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津市105家粮店实行“全民所有、集体经营”改革的调查（论文文献综述）
王庆琦[1]（2021）在《西方国家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多样性问题研究》文中提出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已成为各国企业生产运营的发展趋势,同时也是政府维持社会经济平稳运行、扩大劳动者权益的重要手段。职工在参与管理的过程中不仅实现了自我价值的升华,同时保证了企业在决策方式和决策结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西方国家开展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实践较早,在不同历史背景以及文化等因素产生截然不同的参与路径,并且随着各国政府政策上的大力支持以及配套法律的逐步落实下,职工在企业中享有的决策权和监督权显着提升,企业内部的劳资矛盾也得到了有效缓解。本文以西方国家职工参与管理的不同形式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早期职工参与的实验探索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各自形成的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多种形式,摸索出现阶段职工参与的三大模式:以德国为代表的“二元制”职工参与模式、以瑞典为代表的工会组织下的职工参与模式以及以西班牙蒙特拉贡联合公司为代表的工人合作制经济下的职工参与模式。通过分析不同模式的历史脉络、具体原则以及所面临的挑战,进而总结和对比出三种不同模式下的职工参与的主要经验以及相互之间的差异性,最后为当前我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企业治理方面提供可行性对策建议。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同时回顾了职工参与企业管理这一研究主题的国内外相关文献,最后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创新点以及不足之处。第二章为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理论梳理。本章从一种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视角切入,论述了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在众多思想源流以及理论研究上的主要观点。具体包括以工人合作工厂理论和劳资关系理论为代表的马克思经济学相关研究、以约翰·穆勒和马歇尔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相关研究、以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和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为代表的国外社会主义相关研究、以施韦卡特和达尔为代表的经济民主理论、以及以弗里曼等人为代表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构成了以职工参与企业管理为主题的理论框架。第三章为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历史沿革。本章从第一个成功开展的工人合作社——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作为探索起点,研究了早期合作社的基本原则、运作模式以及利润分配问题。根据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文化因素等原因,进而过渡到职工参与企业管理模式在不同国家形成的多元化治理方案,譬如以色列基布兹合作社以及德国“共同决定制”等,以及20世纪5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职工参与企业管理模式的探索。通过对二战后期多种治理方案的分类和总结,我们可以得到现阶段职工参与管理的三大模式,从而为后文进行逻辑铺垫。第四章为“二元制”模式的职工参与管理。本章论述了以德国为代表的“二元制”劳动者参与管理模式。笔者发现,德国在企业治理方面建立了独具特色并且运行效果良好的劳动者参与管理制度,从早期建立工人委员会的初步设想到相对成熟的法律框架的建立,最终形成了职工通过企业层面和公司层面共同参与管理的基本原则。从具体功能来看,德国“二元制”劳动者参与模式具有维护功能、协调功能和社会福祉功能。同时笔者关于这一模式在理论上的正确性以及实践中的合理性进行了系统性分析,最后探讨了德国面对后经济危机时代在企业治理方面所作出的调整,充分展示出“二元制”劳动者参与管理模式的生命活力和极强的稳定性。第五章为工会组织主导下的职工参与管理。本章主要分析了以瑞典为代表的工人组织主导下的职工参与管理模式。瑞典作为世界范围内“福利橱窗”的杰出代表,在企业治理方面形成了以工会为主要力量的职工参与模式,而瑞典众多工会的建立离不开社会民主党所推动的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劳工政策。在厘清瑞典工会组织下职工参与模式的演进后,本章分析了当下瑞典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最后借鉴海曼关于工会身份的三重定义来推测这一劳动者参与管理模式的发展前景。第六章为工人合作制经济的职工参与管理。本章分析了以西班牙蒙特拉贡联合公司为代表的工人合作制经济下的职工参与管理模式。作为全球最大的工人合作社,蒙特拉贡联合公司从生产资料所有权到重大事项决策,再到收入分配上均体现出了合作社经济的组织原则,尤其在进行合作社重大决策时,全体成员根据“一人一票”的原则来实现表决权和平等权。随后笔者从就业质量、工资差异以及战略选择等方面对蒙特拉贡联合公司进行社会经济绩效分析,进而为蒙特拉贡在国际化扩张背景下存在的主要挑战提供一系列对策建议。第七章为本文的总结和启示。通过对上述三大模式的具体分析,本章总结了西方国家职工参与企业管理模式的基本特征、文化共性以及相互之间的差异性,最后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为推进职工更有效地参与企业管理提供可行性对策建议。
吴盛杰[2]（2020）在《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文中指出本文采用“中观”的视角,以1949年以后南京地区城乡商业的变革为中心,尝试考察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详细情况及驱动要素。建政前,商业在南京的经济结构中占比很大,工业占比则较小。新政权建立后,提出了要将“消费的南京转向生产的南京”的总体目标。在这一基本方针的指导下,新政权逐步对南京城乡商业的结构和形态进行了重构。首先,新政权通过打击投机、稳定金融物价等措施逐步建立了新的经济秩序,与此同时,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南京的消费商业迅速衰落,新政权则乘势展开了对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急剧的变化使得私营商业一度陷入困境,经过政策调整以及广泛的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城乡商业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鲜战争时期,由于加工订货的增多,私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这一进程被打断,且相比于私营工业,私营商业在运动中受到了更大的冲击。新政权则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展开对南京城乡商业系统的重构,南京市的经济结构自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南京首先根据中央的政策淘汰了私营批发商,其次由于市场大环境的变化,从统购统销的几个行业开始,私营零售商也逐渐接受改造。及至1956年开始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南京的社会商业走向全面的公有化,但过快改造打乱了商业系统的运行,给城乡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不得不再次回到市场机制。本文以南京地区的报刊、档案资料为主,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在关注国家政策的制定的同时,也详细考察了南京市新政权对政策的执行情况。通过这个过程,本文展示了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复杂性,特别是在私营商业的改造之外,也注意到了公营商业的发展及其在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与过往学术界关于新中国初期政治经济变革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展开对话,并提出政治考量是驱动地方经济变革的主要因素。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绪论、正文和结语。其中正文部分共八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中共占领南京之后在南京建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的过程,其中重点考察了中共接管大城市的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南京的执行情况。第二章主要论述新政权对南京社会商业进行的初步改造,其中重点考察了针对南京市社会商业的具体情况,新政权在私营商业改造、城乡物资交流和工商关系的变革上所具体施行的办法。第三章主要论述第一次商业调整政策出台的背景、方案及其在南京推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第四章主要论述朝鲜战争开始后,南京市新政权面对战时状况对社会商业方面的问题所作的处理。第五章主要论述南京的“三反”“五反”运动及其对社会商业变革产生的巨大影响。第六章主要考察南京地区地方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成果与问题。第七章主要论述在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后,南京市新政权对私营批发商、私营零售商的改造过程,以及在城乡推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过程及其一系列的影响。第八章主要考察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到来后,中央政府、南京市新政权与南京私商、小商小贩之间的三方互动及其结果。
张学礼[3]（2018）在《滹沱河流域水环境变迁与区域社会发展研究（1949-2009）》文中研究表明建国以来,随着滹沱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和利用及降雨量变化等自然因素的影响,流域水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流域出现了河道干涸、航运消失、生物种类变迁、地下水漏斗、沙尘天气等现象。目前学术界已对其变迁的自然表现特征进行了比较深入研究,而对水环境变迁背后的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的交织过程研究相对薄弱。本文拟以自然科学研究为基础,试图探寻滹沱河流域水环境变迁中的“人地关系”互动,重点考察人类活动、社会运行机制、社会心态与思维意识等因素在流域水环境变迁中的作用。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1.文献研究。本文研究的文献资料主要来自地方志、馆藏档案、各类报纸等。2.田野调查。根据社会学理论,本文通过拟定社会调查问卷,完成田野社会调查,搜集有关人地关系互动的资料。调研范围涉及滹沱河全流域,调研人群包括农民、工人、水利管理者、环境保护管理者、教师等。3.跨学科综合研究。本选题研究以历史研究方法为主,涉及生态学、社会学、水利学、经济学、考古学等学科。本文取得了如下研究成果:1.“水”资源是滹沱河流域社会演变的重要推动力。本文通过考证滹沱河流域文化、经济、交通发展演变,甚至于政治抉择,可以看出“水”资源促进了流域社会的发展变迁。（1）地名文化、地方文学和风俗信仰中的“水”资源要素。如:石家庄市庄窠村村名即是“装货”一词的谐音发展而来。“此地原为古运粮河的装货码头,故初称“装货”。后来古运粮河干涸,水运码头废弃,渐成村落,村名谐音演变为庄窠。至今当地村民仍读为“装货（音）”。（2）“水”资源与养殖产业、健康产业、休闲产业、河道产业的发展。岗南水库和黄壁庄水库的修建促进了沿河滩地的开发,“建库以后,特别是1980年以后,沿着滹沱河两岸河滩开发造地15万亩,种植果树、花生、西瓜、红薯等,年亩收入500元以上,年总收入近1亿元”。（3）滹沱河水运曾是河北省和天津地区经贸往来的重要水上交通方式。（4）“水”资源与政治抉择,“滹沱河为平山县提供了13万亩水田、旱田25万亩、山坡地8万亩,盛产小麦、玉米、水稻以及其他各种杂粮、夏收麦、秋收稻,一年收两季,全县最富的就是西柏坡村……平均每年收27万粮食”,这也造就了晋察冀的“乌克兰”---西柏坡,由此也促成了中央选择西柏坡作为“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的重要因素。2.水体污染是滹沱河流域环境恶化的主要因素。水体污染是滹沱河流域水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特征之一。其主要污染来源包括企业生产、公共卫生事业、社会生活中的废水排放以及农业生产中过量使用农药与化肥。这种水“质”之变不仅改变了流域水环境的自然状态,进而引发人们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社会心态、区域水案等系列变迁。（1）农业生产环境遭到破坏。如辛集县“先后有10万多棵树木因害枯死,该县城关佃士营大队就有5000棵将成材的树木被碱死,自1976年以来,该县有400亩小麦、500多亩大秋作物被污水淹毁”。同时,地下水也受到污染继而出现大批机井作废的现象。（2）农村社会秩序的改变。有些地方长期饮用被污染的水,发病率显着增高,婴儿畸形怪胎增多,从而造成社会个体安全感的的缺失。石家庄市污水导致栾城县境内、沿河两岸附近的地下水污染日趋严重。“地下水污染11个乡镇,120平方公里的土地,据卫生部门调查,污染区癌症的发生率明显增加,大大高于对照的清灌区,南焦村大队1980年因病死亡中因癌症死亡86人,占35.5%。1975年:束鹿县防疫部门调查。“草丛的蚊子成群,特别是桥壁上的密度更大,每平方米约达5000-10000个,而且这些蚊子能够传播疟疾、大脑炎等流行性疾病”。（3）城市公共安全隐患的出现。城市“水缸”的“生态危机”成为社会公共安全的潜在隐患,给城市安全运行带来巨大风险。岗南水库和黄壁庄水库均出现水体污染。“口头、横山岭、岗南、黄壁庄四个水库,除了口头外,衡岭和岗南水库,五种毒物发现了三种,主要是氰化物。黄壁庄水库中五种毒物发现了四种”。（4）“水”生态环境变迁导致区域间不协调现象的出现。流域出现了束鹿县工业污水污染下游衡水地区,石家庄地区污水污染栾城、赵县等地的跨区域水污染纠纷现象;（5）由于水体污染造成了赵州桥等文物古迹生态环境条件恶化,在对外交往中极大影响了我国的国际形象。3.水利工程背景下流域生态与社会变迁。水利工程的实施改变了“水”的自然存在状态。一方面,从水旱灾害减轻、经济效益开发、生态环境改变等方面,人类是最终“受益者”。（1）从防洪效益来看,流域内洪水肆虐情形得到有效改善。以黄壁庄水库为例,1959到1979年如果不建库可能受淹面积809万亩,而建库后,滹沱河下游同期总减少淹地面积379万亩。（2）从农业效益来看,引水工程极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忻州市滹沱河灌区受益范围涉及到当地3个县（市区）14个乡镇123个村和1个国营农场,除了主要粮食作物玉米以外,还有辣椒、甜玉米等经济类作物。“灌溉农业总产值约8亿,灌区内人口20万人”。（3）从综合利用上,发电效益有效提升了水资源潜能开发。黄壁庄水库自建库到1986年“工程效益为21.25亿元,其中工程总投资和运行管理费（包括群众投劳折资）为3.6875亿元,工程净效益为17.5635亿元”。（4）从生态效益来看,水利工程改善了区域生态条件。忻州市滹沱河灌区建立后,不仅改善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条件,同时进一步促进了生态的良性循环,“地面风速降低30%左右,相对湿度提高14%左右,蒸发量减少了28%,增进了人民健康,改善了生存环境”。其次,流域也出现了地表水系统、地下水系统、区域小气候与生物种类变迁等自然现象,以及社会人口迁移、交通方式变迁、生存条件恶化等社会连锁反应。（1）水利移民改变了区域人群的正常生存状态,出现一系列“移民综合症”。如移民生活十大难:“行路难,吃水难,上学难,看病难,买东西难,用电难,住房难,吃粮难,生产难,结婚难”。（2）随着河道水量的减少,滹沱河水运继而逐渐消退,航运业等经济模式也逐渐消失。（3）水环境变迁背景下,社会群体逐渐表达了其生态诉求。早在20世纪50年代,人们就表达了加强滹沱河流域生态建设的诉求。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滹沱河流域生态的恢复和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逐渐提至社会决策层面。石家庄市提出了《滹沱河生态修复工程规划暨沿线地区综合提升规划》,实施“一城七县,拥河发展”的发展理念,建设生态滹沱河、安全滹沱河、文化滹沱河、活力滹沱河、智慧滹沱河的具体目标。4.地下水开发背景下流域生态与社会变迁。地下水资源在社会生产中,尤其在农业产生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力”作用。地下水开发满足了流域农业生产用水的基本保证,出现“有井一片绿,无井一片黄”的现象。（1）20世纪70、80年代,流域农业发展直接受益于地下水资源开发和利用,出现“天旱地不旱,越旱越增产”的特殊景象。“1953年石家庄地区平均亩产量97.5.4公斤,皮棉20.7公斤。大旱的1972年连续200多天未下透雨,全区平均粮食亩产仍然达到了286.4公斤,皮棉26.5公斤,1979年出现的伏旱,卡脖旱,8-9月份降雨仅有48毫米,比常年降雨量少了七成多。由于充分发挥了机井的作用,战胜了干旱。全区平均粮食总产20.41亿公斤,单产448公斤,均创历史最高水平”。（2）地下水开发不仅可以保证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一种“回报率”较高的投资渠道。无极县单井净收益1078/年,4年可以收回全部投资,单井获纯利润64元。（3）由于人们忽视地下水再生规律的地下水开发,因此引发了一系列生态环境的相应改变。如无水可打、埋深持续增加、地下水漏斗形成、机井枯竭。因此,应实现生态反应与社会决策修正相对应,确保水利规划与生态条件相一致。5.流域水资源管理的历史考察与借鉴。水资源科学管理机制的构建是维护水生态环境的重要环节。本文对20世纪70、80年代石家庄生态环境管理进行了历史考察,得出如下启示:首先,构建生态社会管理科学运行机制:（1）应构建水生态保护的全员介入管理机制;（2）水生态环境保护应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经济管理轨道;（3）倡导生态管理法制思维;健全组织设置,提升执行效率。其次,提升社会群体生态认知水平:（1）树立“水”生态的敬畏意识;（2）摒弃“生态与生产对立”的片面思维;（3）发挥生态环境教育的教化作用。6.流域水环境变迁的非自然驱动因素及和谐水生态理念的构建。流域水环境变迁的非自然驱动因素主要包括:（1）城乡二元结构。传统社会中,城乡发展不平衡以及对应的工业与农业不同的产出比造成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出现,表现在流域水资源分配上即为城市优于农村,工业先于农业。（2）新时代的生态要求与部分传统产业的对立。在新时代新的生态要求面前,部分传统产业面临去留抉择,但是这些产业又背负有群体生存的社会责任,这就出现了新时代新的生态要求与传统产业的博弈。（3）社会若干主体的矛盾定位。首先,从社会个体来讲,一方面社会个体对水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要求,同时部分个体也存在有缺乏水生态意识,破坏水生态环境的行为;其次,在现有政府绩效考核的体制之下,往往是水生态的保护服从于对于地方GDP的过分追求,也就出现了政府监管行为无效性。（4）人类物欲主义的存在造成了人们对流域水环境经济功能的过度追求,以至于忽视其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从宏观视角上,建议构建与实践和谐水生态理念:（1）实现城乡均衡协调发展,体现水资源共享的公平环境;（2）从提升水资源利用效能、加强科技支撑、完善法制建设、把握水生态环境变迁的滞后性特征等方面借鉴和反思他国流域治理经验;（3）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形成社会多层级水生态运行保障机制;（4）尝试突破流域的自然属性与行政管辖属性的博弈。
张娜娜[4]（2017）在《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分配是人类享有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方式,而收入分配作为分配活动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则是人类获取经济收益的基本方式,它不仅直接关系着个人物质利益的实现,是个人进行现实生产生活的直接物质保障,同时也是社会公平正义和发展进步的鲜明表征。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作为对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收入分配实践的意识反映和收入分配问题的理论回应,它的形成发展不仅描绘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实践的动态变革实况,而且还折射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公平正义程度和进步状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收入分配思想巨幅篇章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思想财富。当前在综合经济实力大幅度提升,但收入分配不公特别是收入差距问题仍然较为突出的新的历史阶段,梳理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演变特征和经验,以期更好地展望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趋势和走向,对合理控制收入差距、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分配正义、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是将马克思主义分配思想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具体分配实践中所形成的、符合中国经济发展要求的分配思想体系。厘清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发展脉络,需要追溯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思想渊源,准确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原理和价值目标,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分配思想。其一,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分配思想的形成来看,马克思恩格斯是在继承和发展空想社会主义者、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优秀思想成果基础上而构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主要包括圣西门的按才能和贡献分配思想、傅立叶的“按比例分配”思想以及欧文的劳动券和按需分配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主要包括威廉·配第、亚当·斯密以及大卫·李嘉图的分配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分配思想的直接和重要来源,同时,也为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思想资源。其二,在吸取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优秀思想成果前提下,马克思恩格斯创造性地论述了分配与生产的关系问题、收入分配与价值创造的关系问题,并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分配非正义问题的基础上,构想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个人消费品公平分配的原则,阐明了未来理想社会实现分配正义所追求的最终价值旨归即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分配思想为中国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提供了科学指导,是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渊源和基础。其三,前苏联作为将马克思主义付诸于实践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列宁和斯大林为代表,他们在前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所形成的分配思想首次对如何开展分配活动、以什么方式进行分配做了思想探索和创新,特别是列宁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对马克思恩格斯分配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为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留下可供借鉴的丰富经验和思想启发。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分配实践在主观思想认识中的动态反映,从思想主体来看,它既包含了领袖人物和高层决策者的重要思想探索,又包含了作为党的集体智慧结晶的各种党的历史文献起草者们的贡献,还包含了众多经济学者的理论研究成果。从发展演进来看,在理论与实践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具有不同的思想内容。全面梳理和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演变历程,核心就是要明晰不同历史时期和经济形势下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伴随着所有制结构和经济体制变革而不断自我革新、自我突破的发展脉络和图景。从整体来看,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是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奠基阶段。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起始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这一时期,毛泽东、陈云、周恩来、李富春等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以蒋学模、薛暮桥、恽希良、于光远、苏星、乌家培等为代表的着名经济学者,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实践中对按劳分配内涵、性质、具体实现形式的艰辛探索,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思想基调;第二是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突破阶段。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夕,这一时期,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时任党的总书记的胡锦涛等几代领导集体和以蔡继明、刘国光、李松龄、程恩富、刘润葵、周新城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顺应我国社会主义收入分配改革实践的客观要求,围绕分配方式、分配原则、分配目标等问题而进行的思想探究和思维调整,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全方位突破与发展。第三是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深化阶段。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至今,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了更加注重分配的公平正义性、继续健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制度、消除贫困和共享发展等一系列新主张和新理念,同时,理论界也就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劳动报酬比重、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持续性的讨论。新时期关于分配问题所形成的这些新的思想认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思想成果,是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梳理和描述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回溯和考察马克思主义分配思想中国化的历史进路,最终的落脚点或目的是为了对未来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发展趋势提出展望,以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向着更高理论层面升华。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历经60多年发展历程,在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和经济学家们持续而深入的思想探讨与辨析中,已经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方式、分配原则和分配理念等方面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认知,而且在与实践掘进的辩证互动中也逐渐迸发出了巨大的物质能量,获得了收入分配机制完善、居民收入增加和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的实践印证。从实践到思想再到实践,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在向着更高阶段进发的过程中呈现出了主导性、包容性、实践性和渐进性的特征。同时,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从初步孕生到突破发展再到深化完善,不是主观随心所欲的结果,也不是杂乱无章的观点堆砌,而是有一定的内在演变逻辑,有一定规律可循的。始终以维护劳动者利益为主线、以市场经济客观规律为基本遵循、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最终诉求,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相依托、相适应,是研究和探讨中国社会主义分配问题的内在规律,也是蕴藏在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演变背后的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分配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则,科学审视和遵循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基本特征和历史经验,立足于客观现实,未来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要继续强调和深化劳动者的分配主体地位的思想主张、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思想主张、强化政府再分配职能和追求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的思想主张。总结和归纳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发展特征和经验,明确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内在机理,从而更好地预测和展望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发展趋势,利于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实现更科学的发展。
陈振平[5]（2013）在《当代中国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国家—市场的范式》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的供销合作社制度广泛创建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变迁和创新是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综合的结果。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变迁与创新可以在民国时期寻找到一些渊源。民国时期的合作社作为实现“三民主义”的一种工具,与政权紧密结合,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建设等方面发挥了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新政权以苏联合作社为样板实行计划合作经济的道路,将合作社作为实现农业及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纳入到国家统一的经济建设计划之中。这个时期的供销合作社作为连接城乡物资流通的桥梁,以统购统销或派购的方式将农村生产的物资转移到城市,将城市的工业制成品转移到农村,在这个过程中的工农业产品价值剪刀差帮助工业化积累了资金。随着计划经济的解体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国家的力量开始从基层的微观经济细胞中撤出,市场的力量开始成为引导基层市场运行的强大的动力,供销合作社开始探索办“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但实际上,国家力量的相对退出并不意味着供销合作社可以自然而然地在市场力量推动下建成为众所期待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从另一方面来说,国家力量的相对退出反倒使供销合作社的改革（改制）一度变得无从下手。到了21世纪,随着三农问题的日益突出,新一届中央政府从2003年起连续11年下发关于“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文件将供销合作社更进一步地纳入到“三农”问题的整体框架中,从提供农业产业化、社会化服务等多个方面入手,要求进一步加大对供销合作社的保护和支持力度,发挥供销合作社在沟通城乡流通,服务三农中的作用。从中国供销合作社发展的历程看,中国供销合作社从产生到发展壮大,再到后来的萎缩、复苏,贯彻了一条核心线索就是供销合作社与国家、市场的关系。供销合作社是有一种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依靠国家力量,服务国家现代化战略,服务城乡经济发展的一种制度设计。与此同时,供销合作社在发展中越来越多地具有服务三农和民生等社会性因素的考量,在支持市场竞争中相对落后的社会弱势群体的时候,各方面都会想起借用合作社这一解决问题的办法。本文总共分为八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论述文章的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阐述论文研究目标与主题,界定论文基本概念及范畴,搭建文章基本框架并对文献进行综述,介绍使用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第二部分是中国供销合作社制度变迁的历史渊源,主要从近代中国合作制度的思想渊源、近代中国合作制度的实践渊源两个方面进行展开。第三部分是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供销合作社制度的形成与变迁,主要研究国家建设与供销合作社制度的形成、国家运动与供销合作社制度的变迁、计划经济时期供销合作社制度的创新、计划经济时期供销合作社制度的绩效及评价四个部分。第四部分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供销合作社制度的市场化探索。主要研究改革开放后供销合作社市场化探索的起因、市场化探索的过程、市场化探索中的制度创新,以及市场化探索的绩效及评价。第五部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中国供销合作社的市场化转型。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与供销合作社的市场化转型、供销合作社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供销合作社市场化转型的制度创新、供销合作社市场化转型的制度绩效及评价。第六部分是新时期的中国供销合作社的新发展。主要研究新时期供销合作社面临的新形势、新时期供销合作社的新发展、新时期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创新、新时期供销合作社的制度绩效与评价。第七部分是中国供销合作社制度变迁的国内比较与国际经验借鉴。主要研究国内外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制度变迁与创新的比较及借鉴启示。第八部分是中国特色供销合作社制度模式的历史总结与展望。主要包括对中国供销合作社制度既有模式的总结、构建中国特色供销合作社制度新模式、及关系供销合作社发展方向的两个重要问题的探讨。
尹传政[6]（2013）在《当代中国的优抚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览建国以来优抚制度的发展历史，主要经历了这样几个发展阶段：确立时期、发展时期、停滞时期、完善时期。抗美援朝时期是当代中国优抚制度的确立时期。在总结革命战争实施的优抚制度基础上，1950年12月，内务部制定了《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优待暂行条例》、《革命残废军人优待抚恤暂行条例》等。自此，确立了国家的优抚法律体系，奠定了国家优抚制度的基础。当时，根据保家卫国的需要和实际的经济状况，国家对伤残军人、烈军属等采取了诸多优抚措施。在优待政策方面，国家在农村主要推行了以社会负担为主体的代耕制度，在城市主要实施了优待就业政策，同时还对烈军属在医疗费用、子女上学费用等方面予以优待。在抚恤方面，针对伤残军人的抚恤要求，国家提高了抚恤标准，完善了评残办法。在褒扬方面，国家给烈士追功授予，并举行各种悼念扫祭活动及修建烈士纪念建筑物等。此间的拥军优属活动丰富多样，包括节日间下发通知慰问、召开会议、座谈会及文艺汇演等；平日则经常动员有关人员给烈军属做家务、给志愿军写慰问信等。从抗美援朝到文革发生是优抚制度的发展时期。和平的建设环境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推动优抚制度进行了一些改变。在优待制度方面，代耕制度逐渐为优待劳动日所替代，而且实物补助作为一种优待辅助手段被推行。抚恤制度方面，国家再一次提高了伤残抚恤标准，同时为解决以前战争遗留的伤残问题，国家再次对伤残军人实施医疗费用的减免。褒扬政策方面，除了继续推行原来的做法之外，国家加强了烈士纪念建筑修建的监督管理，严禁乱建。文革时期，阶级斗争的声浪冲击了整个优抚工作，其主要表现为：优抚机构被撤销；优抚政策被废止；抚恤标准难以提高；优抚对象受到迫害等。但是一些做法仍被坚持了下来，比如，优待劳动日、定量补助等；拥军优属活动也一直开展，形式还比较多样。改革开放以后，优抚制度逐渐恢复，并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一系列新的优抚法规诞生。比如，国家先后颁布了《革命烈士褒扬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等。由此，原来的优抚政策更加制度化、法规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又先后颁布了《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管理保护办法》、《伤残抚恤管理暂行办法》、《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和《烈士褒扬条例》等。由此，优抚制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优待制度方面，农村的优待劳动日被优待金所取代；定期定量补助最终以定期抚恤的形式确定下来。抚恤制度方面，国家先后十三次提高伤残抚恤标准，进一步完善了评残条件。褒扬制度方面，国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完善了烈士评定条件，扩大了参评范围；其指导思想是既注重精神奖励又重视物质奖励。拥军优属方面，积极开展双拥活动，特别是设立了专门的领导机构和奖励制度。综上所述，当代中国的优抚制度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到抗美援朝时期发展到一个高峰。从某个角度看，它成为促使军人形象改变的一种背后的重要支撑，传统的观念是“好男不当兵”，而在中共的领导下则变为社会中“最可爱的人”，人人争而为之。显然，它使中共在赢得人民支持和战争胜利方面起了无比重要的作用。和平时期，优抚制度则担当着支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它逐渐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崔宝敏[7]（2010）在《我国农地产权的多元主体和性质研究》文中指出产权是一国经济体系内财产所有制关系的表现形式,是巩固财产关系、约束经济主体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产权主体、产权客体和主体对客体拥有的各项权利束构成产权的三个基本要素。在有关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理论研究中,对土地本身作为静态的、被动的产权客体的研究都是附着在产权各项权能结构中,较多的文献都是从土地产权结构及其权利的配置方面研究我国土地产权制度,而对产权主体这一最具能动性的产权要素的研究大部分都是割裂的、分散的,单独研究某一个或二个土地产权主体都会影响分析结论的全面性和准确性。由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多元农地产权主体的分析框架,以多元产权主体实际拥有的土地权利以及各主体间权利的重叠和冲突为分析的主要内容,用实证的方法来揭示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性质。产权制度的核心是排他性,也就是行为主体的权责利的独立。而我国农地产权的特点是多元的行为主体都对农地拥有一定的权利,多元主体在农地上的权利彼此重叠和相互冲突。具体说有四个不同的产权主体：国家、农民集体、集体代理人和个体农户。国家在农地上的利益,一是保证获得一定量的农产品,特别是保证国家粮食供给安全；二是从农户手里低价获得国家经济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所需的土地资源。国家的权利是通过土地管理法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法律和行政条例的规定、直接的行政强制等方式实现的。在国家利益的实现过程中,农民没有抵制和讨价还价的权利和能力。农民集体是由法律规定的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它是在历史上的血缘、宗族和自然村社的传统基础上,经过建国以来历次土地制度变革而形成的农村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基层单位,但是其法律地位既不明确,也不统一,特别是由于缺乏实际的执行能力和土地承包权使用权在农户手里,集体产权是弱化和虚化的。村委会或集体经济组织虽然在法律上并不是集体所有权的主体,但是却作为集体产权的执行主体在事实上掌握了集体所有权。农户一方面作为集体成员是集体土地的所有者,但是作为个体又不能单独行使集体的所有权,另一方面以集体成员的资格拥有土地承包权和使用权。多元产权主体规定之间的权利重叠和冲突构成了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中的主要矛盾。因此,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是一种与市场经济完全不同的前现代的产权制度,这也是它不可能长期稳定地持续下去,而需要改革和调整的原因。由于研究者普遍从“集体所有制”这一法律规定出发,没有认识到我国农地产权实际上具有多元主体,因而也就不能理解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真实性质,农地产权制度研究中的混乱的原因也在于此。本文研究的意义主要就是揭示出了这一问题。本文的研究结论显示,我国农地多元产权主体矛盾的根源在于,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所引起的土地社会保障功能与生产功能转换过程中,通过国家权力强制性地改变土地产权结构配置,而不是土地产权自由、自愿、公平流动的结果。因此,我国农地产权的性质是一种传统社会经济中的、即前现代的、非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它一方面很大程度上还反映着传统社会和自然经济的人身依附条件下的财产关系,另一方面又带有强烈的行政命令属性。这种前现代的土地产权制度性质与现代的市场经济要求之间的不适应,决定了必须继续调整和改革。
姜芸[8]（2007）在《大城市边缘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日益迅速，与此同时，住宅商品化改革的深入，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边缘社区的建设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的研究是一个具有许多不确定影响因素的研究课题，在建设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本文以成都为例，深入调研边缘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现实建设使用状况，透析居民对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及影响因素。最终得出公共服务设施的发展对策。全文分五部分论述，第一部分包括第1-2章，概括课题的研究缘起、意义及研究范围的界定，并对国内外公共服务设施的理论与实践进行研习；第二部分包括第3章，重点论述我国大城市边缘区的发展演变，总结边缘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第三部分包括第4章，对成都边缘区的典型社区调研，论述设施建设与居民需求之间的矛盾之处；第四部分包括第5章，总结影响大城市边缘社区的主客观条件，拟建未来边缘社区的发展思路，提出多元分异供给、多级服务网络和多方协作机制三大对策。
马永辉[9]（2005）在《1949—1966年苏北农村集市贸易变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村集市贸易史研究是史学界近年来关注的热点问题,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本文以农村集市贸易发展变迁的时间先后为主线,叙述了农村集市贸易变迁的演进过程,分析了影响农村集市贸易变迁的背景和原因,探讨了农村集市贸易变迁对于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及其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影响。 本文由绪论、正文五章共六个部分组成。 绪论介绍了选择集市贸易变迁作为研究对象的缘由及其意义:说明了本文中研究对象的选择和诸多概念的界定;介绍了当前学术界关于集市贸易史研究的相关成就和不足;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框架结构。 第一章描述了经济恢复时期苏北农村集市贸易的基本情况。新中国成立以后,天下初定,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多种措施,努力发展城乡经济。其中抗灾救灾、土地改革、工商业的调整、农村集市贸易的管理等措施的实施,促进了农村经济和农村集市贸易的恢复与发展。农村集市贸易日渐活跃,交易形式多样,产品丰富。同时,随着一系列政策的实行,国营经济成分和集体经济成分的机构,比如粮站、供销合作社等等,也逐渐介入农村市场,发挥了它们的重要作用。 第二章介绍了国家经济体制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转型前后的苏北农村集市贸易基本情况。由于在经济建设中面临着巨大的生存与发展的压力,国家最终选择了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并且开始了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一进程中,农村集市与集市贸易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村供销合作社在农村市场上逐渐占据垄断地位;私营商业迅速减少;农村商人经过改造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集镇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加强;家庭副业生产经历曲折。探讨农村集市贸易变化的原因,可以看出,中共党内关于集市贸易性质的不同看法是导致政策不断变化的直接原因。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形成,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代行了市场职能。 第三章介绍了“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苏北农村集市贸易基本情况。农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生产组织方式,改变了农民的基本生活方式,也改变了农村商业的基本经营方式。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开始了“大跃进”,农村集市一度关闭,集市贸易受到严格限制,一度从“明”转“暗”。紧接着,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陷入困难境地,农村黑市盛行,商品价格畸高畸低,生活生产物资匮乏,农村出现非正常人口减少情况。为了摆脱困境,国家调整了农村政策。重新留给社员自留地,鼓励家庭副业生产,调整农村集市贸易政策,农村经济开始好转。
潘彩霞[10]（2003）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信访案例论析》文中认为人民来信来访是人民群众实现民主监督权利的重要体现，是人民参与国家政权、管理国家事务的一种重要渠道。认真处理人民来信来访是各级领导机关应尽的职责，是体现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信访案例进行分阶段、多方面地综合分析，透视五六十年代中国信访制度的社会功用。 文章的引言部分对新中国信访制度的建立作了简单介绍，综述了有关信访问题的学术研究，阐述了本文主旨、资料应用情况和创新之点。正文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新中国建立至50年代中期的信访案例。大量信访案例表明：失业问题必须妥善解决；存在的官僚主义、违法乱纪问题要求党的干部要继续发扬三大优良作风；“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论述信访工作不断改进和信访制度初步确立； 第二部分，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的信访案例。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出现大量有关人民公社管理制度问题、粮食短缺问题、职工调整精简问题、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以及有关“四清”运动的问题等信访案例。党和政府对这些信访案例进行分析研究，调整许多不适当的方针政策，改进工作。这一时期的信访机构和制度不断地完善与发展； 第三部分，对五六十年代信访案例的思考。众案例表明，信访制度是钝化社会矛盾的重要渠道，人民信访为党和政府的正确决策提供了重要信息，信访工作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 正确处理信访案件，做好信访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集中群众智慧、贯彻群众路线、不断改进中心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接受群众监督、民主监督，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途径。
二、天津市105家粮店实行“全民所有、集体经营”改革的调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天津市105家粮店实行“全民所有、集体经营”改革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1）西方国家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多样性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内涵与依据 |
| 1.2.2 职工参与的实现形式与法律界定 |
| 1.2.3 职工参与在民主管理层面的外延 |
| 1.2.4 职工参与的影响因素与定量分析 |
| 1.2.5 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理论梳理 |
| 2.1 马克思经济学理论 |
| 2.1.1 工人合作工厂理论 |
| 2.1.2 劳资关系理论 |
| 2.2 西方经济学相关研究 |
| 2.2.1 约翰·穆勒对合作制经济的研究 |
| 2.2.2 马歇尔关于合作社的分析 |
| 2.3 国外社会主义的相关研究 |
| 2.3.1 空想社会主义 |
| 2.3.2 无政府主义 |
| 2.3.3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
| 2.3.4 霍尔瓦特工人管理型企业理论 |
| 2.3.5 西方左翼学者的理论探索 |
| 2.4 经济民主理论 |
| 2.4.1 施韦卡特经济民主理论 |
| 2.4.2 达尔经济民主理论 |
| 2.5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5.1 爱德华·弗里曼 |
| 2.5.2 玛格丽特·布莱尔 |
| 2.5.3 罗纳德·米切尔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历史沿革 |
| 3.1 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最初实验 |
| 3.2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对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探索 |
| 3.2.1 瑞典共享型劳资协调机制 |
| 3.2.2 以色列基布兹合作制经济 |
| 3.2.3 西班牙蒙特拉贡工人合作制经济 |
| 3.2.4 日本三支柱劳动关系协调机制 |
| 3.2.5 德国“共同决定制” |
| 3.3 20 世纪50 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对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探索 |
| 3.3.1 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经济 |
| 3.3.2 新中国“鞍钢宪法” |
| 3.4 西方国家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主要模式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二元制”模式的职工参与管理 |
| 4.1 职工参与管理的发展脉络 |
| 4.1.1 起步阶段:未形成有效的法律规定 |
| 4.1.2 发展阶段:“二元制”模式的生成 |
| 4.1.3 巩固阶段:法律框架的搭建 |
| 4.2 职工参与管理制度的组织结构 |
| 4.2.1 企业职工委员会 |
| 4.2.2 监事会与董事会 |
| 4.3 职工参与管理模式的功能与挑战 |
| 4.3.1 职工参与管理的三大功能 |
| 4.3.2 职工参与管理制度的学理辩论 |
| 4.3.3 职工参与管理制度的实践困境 |
| 4.4 “二元制”参与模式的进一步调整:后经济危机的再平衡 |
| 4.4.1 《最低工资法》的调整 |
| 4.4.2 企业职工委员会与工会的合作 |
| 4.4.3 外包业务及外资机构的策略调整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工会组织主导下的职工参与管理 |
| 5.1 瑞典工会主导下职工参与模式的演进 |
| 5.1.1 历史起点:社会民主主义 |
| 5.1.2 劳资双方力量的短暂平衡 |
| 5.1.3 职工参与地位的确立 |
| 5.1.4 新自由主义雇主势力的崛起 |
| 5.1.5 政府协调下劳资力量的新发展 |
| 5.2 瑞典工会主导下职工参与模式的基本构成 |
| 5.2.1 企业职工委员会 |
| 5.2.2 董事会级别代表 |
| 5.3 瑞典工会主导下职工参与模式的挑战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工人合作制经济的职工参与管理 |
| 6.1 蒙特拉贡联合公司的发展进程 |
| 6.2 社员广泛参与:职工参与管理的内在逻辑 |
| 6.3 蒙特拉贡工人合作制经济的社会经济绩效 |
| 6.3.1 就业质量与规模的提升 |
| 6.3.2 工资差异与X效率 |
| 6.3.3 “多本地化”国际战略选择 |
| 6.4 国际化扩张下蒙特拉贡工人合作社的挑战与对策 |
| 6.4.1 主要挑战 |
| 6.4.2 解决对策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与启示 |
| 7.1 西方国家职工参与管理的主要经验 |
| 7.2 西方国家职工参与管理的差异性比较 |
| 7.3 推进我国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对策建议 |
| 7.3.1 健全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 |
| 7.3.2 完善企业董事制、监事制 |
| 7.3.3 增强工会组织职能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资料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四、几个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建立南京城市经济的新秩序 |
| 第一节 中共接管城市的经济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市新政权的建立 |
| 第三节 建立市场和金融的新秩序 |
| 第四节 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 |
| 第二章 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的商业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公营商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第三节 私营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四节 城乡交流与商业转型 |
| 第五节 重塑工商关系 |
| 第三章 南京的第一次商业调整 |
| 第一节 第一次商业调整的背景 |
| 第二节 中共中央调整商业的政策 |
| 第三节 南京调整商业的过程 |
| 第四节 南京调整商业后的情况 |
| 第四章 抗美援朝时期的商业与政治 |
| 第一节 战时经济政策及其在南京的执行 |
| 第二节 公营贸易体系的发展 |
| 第三节 战争动员对社会商业的影响 |
| 第五章 “三反”“五反”运动与商业的转型 |
| 第一节 “三反”运动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
| 第二节 工商界的“五反”运动 |
| 第三节 “五反”运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
| 第四节 第二次商业调整 |
| 第六章 国营商业走向计划经济模式 |
| 第一节 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 |
| 第二节 全面推行经济核算制的难点与问题 |
| 第三节 国营商业向计划经济的过渡 |
| 第四节 国营商业体制的继续变革 |
| 第七章 私营商业与自由市场的改造 |
| 第一节 改造私营批发商 |
| 第二节 粮食的统购统销与市场的剧变 |
| 第三节 国家资本主义与私营零售商的改造 |
| 第八章 走向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一节 突如其来的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二节 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改造 |
| 第三节 对小商小贩的改造 |
| 第四节 “反冒进”与市场的回归 |
| 结语 |
| 一、“中观”视角下地方社会经济变革的复杂性 |
| 二、政治驱动:商业改造中的决定性要素 |
| 三、南京社会经济变革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
| 参考资料 |
| 后记 |
（3）滹沱河流域水环境变迁与区域社会发展研究（1949-200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 |
| 五、论文架构 |
| 第一章“因水而兴”：“水”资源驱动下的区域社会发展演进 |
| 一、文化之兴:“水”资源与区域社会文化发展 |
| （一）“水”资源与地名文化 |
| （二）“水”资源与地方文学 |
| （三）“水”资源与风俗信仰 |
| 二、经济驱动：“水”资源资本的开发和利用 |
| （一）养殖产业 |
| （二）健康产业 |
| （三）休闲产业 |
| （四）河道产业 |
| 三、交通变迁：滹沱河水运影响下区域社会生态 |
| （一）滹沱河水运是区域经贸往来的主要交通方式 |
| （二）渡口出行是人们日常交通出行方式之一 |
| （三）滹沱河水运与革命事业的胜利推进 |
| 四、政治抉择：“水”资源与红色圣地 |
| 第二章“适可而止”： 人地互动与水环境“质”之变--以水体污染为考察中心 |
| 一、滹沱河流域水环境“质”变的社会驱动要素 |
| （一）工业企业生产与水“质”之变 |
| （二）公共卫生行业与水“质”之变 |
| （三）乡镇企业生产与水“质”之变 |
| （四）农业生产与水“质”之变 |
| 二、水环境“质”变下的社会风险的出现 |
| （一）影响和改变着农村社会秩序 |
| （二）城市水缸“生态危机”成为社会公共安全的潜在隐患 |
| （三）“水”生态变迁与区域间不协调现象的出现 |
| （四）“水”生态变迁与国际形象塑造 |
| （五）“水”生态变迁与农业生产环境改变 |
| 第三章 作用与副作用的博弈：水利工程兴建与流域水生态环境变迁 |
| 一、传统社会水治理的自然驱动因素—基于“水”自然属性的考察 |
| （一）水患肆虐，危害一方 |
| （二）旱灾不断，生产亦难 |
| （三）盐碱之害，种植不易 |
| 二、传统社会水治思想下的水环境之“变”—基于工程式的解决路径 |
| （一）河道工程 |
| （二）引水工程 |
| （三）蓄水工程 |
| （四）盐碱治理工程 |
| 三、初见红利：滹沱河流域水环境驱动下的社会发展 |
| （一）从防洪效益来看，洪水肆虐情形得到有效改善 |
| （二）从农业效益来看，引水工程极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 |
| （三）从综合利用上看，发电效益有效提升了水资源潜能的开发 |
| （四）从生态效益来看，水利工程改善了区域生态条件 |
| 四、双刃剑之：滹沱河流域水环境变迁下的生态与社会之变 |
| （一）水利工程与流域生态环境之变 |
| （二）水环境变迁与流域社会人口迁移 |
| （三）水环境变迁与交通方式的改变 |
| （四）水环境变迁与社会群体生态诉求表达 |
| 五、水利、生态、社会联动下的历史反思 |
| （一）构建水利、生态、社会共赢模式 |
| （二）树立整体水环境改造观---对河北省平山县WEP/CHN2811项目的历史考察 |
| （三）借鉴有机论自然观，借力机械论资源观，加速转向生态水利发展轨道。 |
| 第四章 恩赐与惩戒：地下水开采与流域生态环境变迁的历史考察 |
| 一、地下水资源驱动下的社会发展--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考察 |
| （一）渠灌井灌之交替--地下水开采的历史进程 |
| （二）采水工具之变---地下水开采的标识符 |
| （三）机井管理模式的历史演变 |
| （四）地下水开发的成本与效益 |
| 二、地下水生态环境的破坏及次生问题的出现 |
| （一）违背地下水再生规律，地下水超采问题严重 |
| （二）缺乏生态环保观念，地下水体污染严重 |
| （三）城市化进程影响下的地下水环境变迁—以对石家庄市区的考察为例 |
| 三、滹沱河流域地下水开发的经验与启示 |
| （一）实现生态反应与决策修正相对应 |
| （二）确保水利规划与生态条件相一致 |
| 第五章 并行不悖：20 世纪 70、80 年代生态社会管理的历史考察与启示 |
| 一、构建水生态保护的科学运行机制 |
| （一）构建水生态保护的全员介入管理机制 |
| （二）要将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经济管理轨道 |
| （三）健全组织设置，提升执行效率 |
| 二、提升社会群体的生态认知水平 |
| （一）树立“水”生态的敬畏意识 |
| （二）摒弃“生态与生产对立”的片面思维 |
| （三）发挥生态环境教育的教化作用 |
| （四）突出乡镇企业生态管理的特殊性 |
| 第六章 变迁之变迁：和谐水生态理念的构建与实践 |
| 一、滹沱河流域水生态环境变迁的非自然驱动因素 |
| （一）城乡二元结构与水生态环境变迁 |
| （二）新时代生态要求与水生态环境变迁 |
| （三）社会若干主体的矛盾定位与水生态环境变迁 |
| （四）物欲主义与水生态环境变迁 |
| 二、滹沱河流域和谐水环境生态模式的构建 |
| （一）西方水生态保护理念的借鉴 |
| （二）把握水生态环境变迁的滞后性特征，切勿因噎废食---兼论类似命运下的咸海地区水生态环境变迁的历史启示 |
| （三）构建社会多层级水生态运行保障机制 |
| （四）协调流域的自然属性与行政管辖属性的博弈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4）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分配及相关概念 |
| （一）生产的分配与个人消费品的分配 |
| （二）国民收入分配与个人收入分配 |
| （三）个人收入分配与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关系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溯源 |
| 第一节 空想社会主义的分配思想 |
| 一、圣西门的分配思想 |
| 二、傅立叶的分配思想 |
| 三、欧文的分配思想 |
| 第二节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配思想 |
| 一、威廉·配第的分配思想 |
| 二、亚当·斯密的分配思想 |
| 三、大卫·李嘉图的分配思想 |
|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分配思想 |
| 一、分配与生产的关系 |
| 二、收入分配与价值创造 |
| 三、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 |
| 四、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分配 |
| 五、分配正义思想 |
| 第四节 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分配思想 |
| 一、列宁的社会主义分配思想 |
| 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分配思想 |
| 第二章 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奠基 |
| 第一节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思想 |
| 一、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消费品的分配 |
| 二、对按劳分配原则要有全面的认识 |
| 三、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利益观 |
| 四、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社会实践中的分配思想 |
| 一、“公私兼顾”的思想 |
| 二、“劳资两利”的思想 |
| 三、生产资料的计划分配、统一调拨思想 |
| 四、消费资料的统购统销思想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实践中的分配思想 |
| 一、按劳分配原则的确立 |
| 二、初次分配中的相关思想 |
| 三、二次分配中的社会保障思想 |
| 四、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更加注重公平的思想 |
| 第四节 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经济学界围绕分配问题的探讨 |
| 一、建国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研究历程 |
| 二、对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性质与内涵的认识 |
| 第三章 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突破 |
| 第一节 市场经济改革中党的主要领导人的分配思想 |
| 一、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分配思想 |
| 二、江泽民的社会主义分配思想 |
| 三、胡锦涛的社会主义分配思想 |
| 第二节 市场经济改革与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发展 |
| 一、反思平均主义，重新强调按劳分配（1978-1987） |
| 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1987-1997） |
| 三、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1997-2002） |
| 四、按生产要素贡献参与分配（2002-2012） |
| 第三节 市场经济改革与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突破 |
| 一、分配方式的突破：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思想的形成 |
| 二、分配理念的创新：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新思维 |
| 三、分配关系的调整：统筹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
| 四、分配目标的确立：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的提出 |
| 第四节 中国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分配问题的多角度探索 |
| 一、按劳分配与商品经济关系的认识 |
| 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关系的认识 |
| 三、按生产要素分配问题的认识 |
| 四、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认识 |
| 第四章 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深化 |
| 第一节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分配问题的论述 |
| 一、实现共同富裕的分配愿景 |
| 二、深化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 |
| 三、消除贫困的论述 |
| 四、共享发展的论述 |
| 第二节 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发展中的分配思想 |
| 一、社会主义的分配思路：推进共建共享 |
| 二、社会主义的分配侧重：缩小收入差距 |
| 三、社会主义的分配调整：分配体制改革 |
| 四、社会主义的分配理念：促进公平正义 |
| 五、社会主义的分配目标：实现共同富裕 |
| 第三节 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新突破 |
| 一、在分配理念上更加注重公平和正义 |
| 二、在分配思路上具有更加明确的改革规划 |
| 三、在分配机制上注重初次分配与再分配机制的协同 |
| 四、在分配领域里更多地惠及民生领域 |
| 五、在分配战略上提出为人民造福事业 |
| 第四节 十八大以来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分配问题的探讨 |
| 一、关于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 |
| 二、关于劳动报酬份额降低问题的研究 |
| 三、关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研究 |
| 四、关于收入分配中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再认识 |
| 第五章 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趋势及展望 |
| 第一节 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成就 |
| 一、确立了社会主义分配方式 |
| 二、初步健全了社会主义分配机制 |
| 三、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 |
| 四、提高了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 |
| 五、深化了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认识 |
| 六、共建共享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
| 第二节 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基本特征 |
| 一、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主导性 |
| 二、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包容性 |
| 三、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实践性 |
| 四、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渐进性 |
| 第三节 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经验启示 |
| 一、维护劳动者的利益是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主线 |
| 二、市场经济客观规律是分配思想演进的基本遵循 |
| 三、分配制度的演变与所有制改革相依托 |
| 四、分配规模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关联 |
| 五、分配思想的发展趋势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 |
| 第四节 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趋势展望 |
| 一、坚持劳动者的分配主体地位的思想 |
| 二、体现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思想 |
| 三、强化政府再分配职能的思想 |
| 四、体现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的思想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当代中国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国家—市场的范式（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的主要创新之处 |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目标与研究主题 |
| 三、基本概念及范畴界定 |
| 四、国内外在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 |
| 五、论文的思路、内容与架构 |
| 六、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七、论文的主要创新 |
| 第一章 当代中国供销合作社制度变迁的历史渊源(1949年以前) |
| 第一节 思想渊源—民国时期合作思想的繁荣 |
| 一、国外重要合作思想在中国传播 |
| 二、国内合作界的思想创新 |
| 第二节 实践渊源—民国时期合作实践的探索 |
| 一、民国知识分子的合作探索 |
| 二、南京国民政府的合作运动 |
| 三、共产党统治区的合作实践 |
| 第二章 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供销合作社制度形成与变迁(1949-1978年) |
| 第一节 国家建设与供销合作社制度的形成 |
| 一、新民主主义经济与中国供销合作社制度的发端 |
|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供销合作社的崛起 |
| 第二节 国家运动影响下的供销合作社制度变迁 |
| 一、人民公社化与供销合作社制度的扭曲及纠偏 |
| 二、文化大革命与供销合作社制度的变异及整顿 |
| 第三节 计划经济时期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创新 |
| 一、建设性制度创新：建成贯通城乡的物资流通体系 |
| 二、破坏性制度创新：变身全民所有制经济 |
| 第四节 计划经济时期供销合作社制度绩效与评价 |
| 一、计划经济时期供销合作社的制度绩效 |
| 二、计划经济时期供销合作社的制度评价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后供销合作社的市场化探索(1979-1991年) |
| 第一节 供销合作社市场化探索的起因 |
|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与人民公社解体 |
| 二、农村商品流通体制和社会服务体制变革 |
| 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与农产品价格放开 |
| 第二节 供销合作社市场化探索的过程 |
| 一、1978-1982年酝酿期：恢复“三性” |
| 二、1983-1992年突破、发展期：五个突破、六个发展 |
| 第三节 供销合作社市场化探索中的制度创新 |
| 一、建设性制度创新：民办方向与经营承包责任制 |
| 二、破坏性制度创新：独立体系断裂,受地方行政干预明显 |
| 第四节 供销合作社市场化探索中的制度绩效与评价 |
| 一、市场化探索的制度绩效 |
| 二、市场化探索的制度评价 |
| 第四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与供销合作社的市场化转型(1992-2001年) |
| 第一节 供销合作社市场化转型的起因 |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
| 二、供销合作社面临严峻形势 |
| 第二节 供销合作社市场化转型的过程 |
| 一、1992-1995年：市场化冲击与谋求系统独立 |
| 二、1995-2001年：生存考验期 |
| 第三节 供销合作社市场化转型中的制度创新 |
| 一、建设性制度创新：系统再造及参与农业产业化 |
| 二、破坏性制度创新：供销合作社资产“被流失” |
| 第四节 供销合作社市场化转型中的制度绩效与评价 |
| 一、市场化转型的制度绩效 |
| 二、对市场化转型的制度评价 |
| 第五章 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供销合作社制度新发展(2002-2012年) |
| 第一节 新时期供销合作社面临的新形势 |
| 一、“三农”问题凸显与国家对“三农"的大力扶持 |
| 二、基层供销合作社扭亏为盈,市场经营步入正轨 |
| 第二节 新时期供销合作社的发展过程 |
| 一、2002-2006年：市场化主导的“四项改造” |
| 二、2006年开始：国家支持下的“新网工程” |
| 三、2008年以后：金融危机影响下的供销合作社新发展 |
| 第三节 “新网工程”—新时期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创新 |
| 一、国家扶持下的供销社“新网工程” |
| 二、“新网工程”的现实应用 |
| 三、“新网工程”的预期效果 |
| 第四节 新时期供销合作社的制度绩效与评价 |
| 一、新时期供销社的制度绩效 |
| 二、新时期供销社的制度评价 |
| 第六章 当代中国供销合作社制度变迁的国内比较与国际借鉴 |
| 第一节 国内供销合作社制度变迁的比较研究 |
| 一、云南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变迁案例 |
| 二、江苏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变迁案例 |
| 三、台湾农业合作社的制度变迁案例分析 |
| 第二节 对日本、美国合作社制度的考察与借鉴 |
| 一、对日本农协制度的考察与借鉴 |
| 二、美国农业合作社制度的考察与借鉴 |
| 第三节 国内外比较带来的启示 |
| 一、合作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力量的支持 |
| 二、成功的合作社要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 |
| 三、建成社员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
| 第七章 中国特色供销合作社制度模式的历史总结与展望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供销合作社制度模式的历史总结 |
| 一、历史模式的理论支撑 |
| 二、历史模式的制度结构 |
| 三、历史模式的优点与不足 |
| 第二节 展望：构建中国特色供销合作社新制度模式 |
| 一、新制度模式的理论支撑 |
| 二、新制度模式的结构 |
| 第三节 两个重要问题的探讨 |
| 一、社有企业的多元化、集团化经营—公司化发展趋向 |
| 二、专业合作社与供销合作社融合发展 |
| 第四节 小结 |
| 一、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创新模式是中国特色制度创新模式的缩影 |
| 二、供销合作社真正打造成为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需要漫长的过程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的成果 |
| 致谢 |
（6）当代中国的优抚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关于选题的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的难点、重点和创新点 |
| 四 研究的范围和思路 |
| 五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优抚制度的确立（1950—1953 年） |
| 第一节 国家和社会的优待 |
| 一 农村代耕与城市就业 |
| 二 “提高烈、军属社会地位” |
| 三 全方位的物质优待 |
| 第二节 助伤抚亡 |
| 一 抚恤体系建立 |
| 二 救助伤残 |
| 三 安抚亡灵 |
| 第三节 褒扬英烈 |
| 一 条例与政策 |
| 二 各种活动 |
| 第四节 拥军优属运动 |
| 一 全民参与 |
| 二 “帮助军属解决困难” |
| 三 赴朝前线慰问 |
| 四 保障与实施 |
| 第二章 优抚制度的巩固与发展（1954 年—1966 年） |
| 第一节 社会优待的变化 |
| 一 政策和机构的调整 |
| 二 优待劳动日和就业 |
| 三 国家补助办法 |
| 第二节 关爱伤亡 |
| 一 抚恤政策 |
| 二 伤残待遇 |
| 三 抚恤金的不同标准 |
| 第三节 铭记先烈 |
| 一 纪念活动 |
| 二 纪念建筑物的修建与保护 |
| 三 追认授誉 |
| 第四节 社会动员 |
| 一 节日慰问 |
| 二 评选模范 |
| 三 组建机构和团体 |
| 第三章 优抚制度的破坏与维持（1966 年—1976 年） |
| 第一节 动荡中的停滞 |
| 一 优抚机构受到全面冲击 |
| 二 优待、抚恤和褒扬的倒退 |
| 第二节 困境中的坚持 |
| 一 优待的实施 |
| 二 抚恤、褒恤的做法 |
| 第三节 “向解放军学习” |
| 一 节日动员 |
| 二 日常宣传 |
| 第四章 优抚制度的恢复与革新（1977 年—1995 年） |
| 第一节 重建优待体系 |
| 一 优待工作的规范 |
| 二 优待金发放 |
| 三 定期定量补助 |
| 四 优待形式的多样化 |
| 第二节 尊重生命 |
| 一 伤残评定及相关待遇 |
| 二 牺牲和病故的全面褒恤 |
| 第三节 褒扬立法 |
| 一 永久纪念 |
| 二 法规条例 |
| 三 烈士评定工作的发展 |
| 第四节 给军与属送温暖 |
| 一 节日与日常 |
| 二 保障与规范 |
| 第五章 优抚制度完善与发展 |
| 第一节 优待工作的大幅改善 |
| 一 优待金的筹集与变化 |
| 二 定期定量补助的提高 |
| 三 物质优待的丰富 |
| 第二节 抚恤的全面提高 |
| 一 伤残人的生活 |
| 二 死亡者的补偿 |
| 第三节 褒扬的新趋向 |
| 一 内容与形式 |
| 二 褒扬金制度 |
| 第四节 双拥活动 |
| 一 与时俱进 |
| 二 双拥建设 |
| 结语 |
| 一 社会影响 |
| 二 基本经验 |
| 三 问题与解决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我国农地产权的多元主体和性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问题和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思路和结构 |
| 1.2.1 研究方法 |
| 1.2.2 思路与结构安排 |
| 第三节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3.1 创新之处 |
| 1.3.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我国农地产权的多元主体和权利冲突 |
| 第一节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研究综述 |
| 2.1.1 我国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 |
| 2.1.2 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思路总结 |
| 2.1.3 简短的评论 |
| 第二节 产权理论 |
| 2.2.1 产权的含义 |
| 2.2.2 产权要素与产权结构 |
| 2.2.3 产权残缺、产权弱化和虚化、产权缺位 |
| 第三节 国家权力与产权 |
| 2.3.1 国家权力与产权 |
| 2.3.2 国家权力的制衡机制 |
| 第四节 我国农地的多元产权主体 |
| 2.4.1 多元产权主体的制度界定 |
| 2.4.2 多元产权主体实际拥有的土地权利 |
| 第五节 产权冲突与制度变迁 |
| 2.5.1 产权冲突与制度变迁的关系 |
| 2.5.2 我国农地产权主体之间的权利冲突 |
| 第三章 国家在农地上的权利 |
| 第一节 国家管理权在农地产权中的扩张 |
| 3.1.1 国家管理权的实施和运行 |
| 3.1.2 国家管理权在农地产权中的扩张 |
| 第二节 国家土地利用规划与农地产权的残缺 |
| 3.2.1 国家土地用途管制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
| 3.2.2 国家土地管制和利用规划导致的产权残缺 |
| 3.2.3 以耕地保护的成本—收益矛盾为例 |
| 第三节 国家征地制度中的法律冲突及其对农地转让权的限制 |
| 3.3.1 法律规定之间的制度冲突 |
| 3.3.2 国家征地制度中的两个矛盾 |
| 3.3.3 征地制度中国家与集体、农户的权利冲突 |
| 3.3.4 国家征地制度的本质和目的 |
| 第四节 基于地方政府的间接控制 |
| 第四章 作为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农民集体 |
| 第一节 现实经济中的集体:范围和类型 |
| 4.1.1 农民集体的概念 |
| 4.1.2 农民集体的范围 |
| 4.1.3 农民集体的类型和形式 |
| 第二节 我国农民集体产生的历史渊源 |
| 第三节 建国后农民集体对传统基层组织的替代 |
| 4.3.1 国家对农村集体产权的塑造 |
| 4.3.2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后农民集体的地位和职能 |
| 4.3.3 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以及集体对土地行政调整的必要性 |
| 第四节 现行集体产权结构及其面临的矛盾和挑战 |
| 4.4.1 现行集体所有权的权能和性质 |
| 4.4.2 集体产权面临的矛盾和挑战 |
| 第五章 集体产权的执行主体及其拥有的权利 |
| 第一节 集体产权执行主体界定 |
| 第二节 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利 |
| 5.2.1 改革开放之前集体经济组织的名称和形式 |
| 5.2.2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后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利 |
| 第三节 村民委员会的权利及其行为特征 |
| 5.3.1 农村土地委托代理关系中的村委会及其权利 |
| 5.3.2 村委会风险偏好的机会主义动机 |
| 5.3.3 借土地行政性调整之机谋取私利的动机 |
| 5.3.4 村委会的农地非农化倾向 |
| 5.3.5 一个有关村委会的案例 |
| 第六章 作为农地产权主体的个体农户 |
| 第一节 农户作为农地产权主体的必要性 |
| 6.1.1 农户产权主体地位的确定 |
| 6.1.2 农业生产家庭经营的适应性 |
| 6.1.3 家庭经营与适度规模经营不矛盾 |
| 第二节 兼业性劳动力转移:农户家庭经营的新特点 |
| 第三节 农户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现实需要与困难 |
| 6.3.1 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现实需要 |
| 6.3.2 土地使用权流转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障碍 |
| 第四节 个体农户产权的弱势与组织能力的缺失 |
| 6.4.1 农户个体身份与集体成员身份的二重规定性 |
| 6.4.2 国家权力扩张与个体农户权利的削弱 |
| 6.4.3 农民的弱势处境与组织能力的缺失 |
| 第七章 我国农村土地产权的性质和改革的思路 |
| 第一节 我国农村土地产权的矛盾和性质 |
| 第二节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试验:一个案例 |
| 7.2.1 成都市农村产权交易所概况 |
| 7.2.2 成都市农村产权交易所的运行机制 |
| 7.2.3 改革的意义及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改革的原则思路和政策建议 |
| 7.3.1 改革的原则思路 |
| 7.3.2 改革的政策建议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及研究成果 |
（8）大城市边缘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缘起及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辨析和研究范围界定 |
| 1.2.1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 |
| 1.2.2 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3 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基本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国内外公共服务设施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
| 2.1 国外研究与实践 |
| 2.1.1 花园城市理论 |
| 2.1.2 居住单位理论 |
| 2.1.3 邻里单位 |
| 2.1.4 扩大的居住街坊 |
| 2.1.5 新城市主义 |
| 2.2 国内研究与实践 |
| 2.2.1 理论研究 |
| 2.2.2 实践探索 |
| 第3章 我国边缘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现状及成因 |
| 3.1 我国大城市社区边缘化的演变 |
| 3.1.1 被动边缘化 |
| 3.1.2 工业边缘化带动居住边缘区 |
| 3.1.3 中心繁荣与边缘化并存 |
| 3.1.4 边缘社区的发展趋势 |
| 3.2 我国大城市边缘社区公共设施的问题及成因 |
| 3.2.2 问题成因 |
| 3.2.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成都市边缘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实态调研 |
| 4.1 成都边缘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发展历程 |
| 4.2 调查的目的与内容 |
| 4.2.1 调查目的 |
| 4.2.2 典型选取 |
| 4.2.2 调查内容 |
| 4.2.3 百分比数理统计 |
| 4.3 成都花园社区居民的调查分析 |
| 4.3.1 公共服务设施现实概况 |
| 4.3.2 公共服务设施调查分析 |
| 4.4 边缘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影响因素 |
| 4.4.1 人口结构的变化 |
| 4.4.2 经济收入的差异 |
| 4.4.3 生活方式的转变 |
| 4.4.4 信息网络化发展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大城市边缘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发展对策 |
| 5.1 规划发展思路 |
| 5.1.1 规划目标 |
| 5.1.2 规划原则 |
| 5.1.3 发展思路 |
| 5.2 实现多元分异供给 |
| 5.2.1 多元分异供给的内涵与实质 |
| 5.2.2 实现途径 |
| 5.2.3 项目的修正 |
| 5.3 构建多级服务网络 |
| 5.3.1 设施的层级划分 |
| 5.3.2 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方式 |
| 5.4 发展多方协作机制 |
| 5.4.1 设施属性的分化 |
| 5.4.2 产权属性及建设主体 |
| 5.4.3 设施的开发方式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件一: 调查问卷 |
| 附件二: 调查问卷百分比数理统计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9）1949—1966年苏北农村集市贸易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对象的选择与概念的界定 |
| 三、研究动态与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与本文的基本架构 |
| 第一章 传承:恢复与兴起(1949——1953) |
| 一、建国初期苏北农村集市贸易兴起的背景和动因 |
| (一) 苏北农村集市贸易兴起的客观背景 |
| (二) 苏北农村集市贸易兴起的主观动因 |
| 二、建国初期苏北农村集市贸易的恢复与兴起 |
| (一) 集市 |
| (二) 集市贸易 |
| 三、国营、集体商业介入农村集市 |
| (一) 设立粮站 |
| (二) 供销合作社的初步发展 |
| 第二章 转型:压力与选择(1954——1957) |
| 一、统购统销与农村集市贸易 |
| (一) 对粮食、棉纱等重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 |
| (二) 供销合作社垄断农村市场 |
| (三) 食品站的设置 |
| (四) 农村集市贸易的重大变化 |
| 二、社会主义改造与农村集市贸易 |
| (一) 对农村商业、农村商人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二) 农村集市改造与农村集镇建设 |
| (三) 社员家庭副业与农村集市贸易 |
| 三、计划经济体系形成中的农村集市贸易 |
| (一) 中共党内关于农村集市贸易性质的不同看法 |
| (二) 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代行市场职能 |
| 第三章 畸变: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1958——1961) |
| 一、农村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农村集市贸易 |
| (一) 农村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 |
| (二) 农村商业大跃进与集市贸易 |
| 二、经济困难时期的农民生活 |
| (一) 盲流、票证、黑市 |
| (二) 困难时期的农民消费结构与生活水平 |
| 三、农村集市贸易政策的调整 |
| (一) 关于自留地政策的调整 |
| (二) 关于家庭副业、家庭手工业政策的调整 |
| (三) 关于农村集市贸易政策的调整 |
| 第四章 发展:短哲的春天(1962——1966) |
| 一、农村集市贸易的活跃与农村经济的发展 |
| (一) 农村集市贸易的活跃 |
| (二) 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
| 二、四清运动与农村集市贸易 |
| (一) 农村的社教运动 |
| (二) 加强对集市贸易的管理 |
| 第五章 十七年苏北农村集市贸易几个问题的探讨与总结 |
| 一、十七年苏北农村集市贸易发展的曲折历程 |
| 二、中国共产党的农村集市贸易基本政策的初步形成 |
| 三、农村集市贸易的基本特征 |
| 四、农村集市贸易在农村和农民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 |
| 五、农村集市贸易发展的基本经验和教训 |
| 图表索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20世纪五六十年代信访案例论析（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一、 新中国建立至50年中期的信访案例 |
| (一) 有关反映失业问题的信访案例 |
| (二) 有关干部官僚主义、违法乱纪的信访案例 |
| (三) “三农”问题成为群众信访关注的焦点之一 |
| 二、 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的信访案例 |
| (一) 有关人民公社管理制度的信访 |
| (二) 反映粮食短缺问题的信访案例 |
| (三) 精简职工引起的信访案件 |
| (四) 领导干部作风问题引发的群众来信与来访 |
| (五) 有关“四清”运动的信访案例 |
| 三、 信访案例引发的思考 |
| (一) 信访制度是钝化社会矛盾的重要渠道 |
| (二) 人民信访为党和政府的正确决策提供了重要信息 |
| (三) 信访工作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 |
| 结束语 |
| 参考资料文献和论文 |
四、天津市105家粮店实行“全民所有、集体经营”改革的调查（论文参考文献）
- [1]西方国家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多样性问题研究[D]. 王庆琦. 吉林大学, 2021(01)
- [2]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D]. 吴盛杰. 南京大学, 2020(12)
- [3]滹沱河流域水环境变迁与区域社会发展研究（1949-2009）[D]. 张学礼. 河北师范大学, 2018(07)
- [4]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研究[D]. 张娜娜. 兰州大学, 2017(01)
- [5]当代中国供销合作社的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国家—市场的范式[D]. 陈振平. 武汉大学, 2013(07)
- [6]当代中国的优抚制度研究[D]. 尹传政. 中共中央党校, 2013(10)
- [7]我国农地产权的多元主体和性质研究[D]. 崔宝敏. 南开大学, 2010(07)
- [8]大城市边缘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发展研究[D]. 姜芸. 西南交通大学, 2007(04)
- [9]1949—1966年苏北农村集市贸易变迁[D]. 马永辉. 中共中央党校, 2005(05)
- [10]20世纪五六十年代信访案例论析[D]. 潘彩霞. 河北师范大学, 200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