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藏元代大陆花池公章考证

一、上海博物馆藏元达鲁花赤官印文字考（论文文献综述）

徐世康^[1]（2018）在《中华文化圈视野下的契丹王朝》文中研究说明“中华文化圈”,或称“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通常出现在研究当前世界如朝鲜、越南、韩国、新加坡等受中华文化影响深远国家的论着中,但从历史上看,这一概念同样适用于研究现在看来已经融入中华民族之中的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政权。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考量,以契丹王朝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从语言文字、儒家思想、儒家“天下秩序”观念以及丧葬制度四个方面,探讨中华文化在契丹这一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所发挥的影响。本文第一章是关于中华语言、文字在契丹王朝的影响。第一节首先介绍了契丹族与奚族的族源,通过文献学以及考古学、人类学的证据,对契丹族族出鲜卑的结论予以了肯定。接着就契丹族语言、文字与突厥语、鲜卑语、汉语、女真语、室韦语等之间的联系展开论述,并就契丹大字、契丹小字的创制及其对女真族文字的影响作了讨论。第二节分析了契丹王朝宫廷（宫帐）、祭祀、军事、外交、丧葬与其余场合中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基本确定汉语、汉字是契丹王朝使用的主要语言、文字,同时契丹本族的语言与文字在某些场合如军事、祭祀活动中占有主要地位。第三节介绍了契丹王朝时期的“双语者”,即同时通晓汉语与契丹语两种语言的人员情况,从实际看,在整个契丹王朝存在的约两百年中,契丹王朝方面的“双语者”人数要远远多于中原政权中的“双语者”。本文第二章是关于中华儒家各方面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第一节首先概要性地通过分析儒家典籍在契丹的传播来介绍契丹王朝成立前后儒家思想对契丹人的影响,可以确认在契丹政权成立前,儒家思想虽然已传播至契丹人中,但影响很小,且主要限制在上层人物与一些“归化”的契丹人中。而在契丹政权成立后,契丹人得以大量接触儒家思想,以“十三经”为代表的儒家典籍也得以广泛流行于契丹王朝境内,但其受到的重视程度则因不同原因而各不相同。第二节具体介绍儒家政治、经济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政治思想方面的任贤、行仁、敬天等观念都被契丹统治者接受并宣扬,而经济方面的重农思想也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契丹统治者甚至在一些不太利于农业发展的地区推广农业,以彰显其“重农”的态度。第三节介绍儒家社会、宗教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与政治、经济思想类似,儒家社会思想中关于孝道、忠诚等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保持政局稳定的内容也都得到了契丹朝廷的有力支持,而宗教思想方面,因契丹王朝崇尚佛教,故除其中涉及禁止左道邪术传播的内容外,对于儒家宗教思想并未有过多关注。本文第三章是关于中华儒家“天下秩序”观念对于契丹王朝的影响。第一节介绍契丹王朝“中国观”与“正统观”的演变,与通常的认识不同的是,本文认为契丹人的这两种观念在历史上经历了反复的过程,而二者之间的发展也并不同步。第二节介绍宋与契丹对峙时期双方的外交博弈,双方之间的整体关系经历了由“战”到“和”的变化,而在外交领域这一“软实力”的较量中,并没有任何一方完全处于劣势。第三节介绍了契丹王朝的朝贡体系,从魏晋南北朝时期至契丹王朝成立,契丹人实现了由朝贡者向被朝贡者的转变。在契丹人的朝贡国中,高丽与西夏二国占有重要的地位,与中原王朝往往通过“虚爵制”来实现理想化的“天下秩序”不同的是,作为北族王朝的契丹王朝更多考虑实用性,通过不同而非一些固化的“模式”来控制不同的属国、属部。本文第四章是关于中华丧葬制度对于契丹王朝的影响。第一节介绍契丹人丧葬方式的转变。早期的契丹人死后并没有土葬的习俗,此后约至唐代,逐步在下葬时使用石室或利用棺木下葬,而在辽帝国建立后,开始大量吸收汉人的丧葬制度。第二节介绍中古丧葬礼仪对于契丹帝后及贵族的影响。就契丹帝后丧葬方面,其葬礼在圣宗以后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制,唐代帝王去世后所经历的诸多环节在契丹人的帝后丧葬中也基本可见,只是经过了一定的简化。而就契丹贵族方面,同时期汉人丧葬中的卜葬观念以及停殡待葬时间较长等情况在其墓志中也有体现。第三节介绍中古墓志铭义例对契丹王朝的影响,唐代以后逐步形成的墓志铭“十三事”在各个时期的辽墓中同样有反映。契丹人还根据自身游牧部族出身的传统,对其中诸如“乡邑”等项进行了变通。同时,契丹墓志铭继续发扬光大了自唐代开始兴起的、对于志主的各种细致描写。第五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何兆泉^[2]（2018）在《分寸之间:古玺印与度量衡关系述论》文中指出中国玺印是"艺术之器",更是"制度之器"。度量衡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度之法",对玺印制度规范起着重要的基础支撑作用。古玺印自汉代以来逐渐改变"尊卑共之"的先秦旧制,建立起"惟以式之大小分高卑"的官印等级权度标准,且呈现出印制不断增大、等级日益细密的时代演变趋势,其背后深受历代度量衡变迁的直接影响。有鉴于此,今人才能借助文献史料与考古实物的互证,由官印制度推断出金元等王朝的尺制,弥补既往研究的不足。古玺印与度量衡关系的深入持续探讨,必将溢出单纯的器物或技术层面,进一步触及社会政治与文化观念等深层次问题。

余兰兰^[3]（2015）在《陶宗仪着述考论》文中研究说明元末明初着名小说家、诗人、学者陶宗仪,一生勤于着述,成果丰硕,涉及文学、历史、书画等诸多方面。《四库全书总目》共着录陶宗仪着述八种（含“存目”三种）。此外,明清时期的诸多地方志和官私书目都有对陶宗仪着述的着录,其着录情况与《四库全书总目》有同有异。本文以《四库全书总目》经、史、子、集四部着录和未着录为中心,在充分的文献调查、整理与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前人及时人的研究成果,运用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对陶宗仪着述进行全面梳理、仔细考辨和科学评述。研究内容分为六个部分：绪论,综述国内外有关陶宗仪着述研究的现状,说明本文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意义。第一章,简述陶宗仪的家族世系和人生经历。陶宗仪的家乡浙江台州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秀的文化传统,父亲陶氏家族和母亲赵氏家族的文化氛围十分浓厚,这使得陶宗仪从小就获得了良好的文化熏陶和家庭教育。陶宗仪生活在元明易代之际。少年时代,生活比较安定,求学应举,交游名士。青壮年时期,遭逢战乱,寓居松江,躬耕授徒,着书立说。晚年时期,两度却聘,仍然闭门着书,笔耕不辍。终其一生,文史着述十分丰富。第二章,考论陶宗仪的经部着述。首先考论《四库全书总目》经部着录的《国风尊经》。是书极有可能如四库馆臣所言,为晚明人伪托陶宗仪之名而作。从书名、四库馆臣所作提要以及诸家文献着录的类别来看,《国风尊经》显然是一部解释《诗经》的着作。其次考论《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未着录的《四书备遗》。陶宗仪撰有《四书备遗》当确凿无疑。从书名以及诸家文献的着录情况来看,《四书备遗》应该是一部四书诠释之类的经解着作,属科场应考备用之类,是陶宗仪青年时期研习举子业的心得与总结。二书今已亡佚,因此无从考证其详。第三章,考论陶宗仪的史部着述。首先考论《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着录的《古刻丛钞》《草莽私乘》。《古刻丛钞》是一部碑刻集录性的着作,系陶宗仪抄录由汉至宋的七十四种碑刻而成。《草莽私乘》确为陶宗仪所编,系其抄辑宋元诸公所作传记杂文二十篇而成,内容皆记当时忠臣孝子、贤母节妇之事。二书均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其次考辨《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未着录的七种史类着述。《元氏掖庭记》确为陶宗仪所撰,内容皆记元代宫掖之事,可补正史之阙。《游志续编》乃陶宗仪续宋人陈仁玉《游志》而汇编的一部山水游记及诗序选本,共载唐、宋、元、明四十八家八十篇文章,选择精审,足资考证。《名姬传》乃陶宗仪所辑古代女性短篇故事集。以上三种均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史记注语》极有可能是陶宗仪所撰,是书今已不存,从书名以及诸家文献的着录情况来看,当为诠释《史记》的史学研究着述。《唐义士传》乃元代罗有开所撰,陶宗仪读后有感而加以抄录评议,写进其《辍耕录》。《绍陶录》就是《辍耕录》卷十六所记《陶氏二谱》,系陶宗仪对南宋王质《绍陶录》的部分抄录。《胜国纪异录》目前只见着录而未见原书,因此无法考证其详。从书名推测,大概就是记录元朝异闻异事之类的笔记。第四章,考论陶宗仪的子部着述。首先述论《四库全书总目》子部着录的《辍耕录》《说郛》《书史会要》。《辍耕录》（又名《南村辍耕录》）三十卷,广泛记录了元代社会的历史与文化,涉及典章制度、掌故逸闻、民风俚俗、工艺科技、文物书画、戏曲小说、文字声韵等诸多方面,兼具文学与文献价值。《说郛》一百卷,是陶宗仪效仿南宋曾慥《类说》体例,辑录汉魏以降至宋元时期的各种笔记杂着而成的一部总集,体现了陶宗仪的编纂思想与小说观念,在文献保存和传播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书史会要》九卷、《补遗》一卷,记历代善书者四百五十人,上起三皇五帝时期,下至元代,采摭丰富,体例严谨,具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其次是考辨《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未着录的十种子类着述。《金丹密语》为陶宗仪所撰,内容当是阐发道家内丹心性之学,但并非引自《辍耕录》,是书今已亡佚。《印章考》其实就是《辍耕录》卷三十的《印章制度》,记载了陶宗仪对印章源流、制度及形式的梳理和考辨。《古唐类苑》其实就是陶宗仪抄本的《北堂书钞》,明清书商将其异名为《古唐类苑》而已。《图绘宝鉴》是一部绘画通史简编着作,系元代画家夏文彦所作,陶宗仪在《辍耕录》中辑录了《图绘宝鉴》所辑论画着作中的部分文字。《药谱》是一篇记载药品异名的短文,见于《辍耕录》卷十六,是陶宗仪对陶毅《清异录·药谱》的转录。《画诀》很有可能就是《辍耕录》中陶宗仪辑录的三则画论：《写山水诀》《写像诀》《叙画》。《博古纪闻》《琴笺图式》《广荟蕞》《裨海》未见传世,因此无法考辨。第五章,考论陶宗仪的集部着述。首先述论《四库全书总目》集部着录的《南村诗集》《沧浪棹歌》。《南村诗集》四卷,系陶宗仪诗歌别集,共收录陶宗仪诗歌作品360题462首。诗集内容丰富,既有人伦情感之咏,也有兵灾战乱之叹；既有侨居羁旅之愁,也有宴游隐逸之乐。风格多样,既有格力遒健、骏发蹈厉之歌,也有古淡雅致、清峻超逸之曲,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价值和文献史料价值。《沧浪棹歌》一卷,系他人所编的陶宗仪诗词选集,所收诗词除了《题岳王庙》与《题卞庄刺虎图》两首以外,均为《南村诗集》所收录。其次考辨《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未着录的四种集类着述。《院本名目》和《杂剧类编》,系从陶宗仪《辍耕录》中选出。二者不仅记载了陶宗仪的论曲之说,而且分别记载了十一类院本的详细名目、杂剧八大类宫调的详细曲牌名称,为元曲研究以及古代戏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参考资料。《陶南村文钞》曾被称作《陶南村杂钞》,应该是陶宗仪所辑,书中辑录的大概就是传记、诗序、墓志铭一类的文章。署名为陶宗仪的《南村诗话》目前只见着录未见流传,因而难以考辨其详。总而言之,陶宗仪的文史着述不仅保存了大量宋元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珍贵史料,也留下了陶宗仪在文学、艺术等多种领域中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堪称一笔丰厚而珍贵的文化遗产,具有很高的文献史料价值与学术研究价值。

崔爽^[4]（2014）在《元代官印的初步研究》文中认为官印是研究一个时期地理沿革、职官演变的重要文化载体,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由于种种原因,对元代官印的研究相对贫乏。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广泛收集元代官印的相关资料,力求使资料收集达到一个较高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对所收集的官印进行了分类、分期研究。将元代官印初步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的特色之一便是大量汉文官印与八思巴文官印并存,特色之二便是铸印机构的多变。中期是官印稳定发展时期,铸造技术不断提升,此时的铸印机构统一为中书礼部。晚期的元朝内忧外患,起义不断,义兵官印的大量出现即成为这一时期官印的典型特征,同时也是当时社会状况的真实反映。本文以收集的官印资料为切入点,从官印所反映出的一些信息入手,以小见大,对元代的钞印制度、元代地方医学以及驿站的管理制度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究。

霍宏伟^[5]（2011）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元代昏烂钞印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方元代昏烂钞印,1955年发现于杭州西湖。本文认为,该印背右款"江东道宣慰使司"为正确写法,不是"浙东道宣慰使司"的误写。铸造昏烂钞印的主管机构为江东道宣慰使司,用印官署应是江东道所属行用库。有关元代钞法管理的印章类型可分为行钞印与毁钞印两类,昏烂钞印属于后一类。钞印与元代钞法管理关系密切,而元代昏烂钞管理制度对明初钞法产生了较大影响。

敖特根^[6]（2006）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研究》文中提出自1988年至1995年，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组织专业人员对莫高窟北区石窟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考古发掘，获得汉文、西夏文、回鹘文、藏文、梵文、蒙古文、八思巴文、叙利亚文和婆罗迷文等多种民族文字文献。其中，西夏文文献、叙利亚文文献、蒙古文文献和八思巴文文献，均为藏经洞出土文献中所未见，故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至于蒙古文文献，据介绍，“在莫高窟北区的十三个石窟出土了回鹘蒙古文文书52件，另外还出土回鹘蒙文文书碎片17片。在三个石窟发现八思巴文文书6件，另外还出土八思巴文文书碎片4片。”这些蒙古文文书的发现，正如彭金章先生所说“对敦煌吐鲁番学和蒙古学均是一项填补空白性的工作，意义重大。”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现已刊布的莫高窟北区出土51件蒙古文残文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全文由导论、本论、结论三部分组成。具体内容如下：导论对敦煌莫高窟北区蒙古文文献出土情况、前人的研究、基本内容以及本次研究的目的、方法、论文的大体结构等问题作了说明。本论是全文的核心，由世俗文献和佛教文献两部分组成。其中，世俗文献论述了41件残文书，尤其对特征比较鲜明的5件文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基本搞清了这些文书的来源、性质、历史背景以及一些相关细节；佛教文献论述了10件残文书，其中重点研究了4件佛经残片。内容涉及到这些蒙译本佛经的年代、传承以及今人的整理情况等。在研究方法及体例方面，首先，从历史学、文献学和蒙古古文字学的角度对每件文书的性质、年代、历史背景等问题进行了周密的考释，其次，以嘎日迪先生的释读文为基础，增补、订正其疏漏与错误，并重新对51件残文书进行了释读、拉丁字转写、翻译与注解。结论部分从论文的主要创新点、论文的局限和不足等几个方面对本次研究作了一个简短的总结。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全部为残页碎片，手写本世俗文书居多，内容包括官方文书、契约文书、格言诗、书信、习字等。文书时代，有早有晚。时代早者属于忽必烈汗执政时期，时代晚者为北元初期，时间跨度近百年。这些文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元代敦煌一带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情况，从而为研究蒙元时期的敦煌历史，提供了新资料。虽然佛教文献仅占很小的一部分，但这些文书中，有不少属于前所未见的发现，如《因明入正理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等在吐鲁番和黑城出土蒙古文文书中所未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徐亮^[7]（2006）在《《四库全书》西北文献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西北地区的甘肃省庋藏了一部文溯阁《四库全书》。为了了解《四库全书》中的西北文献的状况，很有必要辑录《四库全书》中的西北文献，并论述西北文献与《四库全书》纂修之间的关系。 纂修《四库全书》时的西北地区正处于比较特殊的时期，但是西北并不是与《四库全书》纂修不相干的地区：西北人参与了《四库全书》的纂修活动，并在专门的修书机构四库馆中任职。四库馆纂修《四库全书》时，从以下渠道采入了西北地区作者的着作：陕甘地区采进本，《永乐大典》中辑录出的本子，其他各省采进本，私人藏书家及在京供职官员进呈的书籍，内府藏本和通行本。虽然这些西北地区作者的着作在数量上不能与江浙地区相提并论，但是部分珍贵的西北文献因此得以保存和流传。 同时，乾隆皇帝下令新修部分文献。这部分敕撰本出现了一些有关西北地区的专门着作。前代的文献积累中也有部分官修的西北地方志。而由于出仕、游历等原因，其他地区的作者，也撰修了一些西北地区的专门性着作。这些作品实际上也是西北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具有重要的价值。 本文撰写的目的，一是挖掘、搜罗、积累西北地方文献。《四库全书》的纂修建立在历代文献积累的基础上，号称十八世纪以前文献之大成，研究西北文献在其中的分布是非常必要的。二是阐明西北文献与《四库全书》的关系，特别是西北作者的情况，包括书籍的价值、存世的情况。从而使读者对西北文献与《四库全书》的关系有较为深入的了解。三是为了叙述西北作者文献的流传情况，特别是在各省采进本以及江浙藏书家藏书中分布的情况，以了解西北作者文献在其他地区的传播情况。通过对以上内容的论述，建立起西北人对本地文化的自豪感。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描述清乾隆时期西北地区的形势及其对《四库全书》纂修活动的影响；第二章阐述了西北作者文献的来源，从陕西巡抚采进本、其他省份采进本、江浙私人藏书家及在京官员的私人藏书、《永乐大典》辑录本、内府藏本、通行本等几个方面进行叙述；第三章从四库馆对西北作者文献的处理方面来论述，主要包括机构的设置、书籍着录或存目的处置、陕甘的禁书活动、四库副产品对西北着作的收录、《四库全书》在甘肃的庋藏等内容；第四章从部门分布、作者省籍分布、时代分布等几个方面对西北文献总体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对西北作者及作品进行了介绍；第五章是西北作者文献的存世情况，包括着录书的版刻以及存目书、禁书、未收书的存世情况；最后一章附录了一些非西北本地作者所作的西北专门文献，分为敕撰本西北文献、官修西北文献、私人作品等。

刘爽^[8]（2004）在《吉林大学藏玺印研究》文中认为

照那斯图^[9]（2002）在《上海博物馆藏元达鲁花赤官印文字考》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对上海博物馆所藏元代八思巴字一官印文字内容作了考释。

照那斯图^[10]（2002）在《上海博物馆藏元达鲁花赤官印文字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对上海博物馆所藏元代八思巴字一官印文字内容作了考释。

二、上海博物馆藏元达鲁花赤官印文字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上海博物馆藏元达鲁花赤官印文字考（论文提纲范文）

（1）中华文化圈视野下的契丹王朝（论文提纲范文）

（2）分寸之间:古玺印与度量衡关系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3）陶宗仪着述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4）元代官印的初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四库全书》西北文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上海博物馆藏元达鲁花赤官印文字考（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华文化圈视野下的契丹王朝[D]. 徐世康.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2]分寸之间:古玺印与度量衡关系述论[J]. 何兆泉. 江西社会科学, 2018(02)
• [3]陶宗仪着述考论[D]. 余兰兰. 华中师范大学, 2015(12)
• [4]元代官印的初步研究[D]. 崔爽. 内蒙古大学, 2014(11)
• [5]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元代昏烂钞印考[J]. 霍宏伟.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1(10)
• [6]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研究[D]. 敖特根. 兰州大学, 2006(04)
• [7]《四库全书》西北文献研究[D]. 徐亮. 兰州大学, 2006(11)
• [8]吉林大学藏玺印研究[D]. 刘爽. 吉林大学, 2004(04)
• [9]上海博物馆藏元达鲁花赤官印文字考[J]. 照那斯图. 上海博物馆集刊, 2002(00)
• [10]上海博物馆藏元达鲁花赤官印文字考[J]. 照那斯图. 上海博物馆集刊, 2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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