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水浒》与清末民初的《水浒》批评（论文文献综述）
许多娇[1]（2021）在《主旨与变奏：晚清小说群治观念研究》文中认为1895年至1911年的晚清时期,伴随着民族主义思想的高涨,呼吁进行大众动员成为知识界的共识。小说因其通俗易懂、受众广泛,被认为具有群治功用。本文所要研究的重点是,考察林林总总的晚清小说是如何在文本中贯彻群治观念的,以及晚清小说在文本中贯彻群治观念时出现了哪些主旨之下的变奏。第一章讨论民族主义思想与晚清群治观念的生成,以及晚清知识界对小说群治功用的强调。晚清的群治观念是晚清民族主义思想的最主要组成部分,而群治观念影响了对小说群治功用的阐释。严复、夏曾佑、康有为、梁启超等众多知识分子都从相同或相近的理念出发,把小说的政治功用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些知识分子对小说寄予的热望,无疑是助推晚清小说创作高峰到来的重要推动力,发挥群治功用成了许多晚清小说的创作主旨。但在具体的小说创作实践中,所表达出的群治观念要比政论文章或小说理论中所探讨的群治观念更为复杂和多元,既有对群治这一主旨的细化,又出现了主旨之下多声复议式的变奏。第二章研究晚清小说中的道德批判与观念重构。晚清诸多小说都存在对公众道德的批判,对革新民众思想和观念的期盼。尤其在面临1895年之后的危局时,晚清知识分子普遍感受到了社会的病态,道德堕落被认为损害了社会活力,国家思想缺失被认为影响了合群,观念愚昧落后被认为影响了社会发展,虚假维新则成了多方面问题的集合式展现。晚清小说家们希望通过批判道德状况,呼唤生成国家思想,批评落后观念,发挥小说的刺激作用,推动公众道德、思想、观念的内在重塑。甚至为了达到刺激作用,个别作者不惜在小说中故意夸大晚清社会的弊端和扭曲真实的社会道德状况。在晚清小说家那里,国家思想的塑造、新观念的养成,基本上需要通过引入西学、学习域外经验来完成,而道德重塑则更多指向儒家道德准则的践行与恢复。第三章研究晚清小说中的身体、女权与英雄。这是晚清小说家们为推动群治对个体外在重塑的思考。晚清鸦片泛滥、女子缠足等问题被认为不仅损害了个人身体,也损害了国家肌体,通过体育、体操等规训与重塑国民身体因此和国家强大紧密关联在一起,尚武精神、侠客精神与冒险精神的提倡是对身体叙事的进一步演绎。在晚清小说中还有大量关于女权的论述,但女权在晚清小说家那里主要是群治的一种重要手段,是为使女性与男性担负起同样的国家责任。晚清小说家还喜欢塑造英雄,从民族主义叙事来讲英雄的塑造应该指向英雄群体,但在晚清小说文本中,英雄叙事往往塑造的都是被神化的个人英雄,希望以个人英雄完成救国壮举。身体、女权与英雄叙事都服务于群治思想,但细剖文本我们又会发现一些吊诡之处,比如有的女权小说仍在闪现男权的影子,新式英雄的描摹却又有复制传统帝王将相传奇叙事的痕迹,形成了群治主旨之下的变奏。第四章研究晚清小说中的政体想象。1895年后的晚清政府,已经在知识分子那里失去了凝聚力和向心力,传统君主专制也已面临诸多批判。晚清小说在倡导群治时亦多畅想进行实质性的政体变革,这也是群治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当时多元社会思潮与复杂社会现实影响,晚清小说家在小说文本中言说政体变革时,一定程度上充满了犹疑、徘徊。一方面因晚清小说家大多属于改良派,支持立宪成为很多小说在政体言说上的共同立场;另一方面,不少小说家又认为当时民众的政治素养难以达到立宪所需程度,因此又不断强调塑造国民应当先从自治做起。当一些小说家对现实政体变革充满无奈时,他们又开始在乌托邦小说中塑造理想政体。而设想理想政体时,君主制思想的残余、殖民思想的引入,却在作家们自觉或不自觉的情况下从小说文本中流露出来,使对政体变革的言说又呈现出了变奏。第五章研究晚清小说中的排满、种战与大同世界观念。这几种观念生发于群治观念,却又是群治观念的悖反。在排满小说中,或因于对民族主义内涵的曲解,或因于对推翻专制王权的功利主义诉求,华夷之辨重新出现,把“群”的边界变得狭隘和窄化;在种战小说中,晚清小说家基本都认为黄种人与白种人终有一战,黄种应该联合,尤其同属黄种的中日两国应当亲近,小说家笔下“群”的边界又超出了中华民族范围或中国范围,黄种之群不再是群治最初所指的国家之群;在乌托邦小说中,作者们大多认为群治的终点并不是中国自身的强大,而要经由中国的强大走向世界的联合,倡导世界主义,迎来大同世界的实现,但在大同世界叙事中,国家边界消失,种群分别不再具有意义,小说的群治功用也同时被消解。
王艺欣[2]（2020）在《清末民初社会变迁中的中国科幻文学（1902-1919）》文中提出作为一种文学想象类型文体,科幻小说以科学观念为写作驱动,以科学知识为描写依据,并以在文本中建构起一个合理、可替代的世界为创作追求。自刘慈欣获得雨果奖以来,中国科幻文学便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其中,学界对晚清以来科幻文学的研究,主要是以个案文本解读为主考索历史,缺乏从社会变迁的层面探讨其发生背景。其实,中国科幻文学的发生与晚清科幻文学实践存在着紧密的关系。晚清西方文化的大规模引进,不但促使电灯、德律风等实物发明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更推动了科学知识和求知精神的普及和发展。在此一背景下,人们的时间观念、空间意识、速度与节奏、以及科学理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晚清科幻文学由此诞生。论文第一章从时钟电灯的引进出发,结合小说中新的纪年方式与时间计量单位的出现,力图还原当时人们时间观念变化过程,及其在科幻文学中的具体表现。第二章着重讨论科幻小说中的飞行意象。首先,小说主人公摆脱志怪小说腾云驾雾的飞行方式,借助机械运转与风力推动翱翔天际,以现实生活中的“热气球”为原点,构想出“飞车”、“飞舟”、“飞舰”以及“电翅”等意象。其次,魂与魄脱离了传统神魔小说的色彩,成为科幻小说中的飞行手段与技术载体。上述新想象元素的产生,与当时报刊杂志对各类飞行器的报导有着密切联系。第三章针对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和引进,从速度的角度解析当时科幻文学中人们生活节奏与效率提升的起因。第四章分析清末民初科幻小说中的科学工作者形象,指出他们强烈驳斥专制主义、蒙昧主义,展现出对全新社会制度的构想追求。总之,中国科幻小说的产生不仅与国外科幻作品引入相关联,更关乎当时整个社会对西方科学的了解、认识和思考。回溯源头,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勾勒出中国当代科幻文学的图景。
李鑫[3]（2020）在《清末民初小说评点之新变》文中提出清末民初（1902—1919年）,在小说界革命的号召下,小说创作迎来了辉煌的一页,这一时期,与小说相伴而生的小说评点亦迎来了极大的繁荣。值得注意的是,诞生于小说革命界之后的小说评点较之前代,无论是评点主体、评点对象、评点内涵、评点媒介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小说评点在其尾声期具有了新的素质,焕发出了别样的光彩。本文将清末民初小说评点置于古代小说评点的脉络中,立足近代小说的生存环境及特性,以“新变”为落脚点,具体考察近代小说评点的情况。研究分为四章。第一章探讨报刊这一新兴传播机制与清末民初小说评点的互动关系。本章首先从评点意图、评点特色、评点效果等方面分析小说评点与报刊的互动。其次从小说评点的形态角度,将小说话、小说论文等新兴批评方式视为报刊连载机制下传统小说评点形态之演化,探讨新旧评点形态之关系。第二章探讨评点者。晚清报刊业的发展为清末小说评点提供了新生力量,这一时期,许多评点者有报刊从业的经历,某种程度上说,报人成为小说评点的主流。本章以评点者的报人身份为切入点,首先分析报人评点者的身份特质及其与普通文人、书商的异同,从而提炼出报人评点者兼具商人与文人的特质复合型特征。其次结合本期评点的“同人化”潮流,探究不同报人群体的评点动机及评点情况。最后关注本时期大量出现的自评现象,探究不同评点者的自评倾向及其评点特色。第三章分析评点思想。小说界革命之后小说地位一跃而起,小说救国的论调使得对小说地位、小说思想的阐释与宣传成为小说评点的主要内容。本章首先论述清末民初小说评点对小说价值的阐释,以此反映时人的小说功利观。其次从题材角度论述清末民初小说评点中思想内涵的转变及对西方思想的认识与宣传。第四章探讨评点中的叙事理论。清末民初处于中国小说现代化的前夕,是小说叙事模式新旧转变的关口,在这一重要又微妙的时间里,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稳定成熟,另一方面是题材新颖、叙事方式令人目眩神迷的翻译小说的涌入大开时人眼界。本章首先介绍清末民初小说评点中传统小说叙事理论的发展背景及基本情况。其次阐述清末民初翻译小说的评点情况。最后论述在翻译小说影响下,评点对小说中新叙事因素的反映。
韩蓉[4]（2020）在《清末民初（1894-1919年）新着单行本小说图像研究》文中提出清末民初的新着小说图像是小说图像源远流长发展进程中别开生面、自成系统的旁支。这一部分小说图像承载着广阔的现实内容,较大程度地再现了清末民初社会的众生相,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基于此,本文将其置于小说图像发展史的整体框架中进行审视,试图揭示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的总体面貌。因此主要分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章从纵横两个维度切入,纵向以（附图）新着小说的题材类型为线索,结合时代背景和小说图像发展情况,将其分为两个发展阶段;横向以小说图像不同绘制对象的发展情况为线索,具体论述人物图、情节图、副图等的新变。第二章主要探讨清末民初小说图像的叙事功能。从呈现于读者眼前的小说图像的样式（图像和文字的关系、图像和图像的关系）到图像的本身（小说图像主体部分对文本内容的还原情况、新着小说图像独特的具象模式）这两个维度切入,对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与文本的互动关系作一番梳理。第三章对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的刊刻场所作一番追踪,采用点面结合的思路,既对这一时期刊刻（附图）新着小说的书局的总格局作一番总结,又对小说图像的生产和传播起到重要推介作用的书局进行分析,将涉及上海改良小说社、上海书局和文明书局三个重要书局。第四章主要从印刷技术和画师群体两个角度来论述其对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所产生的助力,一方面分析这一时期石印、铅印、铜印等印刷技术的发展所引领的图像发展;另一方面阐述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绘制者的群体特点和画家绘画技术的多维发展。第五章通过个案细读的方式,从解读小说图像内容的角度还原清末民初的社会新貌,主要从“外国人”与异域建筑（描绘异域想象的图像）、从“飞机”到“潜艇”（充满科学幻想元素的图像）、“女学生”与新式学堂（反映教育情状的图像）三个方面来考察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所呈现的历史新貌。
孙琳[5]（2019）在《水浒忠义观的建构与解构》文中指出“水浒”特有的绿林题材形成与传播于特定历史时期,对题材及社会价值的不同评判令其主题阐释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在“水浒”接受过程中,绿林题材与各不同时代的价值判断紧密融合,其“意义”虽不离“含意”,但往往产生截然不同的主题阐释结果。“诲盗”与“忠义”是“水浒”两种基本的主题归纳,表面上水火不容,实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从题材角度而言,“水浒”叙述的是绿林故事,“以暴易恶”的“法外”情节与人物屡见不鲜,虽有招安“归正”、清庙传名的结局,但“法外之行”是题材的重要部分,“诲盗”是对特殊题材社会效果的担忧;从主导意旨而言,特定时代的编创者、接受者对“水浒”大多持宽容态度,认为绿林人士本属“乱民”而非“贼民”,“为乱”是被逼无奈的选择,“忠义”是对“水浒”本身存在价值的肯定。“水浒”主题阐释虽有多种,但“忠义”在不同时代的内涵变化更为明显和关键,而像“诲盗”“伪忠义”等论点实则亦可视作为“忠义”内涵的不同表现,“农民起义说”“为市民写心说”“忠奸斗争说”“游民说”等亦可视作“忠”之对象由“君”转向于“民”或“国家”的某种变形,相对其他主题论而言“忠义观”的包容性更强一些。水浒“忠义观”有一个建构与解构的过程,“建构”指的是宋元时期的“忠义”价值观念经李若水、龚开、陆友仁、元代水浒戏等由外而内与水浒绿林题材逐渐结合的过程,水浒忠义观在明代百回本《忠义水浒传》中体现的最为明显;然而绿林题材与“忠义”之间的裂痕始终难以弥合,故而建构渐趋完成的同时解构亦已开始,此种解构指的是传统“水浒忠义观”中“忠义”与“非忠义”矛盾的凸显,经由金圣叹、清初水浒戏、清代水浒续书等不断放大和批判此种矛盾,传统“水浒忠义观”被质疑;清末民初在君主专制崩解的背景下,“水浒忠义观”渐成为新式的“忠”与“义”组合,“忠”之对象由君而民、而国、而民族,“义”之平等性渐而提升,新式“忠义观”得以重构。值得注意的是,建构与解构的发生是共时而非先后,一方面是创作者的情感寄托,另一方面又取决于读者和评者的价值立场,“忠义”作为一种悖论始终伴随水浒的产生与传播,即使“非忠义”“反忠义”亦是“忠义观”的某种变体。鉴于精力和学力有限,水浒“忠义观”研究的时间范围主要限定在自宋至清的古代阶段,其中有少部分延伸到近、现代阶段。一、主题内涵与“水浒”的经典化文学作品的主题研究向来是我国文学研究尤其是小说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我国“小说”一词和相关作品早在先秦时期即已出现,经魏晋、唐、宋的创作实践,明、清时期“小说”作为文学体裁之一无论是篇幅,还是内容含量及社会价值,均由“不经之作”而逐渐成为新的“经典”。在小说地位提升的过程中,不同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念亦添加于具体作品之上,令小说的“意义”更趋近于“道”,这一点在主题阐释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水浒传》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小说观念现代化的结果,这也是最深层的原因;直接原因则有明代中后期文化专制统治的放松,统治者对小说的倡导与宽容,士大夫的推崇与评点,市民阶层的兴起,文化的普及,印刷技术的迅速发展等。与其他小说不同,“水浒”有其特殊的绿林题材,在经典化过程中“水浒”与“忠义”这一当时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的融合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二、水浒“忠义观”的建构历史上的宋江事迹发生和传播于宋朝,在靖康之难、南宋偏安、文强武弱的时代背景下,类似对宋江等“匪寇”招安并赐予官爵以期其为国出力的事在南宋大量发生,“忠义”是当时社会自上而下公认的主流价值观念。李若水作诗《捕盗偶成》,提出“招安非良策”,对接受招安的“匪寇”是否“忠义”表示质疑。只是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南宋朝廷自顾尚且不暇,招安是朝堂无奈的选择;乱世之中落草绿林的“匪寇”各有各的无奈,招安是他们真心的期望,而“为国立功”则是他们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忠义军、忠义民、忠义人等在特定时代受社会普遍认同,这是水浒“忠义观”建构的时代基础。龚开出于宋遗民心态作《宋江三十六赞》,在序言中称宋江一类的“盗中之圣”尚具“义勇”,借对绿林的“赞”批判祸乱天下的“乱臣贼子”。元代陆友仁曾舟过梁山泺,结合龚开“画赞”作诗对历史进行反思,提及宋江征方腊取得战功一事,并隐讳地指出“乱自上作”。早期“水浒戏”推崇梁山“替天行道”的“公正”,实是元代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体现,这也成为水浒“忠义”中偏“义”的一方面表达。李若水、龚开、陆友仁及早期水浒戏对“水浒忠义”的态度并不相同,但均在有意无意地营造一种“水浒”与“忠义”之间的联系,实是时代价值观念的外在表现。三、《忠义水浒传》的“忠义”表现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是“水浒”故事的凝练与集中,明代现存大多数小说版本中均将“忠义”置于明显的位置,文本中“忠义”亦多次重复呈现,这既是小说编创时的意旨表达,也是当时社会价值观念的文学体现。只是儒家传统意义上的“忠义”本来有“对等”“适宜”之意,“水浒忠义观”本身内涵强调的则是单向度“臣”对“君”的服从,“忠义”实则为“忠”。小说以文学叙事手段创建了朝堂“无忠义”的特殊语境,其中君主昏聩、奸佞擅权、胥吏腐败,致令有能者无法安居于庙堂和“法内”社会,只得“被逼上梁山”。“忠义”的代表人物宋江历经曲折,虽竭力数次避免“落草”,但最终还是上了梁山。成为“匪盗”的宋江在山寨营造“忠义”氛围,极力谋求招安,重新回归“法内”社会之后,借征辽、征方腊行“忠义”之行,被鸩死之时仍不舍“忠义”,终得清庙留名。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塑造的宋江是文学中的“忠义”形象,是水浒“忠义观”的坚实文本基础。四、“水浒忠义观”的倡导与质疑伴随小说的广泛传播,“忠义”己成为“水浒”得以存在的独特价值标签。“水浒戏”虽多截取“水浒”之一段或一人物而演绎,明代中后期的林冲、武松、宋江等戏曲故事中虽有偏重的不同但均体现了“忠义”主旨,可见水浒“忠义观”之深入人心。序跋和评点是明清之际小说研究的重要形式,对“水浒”主题的阐释更为直接,且大多不离“忠义”左右,只是称扬者以“忠义”赞之,质疑者以“伪忠义”贬之。倡导“水浒忠义”者亦有不同表现,如天都外臣将“水浒”誉为“国医”,李贽称赏着书者用心之“发愤”,容与堂等版本评点中多结合小说内容进行“忠义”的归纳,是“忠义”的不同变体。金圣叹在明末起义频繁的时代背景下,质疑“招安”者忠义与否的问题,指出小说《水浒传》中“忠义”的内在矛盾。金圣叹作五篇序言从各个角度阐述“水浒”作者并无“忠义”的意旨表达,小说只是出于才子“锦心绣口”的“闲暇之作”,试图将小说从“载道”的重负下摆脱出来,彰显文学性的同时亦在隔离“忠义”与“水浒”之间的关系;同时金圣叹腰斩“水浒”,将宋江等人招安、征辽、征方腊等“忠义”事迹完全舍弃,另改编文本《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突出宋江之“伪忠义”。“迸忠义于水浒之外”,是金圣叹解决水浒内在忠义矛盾的一种方法,是他喜新炫才文学观念的表达,亦是他时事之感的体现,背后则是时代价值观念变迁的外在表征。五、水浒传统“忠义观”的解构清代“水浒戏”虽受《水浒传》整体框架的制约,但在内容、人物选择上与明中后期不离“忠义”相比,“非忠义”性更为明显。清初戏曲《宣和谱》从其名称来看不离“宣和”左右,实隐寓对“乱自上作”宣和之政的针砭。《宣和谱》戏文对宋江等水浒人物持否定态度,多处讥讽宋江的伪忠伪孝、王矮虎的好色无能、扈三娘的贪生变节,而以王进、栾廷玉、扈文姬、扈成等的真忠、真孝、真节、真义作为对比,将“忠义”从水浒人物身上剥离开来。清宫大戏《忠义璇图》是整个水浒故事的戏曲演绎,在水浒的整体框架下,刻意减少了表现水浒“忠义”的情节和对话,而添加了李若水、张叔夜等真忠真义以反衬水浒众人的“伪忠伪义”,并用近十分之一的篇幅以“冥谴”的形式对宋江等人展开批判,是对“水浒忠义观”的强烈反拨。另《虎囊弹》《闹江州》《偷甲记》等“水浒戏”虽内容与水浒故事相关,但均刻意远离了“忠义”主题,这亦可视作官方和民间视野对时代价值观念的某种反映。陈忱《水浒后传》突出了对“愚忠”的某种批评,青莲室主人《后水浒传》亦表现出对轻易放弃起义果实一味“忠义”的谴责。俞万春的《结水浒传》不但以“荡寇”的形式令水浒人物灰飞烟灭,更从多方面对“水浒忠义观”进行全面解构。六、“水浒忠义观”的消解与重构清末民初,民主、科学、法制等现代观念大量涌进,不但与明清时期的“忠义”价值观念产生冲突,亦对传统的小说主题阐释产生冲击。尤其是君主制崩解之后,传统“忠义”价值观的基础随之瓦解,而“水浒”深具反抗色彩的绿林题材在主题阐释中所占分量愈来愈重。“平等”“民主”“乌托邦”“社会主义”等新概念、新名词不断添加在“水浒”主题阐释之上,同时“农民”“市民”“游民”“流民”等水浒人物出身的不同归纳体现了从“民”到“人民”的内涵演化,传统水浒“忠义观”的消解体现了时代核心价值观念的变化与转移。“忠义”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对表现传统“忠义”最为突出的招安、征方腊的评价亦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表现最明显的“投降主义教材说”,这实是当代视角下对招安问题的新评价。另外,“忠义”指向的对象从君主转向于民族、国家、人民,同时对“义”的阐释亦添加进“平待”“相互”的时代新意,“忠义”观实现了某种重构。“水浒忠义观”的建构与解构、重构既是小说主题理解与阐释内涵的变迁,更是不同时代价值观念的体现。
高建青[6]（2019）在《拟旧与翻新:陆士谔小说创作的“模式化”倾向》文中研究说明"模式化"是清末民初小说创作领域的普遍现象,以至于出现了借旧小说以"翻新"的创作热潮。陆士谔是处在这一风潮中的较有影响的通俗小说大家。一方面,陆氏的小说创作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的题材潮流,在看似多样性的题材选择中,实际上却暗合了他对当时新兴的小说创作题材风潮的追逐,因而使其小说题材的类型化相当明显;另一方面,陆士谔是"翻新小说"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翻新"之作在主体人物和故事架构等方面与之前的古典作品保持一致,只是人物的思想和情感被置换为时兴的维新思想或其它变革图强的政治诉求,在主题思想方面具有典型的"模式化"倾向。
焦欣波[7]（2018）在《清末“水浒”的政治批评与文学翻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文学及其戏剧的艺术创作模式、审美意识发生着根本性变化,西方近现代文学与中国文学、中国戏曲呈现出一种复杂交织、融合多变的新格局,加之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知识分子着手重新审视和评判"俗文学"的认知价值和社会功能。因此,"小说界革命"、"曲界革命"在晚清"西学东渐"风中蓬勃兴起,《水浒传》及水浒戏开始进入知识分子的批评视野,迅速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用以改变社会腐败、政治落后的思想文化资源,以及表达其政治观念的有力武器。"水浒"作为一
焦欣波[8]（2017）在《20世纪中国水浒戏剧研究 ——以剧本创作及改编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在20世纪中国戏剧文学研究中,突破与超越文体和单篇作品范围界限的故事类型研究,一直是个空白。本文运用历史文献法、个案分析法、比较法以及诸多文学戏剧理论批评方法,从共时和纵向两个角度既着眼于戏剧创作及其改编的“历史场景”的学术性探究,又承继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参照当下文艺思潮、戏剧理论的发展趋向,使一切新观点建立在扎实充沛的史料梳理、新的阐释视角和新材料的发掘之上。并且,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而不仅仅是“改编”的角度切入,以20世纪中国水浒戏剧十分鲜明的阶段性、历史性特征为结构框架,以京剧和话剧为主要研究对象,清晰地剖析20世纪中国水浒戏剧的思想性、审美性、艺术性以及与社会、政治、文化之间的紧密关系,力图展示水浒戏剧在20世纪发展的内在规律与演化轨迹,揭示戏剧文学的丰富性、复杂性以及无限可能性。20世纪中国水浒戏剧伊始于民国初年的“戏曲改良”和“新潮演剧”实践活动,在“小说界革命”、“曲界革命”和社会政治变革的强力推动下,产生了一批富于探索性的水浒新剧。尽管说这种探索沿续着固有的传统戏曲“程式化”表演,但新的独有的时代思想以及受日本新剧影响的艺术风格已经浸润其中。真正成熟的第一部“水浒话剧”（文明戏）《宋江》,是“五四”时期新旧剧交锋对“水浒戏”影响的结果,而反响最强烈、影响最深远的且具有深厚人道主义启蒙精神的“水浒戏”是欧阳予倩的话剧（文明戏）《潘金莲》。“五四”时期剧作家的这种创作精神,使“水浒戏”由历史的客观性真实转向现代意义上的主体性真实,开启了千年以来“水浒戏”的新纪元。事实上,20世纪中国水浒戏剧创编的繁荣肇起于1930年代,他们既有与时代政治诉求紧密相关的“水浒戏曲”和“水浒话剧”,也有逆历史进步潮流的注重“高台教化”功能的改良水浒戏。这一时期最为明显的创作特征是“水浒旧剧”的“革命化”选择及其实践,由欧阳予倩和马彦祥所形成的“侠义英雄+群体反抗”的叙述模式,成为水浒戏剧在20世纪的历史性选择。不得不说,这种创作方法“结束”了水浒英雄“单打独斗”的“局面”,着手与底层百姓共同肩负起时代的使命和历史的重任。“水浒戏剧”因其反抗特质同样成为抗战时期剧作家创作的对象,“侠之大者”的精神和民族正气再次得以弘扬。在国家意识的强烈笼罩下,水浒戏剧以民间立场和民间价值观念塑造出一批丰富多彩的英雄形象和感人故事,“水浒侠义”的人格魅力、行动规范和价值取向,广泛熏染了抗敌战士、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更为可贵的是,在抗战后期以《潘巧云》为代表的水浒戏剧消解了水浒英雄“冷冰冰”的“气概”,某种程度上回归到理性启蒙的创作道路上。基于民族“戏曲现代化”艺术改革和重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实现文艺为“战争、教育、生产服务”的政治目的,延安时期水浒戏剧创作及其改编既受原有故事超稳定结构的约束,又不得不通过多种艺术方式,对传统故事给予革命意识形态的整合、改造和遮蔽,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戏剧文学的创作题材、审美意识和思想内涵,但也使得传统戏曲被现代化、大众化的同时,迅速被革命化、政治化和概念化。延安时期新编水浒戏剧成为陕甘宁边区及其它“边区”以及“解放区”文艺大众化、革命化的经典形态,对建国后的水浒戏剧改编起到了决定性影响。因此,“十七年”时期水浒戏剧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人民性”的美学规范,持续重构梁山英雄特别是梁山女性形象。可以说,“十七年”的新编水浒戏剧未能真正实现创作主体及其思想表达的独立性,它大规模的生产和创新都是在主流意识形态控制下实现的“创造性转化”。尽管说新时期初期魏明伦的《潘金莲》以荒诞手法为剧作家们提供了一种范式,但使水浒戏剧走向历史的“深处”并以批判性眼光反思“梁山精神”的,却是注重挖掘梁山好汉个体道德价值的《草莽劫》等作品。直到1990年代,水浒戏剧才完成商业化创作与市场化转型,凸显出“媚俗”与“类狂欢化”的美学特征,此时的水浒戏剧创作终于走出“历史—政治”隐喻这一思维惯性。纵观20世纪中国水浒戏剧则发现:其一,水浒戏剧的语言文体尽管吸收了西洋话剧形式和传统戏曲“程式”,但经过近百年剧作家的开拓、试验和探索,已形成一种内在的言语秩序和表达方式、感觉方式、体验方式、思想方式乃至精神结构。这种文体特征内隐于水浒戏剧的语言深层,外显于戏剧意义的表层,同时包含着与文本相关的社会思想与人文精神,体现着剧作人现代戏剧思维及形态的历史性变迁与心理结构的衍变。其二,作为一种“史诗性”的叙事方式,水浒戏剧以历史表述与历史隐喻的方式,不断形成民族的集体情感冲动,体现出民族寻求变革意识的伟大信念。其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20世纪中国水浒戏剧与政治国家、革命运动休戚相关,水浒戏剧几乎丧失了“原初”的意义,被赋予强烈的革命色彩以及由此形成了一种政治神话符号。虽然1990年代这一“政治神话”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削弱,但在国家政治与市场商业的通力合作下,水浒戏剧仍然没有创作出表现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人类思想与感情的作品。
马婷芳[9]（2015）在《陆士谔翻新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翻新小说是借用古典名着中的人物,写当代的时事。它出现在清末民初这个特殊的社会阶段,蕴含丰富的思想意蕴,极具鲜明的时代印记。翻新小说是陆士谔众多小说中的一种类型,他的翻新小说有《新水浒》、《新三国》、《新孽海花》、《新野叟曝言》,总体来看,这四部翻新小说是作者对社会的一种深沉思考。论文共分为四个部分来讨论他的翻新小说:第一章:翻新小说是在“西学东渐”的文化背景下和清末积贫积弱的政治现状下产生的,是求新求变的艺术追求和富国强兵的愿望的产物。陆士谔本人的小说创作有“说部百种”的说法,其小说创作题材涉及面广,并且首创了医学小说,翻新小说是其中一种。第二章:翻新小说产生在清末民初那个特殊的时代,肩负着干预政治的责任。《新水浒》可看做是维新事业的反面教材,作品集中暴露了维新事业过程中的种种丑恶,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先进的改良措施。《新三国》可看做是维新事业的成功经验,作品中蜀国通过实施各种立宪措施,百业俱兴,最终取得三国统一。《新孽海花》写的是爱情故事,但是灌注了民族大义在作品里,表达作者家国之爱大于男女之爱的爱国情结。《新野叟曝言》则是一部普及科学知识的小说,其宗旨是“利民富国”。小说中各项内政外交均通过科学的举措和科学技术来解决,最终一统欧洲,移民外星。第三章:小说也烙上了一些时代特色,具体有新的思潮:维新变法、经世致用、女权意识的觉醒等,新的事物:医学器械、军事器械、饮食变化等,以及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人持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这些变化。第四章:陆士谔的翻新小说在假托原着外衣的基础上,尝试“陌生化”的艺术追求,叙事结构多样化,叙事视角灵活转换,叙事语言时而婉言,时而直笔。关于陆士谔的翻新小说的研究现状还不够充分,论文采取文本细读法、文学批评法、文史互证法等对其翻新小说进行研究。
冯仰操[10]（2014）在《清末民初的地方意识与文学》文中指出本文探讨清末民初的地方意识与文学的关系。清末民初的地方意识不仅是源自传统的对家乡故土的情感与理性的认同,还发展为一种以地方为媒介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思潮。地方意识与文学并非单向的影响与反映的关系,而是处于复杂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清末民初的文学反映了社会各领域的地方意识;另一方面,清末民初的文学不仅仅是被动的反映,在很多情况下主动参与甚至引领了地方意识。本文探讨五个方面的问题,依次如下。第一章《地方政治的想象与反思》,讨论地方政治与新小说的关系。在新小说兴起前后,人们从地方意识尤其是省籍意识出发设计了经由地方建立国家的方案,与之相应,新小说同时开启了国家与地方的想象。以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为起点的新小说,多将“新地方”作为通向未来“新中国”的起点,将地方自治制度作为地方政治的施政方针,并将理想的志士作为实践的主体。但理想的地方想象与国家想象在受到现实政治的冲击后归于沉寂。自清末开始实施的地方自治制度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反而产生了一系列社会矛盾。清末民初的小说家从理想的歌颂转向现实的反思,以绅权的膨胀与异化为中心,批判地方自治在选举与推行各环节的弊端。总之,清末民初小说对地方政治的想象或反思,均是对政治亦步亦趋地模仿或再现,对政治功用性的过度追求势必损害或限制文学独立性的品格。第二章《“国语”建构中的方言和方言文学》,聚焦国语建构中的方言与方言文学。人们在追求民族国家过程中开始注意到“国语”的重要性,超越地方性的国语成为各种语言文字变革的核心主题,于是官话与官话书写成为理想的选择。但官话并未成为法定国语,也未普及到全国各地。各地为启蒙地方而采取了自下而上追求国语的策略,即先在地方推行方音切音字与方言白话文,而后完成统一国语的目标,力图在地方性与全国性之间达成平衡。清末民初的文学亦注意到文学语言中方言与官话的纠葛,一方面为启蒙地方,发掘传统的自发性方言文学,将之作为启蒙的工具,另一方面追求语言统一,推尊官话的权威,将方言文学自觉边缘化。第三章《地方历史的发掘与书写》,考察的是地方历史文化的整理与文学的关系。清末新知识界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重构以民族为核心的历史文化,与之相应,人们从地方意识出发,重返地方的历史文化,梳理地方历史文化与中国或汉族的关联性,借以确立当下的地方在国家中的重要位置。在重返地方历史的过程中,清末民初的文人亦立足于地方揭示与书写被遮蔽的地方史,通过地方野史与地方人物来建构理想的国史与国民,这一工作主要包括整理并出版各地的乡邦文献、编着地方野史、撰写乡贤传记等。在乡邦文献的整理与利用上,人们热衷于发掘向来作为禁忌的明末清初文献,一方面作为反满的“恶声”直接服务于政治,一方面成为新的野史创作的文献来源。在地方人物的追忆上,人们借助传记文学发掘地方上与民族国家有关的英雄,包括反抗外族的英雄与投身现代化事业的英雄,并将个人在地方与国家等群体性价值网络中加以定位,以建构理想的乡民乃至国民形象。第四章《地方歌谣的发掘与仿作》,注目的是地方民间文化的利用与文学的关系。人们除了发掘和利用地方的精英文化,还将眼光向下投向民间文化中的歌谣。各地流行的歌谣在启蒙框架下被大量发掘,并被广泛的仿作。直至“五四”歌谣运动兴起前,人们多是将歌谣作为启蒙民众的工具,对歌谣本身的价值却很少肯定。这一时期的歌谣仿作,只是模仿歌谣的形式,即句式、曲调方面,并将其原有的地方性内容置换为普遍性的启蒙常识,目的正是通过地方的民众启蒙活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第五章《“五四”新文学的地方发现》,从比较的角度入手,考察新文学中艺术的地方主义的趋向。艺术的地方主义,促使新文学家关注地方,关注地方方言、文人传统、民间文化等地方性元素,并将之作为建构新文学民族性、个性的凭藉。。首先,以周作人为个案考察其对地方文人传统的再发掘,乡邦文献成为其文学创造和理论建构的重要资源。一方面,乡邦文献对地方风土的书写为其散文创作提供了广泛的借鉴与丰富的材料;另一方面,乡贤与乡贤文学为其独特的文学史建构提供了关键的坐标与有力的例证。其次,考察新文学对地方歌谣的发现与利用,人们在文艺与民俗两方面肯定歌谣固有的价值,并各自以家乡为中心采集歌谣,并将新诗歌谣化作为努力的一个方向。但新诗人不过偶一为之,新诗歌谣化止于提倡的层面,歌谣的方言和声调未成为新诗语言与音乐的基础。再次,考察新文学对方言的接纳与利用,从建构国语出发,新文学家坚持通过文学创造国语的途径,将方言作为国语的一分子,将方言文学作为国语文学的补充。但是出于多种原因,方言文学止于理论倡导却很少付诸实践。
二、《新水浒》与清末民初的《水浒》批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水浒》与清末民初的《水浒》批评（论文提纲范文）
（1）主旨与变奏：晚清小说群治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缘起与研究对象 |
| 二 既有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晚清群治观念的生成:民族主义与小说动员 |
| 第一节 民族主义思想与群治观念 |
| 第二节 群体动员与小说群治功用的阐释 |
| 第三节 小说实践:群治理念的构想与现实 |
| 第二章 群治的共识:晚清小说中的道德批判与观念重构 |
| 第一节 道德的批判与重塑 |
| 第二节 国家思想的缺失与培植 |
| 第三节 提升民智与观念革新 |
| 第四节 虚假维新批判:综合思想的呈现 |
| 第三章 群治求诸己:晚清小说中的身体、女权与英雄 |
| 第一节 身体重塑及其演绎 |
| 第二节 女权的阐扬与变形 |
| 第三节 英雄叙事:人性与神性 |
| 第四章 群治与政体:晚清小说中的政体想象 |
| 第一节 反专制与倡自治 |
| 第二节 立宪:根本性变革的憧憬 |
| 第三节 乌托邦中的理想政体想象 |
| 第五章 群治的悖反:晚清小说中的排满、种战与大同世界 |
| 第一节 排满叙事与群治之界 |
| 第二节 黄种认同与种战观念 |
| 第三节 世界主义与大同世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清末民初社会变迁中的中国科幻文学（1902-191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科幻文学概念辨析 |
| 科幻文学发展历程 |
| 清末民初中国科幻文学界说 |
| 研究综述与方法创新 |
| 第一章 钟表与电灯:精准刻度与时间意识 |
| 第一节 科幻小说的时间向度 |
| 一 纪年方式与论争 |
| 二 照明工具与时间旅行 |
| 第二节 西洋机械与陈设玩赏 |
| 一 漏刻与自鸣钟:从“机巧”到“机器” |
| 二 钟表图说与咏物新题 |
| 第二章 飞行意象与空间探索 |
| 第一节 飞行的西洋新器 |
| 一 以热气球为开篇 |
| 二 “飞车”、“飞舟”与“飞舰” |
| 第二节 古代陈法与魂魄 |
| 一 机巧法宝与“电翅” |
| 二 飞向太空的魂魄 |
| 第三章 速度与交通工具的幻想 |
| 第一节 航运交通的进化 |
| 一 火轮船与电机兵舰 |
| 二 潜水艇与水底潜行艇 |
| 第二节 陆运交通的进化 |
| 一 火轮车与地下铁路 |
| 二 电车与空行自由车 |
| 第三节 生活节奏的变化 |
| 一 提升效率的科技发明 |
| 二 快与慢的转化 |
| 第四章 科幻小说与科学理念启蒙 |
| 第一节 科学家与虚构社会 |
| 一 科学家形象辨析 |
| 二 晚清“电王”与超级英雄 |
| 三 科学与女子世界 |
| 第二节 真文明境界的构建 |
| 一 以新中国未来为开篇 |
| 二 炎黄世界的大同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
| 附录 |
| 后记 |
（3）清末民初小说评点之新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论题研究背景及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论题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报刊——小说传播媒介与小说评点 |
| 第一节 报刊与小说评点的互动 |
| 第二节 报刊与其他小说评点形态 |
| 第二章 报人——评点者的身份特征及其评点特色 |
| 第一节 报人——评点者的身份特征及其思想变化 |
| 第二节 评点者的友人化、“同人化”及其评点动机 |
| 第三节 清末民初小说评点中的自评现象 |
| 第三章 以评觉世——小说评点的思想内涵 |
| 第一节 觉世之文、裨益社会——评点对小说价值的重新定位 |
| 第二节 讲公德之权舆,谈宪政之滥觞——评点思想内涵的转变 |
| 第四章 “观其一起之突兀”——小说评点中的叙事理论 |
| 第一节 传统小说叙事理论 |
| 第二节 翻译小说评点中的叙事理论 |
| 第三节 翻译小说的余响——清末民初自着小说评点中的新叙事因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清末民初(1902—1919)小说评点叙录 |
| 后记 |
（4）清末民初（1894-1919年）新着单行本小说图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界定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概述 |
| 第三节 选题缘由与构想 |
| 第一章 承与变:清末民初小说图像发展态势 |
| 第一节 题材类型分类:两期发展脉络 |
| 第二节 绘制对象分类:多样性的图像 |
| 第二章 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的叙事效果 |
| 第一节 外部:图像样式干预叙事效果的实现 |
| 第二节 内部:图像主体影响叙事效果的达成 |
| 第三章 刊印新着小说图像的书局 |
| 第一节 书局出版新着小说图像的总格局 |
| 第二节 重要书局对新着小说图像的推介 |
| 第四章 印刷技术与画师群体的助力 |
| 第一节 印刷技术发展引领的图像嬗变 |
| 第二节 画师技术革新引领的图像发展 |
| 第五章 社会百相:从小说图像看清末民初的历史新貌 |
| 第一节 “外国人”与异域建筑:从小说图像看异域想象 |
| 第二节 从“飞机”到“潜艇”:从小说图像看科幻想象 |
| 第三节 “女学生”与新式学堂:从小说图像看教育情状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清末民初新着单行本小说中不同类型图像的题名情况 |
| 二、清末民初单行本(附图)新着小说编年叙录 |
| 后记 |
（5）水浒忠义观的建构与解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和价值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水浒”主题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水浒”的传播与主题评价 |
| 一、由“非经典”而“经典”的小说 |
| 二、明代小说社会功能的阐发 |
| 三、《水浒传》的“经典化”路径 |
| 第二节 “水浒”的主题与题材 |
| 一、小说主题的内涵 |
| 二、“水浒”主题的多义性 |
| 三、独特的绿林题材 |
| 第二章 水浒“忠义观”的建构 |
| 第一节 悖离于“忠义”的水浒本事 |
| 一、历史中的“南朝忠义” |
| 二、对宋江招安“忠义”的怀疑 |
| 三、朝野对招安的不同态度 |
| 第二节 宋江“忠义”的虚指与期望 |
| 一、龚开对宋江事迹的采择 |
| 二、表面上的赞与实质上的箴 |
| 三、“盗中之圣”与乱臣贼子 |
| 四、《宋江三十六赞》中的“忠”与“义” |
| 第三节 宋江报国的“忠义”所指 |
| 一、身具历史反思观念的陆友仁 |
| 二、“宋江题赞”寓指的“乱自上作” |
| 三、宋江征方腊以“报国收战功” |
| 四、宋江故事的绿林特质 |
| 第四节 早期水浒戏的“忠义”偏指 |
| 一、替天行道之“忠义”背景 |
| 二、“替天行道”中的“义” |
| 三、明初水浒戏中的“忠义”体现 |
| 第三章 《忠义水浒传》的“忠义”表现 |
| 第一节 《忠义水浒传》的“忠义”内涵 |
| 一、“忠义”的词源意义 |
| 二、《忠义水浒传》中的“忠义”所指 |
| 第二节 小说中朝堂“无忠义”的叙事语境 |
| 一、昏聩的君王宋徽宗 |
| 二、擅权的奸佞 |
| 三、滥权的胥吏 |
| 四、无法尽忠于朝堂的水浒武将 |
| 五、忠义所归的梁山世界 |
| 第三节 水浒故事中宋江之“忠义” |
| 一、上梁山的曲折叙事 |
| 二、宋江所题“反诗”与“忠义”矛盾的解决 |
| 三、借天意言人事的“忠义”叙事 |
| 四、宋江“忠义”的具体表现 |
| 第四章 “水浒忠义观”的倡导与质疑 |
| 第一节 明代水浒戏的“忠义”表现 |
| 一、忠奸对立的林冲故事演绎 |
| 二、以义寓忠的武松故事演绎 |
| 三、细节蕴忠义的宋江故事演绎 |
| 第二节 “水浒忠义观”的倡导 |
| 一、天都外臣的“国医”之论 |
| 二、李贽的“发愤着书说” |
| 三、容与堂本评点的“忠义”阐释 |
| 四、“水浒忠义观”的多方响应 |
| 第三节 金圣叹对水浒“忠义观”的质疑 |
| 一、代作者立言以非“忠义” |
| 二、截尾祛报国战功以消解“水浒忠义” |
| 三、改编小说文本以证宋江“伪”忠义 |
| 第四节 “迸忠义于水浒之外”的原因 |
| 一、《水浒传》内在的“忠义”矛盾 |
| 二、特立独行之才子观 |
| 三、深文曲笔之文学观 |
| 四、非忠义寓褒贬之时事观 |
| 第五章 水浒传统“忠义观”的解构 |
| 第一节 清初《宣和谱》对水浒“忠义”的“翻案” |
| 一、《宣和谱》命名的针砭之意 |
| 二、《宣和谱》春秋笔法的创作主旨 |
| 三、《宣和谱》对传统水浒“忠义观”的消解 |
| 四、“忠义”游移于水浒之外 |
| 第二节 《忠义璇图》对水浒“伪忠伪义”的批判 |
| 一、创作过程中的“忠义”思考 |
| 二、删增情节以消解“水浒忠义” |
| 三、《忠义璇图》对宋江“假忠假义”的批判 |
| 第三节 《虎囊弹》的主题变换 |
| 一、《虎囊弹》的大体情节 |
| 二、现存的《虎囊弹》残出 |
| 三、无涉水浒忠义的内容与主旨 |
| 第六章 “水浒忠义观”的消解与重构 |
| 第一节 帝制消亡后的水浒主题新变 |
| 一、君主制消亡引发“忠义”内涵变化 |
| 二、从“民”到“人民”的演化 |
| 三、传统水浒“忠义观”的解构 |
| 第二节 水浒“忠义观”的新内涵 |
| 一、对民族、国家的忠诚 |
| 二、招安问题的重新认识 |
| 三、“忠义观”的讨论 |
| 小结 |
| 一、“水浒”主题研究的反思 |
| 二、“水浒”主题研究的时代意义 |
| 参考文献 |
| 一、原典文献类 |
| 二、研究着作类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拟旧与翻新:陆士谔小说创作的“模式化”倾向（论文提纲范文）
| 一、题材类型化:拟旧与跟风 |
| 二、主题同质化:翻新与趋同 |
| (一)《新水浒》:批乱象反说维新 |
| (二)《新三国》:尊立宪正论变法 |
| (三)《新孽海花》:抛私情以救家国 |
| (四)《新野叟曝言》:倡科技以图富强 |
| 三、作为现象的“模式化” |
（8）20世纪中国水浒戏剧研究 ——以剧本创作及改编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水浒戏”创作及改编的历史与演变 |
| 二、“水浒戏”学术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 三、20世纪中国“水浒戏剧”的文本阐释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民初至“五四”时期的水浒戏剧转型及探索 |
| 第一节 清末民初思潮与“水浒新剧”的创作尝试 |
| 1. 清末“小说(曲)界革命”与“水浒”地位的提升 |
| 2. 民初“水浒新剧”的创作尝试 |
| 第二节 五四时期“水浒话剧”的诞生及其探索 |
| 1. “新旧剧”交锋与“水浒”话剧的诞生 |
| 2. 《潘金莲》与潘金莲的“翻案” |
| 第二章 1 930年代水浒戏剧的多元化主题与历史性选择 |
| 第一节 水浒戏剧的多元主题与文化透视 |
| 1. 政治诉求:人间正义与除“恶”反“封” |
| 2. 高台教化:在“戒色”与“爱情”之间 |
| 第二节 革命化叙事模式:水浒戏剧的历史性选择 |
| 1. 呐喊与批判:水浒戏与“革命”关系考察 |
| 2. 暴力或反抗:“旧剧改良”的“革命”选择及其实践 |
| 3. 范式及影响:“侠义英雄+群体反抗”的革命化叙事 |
| 第三章 抗战时期水浒戏剧的国家意识与民间立场 |
| 第一节 民族意志、国家意识与民族正气 |
| 1. “侠之大者”与国统区的民族正气 |
| 2. “奴才教育”与上海“孤岛”的狂欢式复仇精神 |
| 第二节 “民间立场”、“英雄侠义”与现代民族精神构建 |
| 1. “侠义”叙述与民间立场的抗战 |
| 2. 从“公义”弘扬到“私义”批判 |
| 3. 梁山英雄的两极化女性想象 |
| 4. “侠义”与现代民族精神构建冲突 |
| 第四章 延安时期新编水浒戏剧的叙事模式与革命想象 |
| 第一节 “新式英雄”塑造与“阶级仇恨”叙事模式 |
| 1. “反霸抗日”主题与“置换变形”的修辞策略 |
| 2. “新式英雄”塑造及英雄叙事模式 |
| 3. “阶级仇恨”:“丑化”“阶级敌人”与“美化”“人民群众” |
| 第二节 革命想象、革命伦理与革命“民族形式” |
| 1. “梁山泊”:革命“乌托邦”想象 |
| 2. 革命政治伦理与“女性私人痛苦” |
| 3. 革命叙述与革命的“内在结构” |
| 第五章 “十七年”时期水浒戏剧改编与“工农兵”文艺方向 |
| 第一节 水浒戏剧改编的新美学规范 |
| 1. 深入与调整:1948年前后的水浒戏改编 |
| 2. 《新大名府》《新渔家仇》批判与“历史主义”创作倾向 |
| 3. “人民性”与新编水浒戏剧 |
| 第二节 “梁山英雄”再构及其身份之痛 |
| 1. “自觉改造”:英雄好汉的“革命精神” |
| 2. “自我成长”:英雄好汉的“革命人格” |
| 3. “身份之痛”:英雄好汉的“革命领袖” |
| 第三节 爱情伦理与亲情暴力 |
| 1. 女性及其“淫妇”叙述 |
| 2. 从“英雄夫妻”到“才子佳人” |
| 3. 弱化的“父亲”与强化的“正义” |
| 第四节 水浒戏整理与“戏改”及“工农兵”文艺指向 |
| 第六章 新时期水浒戏剧的创作突破与审美趋势 |
| 第一节 “水浒戏”的革命性“续写”与批判性“反思” |
| 1. “极左思潮”与延安文艺“经典”再改编 |
| 2. 延续“十七年”与1980年初期的再创作 |
| 3. 梁山的“信仰危机”与个体价值的“反思” |
| 第二节 消费时代的水浒戏市场化转型 |
| 1. 媚俗:回归“古典浪漫” |
| 2. “类狂欢”:市场消费与“后革命化”叙事 |
| 第三节 新时期“潘金莲”的双重镜像 |
| 1. 文化“批判者”:“潘金莲”与华夏文化“妇女病” |
| 2. 大众“牺牲品”:“潘金莲”的精神向度与情欲世界 |
| 余论“程式”、史诗与神话 |
| 一、“程式”与语言文体的承继和突破 |
| 二、“史诗性”呈现与叙述方式的嬗变 |
| 三、“神话”及其历史性批判与反思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20世纪中国水浒戏剧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9）陆士谔翻新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及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晚清翻新小说与陆士谔小说创作 |
| 第一节 晚清翻新小说概况 |
| 一、翻新小说的创作背景 |
| 二、翻新小说的创作概况 |
| 第二节 陆士谔的小说创作 |
| 第三节 陆士谔的翻新小说 |
| 第二章 陆士谔翻新小说的思想意蕴 |
| 第一节 《新水浒》：维新事业的反面教材 |
| 一、魑魅政界 |
| 二、魍魉商界 |
| 三、鲜耻学界 |
| 四、改良措施 |
| 第二节 《新三国》：维新事业的成功之道 |
| 一、准许人民参政 |
| 二、发展教育 |
| 三、破除迷信 |
| 四、发明机器 |
| 第三节 《新孽海花》：家国之爱高于男女之爱 |
| 第四节 《新野叟曝言》：借科学手段以富国强国 |
| 第三章 陆士谔翻新小说的时代印记 |
| 第一节 新精神 |
| 第二节 新物质 |
| 第四章 陆士谔翻新小说的叙事艺术 |
| 第一节 假托原着外衣 |
| 第二节“陌生化”的艺术追求 |
| 第三节 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和叙事语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清末民初的地方意识与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地方政治的想象与反思 |
| 第一节 地方政治的想象 |
| 一 始于地方的建国理想:地方自立与地方自治 |
| 二 “新地方”的想象 |
| 三 理想的志士 |
| 第二节 地方政治的反思 |
| 一 地方自治的推行与困境 |
| 二 地方自治的再现与反思 |
| 小结 |
| 第二章 “国语”建构中的方言与方言文学 |
| 第一节 从方言启蒙到语言统一 |
| 一 以官话统一语言 |
| 二 方音切音字的制作与推行 |
| 三 白话文运动中的方言策略 |
| 第二节 方言文学的提倡与边缘化 |
| 一 “自发性方言文学”的发掘与方言文学的提倡 |
| 二 语言统一与方言文学的边缘化 |
| 小结 |
| 第三章 地方历史的发掘与书写 |
| 第一节 重返地方历史:以留日学生刊物为中心 |
| 第二节 乡邦文献的整理与地方野史的书写 |
| 一 乡邦文献的整理 |
| 二 地方野史的书写 |
| 第三节 地方人物传记的书写 |
| 小结 |
| 第四章 地方歌谣的发掘与仿作 |
| 第一节 启蒙视野下的歌谣 |
| 第二节 报刊上的歌谣仿作 |
| 一 《湘报》:歌谣仿作的先声 |
| 二 《新小说》:歌谣仿作的扩张 |
| 三 地方白话报:歌谣仿作的兴盛 |
| 小结 |
| 第五章 “五四”新文学的地方发现 |
| 第一节 艺术的地方主义:新文学的另类发现 |
| 第二节 乡邦文献的发掘与利用:以周作人为例 |
| 第三节 歌谣的再发掘与新诗的歌谣化 |
| 第四节 方言与方言文学的独立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 近代白话报中的“白话”信息 |
| 附录二: 近现代期刊中的“歌谣”信息 |
| 主要参考文献 |
四、《新水浒》与清末民初的《水浒》批评（论文参考文献）
- [1]主旨与变奏：晚清小说群治观念研究[D]. 许多娇. 吉林大学, 2021(01)
- [2]清末民初社会变迁中的中国科幻文学（1902-1919）[D]. 王艺欣. 暨南大学, 2020(12)
- [3]清末民初小说评点之新变[D]. 李鑫.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4]清末民初（1894-1919年）新着单行本小说图像研究[D]. 韩蓉.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1)
- [5]水浒忠义观的建构与解构[D]. 孙琳. 山东大学, 2019(02)
- [6]拟旧与翻新:陆士谔小说创作的“模式化”倾向[J]. 高建青. 宜春学院学报, 2019(05)
- [7]清末“水浒”的政治批评与文学翻新[J]. 焦欣波.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 2018(03)
- [8]20世纪中国水浒戏剧研究 ——以剧本创作及改编为中心[D]. 焦欣波.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5)
- [9]陆士谔翻新小说研究[D]. 马婷芳. 陕西理工学院, 2015(01)
- [10]清末民初的地方意识与文学[D]. 冯仰操. 南京大学, 2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