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材贸易需要道德

一、木材贸易呼唤道义（论文文献综述）

赵翔^[1]（2018）在《石漠化地区可持续发展法律问题研究 ——基于环境习惯法功能视角》文中认为作为西方世界应对环境危机而总结出来的一个充满智慧的概念,可持续发展在时间上强调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利益和需求,在空间上关注全球、区际、国家及其以下不同尺度的可持续发展,尤其在“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之基础上,把涉及经济、社会和资源三个方面的“可持续”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联合国要求每个国家都必须以可持续发展为标准,审视和评价本国的法律,找出差距,并作出调整。就我国而言,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引进吸收、创新与本土化的过程,率先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创造性提出了在基本内涵和价值目标上与可持续发展基本一致的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顺应了可持续发展的时代潮流。可持续发展作为法律概念已被写入我国的多部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之中。环境法有环境实定法与环境习惯法之分。到目前为止,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目标都是由实定法贯彻实施的。相比之下,在某些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实施过程中,习惯法以其独特的社会功能和规范功能,能够促进当地可持续发展价值目标的实现,进而与实定法的实施相互配合。正因如此,本着与时俱进关注全球可持续发展动态,因地制宜回应中国环境法本土问题的治学态度,本文才以石漠化地区为研究对象,尝试通过寻找环境习惯法与可持续发展功能的契合,进而解决环境实定法在当地的实施问题。除引论和结语之外,全文共分四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开展了石漠化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现状考察及法律问题分析。首先以石漠化地区为研究对象,尝试从该地区独特与恶劣的自然条件、独特与多样的生产生活方式、独特与丰富的地方性知识三个方面,开展对石漠化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现状考察。石漠化地区独特与恶劣的自然条件,主要表现为崎岖不平的地貌、频繁的自然灾害和贫瘠的农耕环境。正是这种生态脆弱性,极易引发当地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脆弱性。石漠化地区独特与多样的生产生活方式,主要包括“山林刀耕火种”“山地耕牧”“丘陵稻作”等方式,它们在生态系统的类型、自然条件的脆弱性、主要涉及的世居民族以及劳动强度等方面存在差异。石漠化地区独特与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具有立足于传统的农耕社会,关注现实的人地和谐,体现特色生计文化的特点。其中作为地方性知识的环境习惯法,承载了当地世居民族的生态智慧与生存技能,扮演着保护该地区脆弱的生态系统,传承生态保护法文化,弥补可持续发展法律实施之不足的重要角色。随后在此基础上,本文开展了石漠化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法律问题分析。依次界定了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法律问题、习惯法与环境习惯法等核心概念,并从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文化等方面考察了石漠化地区可持续发展法律问题的现状,进而尝试对石漠化地区可持续发展法律实施过程中存在体制有待完善、机制有待健全和法律制度难以“落地”的问题进行反思,拟追问石漠化地区可持续发展法律问题完善的可能方向。第二章探讨了石漠化地区环境习惯法的场域与惯习。作为一种洞察社会实践问题的理论分析方法,场域与惯习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创设的。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场域强调的是特定分析框架中的关系论思维与博弈论视角,惯习突出的是行动者性情倾向系统的历时性和生成性。若要分析一个场域,必须分析与权力场域相对的场域位置,必须勾划出行动者所占据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必须分析行动者的惯习。本文以农耕社会为前提,具体分析了石漠化地区“山林刀耕火种”“山地耕牧”“丘陵稻作”三种不同的场域,进而发现石漠化地区农耕社会作为一种乡村自主治理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具有相对封闭、因地制宜和管理有序的共同图景。本文以生计文化为前提,具体分析了位于三种不同场域的石漠化地区世居民族的惯习,发现了该地区世居民族具有“从众”“从古”和“从老人”的社会惯习以及“生态禁忌”和“适应性生存”的生态惯习。正是这种源于对生态禁忌和适应性生存的生态惯习,才使石漠化地区农耕民族能够适应生态生存和社会生存的传统习俗得以自发生成和世代相传。环境习惯法应和着农耕社会的场域结构,并输出了生态惯习的意义。在前述场域和惯习的分析方法下,环境习惯法的生成经历了从生态惯习到环境习惯法的过程,环境习惯法的演替包括了权威、沉寂和重生三个阶段;环境习惯权利可分为“基于自然资源的习惯权利”和“基于社会资源的习惯权利”,环境习惯义务往往与环境保护的义务性、禁止性的罚则威慑紧密相连;环境习惯法有制度化、客体化和身体化的三种形式。根据石漠化地区世居民族生态惯习与社会惯习对环境习惯法形塑的侧重点不同,本文将该地区的环境习惯法功能分为基于乡村环境治理的社会功能以及基于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的规范功能两大类。第三章探讨了环境习惯法与石漠化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契合。首先,分析了环境习惯法与可持续发展在价值取向上的关联性,重点探讨了基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价值契合以及基于环境、资源和社会可持续的价值契合。其次,将环境习惯法置于可持续发展的时空场域,既探讨了环境习惯法与可持续发展时间的契合,并从环境习惯法涉及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当代人和后代人利益保护以及人的身心体验（惯习）等不同层次的社会时间加以分析;又探讨了环境习惯法与可持续发展微观尺度的契合,并从乡村环境自主治理的角度加以关注。最后,在前述基础上探究了环境习惯法与可持续发展的功能契合。根据惯习系统双向运行的特点,石漠化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回应型价值是环境习惯法价值与可持续发展价值契合后的新形态。从回应型价值到回应型法,是可持续发展价值在石漠化地区得以法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因地制宜,印证了环境习惯法与可持续发展功能的契合。所以,回应型法与传统环境习惯法相比,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和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的调整能力。第四章关注了环境习惯法对石漠化地区可持续发展法律实施的补充。本章是对第一章关于“石漠化地区可持续发展法律实施的反思与追问”内容的回应。如果说环境习惯法与实定法解决问题的目标是一致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法律实施层面上寻求两者在体制、机制和法律制度的承接路径,进而对现行实定法在当地的实施提供补充。从乡村环境治理的体制来看,本文难以回避民间自组织与环境多元主体在体制上的冲突,亟待探讨环境自主治理与环境多元共治的体制承接问题。从法律的运行机制来看,本文既探讨了生态破坏民间救济与司法救济的契合,关注了生态破坏案件的民间识别和民间救济的介入方式;又探讨了民间群体利益表达和环境公众参与在理念、依托社会组织和运行方式上的契合,进而关注了它们在环境民主方面的求同存异和互融互补。从法律制度的实施来看,本文在环境可持续方面关注了民间风水禁忌与生态红线制度之间的契合,为生态红线“落地”的民间模式寻求适用范围、参与主体和应用策略;在资源可持续方面,关注了民间耕作习俗与开发者养护制度在持续利用、合理开发、保障生态安全和生态修复方面的契合,明确了“开发与养护”权利义务对等关系的适应性生存方式;在社会可持续方面,关注了民间“江步”“放浪”制度与倾斜保护制度的暗合,明确了“利益均沾”与关注弱者的功能。

安尊华^[2]（2016）在《清水江流域土地契约文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土地是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由经营土地而形成的契约文书是民间文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研究土地问题的珍贵史料。地处贵州清水江流域的苗侗人民自明清以来保存了大量历史文献,其中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契约文书。本文以土地制度为背景,以土地契约文书的内容为主线,通过对土地买卖作全方位的梳理与分析,寄理于述,从而揭示该流域地价变化的大体规律和土地契约文书鲜明的地域特色。本文除绪论外,共分为八章。其中第一章为进入主题之前的背景,第二章为该流域地权转移方式,第三章为土地契税,第四章至七章为田地契约、山场林地与阴地契约、房地契约和土契约等具体研究。第八章归纳土地契约文书特色。春秋战国前,清水江流域土地属于氏族公社。唐代该流域进入封建地主所有制和封建领主所有制并存的时期。宋代开始出现地主经济。元代前至元十四年（1277）该流域始建立土司制度。清代改土归流以降,地主土地所有制、家族共有制和乡族共有制形成,延续到1952年新中国土地改革结束。土地买卖是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产物,势必引起地权流动。地权转移的方式主要有买卖,典卖、抵押、分关、拨换、赠送和捐补。土地买卖还引起官府对契约征税。经由元明两代的发展,契税在清代成熟,当时税率为卖九典六。民国前期契税率亦然,军阀政府对前清红契按买六典四征税;县级政府提高税率。1935年国民政府管辖贵州后,契税经由几次变化,税率提到百分之十五,以图增加财政收入,到1949年末然随着国民政府跨台而结束。土地主要分为田、山场林地、房屋地基和土四类。其买卖价格变化呈现一定规律。从清顺治元年至民国三十八年（1644—1949）,田价表现为由低到高、由高到低、较平稳朝前、再逐渐升高的总趋势。田价围绕每边0.5两（合每亩18两）的单价上下波动,幅度不大。田作为特殊的商品,在土地买卖的历史演进中起着主导作用,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林地卖价表现为由低到高、由高到低、再回高、急剧下降、再降、较平稳朝前、再逐渐升高之后又略降的总趋势。林木交易非常活跃及其带来的经济效益刺激了人们的经营欲望。经营方式有卖栽手、典当山林、承包修理栽手山场、运用合同分山股份。股份制与租佃制并存。林地保护与维权受到重视。阴地买卖与农业开垦、植树造林之间矛盾突出。山林地类交易频繁,促进了经济发展。房屋地基卖价出现两平稳和两起伏的状态,从康熙到嘉庆和从咸丰至宣统三年,每宗买卖趋向平衡。从嘉庆十三年到道光三十年价格一度上升,从宣统三年到民国二十四年亦呈上升趋势,此后逐步下降。土包括墦土、园、菜园、园圃等,其卖价有三次变化。从康熙四十九年（1710）到道光年间土价呈上升趋势,咸丰同治年间则呈下降态势,从光绪初年到民国二十四年之间,土价逐渐上升;民国二十四年以后土价下降,三十四年以后始回升,到三十八年达到峰值。单宗塘的卖价比土价略高。土地价格变化的原因主要与国际国内银钱比价、咸同年间贵州苗民起义以及全国经济起落的大环境有关。土地经营的主要方式为独立买卖,另有合卖。土地契约文书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运用石、担、称、挑、运、箩、边、籽、卡、把、手、斗、升等表示田地产量单位,用封、拉、干、排、幅等物量词以及自造字和省笔字;分家文书承载的土地财产信息,维系了产权,促进了家族壮大;妇女在土地买卖中主要有独立处理土地和参与处分土地两种权利且逐渐扩张,凸显了苗侗民族的男女平等观念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等特征。清水江流域土地契约文书展现了清至民国土地买卖和地权流动的实态,土地买卖有力地推动了该流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当然,不可否认其中土地纠纷的负面影响。概而言之,土地契约文书所蕴含的实用的经营管理土地方式、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和谐观和诚实守信的契约观,在当下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通过梳理与创造性的转化,将对区域经济社会的新跨越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冯雪冬^[3]（2015）在《宋代笔记词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宋代社会是我国历史上的高速发展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族交往等各领域全面繁荣。尤其是理学的兴起,标志着传统思想文化的革新。社会的发展,必然推动语言前进的步伐。从而,宋代成为汉语史上的关键一环,是汉语古今转变和文白此消彼长的关键时期,由此,汉语开启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同时,社会上一切细微变化,也无一遗漏地反映在当时的语言尤其是语言中的词汇上面。然而,保存下来的宋代口语文献与其时代地位相比较而言却显得十分逊色,这对於学术研究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宋代笔记文献数量庞大,反映面广泛,语言文白夹杂,又多有作者精心考辨的材料,无疑令後人足以用来从各自角度汲取、利用,并加以发挥。史学家藉以证史实、补阙失,文学家藉以窥测文坛之面貌、汲取文学思想,文化学者藉以深入当时社会生活、采各地民风,语言学家则可以此为语料勾勒一时代之语言面貌、整理语言研究的零散成果、归纳语言研究的理论方法,扩大语言研究的视野。这决定了我们的研究思路:以宋代笔记文献为基础语料,以汉语词汇发展史为研究视野,以宋代笔记词汇研究为中心,以语言、历史、文化、文献等领域的综合研究为旨归。我们的研究是在封闭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对选定宋代笔记文献中各类词汇的词语考释、词汇系统、词汇理论和词汇价值的研究;是由选定笔记覆盖至其他笔记文献,进而,结合历代文献语料的词汇史研究;是以词汇学为中心,部分地延伸至历史、文化、文献等领域的综合研究。宋代笔记文献语料,考证与行文材料并举,通语与方言材料同现,共时与历时材料互证,零散与系统研究共存,在汉语史研究上无疑弥足珍贵。就词汇而言,宋代词汇的共时层面,是古今中外、文白雅俗历时沉淀的堆叠。浩瀚纷繁的宋代笔记文献中保存了当时语言中大量的新词新义、方俗词、宗教词、外来词、熟语和日常口语词,弥补了宋代口语文献数量上的不足,与《朱子语类》、禅宗语录等语料在语体上形成互补。针对语料特徵,我们确立了利用宋代笔记文献从事词汇研究所坚持的原则:以文献学的眼光看待词汇问题;正确认识宋代笔记中口语成分;围绕生活习俗进行俗语词汇研究;词语考释注重词义演变、成词理据和定型过程的描摹和解释;方言、俗语研究的过程中,兼顾现代汉语方言的溯源工作。我们所进行的是从词汇考释到词汇系统,从事实描摹到方法论总结,从理论分析到实际应用的逐层深入的研究。词语考释的工作需要以个体为基础分类进行。宋代笔记中的新词、新义客观地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工商业的繁荣,科举制度的完善,军事防御的内忧外困,在词汇中都有充分地体现。同时,新词、新义的内容也是宋代帝王将相的衣食住行,精英文化阶层的讲摩之风,形式各异的民间习俗等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总体看来,宋代笔记中的新词新义在语言学上的主要特徵体现在新义新词、旧义新词并存,类推造词形成系列词群,语言规律外的动因促进新词、新义的产生等几个方面;方俗词语考释既有词义及词义演变的考探,又有立足语言本身,认字辨音,参照史实,考证词语原形,揭示成词依据,追溯词汇衍生的脉络的词汇理据的解析。既有宋代方言词的考察,又有对现代北方方言词语的溯源。同时,从部分词语入手,展现了岭南地区人群概貌、物产工艺、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人际信仰等独特的风土人情;至宋代,宗教传播和文化交流已有漫长的历史,“三教合一”的文化格局已经形成,其间,大量的宗教词汇、外来词词汇得以沉淀。宋代笔记中既有佛、道专用词汇,又有经历从一般中土文献到佛道文献,再到中土文献中的一般词汇。专用词汇由於语体的限制,意义相对单一,即便有引申也是发生在宗教环境内部。一般词汇词义的发展,实现了跨越宗教环境的引申,多半是中土词汇经过宗教熔炉提炼後而发生的两次词义“改造”。另有部分词汇是在佛道文化影响下产生并完成的词义演变。笔记中外来词汇体现了来源多样性的特徵,有伴随佛教传入者,有来自其他外国语者,有来自少数民族语言者;宋代笔记中的熟语材料十分丰富,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成语、谚语、惯用语和行话隐语。成语、谚语、惯用语的定型过程,以及文人隐语、民间隐语的不同特徵,体现了汉语文白雅俗对立、相融、互动发展的趋势;宋代笔记虽然以文言为主,然而,文白夹杂,其中包含大量反映日常生活的常用口语词,反映了汉语口语词发展的状态,提供了口语词的层次信息。归纳笔记文献中的日常口语词群,剥离客观存在的词汇层次,是词汇系统研究的需要,而且,断代的日常口语词汇层次研究与常用词演变研究可以互为补充。口语词层次研究是词汇断代、归类、探源、考辨、求理、综合的全面考察。我们以此为方法,进行了宋代笔记亲属称谓和人体名词的词群层次的个案研究。词汇理论的研究是在词汇考释基础上进行的。一方面我们归纳了宋代笔记作者考证材料中的词汇学研究方法,因声求义、求证方言、钩沉古注、认字辨音、追求语词源流、探究理据、古今对比、二重证据等现代学术研究的方法,在考证语料中都有体现;另一方面,结合我们的研究结论,尝试揭示了几条汉语词汇发展演变的规律:“天人合一”“文如其人”观念与词义引申,“喜怒形於色”与身体行为短语的词汇化,语言俗解与词义演变,以及语言的对称性与汉语词汇的发展演变等。对宋代笔记来说,其中的词汇研究必然为笔记文献整理提供语言学上的依据。我们以词汇研究结论为依据,结合调查的已整理的笔记材料,指出了其中因不明词义,词形相近而意义相关,不明词或词形产生时代而导致的误点、误校和漏校问题。同时,宋代笔记词汇研究也具有极大的辞书学研究价值,在大型语文辞书编纂、修订中的词条收录、义项设置、引证释义等方面发挥重要的补充作用。

向俊杰^[4]（2015）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治理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发展，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治理体系的研究成为迫切要求。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治理过程中的问题为依据，以主体——过程为分析框架，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治理体系。本文致力于深入剖析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治理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发现并分析了主体协同方面存在的政府协同问题、市场协同问题、社会协同问题以及三者之间的协同问题；在过程协同方面存在的议程设置协同问题、目标规划协同问题、决策协同问题、执行协同问题、评估协同问题及其相互之间的协同问题。在此基础上，指出构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治理体系，从主体协同的维度看，就要实现政府协同、市场协同、社会协同及三者之间的协同；从过程协同的维度看，就要实现议程设置协同、目标规划协同、决策协同、执行协同、评估协同及其相互之间的协同。本文研究的问题来源于实践，所形成的理论也要得到实践的检验。因此，本文特别选择以淮河流域水污染治理为例，论证了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治理体系的思想价值及其现实可行性。

雍正江^[5]（2014）在《15-17世纪英国农民福利保障模式转型研究 ——以土地和劳动关系演变为视角》文中研究表明15—17世纪是英国从封建主义和农本经济向资本主义和重商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期间农民福利问题突出。过渡时期,维系农民福利的哪些根本条件发生质的改变?造成何种负面影响?福利保障模式因此发生了怎样的变革?这些既是引发本文写作的缘由,也是本文想要回答的问题。国人对“福利”概念的理解有时较为狭隘,西方语境下的“福利”是一个内涵丰富、不断发展的理念。从一般抽象的意义上来说,福利是指能使人们生活幸福的各种条件。土地和建立在土地上的劳动是中世纪农民福利的根本条件,这是本文立论的起点。土地、劳动和对劳动能力“失能者”的社会救助便构成了中世纪农民福利保障模式的主要内涵。本文的主体部分共有五章内容：第一章主要探讨中世纪英国农民土地保有权的稳定性及其收益问题。土地保有制度从以维兰保有制为主到以公簿持有制为主的转变反映了农民土地保有权不断改善的进程,也是农民福利得以不断增进的过程,这在农民的饮食、住房、服饰等方面都有体现；第二章主要探讨中世纪农民劳动的不稳定性即“自然性风险”的存在和社会救助问题。自然灾害、饥荒、疾病、瘟疫、老弱病残等自然因素都对农民的劳动能力造成损害,以教会、庄园、村社为主体的传统社会救助体系担负起救助劳动能力“失能者”的主要责任；第三章主要探讨社会转型下农民的社会流动问题。社会转型加快了农民的社会流动,这是农民福利风险由“自然性风险”向“社会性风险”演变的直接因素；第四章主要探讨过渡时期威胁农民福利的“社会性风险”的扩大问题。过渡时期,农民土地保有权失去稳定性,失地少地农民不断增加,从相对稳定的土地劳动者变成了不稳定的工资劳动者,这样维系农民福利的原有条件大多在消失,威胁农民福利的“社会性风险”日益加剧,大多表现为农民的失业、贫困、流浪等,社会问题十分严重；第五章主要探讨“社会性风险”下农民福利的再建问题。在过渡时期既存在传统意义上劳动能力“失能者”,更存在新的失地少地且劳动能力健全的"失业者",这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救助体系所能解决的问题。除通过济贫改革、经济调控等国家干预手段继续救助“失能者”外,以保障工资劳动,而不是以土地保障为基础,来重建失地少地农民的福利,如海外移民、商业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吸纳“失业者”就业等,成为新福利保障模式的主要内涵。通过对过渡时期英国福利保障模式转型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社会转型与农民的社会流动是福利保障模式转型的根本动力；传统救助体系的不足与没落是福利保障模式转型的直接推力；从济贫到济身是福利保障模式转型的主要趋势；从社会与人的关系到国家与人的关系是福利保障模式转型的本质属性。福利保障模式的成功转型成为促进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又一因素。希望通过对过渡时期英国农民福利问题的研究,能对我国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与农民福利改进问题产生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高青龙^[6]（2014）在《爱默生思想的伦理审视》文中提出美国着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拉尔夫·爱默生,美国新英格兰超验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被认为是美国19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所引领的这场兴起于新英格兰地区并迅速蔓延到整个美国的超验主义运动,是一场思想和文化的解放运动,被后世称为美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爱默生用他激情昂扬的演讲向当时的美国以及欧洲人民淋漓尽致地表达着他的超验主义思想,对美国及欧洲人民的心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为他的超验主义思想在美国甚至是欧洲的传播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时至今日,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思想一直是全世界人民的精神食粮,启迪着一代又一代的各国人民,让人们从他的作品中找到自然的沉静,找到精神的力量,也找到心灵的安宁。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思想源于十九世纪欧洲与美国深刻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如对美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西进运动、对美国文化一直起控制作用的欧洲文化思想,以及当时美国人民的心灵荒芜和对精神家园的渴求等。同时,爱默生超验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包括了他对加尔文主义和唯一神教的批判,对欧洲浪漫主义思潮的吸收,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接纳与创造性运用以及对当时的美国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东方思想特别是对儒家思想的接受与传播等。由于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思想直接关乎于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力量,因此,除了将爱默生的研究置身于传统的美国文学史以及美国文化发展史的基础之上,也需要对其进行伦理的审视。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思想究其本质就是在向美国人民传达一种道德的指引,一系列能够带领美国人民实现精神独立的生活准则,一种带领美国人民努力达成真善美三者和谐统一的精神向导,一个激励一代又一代美国人民为之努力奋斗,并不断进行补充与完善的“美国梦”。通过对爱默生的思想进行伦理审视,我们发现“自然”在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思想中占据了主要地位。他认为,自然可以给人类以精神上的启迪；自然那无拘无束的美毫无保留地面向所有人类,人类可以自由地感受和欣赏,并从中领会更高的道德或精神法则；自然向人类展现出美不胜收的多样性和永恒的道德法则,人类的本性则与这样的自然完全吻合；对于所有人类来说,他们最美好的体验就是能在欣赏自然的同时与之融为一体。从超验主义的角度来看,自然中的一切事物都是合乎道德的、神圣的。自然除了对人类表现出能为人类所用的物用价值之外,更主要是具有其内在价值,特别是自然对人的道德教化功能及自然具有通过“超灵”（神）与人的精神相结合而形成的自然与人和谐统一的精神价值。爱默生对于自然的崇敬、欣赏和热爱构成了他最原始的环境伦理思想,同时,他更进一步,以自然与人的精神之间的关系为基础阐述了他的超验主义自然观。爱默生的超验主义自然观中所蕴含的这种新型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超验主义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发展基础。爱默生思想从他的超验主义自然观出发,将自然、神、人三者看成是一个不断循环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有机整体中,神以“超灵”的角色出现,人的精神因为具有神性而演化为“超灵”的凸显者并与“超灵”保持一致；自然作为人的精神的象征成为“超灵”与人的精神能随时沟通的完美中介。当自然、超灵、人三者有机地在人的精神层面上完成了沟通与融合,并构建了一个和谐的整体时,真、善、美相统一的完美境界也向世人敞开了怀抱。而将这完美境界用文字等方式所进行的表达则构成了人类最好的文学艺术。因为这种人类灵魂的表达将直接作用于其欣赏者的心灵,引起两个灵魂之间的共鸣。因此,文学艺术是“超灵”的展现方式之一,对人类灵魂起到洗涤与净化的重要作用。文学艺术的集大成者---诗人则以自然为基础,让超灵与自然相结合,通过超灵让自然进入人类的心灵,让文学艺术作品以启示的方式显露出他们的个性与创造的灵魂,并对人类起到道德教化的功能。为了将超验主义的理论运用于人类的生活实践,爱默生以超验主义自然观为思想基础,批判了当时的消费主义萌芽,将自然看作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提倡并践行了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同时,为了应对当时守旧并禁锢人心的教育危机,爱默生主张张扬个人的无限可能性,提倡个体完善的教育观。人类要通过自然这一精神的象征不断对自身进行道德的训诫,凸显人的精神的独立与神性,最终形成真、善、美三者的完美统一,从而达到个人的完善。直面当今人类的生存危机和环境危机,仅仅从强制性的法律方面着手来对人类的生存意识和环境意识进行规定,其效果和影响将十分有限和浅显。于是,从伦理的角度出发,从心灵和精神方面去潜移默化地改变人类的行为方式、文化观念等,最终实现个人的道德完善与社会的价值提升则至关重要。早在爱默生所处的时代,人类的这种危机就已经出现,他思想中的超验主义自然观,“超灵”与自然相结合的文学艺术观,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观和注重个体完善的教育观就是治疗这种社会危机的良药,并从中孕育了环境伦理的萌芽。归纳总结、挖掘阐释并深入研究爱默生思想的伦理意义对当今的环境伦理理论的研究和现实的环境保护运动的推进以及消费伦理和教育伦理的重构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肖先明^[7]（2014）在《中世纪至近代早期英国贵族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其文学形象的嬗变研究》文中提出本文采用史学研究中的社会史理论和文学研究中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方法,在整体考察中世纪至近代转型时期英国社会历史的基础上,探讨贵族阶层社会地位的变化与其社会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嬗变之间的内在联系,尝试对文学与社会历史的互动关系给出合理的解释。贵族指的是古代中世纪以及近代时期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等方面享有特权的等级阶层。英国世俗贵族的称谓经历了“哥斯特”、“塞恩”与“方伯”的演变,最终形成了五级贵族体系。爵位和特权是贵族身份的重要标志。中世纪的英国贵族是王权的服务者和制约者,他们占据大量地产,采取庄园经营的方式主导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引领社会精神价值的取向。贵族在中世纪英国文学作品中具有“天然长上”的正面形象。从早期的国王到伊丽莎白女王,从沃伦尼伯爵到贵族反对派领袖孟福尔伯爵,贵族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为人称颂。西德尼爵士更以其高风亮节、舍己为人的凛然之举被文学作品赞誉为“时代之花”。早期英国贵族与骑士身份密不可分。骑士精神是贵族精神的源头,骑士文学也是最早描绘贵族阶层形象的文学作品。骑士制度与骑士文学为近代英国社会教育、风俗、文学、艺术和语汇烙下了鲜明的印记。骑士文学作品所描述的贵族、骑士大都是傲然挺立,忠诚勇武、谦逊文雅的光辉形象,其目的就在于激励骑士与贵族臻于达到骑士精神的理想境界,以便支撑社会的正义体系,使中世纪时期乱世求安的人们得以安居乐业。都铎王朝时期,英国社会开始转型,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代工商业社会转变,社会不同阶层财富结构,尤其是土地财富占有结构出现史无前例的剧烈变革,由此导致英国至诺曼征服之后数百年来的传统社会结构开始出现较大变化。各阶级、阶层、集团和人群的社会位置发生移位、变动,其相互关系也日趋多样化、复杂化。新兴乡绅、约曼、工商业资产阶级在英格兰社会经济以及议会中的力量蓬勃兴起,他们必然会要求阳光下的利益地盘。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土地贵族守旧的地产经营管理方式导致经济地位、政治特权以及爵位等级和社会荣誉地位急剧衰落,而贪婪腐败、道德堕落、横行霸道、卖官鬻爵实为贵族阶层的关节炎,到了转型时期,社会新兴阶层就会群起攻之,而贵族又不肯、不敢、不愿直面这些指摘,其形象也必然会为竭力争权夺利的新兴工商业阶层所诟病,文学作品中的贵族形象也与亚瑟王传奇时期的贵族之拯救生灵于乱世的形象大相径庭。转型时期英国文学作品对贵族形象的批评与讽刺既有对贵族阶层中某些具体人物为非作歹的直接点名道姓的抨击,又有对整个贵族群体形象败坏的理性剖析；既有从贵族群体内部某些人物遭受命运逆转、幡然醒悟之后对贵族虚妄品行的抨击,亦有出身于贵族并仍身处其中的一些具有近代民主观念的思想家对贵族阶层以及贵族体制流弊之内省式批判。在批评贵族形象的文学体裁方面,戏剧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也是伊丽莎白时期英国文学最高艺术成就的表现方式。在戏剧之外,诗歌、散文、小说、政论文等紧随其后,将贵族的形象从政治腐败、殖民掠夺、经济贪婪与社会道德堕落等不同的侧面一一加以拆解。究其实质而言,贵族文学形象的衰落是由其所代表的落后的地产经营方式导致生产力无法满足新兴商品经济发展的矛盾所决定的,文学作品描述的贵族阶层形象的嬗变只是对贵族阶层丧失经济主导地位、政治特权旁落导致社会形象沉沦的必然趋势的真实写照,而不是引发贵族形象嬗变的主要原因。但文学作品对贵族形象的鞭挞推动了贵族阶层的自我反省,促使贵族阶层在经济生活、政治特权、文化教育、社会精神风尚等领域力举变革。一部分土地贵族改变地产经营方式向新型资产者转变,一部分新兴资产阶级也通过财富购买爵位等途径实现贵族化,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相互融合既改变了贵族阶层的经济地位,又避免了贵族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对象,有助于维护贵族群体的政治权势,恢复贵族群体的社会形象,形成新的绅士文化,由此迎来了18世纪英国贵族的盛世。贵族阶层近而以翩翩有礼的绅士风度重新展现于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中,“英国绅士”成为了18世纪后期贵族在文学作品中普遍的敬称,虽仍不失傲慢,但已是世人心悦诚服的赞叹。作者从两个层面对论文的研究主题进行了总结：一、英国贵族和社会转型的历史经验,体现在四个方面：传统贵族资产阶级化与资产阶级贵族化带给英国社会变革的妥协性、政治变革上的渐进性、注重宪政观念与法律意识以及贵族精神与绅士文化在社会变革中的牵引作用；二、文学与社会历史之间存在着多层互动联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具有物质的属性,而文学则更具意识属性,其可以在社会的物质属性基础上纵横跳跃,但无法脱离社会的时代背景,时代的属性决定文学的精神内涵。文学具备历史的“真实性”,但揭示的是代表性的社会真理,是社会历史的精华、节略和概要；历史叙述也具备文学的属性,文学和历史两种叙述方式在“追问真相”的哲学思维的支配下,成为互补的“追问真相”的不同方式,两者不尽同而可相通,诗具史笔,史蕴诗心。

王永芹^[8]（2014）在《当代中国绿色发展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建设迅猛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然而,在以追求经济增长和GDP崇拜为主导的发展理念支配下,人们对自然界进行了不加约束的开采和利用,生态秩序受到破坏,人与自然关系发生异化,经济社会陷入发展—污染—再发展—再污染的恶性循环中。真正把科学发展见诸于行动、变成现实需要对传统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进行彻底反思和变革性创新,从盲目服从、盲目改造自然到自觉掌握、能动利用自然,以较低的生态消耗获得较大社会福利,推动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共同演进,实现人、社会、自然三大系统的和谐统一。绿色发展观正是既要人类社会持续发展,又要建设生态运行有序和生态环境良好的发展观。它把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和社会发展理论与当代中国发展实际相结合,回答了在资源环境约束下“怎样实现科学发展”的问题。本文认为,绿色发展观是对既往传统发展理念的扬弃与超越,树立绿色发展理念,走绿色发展道路,才有可能从根本解决当代中国的生态问题。全文共分五部分,第一章主要阐述绿色发展观产生的时代背景。从当代人类发展的实践困境、生态保护意识的觉醒、社会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三个方面,论述了绿色发展观产生的实践动因、思想动因、社会现实动因。第二章主要阐述绿色发展观的思想来源和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是绿色发展观的指导思想,中国古代朴素的生态保护思想以及对西方现代发展观的批判是绿色发展观的主要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则对绿色发展观的产生、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第三章阐述绿色发展观的主要特征。绿色发展观以人与自然共生共荣为发展理念；以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式；以降低消耗、成果共享为主要目标；以人和自然各自得到发展空间,相促相长,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是绿色发展观的主要特征。第四章主要阐述当代中国绿色发展的实践探索及绿色发展观的当代价值。建国初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就包含了绿色发展的意蕴；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一方面加剧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矛盾,但同时也促进了绿色发展理念的形成；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国绿色发展的实践探索全面展开；党的十八提出“五位一体”建设目标,绿色发展进入全面实施的新阶段。绿色发展观的当代价值体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在当代实践的新成果；它促进了世界文明向度的东方转换；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第五章主要阐述绿色发展观的实践路径。从绿色价值观念的树立、绿色生产方式及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绿色制度和绿色文化的构建等方面分析绿色发展观的实践路径。

张毓雄^[9]（2014）在《森林文化建设研究 ——基于文化的融合留存遭遇》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98年生态建设开始成为林业发展的主要任务，森林成为生态环境的主体。森林文化的建设，能够发挥其对林业生态建设和林业产业发展的引领、服务和保证等作用。生态文明背景下森林文化的建设，提上了议事日程，也是本文的研究主题。本文以文化生成发展的历史实践论、文化功能理论、生产要素的演化变迁理论、需要层次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和边际收益理论等理论为基础，对以下几方面进行了研究。第一，通过文献综述，分析有关森林文化及其建设的现有研究成果，发现在森林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诸如建设愿景、建设参与主体、建设路径选择和建设着力点等。第二，文化的生成发展有其根源，森林文化也不例外，本文剖析了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以期对森林文化建设的愿景规划有所借鉴。文化的生成与发展一直以人与自然的解放与发展及其相互关系为主题的历史没有变化，人的可持续生存、自由、全面发展与自然的可持续生存、多样性、高度发展二者之间的双赢目标一直是人类不懈的追求。因此，本文不仅梳理了传统文化中森林文化的生态伦理思想渊源，而且就传统文化融合下移民间社会从而形成森林文化的特征和主旨进行专章分析。第三，森林文化，不仅有其传统生态伦理的思想渊源，还有其社会生产生活的现实实践，就此，调查研究了贵州农村多民族森林文化以及与民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茶文化、竹文化。调查分析发现，不仅森林文化拥有渗透生产生活的现实留存，而且，其建设的参与主体是多元的，除政府外还有分享森林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市场及社会其他受益民众。第四，文化在人的社会实践中生成，而其实践从来不是轻而易举的，森林文化在中国发展林业的过程中，其生成与发展历经曲折。本文就林业的管理制度环境、发展战略与决策、组织与领导以及监督控制机制等方面，对中国林业各个历史时期的特点进行剖析，厘清了森林文化的历史进程；同时，还就尼泊尔和菲律宾森林文化遭受践踏的国际案例进行分析，洞察了森林文化作为社会资本对林业的深远影响。由此发现，森林文化建设，其路径受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国际局势等因素的影响，路径的选择须尊重民间历史积淀的森林文化社会资本所表现的理性，从而减少政府决策的武断性，避免对所谓现代化或所谓现代文明的盲目崇拜。第五，森林文化价值，即森林的科学、文化、历史等所蕴藏的社会效益，系森林社会效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森林社会效益的内容，主要包括因为森林而产生的就业机会价值、森林游憩价值和森林文化价值（森林的科学、文化、历史等价值）等三项。2000—2011年林业数据的核算分析表明：森林提供就业机会产生的社会效益历年呈上升的趋势，但是历年就业人数整体呈下降的趋势；森林提供游憩的社会效益及森林公园每年接待的旅游人次，历年呈上升的趋势；我国森林文化价值或森林文化社会效益，历年呈上升的趋势。因此，森林文化建设，要以森林社会效益为着力点，致力于民生林业，从而满足民众对林业就业、森林游憩和森林人文消费等多样化的需要。第六，最后就森林文化建设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森林文化建设，要加强森林文化建设的愿景规划，传承森林文化优秀传统；引导更多的市场主体共建共享森林文化，将顶层设计与民众参与相结合；尊重民间森林文化中的理性来选择建设路径，并对所谓现代化或所谓现代文明进行过滤；以社会效益为着力点，发展民生林业。森林文化，作为生态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既属于森林社会效益又是林业发展的重要社会资本，是林业经济增长、发展的基础，而森林文化的建设，将促进生态林业和民生林业国家战略的实现。

唐超^[10]（2013）在《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对20世纪90年代以前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或批判、或承继、或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高兹、萨卡、奥康纳、福斯特、佩珀等人仍然坚定不移地把生态危机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但是他们更注重在全球化背景下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的无限扩张和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等方面揭示资本的反生态本质,深刻地批判了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产生的生态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和生态恶果,充分地论证了当代资本主义试图以可再生资源替代不可再生资源、生态税、污染许可证制度、生态技术、生态工业、非物质化生产、自然的商品化等手段实现生态现代化的不可行性。高兹、萨卡、奥康纳等人还深刻批判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生态灾难及其原因如增长的极限、经济理性、中央集权体制等等,最终以不同的方式充分论证了生态社会主义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未来社会前景的必要性和基本特征,如高兹主张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之上构建以生态理性为宗旨的生态社会主义；萨卡由于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双重失望而构想“稳态的”生态社会主义；奥康纳在充分论证社会主义和生态学的内在一致性基础上主张构建“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和分配性正义从属于生产性正义”的生态社会主义；佩珀在批判绿色政治的后现代主义特性的基础上主张构建“重返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福斯特主张通过生态社会革命构建社会公正与生态公正相统一的生态社会主义。尽管高兹等代表人物的思想各有千秋,但是他们有许多较为一致的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例如,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目标上,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者明确主张构建生态和谐和社会公正相统一的未来社会。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模式的构建上,生态社会主义强调经济正义、环境正义和社会正义相统一,实现经济的绿色发展；构建“扬弃地方性的直接民主、自由民主的政治形式以及官僚体制”,具有新型民主的国家；塑造遵守生态律令和土地伦理的生态文化；反对利益共同体和生态共同体,主张构建一个由“统一的、和谐的人”组成的人道主义共同体社会。在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途径上,当代西方大多数生态社会主义者主张社会变革主体的多元化,深入分析了“红绿联盟”的必要性、可行性、机遇和挑战。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在苏东剧变后既反对传统社会主义的僵化体制,也反对发达国家社会民主思潮中只谈价值不谈“两个必然”的倾向,在全球化背景下坚持社会主义的信仰,并结合时代特征对社会主义的价值内涵进行了新的诠释。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还全面扞卫现代性,拒斥环境保护运动中反主体、反本质、反科学和理性等后现代主义倾向,为绿色运动指明了未来路向。当然,在社会主义革命主体、革命手段和未来社会构想等方面存在诸多缺陷和乌托邦成分,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本质区别。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给中国在现阶段建设生态文明的启示是：既不能为了生态文明牺牲工业文明,回到穷乡僻壤的社会；也不能牺牲工业文明去实现现代化,走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也不可以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把环境破坏的负面效应向其他国家“转移”、“转嫁”。在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选择上,中国应该实施“以生态为导向的新型现代化战略”即通过经济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生态转型,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环境友好的有机统一。同时,要把生态文明建设充分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等中去。

二、木材贸易呼唤道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木材贸易呼唤道义（论文提纲范文）

（1）石漠化地区可持续发展法律问题研究 ——基于环境习惯法功能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2）清水江流域土地契约文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宋代笔记词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治理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15-17世纪英国农民福利保障模式转型研究 ——以土地和劳动关系演变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6）爱默生思想的伦理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7）中世纪至近代早期英国贵族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其文学形象的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当代中国绿色发展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森林文化建设研究 ——基于文化的融合留存遭遇（论文提纲范文）

（10）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木材贸易呼唤道义（论文参考文献）

• [1]石漠化地区可持续发展法律问题研究 ——基于环境习惯法功能视角[D]. 赵翔.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2]清水江流域土地契约文书研究[D]. 安尊华.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3]宋代笔记词汇研究[D]. 冯雪冬. 上海师范大学, 2015(10)
• [4]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治理体系研究[D]. 向俊杰. 吉林大学, 2015(08)
• [5]15-17世纪英国农民福利保障模式转型研究 ——以土地和劳动关系演变为视角[D]. 雍正江. 南京大学, 2014(12)
• [6]爱默生思想的伦理审视[D]. 高青龙. 湖南师范大学, 2014(04)
• [7]中世纪至近代早期英国贵族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其文学形象的嬗变研究[D]. 肖先明.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4)
• [8]当代中国绿色发展观研究[D]. 王永芹. 武汉大学, 2014(06)
• [9]森林文化建设研究 ——基于文化的融合留存遭遇[D]. 张毓雄.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4(02)
• [10]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D]. 唐超. 复旦大学, 2013(03)

标签：爱默生论文;  超验主义论文;  英国法律论文;  生态环境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