批评话语和知识谱系等变化中掌握中国大陆纳博科夫研究的脉络,并将其大致分为三个时间段:1980—1989年、1990—1999年、2000年至今,考究出这三个时间段对纳博科夫批评的不同向度及背后的原因。这样不仅能使得当下中国纳博科夫研究的现实意义更为凸显,同时为纳博科夫研究维度的拓展,提供一定的启发意义。本论文的正文写作包括以下四章:第一章:纳博科夫批评研究的萌发期:新旧批评话语并存(1980-1989年)。本章首先阐发了纳博科夫能够潜入到中国大陆的两个契机——“现代主义热”和“思想解放、改革开放”,接着论述八十年代初期由于文艺转型较为缓慢,纳博科夫的作品被贴上了颓废思想的标签,而随着中后期批评启蒙的渐次复苏、文学向内转的底色以及文学理论转向语言谱系,中国大陆对纳博科夫的批评逐渐走向文学作品本身。第二章:纳博科夫批评研究的推进期:研究格局的拓展(1990-1999年)。这一章主要论述了1990—1999年这一时间段纳博科夫批评研究格局拓展的三个维度:首先是从作品到个人,批评者们从纳博科夫生平经历出发,考究作品中的俄罗斯性;其次是从现代派的定位到运用后现代主义的视角进行作品解读;最后是从对他文学创作的研究延伸到对他文学批评的研究。其背后的语境动力包括重写文学史的持续发酵、后现代主义在九十年代的撒播、形式批评的兴盛以及批评的市场化。第三章:纳博科夫批评研究的繁荣期:研究转向及本土话语的构建(2000年至今)。这一章论述了2000年至今纳博科夫批评研究的三个向度:一是转向消费社会的研究视角,这与消费主义在中国的盛行息息相关;二是学者们积极地将纳博科夫与中国作家作品进行对比研究,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与严歌苓的对比,以及作品《洛丽塔》与中国经典文学《红楼梦》的对比,背后体现出的了全球化时代流散文学逐步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和比较文学中国视野的构建;三是中国学者运用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对纳博科夫作品中的伦理道德进行重新审视,折射出了学者们构建本土批评话语的尝试。第四章:纳博科夫批评研究的启示。本章首先对纳博科夫的批评研究的现实意义进行了阐发,接着论述了纳博科夫批评研究的总体特征——变与不变、未完成性,最后指出了纳博科夫批评中存在研究对象的局限性、陷入主义的陷阱导致的阐释失效这两个不足之处。
郭佳音[4](2021)在《论李锐小说的先锋性写作》文中认为李锐作为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思想性较强的作家,以独特的写作姿态,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样貌。然而,在重视李锐价值的同时,学界对他的研究是较为不足的;特别是近十年来,由于没有新作问世,李锐的评论研究处于一种相对边缘化的态势。过往对李锐作品的探讨,多数集中在叙事、语用、主题等方面,对单一作品的类型化研究较为充分,而相对地缺乏整体性的归纳。事实上,李锐是一位很典型的“观念先行”的作家;以作品的语言和题材等表征对其进行观照,未免将李锐研究或片面化、或复杂化了。当然,这并非是说李锐的艺术表达受制于创作观念,而是他在创作早期即树立了完整的思想框架,并以此确立了自己的小说的价值立场。他对于当代文学中的种种“流行病”持批判和警惕的态度,时刻关注和反思当代中国的文学、文化现象与思潮,并将这种反思纳入自己的创作实践当中。他的创作以“人”的价值为核心,以“方块字”作为深刻表达的载体,通过现实、历史、神话多维度的深入探索,跳出具象的“伤痕”写作,抵达更为广泛的人类的普遍精神困境。本文以“先锋性”作为概括和认知李锐创作观的关键词,通过对他创作观的梳理,旨在理清李锐小说创作的内部逻辑与发展过程,以达到整体性的把握。李锐的小说创作虽然数量不多,但在现实观、历史观、神话观的书写方面都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文学样本,并且在对观念的实践当中,形成了一条明晰的艺术路径。本文的第一章在回顾先锋思潮的背景的基础上,通过对李锐的小说文本、创作谈、思辨式随笔的阅读和分析,发现李锐的思想内涵具有鲜明的先锋性,而文学表达也吸纳了先锋文学在形式上的成功探索;他的小说创作整体晚于先锋文学主潮,呈现出对先锋文学的反思。故而,以“晚到”的先锋对其被遮蔽的先锋性进行概括。对李锐的先锋性的探讨,不但是挖掘李锐创作观的深层精神资源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对新时期以来先锋文学的流向的一重展现,在此基础上,对“永远的先锋”的可能性提出追问。第二章则聚焦李锐的“吕梁山”书写,探讨他的小说创作的现实维度。李锐最为学界所熟知的作品当属《厚土》,而《厚土》也的确奠定了李锐其后三十余年的文学创作的基调。他在《厚土》中,利用吕梁山封闭、逼仄的乡土“空间”与恒久、循环的自然“时间”,搭建起了一个富有“异托邦”意味的“精神乡土”空间。这不但成为他文学想象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成为他艺术情感的稳定载体;虽然作为知青在吕梁山度过的时间只有六年,但是在整个文学创作历程中,他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这片“精神乡土”。不过,他并没有将这片“厚土”视作自己的文学终点,而是将“异托邦”的空间、时间维度逐一打开,眼睁睁地看着它在现代语境中破碎和消亡。在《太平风物——农具系列小说展览》里,李锐以城市对乡土的无情收割与吞没,呈现了乡村伦理、乃至人本价值在当下的失语。第三章进入李锐小说创作中的历史维度,探讨其对历史的独到思索。在《厚土》经验基础上的“吕梁山”书写,被《无风之树》和《万里无云》这两部作品推至顶峰,在民间声音的铺陈当中实现对宏大叙事和精英话语的消解,体现其对人本价值的思索和追寻。《旧址》与《银城故事》这对呼应性很强的长篇小说,往往被视作新历史小说或家族小说,其背后亦透出他对历史话题的把控和野心。李锐通过对家族史的叩问与想象,重拾了被启蒙话语所踏破的民间视野,以历史的“边角料”构筑起对宏大话题的重温与解读。第四章探讨李锐小说中的神话书写。在梳理自鲁迅“故事新编”始的文脉基础上重新认识当代文学中的神话重述,探究在李锐的创作转向神话之后的变化。他过去所触及的现实、历史维度在神话书写中交叉收束,形成了现实、历史、神话的三者同构,共同书写人最真实的生存困境,和最温暖的生命底色,以及在现代性不可阻挡的车轮面前,人的情感与信仰如何走入一片荒芜与悲凉之中。第五章对李锐整个创作中显现出的艺术观念和路径进行回顾与归纳。在表现出强烈的艺术自觉的同时,相较于先锋文学主潮突出的形式实验而言,李锐小说的艺术手法显得较为传统和隐蔽。然而其“众声喧哗”的叙事结构和“一跃而下”的口语狂欢,以及其背后流露出的对人物命运的深切关注,同样构成了李锐小说的艺术价值中不可忽视的部分。在对李锐小说进行更丰满的呈现的基础上,肯定其在中国作家主体性重建方面,所做出的独特而坚定的回答。
严雪明[5](2021)在《余华长篇小说修辞论》文中研究表明余华的小说蕴含着丰富的审美价值和意义阐释价值,为修辞研究提供了诸多可能性。纵观余华作品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修辞研究是薄弱环节,余华作品中的隐喻、象征、戏仿、重复等修辞现象已经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但这种关注仅仅停留在传统修辞学的技巧分析层面,对于作家修辞选择背后的创作意图以及所达到的修辞效果却鲜有论及。因此运用现代修辞学理论对余华的小说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论文以余华长篇小说的语言风格、叙事技巧、人物塑造、修辞伦理等修辞现象为切入点,通过分析这些现象,试图探寻作者蕴含于其中的修辞意图以及时代语境对作家修辞选择的影响,然后再结合整个文本和读者的反应来分析修辞效果实现与否。第一章,分析家乡海盐和童年生活经历对余华小说语言的影响。由于生长于南方小镇,余华小说的语言在形式和内容上具有明显的江南气韵和乡土本色;童年时期特殊的经历和成长环境使其语言呈现出对文革话语的戏拟和对暴力修辞的迷恋。第二章,探讨小说如何通过叙事技巧实现对距离的控制。余华的五部长篇小说分别使用了嵌套、线性和并列三种主要结构,通过对小说结构和时空机制的把握巧妙地调节了作者、叙述者、人物、读者之间在时空、情感、道德、认知等方面的距离。第三章,阐释余华小说人物的修辞性以及人物塑造的得失。论文将其小说中的人物分为抽象人物和具体人物两类,人物类型的选择和身份符号的变化都服务于小说的修辞需要;余华笔下的人物具有简单化的特点,这种特点使他在人物塑造方面有得也有失。第四章,探讨余华小说的修辞伦理。余华的修辞伦理观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这种演变最终通过小说中的伦理关系和价值判断表现出来;相比之下,余华九十年代的小说道德立场明确,给人以崇高的精神力量,而新世纪以来的创作,尤其在《兄弟》中,作家的道德立场有时出现混乱,使读者与作者的交流受到阻碍。
刘宇琳[6](2020)在《从民间立场看刘震云的小说创作(1979-2012)》文中认为目前,学界对于刘震云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其作品中的某一主题或艺术特色进行分析探究。虽然有一些研究者力图对刘震云的创作脉络进行整体性的爬梳,但是由于刘震云是一位笔耕不辍的作家,其新作品层出不穷,不少研究着述便无法涵盖他的全部创作。这就使得研究者们对作家的成长和意识转变缺乏整体性的观照。在此基础上,本文以民间立场为切入点,爬梳作家自初登文坛至今(1979-2012)的创作历程,探究作家放弃启蒙,转向民间立场的原因,以及在这一立场的影响下,作家的思考维度是如何层层深化、不断发展的,其写作风格又得以呈现出何种艺术特点。论文旨在对作家的写作做一个历时性的动态考察,探究民间立场对作家思考维度和叙述策略的影响。论文的主体部分包括三个章节。第一章辨析民间及民间立场的概念,阐明刘震云民间立场的成因。论文梳理自晚清政治维新运动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民间文化的地位转变;以陈思和等人的相关论文为切入点,辨析学界对于民间立场的讨论,从而厘清民间立场这一概念的生发及内涵。进而,论文运用相关的档案数据和史料记载,对河南的“弃儿”历史和刘震云早年的人生经历进行挖掘,并结合八九十年代的文艺思潮和福柯、萨义德等人的理论传播,阐明刘震云的民间立场是源于对河南衰落的同情、对主流话语的不信任、对自身时代边缘人处境的不满以及对知识分子启蒙精神正义性的怀疑。第二章论述刘震云的民间立场与其小说书写视野的流变,重点探究作家思考维度的深化与发展。论文从伦理、言说、历史三个层面出发,综合运用文本细读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借鉴了伦理学、国家意识与地域认同、语言学等相关理论,探究刘震云对于传统伦理的解构,对小人物精神状态的关注以及对生存正义性的肯定和宣扬。第三章论述刘震云在民间立场的影响下,于具体书写中所展现出来的艺术特色和叙述策略。论文通过具体的文本细读,重点探究刘震云文本中冷峻的叙事视角、精妙的反讽艺术和方言俗语的运用。通过比对刘震云不同创作阶段的艺术风格,本章认为,这些叙事策略不仅可以生动、有力地表现刘震云的民间书写,其本身更是作家对民间认知不断深化的结果,二者相辅相成。论文以民间立场为切入点,从整体上梳理刘震云的创作脉络,探索其创作风格和思想意识转变的原因、意义及问题。刘震云也曾充溢着启蒙的激情,但是对故土河南衰落的同情、对主流话语的不信任、对自身时代边缘人处境的不满以及对知识分子启蒙话语正义性的怀疑最终将他引向了民间立场。他试图于民间伦理中寻得精神的慰藉,却勘破了传统伦理的美好幻境,意识到那不过是权力的锁链;他试图通过言说寻得知心人,为自己,为民间寻得精神的出路,却发现孤独才是民间的常态;当对现实失望后,刘震云便迎着“新历史主义”的浪潮,转向历史,转向对生活晦暗缘由的探寻。从伦理,至言说,再到历史,作家的思考维度层层深化,也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体风格。尽管刘震云竭力以冷静客观的视角剖析民间,但自身与民间同处边缘的相似命运却让他始终对民间有一种“同病相怜”之感。这就使得刘震云在具体的写作中,虽然能够剖析民间的晦暗,却无力进行更深层次的探析,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作家写作的深度。
邵文静[7](2020)在《格非小说创作的转型研究》文中认为格非的小说创作已有三十余年,在此期间他的小说创作发生了不少变化。上世纪八十年代,格非创作了一系列带有实验性质的小说,其作品以重复、空缺的叙事策略和迷宫般的叙事结构而着称。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格非写作中的先锋色彩减弱,内容上回归日常生活的琐碎表象,书写的是处于时代转型期间人的精神困境。这一时期格非小说创作主要以短篇为主,数量不多。直到2004年格非凭借长篇小说《人面桃花》回归文坛,引起了评论界对格非以及汉语写作新的可能性的关注。本文试图对格非小说进行整体上的研究,探讨格非小说的转型以及格非小说创作新的可能性。本文将格非的创作历程分为三个阶段,从1986年《追忆乌攸先生》到1995年长篇小说《欲望的旗帜》的发表为前期阶段;1995年到2004年的创作为中期阶段;2004年后以“江南三部曲”为代表的小说创作则为后期阶段。全文分为三章,主要从三个部分论述格非小说创作的转型的表现。第一章主要论述格非小说观念的变化。格非由早期对现代主义的热衷转变为以现实主义创作为主,分别从真实观、时空观、历史观的角度具体分析格非小说观念上的的变化,对格非小说创作的转变有一个整体的把握。第二章则是对格非小说思想取向上的变化进行考察。这种转变主要有三个方面:从意义的虚无到意义的明晰;从反复渲染人物精神的困境到给予他们救赎与安慰;从人物命运被欲望牢牢的控制到实现了对欲望的超脱。由此,格非的创作落实到人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具有现实指向性。第三章则是从叙事学的角度来分析格非小说创作的转变,主要分析了格非早期小说中人物形象单薄到后期小说中人物性格丰富,探讨了叙事技法上对中国传统叙事资源的借鉴,考察了小说语言由西方哲理化的语言到含蓄蕴藉的古典化语言的转变。结语部分对格非小说创作的转型进行评价和总结,格非在对中国传统文学资源进行借鉴的时候,还没有放弃现代主义的叙事技巧,而是将两者融合在一起,探索写作新的可能性。
刘晓[8](2020)在《余华小说父亲形象研究》文中认为余华是中国当代文坛的重要作家之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以先锋式求新求变的创作姿态屹立于文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他又以贴近民间的淳朴叙事方式向人们展现着生命的厚度与韧性。在他三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余华始终坚持对父亲形象的书写。他笔下的父亲形象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余华创作风格的转变而发生变化。本文以余华小说中的父亲形象为研究对象,运用文艺心理学、叙事学等理论,采取文本细读法、归纳法和比较分析法,对演变的父亲形象进行呈现,着重分析父亲形象产生变化的原因和塑造父亲时演变的叙事方式,以此探析出余华小说中父亲形象的价值与意义。本篇论文由以下五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引言。从余华小说的主题内涵、人物形象、小说语言、小说风格研究四个方面概述出余华小说的研究现状,简明扼要地概述出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和研究意义。第二部分,余华小说中父亲形象的演变。对余华小说中的父亲形象进行归类,并呈现出形象的演变轨迹。余华小说中的父亲形象可划分为恶父——父亲形象的解构和善父——父亲形象的重构两个阶段,具体论述各阶段中不同的父亲形象。第三部分,余华小说中父亲形象演变的叙事方式。本文从叙事视角和叙事语言两部分进行论述。余华从全知叙事到限制叙事,从冷漠叙写到温情讲述,展现出了前后两个创作阶段不同的叙述方式,并用不同的叙述方式塑造出截然不同的父亲形象。第四部分,余华小说中父亲形象演变的原因。一是个人经历影响,包括童年经历和文革记忆、从医经历和组建家庭;二是外在因素的影响,包括外国现代作家、文学环境和时代背景;三是作家的思想和艺术探索,包括前后期对真实的不同追求。第五部分,余华小说中父亲形象的价值与意义。主要从两方面分析,一是余华小说中体现出来的深切的人文关怀;二是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余华都坚持自我的创作初心,并且勇于突破,敢于革新。最后是结语部分。从整体上回顾了余华小说中父亲形象的论述,总结了余华小说中父亲形象的价值与意义。余华通过对父亲形象的塑造来展现自己对世界和人生的洞察与体悟,体现作者对文明与秩序、家庭伦理和整个社会的思考,对未来的温情展望。
严毓棋[9](2020)在《弃权者的权利 ——格非小说的历史意识研究》文中指出本研究试图弥合格非研究中先锋批评与知识分子写作批评之间的割裂,还原格非迄今三十年的完整写作历程,分析格非的写作之于当代生活的意义。格非的写作中包含着对自我与历史关系的思考与表达,是为格非小说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包含着格非对具体历史状态的认知及构成这一状态来由的追溯,更包含着对这一状态的超越意图。由此格非的写作作为个人主体的行动构成了对历史进程的介入力量。基于此种判断,本研究依据自然时间对格非的写作历程分段,通过对各时期格非作品的细读与思想状态的一般把握,勾连不同时期的时代精神,呈现格非小说历史意识的发展过程。格非80年代小说以先锋形式实验闻名,其短篇小说写作表征了一代人呼之欲出的自我意识与对既定历史叙述的挑战精神。而90年代的长篇小说写作构成了对前一时期的反题,自我意识的内在矛盾与外部局势的变化拓展了格非历史意识的结构,他将自我置于更大的历史格局中思考后,感知到的是一个无力的个人。对这种失败体验的接受构成了新世纪以来格非历史意识与写作的起点,格非将自己置于一种弃权者的状态下重新思考和写作历史。格非不再将自我定义为先验的或必须完成的终极,而是以对话的姿态面向历史,始终保持自我与历史的紧张思考。这样的思考尽管有行动力不足的隐患,但足以为人们反思当下生活提供启迪。
陈莉[10](2020)在《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文中研究表明考察中国百余年来的儿童文学发展,1949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70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界一方面译介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和作品,一方面建构和创作本土儿童文学理论和作品,在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过程中,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走出了一条儿童文学发展的中国道路。本论文主要采用比较文学“接受——影响”的研究方法,探讨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论文实证性地描述这一过程,具体呈现译介的成果及其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构和作品创作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探究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价值和意义,揭示其中值得重视的历史经验。本论文共分七部分:绪论:简要说明选题的理由和意义、研究现状以及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并对五四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史作一简述。第一章:评述“十七年”及“文革十年”时期在苏联儿童文学理论影响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十七年”时期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及传播的概述。二是以儿童文学评论家兼作家陈伯吹为例,讨论“十七年”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受到的外来影响。三是结合当时的儿童文学作品,具体呈现外来影响在儿童文学创作中的表现,并以这一时期有较大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张天翼、严文井和孙幼军的创作为例作深入探讨。四是以几部儿童小说为样本,探究揭示“文革十年”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创作的基本特征。第二章:评述1976年至1980年期间,“后苏式文论”影响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1976至1980年期间,在历史的惯性中译介外国儿童文学。二是“后苏式文论”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三是以科幻文学作家郑文光、叶永烈为例,讨论科幻儿童文学创作在挣脱历史惯性时发生的变化。第三章:评述改革开放初期(1981-1989年)时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主要讨论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八十年代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和传播概述。二是以鲁兵、胡从经、洪汛涛、王泉根两代学者为例,讨论这一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受到的外来影响。三是以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周锐、冰波、柯岩和沈石溪等人的作品为例,讨论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受到的外来影响。第四章:评述改革开放进入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1990-1999年)期间时,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时期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和传播情况的概述。二是以汤锐、孙建江、王泉根、方卫平、朱自强、刘绪源、彭懿等七位青年学者为例,讨论1990-1999年期间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受到的外来影响。三是以孙幼军、秦文君、曹文轩、梅子涵、汤素兰、陈丹燕、彭懿和杨红樱两代儿童文学作家为例,讨论这一时期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受到的外来影响。第五章:本章以新世纪以来外国图画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为研究内容,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以日本图画书理论家、编辑和出版人松居直先生的图画书理论为例,简要阐述这一图画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传播过程。二是从学者接受、儿童文学教材中的体现、原创图画书月刊的发展等方面着手,探究以松居直先生为代表的日本图画书理论对中国的影响。三是以第一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获奖作品为例,分析中国原创图画书发展的现状,展望其未来的发展趋势。结语:在回顾70年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和影响的基础上,分析探究这一译介和影响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并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提出展望。总之,新中国成立后对苏联儿童文学理论的全方位译介及其影响,导致中国儿童文学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推动了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并由此改变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外在风貌。改革开放后对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为中国儿童文学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借鉴及影响,使得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建构和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都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在绚烂的世界儿童文学地图中展示出中国儿童文学的独特性。因此,探究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及其影响,有助于我们理清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评判中国儿童文学的特征及意义,有助于我们总结历史经验,进而推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
二、九十年代小说语言状态的哲学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九十年代小说语言状态的哲学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2)阿城论(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阿城的文化观念探究 |
第一节 父与子、经验与记忆——阿城文化思想形成 |
1.1.1 家庭的隐性濡染 |
1.1.2 知识结构与文化选择 |
1.1.3 知青记忆与文化反思 |
1.1.4 旅美生活与文化回望 |
第二节 从蔚然成风的“寻根文学”到径自的文化寻根之路 |
1.2.1 文学史回望:缘起寻根 |
1.2.2 争鸣与辨析 |
1.2.3 变革现实的“寻根”理想——以《生活理想与审美理想》为例 |
第三节 文化与创作:现实价值、历史接续、自然主义 |
1.3.1 映照现实的文化价值观 |
1.3.2 历史断裂下的文化接续 |
1.3.3 从“现实主义”到“自然主义” |
第二章 美术、音乐、电影与小说的多元融合 |
第一节 小说的美术性 |
2.1.1 散落的美术形迹 |
2.1.2 线性生长与骨法 |
2.1.3 无画处成妙境 |
2.1.4 光影间的画面语言 |
第二节 小说的音乐性 |
2.2.1 生活的音符 |
2.2.2 结构的旋律性 |
2.2.3 可读的节奏 |
2.2.4 对位法曲式 |
第三节 小说的电影性 |
2.3.1 电影是一种生活方式 |
2.3.2 从“电影人”到“电影观” |
2.3.3 电影化叙事 |
2.3.4 景别:小说的镜头语言 |
2.3.5 声画合一 |
2.3.6 从《芙蓉镇》到《刺客聂隐娘》:阿城电影剧本创作 |
第三章 阿城创作的艺术特征 |
第一节 化传统为现代——新笔记文体 |
3.1.1 另一种文化复归意识 |
3.1.2 《遍地风流》的笔记特征 |
3.1.3 样本集纳的功能意义 |
第二节 “古”化语言 |
3.2.1 字词的复位性 |
3.2.2 半文言风貌 |
3.2.3 民与俗的活泼生命 |
第三节 意象、氛围、生命 |
3.3.1 阿城的诗性观 |
3.3.2 表于意象,融于氛围 |
3.3.3 文字是感觉的诗意流露 |
3.3.4 伦理生活的诗意情怀 |
第四章 阿城文论话语建构 |
第一节 自由境界的学思 |
4.1.1 随心所欲不逾矩的价值认同与精神共鸣 |
4.1.2 限度、维度、超越 |
4.1.3 “同情”是自由的根基 |
第二节 巫文化视角 |
4.2.1 艺术起源论 |
4.2.2 中国造型的幻象源头 |
4.2.3 “巫”与文化基因 |
第三节 多样性景观 |
4.3.1 世俗关怀到人文视角 |
4.3.2 映照中西的文化之思 |
4.3.3 认识论的思辨色彩 |
结语 |
附主要参考文献 |
致谢 |
(3)中国大陆的纳博科夫批评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意义 |
二、有关本课题的研究现状 |
三、关键词界定 |
四、研究目标及方法 |
第一章 纳博科夫批评研究的萌芽:新旧批评话语并存(1980-1989年) |
第一节 八十年代纳博科夫在中国传播的接受语境 |
一、“思想解放”运动、改革开放 |
二、“现代主义”热潮 |
第二节 八十年代初的研究策略 |
一、颓废思想的标签 |
二、文艺转型的沉寂期 |
第三节 八十年代中后期的研究策略 |
一、逐步回到文学作品自身的研究 |
二、“纯文学”的知识谱系 |
第二章 纳博科夫批评研究的推进期:研究格局的拓展(1990-1999年) |
第一节 纳博科夫研究的铺陈:从作品到个人 |
一、作品俄罗斯性的发掘 |
二、“重写文学史”的持续发酵 |
第二节 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视角 |
一、后现代主义视域下的纳博科夫批评 |
二、九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情结 |
第三节 对纳博科夫文学批评的研究 |
一、聚焦纳博科夫文学批评的具体表征 |
二、关注文学批评实践的语境探源 |
第三章 纳博科夫批评研究的繁荣期:研究转向及本土话语的构建(2000年至今) |
第一节 转向消费社会的研究视角 |
一、纳博科夫与消费社会 |
二、消费主义的盛行 |
第二节 对比视野下的纳博科夫批评研究 |
一、纳博科夫研究的比较视域 |
二、纳博科夫比较研究的思考 |
第三节 对作品伦理道德内涵的重新审视 |
一、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视角 |
二、构建本土批评话语的尝试 |
第四章 纳博科夫批评研究的启示 |
第一节 纳博科夫批评研究的总体特征 |
一、变与不变的融合 |
二、未完成性 |
第二节 纳博科夫批评研究的现实意义 |
一、纳博科夫文学批评彰显了现代精神 |
二、对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具有启发意义 |
第三节 纳博科夫批评研究存在的问题 |
一、研究对象的局限性 |
二、主义的陷阱阐释的失效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论李锐小说的先锋性写作(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晚到”的先锋 |
0.1 先锋的概念及选题的意义 |
0.2 李锐研究概况综述 |
0.3 本文研究思路与框架 |
1 溯源“先锋”:思潮的兴起与嬗变 |
1.1 重返现场:当代文学的先锋性实践 |
1.2 学科语境的更新与范式革命 |
1.3 文学现代性的“源”与“流” |
2 立足“吕梁”:透视现实的先锋性 |
2.1 现实观:“双向煎熬”下“常”的复归 |
2.2 《厚土》与《太平风物》:四季的回环与失落 |
2.3 “吕梁”空间与异托邦 |
3 超越“启蒙”:建构历史的先锋性 |
3.1 历史观:基于“边缘”的一种观照与把握 |
3.2 《无风之树》与《万里无云》:反激进与反代言 |
3.3 《旧址》与《银城故事》:偶然性与多极化 |
4 邂逅“元典”:重述神话的先锋性 |
4.1 神话观:赓续“新编”的一种创造与拓展 |
4.2 《人间》:神话移位下的再民间化 |
4.3 《张马丁的第八天》:神性与人欲的纠缠 |
5 坚守“后卫”:艺术表达的先锋性 |
5.1 艺术观:走出“圈套”的“方块字”书写 |
5.2 喧嚣与隐喻下的形象生成 |
5.3 口语的方言策略与多声部叙事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 作者已刊文章目录 |
(5)余华长篇小说修辞论(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和理论依据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和创新点 |
第一章 还乡意识与语言风格 |
第一节 地理还乡——家乡海盐 |
第二节 精神还乡——童年记忆 |
第二章 叙事技巧与距离控制 |
第一节 叙事结构与距离 |
第二节 时空机制与距离 |
第三章 小说人物的修辞学阐释 |
第一节 作为修辞工具的人物 |
第二节 人物塑造的得失 |
第四章 小说修辞的伦理维度 |
第一节 余华的修辞伦理观 |
第二节 道德效果的得失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6)从民间立场看刘震云的小说创作(1979-2012)(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刘震云小说研究综述 |
第二节 研究内容、方法及意义 |
第一章 刘震云民间立场的成因 |
第一节 民间立场概念的生发及内涵 |
第二节 从启蒙姿态到民间立场的转变 |
第二章 民间立场与刘震云小说视野的流变 |
第一节 扭曲的伦理桎梏 |
第二节 孤独的言说困境 |
第三节 小人物的生存史诗 |
第三章 民间立场与刘震云小说叙述的策略 |
第一节 冷峻的叙事视角 |
第二节 笑中带泪的反讽艺术 |
第三节 河南“侉子”式的语言 |
结语 |
后记 |
参考文献 |
(7)格非小说创作的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格非创作研究现状 |
二、研究方法、思路 |
第一章 格非小说创作观念的变化 |
第一节 真实观:从感觉的真实到外部世界的真实 |
第二节 时空观:碎片化的时空到完整统一的时空 |
第三节 历史观:作为背景的历史到作为内容的历史 |
第二章 格非小说思想取向变化 |
第一节 从意义的虚无到意义的明晰 |
第二节 从精神的危机到生活的救赎 |
第三节 从欲望的沉沦到欲望的消退 |
第三章 格非小说的叙事变化 |
第一节 人物塑造:符号型人物到性格型人物 |
第二节 叙事技法:回归中国古典叙事传统 |
第三节 小说语言:西式哲理化到古典诗意化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8)余华小说父亲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综述 |
1.3 研究方法 |
1.4 本文的创新之处 |
1.5 研究意义 |
2 余华小说中父亲形象的演变 |
2.1 恶父——父亲形象的解构 |
2.1.1 缺席的父亲:阮进武 |
2.1.2 病态的父亲:算命先生 |
2.2 善父——父亲形象的重构 |
2.2.1 坚毅的父亲:许三观 |
2.2.2 无私的父亲:杨金彪 |
3 余华小说中父亲形象演变的叙事方式 |
3.1 叙述视角:从全知叙事到限制叙事 |
3.2 叙述语言:从冷漠叙写到温情讲述 |
4 余华小说中父亲形象演变的原因 |
4.1 个人经历的影响 |
4.1.1 童年经历奠定写作基础 |
4.1.2 从医经历和组建家庭的影响 |
4.2 外在因素的影响 |
4.2.1 外国作家和学习环境的影响 |
4.2.2 时代背景和文学环境的影响 |
4.3 作家的思想和艺术探索 |
4.3.1 精神真实的探寻 |
4.3.2 现实真实的追求 |
5 余华小说中父亲形象的价值与意义 |
5.1 深切的人文关怀 |
5.2 坚持自我,勇于突破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 |
后记 |
(9)弃权者的权利 ——格非小说的历史意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综述 |
第二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第二章 格非小说创作的历史意识 |
第一节 感觉、经验、理论:格非历史意识的由来 |
第二节 历史意识的语言踪迹 |
第三节 小说的历史意识与知识分子写作问题 |
第四节 无边的意识与有限的写作 |
第三章 挑战者身份的认同与阴影——以格非80年代小说创作为例 |
第一节 为自我创造历史——挑战秩序与隐藏介入 |
第二节 为历史寻找形式——历史意象与抒情语言 |
第三节 抒情的极限——游戏、欲望与汉语韧性问题 |
第四章 失败者的自觉——格非90年代小说中的精神困境 |
第一节 代际的断裂或连续——时代文化氛围与个人文学表达 |
第二节 虚无感的始末——论《敌人》《边缘》的恐惧与孤独主题 |
第三节 主体反思之难——以《欲望的旗帜》中的死亡与爱情为例 |
第四节 失败者的出路——通过反讽对话 |
第五章 弃权者的精神史——略论格非新世纪历史题材小说 |
第一节 80年代的故事:对理想主义的追忆与反思 |
第二节 “江南”历史的寓言:乌托邦精神的母系传承 |
第三节 “别处”的生活:知识分子的底层个人史书写 |
余论:弃权者的“假面”——关于格非小说历史意识的一些思考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格非未结集作品二种 |
附录二:格非创作年表(1985年—2019年) |
后记 |
(10)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理由 |
二 选题意义 |
三 研究现状回顾 |
四 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
第1章 苏联儿童文学理论烛照下的中国儿童文学 |
1.1 “十七年”时期译介的苏联儿童文学理论 |
1.1.1 苏联儿童文学理论译介概述 |
1.1.2 有影响的苏联儿童文学理论家及其理论思想 |
1.2 “苏式文论”强势影响下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 |
1.2.1 “全盘译介”模式中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 |
1.2.2 陈伯吹儿童文学理论思想述评 |
1.3 “十七年”时期“苏式文论”烛照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 |
1.3.1 受“苏式文论”规约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 |
1.3.2 不敢逾矩的儿童文学作家及其作品 |
1.4 “文革”期间处于闭环式发展状态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创作 |
1.4.1 “文革”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创作概述 |
1.4.2 “文革”期间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家及其创作 |
第2章 “后苏式文论”影响下的中国儿童文学 |
2.1 在历史的惯性中译介外国儿童文学 |
2.1.1 “文革”结束初期对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和传播 |
2.1.2 走出泥沼时译介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及作品 |
2.2 “后苏式文论”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 |
2.2.1 走出闭环式发展状态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 |
2.2.2 蒋风儿童文学理论思想述评 |
2.3 挣脱历史惯性的一次尝试:中国科幻儿童文学创作发生的变化 |
2.3.1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概述 |
2.3.2 郑文光和叶永烈的科学文艺思想及代表作品 |
第3章 改革开放视域下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影响Ⅰ |
3.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引进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其影响 |
3.1.1 以开放的姿态译介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及作品 |
3.1.2 以上笙一郎为代表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家及理论思想内涵 |
3.1.3 这一时期译介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 |
3.2 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在改变中寻求建设之路 |
3.2.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概述 |
3.2.2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家及其理论思想述评 |
3.3 向文学性与儿童性回归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 |
3.3.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概述 |
3.3.2 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家及其创作 |
第4章 改革开放视域下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影响Ⅱ |
4.1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译介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 |
4.1.1 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走向多元化 |
4.1.2 多元、系统地译介外国儿童文学作品 |
4.2 多层次、多渠道建设中国儿童文学理论 |
4.2.1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概述 |
4.2.2 这一时期主要的儿童文学理论家及其理论思想内涵 |
4.3 百花齐放、和而不同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 |
4.3.1 生机盎然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现状 |
4.3.2 异彩纷呈的儿童文学创作 |
第5章 新世纪以来外国图画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 |
5.1 外国图画书理论的译介和传播:以日本松居直先生为例 |
5.1.1 松居直其人和他倡导的图画书理论 |
5.1.2 松居直图画书理论的译介及传播过程 |
5.1.3 松居直推崇的图画书在国内的译介情况简述 |
5.2 以松居直先生为代表的日本图画书理论对中国的影响 |
5.2.1 关注图画书阅读及图画书创作 |
5.2.2 多途并举阐释松居直的图画书理论 |
5.3 中国原创图画书扫描:以第一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获奖作品为例 |
5.3.1 星星点灯:更多的儿童文学作家投身图画书创作 |
5.3.2 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的缘起及发展 |
5.3.3 图画书中的童年书写:以《团圆》、《荷花镇的早市》为例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文章 |
致谢 |
四、九十年代小说语言状态的哲学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探索与智性:韩少功的散文世界[D]. 唐钰尧. 西华师范大学, 2021
- [2]阿城论[D]. 冯译萱. 吉林大学, 2021(01)
- [3]中国大陆的纳博科夫批评之研究[D]. 田钰.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4]论李锐小说的先锋性写作[D]. 郭佳音. 浙江大学, 2021(02)
- [5]余华长篇小说修辞论[D]. 严雪明. 兰州大学, 2021(02)
- [6]从民间立场看刘震云的小说创作(1979-2012)[D]. 刘宇琳.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2)
- [7]格非小说创作的转型研究[D]. 邵文静.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8]余华小说父亲形象研究[D]. 刘晓. 新疆师范大学, 2020(06)
- [9]弃权者的权利 ——格非小说的历史意识研究[D]. 严毓棋.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1)
- [10]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D]. 陈莉. 新疆大学, 2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