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沪深证券交易所汽车类上市公司一周股市情况(2001年12月20日～12月26日)（论文文献综述）
曹文婷[1]（2021）在《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研究》文中提出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期,为了深化改革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和推动创新创业的发展。在政策驱动下风险投资业获得较大的鼓舞,资本市场建设也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风险投资金额为7630.94亿元,风险投资案例数为8234起。我国已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风险投资市场。在资本市场建设方面,我国不断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格局,提升新三板、设立科创板、完善创业板。其中,提升新三板对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推进“双创战略”实施有更为直接和深远的影响。因为,新三板是专门服务于创新型、创业型、成长型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孵化平台。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是真正的中小微企业,它们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达不到上市条件,但自身又具有融资需求和发展愿望。这部分企业的数量较大,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数量最多的时候为2017年末达到11630家。本文认为风险投资和新三板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它们都属于“双创战略”框架中的重要支撑内容。它们具备共同的政策目标,即促进中小微企业和创新创业的发展。然而,学界对“风险投资和新三板”主题并未积累较多的研究成果。前期学者较多地关注风险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而对风险投资与场外市场企业的探讨较少。前期学者较多的关注风险投资对微观企业的影响结果,而忽略风险投资的影响机制和宏观溢出效果。针对以上现实背景和研究不足,本文以场外市场新三板为研究对象,从微观层面探讨风险投资对被投企业价值的影响和作用机制。考虑到风险投资的作用不只局限于受资企业,它可能对整个产业或区域都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从宏观层面探讨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和溢出机制。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获得政策启示,为充分发挥风险投资的作用机制和充分释放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提供有益的借鉴。随着国际经济环境持续恶化,全球疫情尚未得到缓解,我国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的常态化时期。中国要实现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创新创业能否在更大范围普及和更高层次推进。而创新创业的主体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发展不仅需要资本,还需要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平台作为纽带将资本与中小企业的发展连接起来。毋庸置疑,新三板便是这个重要的连接纽带。因此,以中小企业为切入点,探讨风险投资对新三板的影响及溢出效应问题,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重点探讨了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问题。综合运用实证研究法、数理模型法、理论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多种方法系统全面地探讨了该主题。全文的逻辑思路为“提出问题→研究综述→理论基础+现实基础→理论分析+机制分析→实证检验→结论”。就具体章节而言,本文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共分4个章。其中,第1章介绍了本研究的背景与研究设计;第2章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第3章对本研究涉及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梳理相关理论;第4章描述了中国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市场的历史现状及关系问题。第二部分“分析问题”是本文的核心,包括3个章。其中,第5章为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及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与机制探析;第6章从微观视角实证分析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第7章从宏观视角验证了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的溢出机制和溢出效应。根据前两部分研究,第三部分重在“解决问题”。第8章总结研究结论,并引申出相应的政策启示和提出研究展望。通过研究获得以下几点结论:（1）机制分析表明（1）风险投资通过治理作用机制、认证作用机制、支持作用机制对被投新三板企业发挥积极作用。风险投资作用机制有效运作需具备一定的条件,具体为创业企业有信任风险投资的企业文化,风险投资人的声誉资本昂贵且失难复得,风险投资和创业企业能建立建设性的互动关系。（2）风险资本投于新三板企业通过资源配置机制、竞争合作机制、协作链接机制发挥溢出效应。其中,竞争合作机制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协作链接机制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当前阶段,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的投入金额较小。因此,风险投资通过协作链接机制发挥溢出效应的效果可能会被削弱。风险投资溢出机制有效运作也需具备一定的条件,具体为政府有适当的引导政策,市场环境存在适度的竞争,中小微企业具备吸收能力,资本市场体系健全完善。（2）微观层面实证结果表明（1）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提升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且这种正向作用并非风险投资自选择效应的结果。（2）风险投资通过改善新三板企业的公司治理状况、股票流动性、外部融资能力实现公司价值增值,即在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增值的过程中存在治理作用、认证作用和支持作用的中介效应。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三个中介效应中,股票流动性（认证作用）表现出完全中介效应,说明信息效率的改善在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增值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功能。（3）进一步,还发现风险资本投资于不同特征的企业对价值增值的影响存在差异。新三板挂牌企业在收入增长能力、无形资产占比、治理规范性、股票流动性、股权融资方面的异质性对风险投资的增值作用有正向影响。而企业规模、债权融资方面的异质性对风险投资的增值作用有负向影响。（3）宏观层面实证结果表明（1）风险投资通过微观企业主体将影响放大到宏观层面而产生溢出效应。即风险投资→新三板企业价值→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路径是存在的（竞争合作机制存在）。风险投资→新三板企业价值→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路径也是存在的（协作链接机制存在）。（2）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溢出效应显着,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溢出效应不显着。（3）考虑空间因素也获得相同的结论。新三板市场的风险资本对产业结构高度化有显着的空间溢出效应,且空间溢出效应超过了直接效应。风险投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4）以上结论说明风险投资对新三板市场的支持,确实促进了创新型、创业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创新主导产业的演变,有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溢出效应。但对产业整合方面的作用并没有体现出来。这是因为风险投资对新三板市场的投入金额较小。新三板市场流动性不足,价格发现功能受限,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企业并购重组等资本运作的实现。因此,风险投资较难引导产业进行整合、关联、聚集,即现阶段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的支持较难发挥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溢出效应。鉴于此,应进一步培育和规范风险投资事业及新三板市场,形成规模的同时要具备质量,使风险投资支持新三板企业的同时,不仅更好地发挥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溢出效应,还能将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溢出效应释放出来。使风险投资更好地帮助中小企业成长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基于以上结论获得如下政策启示:（1）积极发展风险投资,促进其对新三板企业的支持,以充分发挥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的价值增值作用和产业结构优化溢出效应。（2）风险投资机构要提升专业运作水平,积极参与被投新三板企业的监督与管理。新三板企业要摒弃只想获得资金支持,不愿接受风险投资人管理的家族企业文化观念。（3）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拓宽风险投资的退出渠道,加快推进资本市场改革,优化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4）提高企业吸收能力及核心竞争力,完善市场竞争机制。新三板企业要注重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及长期竞争力的培养。（5）改善新三板市场流动性,提升企业价值及促进资源整合,进一步促进风险投资产业结构合理化溢出效应的发挥。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1）拓展了风险投资领域的研究边界。首先,以往学者大多以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本文以场外市场新三板挂牌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其次,现有研究成果大多关注风险资本的异质性给企业带来的影响。本文则探讨了新三板挂牌企业异质性对风险投资作用效果的影响。此外,风险投资的影响可能不局限于接受投资的公司,基于风险资本对新三板企业的投资,进一步探讨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问题,并尝试性地分析空间溢出效应。补充和拓展风险投资领域的研究成果。（2）丰富了风险投资对中小企业作用机制的研究成果。目前尚未有学者从中介效应模型角度探讨风险投资影响企业价值的内在机制和作用路径,本文把治理作用、认证作用、支持作用同时纳入一个分析框架中,从定量角度解释风险投资对企业价值影响的作用机制。同时基于新三板市场的独特情景,分析了风险投资作用机制有效运作的条件。更客观地评价风险投资的作用,丰富了相关研究成果。（3）揭示了风险投资溢出机制的工作原理。溢出机制好似一个“黑箱”,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驱动风险投资溢出效应的力量或规则。现有研究成果对风险投资溢出机制的探讨较少。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组成产业的细胞。从企业角度切入,探讨风险投资产业结构优化溢出效应的溢出机制。并借鉴经典生物数学Lotka-Volterra模型对风险投资的溢出机制进行刻画。这种尝试性的探索丰富了溢出效应的研究成果。
何俣[2]（2021）在《注册制下红筹企业跨境发行与上市的法律冲突研究》文中认为
高鑫杰[3]（2021）在《金融市场日历效应计量分析》文中认为本文研究金融市场中的日历效应,主要包括星期效应、月份效应和月初效应。为研究收益率均值和波动的日历效应,文章使用随机波动（SV）模型,将均值和波动的循环性变化和交易量序列引入到模型中。加入循环变化特征是为了区分一个星期中每天的收益,或是各个月的收益,以及一个月中各个部分的收益情况。加入交易量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其是否对收益率具有显着影响。文章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完成用于日历效应分析的SV模型的设定,以及模型参数估计贝叶斯方法的理论推导,并对无外生变量的SV模型、包含外生变量的SV模型的估计方法都进行了模拟,结果都显示参数估计结果良好,且对初值和先验不敏感,说明了此方法可用于分析日历效应。第二部分就是将模型和方法应用于星期效应、月份效应和月初效应的实证分析,研究了交易量对收益率日历效应的影响。本文选用2017-2018年沪深300指数作研究,通过实证发现两年来中国股票市场存在星期效应、月份效应和月初效应。星期效应在收益均值方面表现为: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五有正收益,其中星期一的正收益最高;星期三和星期四为负收益,星期四收益最低;收益波动方面星期一最大,也就代表着风险大,其次是星期五和星期四,星期三风险相对最小。而月份效应则表现出十月正收益最高,十二月负收益最低;二月风险最大,九月风险最小的特点。月初效应中,月初的平均收益高于其他日子,但收益的波动却是月初比较小。
李黎明[4]（2021）在《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文中认为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恐惧叠加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所产生的敌意,演变成为自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对中国最为严厉的遏制与打压。中国若要更加有针对性地应对美国霸权问题,在理论上应当深入地探讨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霸权兴衰的规律,这样既可以更加清晰、全面地认识今日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霸权的实质,也可以为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崛起提供经验。所谓霸权兴衰的规律,核心问题主要包括三个:霸权的定义、霸权国家的认定及其周期,以及霸权兴衰的动力。迄今为止,学术界针对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且存在一定的争议。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多研究中都强调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获取资金的效率是影响霸权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学术界未能完全解释的问题是,成功兴起的霸权国荷兰、英国和美国相对于挑战霸权失败的西班牙、法国,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根源是什么?债务有两个基本维度:利率与期限。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高的具体表现是,可以筹集到低利率、期限长的资金,而西班牙、法国则需在更短的期限内为债务付出更高水平的利率成本。同等金额的利息支出在不同利率和期限条件下对应的债务总额也不同,低利率、长期限相较于高利率、短期限,意味着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国家可以以更小的成本支出在争霸战争中获得更大规模的债务资金支持。深层次而言,影响债务利率与期限的一般因素是债务契约所规定的抵押物与债务人的信用,国家债务的特殊性在于要么债权人难以执行对抵押物的占有权,要么缺少抵押物,决定利率与期限水平的只能是国家作为债务人所表现出的信用。故荷兰、英国、美国相较于西班牙、法国在霸权兴衰过程中具有更高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本文将国家信用的主要概念界定为:由国家实力、制度安排以及金融市场三个层面的要素,共同构建了一个为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提供信用担保和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所发行的信用票据,因国家信用担保而受市场信任,并且在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内持续、稳定地发行、流通以及被偿付、贴现。因此,国家信用的主要作用是确保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受市场信任,进而获得巨大、稳定的信用融资能力。本文主要从国家信用的逻辑视角出发,重新阐释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荷兰、英国和美国霸权兴衰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当今美国霸权凭借国家信用,利用美元霸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进行债务融资、向全球分摊其霸权成本的行为实质,解释美国霸权现阶段是否真的衰落以及未来可能衰落的路径。在荷兰霸权兴起的过程中,荷兰、西班牙两国公债融资体制的绩效差异对双方战争、两国资本主义经济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荷兰的公债体制,可以有效地为争霸战争融资,刺激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西班牙则深陷于公债资金成本高昂—金银资本外漏—公债破产—战争失利的恶性循环。同时,西班牙的经济与金融市场在公债偿还与破产导致的金银资本外漏和税负不断加重的大环境下,其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大国。荷西公债绩效差异的根源,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荷兰国家信用的卓越,离不开荷兰的财富、联省自治政体、以间接税为主的财政体系和阿姆斯特丹银行等因素,这些因素都为荷兰公债的偿还与流通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西班牙落后的经济发展、国王专制的政体、低效的税收体系以及被抑制的金融市场则对应着低劣的国家信用,使得其公债发行、偿还与流通格外困难。自17世纪晚期开始,荷兰因军事压力、税收改革受阻以及财政收入增长停滞等问题,导致偿债开支在财政开支中的比重过大,国家信用开始低落。伴随着荷兰公债体制筹集资金的能力下降,荷兰霸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英国霸权崛起的最重要阶段,应是1688年光荣革命后至1763年英国历经七年战争战胜法国这一历史时期。18世纪后半期开启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英国工业实力的快速增长,只是巩固了其已经建立的霸权地位。与其主要竞争对手法国相较,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英法霸权竞争的关键时段,英国实力没有绝对优势。英国之所以能够战胜法国并持续崛起,依靠的是特权垄断公司创造的财富、高效的国家化财政体系、制度化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海洋国家的战略安全性等因素所共同支撑形成的卓越国家信用。它确保英国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持续、稳定地为英国与法国近百年的争霸战争筹集源源不断的资金。同时,国债的大规模顺利发行和高水平的国家信用,还对英国经济与金融体系发挥了重要的正向效应,推动了金融革命和工业革命的顺利开展。与英国不同的是,由于法国专制王权势力强大、财政改革迟滞以及中央银行缺位,其国家信用处于较低水平,法国依靠债务融资获取的资金成本过高,进而使得法国无法在长期战争中筹集到足够的所需资金。结果不仅导致争霸战争失败,而且因此出现的短时沉重的偿债负担以及为减债实施的人为通货膨胀性质的公开市场操作,严重滞后了法国金融和经济的发展。至于英国霸权走向衰落的原因,同样可以从国家信用的视角找到根源。一战期间,为作战和支持俄国等盟国,英国积累了大量的外债（主要债权人是美国）和英镑超发贬值,国家信用透支严重,导致英国经济、货币政策的制定与运行开始受到制约。一战后,为勉强维持英国霸权秩序下的重要公共产品——金本位制,英国采取了财政赤字+货币投放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引发大量经常账户赤字+黄金外流。因此,二战前,英国的国家信用在经济衰退与债务膨胀的打击下已经逐渐弱于美国,资本流出严重,并大量转移至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作为一个人为设计出来的国家,国父之一的汉密尔顿很早就认识到国债融资与国家信用对国家兴起的关键性作用。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于大陆会议在独立战争期间为筹集战争经费向国内和荷兰、法国等外国发行的债券。国家信用的初步确立则主要得益于时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对于国债及国家信用作用的认知与重视,他鼓励制造业发展、整理合并国债、设立美国第一银行等创举,初步奠定了美国国家信用的优良传统。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是美国霸权崛起的关键阶段,不断上升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金融实力背后,均体现了国债与国家信用的重要提升效应: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为金融体系的形成与扩张奠定基础和提供刺激;为美国参与历次战争筹集军费。在现阶段,通过向世界发行美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融资的美元霸权是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的本质是国家信用的资本化,国家信用是美元霸权有效运转的根本支撑。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本质上是美国的国家信用危机。而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及时向世界开放了国债市场,并通过包括提升美元资产价值及其安全性、流动性,以及积累资本项目黑字等加强金融市场优势的举措,有效弥补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常项目赤字、黄金外流对国家信用的削弱,美国的国家信用再度强化。目前相对于其他大国,美国的国家信用依然强大,因而美元霸权与美国霸权难言衰落。但是,美国国内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分裂、政治极化等问题,加之2008年金融危机后和此次疫情冲击下美联储实施的无底线QE政策,反映以美联储独立性为重要象征的美国国家财政纪律显着弱化,其国家信用衰败的内部隐患正在日益积累。美国的幸运之处在于,外部世界尚未出现一个国家信用强大到可以替代美国国家信用的国家,其表现在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以及灵活性等方面,就是当今世界尚无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可以同美国金融市场比肩,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所需的信用担保与信用流转服务。因此,美国国家信用与霸权的衰落,在替代者缺位的背景下很可能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通过理论分析和历史对比、检验,本文得出了三点主要结论:第一,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以及为其提供担保的国家信用的优劣,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霸权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具体机制是,相较于霸权竞争失败的国家,成功崛起的霸权国家如荷兰、英国、美国由于率先确立了卓越的国家信用,拥有了直接为争霸战争筹集充裕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和间接为经济发展激活金融市场的信用担保能力。相应地,霸权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霸权成本（军事开支或维持霸权体系的公共产品开支）导致霸权国过度的债务膨胀、挤压正常的财政开支空间,造成军事开支下降、经济发展受阻等连锁反应,最终其国家信用逐渐弱于后来崛起国家的国家信用,不再具备源源不断地为霸权成本筹集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的同时,丧失了在国际信用体系中的中心地位。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霸权国本来拥有的国际金融中心、国债作为各国债券利率基准以及本币作为国际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等地位和特权的丧失。第二,基于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与霸权兴衰的关系,可以认为出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历史周期后,相继出现了三个信用—霸权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与尚未终结的美国周期。霸权国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达到顶峰与衰落,新崛起国家信用周期的强化与上升阶段,对应着传统霸权国家信用周期的衰败阶段,两个国家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发生交替。第三,现阶段世界仍处于美国所主导的信用—霸权周期内,尽管美国霸权出现了诸多衰落的迹象,但是其国家信用尚未出现系统性的衰落;更重要的是,迄今没有出现一个国家具备优于美国的国家信用,可以替代美国在世界经济尤其是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美国仍然可以继续利用美元体系为其霸权成本融资,但是美国金融体系风险的不断累积和全球化共识的破裂等原因,均有可能导致世界其他国家和市场对于美元资产（美国对世界的债务）的需求严重下降,成为美国信用周期与霸权体系出现严重危机的发端。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未来发展与国家建设的启示在于:在美国信用—霸权周期不确定性逐渐增强的过程中,中国日益成为美国分散霸权成本的主要承担者,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一风险?依据国家信用逻辑下的历史经验,在继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升经济实力外,从完善与统一国债制度、深化与开放金融市场、维持与强化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等方面入手,有意识地强化国家信用,对于中国规避未来美国信用—霸权周期可能出现的更大风险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这将有助于中国的可持续性崛起。
尹玲[5]（2021）在《雏鹰农牧强制退市案例研究 ——基于公司治理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上市公司退市是资本市场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健全的退市制度是一项能真正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有效措施。过去我国证券市场一直存在退市率低、退市难的问题,许多绩差股通过种种手段逃避退市,扰乱了正常的证券市场秩序。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退市法律规定,不断加强执行力度,尤其是随着2019年新《证券法》的出台,进一步明确了退市的相关规定,使得绩差股逐渐失去了“缓冲期”,面值退市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国证券市场,突出了资本市场的优胜劣汰功能。雏鹰农牧作为第二只因连续二十个交易日股价低于面值而被强制退市的上市公司,其退市背后反映出来的公司治理问题也是我国证券市场中很多公司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从公司治理视角来研究雏鹰农牧退市,对于同行业上市公司乃至对整个资本市场都有较强的警示作用和借鉴意义。本文首先从财务业绩与企业退市、公司内外部治理与企业退市等层面对强制退市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归纳,并对相关理论基础进行了回顾。之后,在公司治理理论、契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基础上,分析公司治理与企业面值退市之间的关系,构建了公司治理影响股价进而导致退市的逻辑分析框架,同时,将理论与案例相结合,针对雏鹰农牧强制退市的具体案例,探讨了雏鹰农牧面值退市的原因。具体包括:第一,对我国当前证券市场中退市企业的数量、原因、板块分布等进行简要介绍,并结合畜牧业整体的行业环境和基本概况,引出下文的案例分析;第二,详细分析雏鹰农牧的内外部公司治理情况和被质疑存在的问题,梳理出其从上市到最终退市的过程;第三,依托本文所构建的理论框架,分别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机制视角分析雏鹰农牧退市的原因。通过案例分析,本文得出结论,公司内外部治理的弱化和失效,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的代理问题,使得投资者利益被不断侵害,是雏鹰农牧股价下跌、最终面值退市的重要原因。从内部来看,其股权结构过度集中,具有明显的家族式治理特征,经营决策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主观性,盲目多元扩张,负债高企,内部监督机构形同虚设,为大股东谋取私利提供了便利,严重侵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从外部来看,非洲猪瘟疫情和猪周期的双重影响使行业陷入低迷,主营业务发展举步维艰,引起多起借款诉讼,新闻媒体对财务造假的负面报道、审计机构的职责失效都对其治理失败,爆发财务危机带来了不利影响。因此,本文认为上市公司应格外看重其内部公司治理的完善,优化股权结构,合理平衡内部人利益,建立科学的选人用人制度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提高内部监督的独立性;广大中小投资者应多关注投资风险,量力而行,理性投资,树立正确的投资观;监管部门要加强监管力度,充分发挥其治理和引导作用。本文的创新点在于:（1）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立足于公司内外部治理的视角,结合两类代理问题、契约理论等构建了上市公司面值退市的逻辑分析框架,对已有研究具有补充作用;（2）案例选择的创新。本文案例企业雏鹰农牧是畜牧业内面值退市的第一股,案例较为新颖,其退市的原因及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具有典型性,对于提升同行业其他上市公司治理能力具有参考价值。
李庚[6]（2020）在《A股上市公司业绩预告中“黑天鹅”现象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众多的“黑天鹅”事件使得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出现了诸多的不稳定因素。“黑天鹅”事件难以预测,不仅严重威胁了资本市场中的各主体,也影响了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业绩预告作为会计信息披露的一个辅助渠道,是对上市公司一个会计周期内盈余变化情况进行预测的前瞻性信息。业绩预告制度的设置是为了弥补上市公司定期财务报告公布的空档期,保证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发布的连贯性,从而缓解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业绩预告“黑天鹅”现象是什么,为何产生,怎样影响我国资本市场?本文就此问题从监管层、行业及企业、投资者三个层面的影响进行探究,系统性的分析了业绩预告“黑天鹅”现象的定义、内外关联性,并探究对不同层面的影响。本文首次采用五个统计分析对业绩预告“黑天鹅”现象进行研究。通过对相关数据的统计及验证进行证明。第一统计分析:证明现象愈发严重。并通过反向检验,证明监管层对业绩预告违规管理存在漏洞;第二统计分析:非国有制企业比例远高于国有制企业;第三统计分析:存在“惯犯”行为。并通过财务数据验证,都出现经营大幅度变动。第一、二、三的统计分析以及证明对现象的外部驱动力做出了解释。现象的外关联性:监管层对业绩预告监管的漏洞,使管理层作出的利己行为。第四统计分析:证明“st”类上市企业占有一定比例;第五统计分析:证明有效数据大部分为“垃圾股”,并进一步通过数据分析验证了“垃圾股”的状况。第四、五统计分析对现象的内部驱动力作出了解释。现象的内关联性:企业经营情况较差,大部分都属于“垃圾股”。根据统计研究结果,分别提出业绩预告“黑天鹅”现象对监管层、行业以及企业、投资者的影响。对于监管层影响将导致监管的缺失,并且进一步导致资本市场的信息失真;对于行业以及企业造成信用危机,降低了资本市场对于企业的支撑力度;对于投资者将造成投资者的流失。最后全文并针对这三个层面提出相应的对策。（1）监管层方面加强制度创新、完善会计准则和业绩预告制度;（2）行业及企业层面进行业绩预告的发布进行强制审计流程;（3）投资者层面建立多层次监管体系,加强法律法规对投资者的保护,加强中小投资者投资教育。
张璇[7]（2020）在《中国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制度是规范个人行为的各种规则和约束,制度的主要作用是通过提供有效信息减少不确定性、降低交易费用,形成对经济人的激励与制约。因此,制度是否有效对于制度相关人来说至关重要。股票市场的规范发展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1年3月,中国股票发行实行核准制度;2014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顶层规划重构概念以及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度改革;2019年11月,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2020年3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正式实施。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建设已经进入关键时期,在此背景下,分析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发现制度设计与执行缺陷,构建高效、合理、被相关人普遍认同和遵守的制度,已经显得越来越迫切。本文选取中国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研究这一选题,采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进行分析与客观评价,并提出提升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的建议。本文的主要内容为:第一,界定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并分析相关的制度经济学基本理论。由于尚未有学者对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进行界定,因此,本文在借鉴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对于制度有效性理解的基础上,提出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包含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从应然性理解,指价值意义上的制度有效性,即股票市场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另一层含义是从实然性理解,指结果意义上的制度有效性,即股票市场制度实施效率。通过分析制度、交易费用、制度变迁及包容性制度等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形成了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的两个评价标准:第一是股票市场制度应然有效性,主要评价股票市场制度的合理性,重点考察制度设计、制度实施机制及制度参与主体三个维度;第二是股票市场制度实然有效性,主要评价制度成本既定下股票市场制度功能效率。第二,比较分析中国股票市场制度与美国股票市场制度。诱致性制度变迁引致中国股票市场制度的产生,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则推动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发展。在中国股票市场发展过程中,随着相关制度的完善,股票市场制度功能的发挥也由以本源功能、基本功能为主逐步发展到本源功能、基本功能、衍生功能共同作用。在阐述美国股票市场制度发展基础上,通过对比分析中美两国股票发行制度、退市制度、信息披露制度、投资者保护制度等制度的基本规定及实际运行效果,发现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建设的优势与不足,为评价中国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打好实践基础。第三,分析及评价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应然有效性。运用定性分析方法从三个方面分析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安排的合理性,评价标准包括:股票市场制度安排的普适性与包容性、股票市场制度实施机制的有效性、股票市场制度对参与主体的约束力。中国股票市场在中央政府将区域性股票市场推向全国的过程中,将其作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主要场所,政府成为上市公司和中介服务机构的“隐性担保人”,政府主导与市场均衡、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冲突导致股票市场制度安排缺乏一定的稳定性与包容性,并未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监管层监管职能错位、监管方式行政化、监管制约机制匮乏导致股票市场制度实施机制低效;上市公司违规频发、中介服务机构诚信缺失、投资者行为偏差导致股票市场制度软约束。因此,在应然性方面,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安排不尽合理,制度是低效的。第四,分析及评价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实然有效性。运用定量分析方法评价股票市场制度实施效率,即股票市场基本功能和衍生功能效率。对于筹资-投资功能效率的分析,选取筹资总额、投资者收益率、IPO公司数量、退市公司数量、直接融资比率、国内生产总值、股票流通市值、平均换手率、居民储蓄存款增加额等指标构建DEA模型,结果表明,中国股票市场筹资-投资功能效率整体为“弱有效”,投资功能是缺失的,但2015年以后筹资功能效率经过测算为“有效”,说明中国股票市场自2015年以来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筹资功能效率得到较大提升。对于资本定价功能效率的分析包括股票发行市场和股票交易市场两个方面,结果表明中国股票市场资本定价功能整体效率较低,上证综合指数、深圳成分指数和创业板综合指数三种代表性股票指数呈现均值回避特征,股票交易市场资本定价功能缺失;股票发行市场虽然资本定价功能效率不高,但从分阶段来看,发行定价机制是日趋合理的,定价效率也在逐步提高,进一步说明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建设方向的合理性。对于资本配置功能效率分析,在资本配置效率经典模型基础上构建以净资产融资率为被解释变量、净资产收益率为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从行业和地区两个维度分析中国股票市场资本配置效率,结果表明,中国股票市场资本配置行业间、地区间差异较大,资本未能实现向高报酬率行业或地区的流入,反而流向了低报酬率行业或地区,资本未被有效使用,资本配置功能效率较低。对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功能效率的分析,选取股权结构、董事会治理、管理层激励、信息披露以及财务绩效等方面的指标构建DEA模型,经过测算,188家上市公司中仅有23家公司的公司治理效率为“有效”,占比为12.23%,股票市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对于分散风险功能效率的分析,选用Va R方法和GARCH模型测度沪深300指数风险并与标准普尔500指数进行比较,结果表明,沪深300指数的日Va R值偏高且波动性较大,中国股票市场承担较高风险,分散风险能力较弱,分散风险功能效率较低。对于信息传递功能效率的分析,选取上证综合指数月度收益率、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CPI指数变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进口增长率、出口增长率、M0增长率、M1增长率、M2增长率等构建多因素回归模型,结果表明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但Granger因果关系并不显着,股票市场信息传递功能尚未充分发挥其效用。第五,提出提升中国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的建议。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无论是从应然性方面还是实然性方面都能够看出,中国股票市场制度整体是低效的。因此,提升中国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的主要建议包括: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变迁应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以股票发行注册制的全面推行为突破口进行“市场化”取向的制度创新;通过重新定位监管层监管职能、构建市场化监管机制、形成国家层面和全社会范围内的外部监督机制以提高股票市场制度实施机制的执行力度;通过控制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加强中介服务机构诚信制度建设以及培育理性投资者强化股票市场制度约束力。
李金龙[8]（2020）在《投资者V形处置效应与资产定价》文中研究说明传统金融学理论基于理性人假说和期望效用理论,认为投资者的交易决策取决于预期投资带来的总财富期望效用水平,即行为应该向“前”（未来）看。但现实中,投资者的行为却会向“回”（过去）看,最典型的就是投资者在出售时,更倾向于卖出已经盈利的股票而继续持有已经亏损的股票,即处置效应（Shefrin&Statman,1985）。处置效应广泛存在于金融市场中,被认为是“个人投资者交易行为最稳健的特征之一（Barberis&Xiong,2009）”和“最显着的交易异象（Ben-David&Hirshleifer,2012）”。处置效应会对股票的成交量和价格产生系统性影响,造成动量效应（Grinblatt&Han,2005;Li&Yang,2013;Shumway&Wu,2005）和盈余公告后漂移（Frazzini,2006）等异象。David&Hirshleifer（2012）发现美国个人投资者具有V形处置效应,即投资者出售股票的概率随着盈利或亏损规模的扩大而增加,盈利时出售概率增加得更快。虽然处置效应是投资者交易行为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但对其研究并不算充分,因为该领域研究必须依赖投资者的账户数据。本文使用国内某大型券商提供的2011～2017年间随机抽取的50万名个人投资者和全部公募基金的日度A股成交与持仓数据来研究A股投资者是否具有V形处置效应及其对A股价格的影响。本研究有助于发现投资者交易行为的特征事实,为研究投资者交易行为的理论模型的构建提供参考;有助于厘清处置效应的来源,探究投资者偏好在处置效应形成中的作用。V形处置效应为理解投资者行为如何影响股价提供了新视角,盈利或亏损规模较大的股票会面临较高的卖出压力而被暂时低估,从而未来股价回复的过程中会产生更高的收益,这有助于加深对资产价格形成机理的理解,V形处置效应对股价的影响尚未得到广泛验证,也需要来自更多样本实证结果的支持。长期以来,A股市场一直呈现个人投资者主导的投资者结构,个人投资者数量众多且交易活跃,行为偏差的表现更明显,这为本文提供了合适的研究环境。本研究有助于加深对A股个人投资者处置行为的理解,对投资者能否以及怎样才能实现收益有启发,也有助于加深对A股价格形成机制的理解。本文按照如下研究思路展开。第一步,分别对个人投资者和公募基金进行V形处置效应的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投资者是否具有“扳本”偏好,即持股收益由负变正时,投资者出售股票的概率是否会陡增;（2）投资者出售股票的概率与持股收益大小间的关系是否呈现V形,即投资者出售股票的概率是否分别随着持股盈利规模和亏损规模的增加而增加,在持股收益为零时最低;同时检验投资者出售股票的概率对盈利的敏感性是否大于对亏损的敏感性,即投资者出售股票的概率随盈利规模扩大而增加的速度是否比随亏损规模扩大而增加的速度更快。第二步,研究V形处置效应对A股定价的影响。投资者不仅倾向于出售持股盈利较大的股票,同时喜欢出售持股亏损较大的股票,这会使得这类具有极端损益的股票当前因承受较大的卖出压力而被低估,从而在未来股价回复的过程中获得更高的收益。本文通过构造反映股票当前盈亏程度的指标VNSP来度量股票当前承受的卖出压力,进而考察VNSP指标对股票未来一个月收益了是否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对于个人投资者,本文研究发现:首先,证实了处置效应的存在性及与持股时间的关系,发现A股个人投资者90%的情况下持股时长不超过20个交易日;持股时长越短,处置效应越明显。其次,发现A股投资者的处置效应具有特殊的形状:（1）当持股收益由负变正时,股票卖出概率向上跳跃,存在“扳本”偏好;（2）卖出股票的概率对盈利和亏损敏感性的差异更大（V形不对称更严重）:盈利每增加1%,投资者出售股票的概率大约增加1.17个百分点;亏损每增加1%,投资者出售挂票的概率增加约0.44个百分点,股票卖出概率对盈利的敏感性是亏损的2.64倍,美国只有1.05倍。再次,发现凸显性（salience）理论、资本利得税以及持股时长的差异可以解释中美个人投资者处置效应形状的差异。最后,发现了V形处置效应在不同投资者群体中的差异性。不同理性程度投资者的处置效应强度应该不同,因为处置效应的差异主要来源于股票卖出对盈亏敏感性的差异,所以理性程度更低的投资者的卖出对盈利更敏感,对亏损更不敏。按照投资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划分子样本进行检验后,发现女性、年龄越大、受教育水平越低的投资者卖出决策对盈利更敏感,对亏损更不敏感。对于公募基金,本文研究发现:首先,公募基金的个股持股时长绝大部分情况下不超过120个交易日（半年）,占比为92.91%;约有一半的情况下持股时长不超过20个交易日（一个月）,占比53.91%。其次,作为专业投资机构,公募基金具有比个人投资者更好的盈利能力,持股期间52%的情况下处于盈利状态。再次,公募基金出售盈利股票的概率并没有系统性高于出售亏损股票股票的概率,公募基金出售股票的概率在持股收益为零附近不存在向上的跳跃,即不存在明显的“扳本”偏好。最后,公募基金出售股票的概率与持股收益间表现出V形,V形关系具有不对称性:股票出售概率对盈利的敏感性为对亏损敏感性的50%。公募基金对盈利的敏感性只有个人投资者的21%。中国公募基金整体上不存在处置效应。A股投资者的V形处置效应可以显着影响股票未来收益。本文通过构造反映股票当前盈亏程度的指标VNSP来度量股票当前承受的卖出压力,进而考察VNSP指标对股票未来一个月收益了是否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首先,基于VNSP指标进行了投资组合分析。发现VNSP指标可以显着预测A股未来1个月的股票收益。买入VNSP大的股票、卖空VNSP小的股票的对冲投资组合可以获得经FamaFrench三因子调整后的0.88%～1.16%的月度,在分别控制了股票规模、账面市值比、收益反转、特质波动率、换手率和流动性的影响后,该对冲组合依然可以获得0.74～1.21%的月度。此外,该策略的收益主要来源于多头仓位即买入VNSP大的股票部分。然后,在股票层面进行Fama-Macbeth回归同时控制多个影响因素后,发现VNSP可以显着预测未来股票收益,VNSP每增加1%可以带来约0.14%的月超额收益。在控制了流动性、计算VNSP所使用的数据频率等市场微观结构因素和改变计算VNSP时交易数据的时间跨度后,VNSP对未来股票收益的预测作用依然显着存在。最后,证实VNSP指标对未来股价的预测作用来源于投机性交易动机。投机性交易特征越明显的股票样本,VNSP对未来股票收益的预测作用越强。本文发现在规模更小、机构持股比例更低、分析师跟踪数量更少、换手率更高、特质波动率和股价波动更大等投机特征更明显的股票样本中,VNSP的预测作用更强。以机构持股比例为例,在低机构持股比例股票组中,VNSP每变动1%可以带来近0.15%月超额收益,而在高机构持股比例股票组中这一数值只有0.10%。本文主要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一）本文发现了中国A股投资者交易行为的特征事实,丰富了关于处置效应的研究。通过使用大样本数据系统刻画中国个人投资者和公募基金的的股票出售行为,发现总体上,个人投资者存在一种新型出售行为特征——V形处置效应:在极端盈利和亏损处,出售倾向都加大,且极端盈利处的出售倾向比亏损处更高。而且,A股个人投资者的处置效应比美国个人投资者更明显,主要是因为A股个人投资者存在明显的“扳本”偏好以及卖出决策对盈利敏感性与对亏损的敏感性的差异更大。以往关于处置效应的研究尤其是国内相关研究往往关注处置效应的存在性和影响因素,而且对于持股收益只区分是否盈利,本文关于处置效应形状的研究同时考察了持股收益的符号和大小对投资者卖出决策的影响。此外,本文发现我国公募基金不存在处置效应。（二）本文发现投资者这种V形处置效应会影响资产定价。A股个人投资者数量众多且交易活跃,市场投机氛围较重,这为检验投资者行为偏误对股价的影响提供了合适的环境,但目前鲜有论文研究处置效应对A股定价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净卖出压力指标VNSP,证实了盈利或亏损规模较大的股票因面临较高的卖出压力而被暂时低估,从而在未来股价回复的过程中就会产生更高的收益,导致股票收益的可预测性。这进一步丰富了关于处置效应的研究,有利于加深对A股股价形成机理的理解,同时对投资实践也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三）本文证实投资者的“实现偏好（realization preference）”至少可以部分解释处置效应的形成。Ben-David&Hirshleifer（2012）对投资者偏好能否解释处置效应提出了质疑,指出直接考察股票出售决策与持股收益大小的关系无法区分对持股盈亏偏好和对未来股价的认知的影响。已有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Weisbrod（2019）通过选取股票盈余公告发布这一事件来控制投资者对未来股价的认知,由于存在盈余公告后漂移现象,盈余公告发布后对投资者未来股价的认知应该是明确的,但该研究发现,在盈余公告发布窗口期内,依然存在处置效应,说明投资者对于盈亏的不同偏好可以解释处置效应。本文则通过证实投资者出售股票的概率在持股收益由负转正时出现陡增,即存在“扳本偏好”来说明投资者对盈亏的偏好可以解释处置效应,且“扳本偏好”可以解释处置效应的13%。（四）本文丰富了投机性交易对股价影响的研究。本文从股票持有者出售股票的角度研究投机性交易对股价的影响,发现投机性交易叠加处置效应会造成股价低估。以往研究往往从股票购买者出于投机动机买入股票的角度展开研究,更关注投机性交易对股价高估的影响。本文和已有研究分别关注了投机性交易影响股价的不同阶段。（五）本文使用独特的投资者账户数据展开研究。本文数据来源于国内某大型券商提供的2011年至2017年间随机抽取的50万名个人投资者和全部公募基金的日度A股交易与持仓数据,数据来源权威,时间跨度较长并且时效性很强,结论具有代表性。
施金晶[9]（2020）在《大额持股监管法律制度研究》文中提出大额持股监管制度在我国对应的法律文本是2019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新《证券法》）1第四章上市公司的收购中第六十三条、六十四条。当然,规范大额持股行为的相关制度还包括一般信息披露规定、法律责任章节的相关规定等。根据新《证券法》的规定,“大额持股”指的是“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份达到百分之五”及其后“所持该上市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份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百分之一”;与此同时,《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规定了通过其他方式持股达到或超过5%及其后变动达到法定比例的大额持股行为应当履行的义务。简言之,大额持股描述的是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二级市场持股达到5%及通过其他方式持股达到或超过5%,以及5%以后股权的持续变动达到法定比例。2014年底这一轮敌意收购及险资“举牌”2上市公司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其中一大重点内容就是大额持股监管制度。因短视主义之故,投资者购入大宗股份常被视为敌意收购且受到上市公司乃至学者与监管者的厌恶与指责,收紧大额持股披露规则的呼声随即成为学界与舆论热点,且在《证券法》的修订中得以体现。但是,关于大额持股监管制度的功能利弊及其监管立场并未达成理论及实务共识,大额持股监管制度的主体、披露时限、披露内容等具体制度设计,慢走规则在我国的适用及与相关信息披露制度的关系等,仍需系统研究,深入分析。本文正是在借鉴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作者证券监管工作实践积累的经验和思考,试图对大额持股监管相关制度的法律逻辑、规范主体、披露时限、披露内容、慢走规则和法律责任进行系统研究,以期为理论研究和执法实践提供一定的支持。大额持股权益披露制度起源于美国1968年的《威廉姆斯法案》1,后全世界主要国家的资本市场予以借鉴、发展,形成了自身的大额持股监管制度。我国的大额持股监管制度在权益披露制度外,还发展了与权益披露紧密相关的交易限制规则,也就是俗称的“慢走规则”。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证券法》规定的大额持股监管制度,包括大额持股权益披露制度,以及“慢走规则”,本文将两者统称为大额持股监管制度。关于上市公司收购以及要约收购制度,作为相关制度在文章中有所涉及,但不是本文要重点讨论的制度。2019年修订的《证券法》发布,并于2020年3月1日生效。新《证券法》对大额持股监管制度进行了修改,主要包括披露时点及法律责任。然而,为何进行这样的制度修改,是否合理?法律修改前,关于大额持股监管的争议,是否因本次修改尘埃落定?未解决的争议问题,在今后的执法及司法实践中,如何处理?在新的规则刚刚发布的情况下,如何解释和执行规则,以达到立法目的和监管目标?为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对大额持股监管制度进行一次全面的分析梳理。本文分为五章。第一章分析大额持股监管的法理逻辑。具体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大额持股监管的基本架构,论述大额持股的内涵及外延,大额持股监管在上市公司收购监管中的位置。第二,分析大额持股监管的思想源流,证券市场的内在本质决定了其发挥功能的方式与证券交易有关,尤其是大额证券交易;证券市场的内在缺陷决定了证券监管的必然性,大额持股监管属于证券监管的重要内容之一,且有其独特的权益披露价值。第三,大额持股监管的制度价值,也就是大额持股监管的必要性,主要包括投资者权益保护、公司治理、市场秩序三个方面。第四,分析大额持股监管的冲突平衡。大额持股监管应坚持科学、适度原则;监管方法和措施应遵循体系化要求,同时要避免陷入过度披露问题带来的消极影响之中。第二章分析大额持股的监管对象。从信息披露监管的角度来看,监管对象一般为掌握内部信息的人士。然而大额持股权益披露监管制度设置的监管对象并未设置为上市公司或其董事会等内部人士,而是将大额持股人（本文将其界定为“权益拥有人”）设置为义务和责任的主体。本章对投资者、持股人、股份持有人、股份控制人、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等大额持股监管制度历史上出现的名词进行了分析,指出权益拥有人概念的出处、产生原因、概念及构成要件,从而清晰界定大额持股制度的监管对象;并在此基础上界定了特殊权益拥有人及其拥有权益的认定标准。第三章将大额持股视为一种状态,对其进行信息披露的监管研究。也就是说,只要持股达到法定的比例,即使不做任何其他行为,也应当进行信息披露。根据证券监管的理论,信息披露监管的关键问题在于:披露什么,何时披露。这是信息披露中最为关键的两大问题。关于内容,境内权益变动披露并非像部分观点所认为的仅以持股比例来区分简式与详式,而是设计了一套以持股比例为主,以控制权为辅的区分逻辑。这套逻辑虽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但基本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跟成熟市场的规则相比,权益变动报告内容方面的主要问题在于,未规定豁免披露情形及简化披露情形。本文建议参考境外市场作法,结合我国机构投资者的监管现状,未来考虑制定相关的豁免或简化披露规则。关于时限,首先,大额持股的初始信息披露比例设定为5%,是因为5%的股东为公司的重要股东,5%存在于《公司法》及《证券法》上的诸多制度。其次,本次《证券法》修改将持续变动信息披露比例由5%调整为1%。这项修改存在较大争议,理论界及实务界并未达成共识。之所以最终作此修改,还是对此前诸多敌意收购的回应,在上市公司反收购措施受限的情况下,为了阻止敌意收购,进行的一定程度上的利益均衡。再次,1%、5%的变动比例宜采取“刻度说”,也就是1%、5%的倍数。一方面5%的倍数10%、30%、50%、75%等具有《公司法》上的重要意义,在此时披露更符合投资者利益;另一方面,1%的倍数可以减轻权益拥有人理解规则的难度,一定程度上减少违法行为,同时降低监管部门的监管成本。最后,境内的大额持股信息时限设计并不像美国等那样,与持股主体、持股目的等相关。关于持股目的,鉴于主观意图难以界定,信息披露的时限不区分持股意图是符合当前情况;关于持股主体,建议未来能够根据《证券法》的授权及机构投资者的发展情况,适当放宽部分主体的披露时限要求。第四章将大额持股定位为一种行为,对其进行交易行为的监管。我国的大额持股监管,不仅包括对持股状态的信息披露监管,还包括对大额持股后持股人的交易行为限制。也就是说,我国境内的大额持股监管制度不只是信息披露制度,还套着一定时间内不得交易的限制制度。这是我国大额持股监管制度与主要成熟资本市场大额持股监管制度的最大差异。对大额持股交易的限制规则,其实有三类:第一是5%以上股东的短线交易问题;第二是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后制定的5%以上股东、董监高等主体适用的减持新股问题。这两类问题虽然也属于大额持股的交易限制,关于短线交易、转售规则等,不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本文关于大额持股交易监管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第三类,即:《证券法》第63条规定的慢走规则。在制定之初,慢走规则担负着保护信息公平,预防市场操纵等使命。但随着信息传播的快捷化,慢走规则利弊力量对比在发生变化。目前为维护市场秩序,防止敌意收购,仍然保留这该制度。但需要考虑新增的5%以上股东每1%次日披露制度与慢走规则的叠加效应。这两项制度选择一项即可实现相应的立法目标,制度的叠加将会导致慢走规则的负面效应更加突出,妨碍上市公司控制权收购市场的形成,长期来看,并不利于公司治理。第五章主要分析违反大额持股监管制度的实现。法律作用的机理决定了,有责任才真正有权利。违反权益披露规则及违反慢走规则的证券交易行为（以下简称违规交易行为）的行为性质及法律责任。第一,关于行为性质,权益披露违规行为属于虚假陈述,但紧随其后的违规交易行为不适用内幕交易的相关规则。虽然大额持股信息属于内幕信息,但违规交易行为属于《证券法》第53条第2款中所讲的“另有规定,适用其规定”的情形,不应当适用内幕交易的法律责任;对于违规交易行为的法律责任,应当按照虚假陈述处理。第二,行政责任是当前能够规范违规交易行为的主要责任形式。能够追究民事责任的虚假陈述通常为“诱多型虚假陈述”,而违规交易行为一般属于“诱空型虚假陈述”,很难追究民事责任;而违规交易行为,是否存在刑事责任的相关规定仍存在争议;因此,行政责任是威慑违规行为的主要方式。本章主要分析论述大额持股违规行为的行政责任,对于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不属于本文的重点研究对象。对于民事责任及刑事责任的简要论述,主要目的在于将行政责任置于责任体系中进行分析,从而体系化地认知大额持股监管的行政责任及其适当性。当前境内相关的行政责任形式包括责令改正、警告、罚款、限制表决权等。该处的责令改正,指的是完成信息披露义务,并不包括限制表决权,也不能扩展出责令限期卖出、没收违法所得等责任形式。
刘昱[10]（2020）在《基于相对价格的沪深300股票投资组合研究》文中指出中国股票市场是我国居民进行金融投资的重要渠道,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追涨杀跌等非理性投资行为依旧普遍存在。而股市中正确的投资理念和科学的投资方式是保障投资者根本利益的基础,所以本文就此展开了既能分散非系统风险又可规避系统性风险的投资策略的研究。本文在股票相对价格的基础上建立股票投资的风险控制体系,确定股票投资风险是大盘指数风险和各股相对价格的风险之和,所以分别从现货和期货市场的角度出发,在现货市场中,构建最优的投资组合模型,在期货市场中实施合理的投资方式与策略。最后分别在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投入资金,对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获取最大收益进行了实证模拟研究。本文在对现货市场的投资组合研究时,首先探讨时间序列建模法,对沪深300样本股票的相对价格收益率进行时间序列建模,通过建模结果得知AR模型、ARMA模型、GARCH（1,1）模型能对相对价格收益率序列进行良好的拟合。其次,在假设相对价格对数服从正态分布平稳过程条件下,得到相对价格条件下的Va RS和伽马选股指标,依据股票配置的制度约束条件,构建了—(1(6投资组合模型,半月调仓一次的实际模拟表明:该模型的投资组合收益率能显着跑赢大盘。本文在对期货市场进行研究时,先对大盘指数的牛市熊市转换点进行了研究,在姚芳学者构建的大盘牛熊判别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更换模型指标及参数进行改进,得到新的大盘牛熊判别模型,并将其运用到投资组合之中,即:在熊市期间全程套期保值,在非熊市期间对沪深300股指期货IF1803和IF1801每五分钟的高频数据通过差价序列建立GARCH模型,并根据价格条件Va R方法对该套利模型的风险测算,引入失败率的指标判断套利模型构建的有效性,最终显示模型风险控制较为合理。根据实际股市情况可知,2018年全年几乎处于熊市时期,所以对2018年全年进行投资策略的实证模拟研究。根据大盘牛熊判别研究结果,在现货市场中从第一个交易日起构建投资组合模型,牛市时不频繁调仓,牛市结束后以半月为周期频繁调仓;在期货市场中,牛市阶段根据最佳套利点模型进行套利操作,熊市时沽空沪深300期货合约对现货投资组合进行套期保值。将大类资产配置制度化作为风险管理的约束机制,严格控制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资产配置比例在1:0.15～1:0.25之间,投资策略可获得最佳累计收益率,不仅可有效的控制风险,避免机构进行非理性投资,还能获得更为可观的收益。
二、沪深证券交易所汽车类上市公司一周股市情况(2001年12月20日～12月26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沪深证券交易所汽车类上市公司一周股市情况(2001年12月20日～12月26日)（论文提纲范文）
（1）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研究目的与方法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2.1 风险投资对企业的影响 |
| 2.1.1 风险投资与企业价值 |
| 2.1.2 风险投资与公司治理 |
| 2.1.3 风险投资与信息认证 |
| 2.1.4 风险投资与网络支持 |
| 2.2 风险投资对产业的影响 |
| 2.2.1 风险投资影响战略新兴产业 |
| 2.2.2 风险投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 |
| 2.2.3 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关系 |
| 2.2.4 产业结构升级与融资制度 |
| 2.3 风险投资与溢出 |
| 2.3.1 关于溢出效应的综述 |
| 2.3.2 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 |
| 2.3.3 风险投资的溢出机制 |
| 2.3.4 风险投资对初创企业的溢出效应 |
| 2.4 风险投资与新三板 |
| 2.4.1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成长能力的影响 |
| 2.4.2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治理水平的影响 |
| 2.4.3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信息认证作用的影响 |
| 2.4.4 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网络支持作用的影响 |
| 2.5 简要评述 |
| 3 基本概念及相关理论基础 |
| 3.1 基本概念界定 |
| 3.1.1 风险投资 |
| 3.1.2 新三板 |
| 3.1.3 企业价值 |
| 3.1.4 机制 |
| 3.1.5 溢出效应 |
| 3.2 相关基础理论 |
| 3.2.1 风险投资理论 |
| 3.2.2 中小企业存在理论 |
| 3.2.3 企业创新成长理论 |
| 3.2.4 溢出效应理论 |
| 3.2.5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中国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市场的历史现状及关系问题 |
| 4.1 中国风险投资的发展进程 |
| 4.1.1 萌芽期(1986-1997):政策鼓励下风险投资起步且发展缓慢 |
| 4.1.2 探索期(1998-2008):外部环境不确定下风险投资曲折前行 |
| 4.1.3 成长期(2009-2014):金融危机之后风险投资复苏与成长 |
| 4.1.4 发展期(2015 至今):第四次创业浪潮给风险投资新的机会 |
| 4.2 中国风险投资的发展现状 |
| 4.2.1 募资层面:强监管下募资缩减,早期风投基金募集堪忧 |
| 4.2.2 投资层面:风险投资避险情绪强烈,偏向后期成熟市场 |
| 4.2.3 退出层面:退出案例增加且IPO为主,境外上市减少 |
| 4.3 新三板市场的演变进程 |
| 4.3.1 “两网系统”盛衰更迭,整顿之后被取缔(1992-2000) |
| 4.3.2 三板市场应时而生,维护资本市场稳定(2001-2005) |
| 4.3.3 新三板试点开启,市场逐渐扩大(2006-2012) |
| 4.3.4 股转系统成立,市场活力显现(2013-今) |
| 4.4 新三板市场的发展现状 |
| 4.4.1 新三板发展趋势放缓,市场强调质量且回归理性 |
| 4.4.2 分层制度改善市场结构,公司治理与监管逐渐提升 |
| 4.4.3 新三板市场交易低迷,多重因素导致流动性不足 |
| 4.4.4 挂牌企业定位“双创一成长”,市场沟通能力有待提升 |
| 4.5 中国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市场的互动关系 |
| 4.5.1 风险投资与新三板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契合之处 |
| 4.5.2 新三板为风险资本筛选优质项目提供平台与便利 |
| 4.5.3 新三板增加了风险投资实现资本退出的渠道 |
| 4.5.4 风险投资作为机构投资者利于新三板市场成熟发展 |
| 4.6 风险投资在新三板市场存在的问题 |
| 4.6.1 风险投资在新三板市场的投资规模较小 |
| 4.6.2 风险投资以新三板为退出渠道的案例数量较少 |
| 4.7 本章小结 |
| 5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及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与机制探析 |
| 5.1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的理论分析 |
| 5.1.1 基于监督治理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1.2 基于信息认证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1.3 基于增值服务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2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 |
| 5.2.1 基于风险投资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2.2 基于中小企业存在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2.3 基于企业创新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2.4 基于企业成长理论与溢出效应理论视角的分析 |
| 5.3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的作用机制分析 |
| 5.3.1 治理作用机制 |
| 5.3.2 认证作用机制 |
| 5.3.3 支持作用机制 |
| 5.3.4 作用机制有效运作的条件 |
| 5.4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的溢出机制分析 |
| 5.4.1 资源配置机制 |
| 5.4.2 竞争合作机制 |
| 5.4.3 协作链接机制 |
| 5.4.4 溢出机制有效运作的条件 |
| 5.4.5 基于Lotka-Volterra模型的溢出机制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及作用机制的实证分析 |
| 6.1 变量说明及基本统计分析 |
| 6.1.1 变量构造与数据说明 |
| 6.1.2 描述性统计与分析 |
| 6.2 研究假设与计量模型设定 |
| 6.2.1 研究假设回顾 |
| 6.2.2 计量模型设定 |
| 6.3 计量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6.3.1 治理作用中介效应检验 |
| 6.3.2 认证作用中介效应检验 |
| 6.3.3 支持作用中介效应检验 |
| 6.4 内生性分析 |
| 6.4.1 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
| 6.4.2 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5.1 稳健性检验Ⅰ:每股净资产(BPS) |
| 6.5.2 稳健性检验Ⅱ:总市值(Mvalue) |
| 6.5.3 稳健性检验Ⅲ:每股价值(p_value) |
| 6.5.4 稳健性检验Ⅳ:东部地区 |
| 6.6 进一步探讨:考虑异质性因素 |
| 6.7 本章小结 |
| 7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市场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1 变量与研究假设 |
| 7.1.1 变量构造与数据说明 |
| 7.1.2 描述性统计与分析 |
| 7.1.3 研究假设回顾 |
| 7.2 风险投资作用于新三板溢出机制的验证 |
| 7.2.1 计量模型设定 |
| 7.2.2 实证分析与结果 |
| 7.2.3 稳健性检验 |
| 7.3 基于面板模型:风险投资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3.1 计量模型的设定 |
| 7.3.2 实证分析与结果 |
| 7.3.3 稳健性检验 |
| 7.3.4 内生性分析 |
| 7.4 考虑空间因素:风险投资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4.1 空间权重矩阵的构造 |
| 7.4.2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7.4.3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与效应的测算 |
| 7.4.4 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7.4.5 稳健性检验 |
| 7.4.6 内生性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启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2.1 积极发展风险投资,促进其对新三板企业的支持 |
| 8.2.2 风险投资方提升自身实力,新三板企业接纳风险投资介入 |
| 8.2.3 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促进风险投资发展 |
| 8.2.4 提高企业吸收能力及核心竞争力,完善市场竞争机制 |
| 8.2.5 改善新三板市场流动性,提升企业价值及促进资源整合 |
| 8.3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金融市场日历效应计量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国内研究现状 |
| 1.4 论文结构 |
| 第2章 模型和估计方法 |
| 2.1 含外生变量的SV模型 |
| 2.2 分级模型理论推导 |
| 2.3 无外生变量影响时模拟 |
| 2.3.1 初值敏感性 |
| 2.3.2 先验敏感性 |
| 2.4 含外生变量影响时模拟 |
| 2.4.1 初值敏感性 |
| 2.4.2 先验敏感性 |
| 第3章 星期效应 |
| 3.1 星期效应模型 |
| 3.2 数据 |
| 3.3 星期效应实证分析 |
| 3.4 交易量影响下的收益星期效应分析 |
| 3.5 小结 |
| 第4章 月份效应 |
| 4.1 月份效应模型 |
| 4.2 数据 |
| 4.3 月份效应实证分析 |
| 4.4 交易量影响下的收益月份效应分析 |
| 4.5 小结 |
| 第5章 月初效应 |
| 5.1 月初效应模型 |
| 5.2 数据 |
| 5.3 月初效应实证分析 |
| 5.4 交易量影响下的收益月初效应分析 |
| 5.5 小结 |
| 第6章 总结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4）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经典霸权理论回顾 |
| 1.2.2 债务与国家兴衰的关系 |
| 1.2.3 信用理论的演化发展 |
| 1.2.4 民族国家与财政国家的概念构建 |
| 1.2.5 文献述评 |
| 1.3 论文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论文的主要内容 |
| 1.3.2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2章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理论基础及历史背景 |
| 2.1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 |
| 2.1.1 国家信用的传统定义及其局限 |
| 2.1.2 国家信用系统的三角结构:实力、制度以及金融市场 |
| 2.1.3 优良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霸权兴起的促进作用 |
| 2.2 经济学与社会学理论下的信用内涵 |
| 2.2.1 西方经济学的信用内涵 |
| 2.2.2 马克思对信用的界定及其形式的划分 |
| 2.2.3 社会学的信用内涵 |
| 2.3 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诞生 |
| 2.3.1 欧洲近代国家公共财政的矛盾与惯性 |
| 2.3.2 国家举债推动下的欧洲金融市场发展 |
| 2.3.3 财政与债务问题牵引下的国家转型 |
| 第3章 荷兰公债成败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 3.1 荷兰霸权兴衰的轨迹、理论以及公债信用的意义 |
| 3.1.1 荷兰霸权兴衰的历史轨迹 |
| 3.1.2 荷兰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 3.1.3 国家信用担保的公债体制对荷兰霸权兴衰的意义 |
| 3.2 荷西争霸期间两国公债体制的绩效比较及其影响 |
| 3.2.1 荷西公债体制的绩效差异:利率、期限以及额度 |
| 3.2.2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争霸战争结果的影响机制 |
| 3.2.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本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 |
| 3.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的根源: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 |
| 3.3.1 荷兰优良国家信用的来源:财富、自治政体、税收改革、公债市场化与稳定的金融市场 |
| 3.3.2 西班牙国家信用低劣的根源:经济落后、王室专权、税制混乱 |
| 3.3.3 荷兰霸权衰落的公债及国家信用逻辑:军事压力与财政改革迟缓 |
| 第4章 英国国债、金融革命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 4.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理论与国债信用的意义 |
| 4.1.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逻辑 |
| 4.1.2 英国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 4.1.3 以国债及国家信用视角研究英国霸权兴衰的意义 |
| 4.2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及其绩效差异对两国霸权竞争的影响 |
| 4.2.1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起源与差异 |
| 4.2.2 英法百年争霸战争过程中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绩效差异 |
| 4.2.3 英法国家债务的市场化操作对金融市场乃至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 |
| 4.3 英法国家信用优劣差异的根源 |
| 4.3.1 英国卓越国家信用的来源：特权垄断公司、国家安全、财政集中度、国债市场制度化与独立中央银行的监督 |
| 4.3.2 法国国家信用不良的根源:财政改革受限、中央银行缺位及王权绝对专制 |
| 4.3.3 英国国家信用先于且导致霸权衰落的逻辑:经济衰退、一战、金本位制与资本流出 |
| 第5章 美国国债、国家信用的起源和完善及其对霸权崛起的影响 |
| 5.1 美国霸权的快速崛起、国债的起源与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 |
| 5.1.1 美国霸权崛起的历程 |
| 5.1.2 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独立战争时期的大陆贷款处票据与外债 |
| 5.1.3 美国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汉密尔顿的国债信用思想 |
| 5.2 美国国家信用初步完善所依托的六大支柱 |
| 5.2.1 实力因素:制造业驱动经济增长 |
| 5.2.2 制度因素:集中度更高的联邦制、以间接税为主的联邦税收体系 |
| 5.2.3 金融市场因素:统一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与国际接轨的货币体系 |
| 5.3 美国霸权崛起期国债与国家信用对实力的提升效应 |
| 5.3.1 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 |
| 5.3.2 为华尔街金融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础 |
| 5.3.3 为美国参与的重大战争筹集军费 |
| 第6章 透视美国霸权现状及其未来的国家信用逻辑 |
| 6.1 美元危机的本质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 6.1.1 关于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讨论 |
| 6.1.2 美国货币权力的演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 6.1.3 美元危机出现与美元霸权确立的国家信用逻辑 |
| 6.2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隐患以及替代者缺失 |
| 6.2.1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与优势 |
| 6.2.2 美国国家信用衰落的内部隐患:国债主动违约风险、无底线量化宽松、财政纪律松弛 |
| 6.2.3 欧元作为美元潜在替代者的国家信用缺陷 |
| 6.3 美日英德法的国家信用测度 |
| 6.3.1 体系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3.2 熵值法赋权 |
| 6.3.3 结果分析 |
|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 7.1 1500 年以来的信用—霸权周期演进 |
| 7.1.1 荷兰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1.2 英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1.3 美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2 美国信用—霸权周期的未来 |
| 7.2.1 美国金融市场体系的风险累积 |
| 7.2.2 全球化的分裂 |
| 7.3 疫情后的中国选择 |
| 7.3.1 中国的国债市场化道路、差距与对策 |
| 7.3.2 央行独立性与财政纪律 |
| 7.3.3 金融市场深化与开放 |
| 7.3.4 提升产业科技竞争力夯实国家信用之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雏鹰农牧强制退市案例研究 ——基于公司治理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财务业绩与企业退市研究 |
| 2.1.1 财务指标与企业退市 |
| 2.1.2 盈余管理与企业退市 |
| 2.2 公司内部治理与企业退市研究 |
| 2.2.1 股权结构与企业退市 |
| 2.2.2 董事会特征与企业退市 |
| 2.2.3 退市制度规范公司内部治理 |
| 2.3 公司外部治理与企业退市研究 |
| 2.3.1 政府监管与企业退市 |
| 2.3.2 市场机制与企业退市 |
| 2.3.3 外部投资者与企业退市 |
| 2.4 文献述评 |
| 第3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3.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3.2 理论基础 |
| 3.2.1 公司治理理论 |
| 3.2.2 委托代理理论 |
| 3.2.3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3.2.4 契约理论 |
| 3.2.5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案例背景及概况 |
| 4.1 案例背景 |
| 4.1.1 我国上市公司退市情况 |
| 4.1.2 我国畜牧业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
| 4.2 雏鹰农牧公司概况与治理模式 |
| 4.2.1 公司概况与业务布局 |
| 4.2.2 上市初期内部治理结构 |
| 4.3 雏鹰农牧强制退市过程 |
| 4.3.1 危机爆发 |
| 4.3.2 退市风险警示 |
| 4.3.3 股价跌破面值退市 |
| 4.4 雏鹰农牧被质疑存在的问题 |
| 4.4.1 财务舞弊 |
| 4.4.2 债务违约 |
| 4.4.3 内部交易违规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内部治理结构的雏鹰农牧退市原因分析 |
| 5.1 股权结构层面 |
| 5.1.1 股权结构过度集中 |
| 5.1.2 实控人深陷股票质押纠纷 |
| 5.1.3 大股东定向增发进行利益输送 |
| 5.2 董事会特征层面 |
| 5.2.1 家族式董事会决策缺乏科学性 |
| 5.2.2 董事会监督职能失效 |
| 5.2.3 董事会代理问题严重 |
| 5.3 管理层层面 |
| 5.3.1 管理层人员设置重叠度高 |
| 5.3.2 内部人控制下盲目进军互联网、类金融领域 |
| 5.3.3 重金布局高端市场,现金流持续为负 |
| 5.3.4 高管增持计划未达成 |
| 5.4 监事会层面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基于外部治理机制的雏鹰农牧退市原因分析 |
| 6.1 外部市场环境与行业周期性 |
| 6.2 新闻媒体的负面报道 |
| 6.3 外部审计机构职责缺失 |
| 6.4 投资者对公司发展失去信心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对外部监管部门的建议 |
| 7.2.2 对上市公司的建议 |
| 7.2.3 对投资者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A股上市公司业绩预告中“黑天鹅”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外业绩预告研究综述 |
| 1.2.2 业绩预告研究“黑天鹅”综述 |
| 1.2.3 国内外“黑天鹅”现象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路线图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可能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行为金融学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1.3 锚定效应理论 |
| 2.1.4 有效市场的理论(EMH) |
| 2.2 “黑天鹅”基本理论 |
| 2.2.1 黑天鹅的定义以及特点 |
| 2.2.2 业绩预告“黑天鹅”概念界定 |
| 第三章 A股上市公司业绩预告“黑天鹅”现象的统计调查 |
| 3.1 “黑天鹅”相关案例 |
| 3.2 我国业绩预告制度及披露现状 |
| 3.3 我国上市公司财务预告中“黑天鹅”现象统计 |
| 3.3.1 我国上市公司财务预告业绩预告数据来源(6年) |
| 3.3.2 业绩预告数据分类 |
| 3.3.3 2013-2018年业绩预告“黑天鹅”现象的基本统计 |
| 3.4 “黑天鹅”现象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
| 3.4.1 对资本市场层面的影响 |
| 3.4.2 对行业及企业层面的影响 |
| 3.4.3 对投资方层面的影响 |
| 第四章 业绩预告“黑天鹅”现象的统计分析 |
| 4.1 外关联性层面统计分析 |
| 4.1.1 治理缺失下“恶化”现象的统计分析 |
| 4.1.2 行为金融学的视角下重复现象统计分析 |
| 4.1.3 资本性质视角下的统计分析 |
| 4.2 内关联性层面统计分析 |
| 4.2.1 “st”上市公司的统计分析 |
| 4.2.2 信息不对称视角下统计分析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 |
| 5.1 研究结论 |
| 5.1.1 外关联性层面结论 |
| 5.1.2 内关联性层面结论 |
| 5.1.3 业绩预告“黑天鹅”现象的影响结论 |
| 5.2 研究对策 |
| 5.2.1 监管层层面的对策 |
| 5.2.2 行业以及企业层面的对策 |
| 5.2.3 投资方层面的对策 |
| 5.3 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参加科研情况及获得的学术成果 |
（7）中国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制度有效性的衡量标准研究 |
| 1.2.2 制度有效性的影响因素研究 |
| 1.2.3 股票市场制度研究 |
| 1.2.4 国内外研究评析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股票与股票市场 |
| 2.1.2 股票市场制度 |
| 2.1.3 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 |
| 2.2 新制度经济学对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的理论分析 |
| 2.2.1 制度的基本理论与股票市场制度功能界定 |
| 2.2.2 交易费用理论与股票市场制度成本测度 |
| 2.2.3 制度变迁理论与股票市场制度演变的路径依赖 |
| 2.2.4 包容性制度理论与股票市场制度创新的包容性 |
| 2.3 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评价标准 |
| 2.3.1 股票市场制度应然有效性评价 |
| 2.3.2 股票市场制度实然有效性评价 |
| 第3章 中国股票市场制度与美国股票市场制度比较 |
| 3.1 中国股票市场制度产生与发展 |
| 3.1.1 诱致性制度变迁引致中国股票市场的产生 |
| 3.1.2 强制性制度变迁推动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 |
| 3.2 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功能定位 |
| 3.2.1 股票市场制度功能的一般论述 |
| 3.2.2 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功能演进 |
| 3.3 美国股票市场制度与中美股票市场制度比较 |
| 3.3.1 美国股票市场制度 |
| 3.3.2 中美股票市场制度比较 |
| 第4章 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应然有效性分析 |
| 4.1 股票市场制度安排的普适性与包容性分析 |
| 4.1.1 政府主导与市场均衡的冲突 |
| 4.1.2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冲突 |
| 4.2 股票市场制度实施机制有效性分析 |
| 4.2.1 监管层与被监管者博弈模型 |
| 4.2.2 监管职能弱化导致股票市场制度实施机制低效 |
| 4.3 股票市场制度对参与主体的约束力分析 |
| 4.3.1 信息不对称与上市公司违规行为频发 |
| 4.3.2 短期利益效应与中介服务机构诚信缺失 |
| 4.3.3 先验信念与投资者投资行为偏差 |
| 4.4 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应然有效性分析小结 |
| 第5章 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实然有效性检验——股票市场基本功能效率评价 |
| 5.1 筹资-投资功能效率与中国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 |
| 5.1.1 股票市场筹资-投资功能效率评价方法 |
| 5.1.2 中国股票市场筹资功能效率评价 |
| 5.1.3 中国股票市场投资功能效率评价 |
| 5.2 资本定价功能效率与中国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 |
| 5.2.1 中国股票发行市场资本定价功能效率评价 |
| 5.2.2 中国股票交易市场资本定价功能效率评价 |
| 5.3 资本配置功能效率与中国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 |
| 5.3.1 股票市场资本配置功能效率衡量标准 |
| 5.3.2 中国股票市场行业维度资本配置效率评价 |
| 5.3.3 中国股票市场地区维度资本配置效率评价 |
| 5.4 中国股票市场基本功能效率评价小结 |
| 第6章 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实然有效性检验——股票市场衍生功能效率评价 |
| 6.1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功能效率与中国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 |
| 6.1.1 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1.2 中国股票市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功能效率评价 |
| 6.2 分散风险功能效率与中国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 |
| 6.2.1 研究方法 |
| 6.2.2 中国股票市场分散风险功能效率评价 |
| 6.3 信息传递功能效率与中国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 |
| 6.3.1 指标选取与模型设定 |
| 6.3.2 中国股票市场信息传递功能效率评价 |
| 6.4 中国股票市场衍生功能效率评价小结 |
| 第7章 中国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的评价与提升建议 |
| 7.1 中国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的评价 |
| 7.2 中国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的提升建议 |
| 7.2.1 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
| 7.2.2 提高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实施机制执行力度 |
| 7.2.3 强化中国股票市场制度约束力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未来研究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投资者V形处置效应与资产定价（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第四节 主要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处置效应的经验证据 |
| 一、处置效应的提出 |
| 二、个人投资者处置效应 |
| 三、机构投资者处置效应 |
| 四、处置效应的检验方法 |
| 五、V形处置效应的提出 |
| 第二节 处置效应的影响 |
| 一、对股票成交量的影响 |
| 二、对股票价格的影响 |
| 三、对投资收益的影响 |
| 第三节 处置效应产生的原因 |
| 一、Shefrin& Statman(1985)的理论框架 |
| 二、实现偏好理论 |
| 三、投机性交易动机 |
| 第三章 个人投资者V形处置效应研究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
| 二、模型设定和变量定义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 |
| 一、个人投资者交易特征 |
| 二、回归分析 |
| 第四节 研究结论 |
| 第四章 机构投资者V形处置效应研究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中国机构投资者发展历程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
| 二、模型设定和变量定义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 |
| 一、机构投资者交易特征 |
| 二、回归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结论 |
| 第五章 V形处置效应对A股定价的影响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样本与变量 |
|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
| 二、变量定义 |
| 第三节 V形处置效应与A股定价 |
| 一、股票净卖出压力VNSP的计算 |
| 二、描述性统计 |
| 三、投资组合分析 |
| 四、横截面回归检验 |
| 五、稳健性检验 |
| 第四节 进一步分析 |
| 第五节 结论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个人投资者V形处置效应 |
| 二、机构投资者V形处置效应 |
| 三、V形处置效应对A股定价的影响。 |
| 第二节 研究局限 |
| 第三节 研究启示 |
| 第四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VNSP的计算 |
| 附录 B 我国基金行业发展历程 |
| 附录 C A股投资者数量 |
| 附录 D 个人投资者持股和交易占比 |
| 附录 E 持股时长的计算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9）大额持股监管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论题价值与学术综述 |
| 三、基本思路和逻辑结构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大额持股监管制度的法理逻辑 |
| 第一节 大额持股监管的基本结构 |
| 一、大额持股的内涵及外延 |
| 二、与大额持股相关的证券监管制度 |
| 第二节 大额持股监管的思想源流 |
| 一、证券市场的内在本质与监管哲学演变 |
| 二、大额持股监管制度的定位与思想谱系 |
| 第三节 大额持股监管的制度价值 |
| 一、保护投资者利益 |
| 二、维护资本市场交易秩序 |
| 三、促进上市公司治理 |
| 第四节 大额持股监管的冲突平衡 |
| 一、大额持股监管的原则:比例原则 |
| 二、大额持股监管的方法:体系化 |
| 三、大额持股监管的陷阱:过度披露 |
| 第二章 大额持股监管对象的确定 |
| 第一节 权益拥有人 |
| 一、投资者、持股人 |
| 二、股份持有人、股份控制人、一致行动人 |
| 三、权益拥有人的来源 |
| 四、权益拥有人的界定 |
| 第二节 权益拥有人的构成要件 |
| 一、权益的认定 |
| 二、“拥有”的认定 |
| 三、一致行动人的认定 |
| 第三节 特殊权益拥有人的认定 |
| 一、特殊权益拥有人的含义 |
| 二、特殊权益拥有人拥有权益的认定 |
| 第三章 大额持股的静态监管:权益披露维度 |
| 第一节 大额持股权益披露的内容 |
| 一、境内大额持股权益披露的内容 |
| 二、境外主要成熟市场关于权益披露的内容设计 |
| 三、境内大额持股权益披露内容设计需要考虑的因素 |
| 第二节 大额持股权益披露的时限 |
| 一、境内大额持股权益披露的时限 |
| 二、美国大额持股权益披露的时限 |
| 三、欧盟、英国等大额持股权益披露的时限 |
| 四、境内大额持股权益披露时限设计需要考虑的因素 |
| 第四章 大额持股的动态监管:交易行为维度 |
| 第一节 慢走规则立法目的确定 |
| 一、慢走规则的起源及立法目的 |
| 二、慢走规则立法目的再辨析:充分信息下的行为理性 |
| 第二节 慢走规则的具体含义 |
| 一、初始持股比例5%的慢走规则 |
| 二、5%后持股变动比例每增减5%的慢走规则 |
| 第三节 违反慢走规则的交易行为有效性 |
| 一、交易行为无效论 |
| 二、交易行为效力待定论 |
| 三、交易行为有效论 |
| 第四节 慢走规则必要性的再思考 |
| 一、慢走规则的负面效应 |
| 二、慢走规则与变动1%即披露规则的叠加效应 |
| 第五章 大额持股监管的实现 |
| 第一节 大额持股违规行为的类型及性质 |
| 一、大额持股违规行为的类型 |
| 二、大额持股违规行为的行为性质 |
| 第二节 大额持股监管的主要实现路径:行政责任 |
| 一、责令改正 |
| 二、警告、罚款 |
| 三、限制表决权 |
| 四、存在争议的行政责任形式 |
| 五、大额持股违规行为的其他责任形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基于相对价格的沪深300股票投资组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现货市场中投资组合模型的风险控制 |
| 1.3.2 期货市场风险控制研究 |
| 1.4 本文研究框架 |
| 1.5 研究成果 |
| 第二章 基于相对价格收益率模型及VaR的研究 |
| 2.1 理论及模型的介绍 |
| 2.1.1 相对价格定义 |
| 2.1.2 收益率定义 |
| 2.1.3 模型的理论介绍 |
| 2.1.4 相对价格收益率的时间序列建模 |
| 2.1.5 VaR的测算 |
| 2.2 基于沪深300股票相对价格收益率分布模型的研究 |
| 2.2.1 相对价格收益率分布的正态分布及t分布检验 |
| 2.2.2 相对价格收益率的模型研究 |
| 2.2.3 时间序列建模及测算VaR的实证研究 |
| 2.3 小结 |
| 第三章 VaR风险控制体系下相对价格的投资组合模型 |
| 3.1 VAR风险控制体系的建立 |
| 3.2 构建相对价格投资组合μ_S-VaR_S模型 |
| 3.2.1 选股准则 |
| 3.2.2 建立投资组合模型 |
| 第四章 大盘牛熊的判别研究及检验 |
| 4.1 原先指标的实际研究 |
| 4.1.1 技术指标确定 |
| 4.1.2 综合指标的构造 |
| 4.2 综合指标改进的实际研究 |
| 4.2.1 新指标的引入 |
| 4.2.2 新综合指标的建立 |
| 4.3 新综合指标的检验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套期保值研究 |
| 5.1 短期最优套保比率模型的研究 |
| 5.1.1 构建ECM误差修正模型具体研究思路 |
| 5.1.2 短期最优套保比率计算研究 |
| 5.2 长期套期保值比率研究 |
| 第六章 套利模型的构建以及预测 |
| 6.1 建立套利模型 |
| 6.1.1 相关性检验 |
| 6.1.2 平稳性检验 |
| 6.1.3 建立套利模型 |
| 6.2 价格条件VAR的测算 |
| 第七章 基于相对价格的沪深300股票在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实证模拟研究 |
| 7.1 现货市场投资组合理论研究与实证 |
| 7.1.1 投资组合建立步骤股票配置的制度约束 |
| 7.1.2 基于时间序列建模投资组合实证模拟 |
| 7.1.3 基于投资组合μ_S-VaR_S模型实证模拟 |
| 7.1.4 小结 |
| 7.2 期货市场中的实际模拟操作 |
| 7.2.1 套利模型的实证研究 |
| 7.2.2 套期保值的实证研究 |
| 7.3 大类资产配置研究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A 相对价格收益率的模型研究(基于2009—2014数据) |
| 附录 B 连续相对价格收益率时间序列建模及VAR预测 |
| 附录 C 离散相对价格收益率时间序列建模及VAR预测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沪深证券交易所汽车类上市公司一周股市情况(2001年12月20日～12月26日)（论文参考文献）
- [1]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研究[D]. 曹文婷. 四川大学, 2021(12)
- [2]注册制下红筹企业跨境发行与上市的法律冲突研究[D]. 何俣. 华东政法大学, 2021
- [3]金融市场日历效应计量分析[D]. 高鑫杰. 长春工业大学, 2021(08)
- [4]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D]. 李黎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5]雏鹰农牧强制退市案例研究 ——基于公司治理视角[D]. 尹玲. 山东财经大学, 2021(12)
- [6]A股上市公司业绩预告中“黑天鹅”现象研究[D]. 李庚. 西安石油大学, 2020(04)
- [7]中国股票市场制度有效性研究[D]. 张璇. 吉林大学, 2020(03)
- [8]投资者V形处置效应与资产定价[D]. 李金龙.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9]大额持股监管法律制度研究[D]. 施金晶.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10]基于相对价格的沪深300股票投资组合研究[D]. 刘昱. 北方工业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