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蕉俳句中的“和谐”与“优雅”

一、芭蕉俳句的“谐”与“雅”（论文文献综述）

黄丽娴^[1]（2020）在《寂静主题的东方文学呈现 ——以梵语诗、禅诗、俳句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寂静,指环境的安静、无人状态,也指平静的心理状态,与之相近的词语有宁静、安静、空寂等。静坐沉思是东方宗教哲学寻求最高精神的重要手段,寂静也构成了作为东方的典型代表的印度、中国和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第一部分首先分析了何以认为寂静主题是东方传统这一问题。东方历来便有崇尚寂静的传统,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寂静是东方超越精神的一种表现,寂静被认为是一种能达到终极体验修行实践或最高精神的重要特征,印度教、佛教、禅宗、道教等东方传统宗教都有这样崇尚寂静的传统,它们都认为寂静是终极精神的重要特点,达到寂静境界就能达到个体与最高精神的某种统一;二、寂静是一种审美体验,寂静被当成一种审美标准浸透到艺术和生活中,如在印度戏剧理论着作《舞论》中,寂静被认为是评判戏剧的标准（《舞论》将之称为味）之一、日本传统美学以“寂”为导向,形成了独具日式风格的“侘寂”（wabi sabi）美学等;三、寂静是一种文学主题,东方各国文学文学作品中呈现寂静意境、描写宁静的生活方式、抒发离喧求静的人生追求等都是寂静作为文学主题的表现。因此,寂静之中包含的自然观和哲学观构成了独特的东方传统。文章第二大部分分别从“印度古典梵语小诗、中国唐代禅诗、日本古典俳句如何呈是现寂静主题”这一问题展开,这一部分内容是以选取典型、分类论证、再概括提取物共同点的方法展开的。印度古典梵语诗歌是印度梵语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印度古典梵语诗歌由大诗和小诗组成,与以史诗为主的“大诗”不同,“小诗”指的是抒情诗,本文根据诗歌主题内容和梵语诗研究分类传统将梵语小诗概括为哲理诗、艳情诗、风景诗三种类型。先分析寂静如何在这三种主题诗歌中呈现的,再从文学意象、写作手法和情感寄托几个方面分析其是如何呈现寂静的,最后提取出这些诗歌在表现寂静时的最主要特点,得出在印度梵语小诗中呈现的寂静主题表现出与“本源”“解脱”“圣洁”相近的特点的结论。唐代是我国诗歌大放异彩的一个时代,佛教与本土结合孕育出了禅宗,受宗教影响,禅诗中“求静”的主题随处可见,因此本文以题材为依据,将唐代禅诗概括为“风景禅诗”“山居禅诗”“理想禅诗”三种诗歌类型中并分析其中的寂静意蕴,解读其中的意象、意境和表现手法,分析禅诗是如何呈现出寂静感的,进而整理出禅诗在描写寂静时呈现的三大关键词:“愉悦”“悠然”“超验”。俳句是日本的一种古典短诗,古典俳句受禅宗影响,大多有“禅”之意味,并与传统的侘寂、幽玄等日美学相通,“寂静”也是俳句的一个关键词。按照写作主题,本文将收集到的日本古典俳句分成了以描写自然风物为主的“风物俳句”、以展示日常生活为主的“生活俳句”和以表达个体思考、顿悟或愿望为主的“哲思俳句”,同样从意象、意境和文学表现方法几个方面分析寂静在日本古典俳句中是如何呈现的,最后归纳寂静在日本俳句中的关键词“哲思”“自然”“本质”。第三大部分,本文试图从“寂静”这略显繁乱的文学主题中寻找一个共同的源头。在前部分的分析中,不同地区文学呈现的关键词虽所不同,但又有相通之处,本文将这种相通之处概括为“空”“寂”“乐”。“空”为“空无”之意,是对万物本质的一种整体描绘,以上三种诗歌中“空”的描绘总体呈现出明显的皈依的姿态,“空”是一种东方的宇宙观;“寂”则是为安静之意,“寂”强调的是一种精神状态,是一种个体沉醉于对世界之本我的探索状态,这种状态是基于世界是“空”的一种实践手段;“乐”是一种境界,是寂静所追求终极境界,寂静之乐意味着一种心灵的自由,这种追求构成了一种具有浓厚东方特色的文学目的论。之后,本文将寂静主题从东方延伸至其他地区,以“自然”“静穆”“永恒”为关键词,进一步论述寂静这一主题,将其看成一个概念和一个精神原型,力求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去思考寂静这一主题,探寻寂静对个体的重要意义,以此探索寂静为何会频频折射到文学创作中来。对于寂静作为一个概念这个问题,本文从的概念定义出发,认为概念是自我认知意识的一种表达,概念式思维惯性反映了一种集体潜意识,并结合中外“寂静”传统及前文成果,得出结论:寂静概念强调人应从外部世界的纷乱嘈杂的世界脱离,从而返回到内心的寂静之地中,换句话说,在这些对寂静的追求中,强调的是一种返璞归真——即从现象之我中返归本质纯粹宁静的灵魂之我。对于寂静作为精神原型这一问题,本人参考了丁来先教授的“信仰——诗意”观,丁来先教授在其着作《信仰的诗意及存在的复归》中提到了“精神原型”这一概念,并认为寂静是精神原型的特点之一。他提出精神原型具有伟大的目的,这个目的蕴含在人类存在整体的隐蔽倾向里,隐含在人类存在的仿佛是无意识的深处。本文以文学及艺术领域的现实例子结合前文的研究得出结论:寂静是一种使个体不断靠近和寻找精神原型。作为一种精神原型的寂静体现了其形而上层面的作用。文学中所表现的寂静是人内在的、潜意识中属于精神性事物对以寂静这一精神原型追求,这也就能说明在文学创作中作家的表现出来“求静”欲望的本质内核,人对寂静的追求其实是个体对进入真正意义上有价值的深度体验的追求。

李疏桐^[2]（2018）在《论汉俳的问题与改造》文中指出汉俳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产生的一种模仿日本俳句的中国新诗体,它目前存在着艺术性不足,缺乏固定的创作原则和美学内涵等问题。本研究首先简要梳理了俳句和汉俳的历史与关系,并根据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界定汉俳。明确它是受到日本俳句的影响而产生的,处在过渡阶段,未完成“他国化”的变异诗体。因此汉俳的任务是尽量用汉字传达出俳句的意蕴和精髓。基于此种界定,具体分析当下的汉俳作品存在的音、形、意三个层面的问题:在语音方面,十七音的俳句可能只有六七个汉字的内容,汉俳和俳句的诗歌容量极度不对等,使得汉俳显得刻意、拖沓,违背了俳句凝练自然的诗学效果。在形式方面,俳句是“一句成诗”的,在形式上有一种贯通的气韵与其瞬间的情思相融合,但汉俳的分行排列则割裂了这种整体的韵味,破坏了情感的连续性。在内容上面,大量的汉俳作品都缺乏对俳句美学内涵——“俳意”的表达,即缺乏松尾芭蕉和正刚子规所提倡的“闲寂”、“余情”,真诚自然,凝练婉转的刹那情味。许多汉俳创作者没有真正理解“俳意”,也没有从变异学的角度来认识汉俳,不清楚俳句、汉俳与汉诗的界限,写出来的汉俳只不过是三行十七字的中国古诗与现代诗的杂糅体,失去了瞬间领悟的微妙俳句意蕴。最终针对这些问题结合英美意象派诗论精华提出了对汉俳的修改意见。英美意象派的代表埃兹拉·庞德受到日本俳句的影响而提出了“超位法”,并写出了《在地铁车站》等诗作。而这种理论和创作实践与日本学者川本皓嗣所认为的俳句是由“基底层”和“干涉层”两部分组成相符合。这说明俳句虽然是由“五七五”三个音段组成,而内容上实际只有两个部分。因此根据庞德的诗论和作品,结合现代汉语的语词特征,从字数、断句入手,可以尝试将汉俳改为“八四”二分句;而在修辞技巧上可以进行直呈意象,隐用喻词,倒桩淡化动词,简省暗示等修改,为探索表现“俳意”的理想汉俳范式作出贡献。

余慧敏^[3]（2018）在《《禅宗浪潮—松尾芭蕉的俳句与禅》第七至十二章翻译报告》文中认为本文是一篇英译汉翻译报告,报告原文选自美国禅学大师Robert Baker Aitken的作品——A ZEN WAVE---BASHO-’S HAIKU&ZEN（《禅宗浪潮——松尾芭蕉的俳句与禅》）的第七至十二章作为本次翻译实践的原材料。该作品是由地道的以英语为母语的作者撰写的关于日本俳句与禅分析与评价。书中录入了日本俳圣松尾芭蕉一些着名的以及一些鲜为人知的俳句。另外,也有其他着名的日本俳人及英美诗人、作家的俳句作品,并辅以珍稀的公案实例,是探索和研究日本俳句及禅极为珍贵的材料。该书主要由作者对松尾芭蕉一些俳句作品的分析与评价构成。对诗歌分析主要涉及到诗歌的词汇意义、形式结构及诗歌的整体意义;在评价方面,由于日本俳句与禅的联系较深,对诗歌的评价主要是围绕作品是如何以浅白诙谐的语言文字体现出严肃深奥的禅意。以英语为源语的形式对日文俳句进行分析与评价,文化差异对比鲜明,颇有学术价值和艺术意味。本报告所选的章节涉及的俳句代表性强,不仅有俳界耳熟能详的作品,也涉及了不少鲜为人知的珍贵创作,具有较高的研究和参考价值。由于本文涉及的不仅是英汉两种的语言与文化之间的理解与表达,也涉及了日本传统文学的理解与表达,因此翻译过程也更具挑战性与成长性。本次翻译实践的指导理论主要是以纽马克的交际翻译理论（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为主,其中也参考、涉及了纽马克的语义翻译理论（Semantic Translation）的一些内容。在涉及俳句翻译方面,笔者在金中教授提出的“二（三）五（七）”诗型译法的基础上,并根据汉语语汇表达的特点,经过深入研究与提炼,提出“一词一句”型译法,力求在保持俳句独有的风格形式与内容表现力的基础上,以“信、达、雅”为原则,将俳句的魅力尽可能地以恰当的形式呈现出来。这里特别指出,“一词一句”型的俳句译法仍以“二（三）五（七）”的句型为主,同时在根据诗歌表现的具体需要,允许俳句汉译时不仅仅局限于“二（三）五（七）”诗型的字数和发音限度,即可以采用非定型或定型式等其他译法。本报告结构主要由以下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翻译任务的描述,主要包括报告撰写的背景理由、翻译原材料的介绍、翻译任务的目的与意义以及本报告结构的简要介绍;第二部分为译前准备的介绍,主要包括翻译文本的确定、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翻译计划的制定三个方面;第三部分是翻译过程的描述,涉及译出语的理解过程、译入语的组织过程以及翻译重难点的介绍;第四部分为翻译案例;第五部分为经验与反思。

周磊^[4]（2017）在《正冈子规“写生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写生”本指直接对实物或风景进行描绘的一种作画方式,亦指以此种方法所绘制的画作。正冈子规将西方绘画术语引入俳句的创作论,提出了“写生说”。正冈子规在“写生说”中提出了通过文学语言来进行实景写生的诗歌创作主张,强调俳句创作要客观地摹写现实,言之有物,追求质朴刚健、清新细腻的诗歌语言风格。本文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厘清了正冈子规“写生说”的理论源流、理论内涵、历史影响和现实价值,总结了其理论的现实借鉴意义。全文除绪论和结语外正文由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界定了研究对象,回顾了研究的现状,明确了研究的价值与意义。第一章阐述“写生说”的理论主张。“写生说”主张客观地再现诗歌描写的艺术对象,通过以象写意,创造一种非空非实的艺术审美境界。正因为创作者与艺术对象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所以艺术品具有由于审美的间离效果而生出的余裕情调。“写生说”主张文学创作应该走大众化和通俗化的道路,每个人都可以用朴素直白生活化的语言书写成表达个人对于身边的生活和情感体验的新型散文——写生文,实现现代人言文一致的理想。第二章追溯“写生说”的理论渊源。“写生说”的美学基础是西方文学思想的源头“模仿说”,其创作方法受到西洋画技“写生”的启发,实质上是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对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反动与突围;“写生说”对日本传统文论范畴“诚”和“谐趣”都有继承和发展,体现了“脱俗求雅”的审美追求;“写生说”还是对中国文学中的“山水田园诗”吟咏性情的传承,却对汉诗重视道德训诫的入世情怀敬而远之。“写生说”同时也改写了中国诗学推崇“神似”的审美取向,并把诗歌的审美标准由求“神似”变为了求“形真”。第三章论述“写生说”的历史影响及现实意义。“写生说”对于革新日本俳谐创作观念,延续民族传统文脉,建构现代日本文学和语言范式居功至伟。“写生说”还塑造了日本民族物哀幽玄的审美意识,闲适优雅的余裕情调。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形塑了当代日本人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位,成为了代表日本国民精神促进世界文化交流的一张精美的名片。“写生说”还有利于帮助国人更好地理解深受近现代日本文学影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习其善于借鉴和创造性转化的优长。“写生说”体现的西学的化用和传统的传承并行不悖的诗性智慧,追求通古今之变、求大俗但不离大雅的文化创新原则对中国文学和文论建设颇具镜鉴意义。结语部分总结了正冈子规的“写生说”在日本文论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历史影响。“写生说”顺应了近代日本文学创作主体转向的趋势,完成了由空到实的文学创作对象的转变,并顺利实现了创作手法的平民化变革,塑造了日本现当代文学的面貌和文化性格,催生了现代日语。“写生说”间接地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面貌,其理论体现的善于学习借鉴和创造性转化的优长,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坚守和热爱值得中国借鉴。当然“写生说”也有盲目崇拜域外文艺理论,对于绘画理论的强制征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缺乏辩证精神和关注社会生活批判意识的理论微瑕,需要后人警惕和反思。

苏珊^[5]（2017）在《松尾芭蕉的禅思想的形成及其展开》文中研究说明参禅实态是松尾芭蕉的禅思想形成的基础,亦是其禅思想的根源。离开参禅实态研究松尾芭蕉的禅思想就犹如无根之木。而作品则是松尾芭蕉的禅思想在文学上的应用或者说展开,是松尾芭蕉参禅的结果。没有在文学上的展开的研究就无法体现松尾芭蕉的禅思想的魅力。笔者运用实证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文献研究等方法从参禅实态和作品两个角度研究松尾芭蕉的禅思想。具体地说就是首先弄明白松尾芭蕉的参禅之师及其参禅的宗派倾向,然后在此基础上顺藤摸瓜进一步弄清松尾芭蕉的禅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在文学上的展开。在参禅实态方面,松尾芭蕉一方面跟随在禅法上造诣颇深的佛顶和尚参禅,并且达到相当的程度。另一方面,他也与曹洞宗有很深的缘分,间接地受到曹洞宗思想的影响。所以,松尾芭蕉参禅的宗派倾向可以说是临主曹从,即临济宗的禅思想为主、曹洞宗的禅思想为辅。以参禅实态为基础就可以弄清松尾芭蕉的禅思想的形成过程。青年时松尾芭蕉就有在僧院生活、学习的经历,研读禅籍,经过长期的积累打下了禅学的坚实基础。后来,在佛顶和尚的指导下,他具备了《无门关》的根本教养以外,还认真学习其他禅籍,逐渐形成了“无所住”等禅思想。因此,松尾芭蕉的禅思想的形成离不开佛顶和尚优秀的指导和他自己长期的积累。松尾芭蕉的禅思想在文学上的展开可以分为外在和内在两个层面。外在层面表现为松尾芭蕉对正统禅籍和汉诗文集中禅语的直接引用。内在层面又分三种:一是松尾芭蕉的俳谐修行有禅的投影;二是松尾芭蕉的俳论来源于禅的“物我一致”体验;三是松尾芭蕉的旅行是舍弃外在物质条件,甚至放下生死、生命的“无所住”之旅。但是从人生整体来看,松尾芭蕉没有放下过俳谐,所以没有达到“无所住”的境界。因此,禅是松尾芭蕉的思想背景之一。在芭蕉的生活、俳谐创作、旅行等中都可窥见禅思想的影子。但是芭蕉不是一个纯粹的禅者,只是一位受禅思想影响的诗人。

许脉然^[6]（2017）在《李芒俳句汉译研究》文中提出俳句是世界最短的定型诗,是日本文化的代表之一。它由“5-7-5”17个音构成,拥有季语,留有余韵是其特色。俳句起源于日本古代的和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汉诗的影响,由近世的俳谐连歌直接发展而来。17世纪,松尾芭蕉赋予俳句“侘”与“寂”的日本独有的美意识,被誉为俳句创作的集大成之人——日本的俳圣。明治时代,正冈子规提出“写生论”,开展俳句革新运动。时至今日,俳句已融入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成为日本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俳句作为日本文学独特的表现形式,受到许多外国人的关注。他们感动于俳句的美意识,致力于俳句的翻译活动,最早可追溯至明治时期的小泉八云。20世纪,在中国涌现出周作人、成仿吾、叶宗敏、彭恩华、林林、李芒等俳句翻译实践的研究者。本论将以李芒为研究对象。李芒（1920～2000）是日本俳句的传播者、介绍者与翻译者,出版了以《投石集》、《采玉集》为代表的系列俳句汉译评论集,发表了包括金子兜太、稲畑汀子、草间时彦在内的日本现代俳人的《俳句选择》系列翻译作品,《俳句汉俳汉译》、《日本古典诗歌汉译问题》等俳句翻译论文。李芒一生致力于俳句的翻译研究,发表过大量翻译评论,是中国俳句翻译界的代表人物。本论将立足于俳句汉译的先行研究,对李芒的翻译实践及俳句研究进行考察,分析其对俳句的理解,明确其俳句翻译的理念及技巧,并列举日本具有代表性的俳人的俳句,通过分析李芒的译文,探讨俳句翻译的方法以及俳句理解的问题。

雷芳^[7]（2017）在《日本“物哀”美学范畴史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物哀”,日文写作“もののあはれ”,是日本美学的一个核心范畴。之所以研究“物哀”,因为通过“物哀”能把握日本审美文化的精髓。今人对“物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对平安时代物语文学作品的分析,二是对本居宣长物哀论的阐释研究。其实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其一,长达五百年的中世也以“物哀”为精神底流;其二,本居宣长提出“物哀”论的隐秘动机以及他在文论领域的话语建构;其三,近现代日本文学在传承物哀美学时以多元化为其主要特征。所以对“物哀”美学的研究须将其置于整个日本文学史中,作动态变化考察。认为“物哀”具有特定的美学内涵,并随着时代发展而美学内涵不断丰富。全文共分为五章。遵循历史和逻辑的两条线,考察“物哀”在整个日本文学史中的动态变化过程,同时按照理念自身的发展规律,即萌芽、雏形、沉潜、确立、展开等阶段,分别阐释了不同阶段的美学内涵。第一章分析了上古时代“物哀”的萌芽与中国物感说的关联,进而对上古文学创作中的“物哀”进行了研究,还分析了“もののあはれ”与“物哀”的关系。认为感物心动为“物哀”最初的美学内涵,它的产生源发于中国的物感说。《古今和歌集》两序模仿《诗大序》,形成日本最早的物哀论原型。在将“物”与“情”具体化的过程中,融入日本古人对自然万物纤细的感受性,从而形成不同于物感说的“感物”意识。因此,日本古代文学创作中的“物哀”,是以对自然万物的细腻、具体的感动为其主要特征。日本“物哀”不同于中国“物感”,日文以“もののあはれ”表示此概念,正是强调语音是决定语意的关键,为此我们应在日本文化的语境下理解“物哀”的原生态。第二章从平安时代紫式部的物语理论批判出发,着重对《源氏物语》进行了文本分析,进而分析了平安佛教中的“无常”与“物哀”之间的关系。认为消极的“无常感”是“物哀”雏形阶段的美学内涵。以“情”为核心的“物哀”,经受了平安佛教无常观的洗礼,细化为文学作品中人对自然、人生、社会以及死亡的无常感体验。此时的“物哀”仅止于“悲苦”的感受性上,没有通向达观境界的寂静。第三章研究了“物哀”在整个中世的沉潜过程,具体分析了它在隐士文学中的体现,在和歌“幽玄”论中占据的位置,以及与武士道精神的美学碰撞。认为“物哀”在沉潜阶段的美学内涵有三。其一,随着与“道”的一体化,“物哀”深化为积极的“无常观”;其二,在“幽玄”论中体现为余情之哀、狭义的幽玄、余情、有心等;其三,经禅宗精神洗礼,融入武士道精神,生发出“殉死之美”的内涵。第四章研究了“物哀”论在近世的确立,着重分析本居宣长提出“物哀”论的隐秘动机和美学话语建构过程,接着分析了近世文论与“物哀”论的关联,最后对近世文学作品中的“物哀”进行了分析。认为“物哀”正式确立时的美学意蕴为自然人情礼赞。近世文论家共同勾勒了文学艺术的人情谱系,本居宣长确立的物哀论就位于这一谱系的延长线上。他基于对自然人情的肯定,运用语音中心主义,颠倒假名与汉字的位置关系,以“あけれ”为中心建构了一套具有日本特质的美学话语。因此,其物哀论的本质实为人情论。近世文学的“物哀”色彩也以人情与义理的博弈为主要特征。第五章研究了“物哀”美学在近现代的展开,着重分析了具有代表性的三位作家——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文学作品中各不相同的“物哀”内涵。认为“物哀”在近现代的展开阶段呈现三副美学面孔,即世界苦的审美体验、同情美学以及意识形态论。具体到文学作品中又呈现出各不相同的美学内涵,认为谷崎润一郎的“物哀”表现为“阴翳”,川端康成的“物哀”体现为“悲美相通”,三岛由纪夫的“物哀”核心是“毁灭”。

孙玫子^[8]（2016）在《“古池”句在中国的接受研究 ——以翻译为中心》文中指出“古池や蛙飞びこむ水の音”（以下简称“古池”句）是一首松尾芭蕉的俳句。芭蕉的门人各务支考称“古池”句为“蕉风开眼之句”（《俳谐十论》1719年）、山本健吉也曾评价该句为“确立了蕉风俳谐之句”（《芭蕉その监赏と批评》2006年）。“古池”句不仅是芭蕉的作品中最着名的一句,也是自江户时代以来作为俳句的代名词而广为传唱的一句。（复本一郎《芭蕉16のキーワード》1992年）。此句描绘了古老池塘中一只蛙跳入水中发出的声音这一单纯的景象,乍一看略显平淡,而又在这平淡中产生出了特别的诗情,与以往的和歌、连歌及俳谐的风格情趣都迥然不同。此句中那“静”与“动”悟道式的对比,幽玄闲寂的意境无不使读者动容,而在表象的深层蕴含的芭蕉自身的审美情趣,对自然、对生命的思考,也使其不仅在日本,在中国也非常受人们欣赏和喜爱。因此,本研究将以“古池”句的创作背景和在日本的先行研究为基础,以其在中国的翻译状况为中心,以翻译的接受、解释与鉴赏的接受、以及审美意识、自然观、生命观的接受这三大方面来综合考察“古池”句在中国的接受研究。

王建刚^[9]（2016）在《日本俳句与中国六朝美学》文中研究指明被夏目漱石誉为日本"唯一的文学"的俳句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俳句中的隐逸主题、禅寂之境以及它所追求的"风雅之诚"很大程度上源自老庄哲学的启示,而它的闲适风格,韵律化的形式则与六朝美学有内在的关联。当然,俳句也有其不为汉文化所接纳的东西,比如它的京都风情,它的无韵化以及俳人极端内敛克制的写作姿态等与汉诗汉文存在一定的隔膜,这也是它在20世纪初期被引进中国而未获成功的原因。

陈金萍^[10]（2013）在《许渊冲翻译理论在俳句汉译中的接受研究》文中指出许多学者认为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的一个难点,并且认为在诗歌的翻译过程中会失去诗歌原本的某些内涵。日本最短的诗歌——俳句,无论在格律、形式、还是语言上都具有强烈的民族特征。因此,俳句的汉译也成为了日本文学翻译的一个难点。俳句是以“5-7-5”的形式流传于世界各地的。日本的俳句是在五四时期传入中国的。此后,中国的众多学者及翻译家开始探索俳句的汉译。在俳句汉译过程中,众多学者大多围绕俳句的形式翻译及俳句的可译性等问题来进行研究。迄今为止,关于俳句的汉译是否定型及俳句能否翻译这些问题在俳句学界尚未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在长年的俳句研究过程中,许多翻译学者通过自己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俳句汉译经验。但是,目前为止的研究都没有在一个系统的翻译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多数研究都是根据翻译家自身的经验而进行的。许渊冲翻译理论作为诗歌的翻译理论而被人们广泛熟知。这个理论包含了很多翻译论,可以将其归纳为“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不言而喻,许渊冲翻译理论已在翻译学研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研究表明,许渊冲翻译理论在英汉诗歌翻译过程中已被验证和接受。日本的俳句隶属于诗歌,那么适用于英汉诗歌翻译的许渊冲翻译理论是否也适用于俳句的汉译。本论文采用许渊冲翻译理论的“三美论、三化论、三之论”这三个角度来探讨其翻译理论在俳句汉译中的接受情况,重新诠释并论证了俳句的汉译,进一步探索俳句汉译的发展趋势。本论文包括以下五个章节。第一章提出了研究的问题,研究目的、意义以及研究对象、方法,并概述了先行研究。第二章阐述了许渊冲翻译理论和俳句的汉译情况,并从美学特征、翻译方法、目的意义这三个方面分析了俳句汉译与许渊冲翻译理论的相容性。第三章通过许渊冲翻译理论在俳句汉译中的实现及引起的反思,具体分析了许渊冲翻译理论在俳句汉译中的接受程度。第四章探讨了俳句汉译的发展趋势,并对俳句译文进行了重新评价,从而进一步验证了许渊冲翻译理论在俳句汉译中的接受情况。第五章对许渊冲翻译理论在俳句汉译中的接受进行了归纳总结,并提出了今后的研究课题。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许渊冲翻译理论在俳句汉译过程中能够被接受,而且这个理论对于俳句汉译也有指导作用。特别是“三美、三化、三之”这三个理论在俳句汉译过程中的表现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三美论”在俳句汉译过程中的接受程度最为明显,“三化论”为了实现“三美”的效果,作为方法论在俳句汉译过程中也是必不可少的,而“三之论”在俳句汉译过程中的应用是最少的,接受程度也是最低的。另外,在俳句汉译时,“三美论”有一定的局限性。在俳句汉译过程中,当音美、形美、意美发生冲突时,应当把意美作为翻译的先决条件。并且应当正确选择“三化论”中的“等化、浅化、深化”的方法来处理翻译,实现译文的“三美”效果,尽量达到信达雅的标准。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发挥译者的主体性。“三之论”主要从读者的角度出发,译者应以在能使读者愉快地欣赏俳句的同时也应该以更能了解日本的俳句文化为目的来进行翻译。现在的俳句汉译在美学特征的翻译与读者地位的重视方面有所欠缺,今后要更加重视俳句美学特征的翻译以及读者的地位。当代文学翻译的社会中,读者地位显着提高,在进行诗歌翻译时,最好以面向读者,符合读者社会价值观为目的进行翻译。

二、芭蕉俳句的“谐”与“雅”（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芭蕉俳句的“谐”与“雅”（论文提纲范文）

（1）寂静主题的东方文学呈现 ——以梵语诗、禅诗、俳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论汉俳的问题与改造（论文提纲范文）

（3）《禅宗浪潮—松尾芭蕉的俳句与禅》第七至十二章翻译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4）正冈子规“写生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松尾芭蕉的禅思想的形成及其展开（论文提纲范文）

（6）李芒俳句汉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日本“物哀”美学范畴史论（论文提纲范文）

（8）“古池”句在中国的接受研究 ——以翻译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10）许渊冲翻译理论在俳句汉译中的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芭蕉俳句的“谐”与“雅”（论文参考文献）

• [1]寂静主题的东方文学呈现 ——以梵语诗、禅诗、俳句为例[D]. 黄丽娴.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6)
• [2]论汉俳的问题与改造[D]. 李疏桐. 重庆师范大学, 2018(12)
• [3]《禅宗浪潮—松尾芭蕉的俳句与禅》第七至十二章翻译报告[D]. 余慧敏.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1)
• [4]正冈子规“写生说”研究[D]. 周磊. 湖北民族学院, 2017(12)
• [5]松尾芭蕉的禅思想的形成及其展开[D]. 苏珊. 广西大学, 2017(02)
• [6]李芒俳句汉译研究[D]. 许脉然. 厦门大学, 2017(08)
• [7]日本“物哀”美学范畴史论[D]. 雷芳.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 [8]“古池”句在中国的接受研究 ——以翻译为中心[D]. 孙玫子. 西安外国语大学, 2016(02)
• [9]日本俳句与中国六朝美学[J]. 王建刚. 美育学刊, 2016(02)
• [10]许渊冲翻译理论在俳句汉译中的接受研究[D]. 陈金萍. 沈阳师范大学, 20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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