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寓言背后——论威廉·戈尔丁的希腊情结

一、现代寓言的背后——评威廉·戈尔丁的希腊情结（论文文献综述）

顾盼^[1]（2021）在《现实的视域与人性的聚焦 ——布克奖获奖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布克奖作为英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奖项,自1969年创立至今,截止到2019年,已走过了51年的历程,并评选出了54部优秀小说。来自于亚洲、非洲、大洋洲、美洲和欧洲的获奖小说,跨越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文学审美历程,不论是从个人还是集体的角度来看,都反映了英国动态的、民族性的、世界性的、非单一性的文学形象和文化时刻,而布克奖对大英帝国的传统文化遗产的继承和批判,对全球化资本流通和市场经济的适应和争议,都为其带来了广阔的世界舞台上的迥异却多元的文化形态。从早期大英帝国的殖民扩张、到殖民紧缩、去殖民化和后殖民主义,英国的民族和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变化是对应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的,布克奖获奖小说的选择,不仅是英国的审美趣味的选择,也是英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历史抉择。本文由七个章节组成。绪论部分首先论述了本选题的研究意义,对布克奖进行了基本介绍,并分析了英国中心论的衰微与文学浪潮的交织,以及帝国变迁中的人性反思;其次回顾和梳理了国内外以布克奖及其获奖小说为研究对象的资料综述;最后提出了本选题的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一章主要论述了布克奖在宏大叙事的历史背景中所采取的运营策略和发展模式。布克奖在英国社会引发的“布克效应”以及一步步成为当代英国文学的重要媒介之一,而大英帝国的历史背景,则奠定了布克奖的帝国主题。第二章至第六章通过分析布克奖获奖小说的类型和主题,来探索布克奖对时代众多焦点的选择和兼顾,其获奖小说表现的英国式的审美意趣、美学价值和艺术精神。其中第二章主要聚焦于后殖民历史重写以及小说中展现的异域文化。布克奖的后殖民小说以1981年萨曼·鲁西迪《午夜之子》的夺冠为元年,吹响了对大英帝国中心式的话语霸权的终结的号角。后殖民文学以完全不同的视角审视了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问题,曾经被殖民的人民重新获得权力以及民族身份,他们通过取代以往的帝国主义立场而将自己的话语赋予价值,进而恢复自己的声音。后殖民的主题由布克奖推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成为当代英国文学最重要的分支之一。第三章则分析了两次世界大战对人性的摧残,以及个体如何在创伤记忆里对自我与他者、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和重塑。在战争这种极端语境下,人类更加渴望文明的修葺和重建。第四章论述了新历史视域下对后现代历史叙事的反思性关注。从“元叙事”到“小叙事”的过渡让公众话语转向个人话语,对帝国历史的戏仿和重构深刻反映了文化和个体身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第五章探讨了布克奖获奖小说中的女性生存和意识图景,女性作为性别概念中的“他者”,在对抗父性制的中心话语的同时,对本体性和自我意识一再重申,从而逐渐获得了对个体存在的证明和回归。第六章分析了在西方资本主义的人性危机和文化矛盾中自我与他者的身份认同困惑,其中的性别、种族、阶级、宗教、家庭社会、伦理道德等身份认同问题都呈现了不同程度上的冲突、分裂和无序状态,自我的意志和人性的价值都需要被放置在“他者”的理论体系中被重新思考和感知。第七章论述了布克奖获奖小说的文化反思问题。布克奖商业和美学理想的结合,声望经济和艺术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以及布克奖在文学领域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的多方因素。布克奖对人性的洞察、对新历史观和多元叙述的探索,对未来的英语小说具有指导性的价值和文学发展的启发性意义。结语部分则回溯了本文的主要论点,指出了文学文本和国家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同步关系。布克奖在推动英国的非殖民化进程中占据着重要的文化领域地位,其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关系和经济局势中,包容且赞赏的接纳和承认非英国中心地区与国家的文化符号,打开了一个多民族、多种族和多元文化的世界性的注视目光。

韦虹^[2]（2020）在《威廉·戈尔丁小说的神话叙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威廉·戈尔丁（1911-1993）是迄今为止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14位英国作家之一。评论界曾经为其作品是寓言还是神话而产生诸多分歧,这使戈尔丁本人多次做出表态,宣称自己创作的是神话,而不是寓言。从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人类学的理论视角看,戈尔丁13部小说的叙事确实存在诸多有关洪水神话、堕落神话和巴别塔神话的神话素。这些神话素的反复出现使13个小说文本形成了一套喻意复杂的话语体系,它们虽然在人物塑造、事件架构和情节设置等非功能性构成因素方面产生了彼此千差万别的变化,但其言语本质和最终所指却始终与经典神话保持一致。这13部小说虚构人类在远古、两希文明时期和中世纪、近现代、当代甚至未来的各种足迹,既以人物贪得无厌的占有和肆无忌惮的堕落等为聚焦对象,表现人类社会各时期存在的普遍现象,又在反映现实生活境况的同时,借助精心设计的人物故事和巧妙配置的叙事话语,表达作者对当代社会技术进步及发达文明状态下人际关系的极大忧虑和犀利批判。鉴于国内外学术界尚未对戈尔丁小说神话叙事进行系统研究,本论文遂试图以经典洪水神话、堕落神话和巴别塔神话为参照点,分析架构戈尔丁小说的神话叙事体系,挖掘其中艺术价值和社会批判的意义之所在。第一章考察戈尔丁小说中的“当代洪水神话叙事”。经典洪水神话是早期人类结合自然界的洪涝灾害和现实生活而展开丰富想象的结果,它既表达人类对自然界及宇宙现象的迷信无知和敬畏,又暗示附加在自然洪水灾变中的人为因果报应逻辑,强调道德教化和心灵洗礼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因素。戈尔丁早期创作的《蝇王》、《继承者》和《品彻·马丁》堪称当代心灵指引和道德教化的教科书。它们当中的洪水神话素和事件描写频频指向不同时期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精神路标,将由玩闹嬉戏的儿童、高尚的野蛮人和诡异幽灵所演绎的人物故事转化为经典洪水神话的当代变体。这三部小说与经典神话中的主人公挪亚及其家人依靠神助创造死里逃生奇迹的不同之处在于,异类同质的水使经历海水、河水和湖水洗礼的人物及其故事为读者创建了极大的想象空间,一再促使人们反思人类文明进程和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恶果。第二章讨论“当代堕落神话叙事”,指出经典堕落神话的核心要素并非在于食物禁忌,而是聚焦早期人类在漫长进化过程中认识自我和宇宙万物的思想巨变,并为文明日渐发达的人类提供时刻注意辨别善恶,努力修正自身前进方向的启示。通过对经典堕落神话进行当代改写,戈尔丁的《自由堕落》、《金字塔》、《黑暗昭昭》和由《航程祭典》、《邻近的卧舱》及《船舱下的火》组成的“航海三部曲”均成为再现经典神话的当代文学范例。这六部小说以叙述诸多人物的道德堕落甚至邪恶人性为出发点,突出地表现了危害巨大的当代堕落具有普遍存在性、荒诞性、隐蔽性和狂欢化,以及可救赎性及不可救赎性等特征。第三章解读戈尔丁小说的“当代巴别塔神话叙事”,阐明经典巴别塔神话实质上是早期人类社会及其冷酷无情的权力体系之缩影,不仅浓缩社会成员之间复杂的物质生产和人际交往关系,而且反映其精神生活状况。《塔尖》、《纸人》、《蝎神》和《巧语》四部小说围绕宗教、学术和神权政治三个文学生成场域,对经典巴别塔神话进行了当代激活与重构。这四部小说通过叙述圣母大教堂的教长、蝎神王国的头人、罗马帝国将军和古希腊祭司等人物故事,既影射人类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下普遍存在的权力斗争及利益争夺,又批判了不注重团结协作和不顾他人死活的各种建“塔”领导者之狂妄自大,最终生动地图解人类的僭越欲望,揭示极端自我中心主义危害极大的傲慢和贪欲。在深受二战影响的戈尔丁笔下,《蝇王》等13部小说以经典神话为原型对照点,构筑了一个个关乎当代社会文明走向、时代精神与人文信仰的新神话,反暴力杀戮、反虚伪堕落和反贪得无厌等则是其中频繁出现的主题要素。这些新神话以远古、两希文明时期和中世纪前后、当下甚至未来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为摹仿和再现对象,以具有典型时代错误特征的人物及其言行为标记与载体,不断聚焦人们密切关注的战争、暴力、权力、地位和财富等热门话题,并同时对暴力杀戮、贪得无厌的占有和个人中心主义等丑恶社会现象进行揭露,其中涉及军事、政治、宗教、历史、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叙事话语隐含多重喻意,它们既以日常生活和平凡琐事讲述复杂抽象的政治话语,为文本建构净化人类心灵及改良社会的主题目标发挥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又在表达对为数众多的当代人缺乏高尚生活目标和崇高精神引领疑问及忧虑的同时,颠覆性地批判骚动不安的大众与社会现实中律法制约机制的随意性和游戏化,使有关经典洪水神话、堕落神话和巴别塔神话的当代文学创作最终转化为震撼人心的媒介,帮助读者对人类社会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境况做出全面深入的反思,甚至提出了供人们参考借鉴的应对措施。

徐舒仪^[3]（2017）在《科马克·麦卡锡小说中的寓言性主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1933-）是美国当代最为神秘和离群索居的作家,同时也是当今美国文坛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和他神秘而不为人知的身世不同的是,他的作品在美国家喻户晓,备受好评。几部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作品更是脍炙人口。每一个卓越的作家或多或少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而麦卡锡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不屑于重复自己,其不同时期的每一部作品都具风格迥异,蕴含不同的寓意主题,甚至借小说中的人物之口来对作品本身展开富有寓意的评价。小说的寓言性主题研究是符合麦卡锡作品特色的,也是颇有价值的。寓言是最为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是一种常见而具有生命活力的艺术。诺斯罗普·弗莱曾说,任何文本的解读归根到底都是寓言式的。虽然这样的论断也许有失偏颇,然而不能否认是,任何经典而富有魅力的文学作品都有意无意地从寓言艺术中汲取养分,从而或多或少地具有某种引人深思的寓意性。20世纪以来,现代寓言理论在古典寓言的基础上得到了充分发展,而其复义性、言意断裂的特性恰好与现代世界中的分裂、多义而自由的特征不谋而合,从而受到以麦卡锡为代表的当代作家的青睐。鉴于此,本论文选取麦卡锡不同时期的六部代表作品——《沙特里》、《血色子午线》、《骏马》、《穿越》、《平原上的城市》和《路》——进行研究。论文将在充分借鉴国内外麦卡锡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寓言理论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麦卡锡6本小说的寓言性主题,挖掘出潜藏在文本字里行间的深层寓意和内在结构,从作家错综复杂的创作世界中找到一条线索,挖掘他对美国南方、帝国、西部田园和未来的思考,从而为麦卡锡研究提供另一种可行的视角。本论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首先介绍了麦卡锡其人、其作,并对从古至今的寓言理论进行了梳理,归纳出现代寓言叙事的特征和功能,即其具有复义性,是真实性的另类表达、具有碎片化的特征、废墟崇拜和忧郁的精神氛围,同时认为寓言叙事具有救赎和预言的功能。最后说明了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内容和创新点。第一章以《沙特里》为文本,关注小说中的破碎性特征。破碎性是寓言性文本最本质的特征,是寓言作家面对断壁残垣的世界和扭曲破碎的现实的人所决定的。主人公沙特里抛家弃子,放弃中产阶级的身份,试图重新开始。然而,通过对过去“碎片化景象”的回忆,主人公始终无法绕开过去一切带给他的创伤,从而只能用荒诞不经的处事方式来应对,而其对家庭的重构最终以失败告终。沙特里不仅是诺克斯维尔城的一份子,更像是城市的旁观者,似一个游吟诗人,在废墟般的城市中漫游,观察支离破碎的城市和更为衰败的人。他和黑人、底层白人交往的情节不仅是小说的主题,同时是关于南方种族关系的隐喻。第二章以《血色子午线》为文本,揭示小说的复义性特点。从《血色子午线》开始,作家把视线从美国南方转向更为辽阔的大西部,其主题也不再拘泥于探讨主人公个人的命运,而是关于西部扩张的帝国神话。小说呈现出密码般的风格,围绕着帝国主题建构起作为“文化”、“战争”和“宗教”的寓言,而文本的解读过程也是解码的过程。从横向看,复义性表现为文本包含的多层次的言说和多重主题。从纵向看,小说复义性表现为表层的狂欢化和深层的悲剧性。小说在狂欢的表象之下,隐藏着淡淡的忧伤,似一曲关于帝国的挽歌,揭示着帝国意识形态背后的暴力与血腥。最后,复义性所引出的寓意自我消解,而《血色子午线》是一则关于帝国的寓言,把19世纪美国边疆的血泪史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论文第三章结合“边境三部曲”忧郁的风格特征,探讨寓言体小说中的田园与反田园主题,以及作家对此的凝视与忧思。从文体风格上来讲,三部曲整体的基调是忧郁的,读来让人有浓浓的失落感和惆怅感。忧郁性和寓言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处于一种辩证的互补的关系中,其主要原因在于两者共同表达了怀旧的暗涌和对失去的不可言说的痛。本文考察小说中现代科技和田园梦想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分析三部曲文本的双重叙事结构,并认为西部田园寓言在“奔向田园”、“在田园中徘徊”,并最终“逃离田园、重返城市”,以主人公为代表的当代西部人在寻梦的过程中,在美国与墨西哥等地尝试寻找并重构身份,最终失败的忧郁精神体验。麦卡锡作为在南方出生、成长,在西部长期定居的文人,就像是一位“闲游者”,用一种独特的视角审视西部特色的复杂式的田园理想。第四章聚焦麦卡锡最后一部小说《路》。《路》是一个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寓言故事。在小说中,作家一改以往冷峻、暴力的写作风格,转而改为书写废墟般的末日世界中的爱与温情,着重突出了寓言的救赎功能和现实启示意义。小说继承了西部类型小说的特征,并把场景放置于未来。同时,小说借用了想象中的末日世界,通过对语言和二元论的思考,建构了一个后现代的元寓言,展现了后现代社会中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双重危机。另外,小说属于后启示录小说,对末日的想象和预言是作家对人类社会和未来的投射。括而言之,《路》是一本“后西部的”、“后现代的”和“后启示录”的“后”寓言,隐含了作家的西部情结、后现代意识与末日情怀,具有寓言悖论性的救赎力量。论文的最后部分为结语。在概述前文四章从四个角度分别对麦卡锡小说寓言性主题展开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麦卡锡写作的意义,阐明了作家对现代寓言理论的传承与创新。其不同时期创作的小说主题不同,然而共同的目的是唤起救赎,即在破碎的废墟世界中,拾起虚无的碎片,获得真正的意义,以此达到救赎的目的。如果说迷惑读者的也许是所谓的引人入胜的好故事,为麦卡锡的作品塑造了骨骼,那么其作品真正的精髓在于支离破碎地隐藏在字里行间的信息。作家的行云流水的文风和深邃的主题思想共同为小说提供了有血有肉的灵魂,使其最终成为20世纪美国文学史上的巨人。

王梦静^[4]（2017）在《威廉·戈尔丁小说空间叙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威廉·戈尔丁是英国一位充满智慧并且才华横溢的作家。他的小说艺术风格别具特色,给读者展现了独特的文学创作才华。他的作品思想内容深刻、意味隽永,在世界各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威廉·戈尔丁的作品中,各种不同的空间场域带给读者超出文本以外的丰富联想。戈尔丁的创作和他所处的时代以及自身的经历密不可分,他经历过二战,受到古希腊文化和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以冷静的笔触,带着道德感去洞察着现代社会乃至远古的人类,诉说着人性的扭曲和自我的救赎道路。国外对戈尔丁的研究基本起步于他的创作时期,而我国对戈尔丁的研究是从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开始的,对戈尔丁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其“人性恶”的角度,而且多数都是以《蝇王》为分析对象。本论文以戈尔丁的6部小说为研究对象,以文本细读为基础并结合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法,运用空间叙事的相关理论对戈尔丁小说的空间叙事进行分析。本论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介绍了戈尔丁的生平,有关戈尔丁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本篇文章研究的价值。第二部分为“小说空间叙事的生成”,这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戈尔丁的文学创作和他本人的经历以及欧洲传统文学的关系,通过分析来阐释其作品空间叙事产生的背景原因。第三部分为“戈尔丁小说的空间类型”,这一部分从自然空间、社会空间、人物心理空间三个方面展开对其作品的分析,划分出了戈尔丁作品中不同类型的空间场景。第四部分为“小说文本的空间叙事意象”,这一章节从意象图谱的建构和相同意象的意义空间这两方面进行论述,展现其小说丰富的空间意象图谱并阐释其意义。第五部分为“空间叙事的形式技巧”,从叙事视角、多线索并置和互文性结构等三个方面阐释他的作品创作技巧。

贺丽华^[5]（2017）在《在矛盾中徘徊挣扎 ——解读乔治·奥威尔思想中的矛盾》文中研究表明活跃于二十世纪文坛的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无愧于是当时极为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思想也为后世留下了巨大价值。如若将其思想结合文本细细地深挖解读,则会发现有相当一部分是相互矛盾的。这使得奥威尔似乎成为一个难以理解的作家——对自己排斥的东西又有着一半的留恋。纵观奥威尔的多部作品,可以将他的矛盾思想归纳为三个部分,包括政治意识、文化意识与性别意识。政治意识又细化为三个部分:对工人阶级、对底层无产者、对革命的矛盾态度。他站在自己所属的下中产阶级的位置上,对工人阶级既有支持又有偏见,对底层无产者既有同情又有嫌恶,他期待革命带来的颠覆性改变,却又恐惧革命后的极权主义,鲜明地体现出奥威尔政治立场的不坚定。文化意识也细化为三个部分:对宗教信仰、对殖民文化、对工业文明的矛盾态度。他一方面表现出自己的无神论态度,另一方面却期待着宗教信仰对人性的救赎;他一方面憎恶殖民主义的罪恶行径,言行间却难掩“白人中心主义”带给他的自豪感;同时,他一方面担忧工业文明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却无法忽略工业文明的进步性,及其发生的必然性。在性别意识方面,奥威尔的思想则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对女性以及男性所持有的矛盾态度。诚然,一个人的思想离不开他的身份地位,也离不开当时的历史背景。结合奥威尔的阶级出身、个人经历与身份地位,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分析作家矛盾思想的源头,则更能切实、全面地分析奥威尔思想的多个方面,挖掘其思想的价值所在。也许每个人思想中多多少少都有着自相矛盾的一面,但奥威尔的矛盾思想更为鲜明,也更加崇高。他不同于一般作家,也不单单是一名政治作家,而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博大的胸襟、前瞻而颇具关怀的眼光审视一切。纵然他的思想中有着固有的保守性与肤浅性,我们仍不可忽视奥威尔思想呈现出的悲悯和人性,以及厚重的道德感。

霍源江^[6]（2017）在《伦理学视角下的威廉·戈尔丁小说研究 ——以《蝇王》《继承者》《黑暗昭昭》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三部小说《蝇王》《继承者》《黑暗昭昭》为案例,分析其中的伦理观,具体从人性、文明和宗教三个角度切入,并在此基础上,思考构建底线伦理所需要的条件和要达到的目标。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蝇王》中荒岛上的孩子们互相残杀,进入了狂欢化状态;《黑暗昭昭》描写了英国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现代社会场景,通过麦蒂和苏菲等人展现伦理失禁的乱象。在此基础上思考"人性恶"爆发的条件,提出以道德献祭和构筑人性堤坝的方式来防范"人性恶"泛滥的伦理观点。第二章,由《继承者》中尼安德特人和新人所代表的自然与文明身份来思考二者的伦理关系。戈尔丁展现了文明话语的脆弱,质疑了"自然=蒙昧"观念的正确性,他提出了一个伦理思考——如何在自然中保持文明,剔除文明带来的伪善和理性的自欺。第三章,基督教不单单是宗教信仰,也是西方的文化载体、文明的组成部分,还为西方提供了伦理道德规范。在这一章,首先简述基督教伦理关键概念;其次,简述戈尔丁在文本中所刻画的人弃神的表现、后果;再次,思考弃神的历史和原因,以及对拯救如何成为可能的思考。第四章,首先藉由以上几章思考一种底线伦理,即应当遵守的底线;其次,分析底线伦理的困境;再次,从文本和实践的角度深化对底线伦理的认知。

王晓兰^[7]（2016）在《英国儿童小说的伦理价值研究》文中指出儿童的成长不仅表现为年龄的增加、身体的发育,更表现为理性的成熟、道德的完善。儿童的成长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儿童从一个懵懂无知、鸿蒙未开的自然人转化为一个内化了社会价值观念、能够进行理性判断的社会人的过程。儿童文学为儿童的成长提供了重要的精神食粮,它通过塑造丰饶多姿的艺术形象供儿童模仿或者对其进行劝诫、通过审美移情唤起读者的道德情感。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蕴含着丰富的伦理价值,能够让儿童在审美的愉悦中受到熏陶和得到启迪,具有寓教于乐的艺术效果。本文以英国的儿童小说为例来阐述儿童文学的伦理价值,分析不同类型的儿童文学作品之于儿童读者的教化价值。除引论和结语部分外,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阐述动物故事在开启儿童的伦理认知、培养儿童的伦理情感方面的价值。鉴于尚未受到伦理启蒙的儿童与动物在伦理本质上的相似性,动物故事被认为是对儿童进行伦理启蒙的重要媒介。《丛林故事》中狼孩莫格里亦人亦兽的身份尴尬为读者理解人的伦理化过程提供了良好的范例。莫格里的身份困惑,隐喻着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或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可能遭遇的身份选择难题。莫格里成长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做人还是做兽之间进行身份选择、学习人类社会的伦理规范、形成伦理意识的过程。莫格里从狼孩成长为社会人的过程表明,儿童的成长必须经过伦理选择这一重要过程,选择和认同人的身份,就意味着要遵守人类社会的伦理规范。《柳林风声》中的蛤蟆形象进一步印证了这种看法。蛤蟆在很多方面就像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它任性、胡闹,这是因为它处在伦理混沌状态,不了解社会规范,尚未形成伦理意识,对自己的胡闹行为及其后果缺乏判断能力。蛤蟆因自己不负责任的行为受到相应的惩罚,也因为最终学会了约束自己而得到朋友的肯定与社会的接纳,这样的情节安排有助于诱导儿童读者向上向善。在儿童的伦理启蒙中,伦理情感的培养和伦理认知的训练同样重要。儿童文学的伦理价值在于它不仅能够帮助读者获得伦理认知,还有助于培养积极的伦理情感。优秀的文学作品让读者通过道德想象,理解他人或者动物处于痛苦情境时的感受,从而滋生出恻隐之心和公正之念,进而引发帮助他人改变现状的亲社会的道德行为。如《黑骏马》中的动物叙事邀请读者从马的角度去体验黑骏马所经历的生活,让读者在“快乐着它的快乐、愤怒着它的愤怒”的过程中因情感上的震撼而升华了道德情感和道德境界。第二章通过分析奇幻小说中的三类艺术形象,阐述儿童文学在儿童道德观念的发展和道德意识的形成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深受儿童喜爱的奇幻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亲社会的正面人物、反社会的负面人物和迷途知返的浪子形象。奇幻小说的伦理价值在于给儿童读者塑造一些正面的道德榜样,供儿童借鉴与模仿;同时也塑造一些负面的形象作为反面教材,给读者提供劝诫与警示。奇幻小说中那些负面的人物,往往因其自私、任性、懦弱等品性污点,受到或重或轻的惩诫;而那些正面人物,往往因其善良、勇敢、大度等美德善行而“得道多助”,在魔法、仙女或者其他超自然力量的帮助下,实现内心的愿望,获得圆满的结局。奇幻小说通过美与丑、善与恶、理性与任性、勇敢与懦弱、自私与无私等价值观念的直观对照,传递“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伦理启示,从而引导儿童读者在善与恶做出正确的伦理抉择。除了正面的道德榜样和反面的魔鬼恶棍之外,儿童文学中还经常出现回头浪子形象。这类角色最初犯了错误,给自己带来巨大的麻烦或者使他人陷入危难之中。但他们获得经验教训之后迷途知返,回到了正确的道德轨道。生活中的大多数儿童,既不像故事中的道德英雄那么伟大高尚,也不像负面人物那样坏到极端,而是可能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的普通孩子。正在经历伦理化过程的少年儿童还没有能力完全压制自身的本能与冲动,他们会不由自主地犯错误,但慢慢增强的伦理意识又让他们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因而犯错之后往往会处于纠结惶惑中。从小说中那些迷途知返、重新受到朋友肯定和社会接纳的艺术形象身上,读者可以重拾生活的信心,获得改正错误、弥补过失的勇气。第三章通过分析英国学校故事和冒险故事中的男孩和女孩形象,阐述了这类小说在儿童的道德角色认同方面的价值。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把读者培养为社会所期待的绅士或淑女,是英国学校故事和冒险故事的主要伦理意图。那些以男孩为目标读者的男生故事和冒险故事通过塑造一系列正直、善良、坚强、勇敢的男孩或者男子汉形象,以培养勇敢、刚毅、有荣誉感和责任感的绅士为诉求。这些人物形象为读者提供了可供模仿的绅士范例,有助于男孩伦理角色和道德身份的认同。女生故事则通过构建善良、纯洁的高贵淑女形象,引导女孩道德角色的认同。这些作品的核心价值在于为读者树立社会认可的道德典范,供儿童读者学习和模仿。小说中的性别角色定位是一种社会道德构建,旨在帮助读者理解社会对不同伦理角色的期待,让他们明白无论一个人以何种身份在社会上立足,都需要遵守与之相适应的行为规范,作出符合角色身份的行为选择。不可否认,英国的学校故事和冒险故事蕴含了一些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或伦理环境中,小说主人公表现出来的那种坚强、勇敢的道德品格,正义、公平的伦理精神,以及对朋友忠诚、侠义的态度,是永远值得儿童读者借鉴和学习的。第四章通过分析科幻世界中人类的命运和人类的科学行为,阐述科幻小说在儿童科学伦理观念的形成和社会忧患意识的催生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英国科幻小说的主潮是“反科学主义”的,其表征是在英国那些经典的科幻小说中,人类的未来都是阴郁暗淡的。“反科学主义”并非反对发展科学,而是反对那种认为只要有了科学就能够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唯科学主义”信条。当普通大众还在为科技给我们带来的种种便利和舒适而盲目乐观的时候,那些敏感的科幻小说家却开始反思和揭示科技应用的负面效应,预测没有道德引导和规范的科学活动可能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危害与威胁。科学发展的原初目标是为了满足人类更好地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让人类生活得更加舒适、便利和富足。然而,人类对科学技术的应用往往偏离“造福于人类”这一原初的伦理目标,反而成为危害、威胁、甚至毁灭人类自己的工具。英国科幻小说通过精彩的情节、时尚的主题、大胆的想象,引发读者去关注那些被科学的璀璨光芒暂时遮蔽的伦理问题,引发读者反思科技的效应和人类的未来命运。青少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对科学技术及其产品往往表示出极大热情。作为未来的科学技术人员或潜在的科技成果的消费者,他们所秉持的科学伦理观念和未来从事的科学技术活动,很有可能对人类的前途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科幻小说的重要价值就在于帮助儿童读者从小培养科学道德责任感、建构科学伦理观念。不同于学校教育通过说教、推理等相对枯燥的方式向青少年灌输科学伦理规范,科幻小说通过生动、形象、直观的方式进行警示或者示范,让读者认同现有的科学伦理规范,也引发读者质疑和反思。科幻小说描述的人类未来前景阴郁、悲观,对儿童读者具有重要的警示价值,使儿童读者理解科学与道德背离的恶果;科幻小说中那些聪明勇敢的正面科学家形象,则对读者具有重要的示范价值,帮助读者在审美的愉悦中形成对科学价值的正确认识与恰当判断,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思想与行为。结语部分综合概括了文学阅读在儿童的成长中所发挥的作用,认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永远是儿童心理成长和道德发展的重要精神食粮,能够让儿童从阅读的快感、审美的愉悦中获得教益。儿童文学作品通过对读者认知的启迪、情感的熏陶、道德的教化、伦理身份的认同,使儿童逐渐达到认知的自主、情感的自觉和道德的自律,从而对儿童的精神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使儿童的认知水平不断提高,伦理观念不断更新,伦理意识不断增强。

丁卓^[8]（2015）在《乔治·奥威尔三十年代小说研究（1934-193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研究乔治·奥威尔在1934至1939年创作的“三十年代小说”——《缅甸岁月》、《牧师的女儿》、《让叶兰飘摆》、《上来透口气》。这四部小说的知名度虽然不如奥威尔的代表作《动物庄园》、《一九八四》那样高，研究资料也较少，却是奥威尔青年时期的主要作品，小说以四个普通小人物为主人公，通过记录他们与不幸命运的抗争过程，体现了现代人内心的焦虑和渴望。这四部小说表面上像四段个人档案，实际上却是奥威尔的“自画像”，奥威尔将自己波折的生活经历融入小说情节中，试图从社会环境的制约中寻找个人精神压抑和生活贫困的原因，并认为救赎自身的途径是逃逸出原有环境的控制，在此过程中以不断发现他者作为超越自我的动力，使逃逸成为一种解放自身的行动。尽管奥威尔没有系统明确的“他者话语”，但在三十年代小说中，主人公通过感受他人所承载的辛酸苦难和融入到异质的文化氛围中，获取了对新旧价值观作出判断的能力，由此在某种程度上对现代社会进行了总体性把握，以摆脱唯我观念和体制环境的限囿，这体现出奥威尔思考现代人如何进行救赎时的“他者之思”。因此，奥威尔的三十年代小说是其思想观念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本论文从奥威尔青年时期的生活经历和他者理论入手，通过分析四部三十年代小说主人公对不幸命运的逃逸过程，解读他们所发现他者的特定内涵和象征意义，并从主人公和他者的关系角度阐释主人公逃逸行动的结果，揭示人自由解放的前提是在特定的境域下对他者的发现、理解与关爱。同时，本论文通过对奥威尔三十年代小说的关注和分析，尝试为中国的奥威尔研究提供参考。

侯静华^[9]（2014）在《威廉·戈尔丁早期小说中的悲观意识》文中研究表明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1911-1993）是英国着名小说家,自1954年发表代表作《蝇王》以后,笔耕不辍,一生共创作12部小说、1个剧本、3本随笔和1部小说集。戈尔丁的作品常采用寓言隐喻的形式,以“深沉的暖昧与复杂性”揭示人类生存状况,表现人性黑暗,对人类命运流露出深深的悲观意识,因此他被称为“寓言编撰家”。因其小说“以当代现实主义清晰的叙事体多样化风格,描绘了一个普遍存在的荒诞意识的神话,阐明了当今世界的人类状况”,戈尔丁于198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纵观戈尔丁的创作生涯,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时间分界。戈尔丁1954年创作出《蝇王》后,在此后的十年间相继完成了《继承者》（1955）、《品彻·马丁》（1956）、《自由堕落》（1959）、《教堂尖塔》（1964）四部小说,所以这一时期被称为其创作生涯“辉煌的十年”。在此期间,戈尔丁的作品赢得了读者和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他本人也凭此获得了各种荣誉。但在随后于1967年出版的小说《金字塔》中,戈尔丁没有继续使用他惯用的寓言隐喻手法,而是采用了现实主义手法表现人性恶的主题,因此饱受质疑。此后十多年,戈尔丁没有任何作品问世,从文坛销声匿迹。许多关注他的人开始怀疑戈尔丁创造力衰退,无法再写出像《蝇王》那样轰动文坛的作品。但戈尔丁在沉寂了十年后,于1979年完成了长篇小说《黑暗昭昭》。小说一出版就引起了极大轰动,好评如潮。戈尔丁也由此进入旺盛的晚年创作期,开始了创作的第二春。随后,他完成了“航海三部曲”（《航行祭典》、《近距离》、《甲板下的火焰》）,并凭借其中的《航行祭典》获得1980年英国小说的最高奖项一一布克奖。评论界对戈尔丁创作中分期这一现象早已有所关注,并对其前、后期作品中的差异做出了种种解读。通过研读其两个时期的小说,我们可以发现,其早期小说根植于西方传统人性恶观念的广袤土壤,抓住了二战引发的人们对人性问题的普遍思索和关注,把恶看成是先验的、超历史的人性本质,作品中反映的是对抽象人性的道德探索,充满了关注理念的隐喻性表达,对西方文明以及人类的前景表现出了困惑和悲观的情绪。而其后期小说则把人性与人格的形成看作一个复杂的过程,把人性置于社会的大环境中加以考察,前期小说惯用的寓言式隐喻结构退场了,现实主义表现和宗教意味的象征性更为突出。其小说创作从早期的神话书写转为后期的历史书写,从抽象的神话寓言转向具体的现实小说,从对伦理方面的探讨转为对等级世俗观念的揭露。而且戈尔丁在后期创作时采用了喜剧的模式,后现代的倾向越发明显。国内的戈尔丁研究大多集中于单部小说,尤其是其代表作《蝇王》,对其创作体系缺乏整体系统的研究。本论文试图打破戈尔丁研究的这种不均衡、不全面、不系统的局面,以戈尔丁早期的六部小说（《蝇王》、《继承者》、《品彻·马丁》、《自由堕落》、《教堂尖塔》和《金字塔》）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社会历史学、文本细读、原型批评及比较文学等方法系统研究戈尔丁在对人性和社会现状进行探究时流露出的悲观意识,分析其悲观意识在早期小说中的主题表达及艺术呈现,并从影响研究角度考察戈尔丁悲观意识的成因,从而说明戈尔丁的悲观意识源于对人最本质存在的深刻体察,是一种人生经验的体认,反映了二十世纪这个文化断裂时代人性的堕落以及文明、理性、道德的脆弱现状和尴尬境地。同时,通过分析戈尔丁小说中隐含的希望——人类救赎之路,说明他的悲观不是简单的消极,他希望通过展现人性恶,促使人类深刻认识并反思自我本性,弃恶扬善,在黑暗中寻找自我救赎的道路。本论文共分六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简要介绍戈尔丁的生平、创作经历及国内、国外的研究现状。国外的戈尔丁研究起步早,研究成果丰硕。各国的“戈尔丁学”学者运用哲学、神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等理论,从社会历史、神话原型、女性主义、叙事结构等多重视角对其作品进行了阐释。而国内对戈尔丁的研究起步较晚,他的作品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是在其198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大多数研究论文视角显单一,主要是介绍性文字、纯文本解读或创作技巧探索,而且大多集中于其代表作《蝇王》。第二部分分析戈尔丁悲观意识衍生出的“人性恶”主题。戈尔丁在年轻时期是非常乐观的,但亲身经历了二战后,他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尽管其早期小说设置的背景不一、人物各异,但主题都是围绕人性恶展开。“人性恶”这一反复出现的主题已成为戈尔丁思索人性和人类生存危机的一个特定的视角。戈尔丁对人类境况及其命运的认识,充满一种悲观意识。首先他认为人性恶无处不在,它不仅体现在每个个体身上,还发生在社会群体中,发生在整个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戈尔丁小说中的时间背景从反思远古到剖析现代再到寓言未来；地点背景除了设定在脱离现实生活的荒岛、孤礁和牢房,还有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的英国小镇,由此证明人性恶的普遍存在。其次戈尔丁认为人性恶具有不可避免、无法控制的必然性。人性恶与意识相伴而生。意识是人类进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走向文明的标志之一。但人有了意识,就有了自我和他者的区别,人就会变得比较关注自我的利益,变得自私利己。而且罪恶随理性发展。在人类逐步控制自然的过程中,人类的知识与理性不断发展,恶也随着发展。戈尔丁的小说揭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人类文明悖论：在工具理性取得进展的同时,人的内心深处似乎更加邪恶。”第三部分分析戈尔丁悲观意识在小说中的艺术呈现——寓言化。像同时期出现的“愤怒的青年”派作家一样,戈尔丁对西方社会的现状持悲观态度。所不同的是,他的创作更趋成熟,力图进行更深一层的思考。“愤怒的青年”派作家采用赤裸裸的现实主义手法直接反映社会弊端,通过对现存权力机构的激烈抨击来表达个人的绝望与不满。但戈尔丁则独辟蹊径,以寓言化作为其主要叙述技巧和艺术手法,从人的本性上挖掘产生各种社会弊端的根源,表现其对于人性的悲观认识。戈尔丁寓言化小说的风格主要表现为他自觉地集融多种现代派手法并形成戏仿、象征、反讽相混融的主体特征。戈尔丁喜欢使用戏仿,利用源文本从整体上再造出新文本,在对源文本的整体转换中,实现对源文本的戏谑及对主题的颠覆,从而表达他对传统观念的怀疑。《蝇王》通过戏仿巴兰坦的《珊瑚岛》,凸显出反乌托邦主题对传统乌托邦主题的颠覆。《继承者》通过戏仿威尔斯的《世界史纲》,揭示出文明“进化”与“倒退”之间的辨证关系。《品彻·马丁》通过戏仿《鲁滨逊飘流记》和希腊神话普罗米修斯故事,塑造出集英雄与恶棍形象于一体的人物品彻。戈尔丁还长于用象征手法构思全文,自觉地赋予题材、情节、人物、结构、语言等因素以象征意义并将多种象征形式相混融,整合成为一个有机的象征体系。此部分着重分析戈尔丁早期小说中应用的堕落、救赎、成长等主题原型；日神、酒神、魔鬼、智者、基督、殉道者等人物原型；荒岛、伊甸园、地窖等场景原型及蝇王、火、海螺、尖塔等意象原型,从而证明戈尔丁通过象征体系的营构隐喻性地揭示人的境况,表现出对人的关怀和对人类本质的怀疑与思索。反讽是戈尔丁在小说中揭示人性恶的另一常用手段。戈尔丁在创作中比较注重言语反讽、情景反讽和结构反讽的结合。小说《蝇王》的主人公是天真纯洁的儿童。他们远离成人世界后,反而恶性大发,蜕变成嗜血的野蛮人,这一蜕变表现出文明的缺陷和理性的脆弱；《继承者》的视角在单纯善良的原始人和心智更为成熟但更邪恶的“新人”之间转换之际揭示出文明的残酷和荒诞；《品彻·马丁》中具有顽强求生意志的英雄鲁滨逊形象对照着贪婪的恶棍形象。这些小说中应用的反讽创造了一个强韧的张力场,极大地延展了小说的诠释空间,深化了小说的思想内涵。第四部分分析戈尔丁悲观意识的成因。从理论渊源来看,西方哲学史上人性恶的哲学命题和西方文学传统中的古希腊悲剧及荒岛文学等都对戈尔丁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次,处于二战后西方的社会背景下,戈尔丁的创作无疑也会受到时代的影响。两次世界大战使将近五千万人惨遭杀戮,更多的人流离失所,饱受创伤。再加上数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由此引起的精神恐慌和信仰危机,很多人的精神陷于瓦解状态,愈来愈多表现出恐惧与厌烦的情绪。对错、善恶、正邪这些价值体系中的基本要素变得模糊不清,支撑人类生存的整个价值体系陷入崩溃,人类对世界和自身生存的认识产生了全面的危机。除此之外,戈尔丁参加二战的体验、十九年的中学任教经历以及他对基督教教义尤其是原罪说的认识都对其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第五部分分析戈尔丁悲观意识下隐含的希望——救赎之路。在揭示人性邪恶的同时,戈尔丁也在积极地探索重建人性之路。他在早期小说中设计各种人物、情节、背景展现人性恶不只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旨在医治人对自我本性的惊人无知,呼吁人类能够正视人性中固有的“恶”,积极探寻自我救赎的道路。戈尔丁希望人类能弃恶从善,改良社会。但戈尔丁给予人类的救世道路是模糊的,甚至具有某种宗教神秘主义色彩。结语部分简要介绍了戈尔丁创作高潮期的时代特点及当时文坛上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潮流,分析了其前后期小说的区别与联系,指出其后期小说在主题上继承了前期小说对人性的反思、对人类未来的关注,但在前期小说以寓言化手段反映抽象、先验的人性恶基础上,将人性置于社会历史的环境中,使用实验与写实相联系的艺术手法,着力挖掘人性的复杂。

陈光明,李洋^[10]（2013）在《国内威廉·戈尔丁研究30年回眸》文中提出国内对威廉·戈尔丁的研究已有逾30年的历史,基本集中在创作思想、艺术手法及比较研究等方面。作品也主要关注其代表作《蝇王》,对其它作品触及较少。通过综合考察国内学者的研究路径与成果,本文指出,今后的研究应在加强作品翻译的基础上,强化本土意识,紧扣文本和时代背景,多视角、全方位地系统推进和深化。

二、现代寓言的背后——评威廉·戈尔丁的希腊情结（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现代寓言的背后——评威廉·戈尔丁的希腊情结（论文提纲范文）

（1）现实的视域与人性的聚焦 ——布克奖获奖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威廉·戈尔丁小说的神话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科马克·麦卡锡小说中的寓言性主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威廉·戈尔丁小说空间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在矛盾中徘徊挣扎 ——解读乔治·奥威尔思想中的矛盾（论文提纲范文）

（6）伦理学视角下的威廉·戈尔丁小说研究 ——以《蝇王》《继承者》《黑暗昭昭》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英国儿童小说的伦理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乔治·奥威尔三十年代小说研究（1934-1939）（论文提纲范文）

（9）威廉·戈尔丁早期小说中的悲观意识（论文提纲范文）

（10）国内威廉·戈尔丁研究30年回眸（论文提纲范文）

四、现代寓言的背后——评威廉·戈尔丁的希腊情结（论文参考文献）

• [1]现实的视域与人性的聚焦 ——布克奖获奖小说研究[D]. 顾盼.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威廉·戈尔丁小说的神话叙事研究[D]. 韦虹. 南京大学, 2020(04)
• [3]科马克·麦卡锡小说中的寓言性主题研究[D]. 徐舒仪. 苏州大学, 2017(04)
• [4]威廉·戈尔丁小说空间叙事研究[D]. 王梦静. 海南大学, 2017(02)
• [5]在矛盾中徘徊挣扎 ——解读乔治·奥威尔思想中的矛盾[D]. 贺丽华.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2)
• [6]伦理学视角下的威廉·戈尔丁小说研究 ——以《蝇王》《继承者》《黑暗昭昭》为例[D]. 霍源江. 天津师范大学, 2017(08)
• [7]英国儿童小说的伦理价值研究[D]. 王晓兰.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8]乔治·奥威尔三十年代小说研究（1934-1939）[D]. 丁卓. 吉林大学, 2015(08)
• [9]威廉·戈尔丁早期小说中的悲观意识[D]. 侯静华. 山东大学, 2014(11)
• [10]国内威廉·戈尔丁研究30年回眸[J]. 陈光明,李洋. 当代外国文学, 20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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