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言有什么不好？——美国对核禁试的态度与理由

一、出尔反尔为哪般?——美国对待禁止核试验的态度及原因（论文文献综述）

刘倩^[1]（2021）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中俄印巴安全合作——基于四国在联合国大会投票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中俄印巴安全合作是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的关键。本文一方面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提炼出2001～2020年上合组织优先性安全议程及其变化趋势,另一方面采用投票一致性指数与投票背离指数系统考察了中俄印巴在联合国大会对应议题领域的安全政策契合程度。结果发现,发展安全、联合禁毒、反恐合作、防扩散以及裁军与军控是上合组织优先设置的五大安全议题。总体而言,四国在上述议题领域的安全政策契合度逐次递减,而俄罗斯和印度的背离倾向最为显着。本文认为,威胁认知与共同利益是影响安全政策契合度的重要因素,进而导致四国在不同议题领域的安全合作水平各不相同。在此基础上,根据议题特点有针对性地选择恰当的合作策略是提升中俄印巴安全合作水平、进而推动构建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可行性路径选择。

成向东^[2]（2021）在《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研究“国际合作”问题就是研究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国际合作现象与行为的普遍性与复杂性使理论研究成为一大难题。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发展,人类文明也进入多层次、多元化、多问题碰撞交融、竞争合作的阶段,单一或局部的、简单的方式已经无法解决世界所面临的动态性、开放性、复杂性以及系统性的发展问题。在多元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人类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寻求合作将会更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如何走向和合共生、命运与共的道路既是扬弃旧的世界秩序,构建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也是人类走向合作文明的重大实践课题。从全球的视野和胸怀去理解“合作”已经成为理论与实践的迫切需要,“合作”理应成为当今世界“大理论”视阈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尽管现实主义者们看到的是世界之乱与大国冲突的种种现实,但人类终究是向前看的“智慧生灵”,需要以非凡的勇气、足够的“智慧”走出冲突的困境。冲突与合作是一个可以相互转化的统一体,只要有解决冲突的架构,就会有合作的基础。实践构成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逻辑。如何以“大合作”的实践形式走向未来是当代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问题驱动发展转型,危机生成发展共识。当人类社会面临共同的发展难题时,如何促进人类对全球发展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和深刻反思,将决定着人类的未来走向。如果国际合作世界观、国家能力与国际制度三个变量系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在实践层面的增量改进与优化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国际秩序和谐化的可能性要素就会不断积累增加。“霸权稳定”的终结与新的“合作稳定”秩序的产生将不可避免,代替旧有观念的,将是新的“合作文明”的实践与真正“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本研究旨在全面系统分析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础概念、立论基础、范式结构、实践逻辑、现实困境与深化路径。具体而言,就是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出发,以系统化理论框架解释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探求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三个基本变量因素,即“世界观-能力-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合作。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怎样影响国际体系的变动,促进世界走向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一规律。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建构的最终目的是从复杂的国际合作现象中发现合作的“中国逻辑”与“中国特色”。论文除导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研究起点。集中阐释了国际合作的相关基本概念,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这一研究主题进行概念界定,并阐明“理论整体性”研究的意义。第二章是立论基础。主要从四个维度阐述了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渊源,构成了本文的立论基础。第三章是理论分析。尝试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即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能力-制度”系统结构,着力探讨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根本上揭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规律性。第四章是实践考察。论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变;从“世界观-能力-制度”结构范式出发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进行案例分析;系统总结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经验;第五章是现实困境。从世界观、国家能力、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进行深入分析;第六章是深化路径。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路径。

陈欢欢^[3]（2020）在《论冷战后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文中认为美国政治极化问题颇受关注,面对美国内政问题一些人似乎认为其对中国有积极影响,但这可能恰恰相反,一直以来美国常因国内问题频发而刻意寻求“敌人”,因此抓住外交政策这一关键点探讨美国政治极化影响有着重要意义。而根据美国宪法,外交政策的制定分权于美国国会与美国总统。当然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因素还包括利益集团、精英阶层、智库机构等诸多因素,然而这些因素都需要通过国会与总统施加影响,因此本文抓住国会与总统这两个关键影响因素探讨政治极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本文主要以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国会和总统角度探讨政治极化与美国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导论部分提出研究问题并对国内外学术界在美国政治极化和外交政策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简略概括。论文正文分为五章:第一章界定了政治极化的定义、表现、历史和形成原因。第二章和第三章分析冷战后政治极化与美国国会制定外交政策关系以及冷战后政治极化与美国总统制定外交政策关系。第四章以伊拉克战争政策制定的案例探讨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最后总结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规则并提出政策建议。文章结论认为,美国的政治极化可能对于他国而言并非是一种福音,因为政治极化更可能让国会制定外交政策呈现“一致对外”的情况。然而,这种“一致对外”也会因为外交政策客体是否为盟友国、外交政策是否与实际利益相关、制定外交政策主体力量对比强弱以及政党党派交替异同相关。另外,美国政治极化也是美国国会和总统制定伊拉克战争政策的重要原因,对此,相关国家也应引起重视,不能让历史重演。文章仅仅探讨了冷战后政治极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同时本文认为相对于总统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国会这一影响机制相对稳定且较为冷门,因此偏重探讨。另外鉴于亚洲发展问题的复杂性,文章探讨的案例都选自亚洲国家。如果日后能整体研究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研究时间覆盖整个美国历史,研究的地理位置覆盖全部区域,那么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则会更具多样性与复杂性。

严泽川^[4]（2020）在《安倍政府的朝核政策研究》文中指出冷战结束后,日朝邦交正常化谈判提上议事日程。受制于美韩两国的压力,日本将朝核问题纳入了谈判议程。自1991年1月起,日朝举行了三个阶段共13轮邦交正常化谈判。由于双方在朝核问题、“绑架问题”、赔偿问题诸事项上的分歧,2007年9月,日朝邦交正常化谈判便陷入停滞阶段。安倍两次任期的朝核政策经历了“对话与施压”并举转变为“极限施压”政策,最后回归“对话与施压”并举的过程。其核心政策主张是将“绑架问题”与朝核问题相捆绑,通过日美韩三方合作共同应对半岛局势。为此,安倍政府采取了增强日本对朝威慑力量、与美国采取协调行动、争取国际支持这三个方面的措施。安倍一系列政策的表面目的在于消除朝核威胁,但实际上暗藏着通过炒作朝核问题,对内增强军事实力、摆脱战后体制束缚,对外增强美日同盟,进而以此为依托争夺东北亚乃至全球影响力的目的。受制于日朝邦交缺失、日美利益差异和日韩矛盾激化的现实,日本不仅无力对朝鲜施加有效压力,反而阻碍了朝核问题的解决和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为东北亚局势注入了许多不稳定因素。但在国内政治层面,却成功达到了提升内阁支持率、摆脱“和平宪法”束缚等诸多成果。安倍政府朝核政策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日本开展“俯瞰地球仪外交”的重要一环,其根本目的在于争夺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影响力。但日本的对朝政策能否取得进展、如何进行转变,都取决于美朝之间的互动。在美朝关系没能发生根本性转变的近年,安倍政府的朝核政策仍会是以当前的态势为基调。

王戴林^[5]（2020）在《认知理论视角下的美国朝核政策研究 ——以奥巴马和特朗普时期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为什么美国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对朝施行了诸多政策,却未能成功解决朝核问题?本文以罗伯特·杰维斯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理论为基础,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框架:美国总统对朝知觉是影响美国朝核政策成败的关键因素——当美国总统长期对朝存在着错误知觉时,美国的对朝政策总是陷入困境,美朝冲突不断、关系持续紧张,半岛问题难以成功解决;当美国总统对朝进行调整知觉、采取符合半岛实际的朝核政策时,美朝冲突减少、关系趋于缓和,朝核问题回归对话解决轨道,半岛局势日益稳定。本文对奥巴马时期的对朝“战略忍耐”政策和特朗普时期的对朝“极限施压”政策进行了分析对比研究。奥巴马时期的对朝“战略忍耐”政策高估了“朝鲜崩溃论”、对朝判断脱离实际,高估了对朝制裁效果、轻视朝鲜的抗压能力,低估了朝核计划进展、轻视朝鲜核打击能力,最终导致半岛局势更加紧张。但该政策也为后任应对朝核问题提供了宝贵经验。特朗普时期的“极限施压”政策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朝鲜崩溃论”、对朝判断回归实际,正视了对朝制裁效果和朝鲜的抗压能力,正视了朝鲜的核计划进展与核打击能力,从而促使朝核问题重回对话谈判轨道,半岛局势恢复相对稳定的状态。但该政策能否完全解决朝核问题还有待时间检验。

邵文卓^[6]（2020）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策略评析》文中研究表明“极限施压”是特朗普政府时代美中博弈的标志性策略,但能否借此占据美中战略竞争的主导优势地位,取得遏华的战略目标,是本文尝试评析的核心问题。2016年,作为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当选之时便释放令人瞠目的强硬反华主张和言论。特朗普执政以来,更是发起“全政府-全社会”的对华战略竞争,美中触发经贸战、科技战和南海军事摩擦升级,催生美中关系紧张局势骤升。在中国多次表达坚持经贸磋商意愿和美中高层密切沟通的引导下,美中双边达成磋商解决经贸摩擦的共识,用时近两年进行十三轮磋商谈判,双方签署“美中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美中紧张关系局部暂缓。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策略可谓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对中国多领域、高频次、高强度施压,看似是以实现美中“公平贸易”的表层诉求,实际上是为了达成遏制或规锁中国的深层目标。特朗普政府着眼于政治外交层面、经贸科教层面、军事安全层面,对华采取最强硬的施压举措以达成遏华的目的。“极限施压”策略旨在遏华,策略的运用始于美中关税摩擦,力求改变对华贸易逆差恶化态势,随后扩大到政治、科技、军事等多领域,进一步磨损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并赚取统合和扩大自身国内执政基础的政治资本。“极限施压”策略诉求明确,特朗普政府对华采取的“极限施压”策略也具备可逆性,既能管控紧张局势出现恶化,避免崩盘发生,又意在为继续同中国讨价还价留足余地。“极限施压”策略的运用是特朗普时代美中战略竞争加剧的必由产物,也为美中博弈中双方局部让步,签订第一阶段贸易文本协议起到助推性作用。尽管,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仍然处于高位运行,通过发起关税战、汇率战、关税战最强力度地破坏中国经济引擎的运转,对涉疆、涉藏、涉港以及台湾地区等中国内政高频次干涉,对中国南海岛屿主权和领海肆意侵犯并多次形成军舰对峙的威胁局面,并将朝核问题与经贸战挂钩设定为博弈筹码以及在东南亚宣扬“中国威胁论”,严重冲击了中国政治稳定大局和周边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然而,也不能片面地认为中国一定会被“极限施压”策略的实施所压服。作为坚持自力更生发展壮大的新兴大国,中国对于自己的长期战略目标和发展道路有着清醒认知。因此,美中博弈中需要双方进行策略性磨合,而美中紧张关系暂缓也只是阶段性表现。特朗普政府承受着“极限施压”策略的高成本运行,需要适当减负维持执政,而中国也面临内部改革攻坚的繁重任务和当前战略机遇期的外在压力磨损,双方在心理认知上初步形成适当减压的看法。所以,“极限施压”策略只是驱使中国顾全大局、做出局部让步上起到助推性作用。“极限施压”策略的实施也影响到中国周边多边外交关系,形成的美中战略竞争博弈也在所塑造中朝关系、中国东盟关系、美日印澳关系,其成为严重制约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良性发展的障碍性因素。特朗普执政以前,美国一直强调欢迎和接受一个繁荣的中国崛起,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中国周边国家也在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总体上将中国的崛起看作是地区发展的机遇。然而,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的大国竞争态势下,中国周边政治外交环境区域紧张。特朗普政府以“印太”战略替代“亚太”战略,拉拢美日印澳构建对华菱形包围圈;以“中国威胁论”渗透在东南亚渗透的名义,强化美国与东盟各国关系;以“中国责任论”的名义,将朝核问题强硬与对华经贸关系挂钩,从而实现分离中朝关系、施压中国的双重目的。可以清楚看到,“极限施压”策略在中国周边的推进,一定程度在东北亚、东南亚制造了不利于中国态势,破坏了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策略的实施力度也将影响美中关系大局。中国与美国当前已经进入博弈的胶着状态,没有任何一方可以短时期内取胜,而且特朗普对华“极限施压”的根源并未彻底消解,美中利益交织塑就的战略竞争局面在中短期内是无法调和的。同时,鉴于美国护持霸权打压对手的历史基因、维持“极限施压”的高成本、特朗普竞选连任赚取政治资本的需要,我们根据投入产出效果分析,预判“极限施压”策略的走向:情景一:降低极限施压力度,美中紧张关系局部缓解。情景二,不断加码升压,美中陷于中短期高强度竞争博弈中。情景三,维持现状,双方磨合建构新型关系。当然,中国不希望情景二的发生,如何做到争一保三,也需要清醒认识到美国将衰未衰、中国将强未强的现实,引导美中双方基于大局考量,进行良性互动。对此,中国需要从战略和战术层面考量,将压力变动力,把握战略机遇期;明确博弈底线,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密切高层沟通引领美中“正和博弈”;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对外开放;在参与全球治理中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战丽阳^[7]（2020）在《冷战后美国对朝鲜多元外交决策模式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以多元外交决策模式为研究对象,考察和分析其运作机制、理论内涵、表现形式以及突出特征,以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朝鲜政策为主要案例,通过多个外交决策模式详细分析与总结,还原冷战结束后历届美国政府对朝鲜外交决策运作过程,将外交决策理论与外交决策实践结合在一起。论文包括绪论、正文以及结论三大组成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同时通过文献分类,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文献综述,解释本论文的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第1章论述冷战后与美国对朝鲜外交决策的“理性行为体决策”模式。理性行为体分析模式与博弈论、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流派息息相关。纵观世界各国外交决策的丰富实践,“理性”原则的成功运用无疑是一个成功外交决策必备要素。本章选用的四个案例,即克林顿政府时期朝美《日内瓦框架协议》签署的“理性博弈”、小布什政府转变对朝政策背后的国内及国际“理性逻辑”、奥巴马政府对朝“战略忍耐”政策“理性考量”,以及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路径从“极限施压”转为“极限对话”的“理性运用”,都体现了美国决策者在面对朝核问题时的理性思考与理性选择。第2章论述冷战后美国对朝鲜外交决策的“官僚政治决策”模式。本章一方面对美国政府内部的主要外交决策行为体进行介绍与梳理,主要包括总统本人、国务院、国务卿、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另一方面集中对美国政府内部对朝政策制定权与修正权的争夺进行分析。作为“范式应用”案例包括:克林顿政府内部对“接触政策”的“官僚政治博弈”、小布什政府以“鹰式接触”取代“鸽式接触”的对朝政策转变过程中官僚政治斗争、奥巴马政府推行的对朝“战略忍耐”政策“官僚政治选择”,以及特朗普政府掌握对朝政策主导权的“官僚政治竞争”等四个方面。第3章论述冷战后美国对朝鲜外交决策“小集团式决策”模式。“小集团式的决策”或“小集团性”是由集团内部“一致性”决定,决策集团内部“一致性”的程度越高,其“小集团性”的氛围也就越浓厚,做出失败决策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决策集团内部“一致性”的程度的高低则取决于很多因素,如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同最高决策者之间的关系、决策者们及最高决策者的偏好、决策过程中的主观臆断等等。特朗普政府对朝决策的“小集团决策模式”更具有代表性,展现特朗普本人的独断专行以及决策团队成员的妥协,排斥“异己”与“异见”等“小集团性现象”尤为显着。第4章论述冷战后美国对朝鲜政策“最高领导人决策”模式。总统个人的个性特征、价值观念以及行事风格会对政策制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权力的不断扩大,更为美国的外交决策染上了浓厚的“最高领导人倾向”。本章引入了“领导人性格类型”的分析框架,分别引用总统的个人自传,以及他人所写的人物传记中的内容,同时借鉴其他资料展开对于克林顿、小布什以及奥巴马这三位总统的分析,确定其类型所属。特朗普鲜明的性格尤其被赋予了最高领导人决策模式的特征。第5章论述冷战后美国对朝鲜决策“国内政治决策”模式。“国内政治决策”既强调对一个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各方力量进行宏观考察,同时又对各组成部分中的微观要素——关键个人及社会形势的研究与分析。因此该模式在外交决策研究中至关重要且运用广泛。可以看出,反对意见绝不仅仅来自国会“政治内层”,也来自一个社会群体,媒体、智库、宗教团体、军工复合体等“政治外层”,上述“内层与外层”同样给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造成强大的压力与阻碍。最后为结论部分,对全文进行归纳、整理和总结。

李爽^[8]（2019）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朝鲜半岛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由于朝鲜半岛独特的地缘政治环境,美国一直把朝鲜半岛视为其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同时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发展关系既符合美国自身的根本利益也符合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美国的战略利益从时间上既包括短期利益又包括长期利益,短期利益是停止朝鲜的核导项目、核武扩散及其他威胁性活动,长期利益是阻止朝鲜半岛出现对美国不利的形势,使得半岛统一后美国在半岛丧失立足点,进而损害其对亚洲的领导地位。正因美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双重利益使得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主要表现在如下两点:一是美国持续维护、巩固和韩国的同盟关系,二是美国逐渐加大、拓展同朝鲜的接触。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在对韩政策上继续保持巩固美韩同盟关系,美国依然承担起保护韩国的政治和军事义务,双方定期举行军事演习。但是在驻韩美军、防卫费分摊、美韩贸易乃至如何看待朝鲜等方面双方存在分歧与矛盾。在对朝政策上,特朗普放弃前任奥巴马总统的“战略忍耐”政策,调整为“极限施压与接触”政策。这一转变以韩国平昌冬奥会的召开催生出了“特金会”,使得美朝两国近七十年的敌视、对立关系得到缓和。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与接触”政策,具体通过经济制裁、军事威慑、言语对抗的方式对朝鲜施加压力,“极限施压与接触”政策主要以和平手段促使朝鲜弃核、在保证不推翻朝鲜政权的前提下以施压和接触并举的方式促谈。在对朝鲜短期利益促使美国作出选择;在维护美国在东北亚地区主导地位这一长期利益的驱动下,美国强化与韩国的同盟关系,拉拢韩国一同制裁朝鲜。

王勇^[9]（2019）在《尼克松政府禁止核试验政策探析》文中研究说明自第一颗核武器爆炸以来,人类进入了“核时代”。“核时代”的到来深刻影响了全球冷战的格局,影响了国际社会的安全,更影响了国际关系的演变和民族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核试验是研究发展核武器和保持核武库有效性的必要手段,它是使用核武器的爆炸试验。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美国进行了大量核试验,虽然制造了越来越先进的核武器,但大量的核试验产生的放射性尘埃危害了人类的健康,污染了环境,加深了冷战两极对峙的危机和人们心理的恐慌,诱发了世界范围内反核试验运动。反对核试验浪潮起伏,致使禁止核试验进入一个漫长的过程。本文利用美国政府出版物、解密档案并借鉴相关研究成果,试图从整体考察尼克松政府核禁试政策的考量因素,窥探这一政策的形成过程,揭示禁止核试验政策的推行方式及其影响。由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至今仍未生效,因而厘清尼克松政府禁止核试验政策的发展轨迹,探析尼克松政府禁止核试验决策的动机,有助于理解禁止核试验尚未成功的困境。本文试图在梳理材料的基础上,说明如下问题。第一,受尼克松政府核试验态度的影响,尼克松如何处理国际社会禁止核试验的要求。第二,美苏虽然互相指责对方的核试验违反《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规定,但两国对于国际社会全面禁止核试验的要求置之不理。第三,由于国内总统选举的角逐和美苏缓和的推进,禁止核试验不仅成为国内关注的焦点,而且成为美苏军备控制谈判的主题之一。在基辛格访苏、美苏专家小组会谈和美苏峰会之后,美苏最终达成《美苏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及其如何理解这一条约的意义。

徐金娇^[10]（2019）在《美英防务合作研究（1957-1962）》文中研究说明二战期间美英两国的全面合作极大地影响了战争进程和战后世界秩序的重建,其中,两国的防务合作关系也延续到了冷战时期,但是两国防务合作关系同样也经历了“坎坷”的历程。冷战初期美国凭借绝对优势的综合国力试图独霸世界,并不重视英国等同盟国在与苏联冷战中的作用,所以拒绝与英国建立紧密的防务关系。但是随着苏联军事实力和政治势力的增强,50年代末、60年代初,冷战中的美国倍感吃力。对此,美国政府开始积极拉拢得力盟友,而英国在这一时期独立发展防务力量取得了重大成果,伦敦又与华盛顿政府的防务战略不谋而合,所以与英国加强防务联系成为美国的优先选择,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推动下,美英两国在这一时期逐渐建立了全面而充分的防务合作关系。可以说这一时期的防务合作是两国冷战时期防务合作的高潮。本文深入研究了这一时期美英防务合作的几个关键节点,并对两国防务合作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分析,阐释了两国防务合作的“得与失”。通过研究发现,两国这一时期的合作呈现出了鲜明的特点:两国防务责任的分配均衡适度,在合作过程中保持了较高的信任和平等,两国的合作趋向常态化和制度化,对西方国家的防务合作具有示范性和辐射性。尽管如此,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以及两国防务政策的分歧,1962年拿骚会议之后两国的防务关系逐渐冷淡,两国试图建立的新型防务关系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

二、出尔反尔为哪般?——美国对待禁止核试验的态度及原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出尔反尔为哪般?——美国对待禁止核试验的态度及原因（论文提纲范文）

（1）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中俄印巴安全合作——基于四国在联合国大会投票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论冷战后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4）安倍政府的朝核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认知理论视角下的美国朝核政策研究 ——以奥巴马和特朗普时期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策略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7）冷战后美国对朝鲜多元外交决策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朝鲜半岛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尼克松政府禁止核试验政策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10）美英防务合作研究（1957-1962）（论文提纲范文）

四、出尔反尔为哪般?——美国对待禁止核试验的态度及原因（论文参考文献）

• [1]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中俄印巴安全合作——基于四国在联合国大会投票的考察[J]. 刘倩. 南亚研究, 2021(02)
• [2]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D]. 成向东. 兰州大学, 2021(09)
• [3]论冷战后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D]. 陈欢欢. 外交学院, 2020(08)
• [4]安倍政府的朝核政策研究[D]. 严泽川. 外交学院, 2020(07)
• [5]认知理论视角下的美国朝核政策研究 ——以奥巴马和特朗普时期为例[D]. 王戴林. 外交学院, 2020(08)
• [6]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策略评析[D]. 邵文卓. 吉林大学, 2020(06)
• [7]冷战后美国对朝鲜多元外交决策模式研究[D]. 战丽阳. 吉林大学, 2020(08)
• [8]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朝鲜半岛政策研究[D]. 李爽. 黑龙江大学, 2019(03)
• [9]尼克松政府禁止核试验政策探析[D]. 王勇.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8)
• [10]美英防务合作研究（1957-1962）[D]. 徐金娇. 黑龙江大学, 20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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