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村不是消“废”市场(论文文献综述)
肖雄[1](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叶璐[2](2021)在《多维城乡差距的测度、成因及经济效应分析》文中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实施追赶战略的导向下,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逐渐形成并不断巩固。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但在经济发展的背后,不平等的问题逐渐凸显。收入差距,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是这种不平等的集中体现。随着宏观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城乡差距已逐步延伸至经济、社会等领域。传统意义上的城乡收入差距不能完全体现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多维”应该成为城乡差距相关研究的重要视角。在城乡关系的变迁过程中,城乡差距如何演变?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影响作用和影响程度如何?各个维度城乡差距之间存在怎么的关联性?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新时期,城乡差距的演变是否对高质量发展产生阻滞影响?为回答上述问题,在对中国70年城乡关系的全面梳理的基础上,采用全国30个省份1993-2017年的数据,对居民生活、产业发展、要素配置和社会民生四个维度的城乡差距进行测度;基于多维不平等的理念,构建动态联立方程模型对各维度城乡差距成因以及维度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实证检验;从经济发展新格局的视角出发,分析城乡差距对经济总量、经济效率、消费规模、资本规模的影响作用,为城乡差距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提供实证检验,同时为后续城乡融合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等相关战略的部署和政策的实施提供丰富的经验支撑。论文的研究结论表明:(1)多维视角下测度的城乡综合差距以-0.45%的年均速度波动下降,并呈现“西高东低”的阶梯状分布特征。城乡居民生活差距缓慢下降,但差距水平依然保持高位,城乡社会民生差距逐渐凸显。产业发展和要素配置方面的差距呈“固化”特征,甚至出现加剧态势。(2)居民生活与社会民生维度的城乡差距存在“加剧”不平等的内在效应;城乡产业发展差距对城乡社会民生差距具有单向的“加剧”效应。城乡居民生活差距与城乡产业发展差距存在互动的负向关系。(3)四类形成因素对不同维度城乡差距的影响具有差异性。经济发展方面,人均GDP每增长一单位,城乡社会民生差距缩减0.12,要推动地区,尤其是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提升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市场化方面,非国有化程度每上升1%,城乡居民生活差距缩减0.33,要素配置、社会民生的城乡差距分别增加0.88、1.33,因此,要完善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无形的手”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需要政府“有形的手”对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引导。城镇化方面,人口城镇化率每上升1%,居民生活、要素配置的城乡差距缩减0.24、1.88,城乡社会民生差距增加0.77。城市规模结构每上升1%,城乡社会民生差距扩增0.17,因此,要以户籍改革推进新型城镇化,提升农民市民化的意愿,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全民覆盖率。财政方面,涉农财政支出每增长1%,居民生活、产业发展的城乡差距分别扩增0.62、0.76,但从长期看,有助于城乡产业发展差距缩减。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每增长1%,城乡社会民生差距缩减0.42,亟待改革和完善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纠正财政政策“城镇导向”、“经济导向”效应。(4)城乡综合差距对高质量发展具有负向影响。各维度城乡差距的影响存在显着差异。经济GDP受居民生活、产业发展差距每1单位的影响,相应减少0.03、0.01单位;经济TFP受到产业发展、要素配置的城乡差距每1单位的影响,相应减小0.01、0.01单位。社会民生、要素配置的城乡差距对实际消费规模的影响依次递减,差距每扩增1单位,消费规模分别缩减0.11、0.04单位。实际资本规模在受民生、要素配置差距每1单位的影响,相应下降0.02、0.04单位。此外,城乡居民生活差距对消费规模具有“净正向效应”。城乡差距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明显阻滞效应,缩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全面融合发展成为高质量发展新时期,构建经济发展新格局的必然要求和发展趋势。论文创新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从多维视角出发,构建城乡差距的指标体系;二是从多维不平等视角出发,将多维城乡差距纳入同一框架,在分析外部影响因素的作用同时,检验各个维度之间的关联性。三是从经济发展新格局出发,实证分析城乡差距对经济总量、经济效率、消费规模、投资规模的影响,探讨多维城乡差距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王越[3](2021)在《汉代城乡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乡关系即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以往的古代城乡关系研究主要侧重于唐宋明清时期的探讨,具体到两汉时期则更加侧重于城市和乡村的分别研究。研究汉代城乡关系不仅可以补充古代城乡关系研究体系中相对薄弱的一环,还有助于打通汉代城市研究与乡村研究的关联。同时,研究汉代城乡关系也有深化“城乡一体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理解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城乡关系作为研究主体,探究汉代城乡关系的历史实际,梳理两汉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和乡村从宗法血缘共同体中解放出来,城乡关系从政治、经济、文化、居住等方方面面都呈现出新的动向。受到多国林立、社会动荡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的城乡关系还展现出区域差异性和丰富性的历史特点。短暂的秦王朝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天下一统局面下城乡关系的发展。进入汉代以后,城乡关系得以继续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汉代城乡关系中存在较多的同一性要素。这是城乡共同体时代的基因遗存和“大一统”王朝政治体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城乡同一性要素主要体现在政治治理和居民生活两方面。城市与乡村统一于地缘行政管理体系,拥有着相同的基层组织和管理人员设置。各种身份人群广泛分布于城市与乡村之中,广大城乡平民享有同等的社会地位、政治权利、经济权益和文教机遇。此外,城乡经济和文化方面也具有同一性表现。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广泛分布于城市与乡村之中,城乡居民在主流思想文化上也有着相当多的一致想法与诉求。其二,汉代城乡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并且有差异化发展的趋势。这是城乡共同体色彩淡化,城乡分野明晰化的结果。城乡差异主要体现在空间差异和经济结构差异两方面。城市与乡村在空间规模、空间形态、空间结构以及空间发展趋势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城市与乡村在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市场结构上有着明显的不同。此外,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也存在着各自鲜明的文化特色。就汉代城乡关系的结构与发展趋势而言,城乡同一性要素的存在与城乡的差异化发展始终是并存的。其三,汉代城乡差异推动着城乡相互交流。城市和乡村通过政治互动,实现了治理功能的互补,乡村自组织在这一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城乡经济也因为经济结构的差异和区域差异而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城乡思想文化呈现出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双向互动形态。汉代人口在城市和乡村中自由选择居住,造就了城乡人口的主动性流动,流民在城市和乡村中祈求生存,造就了城乡人口的被动性流动。其四,汉代城乡可以实现相互转化。汉代城乡转化规模十分可观,乡村向城市不断地演进,城市也在向乡村不停地回归。影响城乡转化的因素主要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个方面,各个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着社会单位城乡形态的变化。城乡转化的实现得益于汉代城乡的特定背景,是城乡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城乡共同发展的“马太效应”推动了大都市和小型乡村的涌现,也为城乡转化提供了发展动力。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从发展趋势来看,两汉城乡关系出现了较多变动,其结果是乡村的成长与城市的停滞,但是没有突破城乡关系的原有结构。这是汉代城乡关系有别于其他时期的显着特征。汉代城乡关系发展的基点在于农本,而欧洲古代城乡没有共同的基点,由此造就了中西古代城乡关系的结构差异。同时,官方政府统一主导着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这与西方古代的城乡分治形成了明显的差异。
周辰[4](2020)在《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中国城市格局体系的演变,由不同城市的发展路径所决定。近代中国在西方入侵的背景下,被动卷入世界市场体系,原有的社会秩序亦遭受冲击。经济因素逐步取代政治、军事因素成为推动城市近代转型的根本动力,形成了政治城市衰落、经济城市崛起的格局体系。保定作为直隶省城,是一座地处京畿腹地的内陆城市,近代以前是区域性的政治军事中心,近代以来发展相对落后。保定依靠行政力量开启了近代化转型的历程,城市经济的发展并非内在需求的产物,而是政治权力推动的结果,其变革属于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属于行政导向型发展路径,在我国近代城市转型中具有典型意义。近代以前的保定,因军事而兴起、因政治而显赫,成长路径符合我国传统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即政治、军事优先发展。政治、军事地位的提升亦强化了城市的经济功能,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农业、手工业、商业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由北宋时期边境的军镇发展为清代直隶首府。保定的经济功能主要为政治、军事功能提供服务,属于权力控制型经济,商品经济成长动力不足,对外贸易能力有限,经济结构畸形。近代保定在官方的强力推动下开启了近代转型的道路,国家的宏观政策以及官员、军阀的个人权威是推动城市变革的主要力量,保定的经济延续着依附军事政治的传统。保定在社会变革中呈现出“绝对发展”与“相对衰落”并存的特点,城市在工业、金融业、交通与通讯、商业等领域具备了早期现代化的时代特征,与新兴经济城市相比,保定经济成长的动力不足,发展相对缓慢。近代保定区域市场在传统政治力量与近代经济因素的合力作用下迅速成长,通过分析商人结构、商品进出口结构以及市场体系网络结构,可以窥见其并未成长为经济类型的城市,仍然是消费功能为主的传统政治军事城市。保定市场在近代呈现出“先扬后抑”的演变过程,商业腹地因天津经济地位的擢升与新式交通工具的建设而空前扩大,亦因交通枢纽的丧失而有所削弱。保定城市地位由政治功能决定,经济功能依附于政治功能,城市区域地位与行政地位紧密相连。近代以来,经济因素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尽管保定市场地位有所提升,经济功能的不足弱化城市的政治功能,其区域中心位置被天津所取代。商会组织是保定近代商业转型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官方与民众需求相结合的产物,以国家行政推动为主要动力。官方与商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国家权威、中央集权程度,其互动机制存在较大差异。在国家权威相对薄弱时期,官方借助商会等民间力量维持统治秩序,双方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契约”关系,商会广泛参与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官方起到了制衡作用;当国家集权程度较高时,官方极力压制社会力量,商会沦为了官方的附庸机构,无所作为。保定商会属于行政高度管控的地方性商业组织,其成长路径与城市功能属性密不可分,商会组织的成立与改组、各类重大社会活动的开展均与官方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对官方存在较强的依附性。在保定商会与其他商会的互动中,社会属性多而经济属性较少,彰显城市政治地位崇高、经济能力不足的特点。关于保定的成长路径,需要一分为二的看待“权力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行政权力是推动保定城市转型、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国家通过强制性的改革避免了保定走向没落的命运;但是官方权力过大也会损害民众的合法权力,抑制区域经济成长的活力。
杨文[5](2020)在《费孝通视野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变动》文中提出社会生活是着名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学术考察的基本领域,尤其是其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这一关注对象的选择体现了其特定时代背景、问题意识、学科特征和个人学术特点,对此进行历史探讨,有助于认识费孝通对于中国近代化的独特思想贡献,亦可为社会史研究提供跨学科借鉴。费孝通成长于江南绅士家庭,新旧兼及的家庭教育开启了他的知识视野,而人类学的熏陶促使他更关注普通民众生活,并以高度的“文化自觉”,获取了对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洞见,显示了其传统文化根基和对世界文化态势的总体把握。费孝通直面近代中国剧烈的社会变局和现实生活问题,立志探求社会发展路向,溯源社会问题的历史症结,揭示社会生活变迁的规律,体现了人类学的学术使命。在他看来,构成中国历史症结的贪污无能、技术落后和高文盲率等,是社会结构、匮乏经济和儒家思想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些问题的解决非一般社会改良所能济事,社会发展论应运而生。根据这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出路在于以技术和组织变革为特征的工业化,落后族群只有在不同文化之间互动和学习中才能获得发展的机会。按照上述既定学术目标,费孝通在实证考察和理论省思层面,都作出了独特建树。费孝通的民众生活研究开始于对中国小农社区的观察,表明了社会人类学学者清晰的生活空间意识,他积数十年之功最终找到一条对庞大中国进行日常生活观察的“现实的方法”。以花蓝瑶、江村和禄村等不同类型的小农社区生活为个案进行考察,费孝通充满自信地认为,积以时日,必将增进对整体中国社会的认识。在众多的日常生活空间里,费孝通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所获得的社会仪式、口传和物质文化资料等,与历史通识的系统化资料以及经书、正史、地方志和官方统计等文献的使用,共同揭示了近代中国民众生活的细节。这些田野调查资料、历史通识和历史文献的结合,展示了以人类学为主、史学为辅的素材应用技艺。费孝通的近代中国生活审思聚焦于文化特质的变化、社会关系的产生和社会生活的变异。近代交通和价值观念等文化特质的变化,或者是近代以降的自我生成,或者是文化播迁的结果,其间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制约。随着近代中国城乡的人口流动,社会逐渐由血缘结合转变为地缘结合,家庭亲属关系以新的形式进行组合和调整,青年人普遍追求以感情为基础的婚姻结合,传统农业社会悄然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替易,与此,在这同时,手工业的衰落和劳工的社会地位成为重要中国社会问题。费孝通认为,外部助力和当地自立相结合的计划变迁构成社会生活近代变迁的基本路径。上述关注焦点的聚成,源自于费孝通敏锐的问题意识。作为功能派人类学家,费孝通反对以西方为中心的“台阶式”历史观,以“志在富民”为职志,特别关注处于文明世界边缘的中国乡村社会,从而提出了乡村工业化等一系列现实而可行方案。由此可见,时代关切、学科关怀和个人学术志趣等共同催生了费孝通的历史问题意识。就理论工具而论,功能派人类学以社会生活结构的考察见长,而费孝通特别强调文化历史性与社会性的深度关联,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探究不能离开其长时段的社会历史背景,这体现了一种日常生活史观。这样的生活探究既充满具象的社会描述,更重视一般原则的抽象;既注意仍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功能的“活着的历史”元素,更注目于动态生活脉络的勾勒;既有研究者的理性判断,更重视当时、当地、当事人的日常思维逻辑。功能主义的文化观、生活史观和主位—客位认识论成为费孝通认识近代中国生活的独特理论工具。基于近代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方向,选择费孝通视野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变动进行考察,我们不但认识了费孝通对于中国近代化的独特思想贡献,也可见其对于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指导价值,而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功能派人类学对于中国社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借鉴意义。
李树静[6](2020)在《当代中国农村契约秩序研究 ——以北京市延庆区为样本》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契约是当事人对交易标的达成基本共识基础上的交换关系。“契约秩序”意指特定社会组织通过契约安排所达成的运行状态。全方位贯穿于农村生产生活中的契约,既内生于农村社会,又与国家权力密切关照,构建了当代中国饶有特色的农村契约秩序。通过契约实现产权价值,是契约秩序的内在功能,契约的缔结形式、内容、契约的履行和纠纷解决方式,是契约秩序的外在表现。本文以北京市延庆区为样本,将当代中国农村契约分为公共事务契约、私人事务契约两大板块,从三个层面对农村契约秩序加以梳理和分析:第一,通过翔实的数据和鲜活的事例展现当代中国农村契约的基本样态;第二,以产权相对性理论为基础,阐释当代中国农村契约秩序在实现产权价值功能方面的实然与应然状态;第三,通过分析契约秩序所具有的系统性特征,从农村秩序系统的外在表征,即农村契约的形式与内容、农村契约的履行、农村契约争议解决三个维度,论证农村契约秩序的法治化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研究北京市延庆区农村公共事务契约基本样态。农村公共事务契约以农村集体经济合同为主,因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和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统称“村民自治规约”)建立在村民合意基础上,并且作为村民自治领域极其重要的社会规范,对包括农村集体经济合同在内的农村公共事务契约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本章将二者共同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2019年1月前延庆区尚在履行中的四类集体经济合同(资源类合同、资产类合同、资金类合同和其他类合同)基本样态进行分析,发现作为当代中国农村的主要契约类型,农村集体经济合同存在多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是代表“村集体”行使产权人权能的主体混乱,村民委员会、集体经济组织关系不清;二是政府对农村集体经济合同内容或过度规制,或监管不足,其中,乡镇政府审批和备案流于形式的现象较为突出;三是已签约的村集体资源、资产闲置率较高,产权价值未能充分实现;四是合同内容违法者不在少数,集中体现在合同期限超过法律规定、违反土地用途管制法规(尤其是在未履行转批手续的情况下将农用地用于非农建设);五是农村集体经济合同面临口头形式不稳定、书面形式不完善的双重挑战。通过对延庆区现存村民自治规约体例形式、内容、制定实施程序的分析,发现尽管随着国家对乡村治理关注程度的加深,村民自治规约的规范化水平有所提高,但目前延庆区村民自治规约的共通问题是:不能充分体现“民意”,村干部、政府的意志过多注入,尤其是村干部与村民代表组建的利益共同体,凌驾于村民之上操纵村民自治决定的情况仍很突出。另外,村民自治规约的频繁变动、村民自治规约与法律难以有机协调,法律法规对于村民自治规约侵犯村民基本权利的救济途径不畅,导致维权之路步履维艰,也是困扰延庆农村的重大难题。第二章,研究北京市延庆区农村私人事务契约基本样态。家庭承包土地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是具有社会保障属性的用益物权,与之相关的农户家庭承包合同、土地流转合同、农村房屋宅基地买卖合同,直接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本章梳理了延庆区此三类农村私人事务契约及相关制度的演进脉络、契约的稳定性与规范化程度,认为农户家庭承包契约秩序相对稳定,以出租为主要方式的土地流转需要通过村集体实现,延庆区土地大多流转给企业和政府相关部门用于造林绿化,土地流转存在区域差异,并且土地流转合同不规范现象普遍。尽管国家对农村房屋宅基地买卖施加诸多限制,但延庆区此等交易意愿强烈,受内生传统规则、外在法律规制以及时代发展进程多重影响,通过契约所交易的农村房屋宅基地因环境而异,相关买卖契约样态不断演变,现实中的农村房屋宅基地的权利主体多元、用途一主多辅。农村家事契约兼具人身属性和财产属性,延庆区农村普遍存在婚约,相应制度调整需求强烈,广泛的“假离婚”现象冲击着当地社会秩序的公平与稳定,父系传统下准契约性质的传统分家协议,逐渐被父系传统弱化下具有契约特征的当代分家协议所取代。第三章,分析农村契约秩序的功能:实现产权价值。农村契约秩序形成的前提是存在用于交换的产权,农村契约秩序的功能在于通过契约交换实现产权价值。以产权相对性为理论基础,本章对村集体资产、家庭财产、宅基地以及农用地的产权内容、产权限制及其价值实现方式展开研究。村集体对其资产所享有的所有权,受到承包权、经营权制约,最终收益权及其处分决策权属于村集体成员。有资格代表村集体行使产权人权能的法律拟制主体包括村民委员会和集体经济组织,二者之间的界分无论在法律规范层面还是在现实执行层面,都不清晰。避免村民委员会和集体经济组织在代表村集体过程中出现僭越,确保村集体意志的载体(包括但不限于村民自治规约)真实反映其成员的集体合意,有赖于村级民主程序的正常履行,解决之策在于不断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司法审查力度、推动行政干预恰当有据。家庭财产的产权价值实现方式研究,建立在家户关系、家庭结构分析基础上,由于中国农村家庭财产价值实现方式具有契约化特征,应以尊重家庭成员的契约自由为根本原则,但当此等契约严重扭曲了社会公认的价值理念时,需要外部权威力量及时恰度介入。在宅基地产权价值实现方式一节,首先阐述了宅基地产权限制政策的演变过程,推导出2018年后宅基地三权分置与农房使用权放活之必要性,借助宅基地“三权”的具体权利内容分析,建议通过宅基地使用权附条件入市,实现农村房屋和宅基地产权价值的最大化。关于农用地的产权价值实现研究,首先以翔实的数据论证了当前农用地产权价值实现状况,进而分析认为当前中国农村存在一定程度的产权价值攫取问题,建议构建尊重产权人意愿、集体积极参与、国家适度干预和社会广泛动员的农村契约秩序。第四章,论证农村契约秩序的法治化。农村契约秩序具有自成一体的系统性特性,该系统的运作全部围绕契约铺开,契约的形式与内容、契约的履行与争议解决,共同构成了农村契约秩序系统的外在表征。本章通过对农村契约形式与内容的法律规制及实然状况分析,从法治化角度提出对策建议。与静态展现农村契约秩序的契约形式与内容不同,契约的履行和争议解决更多关照动态运作中的农村契约秩序。分析发现,当代中国农村公共事务契约履行状况较好,土地流转合同履行状况不稳定,农村房屋宅基地买卖契约履行状态欠佳。提升农村契约履约水平,有赖于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本章聚焦于公权机关对推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所应发挥的作用,建议政府强化程序性服务与指导、法院建立裁判文书依申请公开制度、检察机关配合公益组织推动农村环境公益诉讼以及监察机关强化村干部监管。为稳定农村契约秩序,本章提议构建农村契约纠纷的多元解决机制,以解决当前以与村民自治规约相伴的农村公共事务契约纠纷、村民自治规约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国家法律刺激下的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民工合同纠纷和农村家庭契约纠纷为主要类型的农村契约争议。所构建的农村契约纠纷多元解决机制,应科学定位及有效发挥现有解决方式的作用,司法机关在充分履责的基础上坚守底线,行政裁决与行政复议机构回归为民服务定位,信访部门在发挥纽带职能的同时强化问责,各级调处机构在前线冲锋陷阵将矛盾消解于基层,而农村契约的缔约者自行解决纠纷,至少通过提高缔约能力、强化留痕观念减少纠纷,方为根本之策。农村契约纠纷多元解决机制,需要通过统一尺度、搭建平台,信息共享、引导到位,村为平台、各方辅助的方式协调互动,形成农村契约纠纷化解共同体。
丁宁[7](2019)在《中国特色城乡关系:从二元结构到城乡融合的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乡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也是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化成为推动城乡关系演变与发展的主要动力。我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的城乡关系是建立在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之间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新型城乡关系。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健全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并加快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构建和谐健康的城乡关系,有效推动城乡之间相互支援、共同繁荣,逐渐破除城乡之间的差异,同时促进城乡融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与根本任务。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城市化起步较晚,由于片面的追求规模效应,使得城乡发展的整体质量不高。这种城乡关系的发展模式既拉动了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也积累了城乡之间巨大差距。如何处理好我国城乡之间的关系,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破解城乡关系不协调困境,为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这是一个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待探索的重要课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了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方法,以城乡关系的发展演变为研究对象,深入阐述并梳理了从二元结构到城乡融合的发展过程,通过分析西方发达国家城乡关系的发展经验,总结对中国的影响,并对我国从二元结构到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进行分析,提出相应对策。具体而言,本文共由六章组成。第一章是绪论部分,重点就是论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思路及方法和创新之处与不足进行了概述说明,为论文创建了基本的理论框架。第二章剖析了中国特色城乡关系的理论溯源。这部分主要以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为指导,系统的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城乡关系研究结果的基础上,综合中国共产党人对城乡关系的理论探索和经验,对城乡关系的内在机理进行深入分析,为解决城乡关系的不协调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三章梳理了从二元结构到城乡融合的演变历程。以历史发展演变的脉络为主线,将城乡关系的发展过程划分为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与固化阶段、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城乡二元体制破冰阶段、新世纪初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调整阶段以及十八大以来建立城乡融合体制机制阶段,为论文增加了历史支撑。第四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城乡关系发展演变逻辑。以美国、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中国要结合实际国情出发,选择合适国情的城乡协调发展道路,充分认识到城乡关系发展的渐进性。第五章以问题意识为主要导向,分析从二元结构到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由于我国受到长期以来体制机制的影响,造成城乡之间的要素不能自由的流动等一系列问题,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扩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第六章重点探讨了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融合的路径选择。在对现行城乡关系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树立科学的城乡融合发展理念,建立健全的城乡要素合理配置,协调好城乡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以及产业之间的关系,全面优化城乡收入分配格局,为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提供了借鉴作用。
付正[8](2019)在《《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文中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实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在整个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与变迁的过程中,也呈现出诸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贪污腐败等矛盾和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呈现出的问题都极大地激发了海外学者的研究兴趣和热情,他们密切关注着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进程,试图通过实地考察、文献研究等多种方式揭开一个又一个“中国之谜”,并用多元化视角讲述着各式各样的“中国故事”。其中,国外最早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的权威学术期刊《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就对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历程予以了长达40年的持续关注,累计发表了880篇相关主题的文章,是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的重要参照。本文就以《中国季刊》为个案,对1978年以来该期刊中海外学者关注度最高的“中国改革与发展”这一主题的相关文章进行系统性梳理和评析。本研究采用纵向的宏观考察与横向的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从宏观上对《中国季刊》关于改革开放40年的研究概况进行“粗线条”梳理,把握研究的总体脉络、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以及主要观点;另一方面,从微观上对《中国季刊》研究的具体问题、选取的理论视角以及研究方法进行具体地分析和评判,既介绍海外学者的观点,也深入挖掘这些观点背后的内涵与逻辑,并通过“述评结合”的方式分析这些研究成果的价值与局限。《中国季刊》关于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与发展历程的研究重点探讨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变迁,本研究就针对这些重点关注的问题进行梳理和述评。正文首先对《中国季刊》的发展概况进行了介绍,包括该期刊的创办历程及运营情况,1978年以来历任主编的研究侧重点、选题偏好及其指导下的“特刊”(Special Issue),以及《中国季刊》四十年研究概况和研究主题的变迁。接着,围绕《中国季刊》对政治、经济、社会三个领域的具体内容展开述评。就政治领域而言,主要对1978年以来《中国季刊》关注最多的中国共产党的调适与变革、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走向和中国政治变迁的前景预判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评析。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政治发展之路的评价逐渐突破了20世纪80——9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消极悲观论”和“民主转型论”的束缚,愈发认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积极调适和主动变革,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之路也呈现出理解的态度。就经济领域而言,重点围绕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与原因、问题与挑战以及前景预判等问题对《中国季刊》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述评。海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看法在20世纪80末、90年代初主要被“消极否定”派学者的观点占据上风,他们认为改革的局限性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后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学者们逐渐改变了之前的判断,不再将自由市场和私有化看作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也更加认可中国采取的“摸着石头过河”、循序渐进的改革之路。就社会领域而言,《中国季刊》以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组织为切入点分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采用了多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范式探讨了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与社会抗争,并对改革开放后显现出来的环境污染、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与社会治理情况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对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们逐渐改变了改革开放前对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高度一体化以及国家统筹一切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判断,在对中国民生问题的研究中,也从最开始对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的严重怀疑逐渐转变为对一些治理举措和改革成效的充分肯定和认可。本文通过对如上问题的研究发现,1978——2018年间《中国季刊》在不同时期对中国改革与发展进程的关注重点、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都发生了变化。总的来看,《中国季刊》对中国的认识逐步趋于理性客观,绝大多数学者都能秉承严谨求实的态度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成就给予充分认可,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也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和反思1978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实践,拓展国内学界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因难以摆脱西方中心观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偏见,缺乏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以及过度依赖西方理论寻找中国现实等原因做出了一些误读和误判,本文对这部分内容也予以了客观的评判和回应。《中国季刊》迄今为止已经连续出版60年,其发表的数千篇文章和书评累积起来就是一部反映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史料库。为此,我们应持续关注《中国季刊》关于当代中国研究的成果和动向,加强海内外学者的对话与交流,为推动当代中国研究的学理化、国际化,构建既符合中国现实又能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做出贡献。
李梦[9](2019)在《“两山”理论视阈下农村垃圾处理问题研究 ——以舒城县虬冲村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生产方式的变化和农村居民消费能力的日益增强,农村垃圾的数量日渐增多,种类日益复杂,仅依靠传统的垃圾就地处理的模式已经无法解决农村垃圾问题。农村垃圾的随意丢弃处理容易形成垃圾山、垃圾围村等问题,影响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近几年来已经屡见不鲜。农村垃圾问题的妥善处理,有利于保护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态需求,推动美丽乡村建设,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近些年来,垃圾山、垃圾围村等农村垃圾问题的凸显,表明部分农村地区的垃圾问题没有得到有效治理,问题越来越突出,已经成为困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难题之一。农村垃圾问题不解决,不仅会污染农村的生态环境,而且会进一步影响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也会阻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生态文明的建设。解决农村垃圾问题的关键在于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绿色发展指导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农村环境质量,建设美丽乡村。本文通过对“两山”理论的考察,深刻的认识到“两山”理论揭示了人与自然由冲突走向和谐的未来发展方向,是绿色发展的核心理论。本文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对“两山”理论的马克思主义逻辑分析,更深刻的认识到“两山”理论是对资本逻辑的超越。“两山”理论追求的发展,不是以利润为中心的发展,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最终要实现的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同时,“两山”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强调了生态环境在生产力范畴中的地位,明确了生态环境对于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为了贯彻“两山”理论,要深入理解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绿色生产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两山”理论的指导下本文通过对虬冲村垃圾处理问题的现状及原因分析,从而了解到农村垃圾问题处理困境的原因在于资本逻辑下过于强调利己主义造成的对自然的破坏、人们对于垃圾处理问题的忽视以及农村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了解决农村垃圾问题,我们要深入理解和贯彻“两山”理论,超越资本逻辑,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完善农村垃圾处理相关制度建设。首先,政府要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村居民的环保意识,通过理念来引导行动,从源头上减少农村垃圾的产生。同时,政府应当发挥引领和主导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保证对农村垃圾处理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完善垃圾处理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垃圾处理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其次,农村垃圾处理还需农村居民共同努力,重视生态环境,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坚持绿色生产、绿色消费和绿色生活,才能有效改善农村的垃圾处理现状,保护农村的绿水青山。最后,为了解决农村垃圾问题,还应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完善垃圾管理制度和政府考核评价体系,建立和完善农村垃圾分类回收制度,并因地制宜地选择农村垃圾处理模式,加强监督,注重发挥村民的主动性和参与性,重视农村基层组织的就地管理和村民自治。在“两山”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多方面的努力共同解决农村垃圾问题,改善农村环境,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张椿[10](2019)在《鹰潭农商银行农村金融市场开拓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面对复杂的经营环境和激烈的同业竞争,鹰潭农村商业银行原有贪大求全、重速度不重质量的发展模式已不再适应形式要求,深化改革迫在眉睫,开拓新兴市场和寻求业务新增长点势在必行。农村金融市场素来被业内誉为是蕴藏万亿级规模的市场,而其信用体系不完善、市场环境不成熟、市场开拓成本高、信用风险大等一系列因素又成为部分商业银行踏足农村市场的一只只“拦路虎”。因此,研究农村金融市场开拓策略,对促进农村金融需求和金融供给的有效对接具有重要意义,对推动鹰潭农商银行的转型升级也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对鹰潭农商行“整村授信”的调查研究,从供给和需求两端深入分析鹰潭农村金融市场现状、问题和成因,指出商业银行发掘、培育和开拓农村业务市场的切入点和着力点,进而结合鹰潭农商银行发展战略,提出了“推行‘整村推进’的农村市场开拓模式、创新‘顺农利农’的农村市场产品和构建‘网格化’的农村市场服务管理体系”的市场开拓策略,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布局,帮助鹰潭农商银行在深挖农村市场的同时,一举破除当前非农业务“高风险、高包袱”和农村业务“疲软”并存的困局,以期达到巩固同业竞争优势、扩大农村金融市场占有份额、实现业务结构优化等目的,从而推动鹰潭农商银行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和升级。
二、农村不是消“废”市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村不是消“废”市场(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缘起 |
(一) 选题依据 |
(二) 选题意义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三) 运动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三) 研究方法 |
四、研究材料 |
(一) 材料来源 |
(二) 材料的甄选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四) 简要评议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结语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致谢 |
附件 |
(2)多维城乡差距的测度、成因及经济效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 |
1.5 研究创新点 |
1.6 技术路线图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2.1 基本概念 |
2.1.1 “城”和“乡”的概念 |
2.1.2 城乡差距的概念 |
2.1.3 城乡统筹、城乡融合发展的概念 |
2.1.4 城乡差距与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及城乡融合发展的关系 |
2.2 理论基础 |
2.2.1 城乡二元结构理论 |
2.2.2 城乡融合发展理论 |
2.2.3 公平和效率的关系理论 |
2.2.4 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 |
第三章 中国城乡关系演变轨迹 |
3.1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逻辑框架与战略形成 |
3.1.1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逻辑框架 |
3.1.2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战略的形成 |
3.2 建国以来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 |
3.2.1 改革开放前:立国战略下城乡二元体制形成和固化时期 |
3.2.2 改革开放到本世纪初:富民战略下城乡二元结构逐渐破冰 |
3.2.3 本世纪初到十八大前:城乡统筹发展阶段 |
3.2.4 党的十八大以来:强国战略下城乡全面融合发展阶段 |
3.3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问题 |
3.3.1 城乡收入消费差距下降,但依然保持高位 |
3.3.2 产业高级化与产业分化共存,城乡产业发展差距固存 |
3.3.3 制度壁垒和市场分割问题凸显,城乡要素配置差距扩大化 |
3.3.4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城乡社会民生差距显着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城乡差距的多维测度 |
4.1 城乡差距测度的维度选择 |
4.2 城乡差距测度的指标体系构建 |
4.2.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4.2.2 基础指标的选取 |
4.2.3 数据来源、指标处理方法 |
4.3 测度方法选择及权重的确定 |
4.3.1 测度方法的选择 |
4.3.2 基础指标和维度指标权重的确定 |
4.4 城乡综合差距的测度结果 |
4.4.1 城乡综合差距时序演变分析 |
4.4.2 城乡综合差距空间格局分析 |
4.5 城乡差距的多维度分析 |
4.5.1 多维城乡差距的时序演变分析 |
4.5.2 多维城乡差距的动态演进分析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多维城乡差距的成因及内在关联分析 |
5.1 多维城乡差距形成机制 |
5.1.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5.1.2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
5.2 多维城乡差距的形成机制实证分析 |
5.2.1 数据处理和模型估计方法选择 |
5.2.2 联立方程模型估计前检验 |
5.3 估计结果分析 |
5.3.1 基准估计结果分析 |
5.3.2 稳健性检验 |
5.3.3 多维城乡差距内在关联性检验 |
5.3.4 不同区域的估计结果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多维城乡差距的经济效应分析 |
6.1 城乡差距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
6.2 城乡差距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 |
6.2.1 城乡差距通过物资资本、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
6.2.2 城乡差距通过消费需求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
6.3 计量模型、变量和数据 |
6.3.1 计量模型 |
6.3.2 变量说明以及数据来源 |
6.3.3 内生性问题及处理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6.4.1 城乡差距对经济总量的影响估计 |
6.4.2 城乡差距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估计 |
6.4.3 城乡差距对消费需求的机制讨论 |
6.4.4 城乡差距对经济资本的机制讨论 |
6.5 稳健性检验 |
6.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主要研究结论与启示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与研究启示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历 |
(3)汉代城乡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学术创新点 |
四、研究方法与框架 |
第一章 春秋战国时期城乡关系的变化 |
第一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政治关系 |
一、新型城乡管理体系的建立 |
二、新型城乡管理体系的特征 |
第二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经济关系 |
一、城乡赋役关系的变化 |
二、城乡多向的商贸往来 |
第三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文化关系 |
一、乡村文化的形成 |
二、城乡文化的交流互动 |
第四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居民关系 |
一、城乡居民的流动 |
二、城乡居民关系的开放 |
第二章 汉代城乡的同一性要素 |
第一节 城乡政治治理的同一性要素 |
一、地缘行政体系下的城市与乡村 |
二、城乡基层组织设置的同一性表现 |
第二节 城乡产业分布的同一性表现 |
一、农业的城乡分布 |
二、工商业的城乡分布 |
第三节 城乡居民生活的同一性要素 |
一、城乡居民分布的同一性表现 |
二、城乡居民政治地位的同一性表现 |
三、城乡居民生活状态的同一性表现 |
第四节 城乡思想文化的同一性表现 |
一、城乡思想的同一性表现 |
二、城乡文化的同一性表现 |
第三章 汉代城乡的差异化发展 |
第一节 城市与乡村的空间差异 |
一、城乡空间规模的差异 |
二、城乡空间形态的差异 |
三、城乡空间的不同发展趋势 |
第二节 城乡经济结构的差异 |
一、城乡产业结构的差异 |
二、城乡消费结构的差异 |
三、城乡市场结构的差异 |
第三节 城乡思想文化的差异 |
一、城市文化的繁华与乡村文化的质朴 |
二、城市文化的官方性与乡村文化的民间化色彩 |
三、城市文化的兼容性与乡村文化的封闭性 |
第四章 汉代城乡的交流与交融 |
第一节 城乡治理功能的互补 |
一、乡里体系对郡县功能的补位 |
二、乡村民间自组织的功能补位 |
三、城市治理功能对乡村治理体系的补位 |
第二节 城乡经济的交融 |
一、社会再生产中的城乡经济交融 |
二、区域交流中的城乡物产交换 |
第三节 城乡思想文化的交互影响 |
一、城乡文化的交相互动 |
二、思想文化互动的影响 |
第四节 城乡人口的流动 |
一、城乡人口的主动性流动 |
二、城乡人口的被动性流动 |
第五章 汉代城乡的转化 |
第一节 汉代乡村向城市的演进 |
一、军事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二、政治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三、文化祭祀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四、经济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第二节 汉代城市向乡村的回归 |
一、“城—乡”回归的复杂性 |
二、上古邑国的衰落 |
三、“城—乡”回归的因素导向 |
第三节 城乡转化的历史逻辑 |
一、城乡关系的特定背景 |
二、城乡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 |
三、“马太效应”下的城乡转化趋势 |
第六章 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 |
第一节 城乡关系的变动趋势 |
一、城乡关系的变动 |
二、变动后的城乡关系 |
三、乡村地位的上升 |
第二节 汉代城乡关系发展的基点 |
一、农本与汉代城乡关系 |
二、城乡关系发展基点的特色 |
第三节 汉代城乡关系发展的主导力量 |
一、官方对民间力量的引导 |
二、城乡关系的主导力量差异 |
主要参考文献 |
一、古代文献 |
二、考古与简牍资料 |
三、今人着作 |
四、学术论文 |
五、海外研究资料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三、学术史回顾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五、创新性与不足 |
第一章 保定区位特征与近代以前的经济开发 |
第一节 保定地理环境特征 |
一、保定的地理位置 |
二、保定的自然环境 |
第二节 保定行政区划沿革 |
第三节 近代以前保定的经济开发 |
一、保定城市人口及结构变迁 |
二、近代以前保定农业的开发 |
三、近代以前保定手工业的发展 |
四、近代以前保定商业地位的嬗变 |
五、保定城市布局与经济空间的形成 |
第四节 保定经济地位擢升及其原因 |
一、保定与北京的互动关系 |
二、城市功能的转化 |
三、交通枢纽地位的形成 |
小结 |
第二章 近代保定城市经济的转型 |
第一节 保定城市经济的近代转型 |
一、工业的近代转型 |
二、交通、通讯业的近代转型 |
三、金融业的近代转型 |
四、商业的近代转型 |
第二节 保定城市经济转型的动力及轨迹 |
一、保定城市经济的发展路径 |
二、保定城市经济转型的阶段性 |
三、保定城市经济空间的变化 |
第三节 北洋集团与保定近代转型的关系 |
一、北洋集团政治变迁与保定近代化发展 |
二、北洋集团经营保定的原因 |
三、北洋集团对保定近代化的推动作用 |
四、行政权力对保定近代化的双重影响 |
小结 |
第三章 近代转型中的保定区域市场 |
第一节 保定市场的商人与行业结构 |
一、保定市场的商人籍贯分布 |
二、商人地域与行业分布 |
三、保定市场的商人与商业结构 |
第二节 保定市场网络体系的构建 |
一、保定商品的类型划分 |
二、保定市场的网络体系 |
第三节 保定市场功能定位的演变 |
一、服务于北京市场的京南转运中心(1860年以前) |
二、服务于天津市场的京南转运中心(1860年至20世纪30年代) |
三、转运地位下降的冀中经济中心城市(20世纪30年代左右) |
小结 |
第四章 经济转型中的保定城市地位变迁 |
第一节 施坚雅模型与“核心区”概念的梳理 |
一、施坚雅理论及其缺陷 |
二、“核心区”概念的修正 |
第二节 近代以前保定区域地位的演变 |
一、边缘区的核心区 |
二、河北中部地区的核心区 |
三、直隶地区的核心区 |
第三节 保定与直隶(河北)区域城市体系 |
一、保定与直隶(河北)市场体系的演变 |
二、保定与直隶(河北)城市体系——以核心区为视角 |
三、保定经济及城市地位变迁的动因 |
第四节 近代天津、保定城市地位的转换 |
一、西方势力的冲击是近代天津崛起的根本原因 |
二、清政府官方决策是津、保政治地位转换的推动力 |
三、近代保定的衰落与城市功能嬗变 |
四、保定与天津近代化启动方式的差异 |
小结 |
第五章 商业组织与保定城市经济——以保定商会为中心 |
第一节 社会变迁与行业组织的转型 |
一、会馆、行会的兴衰及功能演变 |
二、制度变迁与保定商会的产生 |
第二节 保定商会的社会经济功能 |
一、调解商业纠纷 |
二、陈述诉求意见 |
三、参与地方市政管理 |
四、参加与组织商品赛事活动 |
五、参与爱国运动 |
第三节 近代保定商会网络体系的构建 |
一、合作与依附: 保定商会与国内商会的互动 |
二、积极维权: 保定商会与上级商会的互动 |
三、间接交易: 保定商会与外国商团的互动 |
第四节 保定商会与政府的联系 |
一、政府是保定商会创立及改组的倡导者 |
二、政府是保定商会的实际控制者 |
小结 |
余论 权力控制与保定城市发展路径 |
一、制度变迁与保定城市发展路径 |
二、新时期保定城市的功能定位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5)费孝通视野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变动(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三、学术史回顾 |
四、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
五、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费孝通学术生涯与社会生活考察轨迹 |
第一节 作为人类学家的费孝通 |
一、费孝通的成长环境 |
二、来往于故土与他乡 |
三、近代变动潮流中的费孝通 |
第二节 对近代中国社会生活考察的历程 |
一、田野调查方法的确立(1930年代初—1936年初) |
二、对小农社区的调查与研究(1936年夏—1946年底) |
三、对乡土中国的理论分析(1947年初—1949年5月) |
四、对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回溯(1978年—2003年底) |
小结:人类学家的生活眼光 |
第二章 费孝通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学术目标 |
第一节 现实问题的历史溯源 |
一、中国问题的社会历史症结 |
二、域外华人问题的由来 |
第二节 社会发展路向的探索 |
一、从“社会目的论”到“社会发展论” |
二、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及其缓解 |
三、“中国问题”及其药方 |
第三节 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 |
一、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 |
二、对近代社会演变规律的省思 |
三、发展中民族的出路 |
小结: 学术使命的学科体现 |
第三章 费孝通观察近代中国的空间单元 |
第一节 对小农社区的解剖 |
一、走向小农社区 |
二、小农社区个案 |
第二节 类型比较法:从局部到整体 |
一、对微型社区研究的辩护 |
二、近代社区类型及其成因 |
三、类型比较法的意义 |
小结: 历史研究的空间意识 |
第四章 费孝通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素材 |
第一节 田野考察 |
一、田野调查 |
二、社会仪式 |
三、物质文化资料 |
第二节 历史文献 |
一、经典载录 |
二、地方文献 |
三、官方统计 |
第三节 历史通识 |
一、日常旧事系统化 |
二、历史常识系统化 |
小结: 历史素材的学科特色 |
第五章 费孝通关注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焦点 |
第一节 近代中国文化特质的变化 |
一、近代文化要素的生成 |
二、文化特质的近代播迁 |
第二节 近代中国社会关系的产生 |
一、近代以降的中国社会流动 |
二、社会纽带的递嬗 |
三、社会变迁与社会关系 |
第三节 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异 |
一、近代江南乡村生活的剧变 |
二、近代计划变迁 |
小结: 中国社会生活变迁的近代脉络 |
第六章 费孝通的历史问题意识 |
第一节 费孝通的时代关切:变与常 |
一、对于近代变革时势的认识 |
二、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中国文化利病 |
第二节 社会人类学的关怀 |
一、人类学对进化的关注 |
二、人类学的平民性格 |
第三节 费孝通的学术志趣 |
一、钟情“乡巴佬” |
二、关注“小城镇” |
三、改造“乡土工业” |
小结: 问题意识的产生途径 |
第七章 费孝通探究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的理论视角 |
第一节 功能主义文化观 |
一、文化:生活的手段 |
二、文化迫力及其社会变迁 |
三、费孝通的晚年反思:文化的历史性 |
第二节 功能主义生活史观 |
一、理论抽象与具象史 |
二、“活着的历史”与“死的历史” |
三、“协调论”与“动态论” |
第三节 主位—客位认识论 |
一、社会生活考察的价值问题 |
二、地方性知识 |
三、理解“他者” |
小结: 理论与生活 |
余论: 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研究的跨学科借鉴 |
一、费孝通对中国近代化的独特思想贡献 |
二、费孝通对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启示 |
参考文献(按作者拼音为序)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6)当代中国农村契约秩序研究 ——以北京市延庆区为样本(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问题缘起:农村秩序具有契约偏好 |
一、农村契约具有构造社会秩序的作用 |
二、诸多与农村契约相关的问题有待解决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
一、研究目的:推动当代中国农村契约秩序的功能实现和法治化 |
二、研究内容:农村公共事务契约和私人事务契约 |
第四节 核心概念界定 |
一、“契约”及其与“合同”的异同 |
二、农村契约 |
三、农村契约秩序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一、研究方法 |
二、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北京市延庆区农村公共事务契约基本样态 |
第一节 农村集体经济合同 |
一、资源类合同 |
二、资产类合同 |
三、资金类合同 |
四、其他类合同 |
第二节 契约合意下的村民自治规约 |
一、延庆区村民自治规约的总体样态 |
二、村规民约 |
三、村民自治章程 |
四、村民(代表)会议决议 |
第二章 北京市延庆区农村私人事务契约基本样态 |
第一节 农户家庭承包及流转合同 |
一、农户家庭承包合同 |
二、土地流转合同 |
第二节 农村房屋宅基地买卖契约 |
一、农村房屋宅基地买卖意愿强烈 |
二、农村房屋宅基地买卖契约基本样态 |
第三节 农村家事契约 |
一、婚姻契约 |
二、分家协议 |
第三章 农村契约秩序的功能:实现产权价值 |
第一节 产权与农村契约秩序的关系 |
一、产权明晰是契约秩序形成的前提 |
二、产权具有相对性 |
三、实现产权价值是契约秩序的主要功能 |
第二节 村集体资产的产权价值实现 |
一、村集体资产的产权人及产权内容 |
二、村集体资产的产权价值实现方式 |
第三节 家庭财产的产权价值实现 |
一、家与户的关系 |
二、家庭结构 |
三、家庭财产的产权价值实现方式 |
第四节 宅基地的产权限制及其价值实现 |
一、宅基地的产权限制政策 |
二、宅基地的产权价值实现方式 |
第五节 农用地的产权价值实现与攫取 |
一、当前农用地的产权价值实现状况 |
二、农用地的产权价值攫取 |
三、农用地产权价值最大化的建议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农村契约秩序的法治化 |
第一节 农村契约形式的规范化 |
一、立法对农村契约形式的规制 |
二、农村契约的实然形式 |
三、农村契约形式现存问题及解决方案 |
第二节 农村契约内容的法治化 |
一、立法对农村契约内容的规制 |
二、完善农村契约文本内容 |
三、农村契约内容的法治化问题及解决方案 |
第三节 以法治方式推动农村契约履行 |
一、农村契约履行状况 |
二、公权机关对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应发挥的作用 |
第四节 农村契约纠纷的多元解决机制 |
一、农村契约纠纷的主要类型及发生原因 |
二、农村契约纠纷多元解决机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7)中国特色城乡关系:从二元结构到城乡融合的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论文创新及不足 |
1.4.1 论文创新 |
1.4.2 论文不足 |
第2章 中国特色城乡关系的理论溯源 |
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城乡关系理论 |
2.1.1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 |
2.1.2 列宁的城乡关系思想 |
2.2 西方学者的城乡关系理论 |
2.2.1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
2.2.2 不平衡增长理论 |
2.2.3 核心-边缘理论 |
2.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 |
2.3.1 城乡兼顾思想 |
2.3.2 城乡互动思想 |
2.3.3 城乡均衡思想 |
2.3.4 城乡一体化思想 |
2.3.5 城乡融合思想 |
第3章 中国城乡关系从二元结构到城乡融合的演变历程 |
3.1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与固化 |
3.1.1 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1949-1957) |
3.1.2 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1958-1977) |
3.2 改革开放到20 世纪末城乡二元体制破冰阶段 |
3.2.1 城乡关系的缓和(1978-1984) |
3.2.2 城乡关系的反复(1985-2002) |
3.3 新世纪初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调整阶段 |
3.3.1 城乡关系的调整(2003-2006) |
3.3.2 统筹城乡发展(2006-2011) |
3.4 十八大以来建立城乡融合的发展阶段 |
3.4.1 推动城乡一体化(2012-2017) |
3.4.2 融合发展新时代(2017-至今) |
第4章 西方典型国家城乡关系发展及其经验借鉴 |
4.1 西方典型国家城乡关系的发展 |
4.1.1 美国城乡一体化发展 |
4.1.2 德国城乡等值的发展 |
4.1.3 日本以城养乡的发展 |
4.2 西方国家城乡关系发展的经验借鉴 |
4.2.1 高度重视“以城哺乡”的战略地位 |
4.2.2 选择适合国情的城乡协调发展道路 |
4.2.3 充分认识城乡协调发展的渐进性 |
第5章 实现城乡融合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5.1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
5.1.1 城乡要素不能自由的流动 |
5.1.2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不协调 |
5.1.3 城乡基础设施配置不均衡 |
5.1.4 城乡之间产业发展不平衡 |
5.1.5 城乡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 |
5.2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问题的成因 |
5.2.1 城乡融合发展理念认识不足 |
5.2.2 城乡二元制度因素的制约 |
5.2.3 城乡利益分配机制的影响 |
第6章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融合的路径选择 |
6.1 树立科学城乡融合发展理念 |
6.1.1 充分认识城乡融合发展意义 |
6.1.2 合理选择城乡融合发展方向 |
6.2 建立健全城乡要素合理配置 |
6.2.1 建立城市人才入乡鼓励机制 |
6.2.2 建立城乡统一土地管理制度 |
6.2.3 建立城乡统一财政管理制度 |
6.2.4 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
6.3 统筹城乡公共服务普惠共享 |
6.3.1 大力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
6.3.2 加快城乡医疗卫生联动发展 |
6.3.3 建立互惠共享社会保障制度 |
6.3.4 加快城乡就业服务的均等化 |
6.4 加快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
6.4.1 完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
6.4.2 全面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 |
6.4.3 建立统一城乡基础设施管理制度 |
6.5 构建城乡产业协同发展机制 |
6.5.1 加快推进农村产业联动与融动 |
6.5.2 发展农村新产业延伸产业链 |
6.5.3 优化产品产业结构解决供需矛盾 |
6.5.4 完善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制度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8)《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缘起与选题意义 |
(一)选题缘起 |
(二)选题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与选题界定 |
(一)学术史回顾 |
(二)选题界定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思路 |
四、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一)研究的难点 |
(二)研究的创新点 |
第一章 《中国季刊》概论 |
第一节 《中国季刊》的创办及运营 |
第二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历任主编及其指导下的特刊 |
第三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作者队伍 |
第四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研究概况及主题梳理 |
第二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政治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第一节 改革中的中国共产党 |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挑战 |
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流变 |
三、中国共产党的党政干部队伍建设 |
第二节 转型时期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
一、从“橡皮图章”到“钢铁图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 |
二、从指定到民选:基层民主制度的发展 |
三、从人治到法治:民主法治建设的发展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走向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预判 |
一、“消极悲观论” |
二、“民主转型论” |
三、“柔韧有余论” |
第三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第一节 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 |
一、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就及原因探析 |
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
三、农业改革与农村巨变 |
第二节 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 |
一、对外贸易的发展 |
二、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情况 |
三、对中国“入世”的观察和评价 |
第三节 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总体性评价 |
一、经济改革的成就及原因探究 |
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
三、经济发展的前景分析及评价 |
第四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第一节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
一、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力量 |
二、宏观结构论争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
三、微观多元化视角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
第二节 转型时期的社会抗争 |
一、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
二、社会抗争的动力源泉和政治机遇 |
三、社会抗争的行动主体和动员策略 |
四、社会抗争的影响以及国家的应对之策 |
第三节 民生问题与社会治理 |
一、环境污染与治理 |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与变革 |
三、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 |
结语 |
一、《中国季刊》关于中国改革与发展四十年的研究变迁 |
(一)《中国季刊》不同时期关注重点的变化 |
(二)《中国季刊》中“中国形象”的变迁 |
二、《中国季刊》的研究特点及启示 |
(一)《中国季刊》的研究特点 |
(二)《中国季刊》的研究启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博士期间学术成果 |
(9)“两山”理论视阈下农村垃圾处理问题研究 ——以舒城县虬冲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
1.2.2 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
1.2.3 对国内外研究的评述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1.4.1 本文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2.基本概念界定及相关理论概述 |
2.1 农村垃圾的概念 |
2.1.1 农村生活垃圾 |
2.1.2 农业生产垃圾 |
2.1.3 农村工业垃圾 |
2.2 “两山”理论 |
2.2.1 “两山”理论的发展历程 |
2.2.2 “两山”理论的理论来源 |
2.2.3 “两山”理论的科学内涵 |
2.2.4 “两山”理论的价值诉求 |
3.“两山”理论中的马克思主义逻辑 |
3.1 “两山”理论与资本逻辑 |
3.1.1 资本逻辑 |
3.1.2 资本逻辑下人与自然的异化 |
3.1.3 资本逻辑造成的两难境地 |
3.1.4 “两山”理论对资本逻辑的超越 |
3.2 “两山”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 |
3.2.1 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 |
3.2.2 生产力与生态环境 |
3.2.3 “两山”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
3.3 “两山”理论与绿色发展 |
3.3.1 绿色发展理念 |
3.3.2 “两山”理论是绿色发展的方法论指导 |
3.3.3 绿色发展是“两山”理论的理论升华 |
3.3.4 绿色发展是“两山”理论的实践方式 |
4.农村垃圾处理的困境分析——以舒城县虬冲村为例 |
4.1 虬冲村垃圾处理现状 |
4.1.1 调研区域和研究方法 |
4.1.2 虬冲村垃圾处理现状分析 |
4.1.3 虬冲村垃圾问题的危害和原因 |
4.2 农村垃圾污染问题日趋严峻 |
4.2.1 农村垃圾污染案例研究 |
4.2.2 小结 |
4.3 农村垃圾处理困境的原因 |
4.3.1 资本逻辑下过度的利己主义造成的人对自然的破坏 |
4.3.2 资本逻辑下人们对于垃圾处理问题的忽视 |
4.3.3 资本逻辑下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 |
5.“两山”理论指导下农村垃圾处理的对策和建议 |
5.1 贯彻“两山”理论,提高农村居民的环保意识 |
5.2 贯彻“两山”理论,实施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垃圾处理 |
5.2.1 加大投入力度,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
5.2.2 推动垃圾处理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
5.2.3 建立健全相关政策法规 |
5.3 贯彻“两山”理论,推进农村生产绿色化和消费绿色化 |
5.3.1 推动农村生产绿色化 |
5.3.2 推动农村消费绿色化 |
5.4 贯彻“两山”理论,建立完善农村垃圾处理相关制度 |
5.4.1 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管理制度 |
5.4.2 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
5.4.3 完善政府考核评价体系 |
5.4.4 建立和完善垃圾分类回收制度 |
5.4.5 因地制宜开展农村垃圾处理 |
5.4.6 实行政府主导下的村民垃圾自治 |
6.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10)鹰潭农商银行农村金融市场开拓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第2章 相关基础理论概述 |
2.1 农村金融市场理论 |
2.1.1 农业信贷补贴论 |
2.1.2 农村金融市场论 |
2.1.3 农村不完全竞争市场论 |
2.2 市场开拓理论 |
2.2.1 市场开拓的定义 |
2.2.2 市场开拓的内容 |
2.2.3 市场开拓的“五大经典战略” |
第3章 鹰潭农商银行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现状 |
3.1 鹰潭农商银行农村金融市场的基本情况 |
3.2 鹰潭农商银行农村金融市场的客户画像 |
3.3 鹰潭农商银行农村金融市场的产品类型 |
3.4 鹰潭农商银行农村金融市场的网点布局 |
第4章 鹰潭农商银行农村金融市场面临的问题及成因 |
4.1 主要问题 |
4.1.1 市场开拓能力不足 |
4.1.2 产品创新能力不强 |
4.1.3 服务管理体系不完善 |
4.2 成因分析 |
4.2.1 内部因素 |
4.2.2 外部因素 |
第5章 鹰潭农商银行农村金融市场深入开拓策略 |
5.1 推行“整村推进”的农村市场开拓模式 |
5.1.1 确立总体规划 |
5.1.2 选定目标市场 |
5.1.3 优化营销渠道 |
5.2 创新“顺农利农”的农村市场产品 |
5.2.1 开发适应农业需求的信贷产品 |
5.2.2 开发符合农村实际的存款产品 |
5.2.3 开发满足农户预期的理财产品 |
5.3 构建“网格化”的农村市场服务管理体系 |
5.3.1 树立正确服务导向 |
5.3.2 推行“网格化”服务机制 |
5.3.3 完善农村宣传机制 |
5.3.4 完善农户维护机制 |
第6章 总结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四、农村不是消“废”市场(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02)
- [2]多维城乡差距的测度、成因及经济效应分析[D]. 叶璐.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1(01)
- [3]汉代城乡关系研究[D]. 王越. 山东大学, 2021(11)
- [4]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D]. 周辰. 苏州大学, 2020(06)
- [5]费孝通视野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变动[D]. 杨文. 苏州大学, 2020(06)
- [6]当代中国农村契约秩序研究 ——以北京市延庆区为样本[D]. 李树静.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7]中国特色城乡关系:从二元结构到城乡融合的发展研究[D]. 丁宁. 吉林大学, 2019(02)
- [8]《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D]. 付正.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9]“两山”理论视阈下农村垃圾处理问题研究 ——以舒城县虬冲村为例[D]. 李梦. 西南财经大学, 2019(07)
- [10]鹰潭农商银行农村金融市场开拓策略研究[D]. 张椿.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