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十一世纪畜牧业发展战略（论文文献综述）
张重洲[1]（2021）在《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文中指出高昌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佛教势力的发展及寺院经济兴衰问题,一直是吐鲁番佛教史和经济史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研究认为,高昌国建政及对初期佛教的政策,奠定了佛教发展和寺院经济的基本走向。佛教地理决定了寺院经济的根本发展模式和路径,但高昌国佛教经济体制与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之间,呈现出相近及相悖的两种趋势。高昌国的寺院经济以佛教主导,同时包含有多种宗教下的经济成分,其在高昌国内兴衰与发展均有一定的必然性因素支撑。高昌国的寺院经济是以佛教寺院和僧尼寺户为主体,围绕这两个主体所产生的各项经济活动,形成了以土地经营为核心的基本经济形态,寺田在性质、数量、来源等方面均与世俗社会保持一致,经营门类和方式也大致相当。寺院经济具有宗教性、社会性、封闭性、地域性四个较为明显的特征。寺院内部财务收、支平衡,兼营多种经营门类,有完整且成熟的“常住”管理制度与财务核算方法。国家设置有专门的僧务机构,形成了僧官阶层,两种制度和体系共同运行管理寺院财产。此外,还通过《僧尼籍》来管理寺院僧尼及其附属人口,按照一定标准征收赋税劳役,其征收标准随着经济体制而发生改变。寺院内部僧尼群体间地位高低和财产分化明显,存在“中层僧尼”群体,普遍在寺院之外还从事着各自的经济活动,与豪门望族往来密切,深入到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贯穿社会发展的始终。高度的世俗化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益,尼僧群体、货币支付、国家体制、社会动荡等诸问题均与寺院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均加剧并最终导致了社会形态和寺院经济的固化。唐西州建立后,寺院经济并没有发生“衰落”,而是逐步在改革中转型重构,最终逐渐适应新政权的改革并完成自我革新。总体而言,高昌国寺院经济自身是一个闭环的完整链条,其发展经历了从萌芽到兴盛,最终至衰落的全过程,形成了特有的经济体系,构成了复杂的社会共同体。
王小丰[2]（2021）在《明清时期西辽河地区农业开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辽河地区气候温暖、湿润、降水量大、光照充足、雨热同期。境内河流众多,广布其中,因此水资源充沛。此外,西辽河地区土壤类型较多,特别是西辽河下游地区的冲击扇平原土壤肥沃,优质的黑土、棕壤适合农作物生长,加之优越的地理位置、气候环境为农业开发创造了条件。明清时期,随着屯田制度的发展,巩固边防的需要,朝廷将农业生产工具、种子等输送至西辽河地区,保障了农业生产。特别是清代以来,随着“一地养二民”政策的推行,大量的山东、河北、山西人涌入西辽河地区,增加了大量劳动力,再一次为农业开发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工具与农业生产技术等亦得到改良与推广,许多改良后的农业生产工具使用轻巧方便、易于操作。加之明代“生铁淋口”技术,和“牵引钩”的发明,配合着改良后的瓠种器、犁铧、灵巧的牵引钩等,大大增加了垦殖面积。此外,明清时期外来农作物玉米、马铃薯的引种与推广,使西辽河地区形成了整地、播种、土壤耕作、田间管理、收割加工等一整套完整的农业生产技术体系,独具特色。农业开发促进了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当地农人掘泉引流,凿井灌田,朝廷还遣人“教养蒙古”,传授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使西辽河地区农产丰收,余粮颇足。这时期的酿酒业、粮油加工业等随之发展起来。在明清茶马互市,以及清廷修建的五路驿站、巴林桥等交通要道的基础上,当地人将剩余粮食加工成农副产品通过驿站、路桥输送北京、天津、沈阳等地区,大大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很多农人从事商业性活动,缓解了人与地相争的矛盾,有利于维护西辽河乃至边疆地区的稳定发展。但在农业开发过程中,蒙汉之间的租典泛滥,及蒙古贵族土地兼并严重,国际形势混乱、自然灾害等诸多因素制约着农业发展。明清时期西辽河地区农业开发效果明显、影响深远,奠定了后世农业生产格局,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特别是清廷满蒙联姻政策的推行,更进一步促进了民族融合,先进的农耕技术通过远嫁的公主、格格等再次传入蒙古各部,以畜牧业为主的蒙古贵族纷纷从事农业生产,亦促进了西辽河地区蒙古各部农业发展。农业开发势必冲击畜牧业发展与环境破坏,加之西辽河地处农牧交错带,因此生态环境十分脆弱。这时期的农人不顾一切过渡开垦,朝廷亦肆无忌惮的砍伐林木,造成了大量土地沙漠化,以及水土流失,生态环境破坏愈演愈烈,很多野生动物数量减少,甚至濒临灭绝。
张丽[3]（2021）在《西北民族走廊汉藏交融地带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基于天祝县三个村庄的比较》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社会变迁的视角出发,研究了西北民族走廊汉藏交融地带三个村庄自1958年集体公社时期以来,在生计、文化、空间社会关系三个维度上的社会变迁进程,分析影响社会变迁的核心动力要素是如何参与村内各阶段变迁的,其变迁后果又是如何。在此基础上探讨多民族杂居地带村庄的变迁模式及未来可能的发展路径所在。研究以处于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交界地带的天祝县为调研地,选择县内金强河流域的三个村庄为田野点,运用多点民族志、半结构式访谈、生活史研究的方法收集资料,使用比较社会学的方法,描绘三个有着不同特征社区的变迁图景。起初,半农半牧区村庄中“畜牧暖棚大量兴建”但“畜牧数量快速减少”的反常现象引发笔者关注和思考。与半农半牧区村庄相比,处于上游牧区的村庄通过暖棚建设扩大了畜牧规模,经济快速发展;下游农区村庄通过暖棚种植跨入鲜蔬菜市场,发展了地方经济。从比较中看出,暖棚扶助政策在三个村庄所在区域产生了不同的效果。那么,半农半牧区修建的暖棚为什么被废弃了?在持续调研了解过程中发现,农业与牧业并重的区域,村民家庭生计多样组合,集体时期以来,村民的主要生计经历了“农牧业混合—务工为主—农业为主”的断裂式变迁过程,这与上游牧区在牧业中的持续投入与发展,以及下游农区长期以来持续发展农业的生计形态对比鲜明。研究发现,半农半牧区的农牧业资源比重相当,在市场化环境中,虽然有抵御单一生计风险的能力,但同时也使得域内的农牧业生产难以实现集中化、专业化和市场化,与附近农牧业资源相对单一的村庄相比,资源的多样性反而使其在发展中相对受限。在文化习俗方面,半农半牧区村庄同时也是汉藏民族杂居的地带,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吸收了藏族文化元素,但是在村民的文化诉求和表达形式中看到,村民将藏族牧民文化与汉族农业文化进行了巧妙的融合,族群的文化形式与精神内核在这里打破重组,形成了汉藏民族文化互动交融的现象。与藏族牧民习俗文化氛围浓厚的上游牧区,以及长期维系农耕习俗观念的下游农区对比,汉藏交融地带形成了明显的多元化特征,可以看到,民族文化在这里进行着充分地互融互构。从空间社会关系网的变迁看,因为多元的生计、文化要素在走廊共存,村民的社会关系网也呈现出灵活、扩散的特征,在村庄内外关系网的推拉作用下,也预示着村内的关系网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相对薄弱。从不同维度比较三个村庄的变迁特征,可以看到国家、市场化、行动者是决定着村庄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同一类动力因素在村内的作用模式有相对的一致性,国家持续的影响力、市场化程度加深、社会关系的松散化是三个村庄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共享的特征。同时,处于经济、文化交融核心地带的社区,在改革开放之后,尚未能从国家政策、市场引导中找到发展的定位,在当地行动者自发的探索尝试中,从多个方面呈现出多样、交错、不稳定的结构性特征,进而也在发展中彰显出一定的不可持续性。研究发现,政策、市场的发展干预策略,在这个经济、文化、行政、社会关系等多要素交融的区域,相对不易获得预期的结果,较难持续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域内行动者个体虽然作出了很多主动的尝试,但是因为个体力量的分散和决策能力的局限,这一区域的整体发展仍然相对受限。走出村庄个案,在我国西北民族走廊沿线的村庄中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政策、市场环境、文化要素的交汇融合,形成了多元共存的走廊景观,然而区域经济发展却呈现出零散化、阶段性的不稳定形态。研究认为,在当前的乡村振兴研究中,应当重点关注多种生计、文化形态交融的民族走廊地带。同时,应当尽早走出刺激短期发展的区域治理模式,而是从区域主体性和特殊性出发,给予这类地区相对灵活的选择和扶持空间,发挥地方混合的资源环境优势,共同探索适合地情的长效发展机制,形成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冯雨晴[4]（2020）在《唐前期京北屯防体系研究》文中指出唐朝京师长安由于地缘因素,始终处于北方游牧族南下的威胁之下。为了抵御其势力南下,唐前期诸位皇帝不断经营,最终建立了守卫京畿的京北屯防体系。本文即以京北屯防体系为考察对象,探讨京北屯防系统的构建过程及阶段性特点。第一章的内容为唐初对京北地区的军事开拓,时间是从高祖武德元年（618）到高宗弘道元年（683）。在唐朝建立之初,唐朝在京北地区掌控的地域仅至灵州、庆州、延州一线,以北皆属突厥及其附属势力。在此情况下,唐朝的首要目标是开拓北疆,至太宗贞观四年（630）,唐军灭亡突厥,之后唐太宗调整了京北都督府的布局,形成丰-胜第一防线、灵-夏第二防线及原-鄜第三防线这三道军事防线。唐朝军队继续向北征战,灭亡薛延陀,令漠北诸部纷纷臣服。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设置燕然都护府管辖漠北羁縻府州。唐朝建立了以京北都督府和都护府监管羁縻府州的安边体系。高宗时期,羁縻府州安边体系继续发展,直至调露元年（679）的突厥部落叛乱冲击了这一体系,唐朝没有能力彻底平息叛乱,使得京北都护府丧失原本的职能,羁縻府州安边体系也因此失效。第二章的内容为以三受降城修筑为标志的京北屯防体系的初步构建,时间是从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到玄宗先天即位（712）。从高宗调露元年（679）开始的突厥叛乱不断加剧,而唐朝军队难以根除边患,唐廷只能寻求其他方法,目的是解决突厥南侵的问题。但是,武周朝的绥靖政策并不奏效,唐朝只能更加专注于朔方军及军城的建设。武则天万岁通天初,唐朝在灵州西部修筑了丰安军城。唐中宗景龙二年（708）,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在黄河北岸修筑了东、中、西三座受降城。三受降城的修筑,阻断了突厥南下抄掠的道路,扭转了此前唐朝在京北屯防上的被动局面,成为京北屯防体系初步构建的标志。初步构建的京北屯防体系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主要依靠驻屯的朔方行军及新筑的朔方军城构建,而不是过去的京北都督府之兵。第二,三受降城的修筑,让京北屯防体系的丰-胜第一防线从“守在黄河”变成了“守在阴山”,改变了整个京北的屯防格局。第三章的内容是京北屯防体系的稳固构建与特点,以玄宗开天时期朔方节度使的设置与屯防布局为中心的研究。唐玄宗即位后,首先是解决突厥南侵唐朝安西及东北疆的问题,在尝试和亲无果后,玄宗定计北伐突厥,诛杀默啜可汗,使得突厥对唐政策发生转变,由南下抄掠变为对唐称臣。至此,玄宗解决了困扰唐朝多年的突厥南侵问题。随后,唐玄宗顺势解决了河曲降户带来的北防隐患问题:开元八年（720）,朔方道大总管王晙诛杀河曲突厥降户殆尽;开元十年（722）,朔方节度使张说解决了六胡州的后续叛乱。另一方面,唐玄宗不断发展朔方军,设置朔方节度使,又扩充节度使职权,以朔方节度使兼领支度、营田等使职,最终构建了稳固的京北屯防体系。这一时期京北屯防体系有三个显着的特点:第一,京北屯防体系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唐朝中央对朔方军权的掌控及对朔方节度使的选任控制。第二,京北屯防体系包括军队、屯田、马政、盐政、和籴,形成相互交织的网状形态。第三,京北屯防体系的防御重心逐渐从丰-胜第一防线和灵-夏第二防线转向原-鄜第三防线。第四章的内容是京北屯防体系的瓦解与崩溃,时间是从安史之乱爆发（755）到代宗广德元年（763）。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为了平叛,将屯驻京北地区的大部分朔方军内调,使得京北仅余少量军城兵屯戍。这些军城兵多为老弱残兵,无法抵御河曲蕃族部落的反叛以及西南方吐蕃对京北地区的蚕食,京北三道防线逐渐瓦解,至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侵入长安,京北屯防体系彻底崩溃。第五章的内容是京北屯防体系在环京畿屯防整体布局中的地位与作用。京北屯防体系既要防御突厥,又要抵御吐蕃,与防御突厥的河东屯防体系及抵御吐蕃的河陇屯防体系组成了环京畿屯防布局。微观层面上,京北屯防体系第三防线支援河陇屯防体系,是抵御吐蕃侵袭京畿的“河陇-京北”屯防体系的第二道军事防线;京北屯防体系第一防线与河东屯防体系第一防线连为一体,组成“京北-河东”屯防体系的第一道军事防线。宏观层面上,京北屯防体系北防突厥、西御吐蕃,成功阻断了吐蕃与突厥之间联兵入侵的可能,在环京畿屯防整体布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六章的内容是京北屯防体系与秦、西汉、隋北防体系及唐代宗朝京西北屯防体系的比较。历史上除了唐王朝之外,秦朝、西汉及隋朝的京师也位于关中地区,政治中心的地理位置相近,使得这些王朝同样存在防御北方游牧族南下抄掠、守卫京师地区安全的问题,而这些王朝也都构建了军事防御体系。另外,安史之乱后唐前期构建的京北屯防体系崩溃,唐代宗在吐蕃等侵袭京师的压力下,构建了新的京西北屯防体系。将京北屯防体系与秦、西汉、隋北防体系及唐代宗朝京西北屯防体系加以比较,可以发现京北屯防体系与这些军事防御体系既有相似之处,又存在不同。相似之处主要在于军事防线的构建。在防御工程、后勤保障等方面,唐前期京北屯防体系有着自身特点。
马静[5]（2020）在《蒙元政权对河西地区的经营》文中指出蒙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时期,河西地区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特殊的文化背景,早已引起了蒙元统治者的重视。从1224-1227年,成吉思汗顺利攻占了河西肃州、甘州、凉州、沙州等地开始,至1368年明朝推翻元统治为止,其对河西走廊地区的统治超过了元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时间。因此,文章在大量吸收前人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历史传世文献——《元史》,出土文献——敦煌文书、黑水城文书,以及蒙古文、波斯文等多民族语言文字文献,全面架构了蒙元政权经营河西的整个过程。其中,以忽必烈为代表的元朝统治者,在河西地区重点发挥了行省制与宗王出镇双制并举的行政作用。这一经营举措为元朝后继者所遵从,从而促使元廷实现了对该地区的直接管控以及西北边疆的稳固,同时,蒙古宗王出镇对于西北民族格局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而在系统论述自成吉思汗迄元顺帝妥欢帖睦尔统治时期,历任蒙古统治者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对河西地区进行统治和经营建设的具体表现及成效的过程中,蒙元政权在河西方面凸显出注重经营方式和策略的灵活性,以及对各民族人才重用的特点。总之,蒙元政权经营河西地区对于促进河西历史发展、推进陆路丝绸之路贸易的中兴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为今天的丝路复兴提供了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纵观这一时期的河西走廊地区,它并非仅仅是以一个行政区划的单一形式独立于西北一处,反而是较为合理地融合了游牧和农耕两种形态各异的生产方式,使其在完全不同的两种地方行政机构统治下能够达到区域内局势的稳定,这充分说明了河西地区在这一时期内,具有整合、贯通西北各地区以及社会文化各要素的条件和作用。
陈红梅[6]（2020）在《两汉时期凉州地区的经济开发与社会变迁研究》文中指出汉代凉州是汉武帝时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西汉时期,凉州仅为监察州,东汉时,刺史职权不断扩大,凉州随之转变为地方一级行政区划,掌一州军政。凉州地处西北战略要地,是抵御少数民族入侵中原的天然屏障,同时又处于汉王朝控制西域的咽喉之地,汉王朝对凉州的经营受国家政策、边防形势等因素的影响,采取了不同的开发措施,其成效也并不一致。西汉时期,为保持与匈奴作战中取得的优势,对凉州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取得显着成效;东汉以后,统治者奉行“以柔道治国”之策,在边防政策上主守而不主攻,凉州的经济发展逐渐缓慢。经过两汉时期的大力的开发,凉州的经济文化、社会风貌发生变化,经济结构由畜牧经济转变农牧并举的混合经济,凉州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逐渐形成,从而支撑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割据政权的存在。笔者试图通过整理文献史料,论述两汉政府对凉州经济开发的措施,从而进一步思考对凉州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
岳凯峰[7]（2020）在《地缘政治视域下的北宋熙河地区蕃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五代宋初以来,熙河地区吐蕃、党项、汉等民族经过长期融合,逐渐形成诸多种族分散、不相统一的“蕃部”。这些蕃部或散居山野,或丛居城落,过着半农半牧的部落生活。由于熙河地区蕃部数量众多,部族繁盛,加上民族属性已渐趋弱化,其政治归属和军事决策不再以民族同一性作为唯一决定因素,而是更多地追求利己主义,讲求灵活自主性和现实功利性。因而成为决定西北局势走向的重要力量。宋代,在我国西北地区形成北宋、西夏和吐蕃鼎足而立的地缘格局。熙河地区蕃部正好处在三个政权的疆界过渡带和战略结合部,因而成为吐蕃、西夏和北宋武力争夺、政治招抚和经济利诱的主要对象。熙河地区蕃部归属宋朝,不仅可使宋朝借此道以联络吐蕃、回鹘及西域诸国,从右翼包抄西夏,断其右臂以取得战略优势,而且可以维持丝绸之路商业贸易,借此以换取马匹等战略性商品,增强对西夏作战的机动性和抵抗力。熙河地区蕃部归属西夏,不仅能切断宋朝与吐蕃、回鹘和西域诸国的联络,控制东西方贸易而攫取经济利益,而且可以对宋朝的秦州重镇和巴蜀腹地形成军事威慑。吐蕃将熙河地区蕃部视为西夏和北宋西侵的战略屏障和缓冲地带,不惜以武力给予支援,成为阻止熙河地区蕃部被西夏或北宋吞并的坚强后盾。熙河地区蕃部反覆无常和多元外交的特征,是北宋、西夏和吐蕃地缘关系变动影响的结果。反过来它又影响了北宋、西夏和吐蕃之间的经济关系、信息沟通、文化交流、民族融合和疆界形态,进而影响宋代西北地区的地缘格局。
宋铁勇[8]（2020）在《被抛弃、被掠夺与回归祖国：民族交错地带边陲矿区兴衰 ——基于扎赉诺尔煤矿的研究（1902-1952）》文中指出“扎赉诺尔”地方之名来源于蒙古语对“达赉湖”（呼伦湖）的称呼,经俄语音译再转译为汉语后,演变为“扎赉诺尔”,地域表达范围也从整个达赉湖地区,定位于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区。历史上,位于多民族交错地带、濒临沙俄（苏联）的扎赉诺尔地区本是蒙古族游牧之地,因《中俄密约》的签订,清廷实质上主动抛弃包括扎赉诺尔煤矿经营权在内的中东铁路及其沿线附属地域、企业的主权与相应利权而被迫卷入“世界体系”。兹后,该地因煤而兴,进而形成文化与政治多元的边陲社会。从1902年扎赉诺尔煤矿开办至1952年扎赉诺尔煤矿随中长铁路一齐回归祖国这一期间,扎赉诺尔地区经历了“边疆民族游牧地——煤矿——矿区——城镇”四个阶段的发展历程。这一过程中,既可以管窥到殖民者或强权者对中国施行的资源掠夺、资本输出、产品倾销等政策,以及殖民地单一产业结构的畸形发展特征,也能体察到该矿区社会由无到有,由小而大,多元复杂的样态。煤矿与矿区的发展变迁映射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国际关系、中外博弈、列强之间相互牵制、我国东北地区部分外来输入型能源工业与重工业特征,以及边疆地区各民族应对不同政权所产生的共处共生机理、不同时期的中国边疆治理范式等问题。同时,为探索地方社区形态变迁、殖民主义或强权主义统治下的矿区经济社会结构的调适、边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以及国际政治影响等问题提供了典型案例。论文分为“序章”“正文”“终章”三大部分。“序章”旨在提出问题、阐明研究意义并通过对先行研究成果的翔实评述,提出本文拟借助的理论范式、研究方法与拟达到的目标。正文分为七章,旨在对“序章”提出的问题予以实证、阐释与研讨。第一章以“近代边疆危机:民族交错地带资源所有权的丧失”为题,阐述本论文研究主要对象所处的时空背景;第二章以“被抛弃的边陲矿业:沙俄对扎赉诺尔煤矿的掠夺”为题,细述东清铁路办矿、俄商包办时期,沙俄对扎赉诺尔煤矿及其矿区的掠夺;第三章以“中苏合办:苏联的隐蔽掠夺策略与其工业化模式在中国的早期试验”为题,通过对扎赉诺尔煤矿产量的统计,分析苏联对扎赉诺尔煤矿资源的掠夺及相关政策和经营手段;第四章以“统制与统治:伪满时期日本对扎赉诺尔煤矿及矿区的管控”为题,分析日本产业统制政策在扎赉诺尔煤矿及矿区施行的阶段性内容与影响。第五章以“中苏共管:工会制度与“一长制”在扎赉诺尔煤矿及矿区的作用”为题,详述边陲经济社会国民经济的恢复与社会秩序的确立过程中,工会制度与“一长制”的作用;第六章以“回归祖国:扎赉诺尔煤矿国有化进程”为题,论述1952年扎赉诺尔煤矿回归祖国后,扎赉诺尔煤矿运营管理的调适。第七章以“遥远的边陲社会: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扎赉诺尔”为题,分析扎赉诺尔煤矿矿工社区的变迁和边陲社会的发展形态。“终章”重在回答“序章”提出的问题,总结全文并得出结论。本文认为扎赉诺尔的“地方性”显现出了汉族移民文化、俄（苏）日殖民者或强权者文化和本地蒙古族文化之间交汇融合的社会性表征。借助于煤矿的“单位”社会化和“地方社会”的单位化之间不间断的互动与互构,扎赉诺尔地方社会得以不断发展,最后进化为城镇。俄-苏占领或租借时期,虽然该地主权在国际法上仍属于中国,当地的中国地方政府仍然存在,俄-苏只是该地的租借者,但因当时中国国家力量羸弱,难以伸张应有的权利,故该地显现出了完全从属于俄-苏政府的“地方性”,该煤矿及地方秩序与中国国家秩序之间难以同调,中国人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中国地方政府始终居于被动地位。日伪统治时期,因中国在该地的主权被完全侵夺,中国的国家秩序自然是荡然无存。中国共产党自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该矿所做的一系列秘密和公开工作,卓有成效,事实上将“地方”和“单位”的语义逐渐导向了“国家单元”表意上,为地方秩序与国家秩序之间的渐趋一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直至1953年苏联将该矿归还中国之际,“国家中心性”对“地方性”的整合过程随即完成。
李永娜[9]（20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文中指出作为国家的一种软实力,国家认同能把整个国家共同体中的单个个体团结起来,对于维系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保障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促进国家的繁荣昌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创造了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宣告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到来。1949年到1956年是各民族人民对新中国产生国家认同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实施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获得了广大人民真诚地支持和拥护。政治民主、社会稳定、经济得以恢复并发展的新中国获得了广大民众的高度认同,全面深入地探究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建设的经验,既有助于深化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国家理论,又能为增强国民的国家认同感以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重要的启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王朝统治时期的国家认同是“大一统”特色的古典国家认同;发展到近代社会,中华民族意识由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转变,中华民族意识逐渐觉醒,中国的国家认同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转变,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整合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增强了中国各个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得以建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对新中国的国家认同意识在异常艰难的国内外环境下开始萌芽、生长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面临着十分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通过实行强硬的对华政策,即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从根本上搞垮新中国。在国内,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相互交错,纷繁复杂,少数民族地区更是面临着民族分裂势力猖狂,政治参与冷漠、文化认同狭隘模糊等问题,为此需要从国家整体层面审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特殊性、文化特异性、政治归属性和利益整合性,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可能性。在错综复杂的现实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推进了剿匪反霸工作,稳定民族地区社会秩序;进行了民主建政工作,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各级政权机构,创造性地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了各民族的平等权利;积极疏通了民族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民族隔阂;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更好地实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当家作主。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得到了应有的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地发挥,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提供了政治保障。与此同时,党和政府还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政策,“慎重稳进”地实行土地改革,改良农具和农牧业生产技术,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建设,开展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工作,制定了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和税收优惠照顾政策,为少数民族人民的国家认同夯实了经济基础。除此之外,党和政府还积极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以满足少数民族群体的主观需求和现实需要,加强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针对各种错误思想开展针锋相对的批判,广泛开展了民族团结教育,积极营造国家认同的舆论氛围,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架设了坚实的文化支撑。总的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在进行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培育并筑牢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对国家的归属感、自豪感和忠诚感,使少数民族群众对新中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产生了对新中国强烈的认同情感。这种成就的取得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的原则、毫不动摇维护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坚持各民族共同繁荣、千方百计帮助少数民族促进经济的发展、大力发展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实现少数民族群众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等经验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建设波澜壮阔,回顾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面临的种种挑战、采取的有力举措,并总结其取得的宝贵经验,为我们今天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设必须准确把握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必须正确认识我国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用法制来保障民族团结。
孔繁陈[10]（2020）在《民国时期甘南地区畜牧业研究》文中提出甘南地区历史悠久,位于甘肃省西南部,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是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独特的地形和天然的水草资源,就决定了居住于甘南境内的人们世代依靠草地,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都与畜牧业息息相关,一年四季跟随牛羊过着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同时甘南地区受地理因素制约,交通不便,畜牧业发展始终徘徊不前,只有马匹养殖随战事而兴衰。民国初期,受清代鸦片战争影响,西方列强涌入内地,掠夺原材料,本地区羊毛、羊皮等畜产品开始大量输出。但受当地政教合一制度和土司制度的影响,绝大多数资源都掌握在寺院、部落头人和土司衙门手中,牧民拥有极少数的畜牧资源,畜产品生产停留在自给自足阶段,生产方式也停留在原始阶段。抗战爆发,国民政府经济中心的转移,西部地区得到开发,实施了一系列畜牧业现代化措施,包括畜种改良、畜疫防治和畜产品开发等方面得到了极大进步,甘南地区畜牧业也由原始的粗放形式初步迈入科学化、现代化的进程,是解放前甘南地区畜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由于这样的变革过程是被迫的,且不被资源所有者所接受,缺乏一个长效的计划,开发中还引来诸多问题和矛盾,又受当地社会环境等因素制约,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甘南畜牧业的发展。
二、二十一世纪畜牧业发展战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二十一世纪畜牧业发展战略（论文提纲范文）
（1）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史概述 |
| 第三节 研究重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高昌国佛教及寺院经济的结构 |
| 第一节 高昌建国前后对佛教的政策 |
| 第二节 寺院经济与佛教地理 |
| 第三节 寺院经济的概念及与其他宗教 |
| 小结 |
| 第二章 高昌国佛教寺院的经营模式及财务收支 |
| 第一节 高昌国寺院的基本经济模式 |
| 第二节 寺院日常收入 |
| 第三节 寺院日常支出——对《高昌乙酉、丙戌岁某寺条列月用解斗帐历》再探讨 |
| 小结 |
| 第三章 高昌国的僧官、僧众和寺户 |
| 第一节 僧官阶层的执掌及管理 |
| 第二节 国家政权对僧众的管理及其赋税劳役 |
| 第三节 寺户制度及依附人口 |
| 小结 |
| 第四章 高昌国僧尼的经济活动与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僧尼个人的私有经济 |
| 第二节 释门群体与豪门望族间的往来 |
| 第三节 佛教僧尼的宗教活动与社会角色 |
| 小结 |
| 第五章 高昌国寺院经济的转型和衰落 |
| 第一节 多维视野下的寺院经济与高昌社会 |
| 第二节 高昌国寺院经济的转型 |
| 第三节 高昌国寺院经济衰落再探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2）明清时期西辽河地区农业开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明清时期西辽河地区农业开发基础及背景 |
| 第一节 西辽河地区自然条件与环境变迁 |
| 一、地形地貌 |
| 二、气候水源 |
| 三、土壤植被 |
| 第二节 明清西辽河地区农业开发的社会背景 |
| 一、行政区划变迁 |
| 二、总体政治和军事概况 |
| 三、社会民情变化 |
| 第三节 明清之前西辽河地区农业发展概论 |
| 一、史前时期 |
| 二、历史时期 |
| 第二章 明清时期西辽河地区的土地垦殖和水利发展 |
| 第一节 土地垦殖的过程及特点 |
| 一、屯田垦殖 |
| 二、移民垦殖 |
| 第二节 土地垦殖的作用和影响 |
| 一、垦殖面积的扩大 |
| 二、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 |
| 三、土地占有结构的变化 |
| 第三节 水利工程建设与农田灌溉的扩大 |
| 一、兴修水利 |
| 二、灌溉农业的发展 |
| 第三章 明清时期西辽河地区作物种植拓展与技术改进 |
| 第一节 农作物的引种推广 |
| 一、玉米的引种 |
| 二、马铃薯的引种 |
| 三、其他作物的引种 |
| 第二节 主要作物的分布及特点 |
| 一、麦类 |
| 二、水稻 |
| 三、玉米、番薯、马铃薯 |
| 四、高粱、谷类、豆类 |
| 第三节 土壤耕作与技术的改进 |
| 一、耕作时令的掌握 |
| 二、耕作技术的进步 |
| 三、工具的改进与发展 |
| 第四章 明清时期西辽河地区农业开发的动因与制约 |
| 第一节 维护边防需要与缓解资源相争 |
| 一、平定叛乱加强王朝统治 |
| 二、合理分配资源减少人地矛盾 |
| 第二节 改善民生与社会治理 |
| 一、帮扶生产给予西辽河地区生产资料 |
| 二、休养生息与整顿吏治 |
| 三、传授农业生产技术 |
| 四、修桥补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
| 第三节 制约农业开发的因素及其解析 |
| 一、安土重迁不习农耕 |
| 二、租典与封建剥削严重 |
| 三、国际政治形势混乱 |
| 四、自然灾害频仍 |
| 第五章 明清时期西辽河地区农业开发的效果及影响 |
| 第一节 奠定后世基本农业生产格局 |
| 一、旱作农业系统的确立发展 |
| 二、特色农业的发展 |
| 第二节 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
| 一、酿酒业的发展 |
| 二、粮油加工的进步 |
| 第三节 促进民族融合与边疆地区稳定 |
| 一、茶马互市 |
| 二、满蒙联姻 |
| 第四节 对畜牧业的冲击与生态环境破坏 |
| 一、畜牧业的削弱 |
| 二、环境的破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明清时期主要农具图谱 |
| 附录二 明清时期主要作物、蔬菜图谱 |
| 附录三 明清时期主要牵引钩图谱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 作者简介 |
（3）西北民族走廊汉藏交融地带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基于天祝县三个村庄的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回顾 |
| 一、国外交融地带研究的发展与演变 |
| 二、民族走廊社会变迁研究 |
| 三、天祝汉藏交融地带的相关研究 |
| 四、小结 |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思路 |
| 四、论文架构 |
| 第五节 田野调查 |
| 一、田野点介绍 |
| 二、田野资料收集 |
| 第二章 农牧业交融社区的生计嬗变及困境 |
| 第一节 雏形:农牧混合生产模式的成型过程 |
| 一、早期的人口迁入 |
| 二、从合作化到公社化 |
| 三、混合税收下的半农半牧雏形 |
| 第二节 延续:去集体化过程中的农牧业困境 |
| 一、牧民的困境与选择 |
| 二、农民的困境与选择 |
| 三、新的机遇与尝试 |
| 第三节 探索:现代化农业的尝试 |
| 一、外来菜商与本地农民 |
| 二、从传统农牧业走向现代农业 |
| 第四节 农—牧业社区生计模式变迁的比较 |
| 一、牧区A村的“资源型”生计模式 |
| 二、农区C村的“市场型”生计模式 |
| 三、生计混合地带的发展特征与挑战 |
| 第三章 汉藏杂居社区的文化交融及演变 |
| 第一节 汉藏交融:B村文化的成型 |
| 一、汉藏文化相聚 |
| 二、未及重建的再建 |
| 第二节 民间文化的复归 |
| 一、仪式的兴起 |
| 二、生命仪式回归 |
| 第三节 现代化过程中社区文化的流变 |
| 一、文化与仪式 |
| 二、现代生活中的生命仪式 |
| 第四节 汉—藏族社区文化变迁形态的比较 |
| 一、藏族A村的文化变迁 |
| 二、汉族C村的文化变迁 |
| 三、汉藏杂居社区的文化交融与分离 |
| 第四章 村落社会交往及关系的演变 |
| 第一节 流域内汉藏民族之间持续地互动与互融 |
| 一、淘金市场中三村的互动 |
| 二、佛事活动中三村的相遇 |
| 三、现代农业市场中三村的互动 |
| 第二节 半农半牧区B村的空间社会关系变化 |
| 一、局限在村内的互助与互动 |
| 二、延伸到村外的社会关系 |
| 三、市场化语境下村庄社会关系形态 |
| 第三节 交融地带空间社会关系变迁的对比 |
| 一、A村的居住与交往状况 |
| 二、C村的居住与交往状况 |
| 三、社会空间与关系演变的分化 |
| 第五章 交融地带村庄社会变迁的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暖棚事件的透视 |
| 一、从修建到废弃 |
| 二、B村发展受限的主要致因 |
| 第二节 村庄社会变迁动力与发展路径的比较 |
| 一、三个时期村庄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二、半农半牧区的社会变迁模式 |
| 三、农业与牧业村庄的社会变迁模式 |
| 第三节 村庄社会变迁中的连续与断裂 |
| 一、社会变迁与交融地带的一体化 |
| 二、交融地带的不对称发展 |
| 三、受益与受限:交融的社会效应再讨论 |
| 第六章 民族走廊的多元与交融 |
| 第一节 民族走廊的主体多元特性探讨 |
| 一、交融地带的客观性 |
| 二、交融地带的延续性 |
| 三、民族识别与交融地带的特殊性 |
| 第二节 民族走廊的交融特性与延续 |
| 一、区域的调和与适应 |
| 二、交融维持的动力要素 |
| 三、交融地带的流动性 |
| 第三节 民族走廊交融地带的反思 |
| 一、民族走廊与地图上的贫困带 |
| 二、交融地带存在的表征与建构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交融地带村庄的多元特性 |
| 第二节 交融地带在社会变迁中的选择 |
| 第三节 交融地带主体性的关注 |
| 第四节 交融地带研究的政策应用 |
| 第五节 研究的价值与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访谈问卷大纲 |
| 附录二:村庄被访者信息对照表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唐前期京北屯防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相关研究学术史的回顾和梳理 |
| (一) 关于京北地区山川形胜、交通和军事地理的研究 |
| (二) 关于民族关系的研究 |
| (三) 关于羁縻府州和都护府的研究 |
| (四) 关于屯田、马政和盐政的研究 |
| (五) 关于朔方军的研究 |
| 二、选题理由与研究价值 |
| 三、研究方法与框架 |
| 第一章 唐初对京北地区的军事开拓:从高祖武德元年到高宗弘道元年(618-683年) |
| 第一节 高祖时期对京北地区的艰难开拓 |
| 一、武德初年的北方危机 |
| 二、京北地区总管府的层层设置 |
| 三、总管府安定京北的重要作用 |
| 第二节 太宗时期北疆外扩与羁縻府州设置 |
| 一、太宗时期的锐意北进 |
| 二、北疆羁縻府州的设置 |
| 第三节太宗、高宗时期以京北都督府与都护府监管羁縻府州安边体系的发展 |
| 一、都督府对羁縻府州的监管 |
| 四、设置燕然都护府管理漠北羁縻府州 |
| 五、京北都护府制度的发展 |
| 第四节 高宗调露元年后京北羁縻府州安边体系的失效 |
| 一、京北羁縻府州安边体系开始瓦解 |
| 二、都护府职能丧失与安边体系失效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京北屯防体系的初步构建——以三受降城的修筑为标志:从武则天光宅元年到玄宗先天即位(684-712年) |
| 第一节 武则天对突厥的绥靖政策 |
| 第二节 御边策略转变期朝廷对御边之法的探索 |
| 第三节 军队屯驻京北与京北军城建设 |
| 一、久视元年始朔方行军转为屯驻军 |
| 二、朔方屯驻军的优势及京北军城建设 |
| 第四节 三受降城的修筑及其作用 |
| 第五节 屯防体系构筑下京北军事防线的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京北屯防体系的稳固构建与特点——朔方节度使的设置与屯防布局:玄宗开天时期(713—755年) |
| 第一节 玄宗的北疆策略: 从和亲到北伐 |
| 第二节 解决河曲降户带来的边防隐患 |
| 一、处理河曲突厥降户 |
| 二、平定河曲六胡州叛乱 |
| 第三节 朔方节度使的设立与朔方军的发展 |
| 一、朔方驻军统领成为节度使 |
| 二、朔方节度使的选任与控制 |
| 三、朔方军屯驻概况 |
| 四、朔方军兵源 |
| 第四节 朔方节度使体制下屯防体系的发展 |
| 一、朔方节度使的职权扩充 |
| 二、多位一体屯防体系的稳固和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京北屯防体系的瓦解与崩溃:从安史之乱爆发到代宗广德元年(755—763年) |
| 第一节 京北屯防军的调离 |
| 一、叛乱发生后京北屯防军的调离及参加平叛 |
| 二、肃宗灵武即位与朔方军参加平叛 |
| 第二节 京北屯防体系的崩溃 |
| 一、河曲蕃族叛乱 |
| 二、吐蕃攻陷京师长安 |
| 第三节 肃代两朝对朔方行营军权的控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京北屯防体系在环京畿屯防整体布局中的地位与作用 |
| 第一节 与河东军形成犄角之势 |
| 一、掎角河东,协同屯防 |
| 二、与河东屯防体系建设相辅相成 |
| 三、与河东军的军事协作 |
| 第二节 朔方军对河西、陇右的军事支援 |
| 第三节 朔方军与河西、陇右军及河东军间军事协作的发展 |
| 第四节 在环京畿屯防整体布局中的作用 |
| 一、支援河陇与河东,隔断吐蕃与突厥 |
| 二、环京畿屯防体系防御重心的转移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京北屯防体系与秦、西汉、隋北防体系及唐代宗朝京西北屯防体系的比较 |
| 第一节 与秦朝北防体系的比较 |
| 一、秦朝北防体系的构建 |
| 二、与秦朝北防体系的比较 |
| 第二节 与西汉北防体系的比较 |
| 一、西汉北防体系的构建 |
| 二、与西汉北防体系的比较 |
| 第三节 与隋朝北防体系的比较 |
| 一、隋朝北防体系的构建 |
| 二、与隋朝北防体系的对比 |
| 第四节 与唐代宗朝京西北屯防体系的比较 |
| 一、代宗朝对京西北屯防体系的重构 |
| 二、与代宗朝京西北屯防体系的比较 |
|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蒙元政权对河西地区的经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范围及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五、史料运用 |
| 第一章 蒙古帝国时期的河西经营 |
| 第一节 成吉思汗攻占河西及军政部署 |
| 一、蒙古军攻占河西的过程 |
| 二、攻克河西之后的军政部署 |
| 第二节 窝阔台汗时期的分封与管理 |
| 一、封授阔端镇守河西之地 |
| 二、建立驿站连接西域交通 |
| 三、籍户纳民促进民族融合 |
| 第三节 贵由汗迄蒙哥汗时期的河西统治 |
| 一、乃马真氏摄政下的河西 |
| 二、阔端与萨班的“凉州会谈” |
| 三、蒙哥汗时期及元初西北混战 |
| 第二章 元朝加强河西社会政治的统治 |
| 第一节 重建并巩固河西统治秩序 |
| 一、重建河西统治秩序 |
| 二、甘肃行省的设置 |
| 三、军事机构的建设 |
| 第二节 蒙古宗王出镇河西 |
| 一、在拱卫西北边陲方面的重用 |
| 二、在地方政治特权上的限制 |
| 三、在管控驿道交通上的作用 |
| 第三章 元朝对河西社会经济的经营 |
| 第一节 农牧业生产 |
| 一、恢复并发展农业生产 |
| 二、保护畜牧业 |
| 第二节 工商业发展 |
| 一、手工业生产 |
| 二、商业贸易 |
| 第四章 元朝推动河西社会文化的发展 |
| 第一节 兴办地方官学 |
| 一、蒙古字学教育 |
| 二、儒学教育 |
| 第二节 推动宗教信仰发展 |
| 一、元廷对释教的支持与管理 |
| 二、蒙古诸王家族信仰的推动 |
| 三、其他宗教信仰的发展 |
| 第五章 蒙元政权经营河西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 |
| 第一节 注重经营方式和策略的灵活性 |
| 第二节 稳定西北边疆局势和陆上丝路贸易中兴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参加的科研项目清单 |
| 附录2:《元史》河西、西域史料简录表 |
| 致谢 |
（6）两汉时期凉州地区的经济开发与社会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和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两汉凉州边防经济问题研究 |
| (二)两汉凉州风俗文化问题研究 |
| (三)两汉凉州中西交流研究 |
| 三、研究内容及方法 |
| (一)研究时间与空间 |
| (二)文章结构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两汉凉州的地理区位和交通格局 |
| 一、凉州的自然地理环境 |
| (一)气候条件 |
| (二)山川河流 |
| 二、凉州的人文地理要素 |
| (一)民族族属 |
| (二)行政建置 |
| 三、凉州的交通格局 |
| (一)域内交通 |
| (二)凉州与中原地区的交通 |
| (三)域外交通 |
| 第二章 两汉凉州地区的经济开发 |
| 一、两汉边防的拓展与凉州疆域的形成 |
| (一)秦向西北的拓展 |
| (二)汉初西北边疆形势 |
| (三)汉武帝时期的大张征伐 |
| (四)东汉边防形势的变化 |
| 二、凉州地区经济开发的主要举措 |
| (一)设置郡县 |
| (二)开设军事屯田 |
| (三)发展畜牧业 |
| (四)经营农业 |
| (五)发展工商业 |
| 三、凉州地区经济开发的成效与特征 |
| (一)两汉经济开发的成效 |
| (二)两汉经济开发的特征 |
| 第三章 两汉凉州的社会变迁 |
| 一、经济结构的逐渐调整 |
| (一)畜牧经济逐渐走向规模化 |
| (二)中原农耕技术的转移与农业经营的深入 |
| (三)农作物种类多样化 |
| 二、地域文化——凉州文化的形成 |
| (一)传统的“尚武”文化 |
| (二)“三位一体”地域文化的形成 |
| 三、多元文化的形成 |
| (一)凉州内部各民族文化共存 |
| (二)中西方文化的交融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7）地缘政治视域下的北宋熙河地区蕃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点、重难点 |
| 第一章 唐末以来熙河地区的地理和民族 |
| 第一节 熙河地区的自然和人文环境 |
| 第二节 熙河地区的民族和地缘格局 |
| 第二章 北宋初期熙河地区蕃部与夏宋的和战 |
| 第一节 龛谷、乞当诸族与夏州党项的战争 |
| 第二节 懒家、马波诸族与宋朝关系的转变 |
| 第三章 北宋中期熙河地区蕃部与西夏势力的扩张 |
| 第一节 龛谷瞎毡族的联宋抗夏 |
| 第二节 木征、禹藏诸族附西夏 |
| 第四章 北宋后期熙河地区蕃部与宋朝拓边河湟 |
| 第一节 木征、丁家诸族与熙河之役 |
| 第二节 蕃将与宋夏争夺河湟之战 |
| 第五章 熙河地区蕃部政治抉择的原因和影响 |
| 第一节 熙河地区蕃部政治抉择的原因 |
| 第二节 熙河地区蕃部政治抉择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表 北宋熙河地区蕃部分布表 |
| 个人简介、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8）被抛弃、被掠夺与回归祖国：民族交错地带边陲矿区兴衰 ——基于扎赉诺尔煤矿的研究（1902-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章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先行研究述评 |
| 一、1934 年以前沙俄与苏联对扎赉诺尔煤矿的调查研究 |
| 二、日本占领及伪满洲国统治时期对扎赉诺尔煤矿的研究 |
| 三、中苏共管时期与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关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问题与方法 |
| 一、研究的对象与问题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近代边疆危机:民族交错地带资源所有权的丧失 |
| 引言 |
| 第一节 近代边疆危机态势 |
| 一、列强对中国边疆大面积领土强占与资源掠夺 |
| 二、俄国攫取中国东北大片领土及其将东北残存领土“俄罗斯化”企图 |
| 三、英国强行牛庄开港及其在东北的利益 |
| 四、日本对东北边疆地区的觊觎与渗透 |
| 五、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 |
| 第二节 列强对中国民族交错地带的矿产资源调查 |
| 一、俄国在中东铁路沿线的资源调查 |
| 二、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资源的调查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被抛弃的边陲矿业:沙俄对扎赉诺尔煤矿的掠夺 |
| 引言 |
| 第一节 东清铁路计划出笼及沙俄对矿权的掠夺 |
| 一、东清铁路计划出笼与实施 |
| 二、沙俄对东清铁路沿线矿权的侵夺 |
| 第二节 扎赉诺尔煤矿开设与运营 |
| 一、扎赉诺尔煤矿开设与东清铁路的初期经营 |
| 二、俄商包办下的扎赉诺尔煤矿 |
| 第三节 中东铁路燃料供应与煤矿的掠夺式开采 |
| 一、中东铁路的燃料需求 |
| 二、东清铁路公司与俄商对煤炭资源的掠夺 |
| 三、煤炭资源开采于呼伦贝尔地方的经济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苏合办:苏联的隐蔽掠夺策略与其工业化模式在中国的早期试验 |
| 引言 |
| 第一节 苏联对扎赉诺尔煤炭的掠夺 |
| 一、苏联对扎赉诺尔煤田的地质探查 |
| 二、中东路事件前苏联对扎赉诺尔煤的掠夺 |
| 三、中东路事件后苏联对扎赉诺尔煤矿的抛弃 |
| 第二节 中苏合办对扎赉诺尔煤矿的影响 |
| 一、苏联工矿企业运营经验的引入 |
| 二、中东路事件对扎赉诺尔煤矿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统制与统治:伪满洲国时期日本对扎赉诺尔煤矿及矿区的管控 |
| 引言 |
| 第一节 日本产业统制政策下的扎赉诺尔煤矿 |
| 一、日苏交接扎赉诺尔煤矿过程 |
| 二、满炭系统对扎赉诺尔煤矿的统制 |
| 三、日本殖民后期统制政策的调整 |
| 第二节 伪满洲国统治下的煤炭资源掠夺 |
| 一、日本人对扎赉诺尔煤田的地质勘测 |
| 二、日本对扎赉诺尔煤炭的掠夺 |
| 三、日本煤炭资源掠夺对“兴安北省”经济发展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苏共管:工会制度与“一长制”在扎赉诺尔煤矿及矿区的作用 |
| 引言 |
| 第一节 扎赉诺尔光复与中国共产党对煤矿的军事接管 |
| 一、扎赉诺尔光复 |
| 二、中国共产党对扎赉诺尔煤矿的军事接管 |
| 三、秘密建党建政背景下的煤矿恢复 |
| 第二节 煤矿工会在中苏共管期间的作用 |
| 一、煤矿工会的筹建与基层动员 |
| 二、苏联一长制与工会在煤矿运营中的协调 |
| 三、煤矿公开建党与工会面向的转变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回归祖国:扎赉诺尔煤矿国有化的进程 |
| 引言 |
| 第一节 中苏关于交还中长铁路的谈判 |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交涉 |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苏谈判 |
| 第二节 扎赉诺尔煤矿回归祖国 |
| 一、扎赉诺尔煤矿回归祖国的具体过程 |
| 二、扎赉诺尔煤矿在回归缓冲期的基本情况 |
| 第三节 回归祖国初期扎赉诺尔煤矿的调整与发展 |
| 一、扎赉诺尔煤矿回归祖国后的调整 |
| 二、扎赉诺尔煤矿回归祖国后的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遥远的边陲社会:20世纪上半叶的扎赉诺尔 |
| 引言 |
| 第一节 扎赉诺尔地方早期历史与矿区的形成 |
| 一、扎赉诺尔地方早期历史 |
| 二、扎赉诺尔行政建置变迁 |
| 三、扎赉诺尔矿区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二节 煤矿招工与扎赉诺尔移民社会的形成根源 |
| 一、扎赉诺尔煤矿招工与地方人口结构演变 |
| 二、扎赉诺尔地方经济结构 |
| 三、扎赉诺尔社会生活 |
| 第三节 以煤矿为核心的单位体制形成 |
| 一、煤矿的“单位”化进程 |
| 二、单位制社区 |
| 本章小结 |
| 终章 |
| 第一节 扎赉诺尔煤矿与扎赉诺尔地方社会发展过程中显现的社会表征 |
| 第二节 “国家中心性”对于“地方性”的整合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 致谢 |
（9）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缘起和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简要述评 |
| 1.3 理论基础 |
| 1.3.1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
| 1.3.2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
| 1.3.3 社会认同理论 |
| 1.3.4 国家认同理论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2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历史渊源 |
| 2.1 王朝统治时期的华夷之辨 |
| 2.2 大一统特色的古典国家认同 |
| 2.3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 |
| 3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现实条件 |
| 3.1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1 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 |
| 3.1.2 各民族之间的历史隔阂 |
| 3.1.3 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
| 3.2 阻碍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不利因素 |
| 3.2.2 文化心态单一 |
| 3.2.3 政治参与冷漠 |
| 3.2.4 领土意识模糊 |
| 3.3 推动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有利因素 |
| 3.3.1 各民族共同开拓的辽阔疆域 |
| 3.3.2 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 |
| 3.3.3 各民族共同缔造的新中国 |
| 4.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政治保障 |
| 4.1 剿匪斗争的开展 |
| 4.1.1 匪患的危害 |
| 4.1.2 匪患的肃清 |
| 4.2 国家政权机构的建立 |
| 4.2.1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
| 4.2.2 各级人民政府 |
| 4.2.3 各级民族工作机构 |
| 4.3 民族关系的疏通 |
| 4.3.1 中央民族访问团到民族地区访问 |
| 4.3.2 少数民族参观团到内地参观 |
| 4.4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 |
| 4.4.1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早期探索 |
| 4.4.2 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成立 |
| 4.5 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 |
| 4.5.1 培养原则 |
| 4.5.2 培养途径 |
| 5.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经济基础 |
| 5.1 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农牧业生产 |
| 5.1.1 “慎重稳进”地实行土地改革 |
| 5.1.2 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5.1.3 多方面扶助农牧业生产 |
| 5.2 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建设 |
| 5.2.1 基础设施的兴建 |
| 5.2.2 工业企业的建立 |
| 5.3 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工作 |
| 5.3.1 贸易经营机构的设置 |
| 5.3.2 农牧土特产品的购销 |
| 5.3.3 民族特需商品的经营 |
| 5.4 实施少数民族地区财税优惠政策 |
| 5.4.1 财政优惠政策 |
| 5.4.2 税收优惠政策 |
| 6.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文化支撑 |
| 6.1 推进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
| 6.1.1 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
| 6.1.2 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
| 6.1.3 营造各族人民国家认同的舆论氛围 |
| 6.2 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 |
| 6.2.1 发展和提升少数民族教育事业 |
| 6.2.2 传承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化事业 |
| 6.3 加强民族团结教育 |
| 6.3.1 深入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 |
| 6.3.2 妥善处置影响民族团结的各类问题 |
| 6.4 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 |
| 6.4.1 实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
| 6.4.2 推动宗教制度民主改革 |
| 6.4.3 团结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 |
| 7.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经验与启示 |
| 7.1 基本经验 |
| 7.2 现实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10）民国时期甘南地区畜牧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意义 |
| 二、本课题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甘南畜牧业生产环境 |
| 第一节 面积与人口 |
| 一、民国时期的甘南地区 |
| 二、甘南地区的人口状况 |
| 第二节 草场与利用 |
| 一、民国时期甘南地区草场的类型 |
| 二、民国时期甘南地区草场的管理利用 |
| 第三节 牲畜品种与数目 |
| 一、甘南地区主要的牲畜品种 |
| 二、民国时期甘南地区的牲畜规模 |
| 小结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甘南畜牧业现代化 |
| 第一节 现代畜牧思想 |
| 一、开发西北,畜牧为重 |
| 二、西北畜牧,首在防疫 |
| 第二节 畜疫防治情况 |
| 一、主要牲畜疾病及损失 |
| 二、民间藏兽医土法 |
| 三、畜疫防治技术改进 |
| 第三节 畜种改良状况 |
| 一、传统方式 |
| 二、现代化改良 |
| 小结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甘南牲畜畜产品贸易及开发 |
| 第一节 甘南地区的畜牧贸易背景 |
| 一、贸易市场 |
| 二、贸易主体 |
| 三、政府机构 |
| 四、销售运输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甘南地区的畜牧贸易及畜产品开发 |
| 一、抗战时期甘南地区畜牧贸易的转变 |
| 二、抗战时期甘南地区畜牧贸易状况 |
| 三、抗战时期甘南地区畜产品开发 |
| 小结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甘南畜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缺乏安定的发展环境 |
| 一、军阀割据 |
| 二、抗战影响 |
| 第二节 落后的观念和制度 |
| 一、落后的思想观念 |
| 二、不合理的生产关系 |
| 三、乏力的政策实施 |
| 四、畜牧业开发的不完善 |
| 第三节 自然环境的破坏 |
| 一、草场森林的破坏 |
| 二、自然灾害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一、档案类 |
| 二、古籍类 |
| 三、着作类 |
| 四、论文类 |
| 附录 |
| 致谢 |
四、二十一世纪畜牧业发展战略（论文参考文献）
- [1]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D]. 张重洲. 兰州大学, 2021(09)
- [2]明清时期西辽河地区农业开发研究[D]. 王小丰. 江西师范大学, 2021(12)
- [3]西北民族走廊汉藏交融地带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基于天祝县三个村庄的比较[D]. 张丽. 兰州大学, 2021(02)
- [4]唐前期京北屯防体系研究[D]. 冯雨晴. 山东大学, 2020(04)
- [5]蒙元政权对河西地区的经营[D]. 马静. 西北民族大学, 2020(08)
- [6]两汉时期凉州地区的经济开发与社会变迁研究[D]. 陈红梅.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2)
- [7]地缘政治视域下的北宋熙河地区蕃部研究[D]. 岳凯峰.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8]被抛弃、被掠夺与回归祖国：民族交错地带边陲矿区兴衰 ——基于扎赉诺尔煤矿的研究（1902-1952）[D]. 宋铁勇. 长春师范大学, 2020(08)
- [9]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D]. 李永娜. 北京科技大学, 2020(06)
- [10]民国时期甘南地区畜牧业研究[D]. 孔繁陈. 西北民族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