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统安全威胁对中国外交战略的影响——论大国意识的培养

一、非传统安全威胁对中国外交战略的影响——再论大国意识的培养（论文文献综述）

廖仁郎^[1]（2021）在《百年大变局视野下中国睦邻外交政策研究》文中认为

周玉萍^[2]（2021）在《延续与再造：国家身份视域下莫迪政府的对外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莫迪政府上台后对印度外交政策作出显着调整,在处理与世界主要大国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时也表现出一系列新特征。莫迪政府变革性的外交举措既显现为不同于往届政府的外交理念和模式,同时也体现在总理莫迪任期内所制定对外政策的非连续性上。印度对外政策的变化影响地区秩序与国际格局,引发国际社会关注。本文以建构主义范式下的“身份”概念作为分析工具,对莫迪政府对外政策调整的动力机制进行探讨,并尝试作出规律性提炼与总结。绪论部分介绍了论文的研究重点:说明选题目的与研究意义;对国内外学界关于印度对外政策的研究作出较为全面的梳理和述评;基于已有的建构主义身份理论,对“身份—行为”分析路径进行创造性整合与阐释;提出研究的重难点和创新性;最后简要说明了论文的基本结构。正文第一章对国家身份和利益这两个核心概念作出明确界定,阐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在建构主义范式下对国家政策的解释力。第二章回溯印度外交的文明基因、历史脉络与战略思维,综观当前国际体系结构和“他者”话语的建构作用,为深入探究印度对外政策进行了背景铺陈。第三章透过莫迪政府的认知特点,看行为主体如何理解和定位国家身份与利益。第四章从周边、区域、全球多个层面展示了莫迪政府的外交举措,并对印度对外政策的变化进行了规律性把握,即在本国对外政策决策机制下,莫迪政府如何基于身份认知确定国家利益,进而产生政策行为。第五章选取莫迪政府对外政策中的典型案例来验证国家对外交往时“身份—行为”路径下的决策驱动机制,即在“印太”框架内,印度如何基于身份认知和利益目标,理解中、美两个主要大国的政策与角色,进而有的放矢地制定对“他者”政策,实现具有明显转向表征的外交关系再造。结论部分系统回顾了本文的主要内容,并给出了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身份理论在分析国家对外政策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决策者对国家身份的认知从根本上左右着该国的对外行为。莫迪政府的政策调整正是基于认知的必然结果。对“身份—行为”逻辑的把握有助于“自我”对“他者”行为与角色作出充分研判,从而减少误读,合理决策,有效外交。

张少冬^[3]（2021）在《新时代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及实践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国际秩序观是指主权国家对国际秩序的看法及主张,具体而言,是指主权国家基于对国际局势及发展趋势的判断,以国家实力为基础,兼顾本国利益与国际社会利益,对本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国家身份做出定位,提出符合主流价值理念的国际秩序看法及主张。现行国际秩序主体架构包括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政治秩序,以IMF、世界银行、WTO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其辅助架构包括二战后不断出现的各种双边及多边国际组织,以及相关规则、制度与保障机制,还包括诸如主权平等、多边主义、自由贸易等无形价值理念。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及实践已历经70余年变迁。党的十八大之前,中国的国际秩序观主要经历了批判和挑战国际秩序（1949-1977）、主动参与国际秩序（1978-2000）、全面融入国际秩序（2001-2012）三个阶段。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对国际局势及发展趋势的判断逐步走向乐观,对国家身份定位从突出意识形态斗争的社会主义国家身份、第三世界国家身份,逐步发展到突出代表本国发展利益及担当国际责任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和大国身份,国际秩序主张从要求建立国际新秩序转向主张改革其不公正与不合理性,并且提出和平共处、新安全观、和谐世界等一系列价值理念。中国与国际秩序的互动关系也从最初消极批判、被动参与走向主动参与、直至全面融入,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从旁观者、批判者和挑战者,转变为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和改革者。不同阶段中国的国际秩序观既有一定延续性,又发生了很大变化,究其原因,主要受多重因素影响,即国际局势由紧张走向缓和,中国国家实力不断得到提升,中国对本国利益与国际社会利益进行调整与平衡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在国际秩序出现新的变革趋势之际,对国际秩序面临的时代命题做出回应,对本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国家身份做出定位,提出许多富有创建性、前瞻性的国际秩序看法、主张及价值理念,并将其付诸实践。与党的十八大之前相比,新时代中国的国际秩序观既保持了一定延续性,又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国继续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判断,同时又提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战略判断。国家身份定位在坚持社会主义国家、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身份的同时,突出大国身份定位。提出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政治秩序主张,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等富有创建性、前瞻性的国际秩序方案及理念。新时代中国在国际秩序中扮演维护者、建设者、贡献者和改革者等多重角色。中国体现大国责任与担当,坚定维护和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政治秩序,加大支持联合国各项事务力度,支持联合国进行改革;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动IMF和世界银行改革,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支持WTO多边贸易体系,提出和推动落实WTO改革方案;在其他多边国际组织中发挥大国作用。针对现行国际秩序存在的不足,中国主导创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亚投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加快构建双边及多边自由贸易区,提出和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等国际秩序方案及理念得到国际社会认同。中国国际秩序观实践进程中挑战与机遇并存。当前中美两国的国际秩序主张出现分歧,成为中国国际秩序观实践面临的主要挑战。中国对国际秩序进行增量创建受到国际社会质疑甚至故意歪曲,被解读为中国要建立本国霸权,要在现行国际秩序之外“另起炉灶”,甚至被曲解为中国将恢复传统朝贡秩序,这些质疑与歪曲极大增加了中国国际秩序观实践的阻力。随着中国综合实力提升,西方国家希望和要求中国分担国际秩序运行成本,发展中国家期望中国能够提供更多支持与援助,中国维护和建设国际秩序也需要付出相应成本,对这三方面的成本付出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埋下战略透支隐患。全球化不断推进使人类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都有进行合作共同维护国际秩序的愿望,国际社会希望中国能在国际秩序中担当大国责任,这些因素为中国国际秩序观实践深入推进提供了机遇。中国要抓住战略契机,继续践行中国的国际秩序观,促使中美两国在现行国际秩序中形成正常竞合关系,避免因中美恶性竞争使国际秩序遭到破坏。同时,中国要与其他大国、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等各方力量进行合作,共同构建和维护国际秩序。当然,国际秩序变革将是一个渐进、缓慢的过程,中国要保持强大战略定力与战略耐力,始终把做好自己的事情放在首位,量力而行承担国际责任,稳步推动国际秩序和平变革。

黄保怡^[4]（2020）在《中国和南太平洋岛国关系的研究》文中提出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的关系越发密切。在近二十年间,双方推进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在外交和安全领域,中国争取南太平洋岛国的外交承认,与南太平洋岛国展开安全合作,更好地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的声音;在经济领域,中国具有人才、技术、市场等优势,南太平洋岛国具有丰富的资源,双方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不仅进行经济合作,还实施经济援助,促进共同发展;在文化教育领域,中国设立了留学项目和奖学金,加大华文教育的力度,同时派遣相关团队到南太平洋岛国进行交流和访问;在环境领域,南太平洋岛国深受环境问题的威胁,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共同推进全球治理的进程,缓解环境问题带来的压力。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的关系发展既有利于中国推动海洋战略的实施,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又有利于南太平洋岛国解决生存危机,提高自身国家的实力,争取在国际舞台上发出南太平洋地区的声音。本论文旨在研究中国和南太平洋岛国关系发展的总体情况,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实现国家的长远发展,提高中国的国家形象,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程可凡^[5]（2021）在《结伴还是结盟-中俄关系的战略抉择》文中研究指明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结盟政治依然在国际政治光谱中占据重要位置,结盟依然是不少国家特别是一些主要大国选择的交往模式。在共同挑战不断增多、利益融合不断加深的背景下,结盟这个曾经被中国和俄罗斯多次实践过的“老套路”,再次成为双方不得不直面的“新话题”。对于中国不断壮大的自身体量和不断提升国际地位及影响力,不结盟政策是提供动力的“长生药”,还是制造障碍的“紧箍咒”?对于致力重振大国地位的俄罗斯来说,结盟政治在其外交战略中的地位究竟如何?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中俄如何把握彼此关系,才能确保友谊的航船行稳致远?中俄之间到底有没有一种最合适、最持久、最经得住考验的相处之道?对中俄两国和中俄关系来说,结盟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性问题,而是一个关乎全局的战略性问题。如何回答上述问题,不仅与中俄各自国家的发展振兴密切相关,还将实质性地牵动大国关系和整体国际关系的互动调整,进而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大变局的演变方向。因此,认真细致梳理中俄关系,深入透彻地研究其中的结盟问题,将有助于全面客观认识俄罗斯对外战略,特别是准确理解其对华政策的实质,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对外政策核心要义的理解,做到历史地、现实地和前瞻地把握好中俄关系的内在规律和发展大势,确保中俄关系始终沿着正确和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这对于我国妥善运筹大国关系,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抓牢和用好战略机遇期,打造和平与稳定的外部环境,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可否认,结盟是国际政治中的重要问题,是衡量国家间关系水平的重要标尺。一部国际关系史,一定程度上也是一部结盟政治史。无论是数千年前灿烂的古代文明,还是高度繁荣的现代文明,结盟都像一只无形的手,导演着国与国之间的聚合离散,决定着世界力量的分化组合,影响着国际社会的阴晴圆缺。但必须看到的是,在当今时代,结盟这一概念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已明显具有“落后性”,显得陈旧过时。在国际社会疾呼多极化和民主化的背景下,要求一国无条件服从另一国的利益显然已经难以做到,即便在迄今最先进、最成功的美国同盟体系中,美国与欧洲及亚太盟友的裂痕也在不断增多,根本分歧仍在于一个“利”字,即到底是尊重盟国的利益,还是服从美国的利益?因此,结盟政治现在的路并不好走,未来之路也注定艰辛。那么,除了结盟之外,国与国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是否存在能够更平衡地处理彼此利益关系、更充分地满足彼此发展需要的相处之道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世界是多彩的,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方式本来就没有统一范式。本文不主张中俄结盟,认为结伴而不结盟才是中俄关系的最佳模式,这既是两国交往的经验总结,也是两国的现实国情及中俄关系发展的长远需求所决定的。更为重要的是,它所包含的彼此尊重与平等相待的核心价值契合了时代的精神和发展大势。中俄关系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静止,而是变化的,是根据形势发展而不断调整和完善的一对活的大国关系,特别是在双方关系水平发展到如此高水平的今天,经验和成绩已然丰硕和显着,但问题和挑战也相当严峻和突出。中俄关系已进入新时代,如何才能行稳致远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和严肃对待的问题。正因如此,中俄关系需要准确把握时代的脉搏,不断开拓创新,在开展合作的内容和方式上创造更多亮点和突破,走出一条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路。本文尝试吸收前人研究的成果,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深入研究,在结合相关理论观点的同时,把研究重点放在中俄各自对外政策和中俄关系的形成、性质和特点上来,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来聚焦中俄结盟问题。本文的创新和特色在于尝试以理论研究为基础,把俄罗斯、中国和中俄关系三个视角有机结合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试图呈现一个全景式的图景,并且在充分论证的同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本文共分为七个章节。第一章从传统结盟理论入手,梳理传统结盟理论的基本观点,厘清结盟的基本概念,归纳结盟存续的条件和影响结盟的主要因素。第二章对美国同盟体系进行研究,在梳理美国同盟思想的演变和同盟体系建立过程的基础上,重点分析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全球同盟体系的特点、面临的问题及未来发展。第三章分析结盟政治与俄罗斯对外战略,以全面梳理俄罗斯对外战略为背景和基础,研究俄罗斯结盟政治的主要动因、主要特点和主要实践,进一步理解俄罗斯对外结盟的战略考量和原则。第四章论述中俄关系与历史上的中俄（苏）结盟,通过梳理事件经过,分析失败原因,深刻总结历史教训。第五章阐述结盟政治与俄罗斯对华政策,通过梳理俄罗斯对华政策演变及其特点,进一步理解俄罗斯如何认识和看待中国,进而分析俄罗斯与中国结盟的可能性。第六章主要论述中俄关系与中国对外战略,以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交思想的影响为切入点,梳理中俄关系对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外战略调整的影响,分析中国奉行不结盟政策和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意义。第七章是全文的总结,着重从双边关系的视角进行全面分析,阐述中俄关系的性质特点,指出其存在的对结盟的阻碍因素,提出结伴而不结盟是中俄关系的最佳模式的核心观点,并对如何进一步发展中俄关系提出建议。

刘若锋^[6]（2020）在《新时期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不变”与“变”》文中指出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对外政策经历了从“亲西方”到“双头鹰”再到“全方位”的转变,缺乏连续性。直到普京上台,俄罗斯才逐渐形成以实用主义为核心,以“成为强国、着眼周边、警惕外部威胁”为主要特征的对外政策。尽管期间经历了“梅普组合”时期,但俄罗斯基本延续普京执政时期的对外政策。2012年,俄罗斯国内外形势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重回“普京时代”,并进入新时期。新时期俄罗斯对外政策包含着“不变”与“变”。其中,“不变”是对俄罗斯外交传统的继承,“变”是指在新时期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做出的调整。俄罗斯的外交传统包括“弥赛亚”意识影响下的“大国主义”外交、安全观作用下的“扩张型”外交、“均势”作用下的平衡外交,而新时期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包括国内政局动荡、经济形势变化、周边局势缓和。在俄罗斯外交传统的影响下,新时期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不变”包括追求国际规则下的强国地位、重视独联体为核心的周边外交、警惕恐怖主义为代表的外部威胁。而受到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影响,新时期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变”主要表现在加速“转向东方”、重视“软实力”的作用、对西方渐趋强硬。不过,新时期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不变”与“变”具有一定的逻辑,“不变”中有“变”,反之亦然。为更加巩固其强国地位,新时期俄罗斯更倾向于参与或主导国际组织以提升其国际影响力;为保证周边安全,新时期俄罗斯试图扩大“周边”国家的范围;面对新时期的外部威胁的跨国流动性增强,俄罗斯选择以多边合作来应对这些问题。虽然俄罗斯在新时期加速“转向东方”,但“西方优先”在俄罗斯依然占主流,一旦与西方关系缓和,便优先处理与西方国家关系;俄罗斯重视“软实力”的作用也并不意味着放弃使用武力,在周边安全遭受威胁时依然崇尚以武力维护安全。本文将以路径依赖理论为框架,对上述观点进行讨论,发现新时期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依然受到传统因素的影响,未突破对外交传统的路径依赖。并且,它的“不变”仍然受传统因素的影响不断自我强化,未来俄罗斯对外政策和中俄关系可能存在变数。对新时期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不变”与“变”及其逻辑进行研究,有利于更加理性地认识俄罗斯对外政策和中俄关系的未来走向。

刘玉丽^[7]（2020）在《借力与平衡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行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南海周边区域处于亚洲大陆和大洋洲之间的连接带上,涵盖了全球商贸咽喉通道,是大国力量的激烈博弈区和各种政治势力的交叉辐射区。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政治中心正在向以印度洋-太平洋为中心的区域转移,包括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等各大国陆续将注意力转移至此地区。由于大国的存在,多重经济、政治地区机制安排交叉、重叠存在。从这点来看,南海已经成为上述国家谋划战略空间、进行战略互动及实施战略利益的延伸重叠地。在这样的地缘政治环境下,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的南海主权争议因为各域外大国的存在而趋于多边化、复杂化和国际化。然而,海洋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南海主权争议能否顺利解决尤为关键。由于日本将南海问题与其海洋政策相关联,日本在南海地区的战略取向成为仅次于美国的重大干扰变量之一,也是中国能否成功实现“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的重大绊脚石。论文尝试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出发,搭建了“战略认知与考量——战略选择——战略执行——战略评估”这样一个研究日本南海大国博弈的战略行为分析框架,以厘清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的内在考量、战略决策及实施。论文共分六章。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缘起及意义,并通过回顾分析“2010年前日本对东南亚外交阶段的研究、2010至2016年间的研究以及2016年之后的研究”等以往成果,发现以往的研究存在着学理性不足,对2016年南海形势变化后的日本南海政策研究涉猎较少以及部分研究结论片面化等问题。在此基础上,论文尝试从视角、观点两方面作为研究切入点和突破点展开论述。本章的最后部分对论文的研究方法、创新点、难点及不足进行了阐述。第一章简要概述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及理论模型,并构建起一个适用于本论题的逻辑分析框架。重点对该理论在解释本命题时的适用性进行了分析,同时也对地缘政治、结构现实主义、建构主义以及博弈论等的局限性进行了一一阐释。第二章明确了本论题的基础研究背景,包括南海地缘特征及日本地缘特征。在此基础上,简要回顾了南海问题的发展演化,回答了有关南海战略地位、大国南海博弈的动因以及日本涉入南海地区的地缘因素等相关问题。第三章尝试运用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模型,即“体系刺激——认知——政策选择”来解释日本南海大国博弈行为的政策出台逻辑。从体系与单元两个层面梳理了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所面临的来自国际体系及国内环境的变量因素。其中体系层面,日本明显受到了美国全球战略收缩、中国地区影响力上升以及中美竞争加剧的体系刺激。而在国内单元层面,日本战略文化中对“强者”、“大国定位”的追求、安倍作为领导人的“强势”个性以及首相官邸主导制度,使日本在回应上述体系刺激方面趋于主动积极、强势而且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安倍个人的政策主张。这一国内因素的影响解释了安倍缘何能在国内推动“安保法案”、“解禁集体自卫权”等违反战后和平秩序的系列举措。而日本文化中的“强者”心理使得日本在中国崛起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适应,这从某种程度上提示了中日不信任的根源,解释了为什么日本在全球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在南海问题上处心积虑地遏制中国。论文的第四章涉及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借力”战略。所谓“借力”即是指在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过程中,囿于自身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局限性,日本无法直接与之抗衡,而只能通过依赖中国或美国等大国力量去制衡或反制衡他们中的一方捞取实利。具体而言,在南海地区,为缓解中国的战略压力,日本试图通过借助美国的力量平衡中国影响力。同时面对美国在东南亚参与力度的减弱,日本的对华政策正变得愈加务实,即试图通过与中国缓和关系,以团结东南亚各小国,填补美国领导力的空白。第五章主要论述了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平衡”战略。不同于上章,本章在阐述日本的这一战略实施时,侧重于以日本自身为“主导”,其他南海地区国家在其中则扮演“参与”或“配合”的角色。同样受制于政治影响力不足及自身实力的制掣,日本试图利用在南海地区具有重要地缘战略意义的中小国家,包括东南亚各小国、澳大利亚甚至英法等重点国家,以南海问题为由实现既平衡中国影响力又规避美国安全承诺可能减少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平衡”策略是在日本自身日渐衰落且又希望在南海大国博弈中探索发挥一种更为明确、自主的政治大国作用时而实施的一种战略行为,也是在“积极和平主义”外交口号下,由“被动外交”转向“主动外交”的一种尝试。第六章尝试对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所实施的战略做出综合评估。首先论文尝试对日本所实施战略手段的合理性及隐蔽性进行论述,并对在这一战略实施中所凸显的日本外交战略特性予以剖析。其次,又关注了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面临的系列制约性因素,如联合力量的四分五裂、“印太战略”的不现实性等。最后,本章的后半部分则指出了日本行为的主要影响,即日本在南海地区的系列行为阻碍了东盟中心性、统一性的实现,使中日之间的不信任感加剧。对于日本在南海地区的涉入行为,中国一方面应继续强化对南海的海洋控制能力,增强海军的防御能力,提高自身;另一方面中国也可从多方面对日本实施战略上的压力,遏止日本南下干预南海问题的势头,将其战略活动限定在日本海附近海域。

李国亮^[8]（2020）在《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遏制和最后击败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扩张,在反对国际绥靖主义、争取苏联及世界人民援助、推动英美加入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发展东方各民族反侵略统一战线等的过程中形成的统一战线思想。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国际统战理论的指导下,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思维及中国国内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后,形成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国际统战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际统战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际统一战线的理论是其理论内核、根系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智慧则是其内在气质、文化土壤。国民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内统战工作的经验、教训为其提供了实践基础。此外,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也并非一成不变,在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动及相互作用下,它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瓦窑堡会议召开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其思想具体表现为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到苏德战争爆发,其思想表现为组织国际反帝统一战线;从苏德战争爆发到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其思想体现为重建、坚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由于英法在远东均有保全殖民地的意图,美日在经贸上又有密切往来,这些国家对日本的侵略扩张皆采取了妥协与绥靖的态度。从批评美国孤立主义者“不应隔岸观火”、批评英国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就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到揭露英日东方慕尼黑阴谋是完全损人利己的“坐山观虎斗”,再到揭穿、反对日美策动的东方慕尼黑新阴谋、严密关注美日谈判进程,奉劝美国不应与日本订立任何妥协,上述一系列实践均体现了毛泽东在国际安全问题上期望各国能够同舟共济,反对以邻为壑。抗战时期,毛泽东正确处理了同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首先,终止从属关系,实现独立自主。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中共党内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得以树立和巩固,其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关系呈现出逐渐弱化的趋势（尽管这种弱化并不妨碍双方继续保持基于相同意识形态而产生的特殊关系）。其次,毛泽东也极为关注苏德战局的发展,并根据苏德战况灵活调整国共关系。抗战时期的国、共、苏、美三国四方是处在一种相互咬合的链条关系中。这一链条包含三个要素:欧战态势、日苏关系、国共关系。作用机制则为:欧战态势影响日苏关系,日苏关系又进而影响国共关系。因此,毛泽东关注苏德战况就是关注中共自身的生存、发展状况。再次,毛泽东在对苏联及共产国际开展的国际统战活动中突出体现了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在苏德战争期间,毛泽东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向其提供了情报和军事等方面的援助。最后,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重心经历了由苏到美、由美到苏的转换过程,表明毛泽东抗日国际统战思想并非缺乏现实主义的逻辑。抗战时期,毛泽东对美国的认知随局势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改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美国的形象认知实现了由帮凶到盟友的转变。皖南事变后,美国在调解国共冲突上的举动一度给毛泽东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由此他逐渐将国际统一战线的重心置于美国,不仅主动邀请中外记者团及美军观察组来延,而且在军事、政治上与之展开密切合作,取得了一些成果。中共七大期间,随着美国对华政策日趋反动,毛泽东的对美统战策略也随之发生转变,即由刚开始的团结为主、斗争为辅转为斗争为主、团结为辅。抗战时期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发展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揭示出中国民族解放经验对其他国家革命具有重要引领、示范作用。此外,他还关心、支持、指导在华日本人民开展反战斗争,不仅阐述了运动的必要性、可能性、发展规律,而且提出了一系列争取日本士兵及宽待俘虏的办法,并大力援助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来华开展反战工作。抗战时期毛泽东关注国际政治、军事局势乃是一种常态,他的很多决策都基于此。本文选取了三个极富代表性的案例来对此进行分析。第一,认同、支持同盟国的反法西斯世界战略。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社会舆论围绕反法西斯世界战略问题展开过数次论战,借此可管窥这三种声音在当时社会的横向互动、竞争。此外,本文在论证毛泽东对欧洲第二战场开辟问题的关注时,特别就中共“今年打垮德国,明年打垮日本”口号的出台、调整、废止,中共中央与各根据地的互动过程作了详细考察,揭示出了抗战时期中共决策、执行机制的复杂性。第二,关注、回应同盟国高层会议。抗战时期,面对同盟国间的高层互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未沉默,其在关注、评论的同时,于决策层面也给出了相应的应对之策。第三,关注、参与联合国创建事宜。本文通过考察毛泽东对联合国创建过程中的一系列标志性事件的评价,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对联合国创建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登上国际舞台,面对国际形势剧变,毛泽东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经验、原则灵活运用到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构建、实施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创新。具体而言,其方法论原则可概括为:既要广泛联合,又要区别对待;以必要的斗争,求必需的团结;坚持原则性,讲究灵活性;立足自力更生,努力争取外援;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两条统一战线,相互促进配合。毛泽东通过建立、驾驭抗日国际统一战线,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发展及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也为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舞台纵横捭阖、折冲尊俎提供了正确的战略指导。具体而言,其历史意义可概括为: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及谣言,扩大了中共的国际影响力;抑制国民党反共摩擦,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共争取到了外援,加速了抗战胜利进程;战略配合盟军作战,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为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积累了经验、培育了人才、奠定了基础。新时代条件下,争取有利外部环境的共同诉求使得我们今天学习借鉴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成为必要。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中蕴含的外交智慧及方法论原则为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原则性指导,也为新时代谋求合作共赢,促进地区和平提供启发性思考,更为当前应对美国贸易霸凌主义提供方法论支撑。因此,回顾研究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为新时代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把握世界前进大势提供了重要启示。

游启明^[9]（2020）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文中指出鉴于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中美关系的全局性影响,理性把握并因应美国的对华政策或战略,应成为中国在由富到强进程中重点关注的事项之一。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改变了对华战略认知,抛弃了冷战后的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提出了对华战略竞争新政策宣示,并从单边、双边以及多边层面着手,在政治、经济和安全多个领域,推进了该政策。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新现实,本文从理论层面将战略竞争进行定位后,依据政策或战略研究的逻辑,探讨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目标、资源依托、实施表现、特点、效能、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因应等问题。战略竞争是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类型之一。虽然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提出了不同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理想战略,但整体上缺乏一个系统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学框架,并探讨每种战略类型的实质。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承认或蔑视、对崛起国实力增长与运用的容纳或限制这两个标准,本文将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分为对冲、竞争、顺应与鸵鸟四种类型。采取对冲战略时,霸权国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以此想软化后者的崛起意图,但它也会对崛起国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取限制措施;实施顺应战略时,霸权国既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会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用鸵鸟战略时,霸权国不愿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想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当霸权国对崛起国进行战略竞争时,不仅意味着它会打压崛起国在由富到强过程中所产生的地位追求热情,维护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还预示着霸权国会采用各种手段,努力限制崛起国运用实力的方式与范围,甚至会采取措施打乱崛起国的发展进程,从源头上打消崛起国对自身的潜在挑战。既有研究强调战略竞争的互动层面,本文则突出战略竞争的工具层面,把战略竞争视作霸权国主动进行的战略布局,认为它的本质是蔑视崛起国的地位追求热情,限制崛起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对霸权地位与认同的维护、对崛起国意图与实力的恐惧、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回应等因素,会综合作用于霸权国竞争战略的出台。战略遏制是战略竞争在冷战时期的表现形式,应避免将此种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战略类型作为判断战略竞争的标准,从而忽视战略竞争的实质。除了需要合理把握战略竞争与战略遏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外,还应该注意霸权国可能会从领域、层次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竞争战略子类型或呈现出各异的战略竞争强度,而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与现实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促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出台。长期经营与护持霸权的战略实践,使美国拥有了较强的霸权护持意识,这很容易使其从零和视角看待中国的崛起;特朗普政府对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的失望,对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以及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也激励其对华进行战略竞争;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缩小给美国带来的恐惧,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给美国带来的焦虑,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给美国带来的恐慌,也刺激特朗普政府想通过战略竞争政策来缓解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战略压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质,是既蔑视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际地位,也限制和延缓中国实力的运用与持续增长,以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在政治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抵消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维护自身在印太地区的优势地位、强化对地区盟友的管理、转移国内政治矛盾并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规锁中国发展势头、制衡“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保持美国经济优势等。在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挤压中国安全空间、强化对华军事威慑、维护自身战略声誉并转移同盟成本。尽管美国正出现相对衰落,但美国依然保有较强的软硬实力,这为其提供了多样的对华战略竞争备选手段。为打压中国的地位追求,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特朗普政府从多层面、宽领域实施了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单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了贸易摩擦,在科技、贸易、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方面施压中国,想以此压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追赶势头,尽管两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依然不能忽视美国经济施压的可能;特朗普政府还介入了中国香港、西藏、新疆以及台湾事务,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以此想分散中国的战略精力,甚至扰乱中国的发展进程;特朗普政府也提升了国防投入,提出了新的防务理念,加大了对网络、太空以及核领域的布局,以此想发起对华军事“抵消战略”,保持对华军事优势。双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但借助“朝核问题”,加大了对中国周边的布局,增加了中国的地缘风险;而且还在设法离间中俄关系,以此想塑造于美有利的“战略三角”关系;并且也强化了同日本、韩国等东亚盟友的关系,以此想借助同盟的实力制衡中国。多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仅推出了“印太”战略,想借助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制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还试图通过拉拢东盟,强化同越南、菲律宾等盟友和伙伴关系,制衡中国的地区发展;也在积极借助美日欧三边协调、“毒丸条款”等机制或方式,在全球层面挤压中国发展。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表现出了竞争目标的压制性、竞争领域的全面性、竞争手段的激进性以及竞争主体的国家性等特征。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带来了一定的战略压力,但其并未有效实现所设定的政策目标,甚至还给自身带来了消极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存在不少困境。譬如:国内政治极化的加剧,制约了美国的政策执行;地区盟友和伙伴不愿在中美之间明确选边站,使美国无法获得足够的地区支持;中国和平发展的实践,使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缺乏“合法性”等。依据文章所提框架,展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风险在加大,经过一段时期后美国可能会对中国进行以“竞合”为主的战略对冲,而美国顺应中国崛起的可能性则比较小。中国需要理性因应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第一,中国需要形成一套应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思维框架,为实施具体的应对方略提供战略指导。对此,首先中国需要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通过发展做好自身的事情,为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打下牢固的基础;通过和平发展提升中国崛起的“绩效合法性”,为更多国家带去发展机遇,软化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恐慌,降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合法性”。其次,中国也需要保持战略自信。既不悲观也不盲目自信地处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而是从自身正当利益出发,在尊重美方合理利益的基础上,积极型塑中美关系发展。譬如,中国可以为中美互动提供一套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原则的“中国倡议”,并从经济、政治以及安全等方面具体优化中美互动。最后,中国还需要坚持战略底线,敢于同特朗普政府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斗争使美方形成一个理性客观的对华预期。第二,在上述战略思维主导下,中国应该从多方面着手,具体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例如,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为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政策打下实力基础;中国可以稳步发展同俄罗斯、欧盟、日本以及印度等国的伙伴关系,缓解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压力,并借助伙伴关系软化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中国还需要从“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主动实施战略示善、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营造一个友善的周边环境,防止特朗普政府借助周边事态施压中国。

詹子懿^[10]（2020）在《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以及国际与地区形势的复杂变动,中国的外交战略面临着深刻而剧烈的转型,周边外交的重要性显着提升。东南亚拥有着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关键航道和战略水域,是进出我国东南沿海的门户,也是重要的交通运输线路,这种特殊的地缘位置以及密切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关系使得东盟及其成员国在我国周边外交战略中至关重要,其是中国地缘经济、政治和安全的依托地带,也是中国开展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在中国—东盟总体外交关系中,防务外交是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作为中国和东盟国家开展安全合作的重要形式和手段,它对于增进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互信和理解、减少疑虑、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有着巨大的意义,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安全抓手和重要支撑。中国与东南亚的防务外交开始于冷战时期。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形势出现了重大变革,伴随着东盟一体化战略的实施以及中国对外战略与安全观念的转变,中国与东南亚（东盟国家）的防务外交进程在稳步推进中取得了重大突破,逐渐步入新的平台、轨道和领域,有效地促进了双方关系的深化,并推动着亚太地区新型安全秩序的建立。然而,由于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与高度繁荣的经济合作相比,中国与东盟国家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机制水平低、互动领域狭窄、内容层次有限和实践性较弱等问题困扰着双方防务外交的深入发展,进而对“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周边安全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布局产生不利的影响。由此可见,在此背景下,系统全面地研究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关系的理论和政策实践有着重大学术和现实意义。对此,本文立足于历史研究和国际关系演绎分析的方法,将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置于冷战后亚太安全合作的整体背景和发展进程中,对其进行多层次、多维度、多轨道、多领域的探究,并基于经验梳理归纳总结双方防务外交发展中的结构性、规范性和动力性特点,明确其当前面临的主要困境及挑战,从而为中国周边防务外交的进一步发展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政策启示。本文在结构上分为绪论、主体六章节和结论。绪论部分立足于当今中国外交战略与亚太安全形势变化的特点阐述了本文选题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并对国内外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梳理,归纳其不足和局限性,从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学术基础和方向指导。第一章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对防务外交概念的不同认知和使用,对防务外交做出了准确和全面的界定,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清晰的研究视角和概念框架。此外,本章还将从宏观背景和历史参照的角度梳理冷战时期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防务外交的发展。第二章将结合冷战结束后国际与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分析冷战后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演变的原因。在基础因素方面,两极对抗的终结为亚太地区战略力量的分化重组和中国—东南亚关系的全面发展扫清了障碍,进而为中国—东南亚（东盟）防务外交的转型铺平了道路。动力因素方面,冷战结束后全球、区域间、区域、次区域和国家等多层次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交织造成亚太地区安全威胁的综合化,迫切地要求中国与东盟国家提升地区实际安全治理能力,而防务外交则切合了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利益诉求。第三章和第四章是本文对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实践分析的主体,分别探究了东盟框架内外的政策实践。其中,东盟组织框架内、以东盟为中心和主导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是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开展的最重要平台,这些机制包括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以及东盟—中国“10+1”、东盟—中日韩“10+3”。除此之外,中国与东盟国家间还在东盟组织框架外开展了大量的防务外交与合作,主要有香格里拉对话和北京香山论坛等由大国发起并主导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下开展的防务外交,以及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延续并拓展深化的双边防务联系,包括防务对话交流、国防教育、武器转让和国防技术合作、舰艇访问、联合军事演练等多个内容领域。在前文理论和实践分析的基础上,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对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的现状与前景进行了评析和展望,归纳出冷战后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的结构性、规范性和动力性特点,指出其面临的内容层级较低、“软安全”导向与过于依赖多边机制三大局限,在此基础上提出三点政策建议。第一,扎实提升防务外交层级水平,进一步深化中国—东盟国家战略互信建设;第二,切实履行亚洲新安全观中的“综合安全”理念,统筹维护传统与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第三,继续积极参与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下的防务合作,同时要将重点放在做实具有战略潜力、战略价值的双边关系上,打造有助于促进中国国家利益的防务外交“战略支点国家”,以点带面,推动中国—东盟防务外交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

二、非传统安全威胁对中国外交战略的影响——再论大国意识的培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非传统安全威胁对中国外交战略的影响——再论大国意识的培养（论文提纲范文）

（2）延续与再造：国家身份视域下莫迪政府的对外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时代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及实践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和南太平洋岛国关系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结伴还是结盟-中俄关系的战略抉择（论文提纲范文）

（6）新时期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不变”与“变”（论文提纲范文）

（7）借力与平衡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非传统安全威胁对中国外交战略的影响——再论大国意识的培养（论文参考文献）

• [1]百年大变局视野下中国睦邻外交政策研究[D]. 廖仁郎. 吉林大学, 2021
• [2]延续与再造：国家身份视域下莫迪政府的对外政策研究[D]. 周玉萍. 外交学院, 2021(11)
• [3]新时代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及实践问题研究[D]. 张少冬. 中共中央党校, 2021
• [4]中国和南太平洋岛国关系的研究[D]. 黄保怡. 暨南大学, 2020(04)
• [5]结伴还是结盟-中俄关系的战略抉择[D]. 程可凡. 南京大学, 2021
• [6]新时期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不变”与“变”[D]. 刘若锋. 外交学院, 2020(08)
• [7]借力与平衡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行为研究[D]. 刘玉丽. 吉林大学, 2020(08)
• [8]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D]. 李国亮. 湘潭大学, 2020(12)
• [9]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D]. 游启明. 吉林大学, 2020(06)
• [10]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研究[D]. 詹子懿. 南京大学, 2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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