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投资增长中的基本问题及2004年政策展望（论文文献综述）
万筠[1]（2020）在《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与政策变迁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的间断均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日益成为城市品质提升的关键,它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因素。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消费社会的兴起,城市尤其是大中型城市的生活垃圾问题逐渐暴露并日趋严峻,据统计现在全国2/3以上的城市陷入“垃圾围城”困境。我国自八十年代针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开始出台专项政策以来,经历了早期的随意丢弃简单处理、城乡环卫一体化的集中收集处理、发展到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源头分类的综合治理阶段,然而其在发展变迁中却并非一帆风顺,曾面临着焚烧设施大规模兴建期和反焚烧冲突频发的矛盾,也在垃圾分类推广中出现时而暂缓停滞、时而积极热情的现象。基于这些实践观察和矛盾张力,本研究尝试探究的问题是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在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中究竟呈现出怎样的变迁形态?在中国的制度结构和政策运行中,如何理解这种变迁形态的运行机理和内在动力?随着政策变迁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可了政策变迁的非线性发展形态,结合着对中外政策变迁代表性理论的梳理,本研究从政策窗口开启的机会视角、行动者之间的博弈互动视角、制度与时机兼顾的转换视角对其不足和启示进行评析,并继而提出了“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分析框架用来分析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变迁的阶段形态、均衡式发展机理、及间断发生的因果机制,为政策优化和城市治理提供更好的政策建议,并进一步回应和推动本土化政策变迁理论的发展。在构建并利用“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框架进行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变迁的实证分析过程中,本研究综合运用了政策内容分析法、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历史和逻辑统一法、半结构访谈法等方法来分析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变迁发展的形态特征、内在机理和因果机制。具体而言,本研究在实证分析过程中进行了以下安排:首先,在针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变迁形态的分析判断上,借助政策范式理论的序列分布设定判断标准,通过与政策内容分析法的结合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处理和具体解读,并进而划分出四个时期,分别为:末端被动管理的第一个均衡期（1986—2003年）、鼓励市场参与的第二个均衡期（2004—2009年）、冲突频发和转向源头防治的间断期（2010—2016年）、以及源头防治和公众参与的新均衡期（2017—至今）。其次,在针对推动均衡式变迁的机理解释上,借助制度结构对中国政策运行过程的影响,推导出自上而下的“中央政策制定—地方偏好执行—社会反馈互动”政策运行“三阶段”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了制度惯性在政策运行过程中的阻力及成本作用形式:中央政策制定阶段的价值导向固化提升认知成本、地方偏好执行阶段的路径依赖提升决策和交易成本、社会反馈互动阶段的参与渠道缺失提升信息成本,并进一步分析了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变迁中的均衡期产生、维持及推动新均衡期重新出现的内在运行机理。再次,在针对间断发生的因果机制分析上,具体进入垃圾焚烧设施建设政策在各地执行过程中因遭遇反焚烧冲突所形成的间断发生场域,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探讨并验证间断结果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因果机制,并将其归纳为:扩大社会影响的“负面形象—媒体互激”、政府维稳压力下的“焦点—吸纳”、维稳压力与社会影响共存的“媒体互激—吸纳”、社会力量参与的“动员—共识”四种模式,在将四种模式统一整合后补充了行动者之间如何互动导致间断结果出现的因果机制链条,也进一步完善了从机会之窗开启到间断结果出现的中间逻辑环节。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对“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分析框架进行了补充完善,将均衡运行机理、间断因果机制的分析结论与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的顶层设计和过程优化进行结合,并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的未来发展之路作以展望。限于作者有限的知识能力,本研究或有以下三方面的理论贡献:其一,对政策变迁形态认知边界的拓展。本研究对间断均衡的变迁形态判断持肯定态度,在融合了政策范式理论后重新设定了形态判断标准,并通过对政策文本材料的内容分析,将原来应用在公共财政领域的研究材料和判断标准进行了拓展,并将间断期视为一段时期的矛盾凸显期。其二,通过对政策运行过程的提炼,分析了制度惯性对均衡式变迁的作用机制。聚焦决策环节的传统变迁理论分析是一种截面式的观察视角,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对渐进式变迁逻辑的关注,本研究将中国的政策运行过程进行了自上而下的三阶段提炼,并通过制度惯性在其中的不同表现形式分析了均衡式变迁的内在机理,是一种关注政策长期发展的历时性视角。其三,通过间断发生场域概念的提炼和具体分析,补充了政策间断出现的因果机制。传统理论对“机会之窗”开启到间断出现的中间因果机制并未给予足够关注,本研究通过对焦点事件开启机会之窗后各主体的行为互动进行了 fsQCA分析,回应了传统理论对因果机制分析不足的问题,并由此对间断发生的变迁过程优化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
冯文芳[2]（2020）在《金融杠杆与资产价格泡沫：影响机制及其监控研究》文中提出资产价格泡沫和高杠杆在历史上反复出现,但次贷危机后的资产价格泡沫形成机制和高杠杆作用机理更加复杂;现代金融技术发展产生的影子银行和金融衍生品等不但空转套利推高金融杠杆,而且让问题复杂化;内嵌于银行体系的表外业务严重期限错配以及中国经济转型期结构中存在的各种扭曲现象,使得金融杠杆过度膨胀导致的资产价格泡沫演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原有传统理论都无法较好解释经济中的资产价格泡沫现象。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关口,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开始转为中高速增长,但是金融杠杆仍在不断攀升,金融杠杆增长与经济发展错配现象严重,资本市场的过度繁荣引致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和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膨胀和累积。金融危机后上述问题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点并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首先,通过阅读和归纳国内外关于金融杠杆、资产价格泡沫和经济增长等方面的经典着作和前沿文献,厘清选题的发展脉络、研究现状、存在问题、争论焦点和研究盲点等,为后期研究顺利展开提供文献支撑和理论基础。其次,准确定义资产价格泡沫是研究的逻辑起点,遵循目前国内外经济学界的三种主流观点,对资产价格泡沫的涵义进行明确界定并分析了其一般特征;从理论角度和影响因素角度剖析了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机理;运用ADF、SADF、GSADF和RADF等资产价格泡沫识别方法,对资产价格泡沫的存在性、存在周期、出现频率和程度大小等进行了识别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在样本研究期内显着存在周期性资产价格泡沫;并且运用协整模型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提取了资产价格泡沫。第三,以金融杠杆经济本质研究作为切入点,从微观和宏观角度分别定义和度量了金融杠杆,揭示微观金融杠杆与宏观金融杠杆背离的原因和实质;采用债务收入比法和即时拆分法（TD）测算了我国的金融杠杆;重点揭示和研究了金融加杠杆的根源、实质、动力、渠道、特点和成因等;不但构建了金融杠杆驱动的资产价格泡沫模型,从理论上厘清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而且把滚动宽窗Granger因果检验模型和Bootstrap统计检验结合,从实证上验证了金融杠杆和资产价格泡沫相互动态影响机制的程度、频率与方向以及与经济事件之间的关系。第四,高杠杆和资产价格泡沫仅是表象,隐藏其背后的实质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衡,因此加入经济增长因素,从表象分析上升到实质研究,进一步揭示金融杠杆、资产价格泡沫与金融、经济之间的影响效应。具体内容包括:（1）运用差分广义矩估计（DGMM）和门限效应,对国内16家上市银行从两个阶段检验了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杠杆机制的有效性,实证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可以通过杠杆率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显着影响;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存在双重杠杆率门限效应;（2）运用傅里叶变换和频谱分析法研究了资产价格泡沫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周期联动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资产价格泡沫和经济增长的周期联动关系较复杂,并且两者在周期联动上更多的存在背离现象;（3）基于R&D模型,加入金融杠杆因素,研究了不存在和引入资产价格泡沫时经济增长的均衡结果,并推断出资产价格泡沫与经济增长共容的条件。（4）运用MCMC算法和SV-TVP-SVAR模型从时期与时点两个角度对金融杠杆、资产价格泡沫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时变关系进行验证,实证结果表明:三个经济变量之间具有非常显着的时变特征。最后,高杠杆下去杠杆是必然选择,准确定义去杠杆的涵义并对目前去杠杆存在的误区做了澄清;分别探索了实体去杠杆和金融去杠杆的路径;运用合成控制法（SCM）检验了限贷政策能否抑制房地产泡沫?实证结果表明:在4个研究样本中,限贷政策对3个样本的商品房销售价格无法起到降低的作用;囿于传统资产价格泡沫监控研究方法与模型的缺陷,尝试运用人工智能中的支持向量回归（SVR）模型和BP神经网络（BPNN）技术构建了资产价格泡沫监控系统,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很好逼近与诠释样本历史数据所蕴含的内在规律,有效实现监控功能。根据上述主要研究结论,提出了四点政策建议:（1）拓展宏观货币政策调控目标范围,把资产价格纳入中央银行决策信息集,构建货币和信贷流动以及资产价格泡沫监控系统;（2）减少或消除刚性兑付和不必要的政府隐性担保,实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商业银行行为市场化,政府职能回归公共管理本质;（3）坚持中性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适度的货币流动性,建立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和对金融体系资产实施穿透管理,对影子银行进行有效管理;（4）精准掌控“结构性去杠杆”的节奏、力度、时间、主体,有条不紊降低杠杆率。
傅衍[3]（2020）在《基于政策目标达成与政策体验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评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际人才竞争的本质是吸引人才跨国流动与集聚,国家治理转型的重要智力来源之一是高稀缺、高绩效表现的高层次人才。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是2008年中央政府首次推出面向国际的国家级人才战略计划,以往研究揭示了海外高层次人才是知识技术溢出与促进倍增生产的有效渠道,在自上而下的强政策执行推动下,人才回流资源空间分布格局得以重塑。尽管研究者对海外高层次人才创业特征、创新表现及政策效果进行了局部探索,但尚未提出一个系统的政策绩效评估框架来考察政策绩效的全面影响。基于已有公共政策评估框架和人才政策绩效测量基础,本研究围绕提出了一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政策绩效评估框架,对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予以评估。本研究提出了基于政策目标达成与政策体验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双轮评估框架,前者沿用“政策制定者—政策目标—政策绩效”的自上而下路径、经济学框架与事实评价逻辑,以结果测量、政策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论证为核心,关注政策效果为中心的客观绩效;后者沿用“政策对象—政策体验—政策绩效”的自下而上路径、行为学框架与政策满意度评价维度,关注政策满意度等相关政策体验为中心的主观绩效。围绕这一框架,研究开展了两条路径下主客观绩效的三个平行评估。研究遵循多重方法主义操作,通过指标法为基础的定量测量,实验设计为基础的项目论证,问卷和访谈为基础的政策对象调查,得到以下研究结论:（1）测量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的客观绩效。研究遵循“政策目标分解-政策绩效观-指标体系确定”的步骤,构建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指标体系,对浙江省域内海外高层次人才作系统的分类绩效测量,分析结果显示:第一,通过因子分析,创业类、企业创新类、高校创新类的分类型指标体系均得到了“原生—派生—溢出”维度对应的因子内涵;第二,从规模绩效和个体绩效的测算结果表明,规模绩效对政策制定目标（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创造经济社会价值）的一定实现,个体绩效反映了政策的高层次人才筛选效应发挥;第三,区域聚类的千人绩效方差分析揭示,不同市场水平、政策干预水平下的创业千人与企业创新千人绩效均有显着差异,创业千人绩效中市场水平导致的差异更大,企业创新千人绩效中政策干预水平导致的差异更大。（2）论证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的干预净效应。研究沿用实验思路和双重差分模型,以高校千人计划入选者为实验组,以经匹配的未入选者为对照组,对高校千人计划出台是否影响了学术生产力的政策效应进行论证。分析结果显示:第一,通过倍差法的回归分析和平行趋势的稳健性检验,发现对于核心作者的论文质量、核心作者的论文被引频次以及非核心作者的论文被引频次三个反映学术产出的指标,青年千人计划政策均对其有显着正向作用;第二,青年千人计划政策对学术生产力提升有显着的持续效应,并在第三年的激励效应大幅增加,在此后保持相对较高稳定的政策效应攀升速度,尤其在政策实施第八年对核心作者的SCI论文发表质量这一指标的影响达到12%;其他控制变量中,年龄、性别对学术生产力无显着影响,海外经历时间（长）、海外经历丰富性（跨国多）、博士后经历（国外）、博士毕业学校国别（国外）、博士毕业学校排名（靠前）对学术生产力有显着正向影响。（3）检验了政策满意度的期望不一致模型。在政策体验评估模式下,研究围绕海外高层次人才的政策供给质量、政策期望、期望不一致感知、政策繁文缛节、政策满意度等变量,通过问卷调查进行了描述性分析、相关分析、逐步回归、拔靴法的中介效应检验,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人才政策对象的政策供给质量感知、期望不一致的正向落差对政策满意度有显着正向作用,政策期望、繁文缛节对政策满意度有显着负向作用;第二,期望不一致在政策供给质量与政策满意度的变量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期望不一致在政策供给质量与政策满意度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比重（中介效应量）为18%;第三,期望不一致在政策期望与政策满意度的变量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期望不一致在政策期望与政策满意度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比重为66%。总体,政策满意度的期望不一致模型得到验证。最后,研究总结了在样本量、绩效指标选取、研究方法上的可改进之处,并提出了“人才政策治理水平”、“人才政策创新实践案例研究”和“政策战略框架构建”三个可拓展主题的未来研究展望。
樊烨[4]（2020）在《政策效果评价、要素资源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 ——以2008-2018年的产能过剩治理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中国产业政策的理论和实践是中国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增长理论的重要实践。多年来,学术界和政策实践领域对于政策评价的效果和标准一直存在较多争议。本文在梳理现有文献与理论的基础上,将效率作为评价产业政策效果的主要指标,利用企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以及要素资源配置扭曲程度,这一广泛使用的效率和增长标准,构建了政策效果评价的理论框架。之后,选择2016年过剩产能治理（“去产能”）政策作为政策评价标的。过剩产能治理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政策。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先后在6个时间段进行过产能过剩的集中治理,涉及多个行业,使用了多种政策手段。2016年政策以煤炭和钢铁行业为重点,实施了2000亿的财政补贴,是最近也是最有力度的一次“去产能”。在理论模型和数据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4条假设。假设1:2016年去产能政策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假设2:2016年去产能政策的政策效果主要体现在提高产能利用率,不会提升纯化全要素生产率。假设3:“去产能”政策将提高要素资源配置扭曲程度。假设4:“去产能”政策效果具有扩散性和传导性。主要内容如下:首先,根据政策制定和实施时间,本文选择2008-2018年,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电解铝行业上市公司数据作为政策评价基础,并按照常见的方法对数据进行了处理。之后,利用数据对4种企业TFP计算方法进行了比较,并从中选择计入控制变量的ACF法作为分析政策效果的主要分析方法,同时计算了剔除产能利用率的纯化全要素生产率。随后,使用以拟自然实验为理论基础的双差分方法,对2016年的政策效果进行了分析,并且对比了纯化前后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最后,本文使用2种方法分析了要素资源配置扭曲程度,并进行了政策实施前后的对比。本文的主要理论结论包括以下4方面。一是需要根据理论假设和数据选择TFP测算方法,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理论。目前主流的企业TFP测算方法存在一定差异,同时行业异质性对于企业TFP测算方法存在影响。二是产能利用率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较大影响。本文测算了严重过剩行业的TFP值,发现行业TFP可能为负值,且纯化前后TFP差异较大等。三是尽管行政性过剩产能治理政策机制能够发挥作用,但会导致实际生产效率下降,加深要素资源配置扭曲程度;而市场机制依然能够在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中发挥作用,市场化的过剩产能治理政策机制有力推动实际生产效率的回复和上升,减轻要素资源扭曲。本文的创新之处集中于以下4方面。一是从“冲击”的视角评价政策效果,以TFP测算、要素资源配置扭曲程度和双差分模型为理论基础,构建具有一般意义的政策效果评估框架,对于科学考察经济政策实绩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二是使用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构建企业层面的生产函数核算指标体系,并对主流TFP测算方法进行了对比,根据理论假设和检验效果进行了取舍。三是通过纯化全要素生产率,有效地分离“产能利用率”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现对企业“真实”生产效率的测算,有效提高了政策效果评价的精确性。四是将政策效果评价延伸到资源配置方面,利用要素资源错配指数,测算了政策冲击对于企业要素资源配置扭曲的影响。
彭丹丹[5]（2019）在《健康老龄化、医养结合及其投资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公共卫生和医疗技术水平在不断提高,人类预期寿命也在不断延长,再加上多种原因导致的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趋势已成为全球各国都面临的重要问题。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人口老龄化将给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更多的压力。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但与此伴随的是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且老龄化速度很快,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因此,医养结合是否可以通过促进健康老龄化,成为解决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的一个有效途径成为本文要研究解决的首要问题。其次,需要探讨我国如何实现健康老龄化目标的路径问题,研究医养分离和医养结合两种养老模式对于健康老龄化的优劣。最后,需要探讨如何供给侧入手推行更有优势的医养结合养老模式,通过完善投资机制破解健康老龄化目标下医养结合严重供不应求的投资约束问题。本文试图通过上述研究,从理论层面论证通过健康老龄化缓解我国老龄化趋势对经济增长负面压力的机理与路径;从实践层面探寻医养结合是否有利于提升健康老龄化水平,是否有必要大力发展医养结合;怎样通过完善投资机制、提高投资效率缓解医养结合严重供不应求的矛盾,提升健康老龄化水平,最终推动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本文的研究分为六章,第一章是导论,其中包含了文献综述。第二章在分析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础上,基于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考察了健康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从总结世界人口老龄化趋势及其特征入手,进一步采用世界银行184个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最后的回归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存在显着的减缓作用。为应对我国未富先老的现状,通过医养结合提升健康老龄化水平是一个可能的解决路径。因此,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年龄结构、健康人力资本的政府和家庭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在考虑了健康老龄化下老年人持有的健康人力资本基础上,结果发现政府和家庭的健康投资均能够通过健康老龄化的溢出效益推动经济增长,同时发现了政府投资对家庭投资的引导作用,及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贡献呈倒U型曲线。在理论模型分析基础上,我们进一步通过实证分析健康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验证。回归结果表明,健康老龄化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水平越低、人口老龄化程度越严重的国家,健康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这种正向溢出效应越明显。第三章研究了医养结合与健康老龄化的关系。本文通过对医养结合与医养分离的养老模式进行比较,认为医养结合从多个角度有利于健康老龄化。在此基础上基于35个OECD国家数据的实证分析,考察了医养结合与健康老龄化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表明医养结合有助于提高健康老龄化水平。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发展医养结合养老模式。通过对人口老龄化更为严重的发达国家经验进行梳理,发现政府在建立和完善医养结合养老模式中通常发挥主导作用。第四章对医养结合面临严重供不应求的发展困境进行刻画,分析研究问题产生的历史和体制机制原因,进一步通过系统分析我国医养结合现有的投资模式及其优劣势、投资收益和风险的影响因素,提出投资约束是医养结合供不应求的主要原因。第五章从供给侧改革入手,提出完善投资机制是解决医养结合投资约束的主要路径。在第二章理论模型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OECD国家的实证数据进一步研究医养结合的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政府医养结合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长期呈倒U型曲线,医养结合发展的早期应该增加政府投资,在增加总投资的同时,可以引导私人投资的增长共同增加总投资,从而促进健康老龄化,促进经济增长。但是长远来看,一味提高政府投资比重,会对政府物资资本投资产生挤出,使得医养结合政府投资长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衰减。因此,前期的政府投资为主和引导中后期的私人投资是比较理想的投资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现阶段应建立政府主导的投资模式,逐步发挥并加大政府产业政策的引导和激励作用以促进私人投资。第六章总结了全文的研究结论并提出了政策建议。基于我国未富先老的现状,医养结合养老需求和经济增长压力不容忽视,健康老龄化可通过增加健康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医养结合可以提高老年人的健康预期寿命,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和幸福程度,促进健康老龄化。政府主导的投资机制可以缓解医养结合严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促进健康老龄化。早期加大医养结合政府投资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长期而言过度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递减。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主要是:（1）改革医养分离体制,发展医养结合促进健康老龄化。（2）医养结合发展的早期应加大政府投资,促进健康老龄化。（3）充分发挥产业政策的激励作用,提高医养结合的投资效率。（4）完善医养结合的金融支持体系,提高银行信贷资金支持力度及资本市场融资功能。本文的新意主要有:（1）拓展了纳入年龄结构和健康人力资本的内生增长模型,发现健康老龄化在经济中的作用,丰富了经济增长理论。本文构建了两部门的内生增长模型,关注健康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健康的老年人仍然在经验传授、业务咨询、退休返聘、减轻年轻人负担等多方面影响着经济的发展,而这是被以往经济研究所忽略的事实。有别于现有研究忽略老年人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本文在模型中刻画了健康老年人对经济增长的外溢效应,得到了提高健康投资有利于实现健康老龄化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2）本文拓展了健康人力资本的概念,将健康老年人纳入健康人力资本的范畴,发现其是影响内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既往研究仅考虑年轻人即劳动力人口的健康人力资本,忽略了健康老年人持有的健康人力资本贡献。事实上,制约老年人工作与否的不是年龄而是健康状况。本文区别于现有文献,认为健康的老年人也可以贡献人力资本,并且通过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证实了健康老年人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不可忽略的因素。（3）本文论证了医养结合有利于提升健康老龄化水平,为此提出改革医养分离体制,大力发展医养结合促进健康老龄化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压力的建议。同时论证了缓解我国医养结合严重供不应求矛盾的关键是要完善投资机制和提升投资效率,解决其投资约束,针对分析的问题从实践层面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于晨[6]（2019）在《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文中指出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促使校企合作政策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代表性政策。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成效与走向,对我国职业教育办学育人水平的稳定与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以回顾总结政策变迁历程为契机,准确认识和系统把握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是实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合理有序变迁的基本前提。本研究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及其变迁历程”为研究对象,遵循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与规范性研究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坚持宏观层面方法论与微观层面分析技术的协同运用,在对政策演进历史分期、主要特征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阐释分析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并据此提出若干优化政策变迁路径的对策建议。改革开放后四十年间,国家政策实践在不同时期分别呈现出三种“范式”:从上世纪末之前国家总体性控制下校企一体共生的行政推动,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间与职业教育结构调整相伴随的促校联企改革攻坚,再到当前以校企一体化办学、多元协同共治为核心的国家制度探索。不同政策范式对于如何看待校企双方的角色定位,以及如何稳定与密切校企合作关系,均存在显着的差异。以上述政策范式变化为依据,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78年至1998年间的“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98年至2010年间的“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2010年至今的“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不同阶段政策在类别形态、要素构成和变革强度等方面,呈现出由纲领性、散点式政策条文向系统与专门化政策体系发展,由权威命令与系统变革工具为主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由依附共生范式变革后的渐进性调整向双主协同范式演进的特征。政策的产生及调整,归根结底是身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部门所作出的抉择。政府作出相应抉择的动力,一方面源自其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另一方面则源自其自身的能动机制。长期以来,不同学者分别从上述两类机制入手,形成了社会中心论与国家中心论两种差异化的政策变迁解析路径。本研究综合运用政策网络、政策（政府）过程、新制度主义等多学科理论,基于“制度—场域—行动者”的辩证视角,构建政策变迁的“场域—学习”解释分析框架。该框架将“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确立为核心解析变量,力求从中央政府职业教育管理部门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及其自身的能动机制层面,系统探讨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从而实现国家中心论与社会中心论两种差异化解析路径的有机整合。通过应用该框架,本研究发现,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结构性因素和行动者能动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政、行、企、校等各类关键行动者（公私组织）之间,因“权威”、“资金”、“信息”、“组织”、“合法性”等资源的彼此依赖而形成特定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构成“政—政”、“政—行”两个政策制定场域和“央—地”、“企—校”两个政策执行场域。“政—政”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系统内教育行政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决策关系。“政—行”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主要是教育行政部门）与国家行业管理中介机构之间的分级决策或合作治理关系。上述政策制定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行政管理、社会治理等制度的影响。“央—地”执行场域涉及中央政府（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事权关系。“企—校”执行场域涉及各类企业与中高职院校之间的办学合作关系。上述政策执行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税收分配、财政支付、产业经济、教育行政、劳动就业等制度的影响。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的持续运作与深刻变革,会对中央职能部门的决策与行为产生特定的压力机制,并引发校企合作政策在形态类别设置、工具选择运用乃至范式层面不断发生变迁。与此同时,作为具有自主能动性的“国家行动者”和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中央职能部门在特定制度结构性因素和场域关系性因素的影响下,会基于自身的角色定位与目标偏好,主动开展先期循证性学习、局部试验性学习、事后改进性学习,以引导和持续推动国家政策创新发展。这种中央职能部门的能动机制,为校企合作政策过程附加了源源不断的作用力,将国家政策实践限定在中央可控范围之内,并确保其始终具备旺盛的变革驱动力与发展调适力。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优化路径的择定,必须高度关注上述影响政策场域运作变革、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主客观条件。国家应通过必要的制度设计,引导政策场域的有序运作与良性变革,并完善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组织程序。具体对策建议包括: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韩玉姝[7]（2019）在《金融约束政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经验证据》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启动经济的最快引擎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投资对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起到了主导作用。然而,伴随经济进入新常态,产能过剩等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以过度投资和资本配置效率下降为主要表现的投资效率持续走低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诱因。以高投资换取高增长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从注重投资规模向提高投资质量与效益转变,改善投资效率,培育和强化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将成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有效增强投资效率的关键在于找准投资效率低下的成因。近年来,产能过剩行业曾一度出现盈利能力不断恶化与高杠杆率并存、不良贷款率及其增幅居高不下的现象,企业过度投资和过度负债行为紧密相关的直接动因是相对低廉的外部融资成本,理论界普遍将其归咎于政府干预的不合理。过度或不合理的政府干预会扭曲资金价格,造成资本配置缺乏效率,使得金融市场无法通过价格机制对实体经济产生积极的调节作用,进而大大增加企业非效率投资发生的概率。因此,金融体制或金融政策成为研究和改善投资效率问题的关键突破口。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赫尔曼、默多克和斯蒂格利茨三位经济学家遵循金融发展的理论框架,在充分认识金融抑制和金融自由化政策合理性与局限性的基础上,提出针对发展中国家实现金融深化的过渡性的政策选择理论——金融约束论。该理论认为,政府可以通过适度控制存贷款利率、限制银行业竞争等约束性的金融政策为商业银行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从而激励商业银行吸收储蓄并扩大贷款规模,增加民间资本,最终实现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政府对私人部门租金的“创造”而非“攫取”是金融约束与金融抑制的最本质区别,前者对帮助生产部门积累资本,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然而,任何非市场化的政策干预都是“双刃剑”,金融约束也不例外。由于存贷款利率低于实际均衡利率水平且利差相对稳定,商业银行为追逐利润进而有动力扩大贷款规模,同时也有利于企业长期获得低成本贷款进行过度投资,投资率偏高却又缺乏足够的消费需求作为支撑将导致资本过度积累和总需求结构失衡。另一方面,稳定的存贷利差抑制了商业银行信贷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商业银行差异化风险定价能力薄弱,因而更倾向于使用资产抵押等技术含量较低、投入成本更少的消极信贷技术,信贷资源更多地向信息成本较低的传统行业和大型国有企业倾斜,而高新技术行业和中小民营企业则面临融资难、投资相对不足的困境。基于以上背景和作用机制,本文认为,金融约束政策下政府通过“租金激励”机制扭曲资源配置是加剧企业部门过度投资和资本错配并最终造成投资效率损失的一项长期性、根本性制度因素。本文以中国工业部门为研究对象,结合新古典投资理论、信息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相关内容,在深入理解金融约束的理论内涵和政策合理性的基础上,明确界定和论证了当前中国金融政策的主要特征是金融约束而非金融抑制,以此为前提,进一步分析金融约束政策造成企业部门过度投资和资本错配的作用机制,并从投资的产出效率（总量效率）、行业资本的配置效率（结构效率）和微观企业投资行为三个衡量投资效率的研究视角切入进行实证检验,最后结合中国金融约束政策效率评价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于:（1）明确中国现阶段金融约束的政策特征,以中国的实践经验进一步发展了金融约束理论;（2）提出并验证金融约束对投资效率的消极影响,丰富了投资理论的内涵,也为我国当前两类棘手的结构性难题——产能过剩和资本错配找到了金融制度层面的成因;（3）从投资效率的视角判断金融约束政策的有效性,为理解金融体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提供了中微观理论依据和新的经验证据,也为探讨金融约束的退出路径和以利率市场化为总抓手合理引导金融资源通过支持高质量投资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健康发展打开了空间。本文写作共分为八个部分,主要工作和研究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为绪论。概括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介绍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梳理全文的逻辑框架,同时指出研究可能存在的创新和贡献。第二部分为相关领域的文献综述。一方面,从金融发展理论的经典文献入手,结合发展中国家金融政策选择的相关研究,对金融抑制、金融约束和金融自由化等政策如何影响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的观点进行系统梳理;另一方面,整理关于投资效率的各类研究视角,总结、归纳投资效率各个层面的影响因素以及中国投资效率与可持续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和经验研究。在借鉴和综述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本文将要深入探讨的研究方向和主要内容。第三部分为金融约束的理论内涵与政策合理性分析。从理论背景、经济租金的本质、信贷市场均衡以及政策的福利效应等方面入手依次展开分析,厘清相关概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并结合中国现实情况多角度论证了金融约束是中国现阶段金融政策的主要特征。此外,在政策的局限性分析中重点讨论金融约束政策可能对私人部门投资带来的负面效果,为后文金融约束政策降低投资效率的论证奠定理论基础。第四部分为中国金融约束指数构建及政策效率初步判定。以1998-2016年为样本区间,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中国金融约束指数,并进行带结构突变的时间序列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约束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即依次表现为“斯蒂格利茨效应”和“麦金农效应”。针对这一现象,重点结合金融约束政策的局限性和经济增长理论中投资效率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意义,给出现阶段金融约束政策主要通过降低生产部门投资效率抑制经济增长的初步判定。第五部分是金融约束政策影响投资总量效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借助简化的理论模型和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梳理出金融约束政策下利率管制和储蓄动员相互促进、叠加,最终造成资本过度积累和总需求结构失衡的理论逻辑。实证研究方面,以产能利用率作为过度投资程度的代理变量,选取工业部门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考察金融约束政策、外部融资依赖度以及二者的交互项与产能利用率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金融约束政策能够显着加剧产能过剩,且外部融资依赖度越高的地区,金融约束政策加剧产能过剩的效果越强。第六部分是金融约束政策影响投资结构效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从商业银行信贷配给和信贷技术选择两方面分析了金融约束政策下贷款利率控制和“租金激励”造成商业银行信贷歧视进而降低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机理。实证研究部分,选择工业部门行业数据构建资本配置效率模型,全样本的回归结果验证了金融约束政策对行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消极作用,而分时间段的回归结果表明金融约束政策在早期对工业行业资本配置效率有改善作用,消极影响则重点体现在2008年以后,这可能与不同行业和企业在各经济发展阶段的优势对比情况有关。第七部分是基于微观企业投资效率视角对金融约束政策作用机制的补充论证。以企业层面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为研究对象,归纳金融约束政策下租金激励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三类作用机制:融资约束机制、代理机制和资本成本机制,并借助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约束政策能够刺激企业投资需求且对不同所有权性质和规模的企业存在差异化影响,间接反映了金融约束对投资的总量效率和结构效率的作用效果,从微观视角形成了对第五和第六两部分研究结论的加强和补充。第八部分在回顾本文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的基础上,给出基于投资效率视角的中国金融约束政策效率评价,并有针对性地从未来金融约束政策动态调整路径、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点以及新常态下投资需求管理与金融供给侧改革协调配合三个方面提出相关措施和建议。最后,结合在研究过程中得到的启示提出值得进一步深入发掘和探讨的问题。
韩联郡[8]（2019）在《中国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研究（1949-2009年）》文中研究表明“制度重于技术”,发展科学技术的关键是建构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制度体系,其落脚点则是制定和实施高质量的科技人才政策,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此方能形成科技人才促进科技发展、科技发展造就科技人才的生动局面。因此,本文以新中国60年（1949-2009年）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进行分析评价,旨在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为当代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本文首先从资源视角对人才资源的特性以及科技人才的制度安排进行了定性分析,然后对新中国60年不同经济体制下的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进行了宏观历史分析,并基于政策文本对科技人才政策从政策数量、政策发布机构、政策对象称谓和政策体系四个维度进行了统计分析,之后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绩效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的比较分析,最后借助阿兰·斯密德的SSP范式理论探讨了科技人才政策绩效不断提升的内在逻辑。全文分七章展开。第一章为绪论,阐述了选题的缘由和研究意义;对相关概念和研究范围进行了界定;对科技人才政策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价值等。第二章为立论基础。本文主要从经济学视角考察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故首先在人才资源视角下对科技人才政策促进人才资源开发以及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系统化的科技人才政策的制度安排。第三章主要对60年间的科技人才政策进行宏观历史梳理。首先,对建国后的中国科技人才政策进行了简单的历史溯源;其次,以经济体制变革的重要节点对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变迁进行了历史分期并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计划经济体制阶段（1949-1976年）、经济体制探索阶段（1977-1991年）和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1992-2009年）;然后,对三个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过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梳理。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是本文的重点部分。第四章主要是基于政策的文本对不同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进行了分阶段统计和分析,统计分析的维度有四个方面:政策数量、政策发布机构、政策对象的称谓和政策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的特点进行了总结。第五章将描述性分析和实证性分析相结合,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绩效进行了初步比较。描述性分析以官方统计数据为依据,主要包括科技人才数量、留学生人数与归国留学生比例、R&D经费及其强度、专利授权量、论文产出、成果数量和新产品增加值等数据,实证性分析则是以科技进步贡献率为科技人才政策绩效的测度指标。描述性分析和实证性分析的结果都表明: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绩效得到了持续的提升。第六章是在前两章研究的基础上,借鉴阿兰·斯密德的SSP范式理论,即“状态-结构-绩效”分析框架,探讨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绩效得到持续提升的内在逻辑。首先,对SSP范式理论做了概述;其次,对SSP范式在本研究的适用性以及科技人才政策绩效分析SSP范式下的三要素进行了阐释,并对SSP范式下科技人才政策绩效分析的基本框架进行了初步设计;再次,通过具体分析科技人才政策的状态、结构、政策收益,总结科技人才政策的结构演变与政策绩效提升的关系;最后,在前述分析基础上,探讨科技人才政策绩效持续提升的内在逻辑。研究表明:科技人才政策的“状态-结构-绩效”函数的对应规则建立在结构与状态匹配度基础之上,在三个历史阶段,科技人才政策的结构与状态的匹配度不断提高是科技人才政策绩效持续提升的直接原因,而推动结构与状态的匹配度不断提高的动因主要有两点,即“超越意识形态”思想的应用、科技人才市场化的管理范式的形成。作为全文的结尾,笔者在第七章对本文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并对科技人才政策的变迁与经济体制的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本文认为科技人才政策的演进历程与经济体制的演变过程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国家经济体制从宏观上决定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发展和演变,经济体制的转型是科技人才管理体制范式转变的根本原因。此外,科技人才政策的发展也具有其自身的规律,探索不受外在环境影响（如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的科技人才政策发展规律对于科技人才政策的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本文认为,尊重市场、尊重科技人才,深入推进科技人才市场化是未来科技人才政策发展应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而不应再受传统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或者受新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
赵妍[9]（2019）在《并购政策、企业并购及其绩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九大指出,当前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实现供需动态平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都亟需优化存量资源配置。在这种背景下,从生产要素投入驱动转变为通过存量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产品之间的转移来提高经济效率,改善资源配置,推动产业结构和经济转型升级迫在眉睫。企业并购作为企业投资方式的一种,既是产业结构的市场化调整手段,也是有效的存量调整手段。我国发展到现在,经历了国家所有权向市场机制转变、放松管制的过程,政府作为经济资源分配的主体一直没有改变,政府对于资源分配的调控主要通过政策手段进行,为了推进企业并购,通过并购促进资源整合、实现企业快速发展、提高企业竞争力,中央政府（国务院及各部委）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企业并购的文件,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是否真正地促进了企业并购的发生,对并购绩效又有怎样的影响?现有国内外文献学者对于并购的动因、宏观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两个领域都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关于并购动因研究主要集中在外部环境和企业自身两个层面。外部环境的并购动因包括国家经济增长、行业管制放松、资本市场发展、技术水平提升、股票市场的价值估值错误等宏观因素,而从企业自身出发,学者提出交易费用理论、市场势力理论、管理者自利动机、规模经济等并购动因,我国学者基于中国的制度背景,还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支持和掏空动机以及政治晋升动因。然而,现有研究视角不足以解释目前并购交易爆发式增长的现象,并购政策的大量颁布为我国并购交易的增长提供了一个新的动因解释视角。国外的产业冲击理论认为管制的放松引起并购浪潮的发生,但产业冲击理论是否能够解释我国并购交易的爆发式增长现象,并购政策是否能够激发企业并购,又是通过什么途径影响企业并购是学术界和理论界值得关注的问题。针对上文提出的现实需求和理论不足,本文主要研究并购政策的颁布对企业并购行为和绩效的影响以及作用机理。本文试图解释我国近几年并购交易的大规模发生的动因,并对并购政策下的企业并购绩效进行深入分析。本文综合运用理论分析、理论建模以及大样本实证分析等多种跨学科方法展开研究。首先,本文系统地梳理了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为研究问题奠定了基础;接着,通过对国内并购政策制定发展的现状分析,从金融服务、财政税收和行业管制三个维度构建并购政策影响并购的理论框架;其次,基于研究问题和理论逻辑框架,采用2005-2015年的沪深A股非金融类宣告并购方案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并购政策和企业并购的实证研究样本,采用2005-2015年的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宣告并完成并购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并购政策和并购绩效的实证研究样本,综合运用面板二值选择模型、双重差分模型（DID）、倾向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泊松模型、动态面板模型等,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实证研究。首先,在并购政策和企业并购行为的研究中,本文以没有宣告并购方案的上市公司作为参照,使用Logit模型分析上市公司并购行为受并购政策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并购政策的颁布激励了企业并购,且这种激励作用在民营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中更为显着;进一步的研究并购政策对企业并购的作用机理中发现并购政策在金融方面上对资本市场的信贷和股权融资的放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提高了企业的并购发生概率,且这种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有效,在地方国有企业和央企中并不明显。并购政策通过财税方面的政府补贴方式对并购发生的概率并没有显着影响;通过财税方面的税收优惠方式促进了企业的并购,且这种关系在民营企业中更有效。并购政策在管制方面消除行业壁垒,对民营资本进入行业的管制放松并没有提高企业的并购发生概率,在民营企业和中央企业中这种作用也不显着,相反却提高了国有企业的并购发生概率;并购政策在管制方面通过对重点行业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行业的支持,提高了这些行业企业并购发生的概率,且这种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中更有效,在民营企业和中央企业中并不明显。其次,在并购政策和并购绩效的研究中,本文从财务和非财务绩效、长期和短期绩效两个维度四个方面衡量并购绩效,一方面选取上市公司并购宣告日前后不同窗口期内累计超额收益率、并购前后会计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增量、并购后专利申请增量衡量并购财务绩效;另一方面,采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量衡量企业并购非财务绩效。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OLS回归模型探究并购政策对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研究发现,在政策颁布后,企业并购短期绩效提高,且这种关系在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更显着。政策颁布后,企业并购的长期财务绩效下降,且这种关系在民营企业中更显着。政策颁布后,创新能力中,除了发明专利下降外,专利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提高。进一步分企业性质检验发现,民营企业在企业专利、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方面等显着提高;地方国有企业在专利和发明方面显着提高,而在实用新型还是外观设计方面并没有显着变化;中央企业在专利和实用新型方面显着提高,而在发明和外观设计方面并没有显着变化。企业并购的长期市场绩在24月内没有显着变化,而在36月内市场绩效显着提高,进一步分企业性质检验中发现,民营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的市场绩效显着提高,而在中央企业中没有发现这种关系。颁布并购政策后,并购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但是并不显着。进一步分企业性质检验发现,民营企业并购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在地方国有企业和中央企业中,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对企业分行业检验中发现,在政策颁布后,管制放松行业企业无论是并购短期绩效,还是并购长期财务绩效、创新能力、长期市场绩效和全要素生产率都下降;重点支持行业企业并购短期绩效提高,创新能力中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提高,而长期财务绩效下降、创新能力中专利申请和发明专利、长期市场绩效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以上结论显示上市公司并购虽获得市场短窗口期内的积极评价,但并购后会计收益和全要素生产率相比并购之前均有所降低。政策的颁布虽提升了并购可能性及短期内的资本市场收益,但是不利于并购方企业的资源高效率整合及长期发展。本文的研究有以下创新点和理论贡献。首先,本文在理论上构建了并购政策影响企业并购的逻辑框架,将现有并购动因的研究视角从企业微观特征扩展到宏观政策,从并购政策入手,探究并购政策和企业并购行为的关系;其次,现有关于宏观政策和微观企业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单个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宏观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经济管制政策、产业政策等对企业主体行为包括公司治理、商业模式、投融资活动、会计政策、内部控制、税务筹划等的影响。企业并购也是投资活动的一种,本文从企业并购视角出发,研究并购政策对企业并购活动的影响机理,为宏观政策和企业微观行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扩展了宏观政策与企业微观行为互动的理论研究;最后,学者们对我国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效果并没有准确地判断,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从企业并购和企业并购绩效两个层面深刻理解国家颁布的并购政策的实施效果,为监管部门正确引导企业开展理性的高效率并购活动提供理论依据,为政府部门制定并购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杨汀[10]（2019）在《论承租人视角下中国融资租赁业脱离本源现象》文中提出自2007年起,在入世的推动下,中国融资租赁业的监管标准放松。此后,中国融资租赁业展现了强劲的增长态势,具体体现为融资租赁业机构数量的增加、融资租赁交易投放额的扩张以及中国融资租赁业国际地位的提升。2007-2016年间,中国的融资租赁机构数量由109家增长到7136家,融资租赁交易投放额由460亿元增长到17943亿元,融资租赁交易投放额的世界排名从第27位提升至第2位。然而,尽管从交易规模和增长速度来看,中国融资租赁业在过去十年有着“喜人”成绩,但是在高速增长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中国绝大多数融资租赁交易都是为承租人提供纯粹的资金融通的售后回租交易,这偏离了融资租赁交易的本质特征。从融资租赁交易的历史起源和欧美等租赁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融资租赁交易的本质特征应当是作为设备使用企业和设备制造厂商之间的金融媒介,即,为承租人引进新设备提供资金支持。对比之下,中国占比相当之高的售后回租交易却与设备制造厂商脱离了关系,不再是设备使用企业和设备制造厂商之间的金融媒介,而是变异为一种和贷款相似的纯粹融资工具。所以,中国融资租赁业在过去十年的高速增长下存在着脱离本源的现象。这一现象之所以值得关注,不仅是因为这涉及到中国社会对融资租赁概念认知的准确程度,其更深层的意义在于:作为一种金融工具,融资租赁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其资源配置作用。在中国金融业准入严格、金融资源相对稀缺的环境下,融资租赁业的脱离本源现象会关系到将近两万亿元资金的投向,更关系到这种金融工具的资源配置功能。因此,有必要厘清中国融资租赁业脱离本源的原因和后果,进而对这一现象进行客观评价。不过,在现实中,这一现象的原因和后果非常复杂,可以从很多角度对其进行研究。而出于数据可得性和研究可行性两方面的考虑,本文选择从承租人的视角来探究中国融资租赁业脱离本源的原因和后果。从承租人的角度来看,承租人以售后回租方式借款的融资动机给租赁公司开展售后回租交易提供了市场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融资租赁业脱离本源的现象。而承租人以售后回租方式借款这种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也应当是评价中国融资租赁业脱离本源之后果的一个重要维度。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探究承租人以售后回租方式借款的动机和后果。基于对中国融资租赁业的长期跟踪观察,本文选择“规避去产能政策的融资限制”、“缓解投融资期限错配”和“债务治理效应”这三个角度来进行研究。在研究问题时,本文采用了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理论上,本文结合博弈论、投融资期限匹配、债务治理效应等理论框架分析了承租人以售后回租方式借款之动机和后果的逻辑机制。在实证上,本文利用手动整理的2007-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售后回租交易信息,采用双重差分（DID）等计量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到了以下结论。第一,产能过剩企业是以售后回租方式借款的一类重要承租人,占据承租人总数的大约30%。产能过剩企业以售后回租方式借款的动机是规避去产能政策的融资限制,这种融资套利行为的后果是削弱了去产能政策的效果。另外,去产能政策促使产能过剩企业以售后回租方式借款的机制是去产能政策限制了银行贷款、发债等主流融资渠道;而加强对融资租赁机构的监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产能过剩企业的回租套利行为。第二,企业以售后回租方式借款的另一个动机是缓解投融资期限错配,这种行为的后果是企业的投融资期限错配程度得到缓解,并且期限错配对业绩造成的负面影响有所降低。另外,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以售后回租方式借款来缓解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动机更加强烈,并且售后回租对国有企业的投融资期限错配起到了更好的缓解作用。第三,从债务治理效应的角度来看,企业以售后回租方式借款的后果是,售后回租对企业造成了负面的治理效应,并且对国有企业的负面效应更加严重。售后回租对国有企业的负面治理效应与政府干预所导致的“预算软约束”这一体制性问题有关,短期内很难改善。不过,具备法律效力的租赁物登记查询系统的建立能够提高售后回租对民营企业的治理效应。本文结论从承租人的角度为中国融资租赁业的脱离本源现象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出于规避去产能政策的融资限制或缓解投融资期限错配的需要,中国有大量企业的借款需求没有被银行贷款等主流融资渠道满足,这就给融资租赁机构开展贷款性质的售后回租交易提供了市场空间。而融资租赁业脱离本源现象的后果则需要辩证看待。一方面,售后回租交易对中国的长期融资体系起到了补充和改善的积极作用,缓解了企业因“短贷长投”而引发的投融资期限错配。但另一方面,售后回租没有成为一种有效的债务治理工具,还阻碍了政府部门治理产能过剩的效率。而从中国融资租赁业界的角度来看,脱离本源现象不利于融资租赁行业的健康发展。尽管在短期内,大部分租赁公司依靠贷款性质的售后回租交易迅速扩张了业务规模,但是这类售后回租交易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极为有限,难以成为一种有持久竞争力的业务模式。本文结论对融资租赁及售后回租领域的研究起到了丰富作用,尤其是为中国企业的租赁动机提供了新的解释。另外,本文结论对融资租赁业的健康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政府部门建立多层次、多样化的金融市场也具有启发意义。
二、当前投资增长中的基本问题及2004年政策展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当前投资增长中的基本问题及2004年政策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1）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与政策变迁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的间断均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立意和议题选择 |
| 第二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和文献综述 |
| 一、关于生活垃圾管理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二、本研究政策相关概念的梳理辨析 |
| 三、国外政策变迁理论的回顾述评 |
| 四、国内政策变迁研究的理论进展 |
| 第四节 研究对象和问题分解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问题的分解 |
| 第五节 论文结构、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一、论文结构和篇章布局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的政策变迁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关于政策变迁的三个解释视角 |
| 一、对不确定性的关注: 政策窗口开启的机会视角 |
| 二、对理性选择的关注: 行动者之间的博弈互动视角 |
| 三、对子系统的关注: 制度与时机兼顾的转换视角 |
| 四、解释视角的不足和启示 |
| 第二节 “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 一个解释框架 |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 二、制度惯性的作用形式 |
| 三、注意力转移的驱动因素 |
| 四、分析框架的具体说明 |
| 第三章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变迁的间断均衡历程 |
| 第一节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体系 |
| 一、城市生活垃圾界定及属性 |
| 二、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理念及原则 |
| 三、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职能与体系构成 |
| 第二节 间断均衡期划分的判断标准 |
| 一、政策范式理论 |
| 二、判断标准的说明 |
| 第三节 基于扎根理论的政策内容分析 |
| 一、阶段历程的划分 |
| 二、扎根理论的选择依据 |
| 三、具体操作步骤 |
| 第四节 政策变迁的间断均衡发展历程 |
| 一、1986—2003年: 末端被动管理的均衡期 |
| 二、2004—2009年: 鼓励市场参与的均衡期 |
| 三、2010—2016年: 冲突频发和转向源头防治的间断期 |
| 四、2017—至今: 源头防治和公众参与的新均衡期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制度惯性: 均衡式变迁的内在机理分析 |
| 第一节 制度惯性与政策运行过程 |
| 一、制度结构对中国政策运行过程的影响 |
| 二、制度惯性的作用过程: 自上而下的三阶段政策运行 |
| 第二节 制度惯性的阻力及成本分析 |
| 一、中央政策制定: 价值导向固化提升认知成本 |
| 二、地方偏好执行: 路径依赖提升决策交易成本 |
| 三、社会反馈互动: 参与渠道缺失提升信息成本 |
| 第三节 制度惯性对均衡式变迁的塑造、延续与调整 |
| 一、第一个均衡期: 初步构建、塑造成型 |
| 二、第二个均衡期: 方向延续、阻力对抗 |
| 三、新均衡期实现: 成本支付、政策调整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注意力转移: 基于间断发生场域的因果机制分析 |
| 第一节 间断发生场域和影响因素模型 |
| 一、政策间断的发生场域 |
| 二、影响因素模型和变量设计 |
| 第二节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过程 |
| 一、fsQCA的选择依据 |
| 二、具体运算过程 |
| 三、真值运算结果讨论 |
| 第三节 间断发生的模式提炼和因果机制分析 |
| 一、扩大社会影响的“负面形象—媒体互激”模式 |
| 二、政府维稳压力下的“焦点—吸纳”模式 |
| 三、维稳压力与社会影响共存的“媒体互激—吸纳”模式 |
| 四、社会力量参与的“动员—共识”模式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政策变迁: 理论阐释、实践对策与发展之路 |
| 第一节 “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框架的理论启示 |
| 一、对政策变迁形态的认知拓展 |
| 二、制度惯性维持均衡式变迁 |
| 三、注意力转移助推间断发生 |
| 第二节 均衡性与顶层设计: 管理体系的制度建设 |
| 一、层级治理迈向法理分权 |
| 二、转向协商共识的公共决策 |
| 三、完善创新扩散的试点机制 |
| 第三节 间断性与过程优化: 冲突应对和消解策略 |
| 一、冲突应对: 多元行动者参与的嵌入式治理 |
| 二、消解冲突: 多元利益诉求的制度化吸纳 |
| 第四节 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政策的未来发展之路 |
| 一、源头主动防治,兼顾前瞻性与协调性 |
| 二、鼓励公众参与,多元主体共同治理 |
| 三、践行“三化”原则,构建配套政策体系 |
|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一、主要结论 |
| 二、理论贡献 |
|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已发表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金融杠杆与资产价格泡沫：影响机制及其监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主要缩略词、符号变量的注释表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内容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论文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3.1 论文创新 |
| 1.3.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资产价格泡沫的含义及其形成机理研究综述 |
| 2.1.1 理性预期理论 |
| 2.1.2 行为金融理论 |
| 2.1.3 以分形和混沌理论为代表的非线性理论 |
| 2.1.4 信贷理论 |
| 2.1.5 金融发展理论 |
| 2.2 资产价格泡沫的存在性检验及测度研究综述 |
| 2.2.1 资产价格泡沫的存在性检验 |
| 2.2.2 资产价格泡沫存在性的检验方法 |
| 2.2.3 资产价格泡沫的测度方法 |
| 2.3 金融杠杆与资产价格泡沫的影响关系研究综述 |
| 2.3.1 金融杠杆与资产价格泡沫的影响关系 |
| 2.3.2 金融杠杆与房地产泡沫的影响关系 |
| 2.4 资产价格泡沫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综述 |
| 2.4.1 资产价格泡沫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
| 2.4.2 资产价格泡沫对经济增长的不利作用 |
| 2.4.3 资产价格泡沫与经济增长的周期联动效应 |
| 2.5 资产价格泡沫监控研究综述 |
| 2.5.1 主张从市场层面入手监控资产价格泡沫 |
| 2.5.2 从货币政策角度监控资产价格泡沫 |
| 2.5.3 利用托宾税监控资产价格泡沫 |
| 2.6 对现有文献的评述 |
| 2.7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资产价格泡沫形成机理及其检验研究 |
| 3.1 资产价格泡沫的理论界定 |
| 3.1.1 资产 |
| 3.1.2 资产价格泡沫的载体类型 |
| 3.1.3 资产价格泡沫涵义界定 |
| 3.2 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机理分析 |
| 3.2.1 资产价格泡沫形成的理论基础 |
| 3.2.2 资产价格泡沫形成的影响因素 |
| 3.3 资产价格泡沫的检验 |
| 3.3.1 检验方法 |
| 3.3.2 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
| 3.3.3 检验结果及其分析 |
| 3.4 资产价格泡沫的提取 |
| 3.4.1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
| 3.4.2 资产价格泡沫提取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金融杠杆与资产价格泡沫的影响机制研究 |
| 4.1 金融杠杆的经济本质及度量 |
| 4.1.1 金融杠杆的经济本质 |
| 4.1.2 金融杠杆的度量 |
| 4.2 金融加杠杆的机理分析 |
| 4.2.1 金融加杠杆的根源 |
| 4.2.2 金融加杠杆的实质 |
| 4.2.3 金融加杠杆的内在驱动力 |
| 4.2.4 金融加杠杆的实现路径 |
| 4.2.5 金融加杠杆的特征与成因 |
| 4.3 基于金融杠杆驱动的资产价格泡沫模型构建 |
| 4.3.1 理论分析 |
| 4.3.2 基于金融杠杆驱动的资产价格泡沫模型 |
| 4.4 金融杠杆与资产价格泡沫影响关系的实证分析 |
| 4.4.1 滚动宽窗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 |
| 4.4.2 变量说明与数据检验 |
| 4.4.3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杠杆和资产价格泡沫的影响效应研究 |
| 5.1 金融杠杆影响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效应研究 |
| 5.1.1 理论分析 |
| 5.1.2 研究假设与变量定义 |
| 5.1.3 动态面板模型和门限检验方法 |
| 5.1.4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
| 5.2 资产价格泡沫与经济增长的周期联动效应研究 |
| 5.2.1 频谱分析方法 |
| 5.2.2 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
| 5.2.3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
| 5.3 资产价格泡沫与经济增长的共容效应研究 |
| 5.3.1 模型基本假设 |
| 5.3.2 资产价格泡沫与经济增长的共容条件 |
| 5.4 金融杠杆、资产价格泡沫与经济增长的时变效应研究 |
| 5.4.1 SV-TVP-SVAR模型 |
| 5.4.2 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
| 5.4.3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金融去杠杆与资产价格泡沫监控系统研究 |
| 6.1 去杠杆的范畴界定及认知 |
| 6.1.1 去杠杆的范畴界定 |
| 6.1.2 去杠杆的正确认知 |
| 6.2 实体去杠杆路径研究 |
| 6.2.1 “去杠杆”与“稳增长”的困境 |
| 6.2.2 实体去杠杆的路径 |
| 6.3 金融去杠杆路径研究 |
| 6.3.1 金融去杠杆的阶段和政策 |
| 6.3.2 金融去杠杆的路径 |
| 6.4 限贷政策抑制资产价格泡沫的效应研究 |
| 6.4.1 合成控制法 |
| 6.4.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6.4.3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
| 6.5 资产价格泡沫监控系统研究 |
| 6.5.1 SVR模型与股市泡沫监控系统研究 |
| 6.5.2 BP神经网络与房地产泡沫监控系统研究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致谢 |
（3）基于政策目标达成与政策体验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评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全球人才流动中的政策干预作用与中国人才竞争力 |
| 1.1.2 我国人才政策主题与聚焦点演变 |
| 1.1.3 研究问题提出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2 文献综述 |
| 2.1 人才、人才政策研究 |
| 2.1.1 中外对比视域下的人才内涵 |
| 2.1.2 人才理论基础与人才政策实践发展 |
| 2.2 公共政策评估研究:框架、标准、方法 |
| 2.2.1 公共政策评估框架 |
| 2.2.2 公共政策评估标准:事实标准与价值标准 |
| 2.2.3 公共政策评估方法:科学性、合理性、有效性 |
| 2.3 人才政策绩效评估研究 |
| 2.3.1 人才政策绩效评估的维度及指标 |
| 2.3.2 政策目标达成评估模式下的人才政策绩效评估研究 |
| 2.3.3 政策体验评估模式下的人才政策绩效评估研究 |
| 2.4 已有研究述评 |
| 3 研究分析框架及内容提出 |
| 3.1 研究分析框架 |
| 3.1.1 政策评估中的政策目标达成模式:绩效测量与干预效应论证 |
| 3.1.2 行为公共管理学视角下的政策体验评估模式 |
| 3.1.3 基于政策目标达成模式与政策体验的双轮评估框架提出 |
| 3.2 分析内容 |
| 4 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指标体系构建及绩效测量研究 |
| 4.1 我国人才政策变迁与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缘起 |
| 4.1.1 人才政策的发展历程及其标志性政策 |
| 4.1.2 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介绍 |
| 4.2 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指标体系构建 |
| 4.2.1 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目标分析及绩效观确定 |
| 4.2.2 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维度及细分指标确定 |
| 4.2.3 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指标体系权重确定 |
| 4.3 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测量 |
| 4.3.1 浙江省海外高层次人才样本特征 |
| 4.3.2 分类型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描述性统计 |
| 4.3.3 分类型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规模绩效的区域评价 |
| 4.3.4 分类型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平均绩效的区域评价 |
| 4.4 基于区域聚类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分析 |
| 4.4.1 区域创新能力中的政策-市场二元主体影响 |
| 4.4.2 市场因素及政策干预因素形成的区域聚类 |
| 4.4.3 政策绩效方差分析 |
| 4.5 结果讨论 |
| 4.5.1 政策目标的达成评估与政策绩效特征 |
| 4.5.2 区域绩效差异的可能解释 |
| 5 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中的政策干预效应论证研究 |
| 5.1 学术生产力影响因素模型与研究假设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数据样本 |
| 5.2.2 双重差分模型设定和变量测量 |
| 5.3 实证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
| 5.3.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
| 5.3.2 基本回归结果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结果讨论 |
| 5.4.1 “千人”高绩效从何而来:个体禀赋效应抑或政策激励效应 |
| 5.4.2 个体特征与学术绩效的关联讨论 |
| 6 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体验:政策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
| 6.1 期望不一致理论与研究假设 |
| 6.2 变量测量、研究数据和研究方法 |
| 6.2.1 变量测量 |
| 6.2.2 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
| 6.3 研究结果与假设验证 |
| 6.3.1 问卷信度、效度分析、因子分析 |
| 6.3.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3.3 相关性分析 |
| 6.3.4 基于逐步回归的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检验 |
| 6.3.5 基于Bootstrap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4 结果讨论 |
| 6.4.1 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模型的检验结果讨论 |
| 6.4.2 提升个体政策满意度的政策启示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主要结论 |
| 7.2 主要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主要创新点 |
| 7.4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7.4.1 研究的不足 |
| 7.4.2 研究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4）政策效果评价、要素资源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 ——以2008-2018年的产能过剩治理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第四节 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政策与政策效果评价 |
| 第二节 产业政策 |
| 第三节 产能过剩 |
| 第四节 全要素生产率 |
| 第五节 纯化全要素生产率 |
| 第三章 产能过剩治理的政策分析和政策过程 |
| 第一节 传统产业的产业政策分析 |
| 第二节 过剩产能治理的政策工具 |
| 第三节 2008-2013年治理产能过剩的政策过程 |
| 第四节 2016年的“去产能”政策 |
| 第四章 理论模型 |
| 第一节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计算 |
| 第二节 纯化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 |
| 第三节 全要素生产率的加总和分解 |
| 第四节 要素扭曲程度的测算及分解 |
| 第五节 双差分回归模型 |
| 第五章 数据处理及计算 |
| 第一节 变量指标的处理方法 |
| 第三节 控制变量 |
| 第四节 描述性统计 |
| 第六章 产能过剩治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第一节 测算TFP |
| 第二节 计入控制变量后对TFP的修正 |
| 第三节 估算产能过剩行业的产能利用率 |
| 第四节 TFP的纯化 |
| 第五节 政策效果评价 |
| 第七章 政策冲击对要素资源配置的影响 |
| 第一节 政策冲击对不同生产率企业市场份额的影响 |
| 第二节 HK模型分析要素资源配置扭曲程度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5）健康老龄化、医养结合及其投资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重要概念的界定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方法和创新 |
| 第二章 健康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第一节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二节 健康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分析:基于内生增长理论 |
| 第三节 健康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促进健康老龄化与医养结合 |
| 第一节 医养结合促进健康老龄化的机理分析 |
| 第二节 医养结合与健康老龄化关系——跨国实证分析 |
| 第三节 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医养结合的发展与投资约束 |
| 第一节 中国医养结合的发展困境:严重供不应求 |
| 第二节 投资模式比较:投资主体、投资方式及融资途径 |
| 第三节 提升医养结合的投资效率:投资收益和风险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完善医养结合的投资机制:供给侧改革 |
| 第一节 政府的医养结合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医养结合投资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表1 2020-2100 年不健康老年人数量及占比的预测 |
| 附表2 1999-2012 年养老服务市场化改革主要政策文件 |
| 附表3 医疗机构、养老机构税收优惠政策 |
| 博士学位攻读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6）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与背景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 |
| 二、政策变迁 |
| 三、政策场域 |
| 四、政策学习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研究 |
| 二、政策变迁过程理论及应用研究 |
| 三、政策网络与政策变迁关系研究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一、方法论层面 |
| 二、分析技术层面 |
| 第六节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思路 |
| 二、技术路线 |
| 第七节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的变迁轨迹 |
| 第一节 “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78—1998 年) |
| 一、实施行业企业自办或与教育部门联办方针 |
| 二、引导与支持职业教育校办产(企)业发展 |
| 三、选择在部分地区开展“双元制”改革试点 |
| 第二节 “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1998—2010 年) |
| 一、探索高职院校产学研合作路径 |
| 二、实施高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工程 |
| 三、启动实训基地及师资建设项目 |
| 四、开展半工半读等国家政策试验 |
| 第三节 “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2010 年至今) |
| 一、加快健全央地校企合作专属法规制度体系 |
| 二、充分挖掘国家行业系统的指导与协调功能 |
| 三、依托央财项目持续搭建校企合作政策平台 |
| 四、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职教师资培训体系建设 |
| 五、支持基层创新探索校企深度合作体制机制 |
| 第四节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主要特征 |
| 一、由行动纲领和散点式条文向国家政策体系发展 |
| 二、由少数政策工具主导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 |
| 三、由旧范式变革后的渐进调整向政策新范式演进 |
| 第三章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解释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制度—场域—行动者:构建解释分析框架的基本视角 |
| 一、“结构”与“行动者”的辩证关系:社会科学“元理论”的启示 |
| 二、制度与场域:“结构”维度的主体构成要素 |
| 三、结果性逻辑与适当性逻辑:“行动者”的能动机制 |
| 第二节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核心解析变量 |
| 一、政策场域 |
| 二、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 |
| 第三节 解释分析框架的结构设计及理论预设 |
| 一、框架设计原则与整体结构 |
| 二、理论预设 |
| 第四章 政策制定场域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政—政”制定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由中央职能部门构成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同级协商到上级协调: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二节 “政—行”制定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与政企分开改革相伴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分级决策到合作治理: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策执行场域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央—地”执行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行政科层体制影响下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市县为主到省域统筹: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二节 “企—校”执行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行政共生到互利共赢: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六章 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政策学习:中央职能部门主动引导政策变迁的有效策略 |
| 一、国家“适应能力”的集中体现 |
| 二、政策学习的主要形式 |
| 第二节 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影响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革命和国家建设实践成功历史经验的内化迁移 |
| 二、政策调整过程中节约政府决策成本的有效方法 |
| 三、有限理性约束下规避政策改革风险的合理选择 |
| 四、保障央地政策参与主体创新积极性的必要策略 |
| 第七章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优化路径 |
| 第一节 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 |
| 一、推动全国人大主导校企合作立法进程 |
| 二、发挥政协协商决策职能助力政策创新 |
| 第二节 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 |
| 一、设立常设型的议事协调机构 |
| 二、建立健全国家行政协助制度 |
| 第三节 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 |
| 一、健全国家法律体系,强化政策设计参与权 |
| 二、扩大利益代表范畴,提升协同决策合法性 |
| 三、推行购买服务机制,增强政策变迁影响力 |
| 第四节 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 |
| 一、加强专项性一般转移支付资金的拨付力度 |
| 二、保留适量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重点支持项目 |
| 第五节 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 |
| 一、推行协调性的劳动就业制度 |
| 二、完善国家培训质量标准制度 |
| 第六节 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
| 一、加强依法行政,推动政策试验法治化 |
| 二、畅通信息渠道,提升政策试验透明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7）金融约束政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经验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框架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金融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 |
| 2.1.1 金融发展理论的相关研究 |
| 2.1.2 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 |
| 2.1.3 中国金融改革与金融约束政策的研究 |
| 2.2 投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
| 2.2.1 投资效率的含义及研究视角 |
| 2.2.2 中国的投资效率与经济可持续增长 |
| 2.2.3 宏观经济政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
| 2.3 文献述评 |
| 3 金融约束理论、政策内涵与中国实践 |
| 3.1 金融约束论的理论内涵 |
| 3.1.1 金融约束理论的背景 |
| 3.1.2 经济租金的概念、分类与性质 |
| 3.1.3 金融约束核心内容概述 |
| 3.2 金融约束政策下信贷市场均衡及福利分析 |
| 3.2.1 金融约束下的租金创造:一个简化的分析框架 |
| 3.2.2 金融部门租金创造的经济效应 |
| 3.2.3 企业部门租金创造的经济效应 |
| 3.2.4 福利效应与政策合理性分析 |
| 3.2.5 金融约束政策局限性与政府治理 |
| 3.2.6 金融约束政策动态调整的必要性 |
| 3.3 中国金融约束政策的实施情况 |
| 3.3.1 中国金融政策的学术争鸣 |
| 3.3.2 中国金融约束的政策实践 |
| 3.3.3 利率市场化改革背景下的金融约束 |
| 3.3.4 中国金融发展的路径选择:金融约束、金融抑制与金融自由化 |
| 3.4 本章小结 |
| 4 中国金融约束指数构建及政策效率初步判定 |
| 4.1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中国金融约束指数构建 |
| 4.1.1 指数构建的改进思路 |
| 4.1.2 主成分变量及其含义 |
| 4.1.3 指数构建原理及步骤 |
| 4.1.4 主成分分析结果 |
| 4.1.5 指数的有效性分析 |
| 4.2 金融约束、经济增长与宏观投资效率 |
| 4.2.1 金融约束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 |
| 4.2.2 “斯蒂格利茨效应”与“麦金农效应” |
| 4.2.3 基于宏观投资效率的金融约束政策评价 |
| 4.3 本章小结 |
| 5 中国金融约束政策与投资的总量效率 |
| 5.1 金融约束下过度投资成因分析:基于经济结构失衡的视角 |
| 5.1.1 基于新古典理论的投资需求及其决定因素 |
| 5.1.2 金融约束下的资本过度积累与总需求结构失衡 |
| 5.1.3 金融约束下的储蓄动员:对低利率与高储蓄并存的解释 |
| 5.2 实证检验:金融约束、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 |
| 5.2.1 问题描述与研究假设 |
| 5.2.2 模型构建、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
| 5.2.3 计量结果与分析 |
| 5.2.4 稳健性检验 |
| 5.3 本章小结 |
| 6 中国金融约束政策与投资的结构效率 |
| 6.1 金融约束政策、信贷歧视与资本错配 |
| 6.1.1 工业部门资本配置现状及信贷歧视相关研究 |
| 6.1.2 金融约束政策下信贷歧视的成因分析 |
| 6.1.3 信贷歧视、资本错配与投资效率损失 |
| 6.2 实证检验:金融约束政策与行业资本配置效率 |
| 6.2.1 问题描述与研究假设 |
| 6.2.2 模型构建、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
| 6.2.3 计量结果与分析 |
| 6.2.4 稳健性检验 |
| 6.3 本章小结 |
| 7 金融约束政策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微观视角的补充论证 |
| 7.1 微观视角下租金激励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再解释 |
| 7.1.1 宏观经济政策与企业投资效率研究述评 |
| 7.1.2 融资约束、代理问题与企业非效率投资 |
| 7.1.3 租金激励加剧企业非效率投资的作用机制 |
| 7.2 实证检验:以工业企业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为例 |
| 7.2.1 实证研究假设 |
| 7.2.2 研究思路、模型及变量说明 |
| 7.2.3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2.4 计量结果与分析 |
| 7.2.5 稳健性检验 |
| 7.3 本章小结 |
| 8 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8.1 本文研究结论 |
| 8.1.1 中国当前金融发展阶段主要政策特征的界定 |
| 8.1.2 基于投资效率的中国金融约束政策效率评价 |
| 8.1.3 经济租金本质与金融约束政策局限性的再探讨 |
| 8.2 相关政策建议 |
| 8.2.1 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金融约束退出路径 |
| 8.2.2 关于未来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发展重点的思考 |
| 8.2.3 新常态下投资需求管理与金融供给侧改革协调配合 |
| 8.3 研究展望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科研成果情况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中国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研究（1949-2009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与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3 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第一资源”视角下的科技人才政策供给 |
| 2.1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 |
| 2.1.1 人才资源的概念 |
| 2.1.2 人才资源的特性 |
| 2.1.3 “第一资源”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 2.2 人才政策与人才资源开发 |
| 2.2.1 人才资源开发与中国的现代化 |
| 2.2.2 人才政策促进人才资源的开发 |
| 2.3 科技人才政策体系的建构 |
| 第三章 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历程 |
| 3.1 科技人才政策的历史溯源 |
| 3.2 科技人才政策的历史分期 |
| 3.3 计划经济体制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 |
| 3.3.1 过渡时期政策框架的形成 |
| 3.3.2 全面建设时期政策的曲折 |
| 3.3.3 “文革”期间政策的偏离 |
| 3.4 经济体制探索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 |
| 3.4.1 知识分子政策的拨乱反正 |
| 3.4.2 科学建制化的恢复和发展 |
| 3.4.3 科技人才政策体系的初步建立 |
| 3.5 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 |
| 3.5.1 “第一资源”共识的形成 |
| 3.5.2 科技人才管理体制的变革 |
| 3.5.3 科技人才政策体系的完善 |
| 第四章 基于政策文本的统计与分析 |
| 4.1 文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4.2 政策分类的依据 |
| 4.3 各阶段科技人才政策的初步统计 |
| 4.3.1 计划经济体制阶段 |
| 4.3.2 经济体制探索阶段 |
| 4.3.3 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 |
| 4.4 科技人才政策演变模式与特征 |
| 4.4.1 数量的演变 |
| 4.4.2 发布机构的演变 |
| 4.4.3 政策对象称谓的演变 |
| 4.4.4 体系的演变 |
| 第五章 科技人才政策的绩效评估 |
| 5.1 评估方法的选择 |
| 5.2 各阶段政策绩效的描述性评析 |
| 5.2.1 计划经济体制阶段的政策绩效 |
| 5.2.2 经济体制探索阶段的政策绩效 |
| 5.2.3 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的政策绩效 |
| 5.3 基于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实证分析 |
| 5.3.1 测算方法与参数选择 |
| 5.3.2 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 |
| 5.3.3 科技进步贡献率与政策绩效的关系 |
| 第六章 基于SSP范式理论的绩效分析与检验 |
| 6.1 SSP范式理论概述 |
| 6.2 政策绩效SSP范式分析的初步设计 |
| 6.2.1 SSP范式对本研究的适用性 |
| 6.2.2 SSP范式下绩效分析的三要素 |
| 6.2.3 SSP范式下绩效分析的基本框架 |
| 6.3 SSP范式下的科技人才政策分析 |
| 6.3.1 政策状态 |
| 6.3.2 政策结构 |
| 6.3.3 政策选择的收益分析 |
| 6.3.4 结构演变与绩效提升 |
| 6.4 政策绩效提升的动因分析 |
| 6.4.1 超越意识形态:绩效提升的逻辑起点 |
| 6.4.2 人才市场化:绩效提升的基本途径 |
| 6.5 提升政策绩效的一个框架 |
| 第七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9）并购政策、企业并购及其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摘要 ABSTRACT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概念界定 |
| 1.4.1 并购 |
| 1.4.2 并购政策 2 文献综述 |
| 2.1 宏观政策与微观企业投资研究 |
| 2.1.1 宏观政策与企业投资 |
| 2.1.2 宏观政策与企业并购 |
| 2.2 企业并购动因研究 |
| 2.2.1 并购内部动因 |
| 2.2.2 外部环境动因 |
| 2.3 并购绩效研究 |
| 2.3.1 并购与并购绩效 |
| 2.3.2 并购绩效影响因素 |
| 2.4 文献评述 3 我国并购政策研究 |
| 3.1 金融服务方面 |
| 3.2 财政税收方面 |
| 3.2.1 财政内容 |
| 3.2.2 税收内容 |
| 3.3 行业管制方面 4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
| 4.1 理论分析框架 |
| 4.2 并购政策对并购影响的理论分析 |
| 4.2.1 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并购政策、融资约束和企业并购 |
| 4.2.2 基于资源基础论的并购政策、政府补贴和企业并购 |
| 4.2.3 基于税收激励假说的并购政策、税收优惠和企业并购 |
| 4.2.4 基于行业放松管制理论的并购政策、管制放松和企业并购 |
| 4.2.5 并购政策、产权性质与企业并购 |
| 4.3 并购政策对并购绩效的理论分析 |
| 4.3.1 并购政策与并购短期绩效 |
| 4.3.2 并购政策与并购长期绩效 |
| 4.3.3 并购政策、产权性质和并购绩效 5 并购政策对并购的影响实证分析 |
| 5.1 理论模型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
| 5.2.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3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
| 5.3.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5.3.2 并购政策与并购实证检验 |
| 5.3.3 并购政策与企业并购影响机理实证检验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6 并购政策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 |
| 6.1 研究设计 |
| 6.1.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
| 6.1.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2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
| 6.2.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6.2.2 多元回归结果及检验 |
| 6.2.3 稳健性检验 |
| 6.3 本章小结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参考文献 作者简历 学位论文数据集 |
（10）论承租人视角下中国融资租赁业脱离本源现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入世后中国融资租赁业的十年高速增长 |
| 1.2 选题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数据来源 |
| 1.5 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 |
| 1.6 融资租赁与售后回租的概念界定 |
| 1.6.1 融资租赁 |
| 1.6.2 售后回租 |
| 第2章 融资租赁业脱离本源现象的辨析 |
| 2.1 融资租赁交易的本质特征及其在欧美融资租赁市场的体现 |
| 2.1.1 融资租赁交易的本质特征 |
| 2.1.2 近十年来的欧美融资租赁市场符合本源定位 |
| 2.2 融资租赁业脱离本源的现象及其在美国和中国的体现 |
| 2.2.1 融资租赁业脱离本源的现象 |
| 2.2.2 美国融资租赁市场上曾存在的脱离本源现象 |
| 2.2.3 入世后中国融资租赁市场上较为严重的脱离本源现象 |
| 2.2.4 中美两国融资租赁市场脱离本源现象的启示 |
| 2.3 是否脱离本源:中外融资租赁市场的主要因素之比较 |
| 2.3.1 交易模式的差别 |
| 2.3.2 租赁公司风险控制手段的差别 |
| 2.3.3 租赁物特征的差别 |
| 2.4 关于中国融资租赁业出现脱离本源现象的若干研究角度及本文所选研究角度 |
| 第3章 文献综述 |
| 3.1 国外融资租赁及售后回租研究领域的文献综述 |
| 3.1.1 国外研究中融资租赁与售后回租的度量与识别 |
| 3.1.2 国外融资租赁领域的研究 |
| 3.1.3 国外售后回租领域的研究 |
| 3.2 国内融资租赁及售后回租领域的文献综述 |
| 3.3 国内外融资租赁及售后回租研究领域的文献述评 |
| 第4章 承租人以售后回租方式借款的动机和后果:基于规避去产能政策的视角 |
| 4.1 企业以售后回租方式借款与去产能政策产生联系的现实背景 |
| 4.2 产能过剩与去产能政策领域的文献综述及述评 |
| 4.2.1 产能过剩领域的文献综述 |
| 4.2.2 去产能政策领域的文献综述 |
| 4.2.3 文献述评及本章的创新点 |
| 4.3 理论分析 |
| 4.4 研究假设 |
| 4.5 研究设计 |
| 4.5.1 去产能政策有效期及产能过剩企业的认定 |
| 4.5.2 模型设定 |
| 4.6 研究结果 |
| 4.6.1 描述性统计 |
| 4.6.2 去产能政策对产能过剩企业以售后回租方式借款的影响 |
| 4.6.3 产能过剩企业的回租套利行为对去产能政策效果的影响 |
| 4.7 进一步分析 |
| 4.7.1 去产能政策促使产能过剩企业以售后回租方式借款的机制 |
| 4.7.2 租赁公司所受监管强度对产能过剩企业回租借款行为的影响 |
| 4.8 稳健性检验 |
| 4.8.1 变换样本:删除不包含产能过剩企业的行业 |
| 4.8.2 变换估计方法:对售后回租哑变量进行Logit回归和Probit回归 |
| 4.8.3 变换被解释变量:检验去产能政策对产能过剩企业的融资租赁交易的影响 |
| 4.9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承租人以售后回租方式借款的动机和后果——基于缓解投融资期限错配的视角 |
| 5.1 企业以售后回租方式借款与投融资期限错配产生联系的现实背景 |
| 5.2 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领域的文献综述及述评 |
| 5.2.1 企业融资期限错配领域的文献综述 |
| 5.2.2 文献述评以及本章的创新点 |
| 5.3 理论分析 |
| 5.4 研究假设 |
| 5.5 研究设计 |
| 5.6 研究结果 |
| 5.6.1 描述性统计 |
| 5.6.2 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程度对其回租借款倾向的影响 |
| 5.6.3 企业回租借款倾向与其“短贷长投”行为的关系 |
| 5.6.4 企业回租借款对其投融资期限错配程度的影响 |
| 5.6.5 企业回租借款、投融资期限错配与企业业绩 |
| 5.7 进一步分析:基于产权性质的异质性分析 |
| 5.8 稳健性检验 |
| 5.8.1 解决内生性问题: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程度与其回租借款倾向之间的反向因果关系 |
| 5.8.2 变换解释变量:改变回租借款的衡量指标 |
| 5.8.3 变换被解释变量:考查企业在回租借款前后资金缺口的变化 |
| 5.9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承租人以售后回租方式借款的后果:基于债务治理效应的视角 |
| 6.1 债务治理效应领域的文献综述及文献述评 |
| 6.1.1 债务治理领域的文献综述 |
| 6.1.2 文献述评及本章的创新点 |
| 6.2 理论分析 |
| 6.2.1 “满足本质特征的售后回租交易”产生治理效应的理论机制 |
| 6.2.2 脱离本源现象对售后回租治理效应的削弱作用 |
| 6.2.3 “预算软约束”问题对售后回租治理效应的影响 |
| 6.3 研究假设 |
| 6.4 研究设计 |
| 6.5 研究结果 |
| 6.5.1 描述性统计 |
| 6.5.2 售后回租对承租人代理成本的影响 |
| 6.5.3 售后回租对承租人企业价值的影响 |
| 6.6 进一步分析:如何提高售后回租对民营企业的治理效应? |
| 6.7 稳健性检验 |
| 6.7.1 解决内生性问题:企业的回租借款与代理成本、企业价值之间的反向因果关系 |
| 6.7.2 中介效应检验:售后回租影响国有企业价值的机制 |
| 6.8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政策建议、业界启示与进一步研究方向 |
| 7.1 结论 |
| 7.2 对政府部门的政策建议 |
| 7.2.1 进一步完善租赁物登记查询系统及其配套法律制度 |
| 7.2.2 建立健全促进融资租赁扶持中小微企业的政策体系 |
| 7.2.3 采取政策手段促进融资租赁业回归本源 |
| 7.3 对租赁业界的启示 |
| 7.3.1 转变现有业务模式,深耕于持久性需求 |
| 7.3.2 完善租后管理流程,提高资产管理能力 |
| 7.4 进一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删除不包含产能过剩企业的行业后模型4.3-4.6的回归结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当前投资增长中的基本问题及2004年政策展望（论文参考文献）
- [1]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与政策变迁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的间断均衡研究[D]. 万筠. 山东大学, 2020(08)
- [2]金融杠杆与资产价格泡沫：影响机制及其监控研究[D]. 冯文芳. 东南大学, 2020(02)
- [3]基于政策目标达成与政策体验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绩效评估研究[D]. 傅衍. 浙江大学, 2020(10)
- [4]政策效果评价、要素资源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 ——以2008-2018年的产能过剩治理为例[D]. 樊烨.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5]健康老龄化、医养结合及其投资问题研究[D]. 彭丹丹.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1)
- [6]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D]. 于晨. 天津大学, 2019(01)
- [7]金融约束政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经验证据[D]. 韩玉姝.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8]中国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研究（1949-2009年）[D]. 韩联郡.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9]并购政策、企业并购及其绩效研究[D]. 赵妍. 北京交通大学, 2019(01)
- [10]论承租人视角下中国融资租赁业脱离本源现象[D]. 杨汀.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