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女原型与俄狄浦斯心理——对《神仙普通人》故事的原型批判

一、仙女原型与恋母心理——对“仙女凡夫”故事的原型批评（论文文献综述）

李倩倩^[1]（2020）在《中俄民间童话中神奇妻子故事类型对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神奇的妻子,即那些以短暂或持久的非人身份和人间男子结为夫妻的女子形象。她们活跃在世界各国的民间故事中。然因为各民族集体人格和审美情趣的差异,故事的剧情走向、人物形象的选取和结局的设定都存在诸多不同。中俄两国民间童话中不乏经典的神奇妻子角色。通过对这类故事进行对比研究,有助于深化对两国民族心理、审美品位等诸多侧面的认知。

陈婷婷^[2]（2019）在《《搜神记》女性形象及价值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干宝作为洞察社会现实的史学家,又是传写鬼神灵异之事的小说家,在《搜神记》中以志怪的形式曲折地反映了现实人生。他在谈鬼说怪的同时,将女性纳入视野,通过对她们的情感与人性的挖掘,塑造出众多不同以往、形象鲜明的女性形象。其实,文本中的女仙、女鬼和女怪,都是现实社会中女性的影子,她们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既体现着丰富的时代精神,又对后世产生了启迪和影响。本文以《搜神记》为文本,以女性形象及其价值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分类归纳与分析,力求挖掘这些形象的文学价值,审美价值及现实意义。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绪论,主要介绍《搜神记》女性形象及价值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以及学术界相关的研究现状。第二部分是文章的正文,主要分为三个章节:第一章通过对《搜神记》中涉及女性题材的作品进行细致分析,根据她们具有的不同的性格特征和人生追求,将这些女性形象分为三大类型:抗争型女性、良善型女性和丑恶型女性。第二章分析《搜神记》中女性形象的塑造手法和成就。作者采用了一系列的艺术手法塑造出这些栩栩如生、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包括成功的肖像描写、巧妙的语言艺术、生动的细节描写和尖锐的矛盾冲突等。有些女性形象是作者继承传统题材,进一步发展而来,通过干宝的塑造,这些女性形象更具艺术魅力。第三章是在第二章的基础上,深入挖掘这些女性形象具有的文学价值、审美价值和现实价值。作者在作品中开辟了新的女性形象类型,并使用丰富多变的叙事视角,使这些形象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独特的艺术魅力,不仅丰富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人物画廊,对后世文学作品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这些女性形象蕴涵着丰厚的历史时代信息,以及作家对女性命运的探索,因而也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结合当今社会,这些女性形象也产生了积极影响。第三部分是结语,概括总结全文。

董舒心^[3]（2018）在《汉魏六朝婚恋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讨论汉魏六朝婚恋小说,正文分为五章,另加两个附录。第一章探讨古典婚恋小说的起源问题。婚恋神话代表了民间故事从源头上对婚恋小说的影响,和婚恋有关的神话传说早在形成阶段就已经蕴含了后世婚恋小说中常见的一些母题。以《汉武故事》《西京杂记》为代表的杂史文学对于婚恋小说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宫廷美人题材或者说帝王妃子故事上,这是由史书和杂史的内容决定的。杂传文学以《列女传》《孝子传》为代表,它们模塑和反映了汉代的感情观,汉代不提倡男女深情,而是大力倡导专一贞节和孝道至上的封建女德。汉魏情赋、乐府诗与婚恋小说的产生也有关系,因为婚恋主题是宫廷文艺的内容之一,赋体文学、乐府诗、古小说对婚恋主题的表现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宫廷文艺环境的影响,同时这也导致不同文体之间在题材和艺术手法上互相影响。第二章考察以异性人神（仙）之间的邂逅和交往故事为主要内容的“人神恋”小说,将相关文本分为与民间故事相关的小说、仙道小说和文人小说三类进行观照。有相当一部分人神恋小说的文本和母题来源于民间故事,按照民间故事类型的归纳,可以分为天鹅处女型、螺女型、仙窟艳遇型和仙女下凡型故事四类。六朝道教人士创造的仙道小说中有不少人神遇合故事,其中,西王母下凡故事和神女降真故事是具有代表性的两大类型。这一时期和西王母仙话有关的小说众多,有些文本在内容上有明显的承袭痕迹,但寓意又有所不同。而神女降真故事则以《真诰》中的人神遇合故事为代表,在《真诘》中,神女降真用宿命姻缘来诱导凡人向道求真被认为是一种重要有效的启迪手段,并体现出上清派强烈的禁欲倾向。六朝时期还有一部分成于文人之手的人神恋小说,文人作者主体意识对小说的渗透是有过程的,《成公智琼》《杜兰香》等代表了早期文人记录式的人神恋小说;《拾遗记》《洞冥记》作为方士小说和文人小说的混合体,其中的宫廷美人故事呈现出明显的向人神恋转化的倾向;六朝末期文人创作的人神恋小说《稽神异苑》和《八朝神怪录》是第一批纯粹的文人小说,在艺术手法和主旨精神等方面对后世小说都影响重大。汉魏六朝人神恋小说以“女神男人式”占绝大多数,女神主导形成的原因主要有六朝时期民间信仰对女性神只的认识、唐前小说的作者队伍是一个单一性别的男性群体、“神女”文学传统的影响等。第三章讨论汉魏六朝时期的人鬼恋小说,人鬼恋小说可以分为“幽婚小说”和“亡魂小说”两类,前者指至少一方为鬼的婚恋故事,人与鬼或鬼与鬼之间的婚恋行为是“幽婚”小说中必备的要素;而“亡魂”小说中的婚恋行为在主人公生前发生,主人公去世后虽然以亡魂的形式参与生者的生活,但通常没有人鬼婚恋的展开。“幽婚小说”按照男女主人公相遇方式可分为登门自荐型、再续前缘型、路遇入冢型和幽冥邂逅型四类,其中有些作品在艺术上比较成熟,比如《卢充》《王敬伯》等。“亡魂小说”中的人鬼恋故事可以分为亡魂眷恋型、亡魂告别型、亡魂责罚型和亡魂报恩（仇）型,亡魂小说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魂魄、情性和生命的认识,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死而复生”母题、“人鬼生子”母题和“随葬重现”母题是人鬼恋小说中三个重要母题。“死而复生”母题表现为形体复活和亡魂重返两种形式,前者与房中术和“宝精”思想有关;“人鬼生子”母题具有推进情节发展的文学功能和表达生命意识的文学意义;“随葬重现”母题的产生与汉魏六朝时期盗墓活动的盛行有重要关系,也与古代男女交往方式有关。人鬼恋小说的产生与冥婚民俗、鬼魂信仰和盗墓活动有关,其中女鬼小说多于男鬼小说,原因在于女性的生存状况特别是未婚而卒少女对婚姻的需求、传统阴阳观及“阳精崇拜”心理、作者的男性中心立场等。第四章研究的“人妖恋”小说以“精怪化形为人与凡人婚媾”为基本内容,它分为两种类型:“男妖女人式”和“女妖男人式”。男妖女人式小说可以分为男妖摄妇型、假冒骗情型和惑乱闺门型三类,女性在情欲和感情上受到的压抑是“男妖女人式”小说产生的最主要的原因,但在根本上,男妖小说要反映的不是性爱生活,其主题在于家庭伦理的破裂与寻求秩序的重建。“女妖男人式”人妖恋小说可分为“女妖登门型”和“男人外出型”两类,分别从内外两个方面解释了现实中在男人身上发生的身心及感情异动。人妖恋小说中有些妖精原形非常重要,后来发展成妖怪强宗的狐妖就是在汉魏六朝时期奠定了其“妖媚”的形象特点,而有些不常见的动物如虎、蛟等能进入人妖恋小说之中,主要是受到了佛经文学的影响。人妖恋小说中有些独具的母题,如变形、生子、除魅等。变形母题在汉魏六朝小说中叙述都非常简略,与其说它是一种文学塑造,不如说是一种巫风弥漫时代下的集体潜意识表现更近实质。此时期人妖恋小说中的“生子”母题出现不多,但却十分耐人寻味,其中以妖怪原形为水族的故事居多,这主要是受到了以龙感生神话为代表的水神感生神话的影响。猴妖小说和狐妖小说中的生子母题则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尖锐的民族矛盾和不同民族之间通婚融合的艰难过程。除魅母题则与人妖恋小说的起源直接相关,在巫术思维的影响下,人们将现实社会中的婚恋问题归咎于妖怪作乱,并邀请方士除魅,就产生了人妖恋故事。第五章讨论婚恋双方都是凡人的世俗婚恋小说,按照主角身份分为宫廷婚恋故事、贵族士人婚恋故事和民间男女婚恋故事三类。汉魏六朝宫廷婚恋小说以《汉武故事》《西京杂记》《拾遗记》中的相关故事为代表,这三部也是此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杂史小说。以贵族士人婚恋故事为题材的古小说主要集中在六朝志人小说中,以《世说新语》和《妒记》为代表。《世说新语》中的婚恋故事一方面反映了“名士”群体挑战礼教、纯情放任的婚恋态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士族女性在婚姻中地位的提高和局限性。《妒记》以妒妇故事为题材,它的产生有反妒妇的动机和目的。汉魏六朝时期以平民阶层人物为主角的婚恋小说数量比较少,有些叙事甚至不能称之为小说,值得注意的是乐府解题类本事小说和六朝地记文学中的平民婚恋故事等,此时期对平民婚恋生活的反映主要是通过志怪小说实现的,特别是“殉情”母题的艺术表现和精神意蕴都值得挖掘。汉魏六朝婚恋小说产生了不少流传后世的经典题材,比如“王昭君”故事、“赵飞燕”故事、“绿珠”故事、“秦罗敷”故事、“秋胡戏妻”故事等等。这些故事能成为经典,与艺人群体有重要关系,一些婚恋故事正是通过艺人的演绎和传播才得以成为经典的。附录一对作者和成书时间等存在争议的唐前小说集进行了辨析,附录二收录三篇与美人赋相关的论文,因是与婚恋小说的发展有重要关系的三个案例,故专辟一章,附于文末。

张宏勇^[4]（2015）在《《尘埃落定》的原型批评解读》文中指出原型批评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批评方法在对《尘埃落定》的解读上也显现着新意。文本细读发现,傻子的预兆功能和"疯癫"表现与藏族苯教中的"巫"的行为有着惊人的相似。同时,傻子还有"仇父""恋母"细节表现,呈现出一种强烈的"俄狄浦斯情结"倾向1。

任红红^[5]（2015）在《莫言人类学书写中的乡村世界》文中提出莫言的小说以其“个性化叙事”呈现了汉民族乡村世界的地方性知识。莫言的小说在多元叙事技巧的革新中,以结构和视角的不断变幻与尝试,从关注乡村世界里平凡的个体,男人、女人、婴童、青少年,到关注这个空间里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以及这些个体的信仰和情感等,以对这个世界前所未有的文学想象和诗性的语言,发现了汉民族乡村世界的地方性知识和这里的主体——农民。小说通过个体故事的不断呈现和强化,从整体上书写了作为人类的一个群落的文化模式。因此,莫言通过短、中、长篇小说建构起来的乡村世界里的一切有其自足性,这些通过文学叙事出现在文本中的人物符号和文化因子,表征了汉民族乡村世界强有力的文化事实。论文首先将莫言的小说放置在汉民族主流文学的参照系中,通过比较研究这些作品中书写的乡村世界和莫言的人类学深描中的乡村世界,探寻莫言小说的人类学特征和表现。这一部分在系统认知和梳理文学人类学视域中的文化研究的不同范式的基础上,先确立本论文的文学人类学研究视角,关注的是作为人类族群之一的汉民族乡村世界里的农民的家庭伦理关系、婚姻状况、个体的成长,以及农民与动物的关系、乡村动物崇拜和他们的超自然力信仰等层面。并指出莫言小说中深描的这些地方性知识,以文学叙事的形式发现了乡村的同时发现了农民。在确立了这一研究视域之后,论文通过对多部“乡土文学”文本的细读,着重分析和系统梳理了汉民族主流文学中未被发现的乡村世界和农民,指出莫言的小说在虚构与想象的文学叙事中,走出现代性启蒙话语的书写视域,建构了自足的乡村世界独特性。其次,汉民族乡村家庭成员的关系是复杂多元的,莫言在几乎所有书写乡村的小说中都涉猎了这些关系。在这一部分。论文通过对莫言小说叙事中乡村世界的家庭伦理关系详细梳理的基础上,以其中的夫妻、父子、母子关系的书写为具体的研究视域,对其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论文深入研究了莫言人类学书写中的乡村夫妻关系。莫言小说中书写的几乎所有乡村夫妻关系的缔结仍然离不开父母包办、尽孝、传宗接代的婚姻“义理”,这种因顺从而“有序”缔结的婚姻虽然相对比较稳定。但农民夫妻间只有义理却无爱的情感关系模式,使夫妻关系在“有序”的结合和相守中潜藏着“无序”的婚外情感和家暴的普遍性,论文在梳理和研究这种关系的基础上,深入探究了其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论文深入研究了莫言在对乡村记忆的“伦理召唤”中,通过小说呈现的父子关系的和谐与不和谐,并深入分析了造成不和谐的父子关系的深层文化原因。论文对莫言小说中深描的母子关系的研究,在和以往主流文学作品对此概念化书写和想象的对比中,认为莫言的书写将父权文化遮蔽在“深闺”的乡村母亲前置,让她们在养家、育儿的辛劳中自己言说自己.以关注人类的情怀关注这些默默无闻的母亲。论文也深入分析了小说深入细致的文学想象与虚构中显现的乡村母亲的智慧和德性的价值和意义。第三,通过对莫言多部小说地解读,研究莫言通过多部小说深描的特定年代乡村婴儿、儿童和青少年的饮食、娱乐游戏、情感、性相、人生选择等个体成长中遭遇的众多方面,系统研究了莫言小说以文学的“轻”、书写方式的“轻”,书写乡村世界里一直以来被主流文化遮蔽、没有话语权的“轻”的群体,给读者默思的空间的同时思考文化赋予这些群体的“重”。深入研究了莫言小说中这些群体被书写的独特性,和这些群体自由和不自由的生存状态和主体意识的缺失,及其中彰显的汉民族文化对这些群体成长影响的深层文化结构。第四,论文研究了莫言小说中深描的农民和动物的关系,即农民与六畜的关系和乡村动物崇拜。论文在对汉民族农耕文化和六畜关系的系统研究中,通过对莫言的小说对农民和六畜关系的深入书写和以往主流文学对此的有限想象和书写的对比研究,深入研究了莫言小说中对农民和六畜亲密关系人类学书写的独特性。此外,论文研究了莫言小说中深描的乡村动物崇拜,通过对小说中对此的想象和书写,着重研究了乡村里的蝗虫、狐狸和狼等动物在给农业生产带来危害,农民却对它们有敬畏之心,因为恐惧而敬畏,因为敬畏而崇拜的文化心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在主流文化尊崇周孔礼教,视儒家文化为宗教的时候,乡村里的农民仍然保持着古老的巫术思维,视动物为图腾,在乡村广阔的地域中与动物和谐相处。因此,莫言通过小说展现了乡村生态人类学的和谐图景。第五,论文研究了小说中深描的乡村世界的超自然力信仰。乡村世界里的农民不但有自己崇拜的动物图腾,而且在根深蒂固的孝文化和家族文化的规约下,虔诚地保持着祖先崇拜。论文研究了莫言笔下以“场景再现法”完整呈现在多部小说内部的汉民族乡村世界里的祖先之灵信仰的丧葬礼仪式,以及特定的日子里祭祀祖先的各种仪式具有的浓郁传统文化色彩。莫言没有像鲁迅、茅盾、巴金、陈忠实、贾平凹等作家一样仅仅书写官宦、士绅、地主家族有关祖灵祭祀的典礼和仪式,而是用人类学深描的笔法,再现了乡村世界里的普通农民的祖先之灵祭祀的丧葬礼和其他仪式。除此之外,论文系统深入的研究了莫言小说中的乡村鬼魂信仰和禁忌等其他超自然力信仰。莫言通过对乡村世界里的超自然力信仰的人类学深描,打开了走进乡村神秘信仰的大门,在被主流文化遮蔽、主流文学不屑书写的文化语境中,在各民族作家关注并书写自己民族文化的全球化文学语境中,深入展现了乡村世界的风俗与信仰。虽然莫言的小说以其不经意的追忆,以不必转换文化视角和做田野调查的便利,在小说中以文学创作者的身份做了人类学家做的对汉民族乡村世界的深描。但小说中丰富的人类学因子是在小说本身的语言、文字、故事中以文学的形式展现的。因此,论文的最后部分研究莫言小说的独特叙事艺术和以上各部分研究内容中展现的乡村世界人类学书写的紧密契合,探寻莫言小说的文学史价值。莫言的人类学书写以其关注边缘、书写边缘和日常经验的视角和立场,为汉民族当代文学创作的范式转换做出了贡献。莫言对乡村世界的人类学深描,在全球化语境中和当代世界文学舞台上的各民族作家一起,建构了人类文化的多元性。同时,莫言对汉民族乡村世界的书写,在当代中国文学的话语语境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和价值。

吴新平^[6]（2013）在《中国现代神话题材文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一九一七年的文学革命以后，以鲁迅创作的神话题材诗歌《爱之神》为发轫，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了一大批神话题材文学作品。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文学创作与现实语境等各种关系相互碰撞、相互影响而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文学表述，是以神话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基因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的特殊表现，同时也是中国现代作家自觉追求和有意创造的结果。从中国现代神话题材文学的发生过程来看，中国古代的神话题材文学是中国现代神话题材文学的文学渊源，而中国现代神话题材文学正是对中国古代神话题材文学的继承与发展。“五四”时期的神话研究热潮对中国现代神话题材文学创作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许多当时从事神话研究和域外神话翻译的现代知识分子，日后成为了中国现代神话题材文学创作群体中的重要作家。中国现代作家在借用神话题材进行创作时，并没有简单停留在对原有神话故事的铺陈演绎，而是依据各自的审美理想以及现实社会对文学的需求对原神话进行一定的充实与合理的改编，甚至是艺术的再造。从创作意图来看，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神话题材文学作品主要是为了思想启蒙、讽喻现实以及自我抒怀。在中国现代神话题材文学中，一些神话意象、叙事结构和人物类型反复出现。它们的背后隐藏着古老的神话原型模式。其中，拯救原型、再生原型、复仇原型与追寻原型在中国现代神话题材文学中表现得最为频繁。这些原本承载着原始人类心理经验的神话原型在中国现代作家的笔下却充满了现实性与革命性，有的甚至还蒙上了政治的色彩。拯救原型寄托了中国现代作家对拯救民族国家的英雄先驱的期盼；再生原型负载着他们埋葬旧社会、再造新社会的理想；复仇原型表达了他们反抗和报复反动统治者的意愿，追寻原型则传递了他们对理想世界与幸福生活的向往。由于受到时代背景、现实语境以及审美观念的影响，不同作家运用同一个神话题材创作出来的神话题材文学作品难免存在差异。在中国现代神话题材文学中，从嫦娥奔月神话、白蛇传传说、普罗米修斯盗火神话、耶稣受难的宗教传说中取材创作的作品最多。其中，嫦娥奔月题材的作品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创作局面。从人物形象的塑造来看，有的塑造了自私自利的嫦娥形象，有的塑造了具有美好品格的嫦娥形象。从作品的主题来看，有寄寓个人情绪的，也有干预社会现实的。从作品的艺术风格来看，有的仍保留着神话的艺术色彩，有的则呈现出现实化与世俗化的风貌。白蛇传题材的作品主要表现为对“人妖恋”爱情主题的延续和对古老传说的现实化改写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在普罗米修斯题材的作品中，中国现代作家塑造了两个普罗米修斯形象：一个是作为盗火之神的普罗米修斯，一个是作为殉道者象征的普罗米修斯。取材于耶稣受难的宗教神话的作品，有的表达了对“人之子”耶稣的伟大牺牲的歌颂，有的则对耶稣精神提出了质疑，呈现出两个完全对立的主题思想。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的神话题材文学作品既完成了对古老神话的现实重构，又实现了个人化的艺术写作。中国现代神话题材文学在艺术上有着自己的特征。在叙事时空的建构上，中国现代神话题材文学创造性地将虚幻的神话时空与真实的现实时空一起融入到了作品中，呈现出神话时空与现实时空的相互融合，神话时空与现实时空的交替转换的两种时空结构。在审美形态方面，中国现代神话题材文学通过对神话中的神或英雄的没落与死亡的叙写，对反抗命运和苦难的抗争精神的表现，呈现出悲剧的艺术形态。在艺术技巧上，中国现代神话题材文学主要运用了隐喻的艺术手法，通过对作品中人物形象的隐喻和情节的隐喻来隐喻现实。这种隐喻的艺术手法让中国现代神话题材文学在文网森严、时局艰难的特殊时代背景下一度起到了暴露黑暗、反映现实的“战斗武器”的作用。通过对中国现代神话题材文学的研究，文章得出两个结论：一是神话传统并没有因中国现代作家强调写实手法、面对现实人生而造成断裂；二是神话题材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并非是完全对立的两面。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的神话题材文学作品既能够唤醒民族心理深层的某些共同的情绪，使我们感受到古老神话的魅力，同时又能够传递来自现实层面的声音。中国现代神话题材文学对我们如何在现代社会中改造和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提供了一些启示。

刘长华^[7]（2012）在《民族神话、传说意象与中国新诗民族性的建构之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新诗自诞生以来,“中”与“西”、“新”与“旧”之间的辩诘与梳理就是其中常谈常新的话题。且在面对这些话题时,人们基本上立足于新诗与旧诗在外在形态上的比对,即拘泥于中国新诗在语言表达、形式建构等方面与中国古典诗词曲赋是相近还是相远。近些来,“中国新诗有无传统”之争是学界热点,是过去话题的深度推进。“中国新诗有无传统”不仅关乎中国新诗其百年心路历程的总体价值衡估,还左右着它在未来道路上的精神走向。予其以深度性的把握是必要和及时的。遗憾的是论争双方的研讨立足点也是蹈袭过往的。传统文化不能代表文化传统。文化传统是传统文化的灵魂,表征着民族精神。诗、词、曲、赋等体式存有差别的文学样态,能被古典诗歌同一体系所统摄,其根本点应在于文化传统。之于中国新诗而言,也就是须从“器”的思维层面即传统诗歌中跳逸出来,而更要深入到“道”即民族精神的高度中去追本溯源、正本清流。基于中国新诗传统的研究现状,本文就拟从民族精神这个角度来探讨“新诗有无传统”。“独特性”、“恒定性”是“民族精神”的要义特质。“民族精神”的形成离不开历史积淀,“民族精神”的“源初性”生命形态是与一个民族的神话、传说互为表里,神话、传说是管窥“民族精神”的最佳窗口。这已是定论。因此,本文旨在探讨新诗存在传统,其中心任务就落在从民族神话、传说意象来观照中国新诗的民族性上。从民族神话、传说意象来观照中国新诗的民族性,就是以考量出相应诗歌正由于民族神话、传说的意象及相关意象的存在,尽管置身于现代化进程中却能使自身保持和显露出民族个性的历史。在本文看来,民族神话、传说意象所置加的民族性影响为全方位、深层次的,呈体系化的,可以从发生论、流变论、价值论、诗学论、文类（体裁）论、作家论、艺术论、影响论等层面予以一一展开考察。民族神话、传说意象在中国新诗中蓬勃涌现,大约有四个方面原因：首先,“五四”时期中国神话学理论的自觉。梁启超、王国维、鲁迅、周作人、茅盾、谢六逸、林惠祥、黄石等人引介了西方神话学理论,其中就涉及到了他们对诗歌与神话之间关系的认识；其次,“混沌”秩序与“启蒙”想象。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所呈现出的“混沌”时局,同时知识分子所扮演的“启蒙”角色,使得人们很容易产生比附神话的心理；第三,文艺现代性的出场使命和内蕴意向。诗歌与神话之间的联姻是文艺现代化的内趋性诉求；最后,庄骚精神的历史“复活”和现代诠释。“庄骚”精神就是与巫楚文化、与神话、传说相关联。而“庄骚”精神又是深得中国知识分子雅好的思想资源之一。民族神话、传说意象与中国新诗的结合就是一种“用典实践”,但渗透期间的不是“用典思想”,而是拥有了时代特征。这表现为：第一,用典思想归化为先锋精神。之所以称其先锋,就因为相关诗歌在内蕴气质上“反俗”,在话语方式上陌生化,以及融合了西方诗学；第二,文化意识对历史意识的覆盖。中国新诗用典民族神话、传说意象中不再是历史意识的凸显,而是与民族性、共时性的视域相联,表现为一种文化意蕴；第三,崇高之质兼容优雅之文。旧诗学中的用典就是优雅之文的表现,不太与崇高之质交集。含有民族神话、传说意象的中国新诗却是崇高之质与优雅之文相兼容,它们以“强力”、“英雄”、“道义”为审美的同时又不以情节取胜,在语言策略上不与工具白话相类,与楚文化有着交集等。民族神话、传说意象对相关诗作的价值取向有着重要影响。价值取向主要是建构在主体与他人、与世界、与神、与自我之间关系处理的四个维度上。中国神话、传说中的英雄或“神”呈现“德性化”,这在中国新诗中就表现为个人意志在同构中集体化；“化生”神话解释了主体与世界、与自然的“同一性”,这在中国新诗中就转化成生命于现世中的“生生”；中国神话、传说处理“人”与“神”之间关系时,表述的是“人之神化”,相关新诗中的人性便是诗性与神性的分流；中国神话、传说中对主体自我的认同,可用“神之无所不能”予以涵盖,相关的新诗就渗透着“有我”意识或参与精神。含有民族神话、传说意象的中国新诗对相应的西方诗学存在过滤。中国神话、传说中“游”意识的存在因而使得中国浪漫主义诗学中的“神思”精神是非本体性的；西方象征主义的“契合”论在中国神话、传说意象的透析之下表征的是“生命共感”思维；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人格意志属于克制压抑型因而使得生命诗学在中国新诗中脱离了生理属性,而更多地表现出“人文性”的意向；祖先崇拜代一元主神崇拜是中国神话、传说的特质,中国现代神秘主义诗学因而表现出“去宗教性”。含有民族神话、传说意象的诗歌在中国古典时期就形成了一些固定的体式类型。由于中国神话、传说意象的媒介,这些体式类型得以直接或间接的继承。首先,“游仙”题材在新诗中颇为常见；第二,中国新诗中的“剧诗”看似很“新”,但由于民族神话、传说意象的渗透,它很大程度上就是“神仙道化剧”演化而来；第三、由于“新月派”倡导人文精神,他们藉助民族神话、传说意象传达了“敬天崇道”精神意向,相应的诗歌就表现出“青词”化倾向。“共时”现象的出现离不开一些代表性诗人的个案实践。他们的实践存在差别与个性。郭沫若是在膜拜以“女娲”为原型的东方创始女神之上,体验到了诗的“创造”本质,一反前人对诗之本质的认识同时,又是在民族文化中找了归宿；闻一多是在信仰、幻美、强力融合之上复活“楚辞”,他相应的诗歌就是新“楚辞”,从而于中赋予他对中国新诗的本质某种认识；朱湘则认为中国神话、传说是最优美的,可以拯救人性,另一方面他又认定从民族神话、传说中可以“称述华族民性的各相”,两者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民族神话、传说是中国的“载神道”诗歌；冯至从民族神话、传说发现了中国新诗的“思”,《十四行集》中明显了留下了前期长篇叙事诗的精神痕迹；唐湜从地方的“风土故事”中构建了中国狂欢化诗学与牧歌；“寻根派”诗人则从中国远古神话中发掘了生命的神性,以理性为中心的启蒙一个弱点便是漠视生命,而中国神话、传说与西方相比,尊重感性生命是它的突出特质,因而“寻根派”将民族神话、传说视为神圣生命的歌唱。中国神话、传说意象对相应诗歌的艺术影响十分明显。第一,相关的新诗和古典诗歌一样非常重视意象,这种重视并不是受到美国“意象”派的影响,而是中国神话、传说本身就含有图腾崇拜的文化现象；第二,含有民族神话、传说意象的中国新诗不少存在着叙述化的倾向,但这不意味着完全散文化的倾向,因为中国神话是呈现出的“混沌思维”,追求“意”与“境”的统一；第三、含有民族神话、传说意象的中国新诗一直表现出“纯诗化”的意向,但这种“纯”是建立在“不纯”的基础之上,因为中国神话、传说意象本身是讲究现世之感的。由于少数民族文化与神话、传说之间的历史距离更为亲近,因而相关诗作一方面是有着回应意义,另一方面又是有着重要的启示价值。这种回应与启示归落到民族性诗学建构上,就表现为：地域性是参与民族性诗学建构的渠道；宗教意识是民族性诗学尝试的方向；综合性思维是民族性诗学的还乡之路。综上所述,本文虽然只是从一个方面、一种途径来印证中国新诗的民族性,但由于民族神话、传说在文化属性上非同小可,其本质上就是从民族精神、生命体验、思维方式等视角探讨和厘清了中国新诗传统的有无；与之相伴相行的是,虽然所择取的研究对象只是部分性的,但亦具有了一般性、普遍性的意义。因此,本文的结论是中国新诗存在传统,但这个传统既不在古典诗歌,也不在于中国新诗本身,而在于文化传统之中。并由此得出几个认识：第一,从含有民族神话、传说意象的中国诗歌中返观到了部分中华民族精神；第二,含有民族神话、传说意象的中国新诗中的“上帝”意象在不少情况下并不具有基督教意义；第三、新诗的本体论须以中国新诗传统为背景,但两者又是有着明确区分；第四、一个创作上的启示便是中国新诗在价值取向上应主动、积极地靠近民族精神。

张丽亚^[8]（2012）在《指环、剑与巫师 ——《魔戒》系列意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奇幻史诗的鼻祖《魔戒》系列随着电影的翻拍早已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阵奇幻史诗的狂潮。这部由英国语言学家和作家托尔金创作的史诗结构庞大,意蕴丰厚,体系严谨,人性形象丰富典型,围绕着指环的善恶之辨展开恢弘壮观的中土战争,弥漫着浓郁的中世纪风情,又充满神秘的巫师文化色彩。关于《魔戒》系列的研究专着和学术论文汗牛充栋,并在神话研究、宗教意识、语言学、作家研究、文化研究等各个方面都有丰硕的成果,但是在从具体意象入手研究《魔戒》的作品却很少,本文则根据《魔戒》文本从具体意象入手分析作品。意象是作品灵魂的载体,《魔戒》系列最重要的意象是“指环”、“剑”与“巫师”。本文通过追溯这三种意象的生成来剖析作品的意象之美：“指环”直指人心深处的善恶：“剑”指涉权力与骑士精神,呼唤理想的君主形象；“巫师”则是对古老神秘文化的追寻,对抗僭越的现代性。这三种意象相得益彰地贯穿整部史诗,成就了《魔戒》世纪之书的美名。主要内容如下：导论部分主要介绍托尔金与《魔戒》系列的创作以及作品接受现状；简要介绍《魔戒》三部曲主要内容；梳理国内外在文本和意象上关于《魔戒》的研究现状；阐明《魔戒》系列意象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意象是人们共同的原始记忆,托尔金再创造这些意象唤起了人们心底对古老记忆的渴望。第一章从“被诅咒的指环”的意象入手,通过对被诅咒指环历史渊源的追溯来寻找其原型；分析托尔金在《魔戒》系列中从哲学层面设置的的对人性的思考和探索；从作品渲染指环的魔力来看作品中人物所受的诱惑,以及展现不同人物形象在不同层面的抵制与挣扎,来探究人类的原罪和善与恶的界线；从现代人的精神状态来看被诅咒的指环,指出人们所陷入的生存窘境。第二章以“圣剑”为意象。通过对“剑”在神话以及文学史上的原型追溯,以及贯穿《魔戒》三部曲中的各个宏大故事情节,展现的是中世纪骑士精神的风貌、国王血统与国王崇拜、为荣誉而战的恢弘悲壮的冷兵器战争。揭示出托尔金对现代性的反思,渴求理想政治环境和秩序。第三章则以“巫师”为研究对象,探讨《魔戒》系列中巫师的身份以及文学史上巫师身份的历史渊源；通过托尔金对巫师身份的浪漫主义塑造揭示了人类对神秘主义的渴望；通过白袍巫师与灰袍巫师的较量来揭示托尔金如何看待现代性；最后用甘道夫的选择来揭露托尔金对人性的美好寄托。最后一章结语总结本文的主要内容和观点。本文通过这些意象开启了读者的想象力之闸,让人们远离枯燥失落的现代文明,走进神奇的中土世界,去领略拷问人心的善恶之辨,感受恶势力的无孔不入和僭越；去感受昔日的荣光,在现代化的荒漠中去追寻理想的秩序,感受为荣誉而战的神圣；去追寻人们对自然最遥远最原始的崇拜和记忆,感受巫术文化的洗礼和净化,唤起充满真理、梦想、荣光与秩序的遥远的记忆。

尹泓^[9]（2012）在《飞天意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飞天是佛教美术中以绘画、雕塑等形式出现的装饰性艺术形象,也是敦煌壁画中最有特色的一种装饰画。二十世纪藏经洞发现以来,飞天随着敦煌艺术的发展已经走出了佛教石窟,完成了由宗教艺术向世俗艺术的转变。从国酒“飞天”茅台、中国电视剧政府最高奖的“飞天奖”到各种现代装饰,飞天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经典符号。飞天的这一变化对理论研究提出了新要求。以往飞天研究的视野受宗教艺术的局限,主要着力于飞天作为宗教图像的研究,对于飞天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联系缺乏系统的发掘与论证。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意象的视角介入,将飞天置于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具体地说,本文从广义的飞天概念出发,在中国文化的广阔视域中,以“飞天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为核心,主要解决以下儿个问题：第一,飞天概念的源流及其命名问题；第二,飞天图像作为意象的表现性问题；第三,飞天图像与嫦娥奔月神话两种不同符号形式的比较问题；第四,飞天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为了方便于论述,本文借用中国古代美学的“言”、“象”、“意”三个范畴来结构全文。即在对飞天概念的溯源辨流之后,分别从壁画中的飞天图像、文学中的嫦娥奔月神话以及飞天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联系三个方面来考察飞天,挖掘飞天的中国文化基因,探究飞天作为中国文化符号的深层原因。本文除导言外,共分为四章。导言部分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概括出飞天研究的新趋势以及此前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论证意象视角的可行性；说明本文研究的对象、方法等相关问题。第一章是“飞天”源流。本章主要通过图像与文献的互证来考辨飞天的源流。首先梳理了有代表性的工具书中的“飞天”概念,以及佛教与道教经典中的飞天,再通过相关的文献与图像的相互印证来探讨飞天的别名；其次,通过梳理现、当代中国与日本的飞天研究中关于飞天命名的争论,提出自己的新看法。认为,“飞天”是一个中国化的概念,因此考察和研究飞天必须联系中国文化,所以本文采取了广义的飞天概念；最后,探讨了飞天的中国文化源头及其在其他文化中的普遍性,认为从人类学意义上看,飞天在中外文化中的共通性根源于人类的“未完成性’第二章是飞天之“象”。本章主要运用图像学的方法,对佛教壁画中的飞天图像进行了考察。首先全面梳理了飞天图像像在印度、中业、中国等不同文化和地域中的分布情况；其次,以敦煌莫高窟飞大图像为样本,考察了飞天图像在中国文化中的历时性演变；最后,在共时性的分布与历时性的演变考察的基础上,运用图像学的方法,从图像构成、图像风格与图像功能三个方面对飞天图像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中国艺术“气韵生动”的美学追求以及线描的造型方法强化了飞天图像的表现性。因此,中国文化中的飞天图像实质上是一种表意之象----即“意象”,飞天意象所传达的“意”是中国文化中的自由精神。第三章是飞天之“言”。本章主要运用神话原型批评的方法考察飞天在中国文学中的一种典型形式----嫦娥奔月神话。首先运用文献分析的方法对于嫦娥奔月神话进行源头考辨,探究月神话、西王母神话、羿神话与嫦娥奔月神话的源流关系；其次,以意象与母题为切入点,对于嫦娥奔月神话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最后,对于飞天图像和嫦娥奔月神话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在中国文化中,嫦娥奔月神话是一个与意识形态相互缠绕的神话,嫦娥奔月神话因其特定的女性主体和叙事的封闭性而呈现出一种悲剧意味；飞天图像因其主体的不确定性而远离社会意识形态。所以,中国文化才会选择外来的飞天图像,而不是本土的嫦娥奔月来作为表现精神自由的文化符号。第四章是飞天之“意”。本章在前三章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文献和图像分析等方法,从内容、形式与哲学基础三个层面考察飞天图像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在内容层面,主要考察飞天与“游”在精神内核上的一致性；在形式层面,主要考察飞天的乐舞形式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联系；在哲学基础层面,主要考察飞天对于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的阐释。通过不同层面的考察后,本文认为,飞天是一种体现精神自由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本文认为,“飞天”一词产生于中国文化,是一个后起的概念。因此飞天研究必须采取广义的飞天概念；中国文化中的飞天图像实质上是一种意象,它所表现的是中国文化中的自由精神；图像飞天在表达这一思想方面优于文学中的嫦娥奔月,因此中国文化选择图像飞天来表现精神自由；作为精神自由符号的飞天与中国文化中的“游”、“乐舞”、“天人合一”有着内在的一致性。飞天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联系是佛教艺术的飞天形象超越宗教艺术、蜕变为中国文化符号的深层原因。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概念阐释层面,本文对于飞天概念作了全面的梳理,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将广义的飞天概念建立在坚实的文献基础之上,还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考察了飞天的中国渊源,对飞天概念的内涵进行了新的阐释、拓展与提升。第二,在研究视角层面,本文选择了意象的视角介入飞天研究,既体现了飞天这一图像形式作为意象的表现性特征,也体现了飞天与中国文化的内在关联,同时也使飞天图像与文学中的嫦娥意象的比较成为可能。本文的飞天意象研究是对于此前的飞天图像研究的超越。第三,在研究方法层面,本文主要采用了多学科综合和跨学科比较的研究方法。本文在此前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于宗教学、敦煌学、神话学、文艺学和美学诸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综合运用实现了多学科领域的文献互证,使论证变得更有说服力,而且打通了学科分割给学术研究带来的人为障碍,使研究视野变得更加开阔。同时,本文还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维度考察飞天图像的分布和演变,并且在文字与图像两种符号体系之间进行了比较研究。这种研究方法较之于此前的研究,也显示出一定的优势。第四,本文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飞天图像是一种表现性意象；飞天是中国艺术精神的典型体现；飞天是一种体现精神自由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等等。总之,本文对于飞天意象的跨学科研究体现了敦煌学研究的大趋势。它作为一个敦煌学的个案研究,是对于敦煌艺术美学研究的具体尝试。因此,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敦煌学的研究视野,尤其是对于促成飞天世俗化和经典化原因的探究,以及对于宗教艺术与世俗艺术关系的研究等,都进一步丰富了敦煌学的内涵。在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当今社会,本文对于飞天意象的研究,也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以及敦煌艺术的再生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成果。

林代鑫^[10]（2010）在《东北民间仙妻故事中人物原型及意象原型探析》文中研究指明纵览文学中关于仙女下凡的传说始终是被民众最为津津乐道的,它的身影时常出现在小说、戏剧、民间故事和影视作品中。在东北民间故事中也有着大量的以仙妻为主要角色的作品,本文将试图从人物原型及意象原型对其加以分析。

二、仙女原型与恋母心理——对“仙女凡夫”故事的原型批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仙女原型与恋母心理——对“仙女凡夫”故事的原型批评（论文提纲范文）

（1）中俄民间童话中神奇妻子故事类型对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搜神记》女性形象及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汉魏六朝婚恋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尘埃落定》的原型批评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5）莫言人类学书写中的乡村世界（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现代神话题材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民族神话、传说意象与中国新诗民族性的建构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指环、剑与巫师 ——《魔戒》系列意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飞天意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东北民间仙妻故事中人物原型及意象原型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四、仙女原型与恋母心理——对“仙女凡夫”故事的原型批评（论文参考文献）

• [1]中俄民间童话中神奇妻子故事类型对比研究[J]. 李倩倩. 青年文学家, 2020(23)
• [2]《搜神记》女性形象及价值研究[D]. 陈婷婷. 信阳师范学院, 2019(08)
• [3]汉魏六朝婚恋小说研究[D]. 董舒心. 山东大学, 2018(02)
• [4]《尘埃落定》的原型批评解读[J]. 张宏勇.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04)
• [5]莫言人类学书写中的乡村世界[D]. 任红红. 兰州大学, 2015(01)
• [6]中国现代神话题材文学研究[D]. 吴新平. 吉林大学, 2013(08)
• [7]民族神话、传说意象与中国新诗民族性的建构之研究[D]. 刘长华. 湖南师范大学, 2012(11)
• [8]指环、剑与巫师 ——《魔戒》系列意象研究[D]. 张丽亚. 首都师范大学, 2012(10)
• [9]飞天意象研究[D]. 尹泓. 扬州大学, 2012(07)
• [10]东北民间仙妻故事中人物原型及意象原型探析[J]. 林代鑫.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学科版), 20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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