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0年的邮市走向何方（论文文献综述）
吴圣[1]（2021）在《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中的政府协作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科技创新是农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农业现代化离不开现代科技创新。2001年,为了追赶新一轮农业科技革命,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指导下,由科技部、农业农村部、水利部等六部门启动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建以来,就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央一号文件先后9次对园区工作做出部署。经过近20年的发展,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取得巨大成就,然而也存在着要素集聚不足、创新水平不高、示范带动能力不强等问题。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和发展,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园区的健康快速发展,离不开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相互协作,共同构建配套的政策支撑体系,为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在各类型园区研究中,现有文献对政府协作问题缺乏关注,虽然众多学者已经肯定了政府在园区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但对政府部门的内部机理研究存在不足。一方面,大多数学者都将政府视作为一个主体或基本单元,抽象掉了政府内部的互动关系,没有关注到政府内部协作关系对园区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政府协作研究很少涉及园区领域,理论界关于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中的政府内部运行缺乏关注,对存在的协作问题也未能给出有效的解决对策。结合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需要,论文探索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中政府部门运行的内在机理,以更好地发挥园区建设中的政府作用,促进我国农业科技园区提质升级和高质量发展。首先,论文根据园区建设中的政府组织结构,将政府协作组织系统分为宏微观两个层面,其中宏观层面为中央、省级和地方政府协作,微观层面为地方政府的内部协作。其次,论文分别从两个层面分析园区建设中的政府协作,重点包括协作动因、协作机制,以及协作存在的问题。再次,根据园区建设中的政府职能,分析政府协作问题对园区发展的影响。最后,结合国家高新区和国家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经验,提出政府协作优化提升的路径及对策建议。论文研究发现:第一,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初步形成了各级政府以及各部门的分工协作体系。在宏观层面,中央、省级和地方政府形成了较为明确的分工协作机制;在微观层面,地方政府普遍构建了县市协作机制和跨部门协作机制。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中的政府形成了一个协作组织系统,这个协作体系的运行情况,决定了政府在园区建设中的作用发挥,从影响园区的建设和发展效果。第二,政府协作对促进园区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园区建设中的政府协作还存在许多不足。首先,中央、省级和地方存在协作制度不完善、协作能力缺乏、协作行动不足,使得园区建设缺乏配套的政策体系,未能有效发挥政府作用;其次,县市协作过多依赖于双方对园区建设的重视和积极性,如果双方缺乏共识,县市协作将受到阻碍;再次,地方跨部门协作存在议事协调机构虚设、地方官员协调和支持不足、管理体制不完善、协作资源匮乏等问题。第三,激励失灵是地方政府园区建设行动不足的重要原因,而激励缺失的根源来自于多个方面。由于园区经济效益较低、城乡发展和工农收益差距较大,加上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激励和监管不足,园区建设未能对地方政府形成了足够的激励。地方政府在园区建设中的动力不足,对园区建设的重视和支持较少,不利于县市协作和跨部门协作推动园区建设。第四,园区建设中的政府协作存在权威依赖,地方党政领导在地方跨部门部协作中起关键作用。根据地方党政领导在协作中的作用,可以将单一政府建设园区的跨部门协作分为强治理模式和弱治理模式。根据县市党政领导在协作中的作用,可以将在县市共建园区的跨部门协作分为块块带着条条做、县级带着市局做、市级推着县级做、条条求着块块做四种模式。第五,政府协作不足会影响政府职能作用发挥,从而对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和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由于园区的自身特征、政府职能分散化的体制设置、园区所处的特殊环境,园区建设需要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相互协作共同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政府协作不足是政府效率不高和职能作用不明显的一种表现,影响园区建设中的政府作用发挥,从而影响园区的建设和发展。本文得出以下启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发展离不开政府的作用,政府内部的相互协作决定了园区建设中政府整体作用的发挥。园区的建设需要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相互协作予以推动,为园区提供配套的、完整的、系统的政策支持。针对当前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中政府协作不足的问题,需要加强园区宏观管理创新,对地方政府进行适当的激励和约束,构建“央省地”协调互补的政策体系;明晰县市在园区建设中的责任和义务,引导地方完善园区管理体制机制,形成了各部门协同推动园区建设的良好局面。
刘冰捷[2]（2020）在《警察执法中法律规范适用的制度逻辑》文中研究说明警察执法的体系化研究既是新时代法治建设背景下,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运作的规律性总结。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上升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治理方略,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一项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党的十九大强调提出“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公安机关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全的行政机关,必须在“依法治国”上升为国家战略性顶层设计的背景下,建立有法可依、执法有据、稳定统一、正当权威的履职模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治理法治化模式的基础上,对治理效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强调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意味着政府执法效能的提升,并且该提升应当具有理性权威和正当性,这对公安领域警察法制的体系化水平与治安秩序治理能力的研究产生了现实推力,同时,警察执法实践的规律性分析也能为公安机关在社会秩序中的治理现状提供评估。伴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快速转型,警察也不断展现出其职权履行的现代性变革。警察的现代性变革不仅仅表现在警察制度的现代化进程中,还存在于警察为维护国家与社会的秩序对社会成员进行限制和保护的平衡努力中。警察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和保护实质上是通过基层一线执法警察的每一次个案执法进行表达的,通过对警察类法律法规与规范性文件的适用研究,能够对警察执法的体系有清晰的结构性认知,进而探索警察在维护治安秩序过程中的治理脉络。警察依据法律规范履行其职能时,常常会面对制度化的执法缺陷。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急速转型的当下中国,我国警察类法律法规的现有规范无法适应转型时期出现的过多且新型的治安秩序矛盾,导致公安机关不得不通过规范性文件来细化警察类法律本文中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规范性文件在目前“文件治国”的大趋势下具有极高的适用频率,基层公安机关在日常执法和行政应诉中,规范性文件成为绝大多数案件的主要执法依据。但是,海量的规范性文件与警察类法律法规在具体警察职能的规范上,时常呈现出适用冲突的局面,导致警察在执法时往往处于“应依法履职”与“禁止干预”的两难境地。因此,规范性文件与警察类法律法规在执法中的适用冲突成为本文研究的切入点。通过对警察类法律法规与规范性文件的制度化分析,以及规范性文件所构造出的实际警察执法的样态与模式,试图在社会秩序治理中对警察执法的制度逻辑提出一种理论解释。本文在方法论多元主义的背景下,将警察法律法规、政治改革决策、政府治理文件和行政诉讼裁判的理论与实践贯通一体,打通立法维度、执法维度、司法维度的隔阂,尝试在法学规则与秩序研究的问题意识基础上,运用更多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从社会科学家的视角对秩序治理的实际运行机理作出观察,并从法学维度作出理论回应。借助社会科学家的研究视角,并将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作为法学论文证成内容的原因在于,法律所代表的规则与秩序是多维度的,只有把多种维度的规范分析放到动态的可变项中观察,才能对法律作出彻底的研究,提出可靠的规律性解释。尤其是在现代行政法“结构性理论变迁”背景下,愈来愈重视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交互式、协商式及多因素考量式的执法过程动态研究,因此,引入“社会控制概念论”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视角的必要性也随之提升。本文在方法论多元主义的指导下,有关警察执法的研究创新点呈现出三重构造:第一,通过对警察执法中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适用分析,提供现有警察类法律规范实施现状的客观评估;第二,分析总结警察实际执法的经验性事实,试图解释适用规范性文件导致警察职权履行困境的内在逻辑;第三,基于当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顶层设计战略部署,提出公安领域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理论回应。第一章通过对本土警察权产生、发展及革新的多维度分析,实现警察行政法学最重要的基本范畴概念——警察权的本土化阐释,并且对后四章警察执法的体系化讨论形成基础性理论支撑。从本土警察权的嬗变过程可以看出,通过国家决策的长期选择所形成的特定轨迹——社会秩序与政治稳定的双向融合,以及根据社会情势的不断变化,灵活地调整不同时期警察职权的重心,成为中国社会治安呈现出“稳定奇迹”的关键。从本土警察权产生开始,我国警察制度便以治安型警察权概念为主体,通过建立国家化、职业化的警察,以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并提升国家强制控制力,我国以治安型警察权为主体概念的类型选择延续至今,这区别于概括性内务行政警察权概念。基于治安型警察权概念,本土警察权的嬗变过程展现出的第一种特征便是填补型警察权,即通过警察这一组织机构,在以维护社会治安为主线的同时,根据警察工作模式及警务运作机制的特点,赋予警察其他的行政职权或国家权力。政治统合性是本土警察权展现出的第二种特征,也是我国当下社会治安“稳定奇迹”的根本保障。将政治决策、政治职能及政治保障三方面进行有机统合,使社会治安与政治稳定的融合成为国家顶层设计的战略性偏好,并以高配领导、物资倾斜等政策之间的相互支撑与协作,促使政治统合性警察权在中国本土获得成功。但是,政治职能在一定时期内,与填补型警察权概念中的填补性职权有一定程度的重合,这需要本土警察权在未来的发展中,完成政治职能与法定职权的区分。在警察权属于行政权还是司法权的争论中,应当对两种职能属性进行分层。涉及侦查职能时,警察的刑事司法权归为“事权”维度,进行具有司法独立性质的侦查活动,公安机关行政体制下的行政权则归为“组织权”维度,在行政内部对资源调配、权力授权及保障控制等问题行使行政权。本章通过对本土警察权嬗变的逻辑分析,以及本土警察权属性的分层定性,可以确立我国目前警察权调整范围的基本前提为“既限缩,也扩增”。在权力限缩方面,学界普遍认为通过“两个标准”,以不断转移、限缩警察目前的权力范围:一是执行上是否具有不可迟延性,或者危害是否具有急迫性;二是是否经常使用警察手段,或者警察强制作用,对于不符合“两个标准”的警察职权应当进行限缩,但是要考虑到治安型警察职能所需保障的因果链。对于维持社会治安及社会情势变化所需要的新型警察权,应当进行扩增,这也符合我国本土填补型警察权概念的逻辑轨迹。第二章对警察类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制度化分析,总结出我国警察法制体系运行的基本构造是通过规范性文件作为具体案件的适用依据,以填补警察类法律法规中因过多概括性条款而引起的法律概念之不确定性。警察类法律文本所展现出的立法模式,以原则性立法为导向,使得概括性条款成为法律法规适用的最大特点。概括性条款的概念运用不仅出现在《人民警察法》这类作为警察部门总则性法律之中,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规范警察具体职权的行为法也利用概括性条款来包容社会生活所出现的种种立法者无法预料的治安挑战,这从司法审查的视角中可以得出。除公安机关本身具有的职能规范外,行政协助也是警察工作的重要部分,由于我国没有制定有关警察行政协助的法律法规,协助职能仅散落在其他行政机关的部门立法当中,这使得警察发动行政协助时同样也是援引警察法中的概括性条款作为法律依据。尽管第一章提到,公安机关具有的政治统合性促使社会秩序与政治稳定高度融合,我国警察类概括性条款发挥政治功能的意义相比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显得更加突出。但是,概括性条款的普遍适用呈现出巨大的不确定性,随着法治政府战略部署的推进,通过原则性立法使用概括性条款的立法选择只能是暂时性的,必须建立长效、精确的权责统一机制,现代警察立法理论应当基于警察职权“具体化”规制的解释框架。警察的每一项职权授予应当充分而具体。概括性条款所呈现出的不确定性之问题,在我国公安机关的执法运作中有着自身的一套具体化路径——通过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细节化填补来应对警察类法律法规中具体警察职权规范的疏漏。因此规范性文件在我国本土环境下有着充分的实践与理论基础,成为运用最多的权力规范形式。通过对税务行政机关、监察机关等不同权力机关运用规范性文件的观察,既证明了规范性文件在我国运用范围、方式及类型上的广泛性,也为警察类规范性文件的运用提供了参照系。在公安领域,规范性文件的运用可以说最为广泛,形成对警察类法律法规的三重填补机制:一是非赋权性基础填补,基于规范性文件严格意义上的裁量基准与解释基准,对警察类法律法规中具体警察职权的规范进行细化。二是赋权性对内职权填补,是指规范性文件授予公安机关新的职权,这类职权对于公安部门内部的事务推进和工作方式进行补充。三是赋权性对外职权填补,通过创设新的警察职权对社会公众权利义务产生制约。赋权性对外职权填补在本土警察权政治统合性的特征下确有一定的包容空间,但是,突破现行法律体系、违反上位法规定的警察类规范性文件,其职权的创设应当引起警惕。我国警察类规范性文件的填补功能,自身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其法理逻辑在于警察执法的特质与依法行政存在天然的冲突。警察执法是面对公共秩序、社会治安问题,法律不可能在规范学意义上对每一种治安情形作出调整,只能通过规范性文件对特定情况、特定范围的事务进行细致化的规定以补充治安管控上的漏洞。警察执法的过程具有即时判断性的特点,法律无法对警察的即时判断作出规定,只能对不同治安对象和治安频密事件通过规范性文件制定出特定的判断导向。警察执法在作出即时判断后时常伴随着应急措施,而应激措施同样难以用法律进行规范。就我国现行警察法制而言,例如对于自杀的治安管控仅存在于有关“犯罪嫌疑人自杀行为”的调整上,但是警察在实践中面临的最常见情形——“救济型”自杀类治安案件却没有法律规定。无论是应急强制措施还是应急非强制措施,都有超出法律在制度层面调控的范围,这就是规范性文件在警察领域作出填补功能的逻辑基础。第三章阐释了公安机关在具体执法实践中因过度依赖规范性文件的适用现状。警察类规范性文件在实践中的适用,不仅有着创设具体警察职权侵害“法律保留原则”的嫌疑,而且通过海量规范性文件中的量化指标条款,来实现对地方权力的控制和监督。规范性文件所制定的指标考核体系在中国政府各层级的全面应用,既是当下社会转型时期面对改革深水区的一个治理“良策”,也是现代政府试图通过法律规则进行全面法治化治理路径上的一个阻碍。指标考核体系所带来的问题在于,过度依赖指标考核来实现警察权力的监督与控制,会促使公安机关以任务指标的完成为终点,忽略行政过程中的程序正义与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指标考核体系在形式上虽然与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的治理路径并行,但是实质上其所具有的自身强化性与激励、约束相融机制,导致公安机关在履行行政权甚至是刑事侦查权时,更倾向于以完成指标考核为职能目的。指标考核体系的运作方式分为三种:一是在执法方式上的行政裁量基准量化,表现在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限制上,通过规范性文件的具体规范,以行政裁量基准对自由裁量权作出分层。裁量基准的“高强度”适用导致执法裁量的过度僵化,而以裁量基准为规范路径又限于过于简单化的技术误用,裁量基准本身的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有效性饱受质疑。二是行政任务的量化。通过行政任务的排序、行政任务的分解以及具体量化指标成为工作目的等方面,直接影响行政任务的设定与完成路径。三是通过运动化执法实现的指标量化。实际上,警察运动式执法在具体内容上仍然属于行政任务量化的范畴,仍然是将具体的指标考核纳入到具体任务执行的全过程中,形成“完成具体指标”等于“完成行政任务”的目的。将运动式执法单列为一种运作方式进行说明的目的在于,警察运动式执法不仅具备了行政任务量化的内涵表达,还具备政治导向明确、警力实施集中、处罚裁量上浮、违法行政易发、部门联合紧密等特点。运动式执法所具有的特定政治因素,其执法指标的转化以及对裁量基准的替代性,使其成为指标考核体系运作的特殊情形。相比于其他两种运作方式,运动式执法所展现出的量化指标运作模式对于依法行政、法治政府治理的权力运行框架冲击更大。运动式执法中政策因素的渗透性不仅仅作为公安机关执法的考量因素,甚至在特殊时间段、特定治安保护事项上,成为代替法规范的一种执法依据。指标考核体系通过行政裁量基准、行政任务量化及运动式执法的方式,使得行政内部监督的方式不断趋向指标数值评判的单一化模式,指标考核成为政府工作水平及行政官员晋升的主要标准。并且,量化指标体系的运作在不断地消解着行政自由裁量权,我们从多个公安部文件及地方公安机关文件中的表述中可以看出,裁量基准甚至有着将基层执法警察变为法律“自动贩卖机”的倾向。显然,指标考核体系对于实现警察权设立的立法价值有着一定的偏离,结果导向型的指标考核体系,导致警察难以通过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通过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完成警察权所要求的危害防止职能,同时量化的具体指标数值也使得警察所特有的执法即时判断能力不断弱化。第四章对现有司法审判经验的分析,表明行政诉讼对规范性文件所造成的创设性警察职权及警察行政裁量权行使的既有制度缺陷起到了良好的矫正功能,过往的有益经验对规范警察类规范性文件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路径,但是这样的矫正功能在“行政主导型”的政府权力运行背景下仍然有限。在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创设性警察职权问题上,司法审查更多的是选择在审判理由和审判依据中忽略违法或错误的规范性文件,以被告公安机关的败诉结果来否定规范性文件中违法的创设性警察职权。行政诉讼中法官对于公安机关在治安案件中依据不合法或有瑕疵的规范性文件而作出的行政行为,并不直接否定案件的适用依据,而是通过引用警察类法律法规并解释该法律规范的方式,来纠正警察执法中不适当规范性文件之适用。通过行政诉讼的实证研究,对规范性文件中行政裁量的司法审查我们可以得到四点认识:第一,尽管立法对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六）款明显不当情形的合理性审查路径没有具体规定,但是司法实践中法院通过援引行政法总论中的比例原则理论,作为合理性审查的依据。第二,法院通过能动裁判,确认了警察在社会治安管控中的治安“兜底职能”,警察通过概括性条款作出的职权裁量得到法院认可。第三,在审查单一的行政裁量行为时,合理性审查具有排他性,不应当与合法性审查的其他情形混用。第四,作为合理性审查的两种情形,滥用职权与明显不当应当进行区分,滥用职权不仅具有主观过错构成要件,而且在审查范围上要大于合理性审查。相比于规范性文件中的创设性警察职权,法院在裁判有关警察执法裁量规范的行政案件时,更倾向于通过具体的解释性说理对警察执法的明显不当情形进行矫正。但是,无论是引导性矫正还是解释性矫正,都只能运用于行政诉讼的个案正义表达,法院的权力弱势地位与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占据强势主导地位的悖论,以及行政案件多中心问题引发的选择性,使得司法审查的矫正功能相当有限。更重要的是,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异体”监督难以触碰到由规范性文件建立起的以量化指标体系作为行政内部考核的强激励式政府治理模式,还是应当从面向行政的行政法进行解析,以重塑警察依法行政的体系,将警察类法律法规的制定与警察实践执法的运作在规范性文件上集中展现出的问题作出消解。第五章基于面向行政的行政法维度,通过分析警察类法律法规立法价值的基本立场、法律制度的技术治理以及以听证为核心的行政程序等三个方面来重新构造警察执法的框架体系,建立权威正当的警察法律法规适用规范以代替现有规范性文件主导的适用模式。从应然立法价值到实然法律制度,警察一般性立法的本土化诠释必须基于当代中国的顶层政治决策、地方行政机制、基层执法实践,作出具有本土立法价值、立法技术、立法内容的解释,以此成为重塑警察依法行政体系所依仗的“法”依据,以解决规范性文件在既有执法实践中所具有的制度性缺陷。尽管量化指标所形成的考核体系在行政权力运行内部一直以来作为主导性的政府治理路径,但是,随着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战略部署逐渐走向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前沿,“法”依据的基本功能立场不可否认的一直在提升。指标考核体系与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治理模式,在形式上形成中国政府对地方权力实行控制与监督的“双轨制”治理格局,而实质上指标考核体系的自我强化功能与依法行政标准认定的模糊性却使得前者在权力运行中不断强化,后者则不断弱化。依法治国所代表的法律制度刚性约束、稳定的制约机制,是现代理性化科层政府的必经之路。警察类法律法规在立法价值上的基本立场,不仅要明确本土警察权政治统合性的价值导向,还应当结合警察法治共有的理论解释,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并促使二者协同互动、同向发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提出,在制度上强化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威,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这便是要求既有的“双轨制”并行治理模式应当完成向治理法治化主导模式的转型,以适应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下公安机关全面依法履行社会治安职责的政治要求。从根本上解决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就必须在制度上作出转型,通过制度化的规范路径将权力与利益作出区分治理。政治特征与法治建设双向融合的制度设计,将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实质上就是将警察法治的价值内涵融入到国家顶层战略部署中,以政治的表达方式实现法治的现实转型。现有警察类法律法规中对概括性条款的过度依赖导致依法行政中的“法”依据难以在个案中得到解释和适用,当然只能通过规范性文件进行解释和细化,甚至是创造实践中需要而制度中没有的警察职权。因此,概括性条款向具体警察职权的转换过程成为推进警察依法行政、国家治理法治化的制度性改革关键,也是提升公安机关在社会治安秩序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具体化转向应当确立概括性条款之于警察法制体系三层“金字塔”的结构,以当下最紧迫、现实最需要的警察职权类法律法规的完善作为具体化转向的中心着力点。听证是一国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其在警察执法中的适用是保障警察依法行政的基础和关键,但是现有的听证制度在警察执法的听证事项与听证程序的法律规范制定上过于粗疏,导致警察执法的听证实践在现实运作中难以发挥非正式听证应当具备的程序正当之作用。应当在听证书面结果的法律效力、坚持听证主持人的相对独立地位以及增加人身权限制的听证事项等三个方面对听证制度进行完善。尤其是在涉及人身权限制的治安处罚领域,通过听证程序保障处罚决定作出前的行政理性与权威正当性是现代治理法治化的必要条件。本文通过对警察类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范分析,发现既有的警察执法体系在适用依据上的执法运作机制,结合政府治理在社会科学视角下的经验事实,总结出警察执法在法律规范适用中的基本制度逻辑是,由于警察类法律法规在具体条文的制定上存在普遍的原则性立法现象,导致警察执法不得不适用数量庞大的规范性文件以弥补法律法规中概括性条款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整个警察执法体系在法律规范的适用依据上过度地依赖规范性文件,因此呈现出两大制度性缺陷:一是没有经过正式立法程序产生的规范性文件,在法律保留原则下仍然会出现创设性警察职能以弥补现有警察法制体系概括性条款的粗疏,但是对现有行政法体系造成了显而易见的冲击;二是由于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量化指标考核规范具有强激励、约束机制,形成的指标考核体系成为政府控制、监督权力运行的主要治理模式,使依“法”行政在实践执法中演化为依“指标考核”行政。尽管司法审查在充分发挥能动司法判决情况下对上述两大弊病有着显着的矫正功能,但是行政诉讼在“行政主导型”的本土基本权力结构中,只能在个案正义中进行表达,法院的权力弱势地位与行政诉讼强势主导的悖论,以及行政案件多中心问题引发的选择性司法都使得司法审查的矫正功能相当有限。新时代下应当对警察依照法律执法进行体系化的改造,确定政治特征与法治建设的双向融合,为警察法制体系立法价值的基本立场提供框架解释,结合立法的技术治理使国家治理模式从指标考核体系与依法行政体系的形式“双轨制”转向良法善治的法治主导模式。我国警察执法的规律性分析,既是我国政府治理模式变迁的一个缩影,也是社会治理逻辑中稳定政治内核的一种表达,更是公安机关作为部门行政机构展现出自身履职特征的一次呈现。警察执法体系的治理效能本文仅从警察类法律法规与规范性文件的规律性分析整合中提出了初步的解释框架,为适应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警察行政法学下一步还应当作出更加精细化的研究,并且注意与其他部门行政法学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互动。
崔良晓[3]（2018）在《“新中医”与近代中医知识体系的转型 ——以“海上名医”秦伯来为中心》文中指出中医发展至近代,已然步入转型时代。在西方医学的冲击下,弊病丛生的传统中医面临了极大的生存危机。身处四面交困的窘境,中医界人士掀起了一系列抗争图存的救亡运动,构成了近代中医发展的主旋律。在这场跨越时代的救亡运动中,伴随着中西医激烈的论争,传统中医在“新中医”群体的努力下实现了知识体系的转型与建构。秦伯未作为当时“新中医”群体中的一员,积极接受西医知识,勇于变革传统中医,为中医发展摸索了多条路径。在中医学术研究方面,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这一新式院校中成长起来的秦伯未,接受中西医知识,形成了独到的衷中参西的中医观。他运用西医知识整理经典医籍,强调中医经典理论的研究,反对过激的西医化。他的学术观点连同其他学人观点,共同凝聚出近代中医学说理论新貌。在中医教育方面,秦伯未积极探索中医教育的多种形式。他投身院校教育,与医界同仁共同创办上海中国医学院,完善课程设置,培育中医人才;他发挥个人力量,依托医室形成“秦氏同门”的群体力量,凝聚专业人才;他创设函授、刊授的社会教育形式,更为广泛地传播中医知识。在中医出版方面,秦伯未形成了独到的期刊编辑思想,关注读者视角,凝聚编创团体,更成为期刊传播中的“把关人”。其主办了四份各具特色的期刊,整合了中医药资源,构建出公共学术空间。还依托中医书局,打造品牌效应,推动中医知识的生产和消费。在中医社团方面,秦伯未从参与者到创办者,加入许多不同类型的中医社团,参与到众多社团活动中。中医社团结群聚力,在中西医论争、保障同业、期刊互动等方面均发挥了群体效力。在秦伯未的医学人生里,他始终致力于中医事业的发展。尽管他不是当时中医界中影响最大的人物,但他摸索开创了多种发展方式,这是远远超过同时期中医人士的。他创新了中医发展的既有模式,实际上也为近代中医知识体系的转型提供了更多的路径。透过秦伯未极为广泛的各项活动,能够看到近代中医的新面貌。在近代,传统中医学说融汇西方学说,重新整理出新体系。中医知识的传承也脱离了传统的师徒相授、医派相承,转为进入科学化的学科体制。另外中医期刊的繁荣、中医专业社群的出现,都是中医知识体系转型的表征。在以秦伯未为代表的“新中医”群体的努力下,近代中医在救亡图存的抗争道路上突破了四面楚歌的窘迫,完成了知识体系的转型,实现了学科的进步与发展。
曹天晓[4]（2018）在《清儒丁晏年谱》文中研究表明丁晏（1794-1876）,字俭卿,号柘唐,江苏山阳（今属淮安）人,清中後期经学家,着书凡六十余种,生前汇刊部分着作爲《颐志斋丛书》。所着《尚书余论》《郑氏诗谱考正》《毛诗陆疏校正》《曹集铨评》等颇受学界推重。然而至今尚无一部准确、详尽的丁晏年谱,研究者在论述丁晏生平、交游、着作、学术经历时多有讹舛。本谱在丁晏子侄门人所撰旧谱基础上,通过对丁晏及其交游人物的数百种学术着作、诗文、日记、手札、书画题赠等文献的考索,结合地方志及清廷档案,对丁晏的生平、交游、着述及学术经历进行了全面梳理,丰富了丁晏生平的大量细节,补充了旧谱中遗漏的一些重要事件,纠正了许多流传己久的错误记载。根据谱主一生行迹特点,本谱分爲四卷:卷一,年少才俊,名动公卿;卷二,公车蹭蹬,广结名士;卷三,挺身扶危,忠而见谤;卷四,退居讲学,颐养天年。各卷之间事行略有交叉,至於着述活动,则贯其一生,未尝中辍。各卷之前有概要,简述该卷主要内容。谱後附録有《丁晏着述考》《丁晏诗文集版本考述》《丁晏集外诗文札辑目》《丁晏涉嫌剽窃案辨冤》《丁晏评传资料集録》以及《人名索引》《人名字号对照》等。
阎安[5]（2017）在《空间视域下城市广电媒体发展研究 ——以长三角城市台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广电媒体是城市现代传播体系的重要子系统,是地方党和政府的“喉舌”,也是满足市民精神文化需求和城市形象传播需要的窗口。本文从空间视域出发,在空间动力作用机制分析的基础上,着眼长三角城市广电媒体的现实问题,从第一空间规模对渠道的影响、第二空间需求对内容的影响、网络信息空间对媒体平台功能和架构的影响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并对其典型案例、实践经验和未来可能的发展模式予以研究。从空间视域考察,大众传媒发展的现实过程是由多层次动力交互作用推动的,并存在多个维度的空间动力机制。在物质的第一空间,城市化进程推动了城市空间的扩张和人口的大规模集聚,进而带动基础设施建设和传媒相关产业发展,为大众传播提供了渠道资源。在精神与文化的第二空间,大众传媒进行精神生产,通过塑造“公共空间”和重建“想象的共同体”,在第二空间建构过程中发挥重要功能。城市精神文化空间建设的现实需求,也直接牵引大众传媒内容的生产方向。在由信息网络构成的“新的空间”,互联网实现了城市另一个界面的“可沟通性”,并重塑人类多个面向的社会关系。人与人的空间连接、人与城市的空间连接被技术重构,也进而导致大众传媒的功能转换与平台迁移。从第一空间维度看,城市化进程中,人口、资源、产业在特定空间的集聚产生了规模效应,驱动媒体渠道的空间扩张。高密度社区降低了广播电视基础设施建设的单位成本,使更加先进的通讯网络在城市化区域率先普及;受益于城市化区域旺盛的人口流动,广播电视无线传输渠道的移动优势得以发挥,以城市“动众”为服务对象的交通广播和移动电视成为城市广电新的增长点。对于城市广电而言,渠道的扩张和日益开放意味着“溢出效应”,但同时也意味着来自行业内强势媒体和行业外互联网巨头的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随着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单纯的“规模驱动”将进入增速回落、直至增长乏力的阶段,而“创新驱动”将成为渠道拓展的新动力。对于城市广电来说,渠道资源将从垄断转向开放,从稀缺转向过剩。从第二空间维度看,当前中国城市呼唤理性、建设性的公共舆论空间,和具有包容度、亲近感的社会认同空间。正是上述需求,牵引着广电媒体的内容生产与创新。城市广电在电波和屏幕中,建构起一个虚拟的城市交流场域,在反映社会舆论的基础上设置议题、提供意见,并推动社会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由此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城市广电发挥监测本土环境、沟通本地人群、传播地域文化、延续城市记忆、弘扬城市精神的功能,成为促成城市文明外化与具象化的重要媒介。城市台自办节目一直是城市民意表达与政治参与的窗口,在荧幕上呈现的家庭生活、日常礼节与习俗,为重建社会认同提供了帮助。对于城市广电来说,这是内容生产应该坚持的方向。从“一个新的空间”这一全新维度看,在城市空间被互联网深刻改造的背景下,城市广电的业务形态、组织架构和媒介功能也随之变革调整,作为内容产制者和渠道运营商的角色定位相应改变。城市广电转型发展而来的视听新媒体业务,尤其是带有网络社区特点的视音频网站,成为新技术条件下连接人与人的重要平台。这一转型延续并放大了广播电视自产生以来一直存在的促进社会沟通的功能,并融入了互联网社交化传播、生产主体民主化等特性优势。城市广电向城市综合信息平台的转型,不仅扩宽了传统节目类内容的传播渠道,更充分发挥了传统媒体信息整合的优势。通过对城市资讯、城市服务、城市消费等要素的整合,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为支撑,城市广电将转型成为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综合对“三个空间”动力作用趋势的判断,本文认为,第一空间的扩张驱动力将从“规模驱动”转为“创新驱动”,媒体渠道将从垄断变为“过剩”。在新的渠道生态下,城市广电应提高“善用渠道”的能力,着力降低渠道成本。通过区域资源整合与媒体协作、线上和线下渠道融合,实现渠道共享和内容价值最大化。在第二空间,由城市社会建设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牵引的内容生产仍将维系,城市广电仍是构建城市公共空间和社会认同的重要力量。通过深耕城市,捕捉城市化带来的新需求,可以推动城市广电不同类型的新节目研发;通过下沉到社区,实行“超级本地化”策略,可以以多样化的“小而美”生产赢得市场青睐。在网络信息空间,互联网越来越强的媒体属性和空间连接能力,将“倒逼”城市广电的融合与调整。通过广电媒体与新媒体的深度融合,实现节目、技术、平台、人才等生产要素逐步共享融通;通过探索平台经营的多元化战略,推动城市广电实现跨地域、跨媒体、跨行业经营。
李常生[6]（2017）在《苏轼行踪考》文中指出林语堂说:「苏东坡是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亲民的官,大文豪,创新的画家,大书法家,造酒实验家,工程师,憎恶假道学的人,静坐冥想者,诗人,和谐谑的人。然而这些恐怕还不是苏东坡的全貌。我可以这麽说来作个最好的终结----在中国,一提到苏东坡,总会让人露出真挚而称许的笑容。」九百多年来,有许多学者研究苏轼的文学、思想、艺术,但是没有一个人曾经完整的走过苏轼一生所走过的行程。要追踪与研究苏轼的行踪,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和体力。由於缺乏苏轼行走各地的考证,因此,历代有关研究苏轼的论文、书籍当中,总会因此而造成一些误刊和缺憾。特别是方向、位置、时间上的错误。在正式研究苏轼的学问以前,首先必须要研究苏轼曾经去过的地方,并且必须循路线跟随苏轼走一遍,才能深入了解苏轼的一生。有了《苏轼行踪考》这个研究以後,也比较容易继续研究苏轼的文学;哲学、思想与人生观等。这本书,就是作者在全程走过一遍苏轼一生所曾经到过的所有地方,并且经过考证与研究其确实的位置,然後,写出这本《苏轼行踪考》,除了作为继续研究苏轼的文学、哲学、思想与人生观等,作为准备,也希望给其他研究苏轼的学者作为进一步研究苏轼的参考用途。
张智敏[7]（2016）在《珠江三角洲水乡聚落桑园围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自宋以来史称桑园围及这一地区内的水乡聚落,这是位于华南地区珠江三角洲西北江流域的典型基围及其内部水乡聚落,研究具体的地域范畴是指清乾隆甲寅年（公元1779年）桑园围清丈后,桑园围大围所扞卫的南海、顺德两县十四堡的地区。以桑园围水利工程的初创宋徽宗时期（公元1100年左右）至解放前夕（公元1949年）作为研究主要的时间范畴,本文的关键问题为通过对桑园围的防洪涝发展与水乡聚落演变研究,探讨基围水患中的人与自然互动关系,人与人的协调机制。基围、聚落的形成、发展及其人居环境适应自然的内在空间秩序。本论文研究将水乡聚落及聚落群和与之相关的经济、社会历史研究,放入一个相对完整的生态环境体系当中,突破原有行政边界,形成一个基于人与自然的统一体系的研究领域,实现基于水乡聚落形态史,结合水利史、环境史、社会史的交叉研究。桑园围原有的大量社会史、水利史、农业史等研究基础,为桑园围的基围与聚落形态与空间史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与支撑。本研究为华南乡村地区的城市乡村史研究提供一个深入的范例。也是华南的基围水利社会与水乡聚落形态空间史一次有益的尝试。对当下的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与城镇发展的也有借鉴意义。全文分六章,第一章绪论:阐述论文的研究对象及时间、地域范畴的界定,及论文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并对国内在城市防洪与城市史、水利社会的研究基础、珠江三角洲的相关研究基础、桑园围相关研究基础三个层面进行回顾和整理,进而阐述本论文的研究学术意义及现实意义、研究方法及研究创新点。第二章以时间为线索,回顾了历史上桑园围建立与发展时期的整个过程,分析自然环境变迁、社会经济发展对桑园围地区的影响,和桑园围所作出的适洪系统建设应对及基围的发展。第三章以水患及其治理为背景,分析研究其对桑园围的基围形态的影响,对聚落之间的融合促进,同时也通过几个水纠纷的案例来梳理桑园围内部的协调机制和与外部的互动对形态的影响。第四章对水利及利益分配等经济方面的分析,研究农业模式转变影响下的基塘农业的景观和形态变化的内在规律。及商品性农业与水网地带发展所导致的桑园围墟市发展与空间分布特点。并以典型墟市案例剖析桑园围墟市聚落的空间形态的特点。第五章研究桑园围的水网及围内水系统所影响下的水乡村落的建设与演变,以几个典型村落为案例,重点在村落选址,村落群中的宗族内部与宗族之间的互动,及其建设发展及其对水环境的适应。论文试图通过桑园围防洪涝适水系统演变及堤围体系、基塘体系、墟市体系、村落体系四个子系统的发展反映桑园围的空间形态特征和演进规律。
余红艳[8]（2015）在《景观生产与景观叙事 ——以“白蛇传”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人类信息传播媒介的多样化,民间传说语言存在形态日渐衰微,以“观赏”为主要讲述与传播方式的视觉文化传播媒介逐渐取代传统的“口述倾听”,成为民间传说较为重要的存在形态与传承模式。正是在这一社会语境与文化转向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传说的景观生产”概念,着重探讨传说依附现实景观而实现对景观文化符号的生产、景观变迁又衍生出围绕景观展开的新的地方传说,即从传说——景观——传说,又或者从景观——传说——景观的循环生产过程。因此,传说景观生产包含着景观符号生产、景观传说生产,以及景观的实体生产等三大类型,在具体的生产模式上,又有着景观命名、改造、重建,以及新建等基本生产方式。景观具有重要的叙事功能,它以景观建筑为核心,由传说图像、雕塑、文字介绍、导游口述等为叙事元素,景观的视觉冲击力具有诱发传说再次回复口述的可能,从而使得景观成为传说讲述与传承的新的文化空间与叙事形态,形成传说语言叙事、景观叙事和仪式行为叙事三位一体的景观叙事体系。景观的叙事功能推动着地方对景观的生产欲望,同时,景观生产也进一步地强化着景观所具有的叙事性特征,一定程度上,景观生产决定着景观叙事的发展,即传说的发展。因此,传说景观生产主体便成为景观生产研究十分重要的内容。在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文化语境中,景观生产主体包含着地方政府、开发商、学者、民众,宗教信仰等多重要素,他们各自从地方经济发展、文化重构、商业资本追逐、信仰观念等不同的生产立场,介入到民间传说的景观生产实践之中,在促进传说发展与传承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传说的良性发展,呈现出市场运作的商业化趋势和娱乐化、游戏化的发展特征。“白蛇传”是一则典型的景观传说,在全国各地遗存或新建的景观约有七十项左右,其中,又以传说发源地——杭州、镇江和峨眉山的景观最为丰富,且直接关系着传说核心情节与主题演化。因此,本文着重梳理分析了三地核心景观——杭州西湖景观群、镇江金山湖景观群,和峨眉山景观群。在梳理景观的历史性生产的基础上,分析传说与景观的融合,传说对景观符号的建构,景观变迁对新的景观传说的生产,以及当代多重主体纠葛中的景观生产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杭州西湖“白蛇传”景观生产以雷峰塔的重建为主要生产模式,表现出政府主导,经济效应为导向的生产特征。因此,在旅游经济的驱使下,雷峰新塔被生产成为一座“白蛇传”塔,客观上对传说发展与当代的景观化传承有着积极意义,但娱乐至上的景观生产既忽略了雷峰古塔浓厚的宗教信仰意味,同时也忽略了雷峰塔作为宗教景观对“白蛇传”传说的文化意义。镇江金山湖“白蛇传”景观生产则在金山寺与地方政府双重主体的融合与冲突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三大类型的景观生产。一是以金山寺宗教信仰为生产主体的法海洞景观生产,一是以地方政府为生产主体的“白娘子爱情文化园”景观生产,还有一类便是矛盾冲突的焦点——白龙洞,暖昧地夹裹在宗教信仰与地方旅游经济发展的缝隙之中。相比于杭州与镇江的景观生产,峨眉山“白蛇传”景观生产则在佛教信仰的统一生产理念下,逐渐弱化,唯一重要的景观——白龙洞也被改建为“白龙寺”,名存实亡。与之相对应,在景观生产缺失的语境中,峨眉山一带的“白蛇传”传说讲述与传播也逐渐模糊,甚至淡忘。综合三地“白蛇传”传说核心景观的当代生产现状,“白蛇传”景观生产在地域文化上呈现出鲜明的江南化特征,在景观生产的主题倾向上表现出从神圣走向世俗的世俗化特征,而在景观生产的运作上,则愈加表现出走向市场的商业化特征。商业资本的介入在为景观生产注入充足的资金保证的同时,追逐的更多是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因此,合理引导景观生产的商业化走向,需要专业的民俗学者的积极参与,使得景观生产的市场运作成为推动传说发展与当代传承的有效路径。
刘子云[9]（2015）在《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民族团结教育”因与社会政治议题存在密切关联,通常被狭隘地理解为权力再生产的工具、意识形态的象征符号。实质上,民族团结教育及其模式,是在时代需要的背景下和复杂环境的孕育中,由政治话语的建构、历史主体的实践、制度伦理的规范等多重环境要素共同作用而生成与建构的概念、行动和运行方式。其宗旨是教青年和学生懂得人类的多样性以及地球共同体中所有个体所具有的相似性与彼此关联的命运。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但在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的进程中,鉴于人们的文化符号、文化归属认同以及利益诉求的差异,导致“不平等、歧视、分离主义、极端势力”等破坏和谐的民族关系的力量在学校和社会公共领域中的事实性存在,威胁着个体的生存、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秩序。同时受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民族主义思潮,少数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性增强、非传统安全威胁等因素的影响,各族人民在交流、交换和互动的过程中存在的传统的民族问题与民族矛盾,或持续存在或转换为经济纠纷、文化差异等产生的新的矛盾与冲突。为了个体与他者的共同安危,民族团结教育致力于用平等、民主、正义与和谐的教育理念、实践方法,培养青年及学生对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多样性的理解,以消除民族歧视、抵制破坏、修复分离主义导致的情感裂痕、避免暴力冲突引致的伤害,以维护社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平等地位和尊严,维护中华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秩序。本文将民族团结教育的“主体、理念、方式、过程、效果”等5个要素纳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的范畴,从历史、政策、实践和理论反思的层面,对我国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进行了系统地分析。秉持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视角理解民族团结教育的内涵、考察民族团结教育现象,及反思民族团结教育实践,并进行尝试性的理论建构。其中第一章为绪论,主要阐述了民族团结教育研究之缘由、意义、内容与方法,从多学科和中外比较的视野审视民族团结教育研究状况。第二章主要从多学科视角审视了民族团结教育的内涵、意义。其中主要是从人类学视野中的族群认同理论、民族学中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民族政治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团结理论、社会学中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以及象征人类学中的象征理论等为民族团结教育提供新的阐释,理解和反思民族团结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各有不同,但其关于民族团结教育的基本宗旨是一致的。第三章具体分析了“民族”、“团结”、“民族团结”和“民族团结教育”等概念,从政治论、利益论、工具论、价值论等不同的论说,以及从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对民族团结教育的内涵进行了再审视,分析了民族团结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民族认同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之间的交迭与差异,确立了民族团结教育的基本内涵。重点分析了民族团结教育的生成逻辑,即对民族团结教育的正当性和可能性进行了分析,并从工具论和价值论两个维度阐释了民族团结教育生成的价值。第四章从宏观上阐释了我国民族团结教育模式的基本样态。历史地审视了民族团结教育实践的理念和目标,分别简述了主体民族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中的民族团结教育理念。两者民族团结教育理念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文化相互交融中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理念。虽然我国民族团结的理念早已蕴藏于中华民族文化之中,但作为教育实践却是近代之事。本文将民族团结教育实践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萌生阶段（18401949年）；伴生阶段（1949—-1978年）；独立阶段（1978—至今）,不同阶段,其目标、主体、方式、政策具有不同的特点。为避免研究的主观偏见,对广西、北京和湖南的中小学校进行了调查研究。由此形成了第五章内容,即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的实地调查研究。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坚持主位研究,主要以团结模范省区的广西作为研究背景,对南宁市五所中学的143名教师和780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以及对百色市、来宾市等各地民宗局、民委的民族教育管理者,那良镇中心小学、滩散小学、新兴民族学校等学校进行实地调查,及对学校的校长、教师和学生等进行深度访谈。在使用调查资料时,尽量做到价值中立,以还原民族团结教育的“真实”,并呈现了广西生态视阈下民族团结教育实践状况,包括各族师生等不同主体对于民族团结教育的必要性、对象、课程教学、教材、师资、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态度和看法,总结了广西整体的民族团结教育经验。第六章对我国与以色列、马来西亚、美国的民族团结教育的实践模式进行了描述性总结。各国不同历史时期民族团结教育所采取的具体理念、目标和行动方式有所不同,但在促进国家统一、消除民族歧视和促进社会民主、公平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教育效果。我国与外国的民族团结教育在理念、制度和实践上具有相同之处,在目标、方式和实践上有一定差异,从总结的经验来看,民族团结教育需要注重理念上的包容性和实践上的灵活性。第七章对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遭遇的困境进行了反思。民族团结教育实践的理念、主体认识、实践过程、方式选择、质量效果和评价等存在认识上和操作层面的困惑,尤其是不同范式主导下人们对于民族团结教育理念的认识存在的偏差较大。第八章探讨了如何解决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中关于理念、主体等要素的认识困境,以及实践过程中存在的关键问题的方法探讨和路径分析。根据广西、北京、西藏等学校民族团结教育的实践,可以将经验归纳为课程、活动、文化、情感等四种民族团结教育模式。第九章从人类学视角对民族团结教育进行了理论反思。根据民族团结教育形式特点,将民族团结教育分成权力、理性和文化支配等三种类型。不同民族团结教育类型各有优劣,其中文化支配型民族团结教育是最适合当下社会所需要的类型。从文化人类学视角来看,学校民族团结教育应将学校视为一个类社会的公共场域,充分利用学校的民族文化符号,挖掘其象征意义,通过精心的教育选择,为各族学生建构一个富有中华民族文化隐喻的共同学习和生活的公共领域,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形塑各族学生的民族认同感、爱国情怀,促进彼此的尊重、理解和沟通,达至民族团结与和谐的理想。
刘晓达[10]（2013）在《秦始皇至汉武帝时代对“天下”观念的视觉艺术形塑》文中认为作为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语境中衍生的词汇与概念,“天下”观念在商周时代初具雏形。并在东周晚期至秦汉时代华夏意识渐趋增强与皇权社会逐步构建的过程中,被赋予了“天子统治万民”式的政治与文化意义。论文将研讨的主题放置在东周晚期至西汉中期政治与社会转型的宽广背景中。采取历时性的写作方式,系统分析从秦始皇至汉武帝时代,皇帝在臣僚、工匠的协助下如何通过形式多样的视觉艺术,去建构或呈现“天下”观念。就秦始皇时代来说,始皇既可以通过对都城的建构借以塑造沟通天地轴心的中心与威仪观念,也可以在广袤的帝国疆土上通过放置立石、营造行宫、直道、驰道、长城以展现对天下世界的控驭。同时,在秦始皇陵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通过设置一些表现特殊的“场景”如K0007陪葬坑来显示对想象中的“天下”世界进行部分呈现与占有的观念。论文进一步认为汉初诸帝对“天下”观念也有认知,他们也曾经在官僚、工匠的协助下通过塑造一些视觉艺术形式对这种思想展现了某种关注。随着汉武帝的即位,情况又发生了某些变化。论文接着又研讨了武帝如何借营造上林苑来呈现其对“天下”观念的思考。在分析武帝营造上林苑的若干观念动机后,该文认为武帝对上林苑的几处关键“景观”如昆明池、建章宫太液池的历时性营建,在某种程度上也展现出他借此呈现“天下一家”、“普天之下”式的思想意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论文也同时注意到在秦始皇至汉武帝时期,一些来自地方上反映宇宙观的图像也为帝王所利用,并进而被转化为用以展现在皇权社会中,帝王统治合法性与道德性观念的历史进程。此外,位于帝国边域的南越王国也可借一些视觉艺术材料,来隐晦地表达其对天下、国家等观念的觊觎。凡此种种都显示出这一时期对“天下”观念的图像表现带有某种多元化、立体化与地域化的特征。视觉图像在这一形塑过程中也具有独特的价值意义。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展现出秦汉帝国的国家形象。而在此一时期衍生的对“天下”观念进行视觉表现的若干“格套”也对其后的中国古代皇家美术的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该论题也促使我们更为深入地思考视觉艺术与政治、宗教、思维之间的交相互动问题。
二、2000年的邮市走向何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0年的邮市走向何方（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中的政府协作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实践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农业科技园区研究现状 |
| 1.3.2 政府协作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目标、思路及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思路 |
| 1.4.3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技术路线 |
| 1.7 数据来源 |
| 1.8 创新点 |
| 1.9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2.1 本研究的基本概念 |
| 2.1.1 政府协作相关概念 |
| 2.1.2 农业科技园区相关概念 |
| 2.2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1 政府行为理论 |
| 2.2.2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
| 2.2.3 协作公共管理理论 |
| 2.2.4 创新系统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情况 |
| 3.1 世界各国的农业科技园区建设情况 |
| 3.2 我国农业科技园区的发展历程 |
| 3.2.1 地方自主探索阶段(80 年代末—2000年) |
| 3.2.2 中央引导下的规范建设阶段(2001—2009年) |
| 3.2.3 全面创新探索阶段(2010—2016年) |
| 3.2.4 提质升级发展阶段(2017 年—至今) |
| 3.3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和发展现状 |
| 3.3.1 园区数量和空间分布 |
| 3.3.2 园区的产业分布情况 |
| 3.4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目标、功能及管理制度 |
| 3.4.1 园区的建设目标和主要功能 |
| 3.4.2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管理制度 |
| 3.5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中的政府部门 |
| 3.5.1 园区建设的政府组织架构 |
| 3.5.2 宏微观视角下的园区建设政府协作框架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央、省级和地方政府协作 |
| 4.1 央省地协作动因和责任分工 |
| 4.1.1 央省地协作的动力机制 |
| 4.1.2 政府纵向协作的责任分工 |
| 4.2 协作治理框架下园区建设央省地协作机制 |
| 4.2.1 理论与方法 |
| 4.2.2 央省地协作分析 |
| 4.2.3 协作存在的问题 |
| 4.3 地方政府的协作行为分析 |
| 4.3.1 园区建设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 |
| 4.3.2 地方政府协作行动不足的原因分析 |
| 4.3.3 实证案例 |
| 4.4 小结与讨论 |
| 第五章 地方政府的内部协作 |
| 5.1 园区建设的县市政府协作 |
| 5.1.1 县市协作及其动因 |
| 5.1.2 县市协作机制及协作结果 |
| 5.1.3 县市协作问题及其产生机理 |
| 5.1.4 案例分析 |
| 5.2 园区建设的跨部门协作机制 |
| 5.2.1 跨部门协作及其动因 |
| 5.2.2 跨部门协作的协调组织 |
| 5.2.3 单一政府建设园区的跨部门协作机制 |
| 5.2.4 县市政府共建园区的跨部门协作机制 |
| 5.3 园区建设的跨部门协作困境 |
| 5.3.1 研究方法 |
| 5.3.2 地方政府的跨部门协作困境 |
| 5.3.3 讨论:地方领导和协作规则对跨部门协作的作用 |
| 5.4 小结与讨论 |
| 第六章 政府协作对园区发展的影响机理 |
| 6.1 政府协作与园区建设的政府职能 |
| 6.1.1 园区建设中的政府职能 |
| 6.1.2 政府协作与政府职能作用 |
| 6.2 政府协作在园区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
| 6.2.1 集聚和整合政府资源促园区发展 |
| 6.2.2 提高园区建设的政府职能效率 |
| 6.2.3 促进园区体制机制的变革与创新 |
| 6.3 政府协作问题对园区发展的影响 |
| 6.3.1 园区建设政府协作问题的一般性 |
| 6.3.2 政府协作问题对园区发展的影响分析 |
| 6.4 小结与讨论 |
| 第七章 园区建设中政府协作的提升与优化 |
| 7.1 园区建设的宏观管理模式创新 |
| 7.1.1 其他类型园区的建设经验 |
| 7.1.2 园区建设宏观监管与激励 |
| 7.2 中央、省级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协作 |
| 7.2.1 国家高新区政策协作经验 |
| 7.2.2 对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启示 |
| 7.3 地方政府内部协作的宏观引导 |
| 7.3.1 政府协作引导的政策工具 |
| 7.3.2 地方政府内部协作的引导策略 |
| 7.4 地方层面的园区管理体制建设 |
| 7.4.1 构建以执行为导向的协调机构 |
| 7.4.2 明确县市之间的责任关系 |
| 7.4.3 完善园区管理服务机构建设 |
| 7.5 小结与讨论 |
| 第八章 结论、启示和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讨论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2）警察执法中法律规范适用的制度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研究思路及创新 |
| 第一章 我国警察权嬗变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主流警察权体系的选择与移植 |
| 一、两种主流警察制度的区分 |
| 二、治安型警察权概念的近代移植 |
| 第二节 变迁中的填补型警察权概念 |
| 一、治安型警察权概念的延续 |
| 二、填补型警察权概念的产生与扩张 |
| 第三节 我国本土警察权的政治统合性 |
| 一、政治统合性的形成:公安行政首长参与政治决策 |
| 二、政治统合性的内容:警察权中的政治职能 |
| 三、政治统合性的保障:人员编制与财政支出的倾斜 |
| 第四节 警察权属性中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分层 |
| 一、警察危害防止任务具有行政权性质 |
| 二、侦查权法律属性之辨析 |
| 三、行政权与司法权在职能维度上的分层 |
| 第五节 现有警察权范围的调整与反思 |
| 一、警察权限缩的有限性 |
| 二、治安类警察权的理性扩增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二章 规范性文件适用的有限填补功能 |
| 第一节 警察类法律文本与警察立法理论的差距 |
| 一、警察类法律文本中概括性条款的适用 |
| 二、警察行政协助的立法问题 |
| 三、现代警察立法理论:警察权限授予的具体化 |
| 第二节 规范性文件对警察类法律文本的填补功能 |
| 一、规范性文件填补功能的制度基础 |
| 二、规范性文件填补功能适用的普遍性 |
| 三、规范性文件的三重填补机制 |
| 第三节 警察执法适用规范性文件的合理性 |
| 一、警务特性对法律文本的超越 |
| 二、警察执法的即时判断性 |
| 三、警察执法的措施应急性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指标考核体系对警察执法的影响 |
| 第一节 规范性文件填补功能的风险构成 |
| 一、法律位阶的越权风险 |
| 二、地方性规范性文件同案异罚的风险 |
| 三、行政事实行为的“隐性强制”风险 |
| 四、风险源头——指标考核体系的过度依赖 |
| 第二节 指标考核体系的表达与运作 |
| 一、指标考核体系的表达方式 |
| 二、运作方式之一:行政裁量基准量化 |
| 三、运作方式之二:行政任务量化 |
| 四、运作方式之三:警察运动式执法的说明 |
| 第三节 指标考核体系过度依赖的结果 |
| 一、行政内部监督的路径单一化 |
| 二、警察执法中行政裁量权的消解 |
| 第四节 指标考核体系与警察权力运行的悖论 |
| 一、结果导向的量化指标侵蚀依法行政原则 |
| 二、警察权的预防性与指标考核的矛盾 |
| 三、指标考核体系中考核路径的缺陷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四章 司法审查对警察执法的矫正功能 |
| 第一节 司法审查下的创设性警察职能 |
| 一、履职困境:创设性职能的立法冲突 |
| 二、执法实务中生成的履职基准 |
| 三、职能规范冲突导致的行政不作为 |
| 第二节 司法审查下的行政裁量规范 |
| 一、公安类行政案件中比例原则的适用 |
| 二、明显不当情形的认定 |
| 三、明显不当情形在判决中的不当适用 |
| 四、滥用职权与明显不当情形的适用辨析 |
| 第三节 司法审查的矫正路径 |
| 一、以判决结果作出的个案矫正 |
| 二、以裁判理由作出的解释性矫正 |
| 第四节 司法审查矫正功能的局限性 |
| 一、合理性审查的局限性 |
| 二、创设性警察职权司法审查的审慎立场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五章 治理法治化视野下警察执法规范体系的重构 |
| 第一节 制定警察类法律文本的价值立场 |
| 一、政治统合性的价值导向 |
| 二、法治立场的基本解释 |
| 三、政治导向与法治立场的双向融合 |
| 第二节 技术治理在警察立法中的运用 |
| 一、概括性条款具体化的法治内涵 |
| 二、概括性条款与列举性条款的关系 |
| 三、警察职权类法律规范的具体化转向——以行政管束为例 |
| 第三节 警察执法程序中听证制度的完善 |
| 一、我国警察听证制度的基本构造 |
| 二、听证制度在警察执法中的实施困境 |
| 三、听证制度完善的具体路径 |
| 第四节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3）“新中医”与近代中医知识体系的转型 ——以“海上名医”秦伯来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前史 |
| 三、概念界定、研究方法与重难点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转型时代中的“新中医” |
| 第一节 步入转型时代的中医 |
| 一、确立医疗地位的西医 |
| 二、面临生存危机的中医 |
| 三、中医界的抗争运动 |
| 第二节 革新中医的“新中医”群体 |
| 一、支持中西医汇通 |
| 二、主张中医科学化 |
| 三、维护传统中医 |
| 第二章 “衷中参西”:秦伯未的中医观 |
| 第一节 秦伯未的中医之路 |
| 一、成医历程 |
| 二、职业生活 |
| 三、日常生活 |
| 第二节 秦伯未的医学主张 |
| 一、崇尚医籍经典 |
| 二、注重临床实践 |
| 第三节 衷中参西的中医观 |
| 一、整理中医,融会贯通 |
| 二、中西汇通,改造传统 |
| 第三章 培植后学:秦伯未与中医教育 |
| 第一节 从“医派”到“学院派” |
| 一、传统中医教育样貌 |
| 二、近代中医教育生存环境 |
| 三、走向学科建制的新式教育 |
| 第二节 秦伯未的教育实践 |
| 一、投身院校教育——以上海中国医学院为例 |
| 二、创设其他教育形式 |
| 第三节 秦伯未的中医教育思想 |
| 一、衷中参西,革新教育 |
| 二、躬身教育,指导后学 |
| 三、关注社会,重视宣传 |
| 第四章 中医知识传播:秦伯未与中医期刊 |
| 第一节 近代中医药期刊的创办 |
| 一、振兴中医的“期刊热” |
| 二、秦伯未主办的中医药期刊 |
| 第二节 完备期刊运营 |
| 一、秦伯未的期刊编辑思想 |
| 二、中医书局的期刊群效应 |
| 第三节 期刊作用下的近代中医发展 |
| 一、构建公共学术空间 |
| 二、整合中医药资源 |
| 三、形塑大众卫生观念 |
| 第五章 结群聚力:秦伯未与中医团体 |
| 第一节 秦伯未参与的中医团体 |
| 一、上海中医学会 |
| 二、中医指导社与中医世界社 |
| 三、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 |
| 四、上海国医公会 |
| 第二节 中医团体的作用 |
| 一、期刊互动,密切联系 |
| 二、保障同业,敦促学术 |
| 三、凝聚力量,抗争请愿 |
| 结语 秦伯未与近代中医知识体系转型 |
| 附录 |
| 附录一: 秦伯未大事年表 |
| 附录二: 秦氏着述一览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清儒丁晏年谱（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丁晏画像 |
| 丁晏跋宋刻元修本《说文解字》 |
| 丁晏致许瀚手札 |
| 丁晏印章选萃 |
| 凡例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意义、创新与不足 |
| 丁晏家族世系表 |
| 谱前 |
| 卷一 少年才俊 名动公卿 |
| 本卷概要 |
|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1岁 |
| 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2岁 |
| 嘉庆元年丙辰(1796)3岁 |
| 嘉庆二年丁巳(1797)4岁 |
| 嘉庆三年戊午(1798)5岁 |
| 嘉庆四年己未(1799)6岁 |
| 嘉庆五年庚申(1800)7岁 |
| 嘉庆六年辛酉(1801)8岁 |
| 嘉庆七年壬戌(1802)9岁 |
| 嘉庆八年癸亥(1803)10岁 |
| 嘉庆九年甲子(1804) 11岁 |
| 嘉庆十年乙丑(1805) 12岁 |
| 嘉庆十一年丙寅(1806) 13岁 |
| 嘉庆十二年丁卯(1807) 14岁 |
| 嘉庆十三年戊辰(1808)15岁 |
| 嘉庆十四年己巳(1809)16岁 |
| 嘉庆十五年庚午(1810)17岁 |
| 嘉庆十六年辛未(1811) 18岁 |
| 嘉庆十七年壬申(1812) 19岁 |
| 嘉庆十八年癸酉(1813) 20岁 |
| 嘉庆十九年甲戌(1814) 21岁 |
| 嘉庆二十年乙亥(1815) 22岁 |
| 嘉庆二十一年丙子(1816) 23岁 |
| 嘉庆二十二年丁丑(1817) 24岁 |
| 嘉庆二十三年戊寅(1818) 25岁 |
| 嘉庆二十四年己卯(1819) 26岁 |
| 嘉庆二十五年庚辰(1820)27岁 |
| 道光元年辛巳(1821) 28岁 |
| 卷二 公车蹭蹬 广结名士 |
| 本卷概要 |
| 道光二年壬午(1822) 29岁 |
| 道光三年癸未(1823) 30岁 |
| 道光四年甲申(1824)31岁 |
| 道光五年乙酉(1825) 32岁 |
| 道光六年丙戌(1826) 33岁 |
| 道光七年丁亥(1827) 34岁 |
| 道光八年戊子(1828) 35岁 |
| 道光九年己丑(1829) 36岁 |
| 道光十年庚寅(1830) 37岁 |
| 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 38岁 |
| 道光十二年壬辰(1832) 39岁 |
| 道光十三年癸巳(1833) 40岁 |
| 道光十四年甲午(1834) 41岁 |
| 道光十五年乙未(1835) 42岁 |
| 道光十六年丙申(1836) 43岁 |
| 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 44岁 |
| 道光十八年戊戌(1838) 45岁 |
| 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 46岁 |
| 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 47岁 |
|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1841) 48岁 |
| 卷三 挺身扶危忠而见谤 |
| 本卷概要 |
|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2) 49岁 |
|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1843) 50岁 |
|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1844) 51岁 |
|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1845) 52岁 |
|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846) 53岁 |
|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1847) 54岁 |
|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1848) 55岁 |
|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849)56岁 |
| 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 57岁 |
| 咸丰元年辛亥(1851) 58岁 |
| 咸丰二年壬子(1852) 59岁 |
| 咸丰三年癸丑(1853) 60岁 |
| 咸丰四年甲寅(1854) 61岁 |
| 咸丰五年乙卯(1855) 62岁 |
| 咸丰六年丙辰(1856) 63岁 |
| 咸丰七年丁巳(1857) 64岁 |
| 咸丰八年戊午(1858) 65岁 |
| 咸丰九年己未(1859) 66岁 |
| 咸丰十年庚申(1860) 67岁 |
| 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 68岁 |
| 卷四 退居讲学 颐养天年 |
| 本卷概要 |
| 同治元年壬戌(1862) 69岁 |
| 同治二年癸亥(1863) 70岁 |
| 同治三年甲子(1864) 71岁 |
| 同治四年乙丑(1865) 72岁 |
| 同治五年丙寅(1866) 73岁 |
| 同治六年丁卯(1867) 74岁 |
| 同治七年戊辰(1868) 75岁 |
| 同治八年己巳(1869) 76岁 |
| 同治九年庚午(1870) 77岁 |
| 同治十年辛未(1871) 78岁 |
| 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 79岁 |
| 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 80岁 |
| 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81岁 |
| 光绪元年乙亥(1875) 82岁 |
| 谱後 |
| 参考文献 |
| (一) 丁氏家族着述及谱传 |
| (二) 其他清人着述及谱传 |
| (三) 地方文献及档案史料 |
| (四) 现代研究论着 |
| (五) 目録及工具书 |
| 附録 |
| 附一: 丁晏着述考 |
| 附二: 丁晏诗文集版本考述 |
| 附三、丁晏集外诗文札辑目 |
| 附四: 丁晏涉嫌剽窃案辨冤 |
| 附五: 丁晏评传资料集録 |
| 附六: 人名索引 |
| 附七: 人名字号对照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5）空间视域下城市广电媒体发展研究 ——以长三角城市台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选题意义 |
| 二、研究对象及概念界定 |
| 三、相关理论和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思路、方法与总体设计 |
| 第一章 城市广电发展的空间动力机制 |
| 第一节 第一空间演进及其发展驱动力 |
| 一、第一空间特征 |
| 二、城市第一空间的历史演变 |
| 三、第一空间动力机制——规模驱动 |
| 第二节 第二空间建构及其发展驱动力 |
| 一、第二空间特征 |
| 二、大众传媒与第二空间的建构 |
| 三、第二空间动力机制——需求牵引 |
| 第三节 “一个新的空间”的诞生及其发展驱动力 |
| 一、“一个新的空间”及其特征 |
| 二、“新的空间”对城市第一、第二空间的改造 |
| 三、一种新的动力机制——功能拓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第一空间维度:规模驱动与城市广电的渠道扩张 |
| 第一节 空间集聚效应下的渠道扩张 |
| 一、渠道扩张的人口动力来源 |
| 二、城市规模与广电媒体渠道扩张之关系探讨 |
| 三、长三角广电网络整合及对城市台的影响 |
| 四、网台关系新格局下的城市广电发展 |
| 第二节 空间流动机遇下的渠道扩张 |
| 一、渠道扩张的交通动力来源 |
| 二、城市交通与广电媒体渠道扩张之关系探讨 |
| 三、长三角交通广电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 |
| 四、移动终端挑战与渠道发展的新机遇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第二空间维度:需求牵引与城市广电的内容优化 |
| 第一节 空间治理需求牵引下的内容优化 |
| 一、长三角城市媒体公共空间建设需求分析 |
| 二、城市广电参与社会公共空间建设的机制与作为 |
| 三、公民社会建设中的城市广电内容生产 |
| 四、个案分析:城市民意表达与政治参与的窗口——《民声》 |
| 第二节 空间认同需求牵引下的内容优化 |
| 一、长三角城市居民社会认同建构需求分析 |
| 二、广电媒体参与城市认同空间重构的机制与作为 |
| 三、“家园城市”建设中的广电媒体内容生产 |
| 四、个案分析:城市认同建构的真人秀样本——《新老娘舅》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的空间维度:功能拓展与城市广电的平台再造 |
| 第一节 适配城市社交空间的平台再造 |
| 一、重构人与人的空间连接 |
| 二、实践一:从广播电视台到视音频社区 |
| 三、服务于社交城市的平台运营方式及空间属性 |
| 四、个案分析:独具特色的城市视频社区——“葫芦网” |
| 第二节 融合城市智慧空间的平台再造 |
| 一、重构人与城市的空间连接 |
| 二、实践二:从内容媒体到城市综合信息平台 |
| 三、服务于智慧城市的平台运营方式及空间属性 |
| 四、个案分析:活跃于掌端的智慧城市——“无线苏州”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长三角城市广电媒体发展的策略与构想 |
| 第一节 整合与开发:城市广电渠道延伸的新命题 |
| 一、对第一空间动力作用趋势的基本判断 |
| 二、整合:区域一体化趋势卞的城市台联盟合作 |
| 三、开发:打通“线上+线下”的新媒体渠道 |
| 第二节 深耕与下沉:城市广电内容创新的新理念 |
| 一、对第二空间动力作用趋势的基本判断 |
| 二、深耕:深度满足城市化需求的节目研发 |
| 三、下沉:紧贴社区生活的“小而美”内容生产 |
| 第三节 融合与跨界:城市广电平台升级的新思路 |
| 一、对“新的空间”动力作用趋势的基本判断 |
| 二、融合:推动城市广电与新媒体深度融合 |
| 三、跨界:积极探索平台经营的多元化战略 |
| 本章小结 |
| 研究总结与展望 |
| 一、研究总结与衍生讨论 |
| 二、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附录A |
| 附录B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6）苏轼行踪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上册 |
| 第一篇 绪论 |
| 第一章 撰写“苏轼行踪考”之目的与意义 |
| 第二章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 第三章 研究目标、内容和表达的方式 |
| 第四章 研究方法与理论 |
| 第五章 完成“苏轼行踪考”後的後续研究 |
| 第二篇 苏轼源乡及先祖 |
| 第一章 苏轼源乡 |
| 第二章 眉山 |
| 第三章 苏轼族系 |
| 第三篇 眉山苏轼 |
| 第一章 苏轼出生时与出生地考 |
| 第二章 苏轼十岁前纪事 |
| 第三章 苏轼十一至二十岁纪事 |
| 第四章 嘉佑元年（1056)丙申 |
| 第四篇 第一次进京 |
| 第一章 嘉佑元年(1056)丙申，苏轼赴京 |
| 第二章 嘉佑二年（1057) 丁酉 |
| 第五篇 母丧回乡 |
| 第一章 嘉佑二年（1057)丁酉，母丧回乡 |
| 第二章 嘉佑三年(1058)戊戍 |
| 第三章 嘉佑四年（1059)己亥 |
| 第六篇 三苏南行行踪考 |
| 第一章 南行前集行踪考 |
| 第二章 南行後集行踪考 |
| 第三章 总结 |
| 第七篇 第二次进京 |
| 第一章 嘉佑五年（1060)庚子 |
| 第二章 嘉佑六年（1061)辛丑 |
| 第八篇 陕西凤翔倅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二章 嘉佑六年(1061)辛丑，苏轼赴凤 |
| 第三章 嘉佑七年（1062)壬寅 |
| 第四章 仁宗嘉佑八年（1063)癸卯 |
| 第五章 治平元年（1064)甲辰 |
| 第六章 结论 |
| 第九篇 第三次入京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二章 治平二年（1065)乙已 |
| 第三章 治平三年（1066)丙午 |
| 第十篇 父丧回乡守丧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二章 治平四年（1067) 丁未 |
| 第三章 熙宁元年（1068)戊申 |
| 第四章 本篇结论 |
| 第十一篇 第四次入京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二章 熙宁二年（1069)己酉 |
| 第三章 熙宁三年（1070)庚戍 |
| 第四章 熙宁四年(1071)辛亥 |
| 第五章 本篇小结 |
| 第十二篇 任杭州倅 |
| 第一章 宋代杭州 |
| 第二章 熙宁四年（1071)辛亥 |
| 第三章 熙宁五年（1072)壬子 |
| 第四章 熙宁六年（1073)癸丑 |
| 第五章 熙宁七年（1074)甲寅 |
| 第六章 本篇结论 |
| 第十三篇 山东知密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二章 熙宁七年（1074)曱寅 |
| 第三章 熙宁八年（1075)乙卯 |
| 第四章 熙宁九年（1076)丙辰 |
| 第五章 本篇结论 |
| 第十四篇 江苏知徐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二章 熙宁九年(1076)丙辰 |
| 第三章 熙宁十年（1077) 丁已 |
| 第四章 元丰元年(1078)戊午 |
| 第五章 元丰二年(1079)戊午 |
| 第六章 本篇结论 |
| 下册 |
| 第十五篇 江苏知湖与乌台诗案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二章 元丰二年(1079)苏轼行踪考 |
| 第三章 乌台诗案纪事 |
| 第四章 本篇结论 |
| 第十六篇 贬谪黄州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二章 元丰三年（1080)庚申 |
| 第三章 元丰四年（1081)辛酉 |
| 第四章 元丰五年（1082)壬戊 |
| 第五章 元丰六年（1083)癸亥 |
| 第六章 元丰七年(1084)甲子 |
| 第七章 本篇结论 |
| 第十七篇 万里来去,登州五日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二章 元丰七年（1084)曱子 |
| 第三章 元丰八年（1085)乙丑 |
| 第四章 本篇结论 |
| 第十八篇 第六次入京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二章 元丰八年（1085)乙丑，离登赴京 |
| 第三章 元佑元年（1086)丙寅 |
| 第四章 元佑二年（1087) 丁卯 |
| 第五章 元佑三年（1088)戊辰 |
| 第六章 元佑四年（1089)己已 |
| 第七章 本篇结论 |
| 第十九篇 浙江知杭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二章 元佑四年（1089)己已，苏轼离京赴杭 |
| 第三章 元佑五年（1090)庚午 |
| 第四章 元佑六年（1091)辛未 |
| 第五章 本篇结论 |
| 第二十篇 第七次进京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二章 元佑六年（1091)辛未 |
| 第三章 元佑六年（1091)辛未，入京城後纪事 |
| 第四章 本篇结论 |
| 第二十一篇 安徽知颍与江苏知杨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二章 元佑六年（1091)辛未，苏轼离京赴颍 |
| 第三章 元佑七年（1092)壬申 |
| 第四章 本篇结论 |
| 第二十二篇 第八次进京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二章 元佑七年（1092)壬申，离扬後 |
| 第三章 元佑八年（1093) |
| 第四章 本篇结论 |
| 第二十三篇 河北知定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二章 元佑八年（1093)苏轼出京赴定 |
| 第三章 绍圣元年（1094)甲戍 |
| 第四章 本篇结论 |
| 第二十四篇 贬谪惠州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二章 绍圣元年（1094)曱戍，苏轼贬惠 |
| 第三章 绍圣二年（1095)乙亥 |
| 第四章 绍圣三年（1096)丙子 |
| 第五章 绍圣四年（1097) 丁丑 |
| 第六章 本篇结论 |
| 第二十五篇 贬谪儋州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二章 绍圣四年（1097)丁丑，苏轼贬儋 |
| 第三章 元符元年（1098)戊寅 |
| 第四章 元符二年（1099)己卯 |
| 第五章 元符三年（1100)庚辰 |
| 第六章 本篇结论 |
| 第二十六篇 北归常州,埋骨郏县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二章 元符三年(1100)庚辰，苏轼北归 |
| 第三章 建中靖国元年（1101)辛已 |
| 第四章 本章 结论 |
| 第二十七篇 结论 |
| 第一章 新发现与新理解的阐述 |
| 第二章 尚待进一步解决的难题 |
| 第三章 继续解决难题的方法 |
| 附件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後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7）珠江三角洲水乡聚落桑园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 |
| 1.2 研究的学术基础 |
| 1.2.1 水利与乡村的相关研究基础 |
| 1.2.2 华南地区及珠江三角洲的相关研究基础 |
| 1.2.3 桑园围的相关研究基础 |
| 1.2.4 岭南地区城市史与聚落史相关研究 |
| 1.3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4 研究方法及框架 |
| 第二章 桑园围水利发展与乡村社会演进 |
| 2.1 西樵山周边地区的早期环境与原始聚落 |
| 2.1.1 西樵山遗址与珠江三角洲文化的开端 |
| 2.1.2 西樵山周边的原始环境与原始聚落 |
| 2.2 西樵山地区的开垦与桑园围水利建设 |
| 2.2.1 秦至隋唐时期西樵山地区的自然地理与围垦建设 |
| 2.2.2 宋元时期桑园围的初创与防洪 |
| 2.2.3 宋元时期桑园围的早期聚落 |
| 2.2.4 明代珠江三角洲河道变迁与基围建设 |
| 2.2.5 明洪武已亥年桑园围的建设转变 |
| 2.2.6 明代桑园围地位确立:广属第一大围 |
| 2.2.7 明末清初基塘农业的肇兴与商品经济初兴 |
| 2.3 清乾隆甲寅年桑园围的转变背景 |
| 2.3.1 人祸:人口压力与围田建设 |
| 2.3.2 天灾:自然灾害与水患加剧 |
| 2.3.3 一口通商与物价变动 |
| 2.4 清乾隆甲寅年的桑园围变革与水利兴盛 |
| 2.4.1 乾隆甲寅年桑园围适洪系统建立 |
| 2.4.2 桑园围的水利志书编纂与洪灾认识 |
| 2.4.3 农田水利工程与防洪工程技术 |
| 2.5 清中叶以后的桑园围聚落与经济发展 |
| 2.5.1 人口膨胀和聚落增长 |
| 2.5.2 土丝与丝偈:土地形态转变与墟市猛增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桑园围水患与都堡融合 |
| 3.1 抵御水患对桑园围融合的影响 |
| 3.1.1 桑园围的东西围初建 |
| 3.1.2 合围堵港与名士陈博民 |
| 3.1.3 助力修复与计亩派筑 |
| 3.2 利益共同体下的合围管理对全围形态影响 |
| 3.2.1 章程 |
| 3.2.2 机构 |
| 3.2.3 经费 |
| 3.3 桑园围内部的水利建设与都堡互动 |
| 3.3.1 上九堡与下五堡的争议：上游的开与下游的闭 |
| 3.3.2 内堡与外堡：内外有别还是内外一致，水纠纷与桑园围整合 |
| 3.3.3 主河涌和支涌的淤积和疏畅对各堡影响 |
| 3.3.4 子围与官涌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桑园围水利与墟市发展 |
| 4.1 农业模式的转变与土地形态 |
| 4.1.1 塘与基 |
| 4.1.2 基与塘的比例影响因素 |
| 4.1.3 水患和经济影响下的基塘比 |
| 4.1.4 基塘农业的地景及形态推测 |
| 4.2 基于水网络的明清墟市发展与层级建立 |
| 4.2.1 水利经济发展与墟市兴盛 |
| 4.2.2 墟市建设及其空间分布特征 |
| 4.2.3 墟市的变迁与层级分化 |
| 4.2.4 墟市的基本形态特征 |
| 4.3 桑园围典型墟市形态分析 |
| 4.3.1 九江大墟、官山墟为代表的中心墟市 |
| 4.3.2 民乐墟、太平墟为代表中间层级墟市形态 |
| 4.3.3 闸边墟、大同墟为代表的基层墟市形态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桑园围水系统与村落演变 |
| 5.1 高低有别——桑园围聚落选址与建设 |
| 5.1.1 水患影响下的村落选址(高地村落)岗地村松塘 |
| 5.1.2 水利促进下的村落建设(低地村落)河涌村烟桥 |
| 5.2 先后有序——桑园围聚落空间演变 |
| 5.2.1 以水为邻多姓村的中心村：简村(联合、祭祀) |
| 5.2.2 以水为界单姓村的周边村：村头(联姻、分支) |
| 5.3 以水为核心的民间信仰和祭祀空间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语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1.1 乡村适洪治水体系的代表 |
| 6.1.2 传统自治社会的典型空间 |
| 6.1.3 经济农业形态的特例 |
| 6.1.4 治水决定村落格局发展 |
| 6.2 论文创新点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一、地方志及志书 |
| 二、专着 |
| 三、论文集及论文 |
| 四、学位论文 |
| 五、家谱、村史 |
| 六、其他 |
| 附录一 桑园围各堡基围 |
| 附录二 桑园围大事记 |
| 附录三 桑园围起科筑围统计表 |
| 附录四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答辩委员会对论文的评定意见 |
（8）景观生产与景观叙事 ——以“白蛇传”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传说景观生产研究 |
| 二、传说景观叙事研究 |
| 三、“白蛇传”相关研究 |
| 第三节 景观与传说 |
| 一、景观与文化景观 |
| 二、景观与传说的关系 |
| 第四节 研究理论与方法 |
| 一、运用的主要理论 |
| 二、研究的主要方法 |
| 第一章 传说景观生产的内在机制 |
| 第一节 景观：看得见的传说 |
| 一、走向视觉文化：从“听”到“看” |
| 二、景观的传播特质：从“不在场”回归“在场” |
| 第二节 景观生产：传说与景观的循环生产 |
| 一、传说景观生产的概念界定 |
| 二、传说景观生产主体的多重性 |
| 三、传说景观生产的类型 |
| 第三节 景观叙事：景观作为文本 |
| 一、景观文本的叙事性特征 |
| 二、视觉观赏主导下的景观叙事体系 |
| 三、传说景观叙事的基本功能 |
| 第四节 “白蛇传”传说：景观群及其核心景观 |
| 一、“白蛇传”景观群 |
| 二、“白蛇传”核心景观群及景观地 |
| 第二章 信仰淡化下的杭州西湖“白蛇传”景观生产 |
| 第一节 景观形成：元代之前的西湖题名景观生产 |
| 一、“西湖”得名：从自然景观走向文化景观 |
| 二、“西湖十景”：南宋西湖题名景观的符号生产 |
| 第二节 景观移位：“白蛇传”三塔景观生产的信仰变迁 |
| 一、三塔景观的符号生产：从“禁止标识”到“塔镇潭妖” |
| 二、三塔景观被毁的叙事演化：从“三怪”到“两怪” |
| 三、景观生产主体的信仰变迁：从道教到佛教 |
| 第三节 景观重建：“白蛇传”雷峰塔景观生产的主题演化 |
| 一、雷峰塔的佛教景观生产：从“佛舍利塔”到“镇妖圣塔” |
| 二、雷峰新塔的旅游景观生产：从“佛塔”到“白蛇传塔” |
| 三、政府主导下的景观重建：文化旅游压倒宗教信仰 |
| 第四节 景观话语：“白蛇传”断桥景观生产的爱情符号建构 |
| 一、断桥爱情景观符号的初步建构：《西湖竹枝词》 |
| 二、断桥爱情景观的强化与定型：“白蛇传”传说 |
| 三、断桥爱情景观的仪式生产：“断桥求婚” |
| 小结：走向爱情的景观重建 |
| 第三章 经济与信仰博弈中的镇江金山湖“白蛇传”景观生产 |
| 第一节 仪式与话语：金山寺“高僧降蛇”文化的景观符号生产 |
| 一、水陆法会：仪式行为叙事对降蛇文化的初构 |
| 二、僧蛇斗法：语言叙事对降蛇文化的强化 |
| 第二节 命名与改造：多重主体合力的法海洞景观生产 |
| 一、法海形象变迁：从“高僧”到“恶魔” |
| 二、景观命名：从“裴公洞”到“法海洞”的景观生产 |
| 三、重构高僧形象的景观生产：多重生产主体的合谋 |
| 第三节 移植与游离：经济与信仰矛盾纠葛的白龙洞景观生产 |
| 一、景观移植：从“紫露洞”到“白龙洞” |
| 二、暗示与游离：佛教信仰与旅游经济冲突下的白龙洞景观生产 |
| 第四节 情境与表演：政府主导的白娘子爱情文化园景观生产 |
| 一、水漫金山：白娘子爱情文化园的文化基因 |
| 二、情境型景观生产：主题公园的景观图谱 |
| 三、节事与表演型景观生产：从主题灯盏到白蛇传水景秀 |
| 小结：走向体系化的景观新建 |
| 第四章 佛教信仰强化下的峨眉山“白蛇传”景观生产 |
| 第一节 符号生产：峨眉山佛教景观文化的历史建构 |
| 一、峨眉山道教景观的符号生产：从“道家仙山”到“道教名山” |
| 二、峨眉山佛教景观的符号生产：从道教到佛教 |
| 第二节 景观迁移：佛教信仰主导下的峨眉山白龙洞景观生产 |
| 一、景观命名：从“连环洞”到“白龙洞” |
| 二、景观迁移：从“白龙洞”到“白龙寺” |
| 三、信仰主导：白龙洞景观生产的淡化 |
| 小结：走向淡忘的景观改造 |
| 第五章 “白蛇传”当代景观生产的特征 |
| 第一节 从西湖走向江南：“白蛇传”景观及其生产的江南化 |
| 一、从西湖景观到江南景观：“白蛇传”的地域拓展 |
| 二、江南化：“白蛇传”景观生产的文化特征 |
| 第二节 从神圣走向世俗：“白蛇传”景观及其当代生产的世俗化 |
| 一、信仰景观：“白蛇传”的信仰主题及其信仰景观群 |
| 二、爱情生产：“白蛇传”当代景观生产的家庭伦理主题 |
| 第三节 从文化走向市场：“白蛇传”景观及其当代生产的商业化 |
| 一、市场运作：“白蛇传”景观生产的商业化趋势 |
| 二、积极传承：对景观生产商业化趋势的认识与引导 |
| 结语 |
| 附录 |
| 一、“白蛇传”核心景观图片选录 |
| (一) 杭州西湖主要传说景观 |
| (二) 镇江金山湖主要传说景观 |
| (三) 峨眉山主要传说景观 |
| 二、“白蛇传”核心景观口传文本选录 |
| 吕洞宾卖汤团(断桥结前缘) |
| 峨眉修仙(节选) |
| 保和堂 |
| 法海洞和白龙洞(镇江金山) |
| 许仕林祭塔二则(雷峰塔) |
| 参考文献 |
| 外文类举要 |
| 着作类举要 |
| 论文类举要 |
| 学位论文举要 |
| 博士论文 |
| 硕士论文 |
| 地方文献、笔记杂着举要 |
| 传说文献、异文举要 |
| 读博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一、专着 |
| 二、论文 |
| 三、主持、参与的项目 |
| 四、所获奖项 |
| 后记 |
（9）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一、个体经验：关于民族教育的体验与认知 |
| 二、理论反思：关于民族团结教育现象的疑惑 |
| 三、实践困惑：关于民族团结教育可能性的思考 |
| 第二节 意义阐释 |
| 一、正本清源：理解民族团结教育的本质和规律 |
| 二、知中谋道：探求民族团结教育的困境和出路 |
| 三、理想建构：追寻民族关系与社会秩序的和谐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多学科视野下的民族团结教育理论研究 |
| 二、中观分析框架中的民族团结教育综合研究 |
| 三、与民族团结教育紧密相关领域的研究 |
| 四、外国民族团结与教育策略研究 |
| 五、分析与评价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一、方法论选择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理论支点：民族团结教育的多学科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民族认同论：各民族情感共通的纽带与基础 |
| 一、民族认同的基本观点 |
| 二、民族认同的结构 |
| 三、民族认同与民族团结教育 |
| 第二节 一体多元：多元文化教育的必要选择 |
| 一、费孝通先生及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
| 二、中华民族凝聚力学与民族团结教育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民族平等团结教育观 |
| 一、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团结观 |
| 二、领导集体的民族平等团结思想 |
|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团结观与民族团结教育 |
| 第四节 象征人类学：文化符号、意义象征与公共生活教育建构 |
| 一、民族团结教育中的文化与象征意味 |
| 二、象征人类学中的民族团结理念 |
| 三、象征人类学对民族团结教育的启迪 |
| 第五节 社会团结：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不同价值论 |
| 一、涂尔干与社会团结 |
| 二、各民族有机与机械团结教育 |
| 小结 |
| 第三章 认知自己：民族团结教育的内涵与生成逻辑 |
| 第一节 民族团结教育的内涵 |
| 一、民族、团结与民族团结 |
| 二、民族团结教育的内涵 |
| 第二节 民族团结教育的生成逻辑 |
| 一、民族团结教育缘何生成：正当性解析 |
| 二、民族团结教育何以生成：可能性分析 |
| 第三节 民族团结教育生成的意义：价值阐释 |
| 一、工具论 |
| 二、价值论 |
| 小结 |
| 第四章 历史之维：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的样态 |
| 第一节 民族团结教育实践的价值理念 |
| 一、主体民族文化中的民族团结教育理念 |
| 二、少数民族文化中的民族团结教育理念 |
| 第二节 民族团结教育实践的过程 |
| 一、萌生阶段(1840—1949年)：民族团结教育的萌发 |
| 二、伴生阶段(1949—1978年)：民族团结教育的专门化 |
| 三、独立阶段(1978—至今)：民族团结教育的系统化 |
| 第三节 民族团结教育实践的特点 |
| 一、目标阐释 |
| 二、主体范畴 |
| 三、实践方式 |
| 四、政策保障 |
| 小结 |
| 第五章 实地调查：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民族团结模范场域中广西民族团结实践 |
| 一、广西民族结构 |
| 二、广西各民族关系 |
| 第二节 学校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的调查分析 |
| 一、调查设计 |
| 二、主位研究：学生访谈与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 |
| 三、主位研究：教师访谈与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 |
| 第三节 广西学校民族团结教育实践的经验 |
| 一、制度建设：逐步完善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政策 |
| 二、课程建设：建构地方与学校民族团结教育课程体系 |
| 三、文化建设：以民族文化为载体推动民族认同教育 |
| 四、师资建设：通过培训基地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 |
| 小结 |
| 第六章 他者之镜：外国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的比照 |
| 第一节 以色列吉瓦特·哈维瓦(Givat Haviva)项目的实践模式 |
| 一、以色列的民族结构及民族关系 |
| 二、吉瓦特·哈维瓦的身份与使命 |
| 三、吉瓦特·哈维瓦的策略与方法 |
| 四、吉瓦特·哈维瓦的具体教育计划 |
| 第二节 马来西亚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 |
| 一、马来西亚民族文化状况 |
| 二、马来西亚民族团结教育过程 |
| 三、马来西亚民族团结教育实践的效果 |
| 第三节 美国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 |
| 一、同化主义主导的文化同化教育策略 |
| 二、语言霸权主义主导下的语言剥夺教育策略 |
| 三、隔离但平等观念主导下的隔离教育模式 |
| 四、文化多元主义主导下的多元文化教育模式 |
| 第四节 中外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特点的比较 |
| 一、我国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状况 |
| 二、中外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的比较 |
| 小结 |
| 第七章 路在何方：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运行中的困境 |
| 第一节 民族团结教育的理念困惑 |
| 一、理念的政治化、单一化与多元化的冲突 |
| 二、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教育理念的悖论 |
| 三、后现代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潮的冲击 |
| 四、非传统安全威胁带来新的挑战 |
| 五、流动人口的增长与城镇化带来的挑战 |
| 第二节 民族团结教育主体的困惑 |
| 一、民族团结教育的主导者与教育者 |
| 二、民族团结教育的受教育者 |
| 第三节 民族团结教育过程的困惑 |
| 一、“领导重视”与“学校行动”的逻辑 |
| 二、政策执行的低效度 |
| 三、实施目标标准化与操作化的两难 |
| 第四节 民族团结教育方式的窘境 |
| 一、课程的必要性：专门化还是学科渗透 |
| 二、课程的有效性：设想与实际之间的距离 |
| 第五节 民族团结教育质量的疑虑 |
| 一、“原本就很团结”与民族团结教育的必要性 |
| 二、“摸着石头过河的艰难” |
| 三、评价体系的缺失 |
| 小结 |
| 第八章 迷途之标：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的臻善与重构 |
| 第一节 学校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的臻善 |
| 一、民族团结教育理念的丰富与主体认识纠偏 |
| 二、民族团结教育过程与方式的选择 |
| 三、民族团结教育实践过程中的方法选择 |
| 四、民族团结教育质量与评价的设想 |
| 五、拓展民族团结教育研究空间 |
| 第二节 四种典型的学校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 |
| 一、以课程为主渠的认知式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 |
| 二、以文化为载体的浸没式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 |
| 三、以活动为规训的体验式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 |
| 四、以情感沟通为桥梁的感化式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 |
| 小结 |
| 第九章 反思之思：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的理想类型 |
| 第一节 民族团结教育的三种类型 |
| 一、权力支配型民族团结教育 |
| 二、理性支配型民族团结教育 |
| 三、文化支配型民族团结教育 |
| 四、三种民族团结教育类型的比较 |
| 第二节 学校民族团结教育的理想建构与人类学反思 |
| 一、想象之于民族共同体和谐的人类学阐释 |
| 二、教育场域中共享的文化符号系统之于民族共同体的和谐 |
| 三、文化符号的想象与教育选择之于和谐的民族共同体建构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秦始皇至汉武帝时代对“天下”观念的视觉艺术形塑（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论题的确立 |
| 第一节 论文选题意义的理论思考 |
| 第二节 学术史：该论题研究的若干路径 |
| 第三节 材料选取与研究视角 |
| 第四节 本论文的结构 |
| 第一章 秦始皇时代对“天下”空间的视觉建构与观念表达 |
| 第一节 序幕：东周晚期至秦汉之际的“中心威仪”观及其视觉展现 |
| 第二节 都城之内：秦始皇时代的都城建构与“中心”观呈现 |
| 第三节 都城之外：秦始皇时代对帝国的整体控驭与视觉空间建构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始皇陵陪葬坑对“宅院”与“天下”的模拟与呈现 |
| 第一节 东周晚期以来君主陵墓对地下“宅院”的视觉表现 |
| 第二节 始皇陵陪葬坑对地下宫殿世界的塑造与保护 |
| 第三节 埋藏在皇陵中的地理“景观”：以对K0007陪葬坑图像的解读为中心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汉初至武帝时代对“天下”的视觉呈现：以武帝对上林苑的营造作为中心 |
| 第一节 西汉初期的宫廷对“天下”观的认知与视觉表现 |
| 第二节 汉武帝时代营造上林苑的动机与观念来源 |
| 第三节 昆明池、太液池的开凿与“天下一家”、“普天之下”观念呈现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秦皇汉武时代的中央、地方与边域：“天下”观在视觉建构中的交融与对抗 |
| 第一节 八主、太一祭祀活动中的天地、四方与皇权建构 |
| 第二节 南越王墓、宫苑遗址出土遗存显现对中土文化之传承和对“天下”的觊觎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余论：“天下”观在秦皇汉武时代视觉形式上的呈现特征及其影响 |
| 结语 对全文主题的回顾与深思 |
| 附录1、2：汉景帝阳陵封土东侧及东南侧南区从葬坑出土“视觉”、文字材料整理 |
| 参考文献 |
| 后记(致谢) |
四、2000年的邮市走向何方（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中的政府协作机制研究[D]. 吴圣.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1(01)
- [2]警察执法中法律规范适用的制度逻辑[D]. 刘冰捷.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5)
- [3]“新中医”与近代中医知识体系的转型 ——以“海上名医”秦伯来为中心[D]. 崔良晓.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
- [4]清儒丁晏年谱[D]. 曹天晓. 南京师范大学, 2018(02)
- [5]空间视域下城市广电媒体发展研究 ——以长三角城市台为例[D]. 阎安.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 [6]苏轼行踪考[D]. 李常生.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1)
- [7]珠江三角洲水乡聚落桑园围研究[D]. 张智敏. 华南理工大学, 2016(06)
- [8]景观生产与景观叙事 ——以“白蛇传”为中心[D]. 余红艳. 华东师范大学, 2015(07)
- [9]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研究[D]. 刘子云. 中央民族大学, 2015(01)
- [10]秦始皇至汉武帝时代对“天下”观念的视觉艺术形塑[D]. 刘晓达. 中央美术学院, 201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