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哲学评论

一、后现代主义哲学评析（论文文献综述）

李晶晶^[1]（2021）在《赫勒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文中指出人道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经常探讨的话题。作为一种国际性思潮,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学派和代表人物普遍存在于欧美地区,尤其以东欧学者的研究更加广泛和深入。二战之后,在部分东欧国家出现了以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群体,他们经历了“斯大林化”的社会主义模式,以及为了摆脱这种模式的反抗过程,他们是改革的理论家和积极的支持者,他们强调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特征,学术界称之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阿格妮丝·赫勒是匈牙利的女哲学家,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布达佩斯学派的代表人物。赫勒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探索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当时的东欧地区正处于“复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之中,她对资本主义社会和苏联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文化危机展开批判,从人的存在和社会结构的微观层面提出了推动人本身的发展以及社会人道化变革的道路。二战之后,虽然苏联红军使东欧国家摆脱了纳粹统治,但“斯大林化”的社会是高度威权的集体社会,人道主义被严重弱化。在反对斯大林主义、复兴马克思主义的愿望驱动和导师卢卡奇的指引之下,赫勒加入了匈牙利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在此期间马克思的生活实践理论、异化理论、需要理论、人类解放理论,卢卡奇的物化思想和日常生活本体论,以及弗洛姆关于人的本质理论都深刻影响了赫勒,她的思想从此开始走向成熟。赫勒从分析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异化理论入手,提出日常生活的概念,强调日常生活的本体论地位,探索从微观视域上实现日常生活人道化的道路,从而形成了日常生活理论。与日常生活理论密切相关的是赫勒的需要理论,该理论同样是在人道主义思潮下产生的引导人类走出异化的一种理论探索。赫勒在总结马克思关于需要和价值的论述后,提出了自己的“激进需要”思想以及未来社会需要系统重建的构想,她将对需要的批判矛头直接指向了满足形式主义需要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对需要进行专政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赫勒认为应该对社会进行总体革命,总体革命的主体则是拥有激进需要的个体,而个体激进需要意识的形成则需要激进哲学的引导。赫勒进一步利用激进哲学合理性的乌托邦理想的构建,构想出一个超越当代资本主义和现存社会主义的激进民主制社会。无论是日常生活的人道化,建立满足激进需要的激进民主制,都反射出赫勒积极构建真正属于人的“家园”,实现对人的存在的终极关怀的理想。赫勒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从微观视角反思人的日常生活、从人的需要观点理解理论和实践、以及从马克思思想中汲取的科学理性的批判精神,她为人的自我解放提供了微观之路。另一方面,她的思想中历史局限性也很明显,比如赫勒的个性发展理论忽视了物质生产和政治经济变革的价值;由于过于偏重对需要的价值范畴分析,忽视需要的实践性;否定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脱离了社会生产的本质。尽管如此,赫勒对马克思思想的阐述与发展,对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和发展难题的深刻解释,是我们的重要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

刘毅^[2]（2021）在《鲍德里亚媒介诗学主体性研究》文中提出文章在媒介诗学的视域下对法国着名理论家鲍德里亚的主体性思想进行研究。通过对鲍氏的文艺理论与媒介理论的互文性阐释,展现出鲍德里亚媒介诗学主体观的建构与其文艺理论的深刻关联;同时将鲍德里亚主体性思想放置在现代向后现代转化的历史思潮中进行考察,力图揭示其媒介诗学主体性思想的意义与价值。文章主体共有四章,外加绪论与结语。绪论简要介绍媒介诗学、主体性等相关概念并说明选择鲍氏的主体性思想进行研究的原因,以及相关研究现状、文章主要研究内容与文章创新之处等。第一章主要梳理了主体性思想在西方诗学史上的发展历程与鲍德里亚媒介诗学中主体性思想特征。第二章以主体与媒介客体的关系为切入点,探究鲍德里亚媒介诗学中主体与媒介客体关系的变迁。第三章以主体的话语身份为切入点,主要探究鲍氏媒介诗学中媒介单向传播下主体的话语身份特征。第四章以主体在媒介时代的生存境况为切入点,探究鲍德里亚媒介诗学主体观产生的理论渊源及对后来文艺理论与文艺作品的影响。通过对鲍德里亚媒介诗学主体性的分析,可以看到鲍德里亚的主体观呈现出对媒介客体力量的夸大以及对主体的轻视,这样的观点不免有些极端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媒介日益发展的今天,鲍德里亚的这种媒介客体不断超越极限、战胜主体,甚至转而操纵主体的观念,给我们在新一轮媒介技术革命浪潮中提了个醒,对我们应如何在媒介时代下认识自己、保持自身的主体性等提供了反思与警示。

孙颖^[3]（2021）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代性作为一个辩证的总体,从历史阶段上经历现代性的潜意识、现代性意识觉醒、现代性批判自觉三个主要时期,从文明模式上并存有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明两种基本模态。但由于现代性的后两个历史阶段公认的源发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使现代性在批判意识中与资本主义文明同义,而其他文明类型处于从属地位。因此,要想冲破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类型,便需在批判反思中参证出超越的文明道路。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批判史可谓当代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其聚焦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核心主题,有机融嵌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主张、方法,形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批判的第三条道路。在多元话语批判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凝汇有三条主要路径:一是生产-消费路径。商品形式普遍化的逻辑结构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拜物教思想的人本主义承递,其关于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重心从生产环节转向交换、分配、消费环节,基本遵循“某物化→物化物商品化→交换价值主体化、使用价值虚化→主体异化→异化主体复归”的批判逻辑与解放方案。其中,“某”可以指代实物、数字、情感、交往、语言等实在或虚在的社会存在或社会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批判大体未出离于上述逻辑路径,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实证批判在异化批判的语境与观念中愈发式微,造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深化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过程中,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文化意识批判的轴心错轨。二是个体-共同体路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一个指向在于寻找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解之法。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宏观对共同体意义上的制度虚假性批判转向当代对个体意义更为关注的生命政治批判,分析路径大体存在一条主线,即“社会元素权力化→权力集中化→权力集中化的理性合理化→共同体合法化、个体虚假化→共同体与个体和解”的批判思路与解放途径。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虚假共同体极权主义危机之隐匿性特征的同时,却逐渐消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阶级对立、无产阶级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原则。虽然其在一定程度上揭批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与新问题,但就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偏离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中的政治实践原则立场,使其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思考不是陷于乌托邦的遐思,就是倒退回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调节与妥协。三是启蒙-再启蒙路径。启蒙理性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精神内核与精神气质,因此也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焦点。现代性危机的表征之一在于,启蒙理性的观念机制塑就与巩固了资本与权力对主体的合理化控制。对于启蒙理性的这一自反性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持辩证态度,认为对启蒙理性进行再启蒙是正确认知启蒙理性这一现代性之核,是打开资本主义现代性悖谬之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中,形成回归总体性、否定辨证法、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三大阶段,为理性自反性危机带来从复归到破维到融建的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秉持形而上精神在不断试错中为理性的退化寻找再启蒙的道路,尤其是当代提出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地理学、空间化融建的思想,其内涵着从时空观的基点上新解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形而上意义。这一延续“后现代思潮”的新思路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群像创造新的多元话语空间,但同时带来共识危机与隐忧。如果以“中西马”圆融为构建未来文明型社会的哲学文化语境及意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可谓沟通西方现代性模式与中国现代性模式的桥梁。从整体上与之展开理论对话,既有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理论资源,又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共同理论问题,亦有基于异质文化传统背景交流差异性经验的话语空间。基于规律性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思想进路,本文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整体具有现象学方法意义上的存在论特征,反映出西方文明血缘孕育的西方文化基因特点。中国模式在回应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思维局限与实践困境等方面体现出独特智慧与卓越效力,彰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可见的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人类文明型构建历史进程中,现代性的中国模式正在书写属于人类文明的新篇章。

潘雁^[4]（2021）在《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研究》文中指出二战后,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生产方式的变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抓住科技的力量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全球范围的资本输出。工业化社会的到来将文化产业的发展带到新的高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产业已经发展成规模化的生产与销售的产业链条,资本家在进行文化产品输出的同时,也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渗透到其他国家。在这样的社会变革中后现代主义应运而生,后现代主义带给人类历史及社会发展、人们精神世界及物质生活深刻的影响。我们应如何客观、辩证地看待后现代主义思潮、如何深入挖掘文化变革背后的本质、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是我们当下需要面对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正是基于此方面的思考展开对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第一,通过对詹明信国内外研究文献的梳理,提升对詹明信学术思想认识的广度与深度。从时间看,最早关于詹明信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威廉·道林对于詹明信《政治无意识》的研究;从广度上看,国内外对詹明信的研究十分丰富,包括:对詹明信本人学术思想的整体研究;对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对詹明信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对其近年学术演讲及采访的研究。对詹明信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问题既有一致性,也有差异性。一致性在于对詹明信本人及其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研究上,中外学者高度认同詹明信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地位;差异性在于国内学者更加关注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中对第三世界社会文化关注的问题。第二,詹明信汲取多个流派、不同学者的理论观点形成其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曼德尔资本主义分期理论将资本主义划分为三个阶段对詹明信文化分期理论的提出产生巨大影响;詹明信深受鲍德里亚“幻象”理论的影响,重点阐述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表现出的乌托邦现象,主体与客体之间发生位置互换,人们深陷“视像”世界;根据威廉斯三种文化理论,詹明信提出通过主导文化解决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的问题;詹明信试图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与解构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相结合,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去解读西方文化呈现的新特点;詹明信对精神分析理论十分推崇,他认为精神分析理论是真正意义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阐释学。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中政治无意识理论就是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影响。第三,詹明信在其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中提出多个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观点。其一,詹明信提出“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这一重要论断。詹明信沿用其早期作品的方法论视角,采用马克思主义辩证的方法,对多个领域的大众文化产品进行分析,将文化问题重新放置在现实社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研究;同时研究文化问题与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论述社会生产方式与文化思潮、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实例分析阐述后现代主义文化特征:深度的消失、主体的消失、拼凑的模仿、距离感的消失、历史意识的消失。其二,詹明信文化分期理论的提出标志着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体系的形成。詹明信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出发,根据不同阶段资本主义出现的新特征,借鉴并吸收曼德尔关于资本主义分期理论提出文化分期理论。詹明信将文化分期理论的三个阶段: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分别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相对应:市场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和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第四,詹明信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理论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特征。詹明信对解释学进行重新建构,认为文化解释必须遵循由政治、经济和历史的发展脉络,深入研究三者的历史关联进而深入到对文本背后本质的研究,解释其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理论是詹明信后现代主义理论重要的组成部分。他既不认同对大众文化绝对的批判与悲观判断,也反对对大众文化的全面追捧。詹明信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运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对大众文化进行客观的评价。詹明信认为:批判与希望并存的大众文化理论一方面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思想控制,维护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质也将普通人群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呈现出来。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关系绝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你中有我的渗透关系。第五,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既有积极意义也有历史局限性。我们应辩证地看待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有益之处,也应对其局限性保持清醒地认识。既肯定其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化霸权本质的揭露,以及对我国文化强国建设中有益的启示;同时也应该看到其理论中的杂糅性、文本与实践二元脱节、对大众文化构成分析不足等历史局限性。第六,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对第三世界国家包括我国社会文化建设具有一定启示作用。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对象并不局限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他对第三世界的文化问题予以极大关注,运用“民族寓言”剖析第三世界的文化,尤其是文学作品;作为一名美国学者,詹明信对美国文化的世界性输出有着更加深刻地认识。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赋予文化建设更伟大的历史使命。《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要求“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如何加强思想建设、如何增强文化自信、如何提高文化软实力、如何在世界舞台讲好中国故事等一系列问题为中国学者提出了新的思考。詹明信后现代文化理论为中国学者更加清楚地认识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文化变革提供理论依据;为中国学者研究世界文化的发展,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融合,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等问题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李娜^[5]（2021）在《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犹如人们在使用“服装”这一概念之前已经穿着某种东西一样,哲学家们在创制出“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之前,也已经生活在意识形态之中。可以看出,意识形态与个体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而意识形态概念和狭义的文化概念在内涵上存在着相互重叠的部分,因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常常把这两个概念混合在一起使用。这意味着,文化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表征,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贯穿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始终。尤其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新发展阶段,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西欧国家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得到空前满足的同时,物欲化风气渐为流行。与之相应,文化呈现出商品化、形象化、空间化的姿态和特征。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以福山为代表的“历史终结论”论调尘嚣日上,马克思主义有效性遭受质疑和挑战。正是基于透视、揭露这种文化的病症,詹姆逊主张对这样一个浸透着各种信息和“审美”体验的社会采取一种“历史主义”的和“辩证”的文化分析,从而达到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规律的“理解”。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学者,以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己任,詹姆逊一方面主动迎接“历史终结论”提出的思想挑战,他澄清了福山对马克思历史终结的误读,驳斥了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唯心主义倾向。另一方面,詹姆逊继承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吸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存在主义萨特的总体化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美学理论以及结构主义阿尔图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等,旨在为构建自己的意识形态分析模式奠定思想基础。为了真正构建基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詹姆逊重新对整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从传统到现代——系统的梳理和评判,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的两阶段说。这两阶段包括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三种分析模式还原论的理论分析和现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四种类型历史性分裂的批判。实际上,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发展史的两个主要阶段及其七种具体分析模式的理论分析和批判,旨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诸意识形态分析模式各有不足和缺陷,并无本质性的优劣之分,每种不同分析模式的优势是可以根据分析对象与主题的转换进行综合运用。由此,他主张对现代社会特别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采取一种“历史主义”的和“辩证”的文化分析,在这里,理论分析及其结论性观点得到了具体运用。当然,这同时也构成了他本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的阐释和再阐释,并因此试图超越和克服传统理论的局限和当代理论的极端。围绕着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构建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对传统解决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反思。无论是文物研究直接否定历史主义困境,存在历史主义解决历史主义困境过程中又陷入到新的困境之中,还是尼采式以“历史主义”之名反历史主义,结构类型学的主客体结构单一性,在本质上都没有彻底解决历史主义意识形态性困境。在廓清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之“迷雾”的基础上,詹姆逊指认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中可以找到解脱历史主义困境的办法。通过对生产方式概念的历时性和共时性考察,使生产方式概念升华为一种总体性结构系统。当生产方式本身转变为整个社会关系的共时系统之时,存在于系统之内各个层面的半自主性表征着经济的这种最终决定作用实质为一种“不作用”。文化、意识形态、司法、政治、经济等各个层面之间既相互连接,又相互转化,在这个系统内文化与经济之间超乎一般的密切,这也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显而易见的事实。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发展史的两个主要阶段及其七种具体分析模式的理论分析和批判,以及对传统解决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反思的基础上确立了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解释原则,在总体性、辩证性和历史性框架之内构建了“三重视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解释学分析视角。其理论的最终诉求,旨在晚期资本主义境域下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功能,这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是一致的。詹姆逊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从“理论建构”进一步走向理论的“自我运用”。首先把其构建的意识形态解释学用于资本主义文化分期理论中,透视出资本主义每一历史阶段与之相应的文化逻辑。而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在这一历史化的过程中变得面目全非,不仅“揭秘”了这种新的文化形式实质为文化逻辑,还“解码”其隐蔽的资本的扩张逻辑、镜像化的统治逻辑以及文化殖民的霸权逻辑之意识形态帷幕。“在哪里跌倒,要在哪里爬起”,詹姆逊深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深受扭曲的、压抑的生存上的文化困境,然而他把超越“超空间”的文化政治使命寄托于认知绘图这一策略,旨在“期待着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可见,文化层面遭遇的困境也要从文化政治层面来寻找到突破文化藩篱之力量。詹姆逊的认知绘图策略本质上是“阶级意识”的符码,希望通过认知绘图来唤醒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压迫群体的觉醒,建立起反抗体制的联盟政治,从而朝着社会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方向发展。总之,詹姆逊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有效性的当代阐释,认为马克思早已为我们确立了对待后现代主义的“恰当立场”,所以,詹姆逊可以直面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中心的消解”、“基础的塌陷”以及“历史的终结”等惊世之叹。扞卫晚期资本主义阶段之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性,作为一种兴趣、作为一种吁求,贯穿于詹姆逊思想体系的始终。可以说,詹姆逊重新阐释、重新构建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解释学分析模式,为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激活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生命力和拓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视野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但毫无疑问,詹姆逊也存在重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缺陷、“修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上存在的偏颇以及他提出认知绘图策略中构想政治联盟的乌托邦色彩等理论局限。无论如何,詹姆逊的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也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层次上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一些可贵的理论参考和理论资源。

刘通^[6]（2021）在《拉克劳与墨菲话语领导权理论及其当代启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后期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迷,资本主义社会也产生了一些新变化,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拉克劳与墨菲开始重新思考社会主义运动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发展的问题,他们在批判继承列宁和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理论话语领导权理论。拉克劳与墨菲从话语理论出发,对本质主义、总体性概念和主体概念进行了解构,将阶级主体重新构建为在差异逻辑和等同逻辑运行下的可以进行话语接合的主体身份。他们把新社会主义运动当作是话语领导权的斗争,只有社会主义话语得到了普遍的认同,才能把社会主体身份进行联合形成同盟,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在此基础上,拉克劳与墨菲提出了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民主思想的理论,即激进多元民主策略,试图为社会主义民主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构想。尽管拉克劳与墨菲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错误的理解,但是这一理论作为社会主义运动在当代理论探索的结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提供反思和启示。

黄玉华^[7]（2021）在《鲍尔格曼的后现代主义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基于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生态危机、技术异化、物化现象泛滥、人文价值衰落等深层危机,鲍尔格曼立足于后现代主义视角进行了深入探讨。基于后现代主义视域,鲍尔格曼旨在解决侵略的现实主义、方法上的普遍主义和模糊不清的个人主义等危机问题。他试图通过将技术与实践理性相结合,指出置身于现代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人们应有选择性地使用技术,激发人们的活力,从而建立共同庆祝活动。建立共同庆祝活动是激发群体思想的必要条件,它能够激扬后现代社会底层现实的活力。本文以鲍尔格曼的后现代主义思想为主线,突出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对其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内涵进行系统的解读和梳理,集中阐释其对现实主义的批判以及对后现代主义经济在社会发展中最具渗透影响力的研究,阐明其后现代主义思想的独特风格,由此更好地探寻解决现代主义问题的超越路径。本文认为,鲍尔格曼的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形成有其独特的个人实践和社会背景,其思想的孕育与二者的双重作用密不可分。鲍尔格曼提出的焦点事物以现实为中心,激发人们用正确的方式去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并付诸实践理性去改变世界。基于这一批判与反思,鲍尔格曼提出了“超现代主义”和“后现代现实主义”,旨在寻求解决现代主义问题的超越路径,从而作为抵御现代性危机的关卡。但同时我们也看到,鲍尔格曼过分夸大了技术对人的迫害,过分夸大了人、技术和世界三者间的对立,没有充分认识到技术对人类日常生活的巨大作用。

杨元飞^[8]（2021）在《尼采形而上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围绕尼采形而上学批判与重建之间的矛盾介绍了尼采的形而上学思想,尼采认为传统形而上学所信赖的真理、逻辑、实体等都是人类为了生存人为伪造的结果,这种伪造的、抽象的、脱离现实的超验世界,贬低了活生生的现实世界,阻碍了生命的发展。因此尼采打碎了包括基督教在内的传统形而上学的价值观念进而重估一切价值,而在尼采重新确立新的形而上学、价值体系之前,尼采首先要解决传统形而上学所暴露出的问题,亦即虚无主义。通过尼采关于虚无主义的论述以及结合尼采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本文认为尼采的虚无主义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无限的怀疑意识,一种是传统形而上学是虚构的、否定生命的。随后尼采通过透视主义以及肯定生命的狄奥尼索斯形象对虚无主义的两种内涵加以对冲进而重建形而上学。这也就是说通过理解尼采的虚无主义与透视主义之间的关系,理解尼采形而上学批判与重建之间的矛盾。这种解释实际上认为在尼采看来所谓的真理只是某时、某地、某人的真理,人们所持的真理取决于所持者的心性特质,在尼采那里健康的心性、旺盛的生命力可能首先要重要于精致的学说、深奥的理论。概言之,本文主要通过对透视主义的理解围绕尼采形而上学批判与文化批判之间的矛盾梳理了尼采形而上学思想。

黄丽贤^[9]（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趋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18年,周作人编写的《欧洲文学史》问世,外国文学史教材的编撰自此便开始备受关注,但以往的相关研究鲜见探讨现代化进程如何影响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为此,本文借助教育学相关理论,以改革开放至今的多部经典外国文学史教材的编写为个案,并以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为背景,对比梳理多部教材的异同,重点探讨现代化进程与其编写趋势的关系,主要包含不同时期政治、文学、教育及伦理价值等方面不同程度的影响。全文共分为七章节,第一章为绪论部分,阐明本文的研究缘由,界定相关概念,说明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意义及方法,厘清本研究总体思路。第二章综述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研究情况,并对我国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进行溯源。第三章为理论基础,以认知主义学习理论、布鲁姆教学目标分类理论、人本主义学习理论为根据,为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提供科学指导方针。第四章探讨1978-1984年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的初步探索。改革开放拉开了中国新面貌的帷幕,这一时期几部外国文学史教材在“左倾”风潮转向“实事求是”思想的过渡中初试锋芒,对比这几部教材的同异之处,就那一时期现代化进程的政治、教育、文学及伦理价值背景如何影响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进行叙述。第五章探究1985-1999年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多元化的趋势。这一时期几部外国文学史教材在繁荣的文化、活跃的思想中褪去文革色彩,开始走向多元,依据教育学理论分析几部教材编写的进步与不足之处,并论述在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下政治、教育、文学及伦理价值现代化对教材编撰的影响。第六章考察2000-至今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多元的深化与推进。新世纪几部外国文学史的编撰趋势在新的世界格局、新的挑战中日新月异。以教育学理论为根据,探讨几部新世纪外国文学史编写嬗变的异同点,并阐明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教育、文学、伦理价值等方面演变对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的影响趋势。第七章为结语,阐述本研究的发现、不足和对未来研究的展望。归纳总结本研究发现,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当建议。基于史料分析和案例对比研究,本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外国文学史编写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78-1984年,新时期之初的外国文学史教材种类少、阶级特色鲜明。现代化进程中依然是政治主导,教育、文学和伦理价值观现代化的推进相对滞后,相应的外国文学史教材中政治色彩显着,其教育性、文学性和传授伦理价值的功能等被忽略。第二阶段为1985-1999年,这一时期现代化建设已取得不小成果,占主导的政治现代化逐渐让位于文学现代化,教育和伦理价值观在现代化建设中也紧跟步伐。文学理论空前繁荣、教育的革新和伦理价值的多元化使得这一时期外国文学史教材种类多样、内容丰富,而且教材属性凸显,但教材编写理念和内容较之文学研究领域相对滞后,与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研究仍有差距。第三阶段为2000-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推进,我国外国文学教材编写的多元化不断深化与稳定,信息化和多样化显着,这里的多样化涉及内容、编写形式及呈现方式的多元化。教材编写较之文学研究领域的研究延时性愈发不明显,但距离成熟的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教材仍有一定差距。

孙秀梅^[10]（2020）在《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对《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的解读》文中认为全球新冠疫情的肆虐、生态危机的频发迭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与资本主义生态帝国主义战略的实施,以及等等错综复杂的力量对峙与文明冲突,一方面凸显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对助力现代性发展与人类性文明贡献出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一方面力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要努力加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研究,“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和命运,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特征,加深对当代资本主义变化趋势的理解”的科学性与紧迫性。本文以英国着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佩珀为研究对象,以《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为文本依据,以反思国内理论界对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为思想前提,以该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意蕴的挖掘、对生态中心主义的批判、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建构为思想基础,努力完成与实现两个目的:一是通过对佩珀着作的深度耕厘,结合其思想的各种表达,为其思想搭建与之相符合的思想理论框架、澄明其理论蕴涵、彰明其理论方法、揭示其思想特质、展现其实践进路、反思其理论得失;二是在深入理解生态中心主义、生态社会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思想概念的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点和方法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性解读,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光辉的现代性效应呈显出来,以助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对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成逻辑进行历史性梳理与思想性把握构成研究的前提与基础。这一历史脉络肇端于20世纪80年代,历经90年代的成熟发展,在21世纪以后走向深化。它通过对生态危机全球性扩张的时间绵延分析、对作为典型社会危机的生态危机的空间侵占批判、对生态运动发展及其红绿转向的实践检视,援引社会生态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人类中心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资源,逐渐明晰了生态社会主义应当吸收的理论营养,坚定秉持的人类中心主义理论基调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向引领。通过对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成逻辑把捏而努力挖掘其思想的理论逻辑,有助于我们更加合理准确地理解其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蕴涵、主要论题与理论方法。佩珀尝试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意蕴的开掘、对生态中心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深度辨识和有力揭批,以及对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建构,构筑起其思想的主要理论意涵。在这一理论建构过程中,对历史分析法、阶级分析法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运用使其逐渐确立了四个主要论题,即生态社会主义研究需要展开对无政府主义和技术中心主义的政治哲学批判,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深入阐发,需要坚持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相结合的有效方案,以实现从社会正义到生态正义的价值路向。对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蕴涵的揭示使其理论特质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佩珀作为典型的生态学者,既呈现出与其他生态中心主义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同,又展示出自身与众不同的异,并将这些继承与创新彰显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解与资源撷取的不同之中,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弱”化改造与发展之中,以及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别样理解与独特建构之中。可以说,独到的理论特质使佩珀成为不同于欧洲大陆与北美风格的典型英国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代表。佩珀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践建构有其独特之处,这种独特既在于他选择性的批判吸收了其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资源,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做了新的解释与运用,更在于他的实践方案努力完成三重变革与转换,即佩珀试图通过从乌托邦式理论到生态现实主义的阶级创建、从“激进变革”到“社会变革”的快速转换、从“红绿对峙”到“红绿联盟”的有效跨越,来完成生态社会主义的逐步推进。这些实践方案是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出发形成的新的判断,是从变化了的生态危机中找寻出路的积极尝试与探索实践。总体来看,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正朝着更加成熟、更加深化的方向发展。他的思想既有显着的理论创新,也有值得引人深思的缺陷不足。佩珀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思考展示出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新观点,超越了生态中心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本质与乌托邦理论倾向,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视域,但也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折中主义的误读与运用,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偏激武断的认识,以及对生态问题的过度重视而忽视对经济生产等问题的分析。这些理论不足又暗地里挫败了其实践方案的力度与可操作性,这就难免滑向乌托邦的理论困局。所以,认真检视与合理反思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对生态危机的现代性批判,既有助于我们参照其生态批评的理论资源,又有益于我们坚定阐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超越与贡献。

二、后现代主义哲学评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后现代主义哲学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1）赫勒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鲍德里亚媒介诗学主体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拉克劳与墨菲话语领导权理论及其当代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鲍尔格曼的后现代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尼采形而上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趋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对《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的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四、后现代主义哲学评析（论文参考文献）

• [1]赫勒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D]. 李晶晶. 吉林大学, 2021(01)
• [2]鲍德里亚媒介诗学主体性研究[D]. 刘毅. 贵州师范大学, 2021(12)
• [3]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D]. 孙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研究[D]. 潘雁. 吉林大学, 2021(01)
• [5]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D]. 李娜. 吉林大学, 2021(01)
• [6]拉克劳与墨菲话语领导权理论及其当代启示研究[D]. 刘通. 大理大学, 2021(10)
• [7]鲍尔格曼的后现代主义思想研究[D]. 黄玉华.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8]尼采形而上学思想研究[D]. 杨元飞.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9]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趋势研究[D]. 黄丽贤. 南京邮电大学, 2020(02)
• [10]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对《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的解读[D]. 孙秀梅.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标签：后现代主义论文;  现代性论文;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