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特别立法:创业投资公司的现实选择----关于制定创投公司特别法有关问题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许嘉禾[1]（2021）在《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体育要强、要兴,发展体育产业是主要途径。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高质量发展逐步成为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体育产业要提质增效和持续高速发展,需要金融的有力支持。然而当下,金融体系在体育产业中的效用功能尚未能够充分发挥。因此,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金融支持问题,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命题。本研究立足于体育产业的经营实践,综合运用体育学、管理学、系统科学及金融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及范式,以现代产业和金融发展的相关理论为指导,按照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状与问题、特征与机理、宏观效应、微观效率以及系统运行的次序,从理论分析到实证研究,展开工作。本研究的工作主要如下:一是梳理体育产业的金融支持现状,发现体育产业金融支持存在的不足。二是总结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需求特征,剖析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三是在宏观产业层面,以耦合协调的视角,审视体育产业与金融体系的关联关系。通过建立序参量体系,引入耦合协调、剪刀差以及灰色关联等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效应及影响因素。四是从在微观企业的层面,以“黑箱”的视角,根据金融支持与体育产业的不同维度,测度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水平。通过筛选体育企业样本,利用DEA、Malmquist指数及收敛性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水平及其演变特征。五是根据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要素组成与系统结构,构建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分别从金融市场策略、政府金融干预和金融风险情景维度进行模拟仿真,分析不同策略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以期为优化体育产业金融支持,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策略着力点。本研究的结论主要包括六个方面:（1）政府金融支持和市场金融支持均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随着体育产业金融需求的不断升级,政府部门对体育产业金融活动的认识持续深化,政策工具与国有资本逐步活跃。金融市场对体育产业的支持力度不断提升,各类体育产业金融市场蓬勃发展,风险投资市场异军突起。体育产业嵌入金融体系的程度不断加深。但同时,体育产业的金融支持仍存在一定问题:一是金融支持制度体系亟待完善,金融支持政策工具尚需补充;二是金融市场结构失衡问题凸显,直接融资渠道建设存在不足;三是风险资本经典功能发生偏离,资本投入可持续性有所欠缺;四是新兴金融工具利用不充分,体育金融复合人才供给不足。（2）我国体育产业具有快速成长的阶段性特征、业态丰富的结构性特征、高不确定性的风险性特征和消费供需的不平衡特征。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下,体育产业的发展特征进一步衍生出了独特的金融需求特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亟需的是政策引导下的规模化金融支持、层次多元化的系统性金融支持、风险偏好的针对性金融支持,以及科技赋能的普惠性金融支持。（3）资本形成、创新推动和消费刺激是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主要功能组成。金融体系一是可以扩大资本积累,促进资本形成,缓解体育产业融资约束;二是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分散创新风险,推动体育产业技术、模式创新;三是可以实现跨期平滑、财富效应和风险保障,刺激体育产业消费发展。有效的金融支持作用于体育产业的投资和消费两端,通过平衡产值结构、改善融资结构、变革消费结构,促进产业的结构转型升级;通过扩大要素供给、加快要素流通、推动技术进步,提高产业的要素生产效率;通过加速企业成长、优化公司治理、形成循环激励,促进产业的价值增值,精准作用于体育产业的成长痛点,协助体育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4）宏观产业效应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体系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内生耦合机理和外部耦合功能,具有双向耦合协调发展机制。二者不仅维持了长期、高度的耦合关联性,并且实现了耦合协调度的持续跃升,呈现出由低水平协调向高水平协调演化的动态趋势。金融体系对体育产业的短时间、爆发性增长起到了有效地支撑作用。且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尚处于发展周期的前期,其交互胁迫作用远小于耦合协调发展所带来的正向效应。与此同时,二者的耦合协调效应受到多种内生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风险投资市场、消费金融、政府扶持和金融创新等内生动力型因素,以及居民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变动等外生环境型因素,均与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存在密切关联。（5）微观企业效率的实证研究发现:第一,静态来看,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总体金融支持效率尚可,多数样本企业接近最优生产前沿面,但同时具有明显的技术制约特征。扩大金融资源投入规模前,需要着重改善金融技术水平。在金融支持效率内部,债权效率较好,股权效率欠佳,且股权效率呈现规模制约特征。在体育产业内部,体育企业板块、行业业态和空间地域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金融支持效率差异。第二,动态来看,金融支持体育产业的动态效率水平并未产生良性改观,反而出现小幅下降。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不足,产业金融技术创新水平难以支撑金融资源规模的快速增长。其中,股权动态效率下滑,技术进步水平下降明显,是导致整体金融效率下滑的主要原因。第三,动态效率的收敛性分析表明,效率落后企业对领先集团具有追赶效应,但收敛速度较慢,且收敛速度存在体育产业内部的结构性差异,达到产业金融支持效率的均衡仍需要较长时间。（6）系统建模与仿真的实证研究说明: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可以视为由政府金融支持、金融市场发展、宏观金融环境和体育产业发展所组成的动力学系统。第一,强化金融市场支持力度可以有效提升体育产业发展质量。相对而言,强化股权市场的效能略优于债权市场。股权市场更有利于体育产业规模扩张和要素生产率提升,债权市场则更有利于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第二,政府干预会对体育产业发展质量产生影响。弱化政府干预无益于体育产业发展质量,维持一定强度的政府金融支持具有必要性。适度增强政府干预有利提升体育产业发展质量。但当政府干预过度时,会造成规模增长与要素生产率下降并存,仅能“做大”而不利“做强”体育产业,最终无益于产业发展质量。第三,宏观金融风险能够对体育产业发展质量产生显着的负面冲击。随着体育产业深度嵌入金融体系,金融风险的损害力度可能进一步增大,需要审慎防范、积极应对金融风险。在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金融政策体系,优化制度顶层设计;丰富金融服务市场,创新投融资渠道模式;推动金融技术创新,开发新型金融工具;优化企业金融管理,重视复合人才培养等策略建议。本文主要有以下创新点:（1）探讨了金融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在现状梳理的基础上,总结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需求特征,明确金融功能的作用支点,厘清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2）结合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宏观产业与微观企业视角进行实证研究。综合运用数理模型及相关评价方法,设计序参量体系,测度并分析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发展效应及其影响因素;构建投入、产出指标体系,从不同维度测度并评价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特征及其变动规律。形成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问题的深层次认识,为优化体育产业的金融支持效能提供着力点。（3）构建了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要素组成与系统结构,设计模型变量及函数关系,并从金融市场策略、政府金融干预和金融风险情景维度进行仿真。探究不同策略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的影响,为企业部门的金融决策和主管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更具现实意义的参考。
刘丹妮[2]（2020）在《类别股份法律制度研究》文中认为类别股份是公司发行的承载着不同股权内容的股份。在公司法现代化和自由化的背景之下,公司发行类别股份已成为资本市场中金融创新的常用工具,各国也逐渐通过立法承认授予公司在发行类别股份方面更多自主权。其中大多数英美法系国家都已经建立起较为成熟的类别股份制度,除了在立法中规定公司可以发行各种不同类型的有关利润分配、剩余财产分配、表决权及董事选任、偿还、转换等类别股份之外,甚至还允许公司在较大的自治范围内自由创设股份类别。大陆法系类别股份制度起步相对较晚,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逐渐放宽管制,丰富公司资本结构。类别股在资本市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能够拓宽困境企业的融资渠道、优化公司财务结构,降低筹资成本、满足不同类型投资者的需求,实现实质上的权利平衡,以及防范敌意收购,保障公司控制权稳定。我国类别股份制度立法尚处于起步阶段,但是从目前的商事实务来看,已经出现了大量与类别股份相关的交易及纠纷。因此,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类别股份制度势在必行。本文分以下五个部分展开:第一章类别股份的一般理论。类别股是针对公司仅发行标准划一、每一股份对应同等的财产性权利和参与权的标准普通股而言的,它意味着在一个公司内部设置了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种类、对应不同权利有无、权利范围、或权利行使顺序的股份。类别股具有跨越股权和债权的特殊双重属性,在对类别股份进行研究时,也需要依循公司法与合同法两条不同的路径。类别股份的出现体现了异质化股东的异质化需求。虽然看似不同类别股东之间权利不对等,但这种表面上的不平等其实正是实质上平等的体现:所有的股东都能基于意思自治平等的协商,在公司内部对股东权这一典型的契约型的权利束进行分割、让渡、交换的安排,体现了股东自治和契约自由的价值,而只有充分尊重平等协商自治的基础,才能实现股东权利更有效率的配置,才能符合公司法对创造价值促进效率的追求。第二章类别股份的种类划分。此章基于实践中的交易需求对类别股份的划分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包括我国在内的不同国家地区的立法实践进行探讨和比较。在对类别股份融资交易进行法经济学方式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探讨投融资双方在交易中对降低交易成本以及保障交易收益的需求,从而明确公司法规范在类别股份制度方面的供给方向。在企业进行股权融资时,投融资双方都会面临信息不对称风险、估值风险、道德风险、逆向选择风险,交易双方必须自发地去寻找预防、降低、化解风险的方式,以形成关系型契约的方式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基于这一交易需求,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类别股份,包括盈余分配类股、剩余财产分配类股份、表决权或其他控制权相关类股份、可转换类别股份、可回赎类别股份。而立法者则应加深对真实交易的理解,识别出投融资双方的交易需求,并以立法的方式将在交易中自发形成的有效的关系型契约进一步予以固定。第三章类别股东的保护机制。类别股份虽然是建立在股东异质化基础之上,但不同类别的股东之间仍然会有利益矛盾。而相对于普通股股东而言,特别股股东往往是公司中的弱势群体,在弱势股东的利益受到损害时,法律必须提供完善的救济途径。完善类别股份合同、分类表决制度、异议评估权的完善、表决权复活制度以及进一步完善信义义务,都能从不同方面解决类别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并对相对弱势的类别股东提供更有效的保护。第四章立法路径选择:章程自治性授权和公司强制性立法。我国在构建类别股份制度时,应从不同的公司类型出发,针对不同公司的需求供给差异化的制度。对上市公司,目前宜采用类别法定类别股立法路径。针对非上市公众公司,则需考虑其介于公众性和封闭性之间的特性,在法律确定的有限范围内提供可供选择的类别子权利,允许公司在此范围内对这些子权利进行组合排列,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有限创设出贴近自己需求的类别股份。对封闭性较强的有限责任公司和现实中存在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众公司之外的封闭性股份有限公司,则应充分尊重公司自治,允许公司章程中约定不同的股份种类及权利。第五章中国公司法中类别股份制度设计。此部分对类别股份的制度理念进行了阐述,并且在第四章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在封闭性公司和公众公司中如何设计类别股份制度。类别股份制度的建立健全绝不只是对股份内容进行特殊的配置,它还涉及到一系列配套制度的完善,甚至会涉及到公司法根本层面的修改,除了公司资本构成相较之前更为复杂,对公司治理结构也会产生影响,同时,公司法观念也会随之更新,并且相应地会影响到资本制度、公司类型划分等等一系列公司法制度的改变和完善。
蒙瑞华[3]（2016）在《我国债权众筹监管制度法律构建》文中研究指明因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金融创新正不同程度的挑战着各国既有金融监管体系,相对具有良好“监管覆盖”能力的监管体系而言,尚处于不发达阶段的金融市场以及尚未真正开始“现代化”的金融监管体系面临的考验更甚。具体到我国,本应有着良好理念与本土意义的“债权众筹”却正以“野蛮”之势生长,行业随时面临劣币驱逐良币,甚至整体生存危机;另一方面,却是“存量法”捉襟见肘,新的监管规范迟迟不能落地。规范“困难”到底在哪、行业的本土市场生态与监管生态如何、行业运作与国外有何异同、“众筹、金融众筹与债权众筹”的类型化基础及法律个性是什么、“存量法”怎么啦、如何在宏观监管框架构建上具有现实性,又兼及“金融创新”所需的“监管变革”,以及债权众筹监管所需之“个性化”制度如何构建等等,围绕上述问题,本文进行了下列研究:第一部分:“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演进与启示”,本章纵向梳理了发达国家“金融监管现代化”之历程,对其市场发展阶段与金融监管的“内在互动”关系进行了探索,总结了其从机构监管、分业监管到“双峰统合监管”的成因与具体表现形态。并以此“纵向”发展史作为参照,结合我国各项经济指标与发展状况,得出我国处于金融市场初级阶段至“金融现代化”的转型期,并且该转型期会因为这30年的财富积淀、紧张的资金供需关系,以及纷纷兴起的“金融创新”与“混业经营”缩短的结论。以此市场判断为基础,本部分进一步审视了我国现有金融监管体系,并认为我国现有金融监管体系与市场基础总体上具有一定适宜性,但是已经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在相较域外同期发展阶段,我国转型期会更短的背景下,变革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已然具有一定紧迫性,但是目前的研究与氛围尚未形成“一步到位”的“统合监管”变革之势,故本部分建议必须尽早确立未来监管改革的总方案,并且采取由点到面“渐进式”的变革模式,变革方向是建立具有较高覆盖力与公平性的“统合监管”体系,具体方法上,可以以具有高度复合性特征的“金融众筹监管”（含债权众筹）作为“契机”与“试点”,以金融服务机构的业务功能作为类型化监管基础,启动“统合监管”之小范围尝试,一则为金融监管变革累聚经验,积累人才,整合立法,培育变革氛围,从而形成最终改革之待发“势”,一则为应对现有分业监管体系不能覆盖“金融创新”的紧迫挑战,实现一箭双雕之效果。总体而言,本章旨在奠定全文的研究基调与制度构建方向,从而为下文“统合界定”债权众筹性质,宏观上确立我国债权众筹之监管机构、立法模式与监管思路提供基础。第二部分:“我国债权众筹监管对象析解”,众筹作为一个新兴行业,其法律内涵及类型化并未形成共识,本部分在比较分析金融众筹与其他融资方式,如IPO融资、民间借贷、银行融资、私募以及传统小额融资的区别基础上,将金融众筹界定为豁免于IPO监管的“小额融资”范畴,并且鉴于金融众筹产品的“一对多”特征与“投资属性”,以及国内外行业实践中共同呈现的融资人身份的复合性（如自然人、合伙企业、公司以及其他组织）,及众筹平台服务的多元化（投资经纪、投资顾问、集合计划募集与管理人甚至多边交易场所）,本文将“金融众筹”产品定性为“金融商品”,众筹平台定位为“金融服务机构”以利“统合监管”。同时,鉴于监管重心均在众筹平台,故本文认为除了因投资人权利及风险有别而需对融资人与众筹平台施以不同义务之外,发行人是否为适格证券发行人,交易表现形式是“证券”还是“借贷合同”区分意义不大,且从众筹融资额度甚小、投资不易变现的角度也无必要将“金融众筹产品”作“证券”认定,因此本文最后借鉴国际证监会、新西兰及印度的权利分类标准,将金融众筹区分为股权众筹与债权众筹,同时对英美将消费信贷与证券融资的区别思路移植到“众筹监管”中的不适宜性进行了详细研究。最后本部分对“债权众筹”立法术语及产品形式进行了选择,摒弃了“P2P借贷”（peer-to-peer lending）与“借贷型众筹”（Loan-based crowdfunding）术语的使用,明确承认了P2P借贷产品、本平台投资变现债权转让产品、P2P借贷投资基金产品的合法性,明确禁止新手标、净值标和一般债权转让融资标的使用,同时对“线下交易”进行了界定与否定,要求债权众筹产品必须通过线上模式纳入监管范畴。总的说来,本章旨在清晰“金融众筹”的应然模样,释明“债权众筹”的分类基础和应予以认可的“产品类型”,从而为下文从法律上“检视”我国行业运作,并最终构建我国债权众筹监管法律制度提供前置性基础。第三部分:“我国债权众筹监管制度构建之本土生态——行业运作与制度需求”,以上一章“内涵”与“类型”界定为基础,本章从宏观到微观对行业运作进行了法律上的“检视”,从而旨在明晰行业运作的“法律属性”、“风险点”与“制度需求”。宏观上,我国债权众筹整体性偏离了“小额融资”的众筹属性,异化为IPO式规模融资,且与此“异化”相因的是同样大规模的“变相担保”方式,即安排融资人与小贷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保理公司以及销售公司（汽车、房地产公司）合作的方式,由后规模化的、持续的以“债权转让+回购”或者“债权转让+差额补足”的方式提供增信,不论从形式融资人（小额贷款公司等）还是实质融资人（真正“用资人”）涉及规模化融资、职业性担保,或者职业性融资转贷行为,尽管上述此类公司可能通过与多个平台合作的方式“隐藏”持续性,但是风险集中且未受监管之本质并未改变,上述两大问题必须引起监管重视（监管方式即为后文之限额融资、信息实名（企业）披露、信息保管且由投资者查询与信息上报“中央数据库”的方式）从而回归“债权众筹”之“本位”。微观上,根据产品的实际运作,指出不同产品下平台或为“投资经纪”,或为“投资顾问”,或为“投资基金管理人”的法律本质,同时通过对上述产品运作的法律梳理,探析了其在制度缺位下一方面存在诸多运作窘困,另一方面也因其“无规”运作给投资者与行业释放出大量“风险敞口”。最后本章以上述行业宏观上与微观上的“风险点”与“制度需求”为基础,对我国现有金融监管制度进行了盘点,最后得出目前关于投资经纪、投资顾问或者基金管理人的制度皆是以银行、证券或者保险产品为调整对象,并无可以适用至“众筹产品”的“存量法”,且上述“存量法”多是以“部门规章”各自为阵的形式出现,内容之间也多有冲突,也使得“众筹产品”难以对其进行“拣选”适用。此外,本部分对现有专门针对“P2P借贷”的监管回应(官员的公开“讲话”、《证券法》修订稿,以及银监会等“意见稿”也进行了评析,指出整体上既有监管思路可能尚缺乏对行业的国内外“实况”的系统把握,也较缺乏明确清晰的监管线索,甚至可能尚未完全触及金融众筹监管所涉及的问题,包括“P2P借贷”与“股权众筹”如何区分、衔接;众筹产品与众筹平台的实际运作如何及法律性质;对产品及平台义务范围的取舍认定,以及对金融众筹采用何种立法方式等等。第四部分:“我国债权众筹监管制度之宏观构建——监管机构、立法模式与监管思路确立”,此部分在参考域外监管机构、立法模式选择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有的监管体系,以及可操作性需要,建议仍由银监会监管债权众筹、证监会监管股权众筹,由两部委联合发文的形式制定内容统合之“金融众筹监管规则”。所谓“统合”一则体现在“二者”受同一部规范监管,从而避免立法重复与监管不公,且从“应然”与域外的监管经验角度,二者的监管内容具有更多趋同性,仅有少数条文反应出投资者风险及保护方式差异;此外,“统合”还体现在,在我国上位法缺失,“统合监管”规范（如英国《2000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等）尚遥遥无期的背景下,众筹监管规则内容须先行涵盖平台从事各种业务的准入条件及义务规范,即对投资顾问、投资经纪等尽皆进行调整,从而既不限制平台营业自由,与服务功能不冲突者可兼业的国际做法一致,也在我国信用体系匮乏下增加了投资保护手段。不过本文也指出,此种设计确属权宜之计且无“上位法”依据,同时也为了实现“行业监管”与“统合启动”之一箭双雕效果,待到上位“统合法”成熟之际,部门规章自然得回归其“专门法”属性,从而有别于此“一般性规定+专门规则”二合一的角色。此外,在监管思路上,本文建议以“严格化、标准化”思路,以“金融消费者保护”为线索,重在对众筹平台进行“行为监管”。严格化、标准化主要基于我国行业乱、市场信用环境差、平台风险控制技术与数据储备尚有限,以及配套法律监管“少”的现实原因,且标准化也有助于增加平台指标、行业数据的可识别性及立法的可操作性;以“金融消费者保护“为线索主要基于限额之债权众筹本应无系统性风险,众筹经营之主要风险在于平台的不规范运作侵害消费者权利,故此应重点以平台“行为规范体系”作为制度设计之重点内容,而较少涉及资本充足率等“审慎监管”手段的运用,同时,本部分也对“金融消费者”进行了“界定”,并对属于债权众筹平台“金融消费者”的对象进行了梳理。第五部分:“我国债权众筹监管制度之具体构建”,本部分结合域外平台的实际运作情况,对域外债权众筹制度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梳理比较,提出了我国债权众筹制度之融投资双方主体资格及金额限制、债权众筹平台的准入方式及条件,以及债权众筹平台的义务内容体系的立法建议。融资主体方面,本文认为应同时允许自然人与企业融资,且不必通过立法形式排除传统金融公司、房地产公司及上市公司等规模“大”与“风险大”的公司作为融资人,而建议藉由设置融资限额的方式经由市场分流融资渠道;投资主体方面,本文将投资人分为自然人、非金融企业以及受监管之专业投资者（如集合计划、小额贷款公司,及金融消费者公司等具有专门投资资格或者放贷资格者）,同时对前两者设置投资限额从而防止未受监管之“职业性”、“营业性”放贷行为,对后者不专门设置投资限额,从而方便P2P投资基金的发展（本文将此作为散户投资者保护的重要手段）,但相关立法对“放贷”或者“投资”另有限额规定的,从其规定;在具体限额方面,参照域外的立法规定与本国行业实践,兼顾融资空间与风险控制,本部分建议自然人可融资金额最高可考虑为30万元,企业可融资金额可考虑为300万元,此融资额度不设期限限制,是融资人通过所有众筹平台在任何时候的最高“融资金额”,同时本部分建议平台的融投资者数据实时接入“中央数据库”,一则方便各平台查询借款人在贷现状,也方便中央数据库设置“预警”系统,及时发现超额融资现象,且融资者的“超额融资”与“还款情况”均作为信用纪录记载;对投资人的金额限制方式及额度控制方面,本部分建议对自然人设置单标投资限制与投资总额限制,单标限额可考虑为2万元,总额限制可考虑为30万元,非金融企业投资者只设置投资总额限制,建议最高可投金额为300万元。上述限额同样不设置“时间范围”限制,系投资人任何时候投资债权众筹的最高限额。此外,平台有义务采取措施实现自然人单标投资控制,出于金融消费者隐私保护,自然人投资总额限制则由“中央数据库”监测,平台无权查询,企业投资人投资总额则由平台经由“中央数据库”进行查询控制,同样中央数据库设置“预警系统”,防范未受监管之“融资转贷”等超额行为;对众筹平台的准入方面,本文建议准入方式采“牌照”制,准入条件应包括最低注册资本金、适格人力条件、适格IT条件以及概括性的规定平台应具备相应的运营能力,并要求平台就相关体系与保障程序自证,且兼营提供顾问及集合计划管理服务业务者需要满足更为严格的条件,并获得营业许可。此外,立法应允许既有金融机构兼营众筹平台业务,并需再前瞻性的考虑未来可能出现的新的服务类型（如提供多边电子交易服务）,并为其提供制度空间;对众筹平台的义务内容设置而言,本部分建议以概括性规范与具体性规范相结合的方式立法,内容围绕信息披露、尽职规范、客户资产管理、生前遗嘱、职业保险、合同规范、信息报告及广告规范等方面展开,概括性规范可主要体现在平台的“行为合规性”要求方面,具体性规范则主要在信息披露与信息报告义务的内容具体明确化,数据计算与披露方式标准化、统一化。同时,义务规范要尊重金融服务者行为监管的共通性,也得体现不同业务类型风险及监管需求。最后本部分针对债权众筹平台监管需要的“个性”,重点对信息披露义务与报告义务的立法内容进行了建议。
张俊[4]（2016）在《国家企业权力规制论》文中研究说明迄今为止,市场经济是被各国发展经验教训所反复证明的一条可行之路。如果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实是一种市场经济,那它就应当具备市场主体地位平等、个体权利受保护、政府权力受制约、竞争秩序公平透明、制度规则可预期等市场经济所必备的共通要素。公权力的越位、错位和缺位,是我国改革所要解决的最核心的问题。有效地加强对公权力的约束和控制,是事关我国改革走出“深水区”的关键。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仍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从一定程度上说,国有企业是国家公权力的产物和工具,这种公权力或者来自企业所处的特殊领域和承担的特殊职能,或者来自对企业所经营的国有资产的处分。它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国有企业的某种“特权”,但是究其权力的来源和实质,则是政府代表全民行使的国家权力,是国家公权力的一种特殊形式——国家企业权力,政府实际掌控着国家企业权力实现的范围和程度。在市场体制下,这种权力是政府通过设立国有企业输出权力、国有企业通过行使权利实现权力两者共同完成的,缺一不可。这种包含政府和企业双方行使主体的权力正是国有企业的特殊性所在,也是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关键因素。因此,好的国企改革,本质就是要识别和规范这种特殊的国家公权力,从而才能保障个体自由和财产权利,维护市场的公平秩序,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坏的国企改革就是模糊特殊企业和一般企业的界限、公权力和私权利的边界,维持和扩张权力对资源、利益不受约束的控制。既然对公权力的规范是我国改革的核心问题,那么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任务同样是对涉及国有企业运营和改革中的国家权力的规范。规范权力的手段可以有多种,包括道德手段、政治手段、法律手段等。其中,法律规制本应是最主要的手段,因为通过立法的方式,使得这种规制具有民主性、稳定性和反复适用性。它是明确和可预期的,人们可以合理地期望政府对国有企业在设立、运行和退出过程中会如何行为,公共利益包括自己的利益将如何受到影响,也能够依据法律对国家企业权力的失范进行纠正。从世界各国来看,实行严格的法律规制也是规范政府管理国有企业的普遍做法。但遗憾的是,我国虽然拥有世所罕有的巨量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它们在整个国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对国家企业权力的法律规制却相当薄弱和有限。这其中既有整体法治水平较低、立法不完善的因素,也有对国有企业性质和功能的模糊和错位,特别是对国有企业转轨性、公权性认识不足的影响。在理论上,我国目前无论是宪法和行政法学界,还是经济法学界,都未对国家企业权力这种围绕国有企业集中体现的特殊国家权力为重点进行研究,致使这一处于交叉、边缘领域的权力几乎成为理论研究的盲区。在实践中,目前涉及国有企业改革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不仅立法层次普遍较低,而且明显地表现出为政府的国有经济政策进行法律语言“翻译转换”的从属特质,缺乏从社会公共立场出发,对公权力进行规制的法治特性和独立价值。只有对国有企业在设立、运行到退出全过程中所涉及的公权力进行全面的清理,清晰地划定国有企业及其背后的政府权力边界,才能促进市场经济的运行更加健康有序。本文正是基于上述想法,循着“权力是什么”→“国家设立和经营企业是不是权力”→“国家企业权力是什么样的权力”→“国家企业权力应服从什么规制原则”→“国家企业权力应有怎样的规制结构”→“具体如何规制各类不同国有企业的权力”这一思路展开论述。全文除绪论外共分六章。第一章“权力的基本问题分析”,旨在为国家企业权力的论证提供初始定位与宏观定性,可以看作是全文的一个引子,并不直接针对国家企业权力进行研究,但从权力的一般性出发,可以形成对国家企业权力的基本方向性关照,并有助于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抓住问题的关键和本质。从权力的概念来看,核心要素是一方的支配与另一方的服从,权力按其性质可分为公权力与私权力,按其主体可分为政府权力、企业权力、社会权力等,按其内容可分为经济权力、政治权力、文化权力等。权力的“合法性”是决定权力能否被服从,进而能否稳定维系的关键。现代权力合法性的本质都在于公共性,但权力的特性、人性的弱点、制度的缺陷决定了公权力存在背离公共性的异化风险。在矫正公权力异化的德治、政治、法治三种主要方法中,法治矫正在现实性与效率、效果方面更具优势。第二章“国家企业权力的证成与异化”,本章论证国家企业权力是国家权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作为一种特殊的公权力,它存在多方面的公共性作为其合法性的依据,但同样权力行使也可能偏离公共性而发生异化。首先,从国家观念和国家权力发展历程来看,主权存在相对化趋势,公共性约束的强化促使国家日益重视社会职能和经济权力,不同类型国家都存在国家权力与企业形式的结合。从历史与现实的普遍现象中,可归纳出国家企业权力概念,即在国有企业的设立、经营、退出中所包含的国家权力,它通过“政府支配企业—企业行使权利”的方式得以实现,具有政府权力和企业权力两个层次,在营利性和非营利性领域分别有不同的作用机制。其次,国家企业权力的公共性可从多角度得到理论支持,从交易费用理论看,国家企业权力使得某些具有公共需求,但私人企业和市场交易均无法发生的生产得以实现;从公共物品理论看,国家企业权力因向社会提供准公共物品而使公共经济领域纳入管理;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看,国家通过国有企业承担特殊的公共责任。最后,我国国家企业权力实际运行中,在竞争关系、财产关系、交易关系等方面存在公共性的异化,异化是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定位不清、公权力法律约束性不足、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变化引起的,而在立法方面则表现为国有企业在性质上未定位于特殊企业、目的上未突出权力规制、方向上未进行科学分类。第三章“国家企业权力的规制框架”,本章针对国家企业权力的异化构建整体性的规制框架,从规制的基本理念、规制的客体结构和主体结构三个方面形成体系化思路。首先,应将国家企业权力的规制纳入宪政秩序。在我国关于国有经济的宪法制度中,应确立权利本位、权力法定、权力公开、公共利益原则,作为规范国家企业权力运行的经济宪政基本秩序。其次,在国家企业权力规制的客体结构方面,可借鉴国际经验,通过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将我国国有企业按其功能和财产属性区分为公共型和商业型两大基本类型,根据两类企业涉及的不同国家权力特征,配置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规制资源。最后,在国家企业权力规制的主体结构方面,规制主体主要有外部主体和内部主体两大类。外部主体主要是立法机关和利益相关者,议会（人大）应对涉及国家企业权力的重大事项拥有最终决定权,应强化人大在我国国家企业权力规制结构中的权威,必须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主体对国家企业权力规制的参与。内部主体主要是政府和企业自身,应改革现行政府规制模式,区分公共型和商业型国有企业实施分类规制,在企业内部也应充分发挥董事会、监事会等的权力制约作用。第四章“公共型国有企业中的权力规制”,本章基于公共型国有企业是政府实现特殊政策目的工具属性,以及公益性、垄断性的行业特征,对其中的权力规制更多地表现为政府行为规制而非企业行为规制,重点是规范政府设立企业的权力、划定企业经营业务范围的权力、调控企业行为的权力。首先,要对企业设立权进行规制,在公、私法人划分的基础上改革现行法人制度,建立适于公共型国有企业性质的特殊的法人,采取不同于一般企业的设立原则和设立程序。其次,要对企业业务权进行规制,以我国政策性银行为例,论证国有企业业务经营的权力性,业务权的失范及其纠正,包括明确对政策性业务的界定、加强对相关业务的监管及利益补偿规制。最后,要对国家调控权进行规制,以价格调控为例,由于政府身份错位、公共博弈的缺失引起调控“失灵”,为纠正调控权的异化,应通过委员会化努力构建具独立性的价格调控主体,引入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对调控权作适当性限制,在个体诉讼和公益诉讼两个层面探索价格听证程序的可诉化改造。第五章“商业型国有企业中的权力规制”,本章基于商业型国有企业是发挥国有资本为全民利益增长服务、协调国民经济发展的工具属性,以及竞争性、营利性的行业特征,对其中的权力规制主要体现为对企业国有资本运营的规制,通过人大、政府、企业三级的合理衔接,使政府和企业“代理”全民运营资本的权力受到更全面和有效的监督。首先,企业“内部人控制”和政府监管的滥用使国有资本运营权力产生异化风险,应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合理定位为关键,调整现行国有资本运营体制,使政、企各归其位。其次,将国有资本运营纳入财政预算,是权力规制法治化的根本保证,应在公共财政理念下,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特别是对资本收益权的规制,在收益上缴和支出方向和用途上确保公开、公平的公共决策。最后,要对国有企业的合并权进行规制,国有企业的合并与政府行政权力密不可分,传统的反垄断法规制在这一领域存在失效问题,必须以规制政府权力为中心,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三方面入手,探索破解国有企业合并中的行政垄断。第六章“国家企业权力退出规制”,本章着眼于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建立国有企业在民营化过程中的权力退出规制体系。国有企业改革无法回避民营化,它是解决竞争领域企业效率问题和垄断领域市场开放问题的必经之路。首先,要认识到民营化的过程就是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权力逐步退出的过程,这种退出本身具有公共性,在退出路径的选择上应选择主动、公开、法治的方式,要通过法律规制实现权力的分类退出、分步退出,并在退出中保护公共利益。其次,在竞争行业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权力退出中,应建立民营化的决策规制和交易规制,在决策主体和方案设计中体现公共意志,在交易过程和收益处置中做到公开透明。再次,在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权力退出中,应重点关注反垄断问题。以我国铁路改革为例,应建立自然垄断行业的独立规制机构,实现与反垄断监管的衔接,形成合理的市场结构规制和对退出中的国家企业权力规制体系,确保新生竞争领域的公平秩序。
赵忠奎[5]（2016）在《对赌协议法律效力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对赌协议作为投融资方的一种约定性安排,是企业尤其是成长型企业的一种创新型融资方式。成长型企业的特点决定了以传统的估值方法对其进行估值难度较大,为打破估值困境,避免出现投融资方对被投资企业的现有价值争议不休的状态,就需要将无法即可谈妥的争议点暂时搁置,通过设定目标公司未来的经营目标,并视该经营目标的实现情况而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调整。此外,虽然投资方以股东身份加入目标公司,然而其与目标公司原股东相比具有不同的投资偏好。对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投资方而言,其通常看重的是如何通过成功退出而获利,对于与企业经营管理挂钩的投票权能往往并不感兴趣。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投资方基于特殊目的考虑才会对目标公司控制权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对于目标公司的原股东尤其是大股东或控股股东而言,其对目标公司的控制权则非常看重,毕竟公司承载了其美好的愿景,尽管面临资金短缺的困境,也不希望失去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对赌协议恰好满足了投资者与目标公司原股东的不同偏好。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对赌协议这一金融创新方式在我国资本市场被广泛运用。然而,由于对赌协议所蕴含的各类条款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存在一些不协调之处,这使得理论界与实务界在对赌协议效力这一问题上争论较大。尤其是在我国“对赌协议第一案”后,对赌协议效力问题更是引发热议。本文即是针对实践中被广泛运用而在效力认定方面又存有争议的对赌协议这一金融创新形式,立足于已有的研究成果,结合我国当前法律环境以及我国实践需求,试图在廓清对赌协议法律属性的基础上,探寻对赌协议效力认定之应有路径。与此同时,也期望本文之研究对于商事主体在签订对赌协议时有效防范风险有所裨益。在此之外,如能从立法论角度为立法者提供一定素材,本文之研究意义将更加凸显。除引言和结论外,正文共五章,内容分别为:第一章——正本清源:对赌协议本质梳议。根据实践中对赌协议的运作机理,科学、准确地界定对赌协议的法律性质,这是科学界定对赌协议概念并展开其他系列研究的基础。本章首先梳理了既有研究中形成的对赌协议法律属性的五种学说,即射幸合同说、附条件合同说、担保说、期权说及综合说,然后对五种学说进行逐一批驳,认为射幸合同说曲解了对赌协议交易模式;附条件合同说会给司法实践带来更多难题;担保说是将对赌协议割裂开来进行分析而得出的观点,其仅揭示了对赌协议的一种功能,而未揭示实质;期权说将对赌协议定性为场外期权合同,其内容非标准化,且因游离于国家监管之外而风险较大,所适用的法律也不明确,实体正义无法得到保障;综合说会在司法实践中带来混乱,导致逻辑不通、说理不足甚至是司法不公的结果。五种学说是在民法思维下得出的结论,而司法实践证明,完全以民法的思维对对赌协议的法律性质展开探讨的做法已走入一个死胡同。最后,本文通过分析认为对赌协议乃股东异质化演进的现实表现,当事人通过签订对赌协议可以在客观上达到与类别股基本相同的法律效果。对赌协议事实上成为具有类似于类别股制度功能的投资工具设计,故其在本质上是类别股的发行方式,即以协议替代类别股制度。第二章——对赌协议实践现状及价值分析。本章首先归纳了对赌协议在我国的实践现状,指出我国企业经历了由借助离岸公司签订对赌协议到直接在境内签订对赌协议的过程。除分析了我国企业早期借助离岸公司签订对赌协议的原因外,又分别列举了成功与失败的案例。进而指出随着我国法律环境的改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完善以及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等,我国企业倾向于直接在境内签订对赌协议,且对赌协议被广泛用于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并购、股权分置改革、上市公司定向增发以及新三板当中。其次,本章归纳了对赌协议所蕴含的六种条款,即现金补偿条款、股权补偿条款、优先股条款、股权回购条款、强制随售条款以及控制权反转条款等,并分别阐述了其法律构造。在此基础上,将对赌协议划分为股东经济性权利受限或者扩张的对赌协议、股东参与性权利受限或者扩张的对赌协议以及混合型对赌协议三种类型。最后,本章从功能与风险两个角度评析了对赌协议的价值。第三章——对赌协议法律效力认定现状。本章首先全面梳理和归纳了对赌协议所涉及的法律法规,并将这些法律法规与对赌协议所蕴含的条款进行比对,从而找出契合点与冲突点。其次,本章以进入司法裁判环节的对赌协议案例及相关判决结果为依据,总结了我国现有法律环境下对赌协议司法实践概况,并选取了三个案例,分别对应现金补偿条款纠纷、国有企业参与下的对赌协议纠纷和股权回购条款纠纷,阐述了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时的态度与判决结果。最后,本章又选取某一案例,阐述了仲裁机构关于对赌协议之态度,进而得出结论:法院在审理对赌协议纠纷案件时持保守、谨慎的态度,而仲裁机构对对赌协议持更为包容的态度,并未贸然否定投资者与目标公司所签订对赌协议之效力。第四章——不同研究视角下的对赌协议法律效力争论焦点。当前学界关于对赌协议的研究主要从法经济学、民间法、公司法以及合同法等不同视角展开。既有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问题,如既有对赌协议法律效力认定在视野与范围上有所偏颇、既有结论不具有普适性以及未将对赌协议法律属性与效力认定有机结合等。研究视角的不同使得研究结论存在争议,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对赌协议中的补偿条款是否属于保底条款、投资者与目标公司签订的对赌协议是否必然损害债权人利益、对赌条款是否突破了资本维持原则、国有企业参与的对赌协议是否有效、对赌条款的效力是否会影响其他合同或者合同其他条款的效力以及情势变更原则是否适用于对赌协议等。第五章——对赌协议效力认定路径重塑。认定对赌协议效力应以合同法基本理论为基础,而鉴于对赌协议为区别于一般民事合同的商事合同,它具有民事合同不具备的“风险分担”与“治理机制”功能,故在其效力认定上还应凸显商法思维。无论是当事人签订对赌协议还是司法机关审理对赌协议案件,均应遵循一定的原则,而原则的设定应与对赌协议性质相吻合。具体而言,当事人在签订对赌协议时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风险与收益相匹配原则及股东权利多元化配置原则,法院在裁判对赌协议纠纷案件时也应以该三原则为指导。鉴于传统司法三段论已难以对对赌协议案件做出有效判决,法院可尝试以“后果主义”的“逆推法”审理对赌协议这类疑难案件。而与本文关于对赌协议法律属性的主张相对应,本文主张法院在审理对赌协议纠纷案件时应秉持实质主义司法观。
黄韬[6]（2013）在《股权投资基金募集法律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股权投资是一种投资领域限于非公开交易企业股权的投资行为。股权投资在成功募集股权资本后,以盈利为目的,以未上市企业股权（包括上市公司非公开募集的股权）为主要投资对象,由股权投资专门人才负责股权投资管理,在约定时间内选择适当时机退出完成获利。股权投资基金作为连结金融资本与实体企业的纽带,是一种功能特殊的创新性投资工具,它能将具备投资需求的金融资本配置于最具潜力和生产效率的那部分实体企业,从而有效解决企业融资比例不协调这一困境,促进我国的资本市场的成熟,降低金融风险。股权投资基金涉及的法律问题纷繁复杂,本文取其中与股权投资行业结合最为紧密的一环,即基金募集法律问题进行展开,其中涉及的法律问题至少包括基金组织形式、基金参与者的规制、基金不同募集方式面临的不同法律监管、基金税收法律制度等重要问题。股权投资（Private Equity）在中国存在若干种不同译法,而最佳译法应为“股权投资”。股权投资是对“非公开交易企业股权”的投资行为,这也是它区别于其他投资基金的本质特征。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陆法系国家的股权投资活动是一种典型的商事委托代理法律关系。股权投资行为作为一种典型的商事代理行为,其除了具备民事代理一些主要特征之外,更多地体现了商事代理的特征。本文从投资人安全和收益保障、投资人和管理人的角色定位、利润和亏损的承担方式、组织结构成本、适应股权投资行业的行业规律、获取资本的便捷程度等六个方面对四类基金组织形态即自我管理型公司制、委托管理型公司制、信托制与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进行了全面比较,并得出结论：在中国法律框架下,有限合伙制从总体上优于公司制和信托制,它更好地解决了投资人安全和收益保障、投资人和管理人角色定位、管理人激励约束、组织结构成本最优等一系列核心问题,更为符合股权投资基金行业的内在需求；也正缘于此,有限合伙制得以在国际范围内成为股权投资基金的主流模式。合格投资者和基金管理人是股权投资基金法律规制的关键。股权投资基金,尤其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基金参与主体,或者说,把合格投资者以及基金管理人的法律规制做到科学合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大部分问题均可得到解决。合格投资者的立法思路,可以将投资者净资产标准与资产规模相结合,并定期审视其资产变化情况作出动态调整,放弃我国现有的静态出资门槛制度。针对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的规制,本文认为基金管理人应当拥有一定数量具有专业资质的从业人员,并从必要条件与限制条件两方面对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进行约束要求：将基金管理人的净资产与其资产管理规模相挂钩,保持风险可控,基金管理人还应当具备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具有非公开性、募集对象具有特定性等法律特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立法应当抓紧制定统一的《投资基金法》,抓住基金参与主体比强调基金投资方向更为重要,只要科学合理地规范好合格投资者与基金管理人,就可以解决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大部分问题,而基金投资方向,则可以放手交由市场自由约定。对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募集,要严格限制私募基金的销售渠道和销售方式,应规定私募对象必须是特定的,且为具备一定门槛要求的合格投资者,否则很容易使得投资风险向社会扩散,影响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对于投资者人数的统计可采用累计制,以任意6个月为周期,限制基金发行对象的合并计算不得超过200人,法人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的投资者数量不受限制,同时,加强对私募所得资金的监管。公开募集股权投资基金的出现代表了行业的最新趋势。随着黑石、KKR、凯雷等一批股权投资国际巨头纷纷走向公开上市,公众心目中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传统印象再一次被颠覆。公开募集股权投资基金的模式,至少包括基金上市、管理机构上市以及基金与管理机构混同上市三种类型。随着全球范围内股权投资基金及管理机构上市的规模化、常态化,最终促成了标准普尔上市PE股权指数的建立。由于各国企业组织形态立法不同,因此各国上市股权投资机构组织形式选择呈多元化态势,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组织形式偏好。从上市动机分析,股权投资机构更多是为了应对激烈竞争、留住核心员工,完成高管套现、募集业务资金等商业目的。中国曾出现过股权投资机构上市的雏形,但目前资本市场更倾向于新设子公司模式从事股权投资活动。中国股权投资机构上市面临的法律问题有：合伙制股权投资企业不能成为上市公司；公司制普通合伙人不可直接作为上市主体；国有基金管理机构不能成为普通合伙人；信息披露缺乏统一标准；现行会计计价方法会抑制早期企业投资。在对股权投资企业上市问题有了全面深刻认识之后,为更好发挥股权投资基金在促进经济机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的独特作用,应对现行相关法律制度做系统性的修改和调整。税收问题是在设立股权投资基金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根据美国的相关经济数据,包括资本利得税在内的税收政策的变化一直是影响股权投资的重要因素,本文从内资公司制股权投资基金、内资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以及外资股权投资基金三大板块详细讨论了中国当前股权投资基金税收制度,并提出了梳理股权投资行业税政,加大对中早期创投基金税收优惠力度的立法建议。完善我国股权投资募集法律制度,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加快股权投资基金的立法步伐,酌情制定统一的《投资基金法》；对各类组织形式的基金尽可能给予同等法律待遇；建立合格投资者制度,注重对管理人规范和引导；允许股权投资基金通过公开渠道募集资金；梳理股权投资行业税收政策,加大对中早期创投基金税收优惠力度。
吕海宁[7]（2013）在《私募股权基金法律制度研究》文中提出私募股权基金作为全球金融市场上的一种重要投资形式,近年来在我国迅速发展起来,己然成为我国资本市场和实业投资的重要力量。然而私募股权投资在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私募股权基金本身所具有的高风险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客观存在,以及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使私募股权基金在法律实践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如何在当前环境下理性思考并厘清私募股权基金的法律概念和法律性质,选择合适的组织形式,保护投资者利益,健全监管机制,规避投资风险,都是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从比较法和实证分析的角度,选择私募股权基金法律制度研究这一题目,以上述问题为研究对象,试图结合私募股权基金资本市场和法律环境现状,积极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深入思考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相关法律问题,为其创建一个更为完善的法律环境。本文正文部分共包括六章,分别从私募股权基金概述、财产权视角下的私募股权基金解析、私募股权基金的募集方式的比较分析、私募股权基金的组织形式、比较法视角下的私募股权基金投资人权利及其保护、私募股权基金监管之比较研究与我国立法相应机制之完善等方面进行探讨。第一章私募股权基金概述,从私募股权基金的法律内涵入手,解构其法律性质、特征、分类,并从比较法视野分析回顾美国、英国、日本及我国的私募股权基金发展历程及立法轨迹,总结私募股权基金在域外发展对我国的启迪,进而评价分析我国现有法律环境。第二章财产权视角下的私募股权基金解析,首先运用财产权的一般理论分析研究私募股权基金,得出私募股权基金财产权的特质,进一步探微私募股权基金与物权、债权的关系,其次从法理的角度探讨私募股权基金的价值,分析私募股权基金的流通性。第三章私募股权基金募集方式之比较研究,旨在对公募与私募进行比较,进而得出私募的利与弊,并对“私募”基金的相关法律规定进行梳理,解析私募基金在我国的“合法化”历程,最后对我国私募股权基金募集渠道的拓宽和法律障碍进行解析。第四章私募股权基金的组织形式,首先分别从公司制、契约制、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的角度,梳理解读不同组织形式的发展、运作模式、治理结构、特征。继而总结我国选择私募股权基金组织形式的考量因素,并提出适合我国私募股权基金发展的组织路径。最后归纳了三种组织形式的法律障碍,并提出完善建议。第五章比较法视角下的私募股权投资人权利及其保护,从“合格投资者”的资格及认定出发,比较介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私募股权投资人立法规制,并对新《证券投资基金法》中关于“合格投资者”的规定进行剖析,提出进一步完善“合格投资者”立法的建议。继而论证了私募股权投资者在合同中的法律权利,及在我国权利实现的障碍,并提出解决途径。最后,从私募股权基金的税收问题出发,探讨了税收法律制度与商法原则的统一,检讨了现有法律政策存在的问题,并对完善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税收法律制度提出建议。第六章私募股权基金监管之比较研究与我国立法相应机制之完善,通过对国外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制度的比较研究,对应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监管现状,分析我国目前私募股权基金监管法律环境,明确问题所在。分析新《证券投资基金法》对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监管的影响,着重从建立友好型监管模式、明确监管原则、健全监管法律规范、明晰监管主体、完善监管内容等方面提出建议,以构建和完善我国的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机制。
谢银玲[8]（2010）在《上市公司对外资敌意并购之反收购对策研究 ——以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为视角》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全球跨境企业对中国内地上市公司的敌意收购为考察对象,以公司自身治理的法理基础为起点,通过世界并购浪潮对现代企业的洗礼、国际组织有关并购的立法和实践分析,以及世界两大法系代表性国家、地区产业政策与经济发展政策的研究与借鉴,试图为现行的中国外资并购相关立法提供进一步完善的建议,以及中国上市公司对外资敌意并购的防御献策,并建立一个更加坚实的法律后盾。本文正文五章,前缀绪论,正文焦点有三:一、发展中国家外资并购之价值分析（第二章第三节）;二、现行外资并购法制体系之商榷（第四章第三节）;三、完善我国反收购法制之对策（第五章第三节）,各章内容概述如次:第一章“上市公司并购防御与治理原则微观分析”彻底揭露上市公司并购中各个公司主要内部机构之间的权利、义务制衡关系,以便从法理上确认管理层并购防御权的正当性。本章以上市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价值为起点,从公司治理角度,较深入地分析并购活动与公司治理的联系,以及上市公司治理原则对反收购的作用,论证上市公司管理层并购防御权之法理基础,并在文中确认:中国上市公司在被收购的过程中,核心管理层──董事会对外来并购防御有法定的防御权,这为上市公司面临敌意收购的防御判断建立了一个更加专业的基础。内容包括第一节“上市公司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之价值分析”（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相关的治理问题）、第二节“经营权的法理基础”（董事权利与义务论证）以及第三节“上市公司并购防御措施之治理基础”（反收购理论争议之核心及并购防御权之归属）。本章结语:“反收购措施不破公司治理原则”将上市公司董事会的防御决策置于其经营权的本职任务,视反收购措施为经营管理的至高表现。第二章“跨境敌意并购之反收购动因、风险及东道国价值论证”为本文所涉有关经济方面之核心理论,涉及古典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帕累托效率概念以及国家竞争力钻石模型理论等多种与市场经济追求有效竞争的相关理论,目的是对当代企业跨境并购的缘起有一根本性的掌握。为完全透视企业外部成长的价值及发展中国家的两难性,本章以比较充裕的篇幅从经济及管理学角度论证企业并购的不可避免性及反收购的必要性,阐述了发展中国家在外资的需求以及国家经济安全发展全局的平衡中,应谨慎规范跨国并购的防御规制。内容包括第一节“跨境敌意并购之理论进路”、第二节“反收购措施之风险结构”以及第三节“发展中国家外资并购之价值分析”。从本文的题名“上市公司对外资敌意并购之反收购对策研究──以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为视角”可看出,发展中国家的价值选择将成为本文的根本点,本节将提示本文最终将要传达的:国家对利用外资有怎样的价值选择就会有怎样的经济政策,同时就会有怎样的外资立法（当然包括外资并购立法）。本章结语最终得出:“发展中国家之并购防御法制必慎裁独断”,意指外资政策思虑要审慎、果决,谨防迷失核心价值。第三章“国际跨境并购竞争规制之比较分析”涉及国际间有关并购的法理、实际法规、实务分析,具体依该国或地区并购法制史在两大主要法系之代表性、与中国竞争立法的相关性、亚洲并购竞争法制最先进代表国家、中国社会条件相似性,以及与我国国情紧密性等五个因素为标准,选取美国、德国、欧盟、日本、印度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六个代表性国家及地区作为阐述目标,分析了世界历经几次并购浪潮后,两大法系的几个代表性国家及地区的并购与反收购规制的发展进程及其竞争法制的实践经验,观察在并购活动全球化下,各国家、地区乃至各国际组织的竞争政策与规制之发展概况,何以为中国现行相关制度参照系。内容包括第一节“普通法系国家竞争法制与反收购规制之实践分析”、第二节“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竞争法制与反收购规制之实践分析”、第三节“区域组织竞争规制典范──欧盟”以及第四节“国际组织关于投资竞争规制之现况”。本章的结语“趋同乃现实不必是理想”说明经济全球化后,世界各国外资立法的自然融合现象。第四章“我国上市公司外资倂购法制体系分析”旨在为我国现行倂购与反收购法制概念与体系及其缺漏之总体检。本章为本文研究的“重磅区”,在检阅国际有关竞争法制及外资立法例后,回到中国的现行上市公司并购立法与实践现况。全文涉及我国现行规范并购业务数十部主要法律法规的梳理,以及整体并购系统成长空间的抽象总结,为尽量顾及规范阐释的忠实性,本章行文平铺直述,诌议不讳,期能比较准确地掌握我国现行并购法制的优势与缺点。内容包括第一节“现行并购基本法制”、第二节“外资并购专门法制”以及第三节“现行外资并购法制体系之商榷”。结语题为“今非昔比的价值选择”,从我国现行外资立法的政策与思路,揭示国家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价值选择。第五章“再完善我国上市公司反收购法制对策之诌议”作为本文的研究目的及结论,本章试图从我国自成体系的现行并购相关法制中,为上市公司的反收购措施抽离出适法的与无法规支持的,并于当下无法施行的反收购措施分析之中,开辟解决的途径,最终也是最重要的任务是为再完善我国上市公司反收购法制提出对策与修法建议,希望为未来“中国企业并购规范与制度指南”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内容包括第一节“现行法制下反收购措施之适用分析”、第二节“现行法制适用反收购措施之瓶颈”以及第三节“完善我国反收购法制之对策”。第五章作为本文的结论,其结语“巨人肩膀的登高望远”也传达了本文的重要精神。英国首相布朗（Gordon Brown）于2009年4月2日在英国伦敦的全球最大经济体G20高峰会议的闭幕新闻发布会称“《华盛顿共识》的时代已经结束”,事实上“华盛顿共识”时代的结束暴露的是一种思维（美国式新自由主义经济观念）在历史长河中因过度消费而导致的能量耗尽。人类理性之所以高贵就在于其“选择性”,理性的动能创造了世界的多样性,欧洲的“社会市场经济”、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或者中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选择项,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选择项,将某种价值观强加于所有的对象就是一种“思维的过度消费”,这种傲慢恰恰是反理性的。是以,即使在多元复杂的全球化经济网络,无所谓从一而终的经济发展理论,“永远的宏观微调”是政策不妨碍法制的不二原则。欧洲的“社会市场经济”与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双方过招,对比的结果,明显可见:政府那只鞭策市场的手,轻重不一,则效果各异。1997年的东南亚经济危机首次见证了极端“自由市场经济”的败笔,2007年美国次贷风波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则突显了“社会市场经济”那只宏观的手确实不可偏废。本文将国家宏观调控的“手”视为自由竞争市场的“巨人肩膀”,也将“法制化”的反收购措施视为被收购目标公司的“巨人肩膀”;上市公司反施购措施的法制化,小而言之,是政府保障市场健康发展有关部门对上市公司最具有现实意义的礼献,大而宣之,也是政府对市场自由竞争的理性化支持。我们期待:法律规制成为政府经济计划与政策的真正载体,而法制体系是国家意志抵御社会破坏者的防火墙,更是执法机构与境内外守法个体或组织共同仰望的靠山。经济社会秩序建筑无所谓上层或下层,无论内外资的并购活动,皆应依赖相同的法制系统,法制化规则将使外资对东道国的计划与政策无须比内资更加忧虑,目光只需停留在输入地的法律上,此举必为中国政府对市场施以最少干预的强力体现。
白静[9]（2008）在《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形式的法律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创业投资组织形式对创业投资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影响着创业投资企业的投资收益的业绩甚至其成败,关系着投资者、创业投资家和创业企业的三方利益,因此,要促进我国创业投资和投资融资市场经济体系的健康发展,有必要结合我国国情对我国创业投资企业组织形式的最佳选择进行研究。我国实践中创业投资组织形式主要是公司制,但关于创业投资企业的组织形式的选择一直存在分歧,不少人认为有限合伙制才是创业投资企业的最好选择,但结合我国国情和法律实践,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也许才是我国创投企业的最佳组织形式。本文拟通过对创业投资企业组织形式进行比较,对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的优势作出分析论证,研究我国采用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组织形式的必要性,探讨创业投资公司特别立法的制定,希望对创业投资组织形式的选择和相关立法提供一定的借鉴。本文首先介绍创业投资企业的三种主要的组织形式,分别是信托制、有限合伙制和公司制。信托制的特点是信托基金的财产所有权并不发生转移,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也仅仅分别拥有基金财产的经营权和占有权,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只能以基金的名义代理基金资产,而不能以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的名义管理基金资产。有限合伙制的特点是投资者作为有限合伙人承担有限责任,不能参与合伙企业的营运,创业投资家作为普通合伙人,以其全部个人资产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可获得合伙公司净利润20%的收益。公司制的特点是资金的筹集是通过定向或向公众发行股份,投资者即股东承担有限责任,并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公司治理机构完善,运作规范。再概括介绍了各国创业投资企业组织形式的发展。其次从有限合伙制本身固有的缺陷、我国缺乏有限合伙运作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条件以及法律上的障碍三方面进行分析,得出我国现阶段还不适宜选择有限合伙制作为创业投资企业的组织形式的结论。然后分析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的优点,探讨在我国发展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的可能性,提出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组织形式是我国的最优选择。最后探讨制定创业投资公司特别法的现实意义和可行性,提出了特别立法可以作出的法律制度创新规定,包括制定创业投资家报酬激励约束机制的立法设想;建立创业投资家声誉机制的立法设想;解决创业投资公司双重征税的立法设想;创业投资公司资本退出的立法设想等。
孟庆凯[10]（2007）在《论风险投资法律文件中的优先权利条款》文中研究表明为将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风险和其他风险在风险资本家和创业企业家进行再分配,保护风险资本家免受信息不对称和其他风险所带来的不利影响,风险投资法律文件中逐渐加入优先权利条款。作为实用主义的产物,这些优先权利条款在实践中被广泛使用,也被发达资本市场的法律所认可。但由于我国风险投资实践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法律规则还不完善,部分优先权利条款在我国目前的法律环境下会遇到困难。在对风险投资进行的相关研究中,优先权利条款很少作为关注的对象。理论的缺乏难以指导实践,不适应我国风险投资的快速发展对相关研究的要求。本文以法学的视角对风险投资法律文件中的优先权利条款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主要内容如下:（1）本文认为风险投资法律文件中的优先权利条款具有相对附属性、偏向性、附条件性和可选择性、附期限性、灵活性与多样化的特征。（2）风险投资行业的高风险性、风险资本家与创业企业家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以及风险资本对资金安全的要求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优先权利条款形成的原因。（3）优先权利条款具有保护、激励和分配的功能。（4）在上述概括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优先权利条款是合同自由的体现,本质上是公平正义的,因此,法律应当对优先权利条款持宽容的态度,不应当过多干涉投融资双方。（5）本文具体归纳了优先权利条款各自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并进行深入的法律评述。（6）本文从法律和实务的视角阐述风险投资法律文件中的优先权利条款在我国法律环境下的可适用性问题。（7）最后,本文论述了我国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并为风险投资法律文件中的优先权利条款在我国的适用提出了具体的立法和实务建议。
二、特别立法:创业投资公司的现实选择----关于制定创投公司特别法有关问题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特别立法:创业投资公司的现实选择----关于制定创投公司特别法有关问题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
| 1.1.2 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重新审视 |
| 1.1.3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诉求 |
| 1.2 问题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主要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体育产业 |
| 2.1.2 高质量发展 |
| 2.1.3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
| 2.1.4 金融支持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
| 2.2.2 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
| 2.2.3 体育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
| 2.2.4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与金融支持的关系认识 |
| 2.2.5 文献述评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
| 2.3.2 产业结构理论 |
| 2.3.3 产业融合理论 |
| 2.3.4 Schumpeter金融促进理论 |
| 2.3.5 金融结构理论 |
| 2.3.6 金融深化、金融约束与金融内生理论 |
| 2.3.7 系统理论与经济效率理论 |
| 第3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现状与不足 |
| 3.1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现状 |
| 3.1.1 政府金融支持现状 |
| 3.1.2 信贷市场支持现状 |
| 3.1.3 债券市场支持现状 |
| 3.1.4 股票市场支持现状 |
| 3.1.5 风险投资支持现状 |
| 3.1.6 其他金融市场支持现状 |
| 3.2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不足 |
| 3.2.1 金融支持制度体系亟待完善,金融支持政策工具尚需补充 |
| 3.2.2 金融市场结构失衡问题凸显,直接融资渠道建设存在不足 |
| 3.2.3 风险资本经典功能发生偏离,资本投入可持续性有所欠缺 |
| 3.2.4 新兴金融工具利用不尽充分,体育金融复合人才供给不足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特征与机理 |
| 4.1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需求特征 |
| 4.1.1 “支柱地位”与扩张趋势: 亟需政策引导的规模化金融支持 |
| 4.1.2 丰富业态与结构演进: 亟需层次多元的系统化金融支持 |
| 4.1.3 投资风险与不确定性: 亟需风险偏好的针对性金融支持 |
| 4.1.4 消费升级与供需优化: 亟需科技赋能的普惠性金融支持 |
| 4.2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机理 |
| 4.2.1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功能组成 |
| 4.2.2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宏观金融支持效应分析——基于耦合协调视角 |
| 5.1 研究方案设计 |
| 5.2 研究方法选择 |
| 5.2.1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复杂系统特征 |
| 5.2.2 耦合的应用 |
| 5.3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制 |
| 5.3.1 耦合机制的内涵 |
| 5.3.2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理 |
| 5.3.3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制 |
| 5.4 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
| 5.4.1 耦合测度模型 |
| 5.4.2 灰色关联模型 |
| 5.4.3 序参量体系与数据选取 |
| 5.4.4 熵值赋权处理 |
| 5.5 耦合协调效应分析 |
| 5.5.1 系统发展水平分析 |
| 5.5.2 耦合关联与耦合协调效应分析 |
| 5.5.3 基于剪刀差的进一步讨论 |
| 5.6 耦合协调效应的影响因素 |
| 5.6.1 影响因素识别 |
| 5.6.2 变量选取 |
| 5.6.3 影响因素分析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微观金融支持效率评价——以上市公司为例 |
| 6.1 研究方案设计 |
| 6.2 研究方法选择 |
| 6.2.1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投入产出特征 |
| 6.2.2 方法思路与适用性 |
| 6.3 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样本选取 |
| 6.3.3 指标测算与数据处理 |
| 6.4 静态效率矩阵分析 |
| 6.4.1 综合金融效率分析 |
| 6.4.2 股权静态效率分析 |
| 6.4.3 债权静态效率分析 |
| 6.5 动态效率演变分析 |
| 6.5.1 金融效率的动态演变 |
| 6.5.2 股权效率的动态演变 |
| 6.5.3 债权效率的动态演变 |
| 6.6 效率收敛性分析 |
| 6.6.1 金融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
| 6.6.2 股权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
| 6.6.3 债权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系统建模与仿真 |
| 7.1 研究方案设计 |
| 7.2 研究方法选择 |
| 7.2.1 系统动力学原理 |
| 7.2.2 系统动力学组成模块—基于Vensim实现 |
| 7.2.3 系统动力学特点及适用性 |
| 7.3 建模准备 |
| 7.3.1 模型构建原则 |
| 7.3.2 系统边界确定 |
| 7.3.3 模型基本假设 |
| 7.4 模型与变量关系构建 |
| 7.4.1 子系统组成及因果关系 |
| 7.4.2 总系统组成及因果关系 |
| 7.4.3 系统流图设计及主要变量 |
| 7.4.4 变量函数关系确定 |
| 7.5 模型检验 |
| 7.5.1 外观检验 |
| 7.5.2 运行检验 |
| 7.5.3 稳定性检验 |
| 7.5.4 历史检验 |
| 7.5.5 灵敏度检验 |
| 7.6 策略仿真分析 |
| 7.6.1 基础仿真结果 |
| 7.6.2 市场金融策略仿真 |
| 7.6.3 政府金融干预仿真 |
| 7.6.4 金融风险情景仿真 |
| 7.7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3 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附件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类别股份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的背景及理论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重点和难点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类别股份制度的一般理论 |
| 第一节 类别股份的产生与发展 |
| 一、类别股份的内涵界定 |
| 二、英美的类别股制度演进史 |
| 三、中国的类别股份发展历史 |
| 第二节 类别股份的性质与价值分析 |
| 一、类别股份的性质分析 |
| 二、类别股份的价值分析 |
| 第三节 类别股份制度的法理基础 |
| 一、类别股份与股东平等 |
| 二、类别股份与股东自治 |
| 第四节 类别股份种类划分的理论基础 |
| 一、类别权及子权利 |
| 二、类别权配置的法经济学分析 |
| 第二章 类别股份的种类划分 |
| 第一节 财产分配类别股份 |
| 一、盈余分配优先股 |
| 二、剩余财产分配优先股 |
| 第二节 表决权及其他控制权类别股份 |
| 一、多重表决权股 |
| 二、限制性表决权股 |
| 三、特殊的表决权相关类别股 |
| 第三节 可转换类别股份 |
| 一、概念及分类 |
| 二、转换的规则 |
| 三、可转换优先股的价值与缺陷 |
| 第四节 可回赎(偿还)类别股份 |
| 一、可回赎股份的价值 |
| 二、回赎与回购 |
| 三、比较法下的可回赎类别股配置 |
| 第三章 类别股东的保护机制 |
| 第一节 分类表决制度 |
| 一、分类表决的适用范围 |
| 二、分类表决的程序 |
| 三、分类表决的立法模式对比 |
| 四、我国目前类别表决制度评析 |
| 第二节 无表决权股东的表决权复活及异议评估权 |
| 一、表决权复活 |
| 二、异议评估权 |
| 第三节 信义义务 |
| 一、特拉华州法院的判例发展史 |
| 二、合同救济路径 |
| 三、我国公司法中类别股东信义义务的完善 |
| 第四章 立法路径选择:章程自治性授权与公司强制性立法 |
| 第一节 英美法系之授权式立法 |
| 一、英国公司法中类别股份发行规制 |
| 二、美国公司法中类别股份发行规制 |
| 三、我国香港地区公司法 |
| 四、章程授权式立法之优缺点分析 |
| 第二节 大陆法系之法定立法模式 |
| 一、日本公司法中的类别股份制度 |
| 二、韩国类别股份制度 |
| 三、德国类别股份立法模式 |
| 四、法国类别股份制度 |
| 五、法定立法模式优缺点辨析 |
| 第三节 我国类别股份立法路径选择 |
| 一、不同类型公司区别立法之合理性 |
| 二、类别股份制度的差异化构建 |
| 第五章 中国公司法中类别股份制度设计 |
| 第一节 类别股份制度立法理念遵循 |
| 一、深化股东平等原则内涵 |
| 二、贯彻股东自治理念 |
| 第二节 封闭性公司类别股份制度设计 |
| 一、实践中封闭性公司的股东需求——以风险投资为例 |
| 二、中国公司法背景下交易路径的选择 |
| 三、封闭性公司中类别股份制度设计 |
| 第三节 公众公司类别股份制度设计 |
| 一、公众公司类别股份制度立法路径选定 |
| 二、公众公司股份种类选择 |
| 第四节 类别股份制度配套规则修正 |
| 一、公司类型制度 |
| 二、公司资本制度 |
| 三、信义义务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3）我国债权众筹监管制度法律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困难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思路、方法与不足 |
| 五、研究创新与意义 |
| 第一章 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演进与启示 |
| 引子：我国金融监管体系面临的挑战与应对探索 |
| 第一节 现代金融监管体系演进脉络—从“机构监管”到“统合监管” |
| 一、20 世纪30年代前——自由市场时期 |
| 二、20 世纪 30-70 年代——“机构监管”为主 |
| 三、20 世纪70年代---2008 年——“统合监管”之路 |
| 四、后危机时代的“双峰+统合”基本框架 |
| 第二节 现代金融监管体系演进对我国的启示 |
| 一、我国金融市场所处阶段——“转型期” |
| 二、新形势下我国金融市场“转型”期会更短 |
| 三、我国现有金融监管体系面临的挑战 |
| 四、变革我国现有金融监管体系的两点意见 |
| 第二章 我国债权众筹监管对象析解——从其上位概念说起 |
| 第一节 金融型众筹的界定及其参照系 |
| 一、众筹内涵考证及类型化 |
| 二、金融型众筹法律属性分析 |
| 三、金融型众筹与其他融资体系比较 |
| 第二节 金融型众筹的类型化分歧与选择 |
| 一、证券标准分类及立法实践 |
| 二、权利标准分类及立法实践 |
| 三、我国应确立权利为基础的分类标准 |
| 四、股权众筹与债权众筹的区别 |
| 第三节 我国“债权众筹”立法术语及产品形式选择 |
| 一、“债权众筹”、“P2P借贷”与“借贷型众筹”立法术语选择 |
| 二、债权众筹的正当性基础 |
| 三、我国债权众筹产品型态及交易形式取舍 |
| 第三章 我国债权众筹监管制度构建之本土生态——行业运作与制度需求 |
| 第一节 我国债权众筹行业最严重的两大问题 |
| 一、债权众筹正异化为规模融资的套利工具 |
| 二、大规模变相融资担保加深了系统风险隐忧 |
| 三、互为作用的“规模融资”与“变相担保”应引起的监管警觉 |
| 第二节 我国债权众筹产品运作的法律解读与制度需求 |
| 一、平台性质为“投资经纪”类产品的运作与制度需求 |
| 二、平台性质为“投资顾问”类产品的运作与制度需求 |
| 三、平台性质为“基金管理人”类产品的运作与制度需求 |
| 第三节 我国现有监管回应盘点及评析 |
| 一、“水土不服”的既有金融监管制度 |
| 二、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应急回应盘点及评析 |
| 三、《证券法》（修订草案）相关规定之“疑惑” |
| 四、《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评析 |
| 第四章 我国债权众筹监管制度之宏观构建——监管机构、立法模式与监管思路确立 |
| 第一节 监管机构与立法模式选择 |
| 一、债权众筹监管机构选择 |
| 二、我国债权众筹立法模式选择 |
| 第二节 我国债权众筹监管制度之宏观思路 |
| 一、严格化、标准化监管思路 |
| 二、重在对众筹平台进行“行为监管” |
| 三、以金融消费者保护为监管线索 |
| 第五章 我国债权众筹监管制度之具体构建 |
| 第一节 融投资双方主体资格及金额限制 |
| 一、债权众筹融投资双方主体资格确立 |
| 二、债权众筹融投资金额限制设置 |
| 第二节 我国债权众筹平台准入制度构建 |
| 一、欧美发达国家债权众筹平台设置比较 |
| 二、我国债权众筹平台设置意见 |
| 第三节 债权众筹平台义务体系构建 |
| 一、域外债权众筹平台义务体系比较 |
| 二、我国债权众筹平台义务规范构建时应注意的问题 |
| 三、平台信息披露与信息报告义务立法意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4）国家企业权力规制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从我国改革谈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结构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权力的基本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权力的概念和分类 |
| 一、权力概念的多义性与确定性 |
| 二、权力概念的核心要素 |
| 三、权力的分类 |
| 第二节 权力的合法性问题 |
| 一、权力合法性问题的涵义 |
| 二、现代权力合法性的本质——公共性 |
| 三、权力合法性问题的推论 |
| 第三节 公权力的异化与矫正 |
| 一、公权力的异化 |
| 二、公权力异化的原因 |
| 三、公权力异化的矫正 |
| 第二章 国家企业权力的证成与异化 |
| 第一节 国家企业权力的证成 |
| 一、国家观念与国家权力的发展历程 |
| 二、国家权力与企业形式的结合 |
| 三、国家企业权力的定位 |
| 第二节 国家企业权力公共性的理论支持 |
| 一、企业性质理论与国家企业权力的公共性 |
| 二、公共物品理论与国家企业权力的公共性 |
| 三、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与国家企业权力的公共性 |
| 第三节 我国国家企业权力的异化 |
| 一、国家企业权力异化的现象梳解 |
| 二、国家企业权力异化的原因分析 |
| 三、对我国国家企业权力异化的立法反思 |
| 第三章 国家企业权力的规制框架 |
| 第一节 宪政秩序下的国家企业权力规制 |
| 一、国家企业权力问题的宪政张力 |
| 二、宪法对国家企业权力的制度安排 |
| 三、宪政秩序下的国家企业权力规制 |
| 第二节 国家企业权力规制的客体结构 |
| 一、国有企业的域外分类例证 |
| 二、我国国有企业的分类 |
| 三、国家企业权力与国有企业分类改革 |
| 第三节 国家企业权力规制的主体结构 |
| 一、外部规制主体 |
| 二、内部规制主体 |
| 第四章 公共型国有企业中的权力规制 |
| 第一节 企业设立权规制 |
| 一、公共型国有企业的法人制度 |
| 二、公共型国有企业的设立原则 |
| 三、公共型国有企业的设立程序 |
| 第二节 企业业务权规制——以政策性银行为例 |
| 一、公共型国有企业的经营领域与业务权力 |
| 二、我国政策性银行的业务权力失范 |
| 三、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业务权规制镜鉴 |
| 四、我国政策性银行的业务权规制路径 |
| 第三节 国家调控权规制——以价格调控为例 |
| 一、国家宏观调控与国家企业调控权力 |
| 二、国家价格调控权力的规制 |
| 第五章 商业型国有企业中的权力规制 |
| 第一节 国有资本运营体制 |
| 一、国有资本运营的权力性与异化风险 |
| 二、我国国有资本运营体制及突出问题 |
| 三、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体制定位 |
| 四、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权力规制 |
| 第二节 国有资本预算权规制 |
| 一、公共财政的控权功能 |
| 二、公共财政对国家资本权力的预算规制 |
|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益规制 |
| 第三节 企业合并权规制 |
| 一、《反垄断法》规制国有企业合并的落空 |
| 二、国有企业合并规制的本质是规制政府权力 |
| 三、完善国有企业合并规制的进路 |
| 第六章 国家企业权力退出规制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民营化与国家企业权力退出规制 |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的国有企业民营化 |
| 二、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权力分析 |
| 三、民营化中权力退出的路径与规制 |
| 第二节 竞争行业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权力规制 |
| 一、民营化的决策规制 |
| 二、民营化的产权交易规制 |
| 三、民营化的员工持股规制 |
| 第三节 垄断行业国有企业中的国家权力退出规制——以铁路民营化为例 |
| 一、垄断行业民营化的竞争规制与规制机构 |
| 二、民营化中的竞争性市场结构规制 |
| 三、民营化中的铁路企业权力规制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5）对赌协议法律效力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本文的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二、本文选题研究现状阐述与评判 |
| 三、本文所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 |
| 四、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正本清源：对赌协议本质梳议 |
| 第一节 既有对赌协议法律性质学说梳理 |
| 一、对赌协议射幸合同说 |
| 二、对赌协议附条件合同说 |
| 三、对赌协议担保说 |
| 四、对赌协议期权说 |
| 五、对赌协议综合说 |
| 第二节 对赌协议学说评议 |
| 一、射幸合同说曲解了对赌协议交易模式 |
| 二、附条件合同说会给司法实践带来更多难题 |
| 三、担保说仅片面揭示了对赌协议的功能之一，未揭示实质 |
| 四、期权说没有突破民法思维 |
| 五、综合说会给司法实践带来混乱 |
| 第三节 对赌协议是股东异质化演进的现实表现 |
| 一、股东同质化假定的不足及股东异质化的现实 |
| 二、股东异质化是适应性效率的要求 |
| 三、对赌协议是股东异质化演进的现实表现 |
| 四、对赌协议的本质：类别股的发行方式 |
| 第二章 对赌协议实践现状及价值评析 |
| 第一节 对赌协议操作模式的变化——由借助离岸公司对赌转向境内对赌 |
| 一、早期借助离案公司所签订的对赌协议 |
| 二、境内对赌协议现状 |
| 第二节 对赌协议常用条款的法律构造 |
| 一、现金补偿条款 |
| 二、股权补偿条款 |
| 三、优先股条款 |
| 四、股权回购条款 |
| 五、强制随售条款 |
| 六、控制权反转条款 |
| 第三节 境内对赌协议类型分析 |
| 一、股东经济性权利扩张或者受限的对赌协议 |
| 二、股东参与性权利扩张或者受限的对赌协议 |
| 三、混合型对赌协议 |
| 第四节 对赌协议价值评析 |
| 一、对赌协议功能分析 |
| 二、对赌协议风险分析 |
| 第三章 对赌协议法律效力认定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当前适用对赌协议的法律环境 |
| 一、对赌协议与我国民事立法 |
| 二、对赌协议与我国公司立法 |
| 三、国有企业参与的对赌协议与我国国有股转让的相关法律规范 |
| 四、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参与的对赌协议与我国外资私募股权基金相关法律规范 |
| 五、对赌协议与我国税法 |
| 六、证监会关于对赌协议的态度 |
| 七、对赌协议与我国反垄断法 |
| 第二节 法院关于对赌协议效力的认定 |
| 一、我国对赌协议司法实践概览 |
| 二、现金补偿条款的司法裁判认定： 以“对赌协议第一案”为样本 |
| 三、国有企业参与下的对赌协议司法裁判： 以“国华实业与向阳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为样本 |
| 四、股权回赎条款的司法裁判认定： 以“阮荣林与刘来宝股权转让纠纷案”为样本 |
| 第三节 仲裁机构关于对赌协议效力的认定 |
| 一、仲裁机构对对赌协议持更为包容的态度 |
| 二、仲裁机构认定对赌协议效力的现状： 以“富汇创投与泰瑞制药对赌协议案”为样本 |
| 第四章 不同研究视角下的对赌协议法律效力争论焦点 |
| 第一节 不同视角下的对赌协议法律效力研究 |
| 一、法经济学视角下对赌协议法律效力研究 |
| 二、民间法视角下对赌协议法律效力研究 |
| 三、公司法视角下对赌协议法律效力研究 |
| 四、合同法视角下对赌协议法律效力研究 |
| 五、对既有研究的评价 |
| 第二节 对赌协议法律效力争论焦点 |
| 一、对赌协议中的补偿条款是否属于保底条款 |
| 二、投资者与目标公司签订的对赌协议是否必然损害债权人利益 |
| 三、对赌条款是否突破了资本维持原则 |
| 四、国有企业参与的对赌协议条款是否有效 |
| 五、对赌条款效力是否会影响其他合同或者合同其他条款的效力 |
| 六、情势变更原则是否适用于对赌协议 |
| 七、关于对赌协议其他条款效力的争论 |
| 第五章 对赌协议法律效力认定路径重塑 |
| 第一节 对赌协议法律效力认定的思维转向 |
| 一、对赌协议法律效力的认定应以合同法基本理论为基础 |
| 二、对赌协议法律效力认定应凸显商法思维 |
| 第二节 理清当事人签订对赌协议应遵循的原则 |
| 一、诚实信用 |
| 二、风险与收益相匹配 |
| 三、股东权利多元化配置 |
| 第三节 对赌协议法律效力认定具体路径 |
| 一、对赌协议法律效力认定的逆向思维：以理找法 |
| 二、投资者与目标公司原股东签订的对赌协议法律效力之认定 |
| 三、投资者与目标公司签订的对赌协议法律效力之认定 |
| 四、国有企业参与下的对赌协议法律效力之认定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6）股权投资基金募集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导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难点与创新 |
| 第一章 股权投资基金制度概览 |
| 第一节 股权投资的概念 |
| 第二节 股权投资基金相关概念辨析 |
| 一、股权投资基金与证券投资基金 |
| 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公募股权投资基金 |
| 三、股权投资基金与创业投资基金 |
| 四、股权投资基金与对冲基金 |
| 五、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产业投资基金 |
| 第三节 股权投资的法律特征和法律属性 |
| 一、法律特征 |
| 二、法律属性 |
| 三、内外部法律关系 |
| 第二章 股权投资基金募集组织制度选择 |
| 第一节 公司制股权投资基金 |
| 一、公司概述 |
| 二、公司制股权投资基金 |
| 三、公司制股权投资基金在各国的发展历程 |
| 四、公司制股权投资基金的优势与劣势分析 |
| 第二节 信托制股权投资基金 |
| 一、信托概述 |
| 二、信托制股权投资基金的结构 |
| 三、我国信托法移植中的缺憾给信托制基金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第三节 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 |
| 一、普通合伙的起源及其运作机制 |
| 二、普通合伙对股权投资基金的不适用性 |
| 三、有限合伙对普通合伙的改进及其运作机制 |
| 四、两大法系关于有限合伙制度的立法概况 |
| 五、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股权投资基金募集的主要参与方 |
| 第一节 合格投资者 |
| 一、“合格投资者”的概念 |
| 二、建立合格投资者制度的必要性 |
| 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格投资者”的立法判断比较 |
| 四、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格投资者的立法检讨 |
| 五、对我国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制度的立法建议 |
| 第二节 基金管理人 |
| 一、基金管理人的性质与组织形式 |
| 二、基金管理人存在的必要性 |
| 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资格界定的立法模式 |
| 四、我国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资格界定的利弊观察 |
| 第四章 非公开募集股权投资基金 |
| 第一节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概念与特点 |
| 一、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概念 |
| 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特点 |
| 第二节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种类及相关概念辨析 |
| 一、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
| 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公募股权投资基金 |
| 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创业投资基金 |
| 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对冲基金 |
| 五、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产业投资基金 |
| 第三节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法律关系的性质分析 |
| 第四节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
| 第五节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第六节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立法的必要性分析 |
| 第七节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立法问题探讨 |
| 一、统一的《投资基金法》更符合现实需要 |
| 二、不刻意强调私募基金投向 |
| 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募集 |
| 四、加强私募所得资金的监管 |
| 五、严格限制私募基金的销售渠道和销售方式 |
| 第五章 公开募集股权投资基金 |
| 第一节 股权投资机构公开募集资本概览 |
| 一、基金上市模式 |
| 二、管理机构上市模式 |
| 三、混同上市模式 |
| 四、PE公募成风催生了标普上市PE指数 |
| 第二节 公募型股权投资机构组织形式选择 |
| 一、商业发展公司 |
| 二、有限合伙企业 |
| 三、公司制 |
| 四、有限责任企业 |
| 第三节 海外股权投资机构公募前后对比分析 |
| 一、融资方式的变化 |
| 二、经营风险的变化 |
| 三、信息披露要求的变化 |
| 四、监管方式的变化 |
| 五、流动性的变化 |
| 第四节 中国股权投资机构公开募集资本现状分析 |
| 一、基金上市模式 |
| 二、管理机构上市模式 |
| 三、子公司模式 |
| 第五节 中国股权投资机构上市面临的法律问题 |
| 一、合伙制股权投资企业不能成为上市公司 |
| 二、公司制普通合伙人不可直接作为上市主体 |
| 三、国有基金管理机构不能成为普通合伙人 |
| 四、信息披露缺乏统一标准 |
| 五、会计计价方法将抑制股权投资类上市公司投资于早期企业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税收因素对股权投资基金募集的影响 |
| 第一节 税收因素对内资公司制股权投资基金募集的影响 |
| 一、内资公司制股权投资基金税收政策 |
| 二、内资公司制股权投资基金税收优惠政策 |
| 第二节 税收因素对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募集的影响 |
| 一、国家法律层面对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税收政策 |
| 二、各地关于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的税收政策分析 |
| 三、西部地区股权投资基金税收政策 |
| 第三节 税收因素对外资背景股权投资基金募集的影响 |
| 一、征税模式 |
| 二、具体规定 |
| 三、内、外资股权投资基金享受同等税收待遇 |
| 第七章 我国股权投资募集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 |
| 第一节 加快立法步伐,酌情制定统一的《投资基金法》 |
| 第二节 对各类组织形式的基金尽可能给予同等法律待遇 |
| 一、组织结构的成本差异较大 |
| 二、获取资本的便捷程度相差甚远 |
| 第三节 建立合格投资者制度,注重对管理人规范和引导 |
| 一、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建立合格投资者的动态标准 |
| 二、从必要条件和限制条件两方面建立基金管理人监督管控体制 |
| 第四节 允许股权投资基金通过公开渠道募集资金 |
| 第五节 梳理税政政策,加大对中早期创投基金税收优惠力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着作类 |
| 二、中文论文类 |
| 三、英文文献 |
| 附录：Private Equiry的概念和译法 |
| 一、PE的概念 |
| 二、PE的译法 |
| 三、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对PE的译法 |
| 致谢 |
（7）私募股权基金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1章 私募股权基金概述 |
| 1.1 私募股权基金的内涵 |
| 1.1.1 私募基金的涵义 |
| 1.1.2 私募股权基金的内涵界定 |
| 1.2 私募股权基金的法律解构 |
| 1.2.1 私募股权基金的法律性质 |
| 1.2.2 私募股权基金的法律特征 |
| 1.2.3 私募股权基金的分类 |
| 1.3 比较法视野下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与立法分析 |
| 1.3.1 美国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与立法现状 |
| 1.3.2 英国私募股权基金的演变与立法变迁 |
| 1.3.3 日本私募股权基金的变迁与立法演进 |
| 1.3.4 私募股权基金域外发展的启迪 |
| 1.4 我国私募股权基金发展与立法沿革之考察 |
| 1.4.1 萌芽起步期 |
| 1.4.2 外资主导发展期 |
| 1.4.3 全面发展期 |
| 1.4.4 我国私募股权基金法律环境评析 |
| 第2章 财产权视角下的私募股权基金解析 |
| 2.1 财产权之一般理论 |
| 2.1.1 财产与财产权 |
| 2.1.2 财产权当代发展——价值化发展 |
| 2.2 私募股权基金财产权的特质解析 |
| 2.3 私募股权基金与物权、债权的关系探微 |
| 2.3.1 私募股权基金与物权 |
| 2.3.2 私募股权基金与债权 |
| 2.4 私募股权基金规制的价值分析 |
| 2.4.1 秩序价值 |
| 2.4.2 效率价值 |
| 2.4.3 公平价值 |
| 2.5 私募股权基金的流通性 |
| 第3章 私募股权基金募集方式之比较研究 |
| 3.1 资金募集方式之比较分析 |
| 3.1.1 私募和公募 |
| 3.1.2 私募利与弊的比较研究 |
| 3.1.3 我国私募基金之“合法化” |
| 3.2 私募股权基金募集渠道的扩大化与我国现行制度的障碍 |
| 3.2.1 募集渠道的扩大化 |
| 3.2.2 拓宽资金渠道的主要法律问题 |
| 第4章 私募股权基金的组织形式 |
| 4.1 公司制私募股权基金 |
| 4.1.1 公司制私募股权基金概述 |
| 4.1.2 公司制私募股权基金的特点 |
| 4.1.3 公司制私募股权基金的运作模式 |
| 4.1.4 公司制私募股权基金的治理结构和内控机制 |
| 4.2 契约制私募股权基金 |
| 4.2.1 契约制私募股权基金概述 |
| 4.2.2 契约制私募股权基金特征 |
| 4.2.3 契约制私募股权基金的运作模式 |
| 4.2.4 契约制私募股权基金的相关法律主体及契约框架 |
| 4.2.5 契约制私募股权基金组织结构和内控机制 |
| 4.3 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 |
| 4.3.1 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概述 |
| 4.3.2 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的特征 |
| 4.3.3 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的运作模式 |
| 4.3.4 有限合伙企业的治理结构和内控机构 |
| 4.4 适合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组织形式之发展路径 |
| 4.4.1 选择组织形式的考量因素 |
| 4.4.2 我国私募股权基金三种组织形式的比较分析 |
| 4.4.3 适合我国私募股权基金发展的路径之分析 |
| 4.4.4 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组织形式的法律障碍与完善 |
| 第5章 比较法视角下的私募股权基金投资人权利及其保护 |
| 5.1 “合格投资者”资格及其认定 |
| 5.1.1 合格投资者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
| 5.1.2 不同国家和地区私募股权基金投资人立法规制 |
| 5.1.3 新《证券投资基金法》对我国“合格投资者”立法之划时代意义 |
| 5.1.4 新《证券投资基金法》下的立法建议 |
| 5.2 私募股权投资者的法律权利 |
| 5.2.1 美国私募股权投资者的权利 |
| 5.2.2 我国私募股权投资者权利实现的法律障碍和解决途径 |
| 5.3 私募股权基金的税收问题 |
| 5.3.1 税收法律制度与商法下私募股权基金制度之间的差异与互动 |
| 5.3.2 私募股权基金税收制度与商法原则的统一 |
| 5.3.3 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税收制度的现有政策分析及存在的问题 |
| 5.3.4 完善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税收法律制度的建议 |
| 第6章 私募股权基金监管之比较研究与我国立法相应机制之完善 |
| 6.1 国外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制度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
| 6.1.1 法律约束下的自律模式 |
| 6.1.2 行业自律为主,政府监管为辅 |
| 6.1.3 政府监管为主 |
| 6.2 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监管现状及法律环境 |
| 6.2.1 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监管的现状 |
| 6.2.2 私募股权基金监管法律环境分析 |
| 6.2.3 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
| 6.3 《证券投资基金法》对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监管的影响 |
| 6.3.1 《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监管范围 |
| 6.3.2 《证券投资基金法》对分立监管模式的选择 |
| 6.3.3 分立监管模式下的遗憾 |
| 6.4 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监管的完善 |
| 6.4.1 建立私募股权基金友好型的监管模式 |
| 6.4.2 明确私募股权基金监管原则 |
| 6.4.3 健全私募股权基金监管的法律规范 |
| 6.4.4 明晰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主体 |
| 6.4.5 完善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内容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论文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8）上市公司对外资敌意并购之反收购对策研究 ——以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现况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现况 |
| 第二节 研究价值及主要论点 |
| 一、研究价值 |
| 二、主要论点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章节结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章节结构 |
| 第一章 上市公司并购防御与治理原则微观分析 |
| 第一节 上市公司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之价值分析 |
| 一、所有权的永恒搏奕──公司派与市场派之较量 |
| 二、经营权与所有权之信赖关系 |
| 第二节 经营权的法理基础 |
| 一、董事与公司的法律关系 |
| 二、董事的义务 |
| 三、董事的责任 |
| 第三节 上市公司并购防御措施之治理基础 |
| 一、公司治理的自身逻辑 |
| 二、反收购理论争议之核心问题 |
| 三、我国上市公司的并购防御权谁掌乾坤 |
| 结语：反收购措施不破公司治理原则 |
| 第二章 跨境敌意并购之反收购动因、风险及东道国价值论证 |
| 第一节 跨境敌意并购之理论进路 |
| 一、全球化之滥觞 |
| 二、无国界并购效应理论 |
| 三、国际投资之发展趋势 |
| 第二节 反收购措施之风险结构 |
| 一、上市公司并购之基本分析 |
| 二、防御目的与反收购措施风险之关系 |
| 三、防御决策之博弈特性 |
| 第三节 发展中国家外资并购之价值分析 |
| 一、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风险考察 |
| 二、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的价值取向 |
| 三、发展中国家外资并购立法的基本原则 |
| 结语：发展中国家之并购防御法制必慎裁独断 |
| 第三章 国际跨境并购竞争规制之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普通法系国家竞争法制与反收购规制之实践分析 |
| 一、美国 |
| 二、印度 |
| 第二节 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竞争法制与反收购规制之实践分析 |
| 一、德国 |
| 二、日本 |
| 三、台湾地区 |
| 第三节 区域组织竞争规制典范──欧盟 |
| 一、欧盟竞争法制总览 |
| 二、欧盟竞争法制的三大支柱 |
| 三、法律责任与救济 |
| 四、欧盟竞争法制的阻碍与未来展望 |
| 第四节 国际组织关于投资竞争规制之现况 |
| 一、西方并购浪潮之历程 |
| 二、国际组织竞争规制进程 |
| 三、发达国家的矛盾情结 |
| 四、发展中与经济转型国家的发想 |
| 结语：趋同乃现实不必是理想 |
| 第四章 我国上市公司外资并购法制体系分析 |
| 第一节 现行并购基本法制 |
| 一、并购法制体系总览 |
| 二、基本并购法制分析 |
| 第二节 外资并购专门法制 |
| 一、外资政策与法制 |
| 二、外国投资者并购规范 |
| 三、外商企业并购规范 |
| 第三节 现行外资并购法制体系之商榷 |
| 一、产业挂帅,竞争阻碍 |
| 二、立法用语含混晦涩、歧义丛生 |
| 三、法律效力等级错乱、体系交叠 |
| 四、内外双轨、烟硝难止 |
| 五、历史问题不容再留 |
| 结语：今非昔比的价值选择 |
| 第五章 再完善我国上市公司反收购法制对策之诌议 |
| 第一节 现行法制下反收购措施之适用分析 |
| 一、外资合法敌意收购模式 |
| 二、现行法制的反收购设置适用 |
| 第二节 现行法制适用反收购措施之瓶颈 |
| 一、现行法制下禁止或有限制的反收购措施 |
| 二、国家安全审查机制阙如 |
| 第三节 完善我国反收购法制之对策 |
| 一、完善竞争市场之进路 |
| 二、完善外资并购法制之建议 |
| 结语：巨人肩膀的登高望远 |
| 案例索引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9）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形式的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创业投资企业基本组织形式 |
| (一) 信托制创业投资企业 |
| (二) 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 |
| (三) 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 |
| (四) 各国创业投资企业组织形式概况 |
| 二、我国建立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的暂不适宜 |
| (一) 现阶段不能克服有限合伙制本身固有的缺陷 |
| (二) 缺乏实行有限合伙制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
| (三) 实行有限合伙创业投资企业存在法律上的障碍 |
| (四) 我国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有探索性发展的可能 |
| 三、选择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组织形式的法律分析 |
| (一) 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的优点 |
| (二) 我国选择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的可能性 |
| 四、制定创业投资公司特别法的立法设想 |
| (一) 制定创业投资公司特别法的现实意义和可行性 |
| (二) 创业投资公司特别法的调整对象 |
| (三) 创业投资家报酬激励约束机制的立法设想 |
| (四) 建立创业投资家声誉机制的立法设想 |
| (五) 解决创业投资公司双重征税的立法设想 |
| (六) 创业投资公司资本退出的立法设想 |
| (七) 创业投资企业特别法的其他立法设想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论风险投资法律文件中的优先权利条款（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本文的现实意义 |
| 一、我国对风险投资的强烈需求 |
| 二、外资占我国风险投资资金的主导地位 |
| 三、我国风险投资法律框架的缺失与实务经验的缺乏 |
| 第二节 国内外有关本文的学术研究综述 |
| 一、国外学者主要研究成果 |
| 二、国内学者主要研究成果 |
| 三、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本文在学术上的创新 |
| 第四节 本文的研究方法、目的和主要内容 |
| 一、本文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
| 二、 本文的研究目的 |
| 三、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
| 第二章 风险投资法律文件中的优先权利条款的共性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和必要说明 |
| 第二节 风险投资法律文件中的优先权利条款的特征 |
| 一、优先权利条款的相对附属性 |
| 二、优先权利条款的偏向性 |
| 三、优先权利条款的附条件性和可选择性 |
| 四、优先权利条款的附期限性 |
| 五、优先权利条款的灵活性与多样化 |
| 第三节 风险投资法律文件中的优先权利条款形成的原因 |
| 一、风险投资行业的高风险性 |
| 二、风险资本家与创业企业家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
| 三、风险资本对资金安全的要求 |
| 四、对风险投资优先权利条款形成的解释 |
| 第四节 风险投资法律文件中的优先权利条款的功能 |
| 一、优先权利条款的保护功能 |
| 二、优先权利条款的激励功能 |
| 三、优先权利条款的分配功能 |
| 第五节 风险投资法律文件中的优先权利条款的法理基础 |
| 一、合同自由作为优先权利条款存在的的法理基础 |
| 二、正义作为优先权利条款存在的的法理基础 |
| 第三章 风险投资法律文件中的优先权利条款的个别评述 |
| 第一节 优先权利条款的具体内容及法律评述 |
| 一、清算优先权/分红优先权条款 |
| 二、共同出售权/带领出售权条款 |
| 三、买入期权/卖出期权条款 |
| 四、回购权条款 |
| 五、反稀释权条款 |
| 六、优先认购权/优先受让权条款 |
| 第二节 风险投资法律文件中的优先权利条款小结 |
| 一、优先权利条款偏向性小结表 |
| 二、对优先权利条款偏向性小结表的说明 |
| 第四章 优先权利条款在我国法律环境下的可适用性 |
| 第一节 外商风险投资在我国运行的主要模式 |
| 一、利用离岸特殊目的公司间接进行风险投资 |
| 二、利用外商投资企业直接进行风险投资 |
| 第二节 我国有关风险投资的立法缺失 |
| 第三节 风险投资优先权利条款在我国法律环境下的可适用性 |
| 一、可适用性研究的基础假定 |
| （一） 有关优先股的问题 |
| （二） 可适用性的研究对象 |
| 二、可适用性研究结论及法律依据 |
| （一） 清算优先权条款 |
| （二） 分红优先权条款 |
| （三） 回购权条款 |
| （四） 卖出期权/买入期权/共同出售权/带领出售权条款 |
| （五） 反稀释权条款 |
| （六） 优先认购权/优先受让权条款 |
| 第五章 有关风险投资法律文件中优先权利条款的建议 |
| 第一节 立法软化和相互协调的可行性 |
| 第二节 有关风险投资法律文件中优先权利条款的具体立法建议 |
| 一、允许创设优先股、可转换优先股 |
| 二、修改公司法有关股份回购的规定 |
| 三、修改外商投资法有关按出资比例进行分配的规定 |
| 四、 制定风险投资法 |
| 五、修改外商投资公司审批登记管理法律适用意见 |
| 第三节 有关风险投资法律文件中优先权利条款取舍的实务建议 |
| 结语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特别立法:创业投资公司的现实选择----关于制定创投公司特别法有关问题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D]. 许嘉禾. 山东大学, 2021(11)
- [2]类别股份法律制度研究[D]. 刘丹妮.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
- [3]我国债权众筹监管制度法律构建[D]. 蒙瑞华. 西南政法大学, 2016(09)
- [4]国家企业权力规制论[D]. 张俊. 华东政法大学, 2016(07)
- [5]对赌协议法律效力问题研究[D]. 赵忠奎. 西南政法大学, 2016(01)
- [6]股权投资基金募集法律制度研究[D]. 黄韬. 南京大学, 2013(07)
- [7]私募股权基金法律制度研究[D]. 吕海宁. 大连海事大学, 2013(10)
- [8]上市公司对外资敌意并购之反收购对策研究 ——以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为视角[D]. 谢银玲. 华东政法大学, 2010(05)
- [9]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形式的法律问题研究[D]. 白静. 华中师范大学, 2008(10)
- [10]论风险投资法律文件中的优先权利条款[D]. 孟庆凯. 上海交通大学, 20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