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大事记(2002.11.16～12.15)（论文文献综述）
蒋天艺[1]（2021）在《石普研究》文中指出石普是北宋前中期武将,其主要活动时间为太宗朝中后期至真宗朝中后期。石普出身卑微,其祖父仅为后周铁骑军使,父亲石通为不着史册的太宗潜邸旧僚。石普少年时即跟随父亲成为太宗潜邸旧僚,并以谨信见亲,太宗即位后补内职入仕。石普大器晚成,入仕后十余年才转型为武将身份,以捕盗贼立首功。之后在太宗的恩宠及自身的努力下迅速擢升,于真宗朝大中祥符年间位至节度使。石普一生战功颇多,对内两入川蜀平叛,对外屡次与辽军作战。宋辽景德之役,王继忠通过石普将书信递交真宗,为澶渊之盟的签订打通了渠道。澶渊之盟之后,军备废弛,武将地位下降,尤其是大中祥符间国家沉浸于天书封祀的氛围,石普逐渐丧失用武之地。大中祥符九年（1016）,石普因屡次上言兵事,并反对天书封祀,被真宗以妄言日食为借口贬黜,从此走向没落,并度过余生。对石普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我们加深对北宋前中期军事形势的认识。另外,石普日食一事背后,暗含着当时的文臣党争,对此进行研究,有利于我们以武将的视角窥探当时的政局及文武关系。
张本萍[2]（2021）在《庞籍研究》文中提出庞籍虽然在仁宗朝官至宰相,但其家世并不显赫。入仕时,其家庭正处于由平民向官宦家庭的过渡阶段,而庞籍科举入仕与仕宦有力地推动了家族的发展,使家族繁荣达到顶峰。此过程中,除庞籍较强的为政能力外,庞籍的交游与姻亲关系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庞籍去世之后,家族逐渐走向衰微,主要是因为家族后继乏人;此外,宋朝后期党争亦不利于其家族的发展。庞籍的政治活动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早年的科举入仕与初入仕途,此阶段是庞籍仕途的奠定期;期间,庞籍的为政能力得到锻炼、为政思想逐渐形成、名声渐显,庞籍的交游与姻亲关系亦对其仕途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第二阶段是庞籍出镇鄜延期间,是其仕途的重要发展期;庞籍不仅因治绩出色与招抚元昊有功顺利进入两府,而且其声望也达到整个仕途的顶峰。第三阶段是庞籍出任两府与罢相之后的政治活动,是庞籍仕途由盛转衰时期;期间,庞籍对当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部分更革,但大多为修补性措施,并未进行彻底性变革,所能达到效果有限;而且庞籍谨守祖宗法制,以致晚年政绩乏善可陈。庞籍政治活动贯穿仁宗一朝,对庞籍政治活动的研究,可以窥探仁宗朝的政治社会状况,对了解仁宗朝具有重要意义。
高世伟[3]（2021）在《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基层治,则天下安。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保障。我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有着独特的政治传统,延续性很强,留下了丰富的治理经验。体味历史文化中蕴含的治理思想,对推进我国治理体系的建设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国家与豫北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具体体现。国家治理首先注重的是治理体系的构建。治理体系具有普遍性,豫北社会具有特殊性,所以,国家治理在豫北社会的实践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双重特征。国家治理的指导方针是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有序。就清代民国时期的国家治理而言,清王朝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大统,首先要解决的是国家认同问题。清王朝继承儒家传统,构建起了“家国一体”的政治认同,建立了以《圣谕广训》为指导思想的社会治理体系,并以“礼法体系”规范人们的行为。清王朝还通过军事和赋役制度来加强皇权,通过建立完善的信息渠道提升治理效能。就豫北地区而言,清王朝还关注民生,治理黄河,引导宗教信仰,治理邪教,以此来巩固以“忠孝”为核心的国家价值观。近代以来,在外力的作用下,国家认同面临挑战,加之西方国家的示范效应,豫北地区开始了向近代国家的艰难转型。国家治理的“滞后性”使清王朝最终走向了灭亡,代之而起的是意识形态混乱的北洋军阀,豫北社会动荡不安。南京国民政府虽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并未涉及到土地改革等民众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实践密不可分。国家非常重视地方官员的铨选,地方政府治理必需要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内,但又要因地制宜处理好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清代豫北县官主要来源于科举制度,民国以后,县官群体中受新式教育及留学归国人员者逐渐增多。豫北县官员负责的事务包括水利工程的修建、仓储与灾荒防治、慈善救助与教民生计。还通过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贯彻国家主导的价值观。县官还负责征收赋税,清初有田赋、丁徭之征,“摊丁入亩”之后,田赋和丁徭合一。豫北县政府存留款主要用于县级各项行政支出。尽管里甲、保甲并不属于正规的官僚体系,但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里甲负责徭役,保甲负责社会治安、教化。豫北官员通过保甲建立了严密的社会治安体系。地方政府不但贯彻国家意志,还承载着来自基层社会的监督反馈。豫北县官不仅教化百姓,而且通过宗族、乡里组织、士绅阶层治理基层社会。神的信仰只是一个载体,这种载体承担着国家意志,豫北汤阴为岳飞故里,崇祀岳飞是为了构建民族团结和民族认同的心理认同,倡导家国一体的忠孝价值观,这种观念在地方官员和地方精英的努力下延伸到基层社会,维护了基层社会的稳定。传教士在豫北的发展经历了由排斥到融合的过程。晚清以来,豫北州县官员的频繁更换预示着原有治理体系的崩溃,豫北地区成为军阀混战的战场。民间社会的地方自治,必须融合国家与地方政府。所以,皇权并不止于州县,而是延伸到州县以下。宗族社会以血缘为纽带,豫北地区人口主要是明清山西移民的结果,宗族组织并不发达。士绅对基层社会的治理包括社会救助、修桥补路等公共事务。乡里组织在基层发挥着完粮纳税、维持治安、清查户口的重要作用。保甲作为地方基层组织,负责乡民的教化、户籍、赋税、力役、缉盗、平讼等事宜。豫北地区河流众多,民间多崇祀水神和金龙四大王信仰,具有典型的实用主义特征。豫北地区民间戏曲、小说等具有娱乐身心,调节情绪,繁荣民族民间艺术,促进商贸,繁荣市场,文化传承,精神依托等作用。晚清以来,豫北社会的自治化倾向越来越强,联庄会、自卫团、会道门林立。民国时期,豫北地区帮派林立,民不聊生,爱国仁人志士深刻揭露旧道德的弊端,马克思主义开始在豫北的传播。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是维持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基层社会治理事关千千万万百姓的切身利益,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和重心。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不仅仅依赖国家层面的设计,民间社会是国家进行审视、改造、批判的对象,清王朝是高度集权的政治社会,帝国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所以说,清代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主导下的官民合治。豫北地区体现的是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的矛盾。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不仅需要精英阶层的思想转变,更需要广大民众的观念转型。
王红鑫[4]（2021）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云南省义务教育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国运兴衰,系于教育”,义务教育是国民教育发展的基石,肩负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社会发展的重任。云南义务教育发轫于20世纪初期,民国成立后,义务教育有了一定的进展。1916年后,由于先后兴起的护国、护法运动,形成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停滞。二六政变后,云南政局逐渐稳定,义务教育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云南仅用10余年时期,义务教育便跃居全国前列,成为边疆地区义务教育发展的重要典范。不论是学生的数量、学校数,还是经费数、教职员数均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云南在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指引下围绕义务教育的建立与发展制定义务教育推行方针,以期大力推进云南义务教育的发展。本研究基于云南义务教育的发展情形,从三个方面对云南义务教育进行研究与分析:第一部分考证云南义务教育的产生与发展,从义务教育产生的背景出发,还原云南义务教育早期的发展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发展原型。第二部分考证云南推行义务教育的措施,具体可分为经费、行政管理以及师资培养三个方面:就经费而言,云南通过教育经费独立和省、中央补助款建立自上而下的三级经费承担机制与三权分立的教育经费监督机制,为义务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行政管理方面,则是建立教育厅、教育局、街村学董的三级教育行政管理体系,推行义务教育,1935年又设置专门义务教育管理机构——省县义务教育委员会以及学区督学（视导员）负责义务教育计划的制定、实施、监督、考察,为义务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行政保障;此外,针对师资不足方面,通过省立师范学校、乡村师范学校、简易师范学校、师资训练所、改良塾师、强化考核等方式培养师资,保障师资的量与质。第三个部分剖析云南义务教育发展的特点与历史作用,从义务教育经费基础、发展不均、多元发展、汉民融合、组织有力等方面,探析义务教育发展在云南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以期为当代义务教育的发展提供参考。
李冰冰[5]（2021）在《《东方杂志》对近代法律思想的传播（1904-1928）》文中指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中国法律危机也日益凸显,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领事裁判权,侵犯中国的司法独立权。西方的法律思想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冲击中国传统法制。国内社会矛盾重重、传统法制无法适应社会发展,中国的有识之士提出了变革法律的主张。《东方杂志》是近代极具影响力的刊物,编辑群体敏锐地认识到中国法制变革的必要性,关注中国法制变革的进程,大量刊载中国近代法律制度,介绍西方的法律思想。刊物创办于近代中西方文化汇聚地上海,先进的知识分子聚集于此,使其具备传播近代法律思想的社会环境。该刊通过内务、中国大事记、法令等栏目,关注中国法制变革,阐述对中国法治思想和宪政思想的构想。通过外国大事记、世界新潮等栏目,宣传西方法律中的宪法、婚姻法、劳动法等法律制度,宣传了西方的宪政思想,引进了西方权威的法学着作。《东方杂志》对法律思想的传播呈现出以下特点。首先,《东方杂志》以救亡图存为目标,这一时期盛行宪政救国论,宪政制度所占比重较大。其次,主编群体秉持自由的立场,对待中西法律态度较为客观。第三,重视宣传法律制度和理论。对近代法律制度介绍幅较多,重视引进先进的法学理论。《东方杂志》发行量大、订阅群体丰富、发行范围遍布国内外,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其自1904年创刊至1928年期间,刊载了大量近代法律文章,拓宽了近代法律思想的影响范围;同时宣传了近代先进的法学着作,有益于推进西方法学书籍的传入;关注中国宪法问题,两次开设研究法律专刊,为讨论近代中国宪法问题提供了空间。应该说《东方杂志》在传播近代法律方面有一定积极贡献,但是作为一个综合类杂志,其对法律思想的传播缺乏系统性与稳定性,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暴占杰[6]（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减贫事业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党中央在全国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历史性地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而这其中,中国共产党对西藏贫困问题的治理实践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原因在于,西藏地处青藏高原,集我国边疆地区、边缘地区以及少数民族落后地区于一体,加之和平解放前长期遭受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蹂躏,导致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就贫困状况而言,西藏贫困人口多且分布广泛,贫困程度深且类型复杂,而且还存在严重的贫困代际传递问题,2011年,西藏被确定为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此外,作为国家战略安全屏障,西藏存在境内分裂势力和境外敌对势力相勾结,威胁国家统一与安全的稳定问题。鉴于此,党中央、国务院将西藏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高度来把舵定向,谋篇布局。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体现了西藏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解决西藏的贫困问题能够为推进西藏持续稳定和长足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综合上述因素,西藏在党和国家扶贫工作大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关系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如期实现。西藏的扶贫工作既在国家总的扶贫战略框架内开展,又有党中央、国务院超常规的特殊扶持政策的推动。长期以来,学术界偏重于在经济学和社会学视角下对西藏反贫困实践进行实证研究,而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纵向宏观考察我们党在西藏扶贫工作中的具体实践较为薄弱。2019年,西藏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2020年,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2021年,又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不管是从学术视角来看,还是从时间节点来讲,研究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实践,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对西藏乃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长足发展意义深远。有鉴于此,本文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基于西藏深度贫困这一现实问题,以问题为导向,以探讨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实践为主线,立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系统分析法、交叉学科研究法等方法。依托包括党和国家以及西藏地方历史文献、着作、期刊、报纸等各类文献资料,并参考相关会议纪要、政策文件、统计年鉴、地方志等材料,历史地、系统地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实践逻辑,进而总结经验,为今后更好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和推动西藏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启示,提出了建议。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分为六章对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展开研究。第一章是绪论。回顾了关于西藏贫困问题与扶贫工作的研究现状,明确研究主题。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能从中把握学术界研究进展,找准研究角度,借鉴前人研究经验,趋避其研究不足之处。这样既可以做到查漏补缺,又可以避免重复研究。通过文献回顾和述评,确立了从中国共产党治理西藏贫困问题实践角度着手研究。第二章是关于西藏贫困问题的相关概述。对西藏贫困问题相关概念、贫困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开展西藏扶贫工作的必要性进行了阐释。从西藏区情出发,结合当地经济、地理、社会、宗教、民族等特点探讨西藏面临的贫困问题。纵向梳理西藏不同阶段的贫困特征,同时横向对比西藏贫困问题与全国其他区域的差异。这既可以有效衔接下文中国共产党西藏贫困治理所做的有针对性工作,也凸显了西藏扶贫工作的复杂性与紧迫性,同时还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何采取超常规特殊优惠政策和措施开展西藏的扶贫工作。第三章是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在理论上系统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反贫困思想,借鉴中国传统反贫困思想和国外有益的反贫困理论,能够为研究中国共产党开展西藏贫困治理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从实践层面看,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对西藏扶持、支援和建设为此后的扶贫工作奠定了实践基础。第四章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该部分主要梳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至党的十八大召开前中国共产党推动西藏扶贫工作的具体实践。以中央和西藏地方扶贫政策和取得的成效为标准,将西藏扶贫工作细化为三个阶段,包括体制改革带动扶贫阶段、扶贫攻坚阶段、扶贫开发深化阶段,分别论述中央政府以及西藏地方党委、政府都出台了哪些政策,如何具体开展工作,有什么特点,取得了哪些成效。第五章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西藏精准扶贫实践。这一章节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思想,具体阐述中央关于西藏的脱贫攻坚政策与西藏精准脱贫具体实践。本章与上一章节是文章的核心部分,这两章将中国共产党关于西藏扶贫工作的演进脉络,历史经验清晰地呈现出来,为总结经验和启示提供研究基础。具体来说,这一章主要探究中国共产党为推进新时代西藏发展和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的战略规划,构建的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以及施策路径,并总结了脱贫攻坚阶段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所取得的工作成效。第六章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经验及启示。本章在梳理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反贫困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出解决西藏贫困问题的经验: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西藏减贫事业的全面领导,凝聚形成推动西藏扶贫开发工作的强大合力,注重推动扶贫标准与减贫方略的与时俱进,强化构建西藏工作座谈会扶贫工作机制。在汲取经验的基础上还应该展望未来,明确今后推动西藏的扶贫工作和发展应建立解决西藏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更加注重激发西藏各族群众的内生动力,在脱贫攻坚基础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优化援藏机制助推西藏实现高质量发展。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人民通过扶贫工作历史性地消除西藏绝对贫困问题,对西藏的发展和稳定意义重大,创造了中国减贫治理的“西藏样本”,是中国共产党解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的光辉典范。探究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实践路径,总结经验和启示,以期对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有所裨益。
王丽娜[7]（2021）在《二十世纪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方式比较研究》文中认为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在中国传播历史较为漫长,近代以来,随着它们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在不断的加深。本文以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大的社会历史环境为背景,以哈尔滨城市发展的时空为经线,以整体的国内外政治环境变迁为纬线,考察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传播方式的流变过程,思考二者传播方式差异的原因,着力揭示20世纪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发展不同趋向的内在因素。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介绍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同时对早期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在中国的传入进行简要的概括和对比。从俄罗斯东正教和基督新教传入我国的背景来看,东正教传入中国无疑与沙俄帝国对周围国家和地区的扩张相关;而基督新教最初的传入实质上也是西方列强向东方扩张的一部分。第二章从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的传入和发展期对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的传入背景差异、传播对象、主体、媒介的运用情况进行对比,并对此时期的教堂兴建情况进行整理。哈尔滨的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在强烈的政治动荡之中传入、因移民的到来而不断的传播、发展。东正教这个侨民宗教一直以维持本民族的宗教信仰作为自己的主要使命,而基督新教在不断的传播自己的福音,他们在传播媒介的选择运用、对象的选择上、主体的呈现差异上都呈现出明显的不同。第三章论述了20世纪下半叶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在衰落后的恢复,及基督新教的逐渐发展。这一时期,哈尔滨所处的复杂的政治环境对二者的传播影响重大,传播主体上,东正教因其政治依附性强,随着政治格局变动,教区归属不断更迭,传播主体原有的优势消失,基督新教主体开始脱离西方差会控制,走向自主、合一,同时外侨的大量外迁,东正教的传播对象流失,基督新教对象却日益增多,致使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在传播媒介的利用方式和程度上出现了反差。文革后,政策开放,二者逐渐恢复,相比于人数较少的东正教团体,基督新教在哈尔滨呈现不断发展的趋势。第四章从东正教和基督新教的神学教义、经典、崇拜对象等内化因素和教阶、教仪、节日等外化因素来分析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传播趋向不同、发展现状不同的内在因素。东正教对教义、仪式、教阶制度所采取的保守性政策,严重影响了东正教的传播。而基督新教以世俗性、普世性着称,教义、仪式、教阶等简洁,神秘性较弱,易于接受理解,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合度更强,有利于其发展。虽然东正教对哈尔滨并未产生较大影响,但这些宗教留下独具特色的宗教建筑,历史积淀下的多元性文化,仍对哈尔滨发展起到了特殊的影响。
徐艳兰[8]（2020）在《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旨从“中原文献之传”这一独特视角,探讨吕祖谦如何重建儒学学统。宋学的问题意识是重建内圣外王之道,而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正是对这一时代问题意识的回应。吕祖谦将传统思想之继承与时代思想之变革结合起来,走了一条以儒学学统为骨骼、以义理、辞章、考据、经济为血脉的儒学复兴之路。这条路既有别于朱熹以天理论为核心的宇宙本体论建构,又迥异于陆王挺立心本体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他以“中道”作为贯穿本体世界与意义世界的方法论,又以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打通内圣与外王的关隘,使得儒学重归内圣外王的格局。此种儒学学统建构方式,对宋元明清儒学尤其是清代儒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透过吕祖谦学术地位的演变,发现宋元明清时期儒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注重学统到道统再复归注重学统的演变历程。虽然朱子以道统论为核心,以《四书》学为经典体系构建的理学得到官方认可,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核心,回归五经,统合孔孟,包举汉唐的学统论建构亦是儒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股暗流。学统与道统相角逐且学统传衍至清代而复兴。其次,吕祖谦的学术体系是围绕着儒学学统而展开的,其所得“中原文献之传”的确切含义是“儒学学统之正”。这既是与金朝争正统的产物,也是吕祖谦对儒学发展的整体性思考的结果。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总纲;斯文重建的辞章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关键;求实考信的考据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基石;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归宿,它们共同构成了吕祖谦学问之整体。义理、辞章、考据、经济四个面向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义理之学代表道统,辞章考据代表文统,经济之学代表治统。吕祖谦以学统去统合道统、文统与治统,既不割裂儒学发展的连续性又注重时代创新性,使得其中原文献之学呈现出与同时代人迥异的面貌。最后,透过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理据重建宋学,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吕祖谦在思想史、学术史以及文化史上的地位。强调内圣与外王是儒学重要的特质,也是儒学区别于道家、佛家的显着特征。修己治人、成己成物,合内外之道的中原文献之学是吕祖谦学术的核心。在理学家转向内在心性修养,忽略外王事功的时代背景下,重建内圣外王之道成为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学术旨趣。吕祖谦在儒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既是宋学建构的参与者,又是婺学开拓者,更是儒学学统建构的完成者。宋代浙东事功学派、明清实学、清代朴学、浙东史学皆深受其影响。总之,中原文献之学展现了吕祖谦博杂思想背后的系统性及其为宋元明清儒学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魏箭箭[9]（2020）在《上海市郊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1951-1956） ——以互助组的兴起与转变为中心》文中指出1951年上海市郊农村完成土地改革之后,市郊农村土地实行了国家土地所有制,加之市郊农村本身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半工半农的社会特征,因此源于传统互助习惯的伴工组和以优待烈、军属为目的的帮工组在此基础之上得以产生。同时,这种在政府主导下的具有伴工优属特色的互助组,由于未能很好的解决组内农民最关心的等价互利问题,使得互助组在后期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困难。记工算账和生产先后矛盾问题的出现使得互助组陷入了困境之中。为了更好的开展互助合作运动挽救困境中的互助组,基层干部与兼业农户针对合作过程中出现的记工评分、先后矛盾等管理问题采取了措施,即所谓的“土地入股”,试图通过提高互助合作组织的等级来解决所面临的矛盾。市郊农村的这种带有自发性质的土地入股,起初由于发展过急速度过快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但是伴随着全国范围内农业合作化运动政策的调整以及后期的恢复,市郊互助合作运动又走上了正轨。土地入股使得市郊互助组的形式发生了转变,市郊由此进入了由组转社的快速发展阶段。但是好景不长,由于老问题的重新出现,互助合作运动又陷入了困境乃至停滞之中。1954年市郊互助组逐步进入到了初级社发展阶段后,市郊互助合作运动正式开始,先后矛盾、记工评分等问题并未完全消失,反而变得愈加棘手,还出现了领导形式上的问题,这些问题成了导致互助合作运动陷入困境乃至停滞的重要原因。经过1955年春季市郊工委暂停合作社的发展决定后,市郊互助合作运动得到了恢复和巩固。由于办社条件的不断成熟,市郊工委决定加大互助合作力度,逐步过渡到高级社,完成市郊农业合作化运动。随着互助合作运动高潮的到来,市郊各区纷纷制定了新的发展规划,市郊互助合作运动得到了全面发展。在1956年1月18日,市郊工委宣布上海市郊正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到来,也意味着市郊互助组的正式退场。
何智玉[10]（2020）在《江西“红舞”史研究（1949-2019年）》文中研究说明红色题材的舞蹈是红色文化的艺术写照,“红舞”是中国舞蹈事业的一个分支。江西“红舞”在江西舞蹈事业中具有浓墨重彩的一笔,是江西特有的艺术文化,映照着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江西“红舞”是苏区时期文艺舞蹈作品延伸发展的一个分支,起源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时期江西出现了优秀的文化艺术,这片红色田野萌生了激昂卓越的文化艺术面貌,并以其特有的姿态闻名于世,形成了标志性的“苏区文化”。江西“红舞”在江西舞蹈艺术史上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江西“红舞”的分量不仅仅来自当下的政治倡导,更来自于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摇篮的这片富有革命色彩的红色土地,以及当前社会人们日益增长的艺术审美需求和精神需求。在弘扬红色文化,传承江西“红舞”的时代背景下,本文探讨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以来江西“红舞”的发展情况,从江西“红舞”的历史嬗变、阶段特点、思想内容三个方面,本文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十年划分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文革时期、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五个阶段,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以来的江西“红舞”分阶段进行分析和总结。首先我们要探索有关江西“红舞”艺术的历史重大事件、关键人物、相关地点、艺术思潮、典型作品等等,其次更重要的是要把江西“红舞”置身于整个社会发展中以及文学艺术的发展变迁中去探寻它的发展动因和历史地位。可以说江西“红舞”就好比一股起于江西赣南地区田野大地的强劲的艺术之风。或者说江西“红舞”云涌凸显于历史天空时,本质却扎根在江西这片红色大地之上,中国革命历史之中。本篇论文仅梳理新中国成立后这七十年的江西“红舞”的历史脉络,关注那些对江西“红舞”史变革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人物和作品,辩证的对艺术成就给予一定观照。
二、经济大事记(2002.11.16～12.15)（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经济大事记(2002.11.16～12.15)（论文提纲范文）
（1）石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分析 |
| (一)石普直接经历的战事研究 |
| (二)与石普相关的大中祥符末期党争或政局的研究 |
| (三)关于宋太宗潜邸亲随和石普相关的人物的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潜邸旧僚:太宗朝石普的活动 |
| 一、石普的家世 |
| 二、潜邸旧僚身份与石普入仕 |
| (一)十岁事晋邸,谨信得见亲 |
| (二)补内职初入仕,过而立建首功 |
| 三、入蜀镇压李顺之乱 |
| (一)“诛斩”李顺擢领遥郡 |
| (二)清剿义军残余 |
| 小结 |
| 第二章 守内御外:真宗咸平年间石普的活动 |
| 一、咸平初年北上御辽 |
| 二、再入蜀地平定王均兵变 |
| (一)王均等人再乱川蜀 |
| (二)成都克复,王均兵败 |
| (三)石普抢夺王均首级 |
| 三、咸平末年石普的军事活动 |
| (一)石普永兴驻军以御党项 |
| (二)石普再徙河北以备辽军 |
| 小结 |
| 第三章 澶渊风云:真宗景德年间石普的活动 |
| 一、景德元年初宋军对河北防御的部署 |
| (一)辽军南侵前石普在河北的活动 |
| (二)辽军南侵,石普顺安拒敌 |
| 二、石普与宋辽澶渊之盟的签订 |
| 三、景德中后期石普的军事活动 |
| 小结 |
| 第四章 蹉跎岁月:真宗朝中后期石普的没落 |
| 一、澶渊之盟后军备废弛与石普上言兵备 |
| 二、石普知许州与大流堰穿渠 |
| 三、石普妄言日食被罢黜,并度过余生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石普年谱 |
| 致谢 |
（2）庞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 第一章 初露锋芒:起于孤寒与深结人主 |
| 第一节 庞籍家世与科举入仕 |
| 第二节 庞籍早年仕宦 |
| 小结 |
| 第二章 声望日隆:出镇鄜延与招抚元昊 |
| 第一节 宋夏战争中庞籍对鄜延路的经略 |
| 一、择将严法以整治边军 |
| 二、构筑堡寨与屯田以强防御 |
| 三、招抚蕃部以求稳定 |
| 第二节 庞籍在宋夏和议中的角色 |
| 小结 |
| 第三章 盛极而衰:骤擢首相与黯然罢相 |
| 第一节 庞籍在两府任上的有为与无为 |
| 一、裁冗官冗兵以节费 |
| 二、两府任内期间所见更革 |
| 三、辅君以仁 |
| 四、力保狄青征侬智高 |
| 第二节 庞籍罢相原因探析 |
| 第三节 庞籍罢相之后的政治活动 |
| 第四节 庞籍的为政思想 |
| 一、俭约以济用 |
| 二、谨守祖宗之法 |
| 三、畏法度,严刑赏 |
| 小结 |
| 第四章 姻连交错:姻亲关系与家族兴衰 |
| 第一节 庞籍家族的姻亲关系 |
| 一、庞籍的姻亲关系 |
| 二、庞籍为其子女构建的姻亲关系 |
| 第二节 家族仕宦不显与衰微 |
| 一、庞籍子孙仕宦情况 |
| 二、庞籍家族衰微原因探析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庞籍世系表 |
| 附录二:庞籍年谱 |
| 致谢 |
（3）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二、学术史梳理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材料 |
| 五、理论方法 |
| 六、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一章 豫北地理与治理关系格局 |
| 第一节 自然地理 |
| 第二节 历史地理 |
| 第三节 经济地理 |
| 第四节 人文地理 |
| 小结 |
| 第二章 协同共治—国家治理视域下的豫北社会治理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认同培育—现实需求与文化建造 |
| 一、王朝统治正统性的构建 |
| 二、《圣谕广训》与清代社会治理思想的构建 |
| 三、祭祀与国家认同的构建 |
| 四、祭祀、表彰与伦理道德思想的构建 |
| 五、国家认同的瓦解与重塑 |
| 第二节 礼法并重—礼法与社会秩序体系的构建 |
| 一、“礼法”结合的社会治理体系 |
| 二、教育教化引导体系的构建 |
| 第三节 剿抚兼施—军事功能与治理体系的构建 |
| 一、威慑镇压的治理策略 |
| 二、军事信息渠道的构建 |
| 第四节 保障民生—公共事务治理体系的构建 |
| 一、税收保障体系的完善与构建 |
| 二、黄河的治理与民生 |
| 三、社会救助及民生 |
| 第五节 信仰引导—宗教信仰的社会治理体系构建 |
| 一、宗教信仰的治理功能 |
| 二、邪教信仰的社会治理 |
| 三、传教士问题治理思想的演变 |
| 小结 |
| 第三章 实践落实—县级政府领导下的豫北基层社会治理 |
| 第一节 牢筑根基—县级组织机构的基本构成 |
| 一、县官的铨选及职能 |
| 二、县级机构的组成及职能 |
| 第二节 建设格局—社会公共事务治理 |
| 一、水利治理实践 |
| 二、仓储制度与灾荒防治 |
| 三、慈善救助与教民生计 |
| 第三节 基层组织—社会治安与赋税征收 |
| 一、保甲制度与权力渗透 |
| 二、赋税征收与民间社会 |
| 第四节 崇德重礼—教化体系与治理实践 |
| 一、学校教化机制 |
| 二、社会教化机制 |
| 第五节 敬天为民—官员祭祀与官民关系 |
| 一、地方官员祭祀 |
| 二、调解纠纷维护社会治安 |
| 三、传教士与豫北社会 |
| 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自治—豫北民间社会中的自治机制 |
| 第一节 自治主体—基层社会的自治效能 |
| 一、士绅权威与基层社会 |
| 二、宗族制度的功能 |
| 三、会首的社会治理作用 |
| 四、乡村乡约自治 |
| 第二节 以农为本—乡村经济的发展 |
| 一、粮食生产与社会稳定 |
| 二、乡村工商业经济的发展 |
| 第三节 文化惯习—民间教化信仰的社会治理功能 |
| 一、社会教化机制 |
| 二、民间信仰活动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云南省义务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回溯真相: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云南义务教育 |
| (二)现实诉求:为当今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提供借鉴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民国义务教育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
| (二)民国时期云南省义务教育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
| 四、核心概念:“义务教育” |
| 五、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云南义务教育发展背景与基础 |
| 第一节 云南义务教育发展历史背景 |
| 一、云南义务教育发展时代背景 |
| 二、云南义务教育发展现实背景 |
| (一)地理环境 |
| (二)政局曲折 |
| (三)经济发展 |
| 第二节 云南义务教育发展基础 |
| 一、现实基础 |
| 二、师资基础 |
| 第二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云南义务教育发展情形 |
| 第一节 云南义务教育发展历程 |
| 一、经费独立,初步发展 |
| 二、多元并举,发展兴盛 |
| 三、局势恶化,由盛转衰 |
| 第二节 云南义务教育实施形式 |
| 一、普通小学 |
| 二、简易小学 |
| 三、短期小学 |
| 四、巡回学校 |
| 第三节 云南边地义务教育发展情形 |
| 一、直面问题,政策保障 |
| 二、针对地域,分地设学 |
| 第四节 云南义务教育发展典型性案例 |
| 一、昆明市义务教育发展情形 |
| 二、普洱县义务教育发展情形 |
| 三、腾冲县义务教育发展情形 |
| 第三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云南义务教育经费筹集与管理 |
| 第一节 经费困境:推动教育经费独立 |
| 第二节 县市不均:建立三级承担经费机制 |
| 一、各县市自筹义教经费 |
| 二、中央及省政府拨款 |
| 第三节 强化监督:完善教育经费运行与监督机制 |
| 一、经费运行制度 |
| 二、经费监督方式 |
| 第四节 丧失独立:义务教育发展受挫 |
| 第四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云南义务教育行政与督导 |
| 第一节 结束混乱:完善义务教育行政管理体系 |
| 一、分级管理:建立三级教育行政管理体系 |
| 二、专职负责:义务教育委员会 |
| 第二节 强化监督:恢复义务教育督学制度 |
| 第五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云南义务教育师资培养与管理 |
| 第一节 发展束缚:师资不足 |
| 第二节 挣脱束缚:培养师资 |
| 一、以师范学区为中心发展省立师范学校 |
| 二、广设县立师范学校 |
| 三、推广短期师资训练所(班) |
| 四、改良塾师 |
| 第三节 考奖并举:加强管理 |
| 一、严格考核教师 |
| 二、改善师资待遇 |
| 第四节 初见成效:摆脱困境 |
| 第六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云南义务教育发展特点、作用与启示 |
| 第一节 义务教育发展特点与经验 |
| 一、经费支撑,阶段分明 |
| 二、筹款差异,发展不均 |
| 三、因地制宜,多元发展 |
| 四、汉民并举,融合共进 |
| 五、完善组织,赏罚分明 |
| 第二节 云南义务教育历史作用 |
| 一、扩大受教育者规模,加快近代化进程 |
| 二、增强公民意识,维系边疆稳定 |
| 三、奠定新中国时期云南义务教育发展的基础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云南义务教育发展启示 |
| 一、贯彻“两条腿走路”方针,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化发展 |
| 二、完善教育管理机制,提高义务教育发展质量 |
| 三、改善师生待遇,实施师资流动政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史料 |
| 专着 |
| 期刊、学位论文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 致谢 |
（5）《东方杂志》对近代法律思想的传播（1904-192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及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2.1 近代法律思想传播的相关研究 |
| 1.2.2 《东方杂志》思想传播的相关研究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研究法 |
| 1.3.2 跨学科研究法 |
| 1.4 概念界定 |
| 1.5 创新点与难点 |
| 1.5.1 创新点 |
| 1.5.2 难点 |
| 第二章 《东方杂志》关注法律思想的背景 |
| 2.1 晚清法律危机 |
| 2.1.1 “领事裁判权” |
| 2.1.2 传统法律的落后 |
| 2.1.3 西法东渐的冲击 |
| 2.2 法律变革思想的兴起 |
| 2.2.1 鸦片战争前后 |
| 2.2.2 洋务运动前后 |
| 2.2.3 戊戌变法时期 |
| 2.3 《东方杂志》刊载法律思想的条件 |
| 2.3.1 相对宽松的报刊环境 |
| 2.3.2 上海具有法律思想传播的社会环境 |
| 2.3.3 《东方杂志》的办刊理念与主编群体 |
| 第三章 《东方杂志》介绍近代中国法制的内容 |
| 3.1 刊载中国法律的主要栏目 |
| 3.1.1 “社说”、“内务”等栏目 |
| 3.1.2 “中国大事记”栏目 |
| 3.1.3 “法令”“广告”等 |
| 3.2 介绍近代中国法律制度 |
| 3.2.1 宪法与行政法 |
| 3.2.2 刑法与民法 |
| 3.2.3 诉讼法与商法 |
| 3.3 宣传近代法律思想 |
| 3.3.1 提倡法治思想 |
| 3.3.2 传播宪政思想 |
| 第四章 《东方杂志》对西方法律思想的宣传 |
| 4.1 介绍西方法律的栏目 |
| 4.1.1 “内务”“教育”“财政” |
| 4.1.2 “广告”栏目 |
| 4.1.3 “外国大事”、“世界新潮”及其他 |
| 4.2 主要介绍的西方法律制度 |
| 4.2.1 宪法 |
| 4.2.2 婚姻法、劳动法等 |
| 4.2.3 其他法律制度 |
| 4.3 主要宣传的西方法律思想 |
| 4.3.1 宪法思想 |
| 4.3.2 其他法律思想 |
| 第五章 《东方杂志》传播法律思想的特点 |
| 5.1 以救亡图存为目标 |
| 5.1.1 宣传法律的“功利性” |
| 5.1.2 宪政制度占比重大 |
| 5.2 自由开放的立场态度 |
| 5.2.1 自由的立场 |
| 5.2.2 对中西法律的开放态度 |
| 5.3 重视宣传法律制度和理论 |
| 5.3.1 法律制度数量庞大 |
| 5.3.2 先进的法学理论 |
| 第六章 《东方杂志》传播近代法律思想的贡献与局限性 |
| 6.1 《东方杂志》传播近代法律思想的贡献 |
| 6.1.1 拓宽了法律思想的影响范围 |
| 6.1.2 介绍了近代先进的法律着作 |
| 6.1.3 为探讨法律问题提供场所 |
| 6.2 《东方杂志》传播近代法律思想的局限性 |
| 6.2.1 法律思想介绍不系统 |
| 6.2.2 法律思想内容相对单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904-1928 年《东方杂志》上刊载的法律文章 |
| 致谢 |
（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重点与难点 |
| 1.4.1 研究重点 |
| 1.4.2 研究难点 |
| 1.5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西藏贫困问题相关概述 |
| 2.1 贫困理论基本释义 |
| 2.1.1 贫困的定义 |
| 2.1.2 贫困的标准 |
| 2.1.3 贫困的分类 |
| 2.1.4 扶贫的内涵 |
| 2.2 西藏贫困问题的基本状况 |
| 2.2.1 贫困人口较多且分布广 |
| 2.2.2 贫困程度深且类型复杂 |
| 2.2.3 贫困代际传递现象严重 |
| 2.3 西藏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源 |
| 2.3.1 严酷的自然生存环境 |
| 2.3.2 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 |
| 2.3.3 落后的基础服务设施 |
| 2.3.4 突出的健康风险问题 |
| 2.3.5 严重的精神文化贫困 |
| 2.4 开展西藏扶贫工作的必要性 |
| 2.4.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
| 2.4.2 筑牢党在西藏执政根基的需要 |
| 2.4.3 实现西藏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关于反贫困理论 |
| 3.1.2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扶贫工作的论述 |
| 3.1.3 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反贫困的思想 |
| 3.1.4 西方学者关于反贫困的理论探索 |
| 3.2 实践基础 |
| 3.2.1 1949-1958 年党在西藏的扶贫实践 |
| 3.2.2 1959-1977 年党在西藏的扶贫实践 |
| 第4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 |
| 4.1 体制改革带动扶贫阶段(1978-1993) |
| 4.1.1 出台西藏农牧民休养生息的政策 |
| 4.1.2 改革制约农牧区发展的经济体制 |
| 4.1.3 初步开启西藏扶贫开发的新模式 |
| 4.1.4 体制改革阶段西藏扶贫成效总结 |
| 4.2 扶贫攻坚阶段(1994-2000) |
| 4.2.1 西藏扶贫攻坚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
| 4.2.2 新的特殊优惠政策的出台与落实 |
| 4.2.3 扶贫攻坚阶段西藏脱贫工作成效 |
| 4.3 扶贫深化阶段(2001-2011) |
| 4.3.1 探索适宜西藏扶贫开发的新路子 |
| 4.3.2 明确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目标 |
| 4.3.3 夯实西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 |
| 4.3.4 扶贫开发政策落地与基本成效总结 |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西藏精准扶贫实践 |
| 5.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动西藏发展的战略抉择 |
| 5.1.1 规划新时代富民兴藏路线 |
| 5.1.2 加快推进西藏高质量发展 |
| 5.2 构建西藏精准扶贫的实施机制 |
| 5.2.1 西藏精准扶贫的瞄准机制 |
| 5.2.2 西藏精准扶贫的政策机制 |
| 5.2.3 西藏精准扶贫的责任机制 |
| 5.2.4 西藏精准扶贫的投入机制 |
| 5.2.5 西藏精准扶贫的退出机制 |
| 5.2.6 西藏精准扶贫的监督考核机制 |
| 5.3 明确西藏精准扶贫的施策路径 |
| 5.3.1 特色产业开发:撬动农牧民脱贫致富的杠杆 |
| 5.3.2 易地扶贫搬迁:打破恶劣生存环境的束缚 |
| 5.3.3 生态保护扶贫:破解“富饶的贫困”陷阱 |
| 5.3.4 大力发展教育:阻断西藏贫困的代际传递 |
| 5.3.5 社会保障兜底:兜住西藏脱贫攻坚的底线 |
| 5.4 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阶段工作成效 |
| 5.4.1 第六次座谈会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长足发展 |
| 5.4.2 “三不愁三有三保障”脱贫目标基本实现 |
| 5.4.3 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创新与发展 |
| 第6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经验及启示 |
| 6.1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历史经验 |
| 6.1.1 始终坚持党对西藏减贫事业的全面领导 |
| 6.1.2 凝聚形成推动西藏扶贫开发的强大合力 |
| 6.1.3 注重推动扶贫标准与减贫方略持续革新 |
| 6.1.4 强化构建西藏工作座谈会扶贫工作机制 |
| 6.2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对西藏未来减贫与发展的启示 |
| 6.2.1 建立解决西藏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 |
| 6.2.2 更加注重激发西藏各族群众的内生动力 |
| 6.2.3 在脱贫攻坚基础之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
| 6.2.4 优化援藏机制助推西藏实现高质量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后记 |
（7）二十世纪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方式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概述 |
| 二、选题目的与意义 |
| 三、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四、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研究问题与展望 |
| 第一章 20世纪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 |
| 第一节 俄罗斯东正教在中国早期的传教活动 |
| 一、俄罗斯东正教在中国的萌芽及俄罗斯北京传教士团的发展 |
| 二、俄罗斯东正教的传播向北京以外的地区延展 |
| 第二节 基督新教在中国早期的传教活动 |
| 一、鸦片战争前基督新教的微弱渗透 |
| 二、鸦片战争后基督新教的大规模传入 |
| 三、基督新教传入东北 |
| 第三节 不平等条约与中东铁路的修筑活动 |
| 一、传教者的护身符—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
| 二、信徒的顺风车——中东铁路的修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的传入与发展 |
| 第一节 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的传入与初步发展(1898——1917) |
| 一、东正教与基督新教在哈尔滨传入背景之异同 |
| 二、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初传时期传播方式之比较(1989-1917) |
| 第二节 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的发展(1918——1930) |
| 一、发展时期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对象的对比 |
| 二、发展时期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主体的对比 |
| 三、发展时期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媒介的对比 |
| 四、信仰发展导致的教堂林立 |
| 第三节: 日伪统治时期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的短暂发展(1931—1945) |
| 一、日伪统治时期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主体的对比 |
| 二、日伪统治时期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教对象的对比 |
| 三、日伪统治时期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媒介的对比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20世纪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衰落与恢复 |
| 第一节 侨民外迁时期的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的衰落(1946—1954) |
| 一、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对象的变化 |
| 二、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主体的对比 |
| 第二节: 教会自主合一化之后的曲折行进(1955——2000) |
| 一、东正教哈尔滨教区的自主与基督新教教会的合一(1955-1965) |
|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宗教的停滞(1966-1976) |
| 三、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信仰的恢复(1977-2000)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方式差异的内在原因 |
| 第一节 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的经典教义的内在差异与外在表象 |
| 一、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经典的差异 |
| 二、基督新教和东正教教义的差异及在哈尔滨传播中的呈现 |
| 三、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崇拜对象差异及在哈尔滨实际传播中的体现 |
| 第二节 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的教阶制度的差异与外部呈现 |
| 一、基督教教阶制度的产生及东正教和基督新教教阶制度的差异 |
| 二、东正教和基督新教教阶制度差异在哈尔滨传播中的体现 |
| 第三节 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的圣礼的差异与传播呈现 |
| 一、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圣礼的差异 |
| 二、东正教与基督新教圣礼的差异在哈尔滨传播中的体现 |
| 第四节 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的节日差异与实际呈现 |
| 一、东正教与基督新教节日的差异 |
| 二、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圣诞节的简要对比与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8）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理论背景 |
| 1.1.2 现实背景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吕祖谦思想总体研究 |
| 1.2.2 吕祖谦义理之学的研究 |
| 1.2.3 吕祖谦辞章之学的研究 |
| 1.2.4 吕祖谦考据之学的研究 |
| 1.2.5 吕祖谦经济之学的研究 |
| 1.3 研究的意义 |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5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6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中原文献之传”与吕祖谦儒学学统建构 |
| 2.1 “中原文献之传”的内涵考辨 |
| 2.1.1 南宋时人之认同:“中原文献之传”乃儒学之正统 |
| 2.1.2 宋元朱熹后学之新诠:“中原文献之传”为伊洛渊源之道学 |
| 2.1.3 明清学者之复归:“中原文献之传”即图书资料之学 |
| 2.1.4 现当代学者的多维视域:“中原文献之传”古今内涵之融合 |
| 2.2 儒学学统及其四个面向的学理依据 |
| 2.3 学统与道统的角逐:吕祖谦学术地位演变的内在理路 |
| 2.3.1 “升—降—升”:吕祖谦学术地位之演变 |
| 2.3.2 吕祖谦学术地位演变的内在理路探析 |
| 2.4 中原文献之传的传承脉络考 |
| 2.4.1 高平、庐陵、鄞江、西湖五传 |
| 2.4.2 安定、泰山、濂溪、焦氏、荆公、横渠、百源、清敏四传 |
| 2.4.3 涑水、二程、荥阳、了翁、廌山、和靖三传 |
| 2.4.4 二传元城、龟山、谯氏、武夷、横浦之学 |
| 2.4.5 一传白水、玉山、三山、芮氏之学 |
| 2.4.6 兼传三苏、王苹、胡宏之学 |
| 2.5 从“中原文献之传”到中原文献之学 |
| 2.5.1 义理之学的传承 |
| 2.5.2 辞章之学的承传 |
| 2.5.3 考据之学的的承袭 |
| 2.5.4 经济之学的承继 |
| 2.6 中道:吕祖谦构建儒学学统的方法论 |
| 2.6.1 中庸之道的常道特征 |
| 2.6.2 “文明以健,中正而应”——中庸之道的方法论意义 |
| 第3章 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 |
| 3.1 义理之学的来源 |
| 3.2 义理之学的总体架构 |
| 3.2.1 无极而太极:道作为一个结构整体 |
| 3.2.2 相倚又相成:整全之道的展开方式 |
| 3.2.3 分立而不分离:道之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 |
| 3.3 理气论:理气合一 |
| 3.4 心性论:心与天一、心与理一、心性合一 |
| 3.5 工夫论:工夫须从心上做 |
| 3.6 道器不离:理——心——气作为一个结构整体 |
| 3.6.1 理事一致 |
| 3.6.2 理礼合一 |
| 3.6.3 心史合一 |
| 第4章 斯文重建的辞章之学 |
| 4.1 求道于经,以经为文:吕祖谦文道合一的思想 |
| 4.1.1 重道轻文的时代背景 |
| 4.1.2 以学统统合文道 |
| 4.2 “巧”在文道并进的文章工夫——吕祖谦斯文重建的旨趣 |
| 4.2.1 “东莱之弊尽在于巧” |
| 4.2.2 巧之所指:文章工夫 |
| 4.2.3 “巧”之旨归:重建斯文 |
| 第5章 求实考信的考据之学 |
| 5.1 语言文字学 |
| 5.1.1 承汉儒之旧的音韵学 |
| 5.1.2 守旧与创新并举的训诂学 |
| 5.2 古籍编纂与史学考订 |
| 5.2.1 吕祖谦对《古周易》的复原及其意义 |
| 5.2.2 吕祖谦对《程氏易传》的整理与刊刻 |
| 5.2.3 史学考订 |
| 第6章 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 |
| 6.1 吕祖谦之政治思想与实践 |
| 6.1.1 政治伦理思想 |
| 6.1.2 政治生态思想 |
| 6.1.3 德法并行:政治制度思想 |
| 6.1.4 政治实践 |
| 6.2 经济思想与实践 |
| 6.2.1 寓兵于农,提高土地生产力 |
| 6.2.2 取民有制,宽省民力 |
| 6.2.3 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 |
| 6.2.4 农商并重、工商各有其分 |
| 6.2.5 经济实践 |
| 6.3 教育理念与实践 |
| 6.3.1 学以成圣的人格教育目标 |
| 6.3.2 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
| 6.3.3 讲实理、育实材、求实用的教育方针 |
| 6.3.4 教育实践 |
| 6.4 推势阐理之经世史学 |
| 6.4.1 吕祖谦的史学渊源 |
| 6.4.2 经史一体的史学观 |
| 6.4.3 读史之法 |
| 6.4.4 推势阐理,以史经世 |
| 6.4.5 以“礼”为核心的史学特色 |
| 第7章 中原文献之学的旨趣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
| 7.1 重建内圣外王之道: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学术旨趣 |
| 7.1.1 通世务、实践履的经学主旨 |
| 7.1.2 文贵有用、文以宣言文学功用观 |
| 7.1.3 通古今之变,用于当世的治史目的 |
| 7.2 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对后世的影响 |
| 7.2.1 对浙东事功学派的影响 |
| 7.2.2 对明清实学思潮的影响 |
| 7.2.3 对清代朴学的影响 |
| 7.2.4 对浙东史学的影响 |
| 7.3 博杂抑或博洽?——吕祖谦学术的再评价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9）上海市郊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1951-1956） ——以互助组的兴起与转变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学术回顾与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框架与主要内容 |
| 第三节 研究地点与材料使用 |
| 第二章 从“伴工互助”到“土地入股”:互助组的兴起与转变 |
| 第一节 “伴工优属”:市郊互助组的兴起 |
| 第二节 “先后矛盾”:互助组的管理之困 |
| 第三节 “土地入股”:互助组的恢复与转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从“恢复整理”到“走向高潮”:互助组的恢复与退场 |
| 第一节 “恢复整理”:走向社会主义的互助组 |
| 第二节 “宿疾难除”:互助合作的困境与停滞 |
| 第三节 “走向高潮”:合作社与互助组的退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江西“红舞”史研究（1949-2019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1.1 江西“红舞”是江西红色文艺、江西红色文化家族的的重要成员 |
| 1.1.2 在江西舞蹈史研究中,江西“红舞”史体系性研究较为薄弱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推进江西“红舞”史研究,并弥补江西“红舞”史研究的不足 |
| 1.2.2 拓宽“红舞”史研究的学术新视角 |
| 1.2.3 为“红舞”创作提供新方向 |
| 1.3 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3.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2 研究现状评析 |
| 1.4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江西“红舞”(1949--1966年)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江西舞蹈发展概述 |
| 2.1.1 满目疮痍的江西舞蹈事业 |
| 2.1.2 敲开江西文艺大门的一五六师宣传队 |
| 2.1.3 一九四九年江西的三支文艺力量 |
| 2.1.4 八一革命大学的成立是江西文艺事业发展的重要分水岭 |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江西文艺的时代特征 |
| 2.2.1 艺术科目发展不平衡,舞蹈事业发展滞后 |
| 2.2.2 江西“红舞”发展的地区性不平衡 |
| 2.3 逐步专业化的江西“红舞” |
| 2.3.1 舞蹈教育专业化起步 |
| 2.3.2 专业演出团体的建立 |
| 2.4 江西“红舞”的基本特征 |
| 2.4.1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江西“红舞”是苏区时期舞蹈的延伸 |
| 2.4.2 舞蹈演员及舞蹈作品专业度不够 |
| 2.4.3 作品题材的阶段性固化 |
| 2.5 早期阻碍与推动江西舞蹈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 |
| 2.5.1 江西省舞蹈家协会筹建较晚体现着江西舞蹈事业发展的滞后性 |
| 2.5.2 土地改革下的江西“红舞”题材阶段性固化 |
| 2.5.3 江西省文艺学校和江西省歌舞团的创立 |
| 2.5.4 “大跃进”下的江西“红舞”的辩证思考 |
| 2.6 早期经典作品分析 |
| 2.6.1 歌剧《血泪仇》 |
| 2.6.2 采茶戏《志愿军的未婚妻》 |
| 2.6.3 舞剧《红井》 |
| 2.7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文革时期的江西“红舞”(1966-1976年) |
| 3.1 文革时期江西舞蹈发展概述 |
| 3.1.1 专业演出团队的解散与建立 |
| 3.1.2 专业舞蹈教育的打击 |
| 3.2 文革时期江西“红舞”风云 |
| 3.2.1 江西“红舞”创作表演能力下降 |
| 3.2.2 江西“红舞”创作能力无法满足人民精神文明需求 |
| 3.3 革命样板戏的空前普及遏制了江西“红舞”多元化发展 |
| 3.3.1 《红色娘子军》的命运 |
| 3.3.2 《白毛女》的十年遭遇 |
| 3.4 江西“红舞”的时代特征 |
| 3.4.1 “红舞”受众阶级性断层 |
| 3.4.2 风格题材单一化 |
| 3.4.3 “阶级斗争”统领“红舞”创作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新时期的江西“红舞”(1977-1999年) |
| 4.1 新时期江西“红舞”发展概述 |
| 4.1.1 走向繁荣的江西“红舞” |
| 4.1.2 现代舞思潮下江西“红舞”创作手法的创新 |
| 4.1.3 江西“红舞”创作题材紧跟时代步伐 |
| 4.2 江西“红舞”的解冻与复苏(1976-1977年) |
| 4.2.1 江西“红舞”经典复兴 |
| 4.2.2 创作意识的苏醒和创作能力的恢复 |
| 4.3 江西“红舞”的发展与繁荣(1978-2000年) |
| 4.3.1 江西“红舞”在教育行业的多元化发展 |
| 4.3.2 各大比赛的参与及筹建推动了江西“红舞”大力发展 |
| 4.3.3 江西“红舞”市场化的萌芽 |
| 4.4 江西“红舞”的时代特征 |
| 4.4.1 江西“红舞”专业性显着提高 |
| 4.4.2 江西“红舞”创作审美的提高 |
| 4.5 “红舞”作品分析 |
| 4.5.1 《圈圈、框框、橡皮筋》 |
| 4.5.2 《弓弦声声》 |
| 4.5.3 《路》 |
| 4.5.4 《长长的红背带》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新世纪的江西“红舞”(2000-2012年) |
| 5.1 新世纪江西“红舞”发展概述 |
| 5.1.1 时代变革中江西“红舞”的蓬勃发展 |
| 5.1.2 江西“红舞”的多层次、多元化、全面性发展 |
| 5.2 江西“红舞”的全面发展 |
| 5.2.1 江西“红舞”的全速发展 |
| 5.2.2 江西“红舞”教育的全面发展 |
| 5.2.3 江西“红舞”大力开展基层发展和对外文化交流 |
| 5.3 经典江西“红舞”作品分析 |
| 5.3.1 大型情景歌舞《井冈山》 |
| 5.3.2 音乐舞蹈史诗《井冈山》 |
| 5.3.3 大型情景歌舞诗画《安源颂》 |
| 5.3.4 大型歌舞诗剧《安源魂》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新时代的江西“红舞”(2013-2019年) |
| 6.1 新时代江西“红舞”发展概况 |
| 6.1.1 江西“红舞”变革前行 |
| 6.1.2 江西“红舞”的市场化、产业化发展逐渐繁荣 |
| 6.2 新时代江西“红舞”的时代特征 |
| 6.2.1 人民艺术审美增长与江西“红舞”创新之间不平衡发展 |
| 6.2.2 江西“红舞”唤醒具有人们内心荒漠的职能 |
| 6.3 江西“红舞”的冲击与发展 |
| 6.3.1 文化体制改革下的江西“红舞”遭受重创 |
| 6.3.2 新时代江西“红舞”的发展主体的转移 |
| 6.3.3 国家艺术基金的建立刺激着江西“红舞”的发展 |
| 6.4 新时代重要江西“红舞”作品分析 |
| 6.4.1 舞剧《红草鞋》 |
| 6.4.2 歌剧《回家》 |
| 6.4.3 采茶戏《杜鹃花开的地方》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江西舞蹈活动大事记(1949-2019年) |
| 江西“红舞”作品年表(1949-2019年)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四、经济大事记(2002.11.16～12.15)（论文参考文献）
- [1]石普研究[D]. 蒋天艺.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2]庞籍研究[D]. 张本萍.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3]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D]. 高世伟. 河北大学, 2021(09)
- [4]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云南省义务教育发展研究[D]. 王红鑫.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5]《东方杂志》对近代法律思想的传播（1904-1928）[D]. 李冰冰. 河北大学, 2021(02)
- [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D]. 暴占杰. 吉林大学, 2021(01)
- [7]二十世纪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方式比较研究[D]. 王丽娜.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8]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D]. 徐艳兰. 湖南大学, 2020(02)
- [9]上海市郊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1951-1956） ——以互助组的兴起与转变为中心[D]. 魏箭箭.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4)
- [10]江西“红舞”史研究（1949-2019年）[D]. 何智玉. 南昌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