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稞优良品种引种初步试验报告（论文文献综述）
贾晓丽[1]（2020）在《干旱、盐胁迫对月季的生理生化特性及观赏品质的影响》文中指出【目的】月季花是新疆主要园林观花植物之一,由于新疆与引种地的气候环境及地理条件差异较大,从内地引进的月季品种往往不能很好地适应新疆的环境条件,造成了大量的种苗浪费。因此,探究月季花在干旱和盐胁迫下的响应变化,筛选生理生化和观赏特性综合表现良好的月季品种,为月季花引种新疆提供理论参考依据。【方法】本实验以4个大花月季品种和4个丰花月季品种的二年生苗作为试验材料,在80%（CK）、65%、50%、35%最大田间持水量进行耐旱性试验;在0.1%、0.2%、0.4%、0.6%、0.8%盐浓度（NaCl:Na2SO4=1:2）进行耐盐性试验。对其花部形态、抗氧化酶系统活性、质膜透性、渗透调节以及光合作用相关指标进行测定。采用双因素方差分析法对其耐旱性及耐盐性指标的差异性进行分析,接着使用主成分分析分别进干旱和盐处理后月季生理生化以及观赏品质进行综合评价,最终筛选抗性和观赏性均优良的月季品种。进一步将筛选出的耐性较好的月季品种分别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探究干旱胁迫及盐胁迫对其生理生化指标及观赏指标的影响。【结果】（1）不同月季品种在干旱胁迫下表现出的耐旱性不同。随着干旱程度的增加大花月季品种和丰花月季品种酶活性和渗透调节物质的变化趋势各不相同。干旱胁迫使各月季品种的观赏指标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干旱胁迫能够抑制光合作用,使叶绿素含量、Tr、Gs、Pn、Fv/Fm、Y（II）、q P降低,Ci、qN和Y（NPQ）上升;干旱胁迫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大月季品种和丰花月季品种月季体内的抗氧化酶活性及渗透调节物质含量,65%田间持水量有利于大花月季和丰花月季的生长。（2）通过基于主成分分析的综合评价,得出大花月季品种耐旱性综合排序如下:‘坦尼克’>‘粉扇’>‘节日礼花’>‘绯扇’;丰花月季品种耐盐性综合排序如下:‘黄苁蓉’>‘莫海姆’>‘红苁蓉’>‘柔情似水’。（3）不同月季品种在盐胁迫下表现出的耐盐性不同。盐胁迫各月季品种的形态指标呈下降趋势;能够抑制光合作用,使叶绿素含量、Tr、Gs、Pn、Fv/Fm、Y（II）、qP降低,Ci、qN和Y（NPQ）上升;盐胁迫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大月季品种和丰花月季品种月季体内的抗氧化酶活性及渗透调节物质含量,但随着盐浓度的增加大花月季品种和丰花月季品种酶活性和渗透调节物质的变化趋势各不相同。大花月季品种和丰花月季品种对0.2%以下盐浓度有一定的适应和缓冲能力。（4）通过基于主成分分析的综合评价,得出大花月季品种的耐盐性综合排序如下:‘坦尼克’>‘粉扇’>‘绯扇’>‘节日礼花’;丰花月季品种耐盐性综合排序如下:‘莫海姆’>‘红苁蓉’>‘柔情似水’>‘黄苁蓉’。【结论】不同月季品种抗逆性不同,单一指标不作为评价月季花耐旱性和耐盐性的标准,应对多个指标进行综合分析。通过基于主成分分析的综合评价可以看出,大花月季品种中‘坦尼克’和‘粉扇’的耐盐性及耐旱性都比较好;丰花月季品种中‘莫海姆’的耐盐性及耐旱性较好,建议在生产应用中多采用这三个月季品种。
伦珠朗杰（Lhundrup namgyal）[2]（2019）在《青稞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及生态适应性评价》文中提出青稞种质资源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半野生青稞和地方品种是培育优良青稞新品种的重要基因资源。在西藏,青稞播种面积和产量分别占粮食总播种面积和产量的60%和55%左右,青稞稳定发展对保障西藏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抽穗期是青稞重要的驯化性状和农艺性状,抽穗期早晚直接影响产量和品质。开展青稞抽穗期的多样性分析、冬春性鉴定和主要农艺性状的综合评价,有助于全面了解青稞种质资源对高原农业生态环境的适应性和不同环境下主要农艺性状的变化规律,为青稞种质资源的有效利用提供依据。本研究对196份西藏半野生青稞、1 537份地方品种、70份不同时期代表性育成品种,以及青海、四川等其他藏区30份育成品种进行冬春性和农艺性状鉴定,初步研究了农艺性状的多样性和不同环境中青稞抽穗期的变化规律。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青稞冬春性、抽穗期和生态适应性评价为提高青稞资源的利用效率并筛选优异杂交亲本,分别在西藏林芝和拉萨两地的春播和秋播环境下对1 605份青稞资源进行冬春性鉴定和抽穗期多样性分析。通过拉萨春播设2个播期,正常春播I和晚10 d春播II,2个播期的抽穗期变化作为冬春性鉴定依据。结果表明,96.2%的西藏青稞地方品种为春性,在西藏3个生态区均有分布,冬性品种仅有3.8%,且主要分布在以林芝为主的藏东南生态区;抽穗期的Shannon-Wiener’s多样性分析表明,春播条件下抽穗期多样性高于秋播,拉萨春播条件下抽穗期多样性最高,林芝春播次之,林芝秋播最低;在相同环境下,地方品种的多样性高于育成品种;在环境稳定性分析中,368份春性地方品种和21份育成品种在不同环境中抽穗期较为稳定,其中康青3号在两地所有参试品种中抽穗期稳定性最高。2.农艺性状的多样性分析青稞种质资源中育成品种的综合性状优于农家品种,而且与产量密切相关的性状受到显着的正向选择,育种的遗传增益主要体现在穗粒数和粒重的增加;相对于其他藏区,西藏育成品种遗传多样较低,但总体性状表现较好;系统聚类分析将青稞资源分成4类,第I类各性状平均值最高,第II类分蘖数最多,其他性状中等,第III类分蘖数最少,其他性状表现中等,第IV类各性状平均值最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逐步回归分析法综合评判表明,除穗长对青稞综合表型影响较低以外,其他5个性状可作为青稞表型鉴定的主要指标,变异解释率R2高达0.999。3.春化基因Hv VRN1和Hv VRN2的标记鉴定青稞种质资源中春化基因Hv VRN1共发现6种单倍型:即Hvvrn1（v1）、Hv VRN1-1（V1-1）、Hv VRN1-4（V1-4）、Hv VRN1-6（V1-6）、Hv VRN1-8（V1-8）和Hv VRN1-9（V1-9）。在Hv VRN2基因座位上,大多数材料携带显性等位基因Hv VRN2（V2）,仅有10份材料携带隐性等位基因Hvvrn2（v2）。半野生青稞和地方品种单倍型较其他类型品种更为丰富,在野生青稞中V1-8和V1-4是主要的单倍型,分别占90.2%和7.4%,其余单倍型占2.4%;在地方品种、古老地方品种和混合选育品种中,V1-8和V1-9是主要的单倍型,V1-8分别占95.3%、92.4%、95.2%,V1-9分别占4.2%、6.8%、5.4%。西藏育成品种中,V1-8和V1-9分别是冬性和春性的优势单倍型,分别占79.1%和16.3%。单倍型V1-8在所有生态区均有分布,地方品种的V1-9和半野生青稞的V1-4主要分布在林芝地区,其余单倍型分布在昌都、山南和拉萨等生态区。
陈亮[3]（2019）在《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甘青民族走廊地跨甘肃、青海两省,这里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结合部,也是我国重要的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共存的区域,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明清以来,在甘青民族走廊内生活着汉族、藏族、蒙古族、土族、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民族,本区域更成为汉文化、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文化的交汇之处。鉴于其特殊的地理区位及民族多元格局,受到明清历任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明清政府通过对本区域实施有效控制与管理,使其从“边疆”渐成“腹地”,与全国各地的联系日益紧密。持续不断的经济开发推动了甘青民族走廊内的人口、农牧业、工商业的发展,并对域内的社会结构、风俗习惯、文化教育等产生极大影响。人口的增长和流动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明初,国家从战略地位的高度对甘青民族走廊进行开发与建设,卫所体系的建立不仅为明朝奠定坚实的军事保障,也意味着一场声势浩大的移民运动。大批迁入的戍边将士既促进了人口增长,也有力推动了域内的经济开发。明末清初,甘青民族走廊内战事频仍,人口损耗极大,至康熙中后期,随着政局稳定及社会发展,人口迅猛增长,外来人口的涌入以及人口的自然增殖使甘青民族走廊内各地的经济开发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同治之后,本区域爆发多次反抗清朝统治的战争,不仅造成大量人口伤亡,也严重阻滞了经济发展。农业开发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入明以来,出于军事战略的考量,明廷实施以屯田为基础的屯卫制度,向西不断拓展的农业开发不仅巩固了西部疆域,也开启了区域农业一体化的进程。有清一代,各族百姓在明代农业开发的基础上,展开更大规模的垦地运动。此时段内,土地开垦不再集中于平地与川地,山地、坡地皆试种杂植,土地开发程度再创历史新高。在汉族农耕文化的影响下,各少数民族逐渐弃牧业农,这不仅确立了农业经济在本区域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也改变了域内的民族格局。随着屯田的开发,小麦的分布区域日益扩大,最终在甘青民族走廊内形成小麦种植区与青稞种植带,而这条农业种植带往往也是汉族与藏族的分界线。清中后期,高产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引种与推广、生产技术的进步、水利设施的兴修,均促进农业不断发展,并为工商业的发展奠定基础。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本区域工商业也取得一定发展。首先,在丰富原材料的基础上,明清时期本区域传统手工业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而晚清之际,近代机器制造业的萌芽开始出现,域内呈现出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大机器生产并存的场景,尤其是近代工业的出现对地域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其次,明清时期本区域的商业逐渐从明代的链条式经贸模式由向清代的区域贸易圈转变。明朝政府主导的“茶马贸易”与“朝贡贸易”构成与内地交往的经济链,其在推动各民族经济交流的同时,也强化了彼此间的政治、文化交流。入清以来,随着农业化的纵深发展和商业通道的繁荣,甘青民族走廊逐渐成为全国性市场体系的一部分,在民族贸易的推动下,不仅出现专业化的商品市场,也兴起多个颇具影响的民族贸易市镇,最终在清中期形成以甘青民族走廊为依托的区域贸易圈。持续性的经济开发使地域社会在多个层面产生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力量不断渗透,推动了本区域行政建置的发育进程,原本归属土司或寺院管理的土地及人口逐渐处于国家管辖之下。宗族作为基层社会重要的民间组织形态,其形成与地域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并成为维护乡土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此外,随着民族贸易的兴起,部分农业人口开始转移至工商领域,商人与手工业者阶层不断壮大。明代的屯田开发为甘青民族走廊植入新的社区,屯堡、铺舍、营等错落分布于民族交汇区域,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多民族共处的分布格局。随着区域经济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以改善,衣食内容更为多元,城乡生活日益丰富,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奢侈之风逐步在各地蔓延。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也使明清时期的文化教育较前代多有建树,中央政府不仅设置大量官学、书院、社学,还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开办义学等,凸显出独具地域特色的民族性及多元性。本文选择甘青民族走廊这一具有内在关联性的人文地理区域为研究范围,以明清以来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而分析自然、人文及历史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与制约作用,同时分析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存在的内在联系。这对于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现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秦爱琼[4]（2018）在《西藏阿里高寒地区燕麦引种栽培试验》文中研究指明在藏西高寒牧区阿里地区日土县,对4种引进的1年生牧草从植株高度、干草产量、穗长及叶片数和营养成分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综合测定数据显示,青海甜燕麦、青引2号燕麦表现较好,在阿里高寒牧区不仅能获得较高的产草量,还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适宜在阿里等相同海拔地区推广种植。
皇甫睿[5]（2018）在《从传统到现代：生态扶贫语境下的生计变迁研究 ——以湘西保靖县黄金苗寨为例》文中指出随着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的凸显,作为世界经济强国的中国,近年来提出“生态扶贫”的扶贫方针与政策,受到世人的关注。“生态扶贫”概念的提出有其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背景,同时也是当今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若要正确理解“生态扶贫”的内涵,找到合适的“生态扶贫”路径,首先应该对此前的扶贫理论、指导思想、扶贫手段等进行全方位的梳理。此前中国的相关决策者、执行者和专家学者从扶贫理论的建构到扶贫路径、手段的选择与实施,都做出了富有成效的努力,同时也获得了一定成就。此前的相关研究,主要受西方发展经济学“现代化理论”的影响深远,该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应该接受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文化价值观等,完成“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走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并将这样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扶贫实践,进而衍生出“梯度理论”、“工业反哺农业”、“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等相关理论指导思想,辐射出农业的现代化、工业化发展模式,以及“企业公司+农户”的帮扶措施等。然而,面对的结果却是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仍然没有获得根本上的解决,反而还伴生了更多的社会问题。那么,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思想是否适用于中国国情,是否适用于中国的农业发展和“生态扶贫”实践,则值得深入探讨与反思。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产生于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将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其研究对象,旨在拉拢、控制这些国家站在自己阵营,以在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对峙中获得有利地位,甚至达到称霸世界的目的。而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多民族融合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发达国家控制下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发展经济学应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扶贫开发显然都不合时宜。当下,中国的十四个连片贫困特区大部分位于少数民族地区,也基本处于传统的第一产业区,其生态系统和文化系统存在显着的差异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推行的扶贫开发必然是凭借汉文化对异文化区域所从事的开发活动,必然涉及跨民族、跨文化、跨区域的活动事项。从生态民族学的视角来看,不同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与稳态延续,是各民族成员在其所处的生态系统中,在超长的历史时段内,为满足当事民族全体成员生存与繁衍的需求,凭借各民族文化在对当事民族的生态系统进行不断适应、改造与利用的产物。这样的民族共同体,即为斯图尔德所称的“文化生态”共同体。“文化生态”共同体是一个个相对独立完整的自为体系,必然表现为在自身特有信息系统的节制下,不断从外界获取物质与能量,而进行的有序、有节制的交换与重组。各民族的文化系统正是其自身特有的信息系统,是维系整个共同体自为体系自我运行的内生动力,也是“文化生态”共同体内部各个组成部分网状交织的粘合剂。这样的文化系统同时也会受到所处自然生态系统的制约与模塑,而不会肆意干预其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因而,该文化系统中共同体成员的观念意识,一方面会受到所处自然生态系统的制约,另一方面则会引导共同体成员选择某种资源利用方式（经济样式）,从而使得共同体内部逐渐形成与之相适应和匹配的技术系统和组织系统。这样的“文化生态”共同体必然具有特定的地域性、特定的民族归属性、整体性、功能性和稳定性等特点。历史证明,“文化生态”共同体能够稳态延续上千年的基本前提是,以其特有文化为主导,推动共同体内部的有序运行,并维系其共同体基本结构的稳固。可见,这些地区的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绝对不是纯经济问题,也绝对不能凭借单一的经济手段或措施来加以解决。论文主要由七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主要针对当前扶贫工作中遗留的负面问题进行阐述,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和国内外动态进行文献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生态扶贫”的全新理解和认识。第二至第五部分,将湘西保靖县黄金苗寨作为研究对象,将其视为一个完整的“文化生态”共同体,以其几百年的生计变迁为切入口,分别从历史进程、生态背景和文化变迁的三个维度,深入分析该苗族村寨每一次生计变迁的内外部动因和时代背景,探明变迁前后两种生计方式之间的传承、变化关系,揭示生计变迁后相应社会制度框架下的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最终发现,当这个“文化生态”共同体当面临来自外部力量的冲击,其力度与方式没有触碰共同体的内部核心结构,共同体的文化系统则有自主能力随即做出相应的调整,在传统生计的基础上适当吸收、改造外来文化因子为其所用,这样并不会阻碍或扰乱共同体内部的自行运行,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也并不明显。而当外来因素对这些特定区域、特定人群所拥有文化系统的核心结构改变或破坏,传统生计自然遭到摒弃,那么共同体内部的自我运行则会受阻,表现为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显着。特别是在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在中国形成的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发展思路,应用于农业发展和扶贫实践工作,会导致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陷入恶性循环之中。通过结合历时态和共时态的研究分析,一步步破除西方的发展主义神话,揭示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在中国扶贫开发中的虚伪面具。第六部分针对前面的论述研究,对黄金村今后的扶贫发展路径提出建议。最后一部分得出结论,西方的工业化发展道路,西方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的农业发展和“生态扶贫”;中国的“生态扶贫”应该从国情出发,摆脱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束缚,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人类本身就置身于千差万别的文化系统和生态系统之中。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是要将各民族文化化异为同,也不是求同存异,而是在承认并尊重各民族文化间存在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各自擅长的方式和利用各自的优势资源,来参与人类现实整体性、多元一体化的宏伟叙事。传统的并不都是糟粕,对贫困地区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吸收和保留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在共同体成员所生息的生态系统健康、稳定、有序运行的基础上,去考虑如何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接轨,而不是为其寻找一个并不适合的“替代方案”。以此为鉴,旨在为当下的“生态扶贫”提供全新的思路与有效借鉴,促进“生态扶贫”终极目标的实现,以及推动现代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
洛桑江白[6]（2018）在《不同谷子品种在西藏林芝生态适应性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的转暖,农业生态进一步恶化,干旱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限制作物生产的主要逆境因素之一,选育抗旱型农作物品种对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促进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畜牧业是西藏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基础产业之一,当前随着经济的发展养殖业规模的扩大,超载放牧,严重影响生态环境,制约着藏区畜牧业的发展,引种15种谷子品种在西藏林芝地区试验种植,通过测定并分析不同谷子品种的生育期、农艺性状、营养品质评价不同谷子品种在西藏林芝地区的适应性和品质变化研究。观察15种谷子品种生育期表明:张杂谷3号成熟最早,乌当未成熟。测定株高、叶面积并进行比较分析,鑫谷5号谷子品种株高最高,株高平均值为80.66cm,变异系数为27%。鑫谷5号叶面积最大,叶面积平均值为58.4cm2,变异系数为25.76%。株高和叶面积进行聚类分析,分别在聚合水平3.6和2.3时分四类,其中株高、叶面积最高的一类只有一个品种是鑫谷5号。测定穗长、穗粗、穗重、出谷率、穗粒重、千粒重进行比较分析,张杂谷6号穗长、穗粗、穗重、穗粒重四项指标最高,鑫谷5号出谷率最高,金风谷千粒重最高,泌黄2号与张杂谷6号穗长最长。在不同谷子品种的产量性状因素的差异较大,穗重和穗粒重的变异系数在55.23%以上。进行聚类分析得出15个谷子品种在聚合水平2.4时,分为五类,其中产量性状最优的一类为:鑫谷5号、龙谷25号、张杂谷3号、金风谷、张杂谷6号、泌黄2号。测定籽粒产量和干草产量进行比较分析:籽粒产量与干草产量张杂谷6号均最高。对于籽粒产量和干产量相关性得出:籽粒产量相关性大小为:穗粒重>穗重>穗长>干草产量>穗粗>株高>叶面积>千粒重>出谷率;干草产量相关性大小为:穗长>穗粒重>籽粒产量>穗重>出谷率>株高>叶面积>千粒重>穗粗。15种谷子品种中选择成熟或大部分成熟的9种谷子品种,进行测定10种营养成分,其中鑫谷10号脂肪、钙、磷和铁四种指标含量最高,张杂谷3号碳水化合物与水分两种指标最高,泌黄2号纤维、灰分两种指标含量最高;张杂谷5号蛋白质含量最高;金风谷硒含量最高;分析9种谷子品种品质性状进行相关性分析:在0.01水平（单侧）上上水分和蛋白质显着负相关,碳水化合物与水分显着相关,铁与蛋白质显着正相关,灰分与纤维显着正相关,铁与磷显着正相关。不同谷子品种营养品质分析“鑫谷10号”“泌黄2号”“金风谷”的品质高于一般水平。营养品质性状当聚合水平为3.4时,可将9个谷子品种聚类分为3类:其中品质最好的一类只有一个品种,鑫谷10号。试验所得营养成分数据与李珊瑚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分析,林芝地区种植的“张杂谷6”蛋白质、纤维、水分均高于其他四个地方。营养品质、籽粒产量和产草量综合聚类分析,当聚合水平为6.1时,可将9个谷子品种聚类分为3类:其中最优的一类为:张杂谷3号、鑫谷5号、金风谷、泌黄2号、张杂谷6号。
李建钦[7]（2016）在《滇西北藏区农业生物多样性传统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业生态系统是一个自然-经济-社会复合型生态系统,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体现了自然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区域内人类文化多样性和自然多样性的交叉特点。合理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安排和保护对资源永续利用、农村生计持续发展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当前,随着人口激增以及经济、技术、环境的持续变革,我国很多地区的农业生物多样性日益为单一栽培和规模经营所取代,由此导致了作物遗传多样性丧失、农业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趋同化、农业生境恶化等严重问题。而在那些生态环境独特、远离集约农业生产区域,依靠传统方式来发展生计的民族地区往往维持着较高的农业生物多样性。这种以地域性农民经验、传统知识和生态文化为基础的生物多样性传统管理方式本身表现出较强的生产力和恢复力,对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稳定和生计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与此同时,在经济、社会急剧转型的今天,这些地区也面临着管理技术和方式变迁,传统品种流失、传统知识消亡等诸多问题,追求现代农业所带来的生产福利和随之而来的环境危机及传统生计的变迁使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在发展的选择过程中处于两难的境地。滇西北藏区就是一个典型区域。本研究以“滇西北藏区农业生物多样性传统管理研究”为题,立足于民族生态学视角,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滇西北藏民族农业生物多样性传统管理的知识、技术进行整体考察。研究首先探明了滇西北藏区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农牧生计空间格局,该格局以村寨聚落为核心,神山、森林、牧场、村寨、耕地、河流等固定要素呈上下延伸状或四周放射状扩散,在系统内稳定镶嵌,由此形成了滇西北藏区河谷兼作旱地、水田,矮山和中山兼作旱地、草场,高山放牧的垂直立体多经济类型的农牧生计布局。藏区所有的农业生物多样性管理方式都是在这个生计空间格局内产生、形成并发挥作用的。其次,探讨了滇西北藏民的土地分类体系和管理方式。对土地性质的精准认知和分类决定了藏民族在农作物种类、品种以及相关农业活动投入方面的行为选择,保证了藏区农业传统知识和生产行为的多样化。第三,总结了滇西北藏区不同时空条件下丰富多样的混作、轮作等种植技术,分析了传统种植技术对藏区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的安全性、稳定性所产生的影响。多样的种植技术体系使藏民能够充分适应高原立体环境,形成了传统生计对环境较高的生态适应水平,支撑着滇西北藏民族的生计和可持续发展。第四,对滇西北藏民农作物的种子管理多样性进行考察,分析了不同时空条件下藏民的种子来源体系、种子交换体系、种子晾晒储藏体系。多样性的种子管理技术与滇西北高原环境异质性相适应,在藏民可掌控的范围内实现了农业生产效益最大化,为当地藏民的农牧生计活动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最后,对滇西北藏区传统农业生物多样性管理中存在的风险及风险管理方式进行总结分析,指出了农业风险传统管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办法。研究认为,滇西北藏区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传统管理模式是有民族特色的,适应当地环境的,同时也是有生命力的。任何关于这个地区的农业发展思路或者措施策略都必须以满足当地藏民传统生计的需求和适应传统发展的方式为主要目的。既不能盲目借鉴外来的发展模式,更不能“一刀切”,否则有可能会导致整个藏区生态文化网络的崩塌,从而产生不可预知的生态和社会恶果。同时,滇西北藏区的研究也证明,民族地区的发展与传统并非截然对立,现代农业的一些技术方式需要向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方向改变。愿意执守传统的特定民族并非一定排斥新技术,或不具备接受新技术的能力,只要新的发展选择与其传统生计文化和适应性产生某种契合点,二者即可完美结合形成合力,从而创造出当地社会文化发展中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的“传统”。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滇西北藏区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传统管理方式是传统的“发明创造”,是融入藏族核心文化的发展模式。2、滇西北藏民多样性的传统管理方式有效保存了地方农业物种和品种的多样性,促进了滇西北藏区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运行。3、滇西北藏区特定农业技术体系的利用和农作物分布的边界跟当地藏民的文化边界相吻合,具有专属性和独立性。4、农业生物多样性传统管理的技术知识是滇西北藏民生计文化的内核,外力推动的农业技术变革和发展只有充分融入藏族生计文化内核之中,才能发挥有效作用。
林洪鑫,袁展汽,刘仁根,肖运萍[8]（2014）在《灰色系统理论在木薯引种评价上的应用》文中认为以期为江西红壤旱地木薯良种选择提供依据。应用灰色系统理论的关联度方法,对2010年和2011年新引进的38个木薯品种的主要性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38个木薯品种中以H867、H628、H989、H632、H680、SC205、GR024-2、ZM99229、SC8和H1312与参考品种的关联度较高（大于0.619）,在江西红壤旱地的综合表现较好,而‘瑞士P11’、‘桂热3号’、G37、F100和‘瑞士88’与参考品种的关联度较低（小于0.506）,综合表现较差。可见,灰色系统理论可作为木薯引种适应性的评价方法。H867、H628、H989、H632、H680、SC205、GR024-2、ZM99229、SC8和H1312等品种适宜在江西种植,并获得高产。
张琳[9]（2014）在《中国大麦供给需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大麦是一种生产面积仅次于小麦、玉米和水稻的重要粮食作物。其适应性强、分布区域广，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均有栽培。二十世纪初中国大麦的栽培面积据世界首位，建国后在农作物的相互竞争中生产面积逐渐下降。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啤酒业和畜牧业的迅速发展，国内对啤酒大麦和饲料大麦的需求随之增加。国内生产难以满足需求，大量的供需缺口依靠进口弥补，2001年以来中国年均大麦进口量200万吨左右，占国内总需求的1/2左右。自2002年中国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啤酒生产量最大的国家，中国的人均啤酒消费量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人均消费量之间存在一定差距。国内人均啤酒和禽畜肉类及其制品的消费增长潜力仍然很大，导致大麦的需求呈现―刚性‖状态。本文旨在分析中国大麦的供给、需求状况，深入研究影响大麦供给、需求和贸易的重要因素。利用近年来国内大麦具体的供求数据，预测2013-2025年中国大麦的供给、需求、价格和贸易状况。依据适应性价格预期理论，构建了以播种面积度量的中国大麦供给反应模型，并运用2009～2012年中国11个大麦主产区的面板数据对大麦供给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滞后一期大麦价格、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大麦播种面积以及大麦—小麦价格比是影响大麦供给的重要因素；大麦供给缺乏短期价格弹性，但富有长期价格弹性；滞后一期大麦播种面积和滞后二期大麦播种面积都对当期大麦播种面积产生了显着正向的影响，表明大麦供给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大麦—小麦价格比对大麦供给也产生了显着的正向影响，说明比较收益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民的大麦种植决策。分析中国大麦的需求状况，对各种不同用途大麦的需求变动状况进行描述，建立1990-2012年间中国大麦需求函数模型，运用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方法分析影响中国大麦消费的各种因素，采用最小二乘估计方法对中国大麦的需求函数进行参数估计。结果显示，滞后一期大麦需求对当期大麦需求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大麦市场价格对大麦需求具有显着负向影响，大麦的需求价格弹性为-0.20，这说明滞后一期大麦需求和大麦价格是影响中国大麦消费的主要因素，当大麦市场价格上升1%，中国大麦需求量下降0.2%。中国大麦贸易以进口为主，进口贸易依存度偏高。文中构建了反映相关因素与中国大麦进口之间关系的实证模型，结果表明：中国大麦进口对国际市场价格反应最为敏感，其次是国内啤酒生产量、国内市场价格和滞后一期大麦进口量；当国际市场大麦价格上升1%时，中国大麦进口量下降0.82%；当国内啤酒产量增加1%，中国大麦进口量增加0.47%；当国内市场大麦价格上升1%，中国大麦进口量扩大0.22%，且中国大麦进口具有连续性。结合大麦的供给和需求状况，依据局部均衡理论建立1990-2012年中国大麦供给需求的局部均衡模型，模型由反应中国大麦供给、需求、价格、进口、出口、相关商品价格和市场出清七个方面的联立方程构成，运用系统估计方法确定模型中重要变量的参数，利用ARIMA模型预测模型中部分外生变量的数值，根据今后中国人均收入和人口增长率设定未来四种不同的发展情景，预测2013-2025年中国大麦的供给、需求状况。结果表明，2013-2025年中国大麦生产将会持续萎缩，国内大麦产量不断下降，但下降幅度有限；短期内中国大麦的消费量将会扩大，长期内将趋于稳定；大麦市场价格将会持续上涨；大麦供求缺口将继续存在，进口规模将会有所扩大，短期内大量依赖进口的局势将很难改变。在当前中国大麦供给量波动下降，消费量持续增长，进口依赖程度偏高的发展趋势下，提高大麦生产的比较收益，保障国内专用大麦生产规模，充分发挥大麦进口贸易大国的地位对今后中国大麦产业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强舸[10]（2013）在《权力、技术变迁与知识再生产 ——当代西藏作物种植史的政治学叙事》文中提出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当代西藏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技术变迁,具体研究对象是西藏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种植品种（青稞和小麦）现代化的变迁历史,本文关注的核心历史时段是1970年代至1990年代。通过对档案、口述史和田野调查的资料的研究,本文的现实目的是从西藏的农业技术变迁过程透视和展现新中国的西藏治理得失。本文的核心理论问题是：什么因素和机制决定了西藏农业技术变迁?本文基本回答是：国家与农民之间的权力结构及其互动决定了西藏技术变迁的结果,并进一步塑造了知识的再生产,即农民关于农业的文化和国家关于农业发展的知识都再随之变化。而西藏的农业技术变迁的结果是发展嵌入传统,两者共同繁荣。研究发现,西藏的农业技术变迁中存在国家和农民两个行为体,它们对新技术的需求是不同的,国家推动技术变迁的一般目的是追求农业的更高产出,而农民在技术变迁中受到的制约机制则是更为复杂,他更多的受到本地生计模式的制约,他在选择技术时首要考虑的是他的生计问题,而获得更高的农业产出很可能对他的整个生计方式造成破坏。因而,国家和农民受不同的利益所驱使,就会在农业技术变迁的方向上产生分歧,进而落实到行动中,就会产生冲突,而决定冲突结果的,就是两者所拥有的权力及它们之间的权力互动。除导论和结论之外,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目的是要阐释决定农民在技术变迁中行为选择的制约机制,全面的分析在西藏的农业技术变迁中,自然环境、生计模式与农业文化之间的制约关系。第二、三、四章则是在第一章的的基础上,通过对西藏农业技术变迁历史的分阶段分析来讨论国家和农民之间权力结构的变化及权力的互动是如何导致了西藏的农业技术变迁后果。第二章具体分析的农业技术变迁事实是1970年代西藏的冬小麦推广,探讨国家是如何在拥有土地控制权的前提下,通过政治运动实现冬小麦推广这一农业技术变迁。第三章具体分析的是1980年前后西藏“压缩冬小麦,扩种青稞”的农业政策及其后果。第四章具体分析的是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在“土地归户”之后,农民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改变了国家设想的矮秆化农业技术变迁方向,实现了自身所需要的高秆化农业技术变迁。最后,是简要的结论。
二、青稞优良品种引种初步试验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青稞优良品种引种初步试验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1）干旱、盐胁迫对月季的生理生化特性及观赏品质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1.1 干旱胁迫对植物的影响 |
| 1.1.1 干旱胁迫对植物生长的影响 |
| 1.1.2 干旱胁迫对植物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 |
| 1.1.3 干旱胁迫对植物质膜透性的影响 |
| 1.1.4 干旱胁迫对植物渗透调节物质的影响 |
| 1.1.5 干旱胁迫对植物光合作用的影响 |
| 1.2 盐胁迫对植物的影响 |
| 1.2.1 盐胁迫对植物生长的影响 |
| 1.2.2 盐胁迫对植物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 |
| 1.2.3 盐胁迫对植物质膜透性的影响 |
| 1.2.4 盐胁迫对植物渗透调节物质的影响 |
| 1.2.5 盐胁迫对植物光合作用的影响 |
| 1.3 月季耐旱性及耐盐性研究进展 |
| 1.3.1 月季耐旱性研究进展 |
| 1.3.2 月季耐盐性研究进展 |
| 1.4 植物品种综合评价方法研究进展 |
| 1.5 本研究的目的与意义及主要内容 |
| 1.5.1 选题目的与意义 |
| 1.5.2 本研究主要内容 |
| 1.5.3 技术路线图 |
| 第二章 干旱胁迫对不同月季品种生理生化特性及观赏品质的影响 |
| 2.1 材料与方法 |
| 2.1.1 试验材料 |
| 2.1.2 试验设计 |
| 2.1.3 测定项目与方法 |
| 2.1.4 数据统计分析 |
| 2.2 结果与分析 |
| 2.2.1 干旱胁迫对不同月季品种花部指标的影响 |
| 2.2.2 干旱胁迫对不同月季品种枝部指标的影响 |
| 2.2.3 干旱胁迫对不同月季品种叶部指标的影响 |
| 2.2.4 干旱胁迫对不同月季品种主要抗氧化酶系统酶活性的影响 |
| 2.2.5 干旱胁迫对不同月季品种质膜透性主要指标的影响 |
| 2.2.6 干旱胁迫对不同月季品种主要渗透调节物质的影响 |
| 2.2.7 干旱胁迫对不同月季品种主要光合系统指标的影响 |
| 2.2.8 干旱胁迫下不同月季品种生理生化特性及观赏品质综合评价 |
| 2.3 讨论 |
| 2.3.1 干旱胁迫对月季观赏指标的影响 |
| 2.3.2 干旱胁迫对月季主要抗氧化酶系统酶活性的影响 |
| 2.3.3 干旱胁迫对月季质膜透性主要指标的影响 |
| 2.3.4 干旱胁迫对月季主要渗透调节物质的影响 |
| 2.3.5 干旱胁迫对月季主要光合系统指标的影响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盐胁迫对不同月季品种生理生化及观赏品质的影响 |
| 3.1 材料与方法 |
| 3.1.1 试验材料 |
| 3.1.2 试验设计 |
| 3.1.3 测定项目与方法 |
| 3.1.4 数据统计与分析 |
| 3.2 结果与分析 |
| 3.2.1 盐胁迫对不同月季品种花部指标的影响 |
| 3.2.2 盐胁迫对不同月季品种枝部指标的影响 |
| 3.2.3 盐胁迫对不同月季品种叶部指标的影响 |
| 3.2.4 盐胁迫对不同月季品种主要抗氧化酶系统酶活性的影响 |
| 3.2.5 盐胁迫对不同月季品种质膜透性主要指标的影响 |
| 3.2.6 盐胁迫对不同月季品种主要渗透调节物质的影响 |
| 3.2.7 盐胁迫对不同月季品种主要光合系统指标的影响 |
| 3.2.8 盐胁迫下不同月季品种生理生化特性及观赏品质综合评价 |
| 3.3 讨论 |
| 3.3.1 盐胁迫对月季观赏性状的影响 |
| 3.3.2 盐胁迫对月季主要抗氧化酶系统酶活性的影响 |
| 3.3.3 盐胁迫对月季质膜透性主要指标的影响 |
| 3.3.4 盐胁迫对月季主要渗透调节物质的影响 |
| 3.3.5 盐胁迫对月季主要光合系统指标的影响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干旱及盐胁迫对优种月季品种生理生化及观赏品质的影响 |
| 4.1 材料与方法 |
| 4.1.1 试验材料 |
| 4.1.2 试验设计 |
| 4.1.3 测定项目与方法 |
| 4.1.4 数据统计分析 |
| 4.2 结果与分析 |
| 4.2.1 干旱胁迫对优良月季品种生理生化及观赏品质的影响 |
| 4.2.2 盐胁迫对优良月季品种生理生化及观赏品质的影响 |
| 4.3 讨论 |
| 4.3.1 干旱胁迫对优良月季品种生理生化及观赏品质的影响 |
| 4.3.2 盐胁迫对优良月季品种生理生化及观赏品质的影响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附表 |
| 导师评阅表 |
（2）青稞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及生态适应性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大麦种质资源研究的意义 |
| 1.2.2 植物春化作用研究的意义 |
| 1.2.3 适应性研究的意义 |
| 1.3 大麦种质资源研究进展 |
| 1.3.1 大麦起源及其分布 |
| 1.3.2 大麦种质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布 |
| 1.3.3 大麦种质资源概况 |
| 1.3.4 大麦种质资源的分类 |
| 1.3.5 大麦种质资源的引种 |
| 1.4 植物春化研究进展 |
| 1.4.1 春化作用影响因素 |
| 1.4.2 春化作用形成的机理 |
| 1.4.3 大麦春化过程相关基因 |
| 1.5 大麦抽穗期相关研究进展 |
| 1.5.1 抽穗期影响因素 |
| 1.5.2 光周期对抽穗期的影响 |
| 1.5.3 抽穗期与品种适应性 |
| 1.6 本研究的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6.1 研究内容 |
| 1.6.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青稞冬春性鉴定及抽穗期的多样性与稳定性分析 |
| 2.1 材料与方法 |
| 2.1.1 试验材料 |
| 2.1.2 试验方法 |
| 2.1.3 数据分析 |
| 2.2 结果与分析 |
| 2.2.1 青稞资源冬春性鉴定与地理分布 |
| 2.2.2 青稞资源抽穗期的多样性 |
| 2.2.3 青稞资源抽穗期的比较分析 |
| 2.2.4 抽穗期在不同环境中的相关性分析 |
| 2.2.5 抽穗期的等级分类 |
| 2.2.6 青稞资源不同环境之间的稳定性分析 |
| 2.3 讨论 |
| 2.4 结论 |
| 第三章 青稞种质表型遗传多样性分析及综合评价 |
| 3.1 材料与方法 |
| 3.1.1 试验材料 |
| 3.1.2 试验方法 |
| 3.1.3 数据分析 |
| 3.2 结果与分析 |
| 3.2.1 表型遗传力的分析 |
| 3.2.2 表型性状的遗传多样性 |
| 3.2.3 不同类型青稞种质的表型性状比较 |
| 3.2.4 表型性状的相关分析 |
| 3.2.5 表型性状主成分分析 |
| 3.2.6 青稞种质资源表型性状的综合评价 |
| 3.2.7 不同青稞种质资源的聚类分析 |
| 3.3 讨论 |
| 3.4 结论 |
| 第四章 西藏青稞春化基因HvVRN1和HvVRN2 的等位变异及地理分布 |
| 4.1 材料与方法 |
| 4.1.1 材料 |
| 4.1.2 DNA提取方法 |
| 4.1.3 基因型鉴定方法 |
| 4.2 结果 |
| 4.2.1 春化基因HvVRN1和HvVRN2 的变异与频率 |
| 4.2.2 单倍型地理分布分析 |
| 4.2.3 HvVRN1 基因型与冬春性关系 |
| 4.3 讨论 |
| 第五章 全文总结与讨论 |
| 5.1 全文结论 |
| 5.2 全文讨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3）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基本概念界定 |
| 三、研究资料和研究现况 |
| 四、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
| 五、研究的主要内容、难点、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的人口变迁 |
| 第一节 明代人口的变化 |
| 一、明初大规模移民推动人口增长 |
| 二、明中后期人口呈下降趋势 |
| 第二节 清代的人口起伏 |
| 一、清前期人口的恢复性发展 |
| 二、乾隆四十一年至咸丰三年间人口的滞胀 |
| 三、同治兵燹后的人口骤减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的少数民族人口 |
| 一、明代的“西番”人口 |
| 二、清代的少数民族人口 |
| 小结 |
| 第二章 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的农牧业发展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的农业开发 |
| 一、明代农业的西向拓展 |
| 二、清代农业一体化的完成 |
| 三、传统农作物结构的变化 |
| 四、经济作物的引种与推广 |
| 第二节 农业生产方式的演化与水利设施的兴修 |
| 一、农业技术与生产工具的进步 |
| 二、明代水利工程的创修 |
| 三、清代水利渠网的完善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畜牧业的发展 |
| 一、明代官营养马业的勃兴 |
| 二、清代官营养马(驼)业的延续 |
| 三、明、清民营畜牧业的发展变化 |
| 小结 |
| 第三章 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传统手工业及近代工业的发展 |
| 第一节 传统手工业的传承与发展 |
| 一、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兴起 |
| 二、矿产资源的开采与加工 |
| 三、少数民族手工业的延续 |
| 第二节 近代工业的萌芽 |
| 一、洋务运动背景下的近代工业 |
| 二、清末的“新政实业” |
| 第三节 传统手工业及近代工业发展的特点 |
| 一、较强的地域性和民族色彩 |
| 二、外部因素推动下的发展 |
| 小结 |
| 第四章 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的商业进展 |
| 第一节 明代链条式的经贸模式 |
| 一、国家掌控下的茶马贸易 |
| 二、经济利益驱动下的朝贡贸易 |
| 第二节 清代区域贸易的繁荣发展 |
| 一、流通商品种类的多元化 |
| 二、民族贸易推动商业市场形成 |
| 三、商人群体对商贸交流的促进 |
| 四、商路的开辟与贸易圈的建立 |
| 第三节 明清两代商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
| 一、从“重农抑商”向“重农重商”的转变 |
| 二、国家少数民族政策对民族贸易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五章 明清时期经济发展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
| 第一节 地域社会的变化 |
| 一、行政区域的扩张与编户齐民 |
| 二、宗族的形成与发展 |
| 三、商人及手工业阶层的壮大 |
| 第二节 社会生活的变革 |
| 一、军民共处与新村寨聚落的形成 |
| 二、由俭入奢的消费观念 |
| 三、丰裕多元的衣食品类 |
| 四、日益丰富的城乡生活 |
| 第三节 族际间的交往融合与文化熏染 |
| 一、民族间的互动与交融 |
| 二、土官的“向化”现象 |
| 第四节 文化教育与风气开通 |
| 一、明代文教的兴起 |
| 二、清代文教的继续推广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西藏阿里高寒地区燕麦引种栽培试验（论文提纲范文）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试验地概况 |
| 1.2 材料与设计 |
| 1.3 试验设计 |
| 2 内容与方法 |
| 2.1 株高 |
| 2.2 牧草产量 |
| 2.3 牧草营养成分 |
| 2.4 数据统计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不同燕麦品种的株高比较 |
| 3.2 不同燕麦品种抽穗期穗长及叶片数 |
| 3.3 不同燕麦品种干草产量比较 |
| 3.4 不同燕麦品种的营养品质 |
| 4 结论 |
（5）从传统到现代：生态扶贫语境下的生计变迁研究 ——以湘西保靖县黄金苗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由来与现状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相关认识与理论研究 |
| 第二章 田野点概况 |
| 第一节 地理位置与当代行政区划 |
| 第二节 自然生态背景 |
| 第三节 社会经济背景 |
| 第四节 田野点选取理由 |
| 第三章 从“斯威顿”生计到“双轨”式生计 |
| 第一节 黄金村苗民的传统认知理念 |
| 第二节 黄金村古茶园复合农耕系统 |
| 第三节 “改土归流”后的“双轨”式生计 |
| 第四节 皇权制度下生计变迁带来的贫困与生态问题 |
| 第四章 从“双轨”式生计到固定农耕生计 |
| 第一节 统购统销时期湖南茶业的恢复发展 |
| 第二节 统购统销时期黄金村茶业 |
| 第三节 统购统销时期黄金村的固定农耕生计 |
| 第四节 计划经济体制下生计变迁带来的贫困与生态问题 |
| 第五章 从固定农耕生计到市场化生计 |
| 第一节 现代“保靖黄金茶”产业 |
| 第二节 经济全球化下的现代黄金茶业 |
| 第三节 经济全球化下生计变迁带来的贫困与生态问题 |
| 第六章 黄金村生态扶贫路径 |
| 第一节 古茶园保护 |
| 第二节 文化持有者主体参与 |
| 第三节 现代茶业市场开拓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附录A 堂朗公社历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产量(1957-1979) |
| 附录B 堂朗公社历年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产量(1957-1979) |
| 附录C 堂朗公社历年耕牛、牲猪情况(1957-1979) |
（6）不同谷子品种在西藏林芝生态适应性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1.1 谷子基本情况与营养特点 |
| 1.1.1 谷子基本情况 |
| 1.1.2 营养营养特点 |
| 1.1.3 谷子饲用价值 |
| 1.2 谷子生态区划与生产现状 |
| 1.2.1 谷子生产区划 |
| 1.2.2 生产现状 |
| 1.3 谷子在西藏种植的历史与现状 |
| 1.3.1 谷子在西藏种植的历史 |
| 1.3.2 西藏谷子现状 |
| 1.4 谷子适应性及引种 |
| 1.5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5.1 国内研究进展 |
| 1.5.2 国外研究进展 |
| 1.6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6.1 研究目的 |
| 1.6.2 研究意义 |
| 第二章 材料与方法 |
| 2.1 试验地概况和供试材料 |
| 2.1.1 试验地概况 |
| 2.1.2 供试品种 |
| 2.2 试验设计 |
| 2.3 测定项目与方法 |
| 2.3.1 生育期调查 |
| 2.3.2 形态指标测定 |
| 2.3.3 不同谷子品种产量构成因素的测定方法 |
| 2.3.4 品质测定与方法 |
| 2.4 数据分析 |
| 2.5 技术路线图 |
| 第三章 不同谷子品种的生育期分析与形态指标测定分析 |
| 3.1 不同谷子品种生育期调查分析 |
| 3.1.1 不同谷子品种生育期调查结果 |
| 3.2 不同谷子品种形态指标测定并分析 |
| 3.2.1 不同谷子品种株高调查结果比较 |
| 3.2.2 不同谷子品种株高聚类分析 |
| 3.3 不同谷子品种叶面积比较及聚类分析 |
| 3.3.1 不同谷子品种叶面积比较分析 |
| 3.3.2 不同谷子品种叶面积聚类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不同谷子品种的产量构成因素与产量比较分析 |
| 4.1 不同谷子品种产量构成因素结果比较分析 |
| 4.1.1 不同谷子品种产量构成因素结果比较 |
| 4.1.2 不同谷子品种产量构成因素聚类分析 |
| 4.2 产量结果分析与相关性比较 |
| 4.2.1 不同谷子品种产量结果分析 |
| 4.2.2 产量构成因素、叶面、积株和产量相关性比较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不同谷子品种籽粒品质测定与分析 |
| 5.1 不同谷子品种的营养品质分析 |
| 5.2 不同谷子品质指标间相关性分析 |
| 5.3 不同谷子品质指标间主成分分析 |
| 5.4 不同谷子品种营养指标聚类分析 |
| 5.5 不同谷子品种的营养指标、籽粒产量和产草量的聚类分析 |
| 5.6 张杂谷6号在不同地方种植品质比较分析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 |
| 6.1 结论 |
| 6.2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7）滇西北藏区农业生物多样性传统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源起 |
| 1.2 相关研究概述 |
| 1.2.1 农业生态系统的研究 |
| 1.2.2 农业生物多样性及其管理 |
| 1.2.3 滇西北藏区农业生物多样性 |
| 1.3 关键概念和核心关系界定 |
| 1.3.1 民族生态学视野中的农业生态系统 |
| 1.3.2 农业生物多样性与农业生态系统的关系 |
| 1.3.3 滇西北藏区农业生态系统的界定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经历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视角 |
| 1.4.4 技术路线 |
| 第2章 滇西北藏区及研究社区简况 |
| 2.1 滇西北藏区概况 |
| 2.1.1 自然地理和气候特征 |
| 2.1.2 土壤特征 |
| 2.1.3 生物多样性 |
| 2.1.4 民族源流 |
| 2.1.5 传统文化 |
| 2.2 研究社区概况 |
| 2.2.1 香格里拉市向卡村 |
| 2.2.2 维西县柯功村 |
| 2.2.3 德钦县古达村 |
| 第3章 滇西北藏区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农牧生计格局 |
| 3.1 以村寨聚落为核心的生计空间格局 |
| 3.1.1 村寨聚落生态位在农业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性 |
| 3.1.2 滇西北藏区村寨聚落分类类型 |
| 3.1.3 以聚落为核心的农牧生计空间格局 |
| 3.2 滇西北藏区农牧生计模式 |
| 3.2.1 藏区农牧生计的历史源流 |
| 3.2.2 农业垦殖及其构成特点 |
| 3.2.3 畜牧业及其构成特点 |
| 3.2.4 野生植物资源的利用和管理 |
| 3.3 滇西北藏区农牧生计系统的适应性评价 |
| 第4章 农业生态系统中土地利用的多样性 |
| 4.1 农地利用及多样性管理 |
| 4.1.1 滇西北藏区农地分布的生态特征 |
| 4.1.2 基于资源利用的农地分类类型 |
| 4.1.3 滇西北藏区的农地管理多样性 |
| 4.2 牧场利用及多样性管理 |
| 4.2.1 滇西北藏区牧场的生态特征 |
| 4.2.2 藏民基于资源利用的牧场分类类型 |
| 4.2.3 滇西北藏区牧场的多样性管理 |
| 4.3 林地利用及其多样性管理 |
| 4.3.1 社区森林及林地类型 |
| 4.3.2 集体林管理 |
| 4.3.3 经济林管理 |
| 4.3.4 神山管理 |
| 第5章 滇西北藏区种植技术体系多样性 |
| 5.1 不同时空条件下的混作技术 |
| 5.1.1 混作的概念 |
| 5.1.2 滇西北藏区混作类型的多样性 |
| 5.1.3 滇西北藏区混作技术的多样性 |
| 5.2 滇西北藏区耕作制度中的轮作技术 |
| 5.2.1 轮作的概念 |
| 5.2.2 滇西北藏区轮作技术及其多样性 |
| 5.3 滇西北藏区种植技术多样性的特点评述 |
| 第6章 滇西北藏区农作物种子管理多样性 |
| 6.1 滇西北藏区农户种子来源体系 |
| 6.1.1 滇西北藏区主要农作物的种子来源 |
| 6.1.2 滇西北藏民选种的标准和方法 |
| 6.1.3 影响藏民选种的主要因素 |
| 6.2 滇西北藏区农户的种子交换体系 |
| 6.2.1 滇西北藏区种子交换意义 |
| 6.2.2 农作物种子交换的趋势和特点 |
| 6.2.3 种子交换系统的社会网络 |
| 6.3 滇西北藏区农户的种子晾晒储藏体系 |
| 6.3.1 种子晾晒储藏的作用 |
| 6.3.2 滇西北藏区粮食作物晾晒技术 |
| 6.3.3 种子储藏技术 |
| 第7章 滇西北藏区农业生物多样性的风险管理 |
| 7.1 滇西北藏区农业生物多样性管理的风险类型 |
| 7.1.1 因地理环境、气候变化等自然因素影响而形成的自然风险 |
| 7.1.2 因农业技术变革对传统方式产生冲击而形成的技术风险 |
| 7.1.3 源于农产品需求的市场变化而产生的市场风险 |
| 7.1.4 因农户自身的决策能力、管理水平的局限性等问题而产生的管理风险 |
| 7.2 藏民对农业生物多样性经营的风险认知与管理策略 |
| 7.2.1 保持作物种类、品种和种植技术的多样性以规避自然风险 |
| 7.2.2 灵活多样的社区资源管理制度增强了藏区的抗风险能力 |
| 7.2.3 生计方式的多样化选择是藏民应付短期困难的有效策略 |
| 7.2.4 农业经营的组织化程度不断加强,提高了藏民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 |
| 7.2.5 藏民之间守望相助,患难与共的民族传统有效抵御了风险 |
| 7.3 农业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和发展途径 |
| 第8章 讨论与结论 |
| 8.1 讨论 |
| 8.2 创新之处 |
| 8.3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社区社会经济与农业生物多样性管理调查问卷表 |
| 附录2: 向卡村农田生态系统植物物种多样性名录 |
| 附录3: 柯功村农田生态系统植物物种多样性名录 |
| 附录4: 古达村农田生态系统植物物种多样性名录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本研究得到以下项目资助 |
（8）灰色系统理论在木薯引种评价上的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0 引言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研究区域概况 |
| 1.2 试验设计 |
| 1.3 评价指标的选择 |
| 1.4 分析的原理和方法 |
| 2 结果与分析 |
| 2.1 数据的无刚化处理 |
| 2.2 求绝对差值 |
| 2.3 关联度分析 |
| 3结论与讨论 |
（9）中国大麦供给需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供给反应的研究现状 |
| 1.3.2 局部均衡的研究现状 |
| 1.3.3 大麦供给需求的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论文结构 |
| 1.6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6.1 创新 |
| 1.6.2 研究中的不足 |
| 第二章 中国大麦产业概况 |
| 2.1 大麦的起源和分类 |
| 2.1.1 大麦的起源 |
| 2.1.2 大麦的分类 |
| 2.2 建国后大麦产业发展状况 |
| 2.2.1 发展阶段 |
| 2.2.2 生产分布特征 |
| 2.3 大麦生产变动趋势 |
| 2.3.1 生产区域状况 |
| 2.3.2 主产区生产比较优势分析 |
| 2.3.3 分析结果 |
| 第三章 中国大麦供给分析 |
| 3.1 中国大麦供给状况及影响因素 |
| 3.1.1 中国大麦供给状况 |
| 3.1.2 中国大麦供给的影响因素 |
| 3.2 供给反应模型及数据说明 |
| 3.2.1 供给反应模型 |
| 3.2.2 数据来源及说明 |
| 3.3 实证模型及估计结果 |
| 3.3.1 模型构建 |
| 3.3.2 估计结果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大麦需求分析 |
| 4.1 大麦需求状况 |
| 4.1.1 数据说明 |
| 4.1.2 中国大麦需求状况 |
| 4.2 大麦需求分析 |
| 4.3.1 大麦需求影响因素 |
| 4.3.2 大麦需求模型构建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大麦供需平衡及国际贸易分析 |
| 5.1 中国大麦供求平衡发展趋势 |
| 5.2 中国大麦国际贸易状况 |
| 5.2.1 中国大麦进出口现状 |
| 5.2.2 中国大麦进口结构 |
| 5.2.3 主要大麦贸易国 |
| 5.3 中国大麦进口贸易影响因素分析 |
| 5.3.1 模型构建 |
| 5.3.2 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大麦局部均衡分析 |
| 6.1 中国大麦供需状况 |
| 6.2 中国大麦供需模型及数据说明 |
| 6.2.1 实证模型 |
| 6.2.2 ARIMA 模型 |
| 6.2.3 数据说明 |
| 6.3 估计结果及分析 |
| 6.4 中国大麦供求变动的模拟预测 |
| 6.4.1 未来不同发展情境下预测假定的描述 |
| 6.4.2 中国大麦供给需求预测结果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及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建议 |
| 7.2.1 大麦供给环节 |
| 7.2.2 大麦需求环节 |
| 7.2.3 大麦贸易环节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10）权力、技术变迁与知识再生产 ——当代西藏作物种植史的政治学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现实问题：西藏治理 |
| (一) 国外的研究：宗教的视角 |
| (二) 经济发展的视角 |
| (三) 本文进路：从农业发展看西藏治理 |
| 第三节 理论问题：农业技术变迁 |
| (一) 农民如何选择新技术? |
| (二) 国家(市场)在技术变迁中的作用 |
| 第四节 分析框架 |
| (一) 行为体 |
| (二) 因素 |
| 第五节 研究对象、材料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资料 |
| (三)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藏族农民的生计传统与西藏的农业技术变迁 |
| 第一节 文化与技术变迁 |
| 第二节 被抵制的新品种和被接受的新品种 |
| (一) 两类品种的收益比较 |
| (二) 两类品种的经营成本比较 |
| (三) 来自田野的回答 |
| 第三节 高原环境与藏族生计的整体性 |
| (一) 青藏高原的自然环境与农区牧业 |
| (二) 牛羊与藏族农民的传统生计 |
| (三) 农牧结合：藏族农民适应自然环境的生存性智慧 |
| (四) 农牧结合的生态意义 |
| 第四节 被接受的新品种与藏族生计变迁 |
| (一) 藏族传统生计模式严重的内在危机 |
| (二) 被接受的新品种 |
| (三) 新技术嵌入后对传统生计模式的作用 |
| (四) 文化禁忌变迁的两个例子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二章 ：政治运动与1970年代西藏的冬小麦推广 |
| 第一节 “抓革命”能“促生产”吗? |
| 第二节 冬小麦推广计划的出台 |
| (一) 冬小麦育种的历史 |
| (二) 人民公社的建立 |
| (三) 冬小麦推广工作的启动 |
| 第三节 冬小麦推广遇到的障碍 |
| 第四节 阶级斗争的生产意义 |
| (一) 阶级斗争的作用 |
| (二) 开展阶级斗争 |
| 第五节 思想改造 |
| (一) 阶级斗争的局限 |
| (二) 思想改造的经验基础 |
| (三) 思想改造与改造自然 |
| 第六节 小结与讨论 |
| (一) 冬小麦推广的结果 |
| (二) 讨论：政治运动的生产功能 |
| 第三章 ：民族习惯还是权力结构?——1980年西藏冬小麦调整政策及其后果分析 |
| 第一节 过度推广冬小麦的危害 |
| (一) 违背了自然规律 |
| (二) 与当地生计模式发生严重冲突 |
| (三) 讨论 |
| 第二节 文革结束后西藏种植政策的调整(1976-1985) |
| (一) 西藏内部对冬小麦种植的调整(1976-1980) |
| (二) 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
| (三) 胡耀邦率团赴西藏考察与西藏种植政策的逆转 |
| (四) 具体调整内容(1980-1985) |
| 第三节 对1980-1985年西藏种植政策的分析 |
| (一) 整体评价 |
| (二) 山南的案例 |
| (三) “土地归户”后冬小麦种植面积的上升 |
| 第四节 为什么相反的政策得到了相似的结果? |
| (一) 民族习惯是什么? |
| (二) 谁决定“种什么”? |
| 第四章 权力互动渠道与1980年代西藏种植业发展规划的转折 |
| 第一节 权力互动渠道在技术变迁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1980年代初西藏种植业发展规划及行动 |
| (一) 国家的设想 |
| (二) 国家的行动：昆仑1号的推广 |
| (三) 昆仑1号的骤然谢幕 |
| 第三节 国家和农民的双重困境 |
| (一) 国家的困境 |
| (二) 农民的困境 |
| (三) 双方困境的解决出路 |
| 第四节 藏青320的脱颖而出 |
| (一) 1980年代初藏青320的境遇 |
| (二) 藏青320命运的转折 |
| (三) 两个青海的类似案例 |
| 第五节 分析与讨论 |
| (一) 行为体和因素 |
| (二) 技术变迁机制的具体过程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四、青稞优良品种引种初步试验报告（论文参考文献）
- [1]干旱、盐胁迫对月季的生理生化特性及观赏品质的影响[D]. 贾晓丽. 石河子大学, 2020(08)
- [2]青稞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及生态适应性评价[D]. 伦珠朗杰（Lhundrup namgyal）. 西藏大学, 2019
- [3]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D]. 陈亮. 兰州大学, 2019(08)
- [4]西藏阿里高寒地区燕麦引种栽培试验[J]. 秦爱琼. 西藏农业科技, 2018(04)
- [5]从传统到现代：生态扶贫语境下的生计变迁研究 ——以湘西保靖县黄金苗寨为例[D]. 皇甫睿. 吉首大学, 2018(01)
- [6]不同谷子品种在西藏林芝生态适应性比较研究[D]. 洛桑江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8(11)
- [7]滇西北藏区农业生物多样性传统管理研究[D]. 李建钦. 中央民族大学, 2016(05)
- [8]灰色系统理论在木薯引种评价上的应用[J]. 林洪鑫,袁展汽,刘仁根,肖运萍. 中国农学通报, 2014(33)
- [9]中国大麦供给需求研究[D]. 张琳.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4(10)
- [10]权力、技术变迁与知识再生产 ——当代西藏作物种植史的政治学叙事[D]. 强舸. 复旦大学, 201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