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锡皖孝宗诗评

一、朱熹挽孝宗诗笺释（论文文献综述）

冷浪涛^[1]（2021）在《庞石帚诗歌与诗学》文中指出庞石帚之诗清远深韵,在当时即具有高名;其学贯通四部,在诗学上每多真知灼见。因诗集与着作出版皆较晚,今人对他创作和研究都未有较深入的认识,故有必要为之发皇。本文即主要从诗歌与诗学两个方面入手,分上下两编进行研究和考察。兹分从诗歌编与诗学编,撮叙本文大要于下:就其诗歌创作而言:他为诗转益多师,不主一家,穷原竟委,不过绍蜀诗之余烈,尤以杜陵、东坡二家为本,于七律之用事、对仗、句法、体式诸端,犹具见渊源。至于西江诸家,如山谷之七律,荆公、后山之古体,亦在取法之列。七绝则以白石、渔洋之神韵为主,又杂以定庵之纵横。近时诸家,如张之洞、王闿运、赵熙等,对其亦多所启发。他在交游上多交接诗坛之老苍,往来唱和,更无多让。与抗战期间寓蜀诗家多所酬唱,可谓旗鼓相当。而内地之诗人,也常相与往还。蜀中年轻后进,又多出其门下。其诗在内容上丰富多彩,如酬唱诗之变幻出奇、节序诗之深沉亢爽、悼亡诗之凄恻动人、感事诗之慷慨多讽、比体诗之寄慨遥深,俱可与时人争胜。在艺术上变化多方,大抵以学人之根柢,济以诗人之情性,融合无间。以前后而论,壮而弥工;以各体而论,古近兼擅。而又有近体之用事切当、对仗开阖;古体之精心结构、纡徐不迫。要之,在现代诸诗家中,其诗亦可自树立,卓然名家。就其诗歌研究而言:则主要以唐宋及清两段研究为主,唐宋段之研究又以杜甫与苏轼为主。其杜诗之研究,原本于钱谦益对杜甫党派之关注,更为推进。所为数十条杜语释词,亦皆精核。其东坡诗之研究,先以传记尽其生平梗概,又从各方面探其诗艺,识见湛深。又有少量唐宋诗研究之笔记,也堪为典范。其对于清诗之研究,明清易代之际,以诗史互证为主;于近代诸家诗之笺释,如龚自珍、王闿运、张之洞,皆元元本本;对《海藏楼诗集》之评点,又多抉阐文心。而综观其诗歌研究,考察其学术特色,可以发现:从清儒到章太炎的影响,使其研究打上朴学烙印;从经学到宋明史的趋向,使其研究涂满历史色彩;从文学到专家诗的路径,使其研究具有融通的气象。同时,其诗人身份对其研究具有独特作用。他对于当下的诗歌研究亦多所关注,往往能洞见利病。总而言之,其诗歌研究成就较大,但因种种原因,并未竭尽其才。此外,本文又搜集其生平资料,系以年历,成《庞石帚年谱稿》;广集异本,比勘异同,成《养晴室诗校记》;又搜拾遗佚,用补全集,成《养晴室集钩沉》。今一并附录于文后,并补上下两编所言之不足,以期相互发明。

牟代群^[2]（2021）在《朱熹诗雪月意象研究》文中提出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亦是理学家中最会作诗的诗人,其诗歌建树可与同时期诗人陆游相匹敌。其一生创作诗歌一千三百余首,诗歌独具风格,题材多样,有对自然物象的描写,有对个人际遇及家国情怀的抒发,有对民生时事的关注。其中,朱熹对自然物象中的雪意象和月意象的摘取尤为引人注目。诗人常于自然佳景中赏雪、吟月,或是以此作比,以雪之纯洁象征自我心境,或是以月之高洁象征自我品性。概言之,诗人对自然界中的雪和月赋予了丰富的情感内涵及构造了别致的诗歌意境,故而本文从诗歌意象入手,细数朱熹诗作中的雪意象和月意象,并论述二者作为自然意象,其所代表的内涵,诗歌意境的创造及艺术手法的运用。从而探索朱熹内心深处的丰富世界,还原一个有别于正襟危坐的刻板道学夫子形象。本文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主要对朱熹诗歌涉雪意象和月意象的诗篇进行辑录和考证,并考其阶段性创作及创作动机。第二章则是通过意象分析其深层次的情感内涵,雪洁白无瑕,贞洁耐寒的特性;月高居苍穹,孤寂凄寒的特点都充分展示了朱熹不为人知的一面,故而挖掘其二者意蕴,从而可窥朱熹内心深处的复杂情感。第三章着重意境书写,探索朱熹诗歌意象的意境构成。第四章是对朱熹诗歌意象描写的延伸,主要描写了雪意象和月意象的艺术特征,对于全面了解朱熹诗歌创作的创作倾向及创作中高超的艺术手法运用具有重要作用。从文学角度入手对朱熹诗作中雪意象和月意象进行梳理,可以更好地认识朱熹诗歌创作的创作理念及创作特点,从而可知除却理学作品外,朱熹亦是名饱含诗情,有着较高文学素养的诗人形象。同时通过对雪意象和月意象的研究可以诗证史,诗史互证,从而还原一个生活化、情感化的朱子形象。

王璐^[3]（2020）在《卫湜《礼记集说》研究》文中认为卫湜所着《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附《统说》一卷,汇辑了自汉至南宋间的149位学者对《礼记》的解释,全书采取照录原文、不加论断的形式,保留了大量宋代学者对《礼记》的解释文字,四库提要称此书:“采摭群言,最为赅博,去取亦最为精审”,“可云《礼》家之渊海”,在中国礼学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第一章主要介绍了《礼记集说》的刊刻与版本问题。卫湜凭借“栎斋”和其家族丰富的藏书,搜辑资料,着成此书。此书自南宋绍定四年（1231年）、嘉熙四年（1240年）两次刊刻以后,至清初鲜难寻觅。直至康熙十六年（1677年）通志堂重新校刻刊行,清代学林才再次注意到此书,并对之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和续补工作。以通志堂本为底本,《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荟要》均收录了卫湜《礼记集说》,另外还有数种明清抄本存世。今天尚有一部南宋嘉熙刻本完帙存于国家图书馆,作为宋代严州刻本的代表,已入选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此书在明清之际受到特别重视,还关联到黄宗羲与吕留良交恶的着名学术公案,即与澹生堂藏宋版《礼记集说》的归属密切相关,从黄吕二人对此书的重视一事可凸显出明清之际学风的转变,文中顺便进行了勾稽。第二章主要研究了《礼记集说》的引书问题。卫湜面对宋以前繁富的解释《礼记》的文献资料,采取的是审慎的态度,资料取舍得当,做到了比较客观地看待各家的长短,兼采众说。可谓兼收并蓄、不守一家,其谨严的态度和博收的原则值得称道。具体引书,据朱彝尊考证有144家,《四库全书总目》说“今自郑注、孔疏外,原书无一存者”,学界相沿,几成定说。经重新统计,卫湜所引礼说实际上共计149家。其中今仍可见者至少有44家,宋以前引书几乎全存;宋代礼学着作有19家原书尚存,另外105家的礼说今佚失不存,因此《集说》颇有辑佚价值。此后莫友芝辑《中庸集解》、陈俊民辑《芸阁礼记解》均利用了卫湜的《集说》,足见《集说》之辑佚价值。将今存诸家与卫湜所摘录的内容互勘,可发现《集说》绝非简单地抄录原书,其有二大选择标准:一是选择书中针对《礼记》文本进行解释的“结论性段落”,而不录其论证或考据过程,二是重点选取其有创见的段落,而裁汰其浅尝辄止或陈陈相因的说法。第三章和第四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这两章进入到《礼记集说》的文本层面,以卫湜《集说》为抓手,试图概括出宋代《礼记》学的基本风貌。从宏观上总结出汉、宋学者治礼三点差异:第一,宋儒对经典解释的多元化;第二,宋儒注重从行礼的情境来把握礼节的内涵;第三,宋儒注重“礼意”,更乐于将本是琐碎的仪节末枝赋予形而上的意义。对宋、清学者治礼的特色,总结而言也有两大差异:第一为清儒对经典注疏的态度是近乎迷信的,而宋儒对注疏的态度则比较开放。如果注疏不当,不妨另立新说,甚至动辄怀疑经典存在错误;第二为清儒治礼以广征博引见长,其路径与重视情境体验的宋儒迥异。在今天看来,清儒的特点在于读书面太窄而优点在于精深,宋儒则可谓宽博而粗疏,粗疏就不免有所挂漏,文中还找出了宋儒读书粗疏的多处“硬伤”,从反面凸显了宋人治礼的基本特色。在这两章中除从宏观角度概括外,对宋儒与汉儒、清儒治学的微观差异也选取了两个视角进行考察。其一是孔子形象在汉宋之际的转变。汉儒固然尊崇孔子为圣人,孔子在作为圣人之余还保留了一些活泼的色彩,这在早期儒家经典中是处处可见的。但到了宋儒眼中,孔子的形象日益严肃了起来,宋儒无法跳出已经“道貌岸然”的孔子形象,宁可否认经典也不愿否定圣贤,至明清尤甚。其二是唐宋前后时代变化导致对经典个别文句理解的变化。中国历史自宋代以后出现了贵族社会的终结和皇权专制社会的确立,由于社会结构的变革导致了先秦两汉时期的一些常见做法,无法被宋元以后的学者们所理解,且自宋至清越发不被理解。文中举出了相当的例证来说明这两种差异。第五章重点关注《礼记集说》在后世的影响问题。从经典注疏体例的角度而言,《集说》在经典注疏史上有两大特点,其一是采用“集说”的形式保留前贤礼说,力求忠实于原书,不对原书作改变文意的删改;其二是对前人的观点分类胪列、不加评述,孙诒让在《温州经籍志》中称之为“备列众说,不加论断”,这是卫湜独创之体,后人对这两点均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如此良善的体例自然有续补之作,在末尾我们选取了陈澔《陈氏礼记集说》、郑元庆《礼记集说》和杭世骏《续礼记集说》三部着作为例,说明卫湜《礼记集说》在《礼记》注疏史上的地位。

张玲^[4]（2020）在《宋代青城山道教研究》文中指出青城山是中国道教四大名山之一,也是道教洞天福地中的第五大洞天,在道教名山体系中地位显赫。本文主要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结合文献学、宗教学、文学等方面对宋代青城山道教的具体发展情况作了深入研究。详细阐述了宋代青城山道教与朝廷、士大夫以及民众的联系,展示了宋代青城山道教的基本面貌和特色内涵,考察了青城山道教在宋代的地位和影响。论文第一章概述青城山道教渊源。从两个面向去论述宋以前青城山道教的发展:从青城山与道教的联系入手,青城山的自然环境与神仙传说以及早期道教在蜀中的发展,并逐渐奠定青城山在道教名山中的地位;另外对宋以前青城山道教的发展历程进行必要的梳理,为本文的宋代青城山道教研究提供背景分析和青城山道教的地位进行纵向比较。第二章详细阐述宋代青城山道教的基本情况。首先还原青城山道教宫观的具体情况;其次论述各种文献中囊括的宋代青城山道士,还原青城山道士群体的面貌;最后讨论两宋青城山道教所传承和盛行过的道派发展情况。第三章论述宋代青城山道教的特色内涵。从青城山的丹道传承、道教易学、道教艺术和特殊群体（隐士）四个部分去分析和探讨青城山道教文化的独特性,考察青城山道教在发展过程中的优势和影响。第四章分析两宋朝廷和青城山道教的联系。从宋朝历任皇帝对道教所采取的重要政策的影响,以及朝廷直接与青城山道教发生的联系入手,以此考察青城山道教在宋代官方层次中的发展历程和地位。第五章分析宋代士大夫及民众与青城山道教的联系。从蜀籍士大夫和非蜀籍士大夫的角度,考察他们对青城山的认知与情感;从民众与青城山道教的关系,探究道教与民间社会和信仰的交融。

张国策^[5]（2020）在《宋代宗室易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宋代宗室文化繁荣,宗室所进行的学术活动也是宋代学术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里面就包括宋代宗室对于易学的研究,宋代宗室的易学着作有很多,且不乏精彩的论述,朱熹曾经就评价过一位宗室的易学家,称他的易学思想“扩先儒之未明”。宋儒潜心易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抵抗释、道,复兴儒学,宋代宗室的易学也都带有这样的时代课题。但同时也要注意到,在宋代新儒学复兴的时代大潮中,宋代宗室作为皇家近亲,他们的教育、处世又与其他士大夫不同,他们的易学思想往往带有与士大夫较为不同的视角,这一特点尤为重要。本文的基本思路是从背景出发,由宏观到微观来分析探究宋代宗室易学。具体来讲就是从背景原因、基本概况、个人着作三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宋代宗室易学能在学术史上留下位置,是有独特的历史原因的。从宗室自身来讲就是宋代宗室文化的繁荣。教育是文化的基础,宋代宗室的教育主要包括宗室的宫学教育与宗学教育,宗室在学术、文学、艺术上所受的良好教育促成了宗室在文化学术上的成就。宗室还受宋代产生的新儒学的影响,在严密的监管下仍保持与士大夫、佛道人物的交游。这些交游既促进宗室走向学术化,又推进了新儒学在宗室中传播。从外在的学术背景来讲,宋代易学对传统的王弼注易学和汉代象数易学进行了批判与革新,讲求以儒理解易,从易学中探求本体论。宋代易学象数与义理并进,易学走向一个新的繁荣期。处在这种背景下宗室易学必然受到影响,同时也带有以儒理解易、象数义理并重等特点。其次,对南北两宋的宗室易学概况进行了探究。北宋宗室易学发展有两个阶段,以仁宗朝为界,前期是孕育阶段,孕育期的特点就是宗室宗子醉心于经学与文学,同时又喜好藏书等文化活动。但这一时期未见有学易的宗室子弟。仁宗朝以后,学易的宗室子弟很多,且有的进行了自己的易学创作,可惜今都已经不传于世。综观整个北宋,宗室易学研究零零散散、发展缓慢,且仍然以传统的注疏为主,并未形成高峰。到南宋,宗室易学蓬勃发展起来,并在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形成高峰。这一时期的宗室学者受理学影响深,但并不囿于当时已经成为主流的二程、朱熹易学。他们在自我思索的过程中提出了较为独特的易学思想。最后,具体分析一些宗室易学着作,从微观来了解和分析宗室易学。选取了赵善誉、赵彦肃、赵以夫、赵汝楳四位宗室学者的着作。赵以夫讲奇偶变数,提倡寻占定人事。赵善誉舍去经文与传,以卦名解易。赵彦肃注重象,以己意解易,简约干练。赵汝楳讲卜筮,但却并不认为《周易》是卜筮之书,卜筮的目的还是道德性命。他们往往别出心裁,在宋易中独树一帜。同时,他们对于易学的研究进一步促进了南宋象数易学与义理易学的融合。宋亡之后,人们对于流传下来的几部宗室易学着作的评价各有见解,对于这些易学着作及其中蕴含的易学思想,有赞赏也有批评。而前人对于此类问题的研究尚为薄弱,并不完善。所以分析这几部宗室易学着作的价值,探究宋代宗室易学对于整个易学史的贡献,就有很重要的意义。

崔桐^[6]（2020）在《钱曾“牧斋诗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代诗文注释学十分发达,但学界的研究重心主要在清人注释前代诗文上,对清人注清诗的研究还较为薄弱,成果也比较零散。有感于此,本文选取清人注清诗中的典范——钱曾“牧斋诗注”作为研究对象,逐一探讨钱曾“牧斋诗注”的缘起、经过、流通状况、笺注体例、内容、方法和特点等。本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包含四个部分:第一章,“牧斋诗注”成书及版本。本章主要是对钱曾的生平经历、诗注成书起因、经过和流通状况进行介绍。钱曾自顺治五年、六年开始从钱谦益问学,砚席侍侧,是钱谦益晚年最为得意的门生。从笺注者所具备的学识学养、对作者的熟知程度以及丰富的藏书资源来看,钱曾都是笺注钱诗的不二人选。“牧斋诗注”虽然在乾隆朝列为禁书,但在私人领域,此书一直暗中被收藏、流通、阅读。第二章,“牧斋诗注”注释体例、内容与方法。钱曾虽然未明言诗注的体例,但从诗注一以贯之的呈现来看,钱曾在注释的体例上有着严格的规范和要求。诗注内容以详备着称,主要涉及到厘清字音、订正错误、注典释史、索解讔语等几个方面。在注释方法上,钱曾运用“诗史互证”的方法,将钱谦益的诗歌与明史联系起来,以史证诗、释诗,又将钱谦益的诗歌当作有价值的历史文本,还原了历史真相。第三章,“牧斋诗注”注释特点。钱曾在注文中引用钱谦益的口述语,注文中流溢着钱谦益的自我声音,突破了传统诗文注释古今人殊的时空距离,使注释的内容更加贴合作者心意。钱谦益以才学为诗,钱曾产生了相对应的阐释模式——以才学为注。易代之际史料遗失甚夥,钱曾利用诗注藏史、存史,某些注文中包含史料大大超出了钱谦益诗句所能覆盖的范围,这便形成了钱曾“以注存史”的注释特点。碍于时局,钱曾对于钱谦益诗中感时伤世之处,语焉不敢详也,于是只能采用藏注于注的方式来点拔诗意。第四章,“牧斋诗注”与阐释主体的建构。“钱氏家难”后,钱曾汲汲于钱谦益诗歌的笺注可看作是钱曾为重建自我人格所作的努力,钱曾利用诗注重建自我形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自己包装成遗民;二是不辜负钱谦益的嘱托,继续完成钱谦益形象的书写。

仝乐^[7]（2020）在《两宋之际宗苏词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宗苏词人由苏门词人及苏门外围人员组成,北宋末期由江西诗派词人组成,在某些方面继承了苏轼词风。南渡时期宗苏词人延续了苏轼词风。以辛弃疾为主的中兴宗苏词人,则发扬了苏轼词风。本文主要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构成。绪论部分主要界定了宗苏词人的成员构成,判断其为宗苏词人的依据为该词人曾与苏轼交游,隔代宗苏词人或推崇苏轼诗文,或在词中次韵苏词,或者词风相似。对两宋之际词坛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介绍针对这一题目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以及本选题的研究意义和价值。正文分为五章进行论述:第一章,宗苏词人的代际传承。苏轼对苏门词人的影响在于促进了苏门词人群的形成和发展,苏门词人群对南渡词人的影响体现在南渡词人对苏门词学活动的追和,如对苏门《渔父词》的追和、赋木樨的词学活动等,促进了苏轼词风延续。中兴词人发扬苏轼词风的体现之一是以词言志,将词以载道作为创作宗旨,中兴词人是承继着南渡词人群之后的英雄群体,他们具有共同的政治理念以及恢复中原的志向,发扬了苏轼的豪放词风。第二章,“佳处如其诗”:江西诗派诗人的词作。陈与义、徐俯、吕本中、韩驹、惠洪属江西诗派的着名诗人,“佳处如其诗”,正是传承并发展了苏、黄等人“以诗为词”的做法。陈与义作为江西诗派的代表人物,有意且明显地接受苏轼以诗为词的词风。江西诗派与苏轼“以诗为词”的差异,体现在江西诗派词人好以诗论入词,而苏轼则以豪放词风为主要标志。江西诗派词人词风以平淡流畅为主。第三章,南渡宗苏词人词作。词风更为多样化,苏轼词淡泊潇洒的精神被南渡词人延续,南渡士人在辗转流寓的情况下多寓浮家泛宅的想象,他们在词中寄予了进退出处的矛盾心理,表现为“齐物意”与“济时心”的共存。此外,南渡词人多延续苏轼豪宕沉雄的词风,表现在南渡文人对元佑时期的向往以及确立词能言志的词学观念。词中显露出中兴气象,即为苏轼“天风海雨”词境的塑造,以及词中具有“胸中万顷空旷”的意境。南渡时期的诗歌导向是学习杜甫诗,词学领域也逐渐转向对杜甫诗的学习,词中对杜甫诗的学习又反过来促进了苏轼词风的发展,词的内容和题材转向多样化,主题表现为“万象为诗材”。宗苏词的表现方式主要为直接化用苏词或者苏诗,词人群体之间词学活动也使得苏轼词风间接地影响了南渡词人。第四章,两宋之际次韵苏轼词的新变和价值。表现为次韵词在宗苏词人之间的影响力,南渡时期次韵苏词表达的情感各不相同,促进了次韵词组词形式的创新和词牌的经典化。第五章,宗苏词人的词学观。苏门词人的词学观以传统词论为主,南渡词人的词学观以东坡词为范式,赞赏“以诗为词”的豪放词风,黜俗崇雅。中兴宗苏词人词学观为崇尚词风的多样性,倡导英雄之词,词的表现为“以文为词”,具有词史功能。宋末宗苏词人继承苏、辛词的优点,追求词艺,出现对苏、辛豪放词的反思。

张健旺^[8]（2019）在《方孝孺与有明一代的“读书种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读书种子”就是士之典范,志于道,据于仁,依于德,立于礼。要在行己有耻、立身见道、通经致用,是真男子,大丈夫,是没有文王也兴的豪杰之士。简约说“读书种子”就是相续圣贤血脉的思想家。我取样的我国有明一代的“读书种子”有:宋濂、方孝孺、王阳明、方以智、顾炎武、王夫之。宋濂是从“文章种子”转到有道君子的典型。他守道之笃,独立不迁;不“枉道以徇人”,不“诎道以徇物”;用“敬”立心;安于道;尊崇气节,激扬豪杰。他的《龙门凝道记》是见志入道的着作。方孝孺是“雄才劲节”的典范。他善学六艺、自立其志、尊圣亲贤、勇于自治、自性庄严、刚健中正,是礼乐君子,是经典的意志人。王阳明是“狂圣”的典范。其人遭遇患难而刊落习气,道明德立,创立“良知”学说,自由担当,成为“刚狷振砺”、“独行违俗”的圣贤豪杰。可谓具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精神哲学的大师。方以智是“宏览博物”的典范。他是经典的世家子弟,有豪华的才性,遭遇世变而心性大明,随缘放旷,至诚至性,外和内刚,是博通深邃的大思想家,特立独行,自创体系,成一家之言。可谓“穷理而博学,闻道而为善”的博学君子。顾炎武是有明一代标举“行己有耻”最惹人注目的大思想家。他贬斥“无耻之士”,激扬“有耻之士”。无“耻心”即不“进德修业”,亦不“尊圣亲贤”。他遭遇世变,恪守“行己有耻”的圣训,不改形换骨,独来独往地治学,可谓磊落奇伟君子。王夫之是“醇儒”的典范。他是晚明遗老中最惹人注目的贬斥“狂流”的思想家。他“不随众狂”而标举君子之学与君子之道,立誓为“六经开生面”。他可谓经典的圣贤豪杰儒。他遭遇世变隐居着书,为往圣继绝学。我国文化是我国人民立人立国的“元气”,而“读书种子”是文化的“元气”和立国的“元气”。我国传统社会的“读书种子”的性情与人格、谈吐与风致、精神与风骨,具有绝对性的重要性。他们皆是我们民族出类拔萃的楷模,是我国传统社会读书人的“人师”。他们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人,人应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是我们为人为学的典范。

任淑莉^[9]（2019）在《宋元浙江方志文献学研究》文中指出宋元方志处于方志发展的成熟和完备阶段,其中浙江地区方志存量大、质量佳,保存了不少语言、历史、自然、社会等各方面研究的珍贵材料。目前学界对宋元浙江方志的研究尚不系统,也不够深入。散佚的宋元方志辑佚成果需做较为完备而全面的补辑,方志中的方言资料是反映当地社会历史文化状况的“活化石”,既是一种宝贵的历史文献,又是非常值得整理的语言文字学文献,至今没有人做过整理和考证。论文基于文献学角度,对我国宋、元两代编纂成书的浙江地方志文献（包括18部现存方志（残志）及161部亡佚方志）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全文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界定了研究范围,阐述了选题意义、研究方法和创新点,并对目前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第二部分根据历代目录,参考相关方志研究成果,考订取舍,整理《宋元浙江方志存佚总目》;考察了宋元浙江方志的分布特点;对宋元浙江方志名称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宋元浙江方志整体特点。第三部分考察了宋元浙江方志在历代史志目录、补史目录、官书目录、私家目录中的分布情况,系统梳理现存主要目录对宋元浙江方志的着录信息,整理《宋元浙江方志目录着录表》;结合宋元以来各类地理志、史注、类书、文集笔记等,对历代目录着录宋元浙江方志存在的方志误录、作者名号、卷帙及同书异名现象进行了考证。第四部分遍检宋元以来各类文献,综合各家所辑,在刘纬毅辑本75种方志基础上,补辑宋元方志46种,整理《宋元浙江方志辑佚稿》;对刘纬毅《宋辽金元方志辑佚》存在的方志误录,佚文误辑、多辑、漏辑等进行了辩证;对补辑佚文中文献记载互异、内容史实有疑的条目进行了考证。第五部分从时代、体类、地域三个方面,对两宋及元代浙江方志编纂总体情况进行了概述;梳理了浙江方志的作者背景,考察了作者籍贯、时任官职、修志职务等,制成《宋元浙江方志作者一览表》;结合编纂方式、编纂目的、编纂条件及出版经费来源,对宋元浙江方志的编纂特点进行了整体研究;从体裁、篇目结构与文字表现形式三个方面,对宋元浙江方志编纂体例进行了考察;以宋元“四明六志”为例,探讨了续修方志体例的继承与发展。第六部分是宋元浙江方志方言资料整理与研究专题。论文以现存18部宋元浙江方志与所辑1543条佚文为文本范围,对宋元浙江方志中334个方言词进行了辑录、考释;结合古今书证,考察方言词的历史源流嬗变,追溯较早源头、文献用例、通行地域等。

徐竞之,李士金^[10]（2017）在《中国学术生态细节研究——以2002年朱子文学论文为例》文中提出一、学术研究的本质目的:从研究朱子学思想境界说起研究朱子学或者朱子的文学思想,其实质是传播圣贤之道,必须吃透原着,知人论世,方能比较好地传承他的学术思想,进而发扬光大之。然而,事实上,现代研究者的功利目的很强,不可能默契圣贤心志,为整个社会人民利益,为国家长治久安而深刻思考各种社会问题。即以个人修身养性而言,朱子的忧虑又非常人可知。即使如四库馆臣也不能深切理解,甚而有所讥议。比如在宋胡铨撰《澹庵文集》的《提

二、朱熹挽孝宗诗笺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朱熹挽孝宗诗笺释（论文提纲范文）

（1）庞石帚诗歌与诗学（论文提纲范文）

（2）朱熹诗雪月意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卫湜《礼记集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宋代青城山道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宋代宗室易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钱曾“牧斋诗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两宋之际宗苏词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方孝孺与有明一代的“读书种子”（论文提纲范文）

（9）宋元浙江方志文献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学术生态细节研究——以2002年朱子文学论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朱熹挽孝宗诗笺释（论文参考文献）

• [1]庞石帚诗歌与诗学[D]. 冷浪涛.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2]朱熹诗雪月意象研究[D]. 牟代群. 贵州师范大学, 2021(12)
• [3]卫湜《礼记集说》研究[D]. 王璐. 吉林大学, 2020(03)
• [4]宋代青城山道教研究[D]. 张玲. 暨南大学, 2020(04)
• [5]宋代宗室易学研究[D]. 张国策. 河北大学, 2020(08)
• [6]钱曾“牧斋诗注”研究[D]. 崔桐.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7]两宋之际宗苏词人研究[D]. 仝乐. 郑州大学, 2020(02)
• [8]方孝孺与有明一代的“读书种子”[D]. 张健旺.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9(01)
• [9]宋元浙江方志文献学研究[D]. 任淑莉.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3)
• [10]中国学术生态细节研究——以2002年朱子文学论文为例[J]. 徐竞之,李士金. 青年文学家, 20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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