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假冒伪劣与市场结构(论文文献综述)
蔡璐[1](2020)在《政府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规制也称为管制、监管,是现代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制度安排,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集中体现。放松经济性规制和加强社会性规制是当前政府规制的两大发展趋势。放宽市场准入、简化审批流程、价格市场化、清除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政策法规,目的都是从体制机制上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建设。加强职业安全规制、产品质量规制和环境规制,是从企业要素获得、成本负担、区位选择角度,优化营商环境建设。通过监管创新发挥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监管创新利用大数据、互联网实现信息共享,实现大数据监管、协同监管;采用“双随机、一公开”加强监管震慑和减轻企业负担;完善信用体系建设,加强信用监管,建立诚信交易环境。近年来,我国营商环境国际排名从2003年的83名,提高到2020年的31名,整体水平有显着提高。我国幅员辽阔,资源禀赋不同,地区间还存在差异。东部沿海地区营商环境水平较高,内陆地区营商环境水平较低。这与地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有重要关系。政府规制的范围、强度、方式,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民营经济发展、市场发育程度、法制化建设方面的影响,都间接表现在一个地区的营商环境上。良好的环境对企业开办、运营、竞争和发展都起着积极促进作用,同时会带动地区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已经认识到科学理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减少过度的经济性规制,对建立公平竞争市场、提高政务服务水平的重要意义。社会性规制通过要素流动、生产成本、自然环境等方面,影响着企业要素获得、成本负担和区位选择。因此,本文根据政府规制的性质,分别从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研究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机制,提出优化路径。研究发现,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存在路径依赖,始终保持着优化发展的趋势。过度的经济性规制对营商环境存在抑制作用,社会性规制对营商环境具有促进作用。本文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文献综述部分。对政府规制与营商环境的内涵进行国内外文献梳理。从价格规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放松价格规制对福利的影响,放宽市场准入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放松金融规制对金融市场供给侧改革,职业安全规制对劳动者与企业成本的影响,产品质量规制营造诚信市场环境,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竞争等方面,分类归纳了政府规制影响营商环境的研究现状及主要结论。第二,机理分析部分。本研究认为:政府规制通过制度调节影响市场主体活力。规制时滞对技术创新、交易便利、公平竞争的刺激并不一定是正向的。过度金融规制扭曲了金融效率,削弱了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恶化营商环境。规制波动增加企业生产预期的不确定性,抑制了生产积极性。地方政府规制不是独立的,规制竞争策略对营商环境影响取决于策略互动的类型。第三,现状分析部分。将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政府规制实践发展进程划分为4个阶段。酝酿阶段(1979-1992)——起步阶段(1993-2001)——全面建设(2002-2013)——改革创新(2013-至今)。经济性规制逐渐放松,政府直接干预减少;社会性规制机构改革合理、规制手段提高,不断加强社会性规制。改革开放后的营商环境的建设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萌芽阶段(1979-2012)——初步实施(2013-2016)——全面推进(2017-至今)。在政府规制的影响下,国内市场竞争程度提高、创业主体数量增加、政务服务便利化,但也存在违约失信现象突出、区域间营商环境非平衡发展的问题。第四、实证分析部分。主要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等,选择2008-2018年30省份面板数据,构建省级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对价格规制、进入规制、金融规制、职业安全规制、产品质量规制、环境规制与营商环境进行实证分析。选择系统GMM模型、门槛模型、空间模型等实证检验了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存在路径依赖,始终保持着优化发展的趋势。过度的经济性规制对营商环境存在负面影响,社会性规制对营商环境具有正向影响。并对5种理论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第五、案例分析部分。对我国规制实践与营商环境建设进行案例研究。为保持与政策文件用词统一,采用政府监管代替政府规制。通过监管创新发挥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将影响过程提炼为BCRS模型。采用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和选择式编码三个步骤,揭示了监管创新是一套“组合拳”,包括大数据监管、信用监管、“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和协同监管。第六、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部分。研究发现,过度的经济性规制对营商环境存在抑制作用,社会性规制对营商环境具有促进作用。从完善经济性规制角度提出加强规制理论研究、提高规制法制化水平。从完善社会性规制角度提出降低产权界定成本、保持规制稳定和推进环境规制竞争。从监管创新的角度提出探索智慧监管、推动信用监管、提高“双随机、一公开”效能和落实协同监管的对策建议。通过以上研究,本文得到如下研究结论: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存在路径依赖,始终保持着优化发展的趋势。过度的经济性规制对营商环境存在负面影响,社会性规制对营商环境具有正向影响。具体来说:第一,平等对待各类市场主体有利于营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明晰产权对企业形成一种约束,有利于塑造绿色环保的外部“硬环境”。寻租维持了企业原有垄断地位,难以形成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第二,价格规制时滞会激发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但进入规制时滞使企业错过最佳的进入时机。第三,过度金融规制扭曲了金融效率,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形成融资约束。第四,规制波动对生产预期产生不良影响,难以形成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第五,我国营商环境存在空间上“高高”、“低低”聚集分布。政府间环境规制存在“逐顶竞争”策略,加强环境规制不仅提高了当地营商环境水平,对周围省份的营商环境也具有促进作用。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阐述了政府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机理,解释了二者之间的作用路径。分析了制度调节的作用机理,价格规制时滞与进入规制时滞的作用机理,过度金融规制抑制金融效率对企业融资的影响,规制波动加剧生产预期的不确定性,地方政府间规制竞争对营商环境的作用。二是构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省级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包含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律制度和创新环境4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20个三级指标。采用文本分析法,结合《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赋权重,得到省级营商环境得分。三是采用多案例分析,揭示了监管创新作为一套“组合拳”,包括大数据监管、信用监管、协同监管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4个方面。通过监管创新发挥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将影响过程提炼为BCRS模型。但在构建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及搜集较全面的数据方面仍需要进一步完善与深入研究。
陈忠明[2](2019)在《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数量得到充分的保障,在满足数量需求后,农村居民对食物的质量需求逐渐增加。而当前农村食物市场安全问题严重,引起了农村居民的广泛关注,农村居民的食物安全消费意识不断增强,安全性已经成为农村居民食物消费行为的一个重要特征。农村居民食物消费过程中的安全行为较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结果的安全性,因此,研究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重点是研究农村居民食物消费过程的安全行为。通过研究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认知现状、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选择、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传导路径,能够梳理出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特征和规律,找出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利于改进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中国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又有自己独特的特点,既有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又有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通过对这两种行为的研究,能够丰富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研究。论文首先从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演进入手,总结出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演进的规律和特征,并对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认知现状进行分析。其次,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效用理论对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选择进行分析,阐述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和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产生的机理,并分析两种行为选择的食物品种的差异。再次,分析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消费的演变以及不同个体特征、不同家庭类型和不同地域类型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差异,并进一步分析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的变动趋势;从购前、购中和购后等几个阶段来分析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然后,基于前人的研究,并结合实地深度访谈,找出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解释模型;对相关变量进行界定并设计量表,对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的检验;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传导路径进行分析。最后,对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改进进行分析。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从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演进来看,质量安全已经成为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主要考虑因素之一,安全性已经成为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一个主要特征。通过微观调查发现,大多数农村居民对食物安全处于关注的状态,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居住地点、家庭婴幼儿情况和收入等因素影响了农村居民食物安全关注程度。农村居民对自身健康与食物安全认知情况会影响其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当农村居民对食物安全与自身健康认知充分时,就会积极主动地获取食物安全方面的信息;当农村居民对食物安全与自身健康的认知不足时,平时就不会太关注食物安全方面的信息。另外,农村居民对安全性食物和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认知存在不足。(2)农村食物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导致了商品性食物市场不安全问题的出现,商品性食物市场不安全问题的出现一方面会增强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意识,另一方面也会促使农村居民出现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这样,农村居民就出现了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和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决策行为的选择需要考虑预期总效用最大化,总预期效用等于预期收益效用和预期安全效用的乘积。当预期收益效用和预期安全效用都高时,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总的预期效用才高;当预期收益效用和预期安全效用有一个较低时,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总的预期效用就会低;当预期收益效用和预期安全效用都处于中等时,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总的预期效用处于中等。在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决策时,个人风险偏好不同,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决策不同。风险规避型农村居民在购前、购中和购后行为均表现出较高的安全性,风险中性的农村居民在购前、购中和购后行为表现的安全性一般,喜欢冒风险的农村居民在购前、购中和购后行为表现的安全性较弱。对于生产技术要求较高、生产周期较长、本地气候不适宜、耗费大量劳动等类型的食物需要靠市场予以满足,对于生产技术简单、周期较短、本地气候适宜和耗费劳动较少等类型的食物往往靠自给性生产予以满足。(3)当前农村居民对自给性食物的消费一共有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五种层次的需要,安全需求是现阶段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消费中表现最广泛、最迫切的需求。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人均纯收入、家庭劳动力兼业程度、家庭婴幼儿情况、家庭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了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从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支出的影响因素来看,主要受到城镇化进程的负向影响。进一步从城镇化率与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支出比重之间的相互影响来看,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呈现下降的趋势。未来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会进一步下降,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会进一步提高,因而,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需要重点关注。(4)对于不同类型商品性食物,农村居民在决策过程中介入的程度不同,进而行为的安全性程度也不同,高介入购买决策、一般介入购买决策和低介入购买决策这三种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购买决策类型受到食物的价值、消费习惯和食用食物人群对家庭的重要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同时,同一类的食物在不同情境,不同时间的购买决策类型又有所差异。在商品性食物购买前,农村居民意识到商品性食物存在安全问题后,会主动从家人、亲戚、朋友、邻居、媒体、政府、商业宣传等渠道搜集食物安全信息,也会通过个人过去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来获取食物安全消费信息,农村居民还通过比较辨别来获取食物安全信息。在商品性食物购买中,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主要体现在渠道的选择、品牌的关注和标识的关注等方面,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消费渠道的选择行为、品牌关注行为和标识关注行为主要受到商品性食物价值、消费习惯、生活方式的变化、临时情况、商家促销活动、商家导购宣传以及消费某一食物人群对家庭的重要程度的影响。农村居民对于价值较高、食用者对家庭较为重要的商品性食物的食用与保存能够按照食用说明及保存要求来做,对于价值较低的商品性食物食用与保存很少或者不能按照要求来做。在商品性食物购买后,农村居民如果发现有质量安全问题,不同情况采取的行为不同。对于一次购买数量较多并且单价低的食物来讲,由于数量较大,一般不会选择丢掉,而是要求赔偿或者换货。而对于单价低并且购买数量少的食物来讲,如果发现有质量问题,大部分农村居民选择丢掉,其次选择换货或者赔偿。对于价值较高的商品性食物来讲,购后发现质量问题,大部分会要求赔偿,有些会选择投诉,有些会要求换货。(5)通过文献综述法和深度访谈法确定了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并构建了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解释模型和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解释模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及行为传导路径,研究结果显示:态度、主观规范、习惯和知觉行为控制都显着影响了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意向。其中,主观规范的路径系数最大。行为意向、知觉行为控制和行为习惯对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有显着的影响。知觉行为控制和习惯部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行为,部分直接影响行为。态度、主观规范、过去行为和知觉行为控制都显着影响了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意向。其中,行为态度对行为意向的标准化路径系数最大。行为意向、知觉行为控制和过去行为对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有显着的影响。知觉行为控制和过去行为部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行为,部分直接影响行为。(6)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是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的主要方面,而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是在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的一种被迫选择。因此,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改进的重点是对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改进。首先应该改进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认知,其次应该改进农村食物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再次应该改进农村食物市场结构,最后应该改进农村食物市场公共服务。与己有的研究相比,本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新探索和尝试:第一,本文主要研究了农村居民食物消费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安全行为,给出了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概念,将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分为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和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分析了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形成机理,为学术界研究中国特色的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提供一个思路。第二,基于恰亚诺夫农民模型构建了农村居民家庭商品型农业生产—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模型和农村居民家庭获取收入型劳动投入—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模型,进一步丰富恰亚诺夫农民模型。将激励理论运用到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效用分析中,丰富和扩展了预期效用理论和风险偏好理论。第三,将习惯这一变量引入到计划行为理论中,增强了计划行为理论用于分析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解释能力,将过去行为这一变量引入到计划行为理论中,增强了计划行为理论用于分析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解释能力。分析了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与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传导路径,丰富了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理论。
赵晓奔[3](2019)在《制度、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演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产业协同演化研究是产业组织理论和演化经济学的一个前沿课题。本文尝试结合产业组织学、演化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复杂系统理论等相关学科理论,对制度、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演化进行研究,以期提供能够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制度、技术创新和产业之间的协同演化。三者之间的协同演化是通过“企业家精神”建立反馈环进行协同演化的:制度激励企业家迸发出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推动技术创新,进而驱动产业发展,而制度变迁由地方政府竞争引致而起。这其中包含制度与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三个环节,其中企业家精神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把制度、技术创新、产业三者之间的关系耦合起来。本文提出地方政府竞争影响制度变迁的机制。地方政府之间开展竞争,为了赢得优势,地方政府必须加强学习,从而在现有存量知识的基础上改善知识结构并获得新的知识和技能。地方政府竞争行为主要通过四条途径型塑制度变迁。一是意识形态。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史,就是思想观念不断突破、调适的过程,伴随着思想观念的变化是制度变迁,从经济和政治方面相应地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思想观念是否及时转变,转变得快还是慢,是地方政府竞争的主要内容。二是政治企业家的知识和偏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取决于官员素质和能力之争,有能力的官员能感知到并实现发展机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没有能力的,就会丧失机遇,一旦失去机遇就可能延误一代甚至几代的发展。显然,政治企业家的学习对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具有重要意义。三是“地方政府类公司化”的管理模式。地方政府最为突出的类公司特征是地方政府官员具有了类似于“企业家”的决策权力。“地方政府类公司化”揭示了地方政府活动的主要内容和方式,是影响制度变迁的重要途径。四是地方政府治理水平。一个地方的制度创新水平与这个地方的治理水平大有关系。地方政府改进治理水平的过程,也就是一些规范社会运作和维护公共秩序的制度变迁过程。鉴于地方政府官员的能力水平,加之地域文化影响,使每个地方的政府治理水平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其次,采用模拟仿真、案例分析、实证研究三种方法进行研究。从复杂自适应系统的角度构建制度、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演化的概念模型。该模型由产业环境行为和企业行为构成一个人工生命环境,企业在一定产业环境中运行。潜在企业根据市场竞争情况决定是否进入市场,在位企业根据盈利、资本存量、市场份额等情况决定是否退出。产业环境行为包括政府支持、区域企业家精神、市场总需求,企业行为包括创新、产品竞争、市场退出、建立新企业。根据概念模型和参数赋值,运用MATLAB对模型进行模拟仿真。设定20个时期进行模拟实验,模拟模型运行的结果与理论分析基本吻合。一是制度、技术创新和产业规模均随时间的变化不断增长。二是发现居民对创业创新的认知和新增企业数量对企业家精神的生成和演化影响较大,新增企业家数量体现市场竞争激烈程度。这说明市场竞争激烈程度对企业家精神具有深刻的影响。三是制度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与产业、制度与企业家精神之间均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制度、技术创新、企业家精神与产业之间协同演化。以温州电气产业发展为例对制度、技术创新和产业协同演化进行分析。实践证明,推动温州电气产业演化的动力是制度和技术的协同演化,而制度与技术的协同演化是通过激发企业家精神来推动的。地方政府的制度供给在温州电气产业演化过程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政府官员的知识和偏好型塑了温州电气产业发展所必需的制度变迁方向。设定计量模型,构建了制度质量方程、技术创新方程、企业家精神方程、产出规模方程。研究结果表明,制度滞后一期对制度质量产生负向显着影响,产业规模、技术创新、企业家精神对制度质量都产生正向显着影响;企业家精神、制度质量、市场结构对技术创新产生正向显着影响;制度质量、二阶制度质量对企业家精神产生正向显着影响;二阶资本投入、人力资本、制度质量、二阶制度质量、一阶企业家精神都对产出规模有正向显着影响。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制度、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演化机制。再次,本文在四个方面进行了创新尝试。一是根据复杂自适应系统理论,以企业和产业互动演化为框架,设计产业发展人工生命环境,构建制度、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演化概念模型,并运用MATLAB进行仿真模拟。这是本文的主要创新。二是建立制度与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三个反馈环,并构建能力—机会—企业家精神生命周期矩阵图,分析企业家精神在制度、技术创新协同演化过程中的“催化剂”作用。三是构建地方政府竞争—学习—制度变迁分析框架,提出中国政治体制下地方政府通过意识形态、政治企业家知识和偏好、地方政府公司类公司化、地方政府治理水平等途径型塑制度变迁。四是构建制度质量方程、技术创新方程、企业家精神方程、产出规模方程,设定计量分析模型。第四,提出了四点简要政策建议。一要建立健全决策科学、运行规范、执行有效的现代政府治理体系。二要把改善营商环境作为制度竞争的核心。三要营造积极进取、开放包容的社会文化。四要引进高端创新要素。
杨平宇[4](2014)在《中国农村消费品流通业效率研究》文中指出农村消费群体是拉动我国内需的重要力量,挖掘农村消费市场,不仅可以提高消费水平和改善消费结构,更有利于拉动经济平稳增长。但当前我国广大农村居民无论在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消费环境上都与城镇居民具有显着差距。我国农村流通业发展严重滞后是不争的事实,而农村流通业中的消费品流通业是农村消费者的直接消费渠道,对撬动农村消费市场起着更为直接的作用。这也引发了本文对当前我国农村消费品流通业发展问题的思考。以往学者的研究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进步,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将逐渐下降,以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为主要内容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其中效率提升更是产业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在综合分析现代效率理论与方法基础上,本文从效率提升视角研究我国农村消费品流通业的发展问题,揭示我国农村消费品流通业发展的源泉,分析我国农村消费品流通业效率的地区差异和缺失所在,指出促进我国农村消费品流通业发展的效率提升路径,以期促进我国农村消费品流通业持续、健康发展。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如下:本文第一部分对我国农村消费品流通业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通过对以往研究文献的搜集和整理以及统计数据的分析,将我国农村消费品流通体制变革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49-1952年)为农村消费品流通的公私兼营的市场调节阶段;第二阶段(1953-1977年)为农村消费品流通的计划经济阶段;第三阶段(1978-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阶段;第四阶段(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需求约束型的市场经济阶段。通过对我国农村消费品流通体制变革的分析,总结得出我国农村消费品流通业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变革路线,即统一市场、市场竞争、产权转变和引入现代流通方式。本章还从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角度,对当前我国农村消费品流通业组织现状进行了描述。从市场结构角度来看,当前我国农村消费品流通业产业呈现集中度低、规模小、业态差异化程度低和城市流通业进入农村市场成本壁垒高等特点;从市场行为角度来看,当前我国农村消费品流通业呈现低价竞争、产品质量不高、投资扩张动力不足和技术进步缓慢的特点;从市场绩效角度来看,当前我国农村消费品流通企业绩效低下,赢利能力不足。本文第二部分是全篇的理论和方法基础。首先,梳理和总结了以往学者关于效率理论的研究,分析了效率和生产率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并结合现代效率理论观点给出了本文流通业效率的定义。其次,梳理和总结了以往学者关于流通业效率的测量方法。一种方法是通过建立流通效率评价指标,并结合指标收集相关数据进行效率测度;而另一种方法以Farrell (1957)现代效率理论为基础,基于生产前沿函数的效率测量方法。再次,为考察农村消费品流通业效率的动态变化、技术进步,以及对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分解,本章还介绍了Malmquist指数方法。此外,本部分还梳理了效率影响因素的一般理论以及以往学者关于流通业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通过总结以往学者关于流通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为本文第6章构建我国农村消费品流通业影响因素计量模型提供前提假设。本文第三部分分别从效率指标测度方法和DEA方法对我国农村消费品流通业进行实证测度。首先,从构建的效率指标体系分析结果来看:近年来我国农村消费品业呈现快速发展趋势;农村消费品流通业在农村二、三产业中的比重经过了一个快速提升到比较平稳的阶段。但目前,我国农村消费品流通业组织化程度较低,企业规模较小;农村消费品流通业劳动效率增长速度较快,特殊年份劳动效率的下滑主要是因为通货紧缩、市场需求不足,农村消费品流通业营业收入减少造成的;近些年农村消费品流通业盈利能力有缓慢下降的趋势。盈利能力缓慢下降与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消费品流通业竞争程度不断加剧有着主要的关系。其次,从DEA相对效率角度来看,我国农村消费品流通业效率存在显着的地区差距,按照东、中、西部的顺序依次降低;当前各地区农村消费品流通业投入不足和投入冗余情况同时存在。其中辽宁、山东、广东、江西和广西等地区增加投入量已经不能带来更高比例的产出,应该考虑减少企业数、人员数和各种资本投入,提高投入产出效率。吉林、黑龙江、重庆、云南、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地区适当增加投入量,产出量将有更高比例的增加。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农村消费品流通业投资增长的发展方式己经达到一个临界状态,东部和中部的某些省份已经处于规模递减阶段,通过扩大资本投资来增加产出已经不是一个有效的选择,这些地区应该提高投入质量,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管理水平来促进效率的提升。本文第四部分基于DEA-Malmquist全要生产率指数模型,对2007-2012年我国农村消费品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情况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2007-2012年间,技术进步是中国农村消费品流通业全要素增长的主要支撑,效率变化产生了一定负作用。研究期间农村消费品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为2.2%,从其构成来看,技术进步指数年均增长3.3%,效率变化指数平均每年下降1.1%,基本呈现下降趋势。另外,分析表明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并不平衡,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技术进步、效率改善均好于中西部地区。在技术进步方面,各大区域技术进步均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着主要推动作用,但在效率水平方面,近年来,只有东部地区的效率水平有所提高,中部和西部地区效率水平都有所下降。因此,我国农村消费品流通业发展过程中,除了应重视增加资本投入和推进技术进步,更应该着力提高经营效率。这就要求各地政府大力推进农村消费品流通企业经营理念、管理能力和技术应用等方面的快速提高,使得流通投入的效力得到充分的释放,从而维持农村消费品流通业较高的生产率。同时,政府还应鼓励地区间的学习、模仿和技术流动,特别要减少落后地区效率提升的体制障碍和技术壁垒。本文第五部分对影响我国农村消费品流通业效率的外部环境因素进行了假设,认为农村居民收入、农村人口密度、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信息化水平和我国连锁零售业的发展与农村消费品流通业效率相关。在研究假设的基础上,采用超效率DEA-Tobit面板数据模型对这些环境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分析结果显示:(1)农村居民收入与农村消费品流通业效率正相关、相关效果显着。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差异是造成我国不同地区农村消费品流通业相对效率显着差异的主要原因。(2)农村人口密度与农村消费品流通业效率呈负相关、影响效果显着。本文分析认为这种负相关可以从两个角度解释:其一,人口密度低的地区一般来说较为偏远,农村消费品流通业竞争程度较低,单个企业的市场份额较高,营业收入也相对较高;其二,偏远地区农村消费品市场的政府监管较为薄弱,农村消费品流通企业可以通过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获得较多的利润。(3)连锁零售业发展水平与农村消费品流通业效率呈正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连锁零售业发展对农村消费品流通业效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4)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与农村消费品流通业效率呈正相关,影响效果显着。分析结果表明公路建设对农村消费品流通效率水平提高有积极的影响。农村公路通车里程快速增加,技术等级不断提高,带来了农村商品运输成本大幅降低,农村消费品流通效率不断提高。(5)农村信息化水平与农村消费品流通业效率呈负相关,影响效果显着。可能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虽然近年来农村地区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我国农村消费品流通业信息化技术引入程度落后于农村地区信息化发展水平。其次,随着农村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网络购物渠道抢夺农村消费市场的程度也在不断加强。第三,随着农村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农村消费品对假冒伪劣商品的认识程度也在不断提高,这也使农村消费品零售企业靠销售低档商品获得不正当利润的行为减少。本文最后一部分对前面研究的主要结论进行了总结,并从宏观环境角度和企业微观角度提出了提升我国农村消费品流通业效率的主要措施,其中宏观方面的主要措施包括:(1)确立市场机制决定作用的农村商品流通体制,完善政府支持政策;(2)推动农村消费品流通业信息化建设;(3)加强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4)制定区域产业政策,促进农村消费品流通业协调发展。微观方面的主要措施包括:(1)创新农村连锁经营形式,降低流通成本;(2)丰富商品和服务内容,提高单位面积产出效率;(3)提高库存周转率与流动资本利用效率。
潘亚柳[5](2013)在《收入分配、政府监管与产品质量》文中指出本文主要从收入分配与政府监管的角度对人们的产品质量选择以及劣质品出现与解决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人们消费时,不仅要选择产品的数量,还要选择产品的质量。一般来说,高质量产品价格较高,低质量产品的价格较低。不同消费人群对产品质量的需求不同,有的偏好高质量产品,有的偏好低质量产品,导致这种偏好差异性的最主要原因是人们收入水平不同决定的他们对产品质量的支付意愿不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显然也要考虑到人们的产品质量需求,一方面要提供不同质量档次的产品,另一方面要决定各种质量水平的产品生产多少,从而在市场均衡的情况下,会形成一定的产品质量分布。人们的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分配对产品质量的分布有重要影响。在收入分配影响高低质量产品在数量比例方面构成情况的研究中,本文构建了既定以及内生收入分配下产品质量选择模型,通过分析发现,因为低收入者对高质量产品的偏好及支付能力较低,所以低收入人群扩大会减少人们对高质量产品的消费,从而增加低质量产品的比重。然而,并非在任何情况下,收入分配越接近平均,低质量产品的比重就越小;当收入分配极度不平等时,改善收入分配反而会增加低质量产品的比重。进一步地,本文抛开对产品数量选择的研究,集中分析收入分配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假设每个消费者只购买一单位产品。在收入分配方面,假设收入服从正偏分布,并借助洛伦兹曲线与相对集中曲线得出各种参数变化下收入分配不平等性是否得到改善。通过分析发现,当通过重新分配收入,并且使人们变得更穷的方式实现收入不平等的改善时,虽然收入不平等得到了改善,但是无论是高质量产品还是低质量产品的质量水平的总趋势都是下降的。但在既定的收入分配方式下,改变收入水平的上限或下限,情况就不同了。对高质量产品来说,无论是收入水平上限提高还是收入水平下限提高,产品的质量水平都会得到提高。但对低质量产品来说,当既定收入分配不平等性较严重时,收入水平上限的增加,可以促使低质量产品质量水平提高,收入水平下限的增加,会导致低质量产品质量水平的下降;反之,当既定收入分配较平等时,收入水平上限的增加,对低质量产品的质量水平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收入水平下限的增加,却会明显提高低质量产品的质量水平。此外,当收入分配改善到一定程度,还会导致市场上对低质量产品的需求降为0,低质量产品消失;当收入水平的下限提高到一定程度,即使收入分配状况不那么平均,低质量产品也有可能从市场上消失。当考虑产品的质量标准后,低质量产品又可以划分为低质量合格品与不合格产品即劣质品。劣质品的出现,除了与通常认为的信息不完全相关外,也与低收入者的产品质量支付意愿偏低相关,即因为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与支付意愿偏低,所以对这部分劣质品有真实需求。只要消费者认为购买劣质品承担的风险成本与劣质品价格之和仍小于同类高质量产品的价格,他们就会继续购买劣质品;直至劣质品的质量过低,危害性太大,导致风险成本与劣质品价格之和超过同类高质量产品的价格才会停止购买。鉴于这部分劣质品的出现并不是产品供求双方信息不完全造成的,因此我国现行的以信息披露与打击惩治为主的产品质量监管模式没有办法解决这部分劣质品的问题,这是导致政府质量监管不力的一方面原因。因此,针对收入引起的劣质品问题,还应该制定出解决收入问题的配套措施,可以采用补贴的方式,比如一次性转移支付、对经销商进行补贴、现金返还,以及对生产商进行补贴等。一次性转移支付不能引导消费倾向,因此不适用于极度贫困的消费者;对经销商进行补贴在推行上可能会遇到诸多困难;比较好的方式是对低收入者消费合格产品进行现金返还,当然这有赖于政府部门对产品质量的认证和监管;对生产商进行补贴只适合部分产品,比如对私立幼儿园校车的补贴。本文对政府监管不力的另外一些原因进行了拓展,认为质量监管不独立于政府,政府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量,在地方利益与产品质量监管目标相冲突时,政府放弃产品质量监管方面的目标,也会导致产品质量监管的不力。为证明这个问题,本文将模型建立在一个正品厂商与冒牌厂商共存的某一信任品市场上,假设政府是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的。通过研究发现,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的政府虽然会对产品质量进行监管,但又不会彻底杜绝非法厂商的存在,反而默许部分冒牌低质量产品进入市场,导致整个市场的平均质量水平不是最优的。这种做法极大地损害了消费者的福利。如果要改变这种局面,最根本的方法还是要在政府的目标函数中加入社会福利最大化,并使之成为一项重要目标,这样一来政府对产品质量水平的坚决维护才能成为一种自觉。
李志德,窦志铭[6](2013)在《市场化程度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在对市场结构与产品质量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并通过选取中国26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997—2009年期间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研究市场化程度对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从长期来看,市场化发展程度与产品质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一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将有助于提升产品质量水平;不过,市场化程度提高对于提高产品质量的边际贡献率存在区域差异,总体上西部地区(含东北地区)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文章最后就如何建立有助于提升产品质量的长效机制提出了政策建议。
李志德[7](2012)在《中国产品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促进产品质量发展是改善民生的需要,也是提升我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需要,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然选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以“中国产品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研究”作为选题,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在现有产品质量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经验,针对我国产品质量发展的现状,探索有助于促进产品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设计适合我国产品质量发展的政府监管模式,为我国产品质量发展实践提供借鉴。因此,研究我国产品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切合我国实际,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在对“产品质量”、“产品质量发展”等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对概念的指标及其测量方法进行了探讨,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品质量发展的历史、现状及其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总结概括,并从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信息机制和收入分配出发,运用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对影响中国产品质量发展的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最后,文章就如何构建有助于促进产品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并对下一步研究提出展望。本文共分为九个部分,各部分内容介绍如下:第一章绪论。本章指出了论文选题的背景及研究的意义,然后综述了国内外关于产品质量发展的研究现状,最后介绍本文主要研究思路、方法、内容以及创新与不足。第二章为中国产品质量发展的基本理论。本章首先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产品”、“产品质量”、“产品质量发展”等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指标的测量与统计方法进行了探讨,接着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品质量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总结和评价,最后构建了产品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的理论框架。第三章为供求机制、价格机制与产品质量发展。本章首先分析了总量供求矛盾对产品质量发展的影响,并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了产品质量供给、产品质量需求及其变动规律,最后运用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检验。第四章为竞争机制与产品质量发展。本章首先分析了产品质量竞争机制的内涵、特点及其实现条件,然后从理论上分析了垄断或竞争条件下厂商的质量决策,并探讨了行政性进入壁垒、贸易自由化及其“可竞争性”对产品质量发展的影响,最后运用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检验。第五章为信息机制与产品质量发展。本章首先分析了质量信息不对称与“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从信号传递和信息甄别出发分析了产品质量信息供求机制,并运用“蛛网模型”对其动态变化进行了分析,最后运用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检验。第六章为收入分配与产品质量发展。本章首先分析了收入水平对消费者质量需求和厂商质量供给的影响,探讨了不同收入分配结构条件下的产品质量供需均衡及其市场分割现象,并就不同收入水平条件下最低质量标准对产品质量供需均衡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最后运用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检验。第七章为主要发达国家产品质量发展的经验借鉴。本章以德国、美国和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为例,总结和概括其中较为成功的产品质量发展经验,为我国推进产品质量发展战略提供启示。第八章为我国产品质量发展长效机制的构建。本章首先对产品质量发展自运行过程中面临的障碍进行了分析,然后总结和评价了政府对产品质量发展进行干预的形式,最后就如何构建我国产品质量发展长效机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最后,是研究结论与展望。论文的主要结论是:(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品质量发展具有如下特点和规律:第一,从总体趋势上看,我国产品质量发展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第二,产品质量发展不平稳,波动较大;第三,战略性工业产品质量较高,而关系民生的产品质量发展相对滞后;第四,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发展的满意度不太高;第五,新产品的开发和创新不够,产品质量发展的创新能力有待加强;第六,产品质量发展的区域差异较大。(二)关于产品供给总量与产品质量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第一,产品质量与产品供给总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第二,产品供给总量与产品质量之间是单向因果关系,即产品供给总量会影响产品质量的提升,但产品质量提升并不是产品供给总量的原因;第三,产品供给总量对产品质量的影响中,短期作用要大于长期作用。(三)关于价格因素影响产品质量发展的实证研究表明:第一,从长期来看,产品价格与产品质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第二,就全国总体而言,产品价格与产品质量呈正向关系,但产品价格对产品质量的作用方向和力度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第三,价格机制对于产品质量的调节作用受到非价格因素的影响。(四)关于竞争机制影响产品质量发展的实证研究表明:第一,从长期来看,市场化发展程度与产品质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第二,市场化发展程度的提高将有助于提高产品质量发展水平;第三,市场化发展程度的提高对于提高产品质量的边际贡献率存在区域差异,总体上西部地区(含东北地区)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五)关于信息机制影响产品质量发展的实证研究表明:第一,产品质量信息投入是产品质量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二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第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产品质量信息投入与产品质量发展之间是单向因果关系,即产品质量信息投入会影响产品质量的提升,但产品质量提升并不是产品质量信息投入的原因;第三,产品质量信息投入对产品质量的影响中,短期作用要大于长期作用。因此,为了解决产品质量发展问题,需要加大标准化建设等产品质量信息投入。(六)关于收入分配影响产品质量发展的实证研究表明:第一,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将有助于提高产品质量发展水平;第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对于提高产品质量的边际贡献率存在区域差异,总体上西部地区(含东北地区)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七)产品质量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受厂商的内部质量管理行为的影响,还受到厂商所在外部市场环境的激励和约束。产品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既包括市场竞争机制、供求机制、价格机制、质量信息传递机制和消费者收入水平等经济性机制,也包括质量诚信体系、制度环境、质量文化与质量教育等非经济性机制。因此,要构建产品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实现产品质量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在同时考虑经济性机制与非经济性机制的基础上,采取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李志德,窦志铭[8](2012)在《市场化程度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在对市场结构与产品质量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然后选取了中国26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997—2009年期间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研究市场化程度对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从长期来看,市场化发展程度与产品质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一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将有助于提升产品质量水平;不过,市场化程度提高对于提高产品质量的边际贡献率存在区域差异,总体上西部地区(含东北地区)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文章最后就如何建立有助于提升产品质量的长效机制提出了政策建议.
文建东[9](2010)在《中国产品质量缺陷形成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文中提出两个经济原因导致中国市场产品质量缺陷充斥:一是收入分配不公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它们从需求方面通过市场机制引导厂商向市场供给问题产品;二是信息不对称而政府监管缺位,导致本可避免的产品质量缺陷存在。经济发展水平导致的质量缺陷短期内基本上是难以解决的,收入分配不公平则需要通过政治途径解决,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市场在产品质量上的失败应该是由政府来解决的,但是它们都因为政治性因素的影响而未能解决。
佘时飞[10](2010)在《商品质量、企业利润与市场结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在借鉴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相关理论框架,分析了产品质量、企业利润、市场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深层关系,企业对产品市场一定程度的垄断导致了企业的超额垄断利润,受高价格的驱动,假冒伪劣企业随之出现。模型结果表明:产品市场结构是影响企业利润进而影响产品质量的关键因素,我国产品质量问题不在于熊彼特描述的那种有效率的垄断,垄断的行政配给和垄断的寻租行为是我国产生假冒伪劣产品的根源。因此在我国推出《反垄断法》的同时,要对我国企业的垄断来源进行深入分析,以保证企业的良性发展和产品的质量水平。
二、假冒伪劣与市场结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假冒伪劣与市场结构(论文提纲范文)
(1)政府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框架结构 |
1.2.1 研究内容 |
1.2.2 框架结构 |
1.3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政府规制与营商环境的内涵 |
2.1.1 政府规制的内涵 |
2.1.2 营商环境的内涵 |
2.2 经济性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2.2.1 价格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2.2.2 进入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2.2.3 金融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2.3 社会性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2.3.1 职业安全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2.3.2 产品质量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2.3.3 环境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2.4 文献评述 |
第3章 政府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机理 |
3.1 制度调节视角的影响机理 |
3.1.1 正式制度调节视角 |
3.1.2 非正式制度调节视角 |
3.2 规制时滞视角的影响机理 |
3.2.1 价格规制时滞 |
3.2.2 进入规制时滞 |
3.3 金融效率调节视角的影响机理 |
3.3.1 金融价格规制 |
3.3.2 金融进入规制 |
3.4 规制波动视角的影响机理 |
3.4.1 规制波动的理论解释 |
3.4.2 演化博弈分析 |
3.5 规制竞争视角的影响机理 |
3.5.1 规制竞争的效应分析 |
3.5.2 演化博弈分析 |
第4章 我国政府规制与营商环境建设的现状分析 |
4.1 我国政府规制的发展与现状 |
4.1.1 我国政府规制的发展进程 |
4.1.2 我国经济性规制的现状 |
4.1.3 我国社会性规制的现状 |
4.2 我国营商环境建设的进程与现状 |
4.2.1 我国营商环境建设的发展进程 |
4.2.2 我国营商环境建设的现状 |
4.3 政府规制对营商环境建设影响的现状 |
4.3.1 加强市场竞争 |
4.3.2 提高创业数量 |
4.3.3 便捷政务服务 |
4.3.4 违约失信突出 |
4.3.5 制约平衡发展 |
第5章 我国政府规制对营商环境影响的实证分析 |
5.1 基本模型与数据来源 |
5.1.1 基本模型 |
5.1.2 数据来源 |
5.2 变量选择 |
5.2.1 被解释变量 |
5.2.2 解释变量 |
5.2.3 控制变量 |
5.2.4 描述性统计 |
5.3 制度调节视角的实证检验 |
5.3.1 模型设计 |
5.3.2 实证分析 |
5.4 规制时滞视角的实证检验 |
5.4.1 模型设计 |
5.4.2 实证分析 |
5.5 金融效率调节视角的实证检验 |
5.5.1 模型设计 |
5.5.2 实证分析 |
5.6 规制波动视角的实证检验 |
5.6.1 模型设计 |
5.6.2 实证分析 |
5.7 规制竞争视角的实证检验 |
5.7.1 模型设计 |
5.7.2 实证分析 |
5.8 研究小结 |
第6章 我国政府规制对营商环境影响的案例分析 |
6.1 研究设计 |
6.1.1 研究方法 |
6.1.2 案例选取 |
6.1.3 资料搜集和处理 |
6.1.4 信度与效度分析 |
6.2 数据分析 |
6.2.1 开放式编码 |
6.2.2 主轴式编码 |
6.2.3 选择式编码 |
6.3 研究发现 |
6.3.1 大数据监管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6.3.2 信用监管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6.3.3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6.3.4 协同监管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6.4 结论与启示 |
6.4.1 研究结论 |
6.4.2 实践启示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7.1 研究结论 |
7.2 完善经济性规制的对策建议 |
7.2.1 加强价格规制研究 |
7.2.2 注重进入规制理论 |
7.2.3 提高规制法制化水平 |
7.3 完善社会性规制的对策建议 |
7.3.1 降低产权界定成本 |
7.3.2 保持规制水平稳定 |
7.3.3 推进环境规制竞争 |
7.4 推动监管创新的对策建议 |
7.4.1 探索智慧监管 |
7.4.2 推动信用监管 |
7.4.3 提高“双随机、一公开”效能 |
7.4.4 落实协同监管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2)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选题依据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 概念框架 |
1.4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第二章 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演进分析 |
2.1 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数量不足到基本充裕阶段(1978—1985 年) |
2.2 农村居民食物消费基本充裕到充裕阶段(1986—2000 年) |
2.3 农村居民食物消费充裕到多样化阶段(2001—2012 年) |
2.4 农村居民食物消费多样化到安全阶段(2013 年至今)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认知分析 |
3.1 农村市场食物安全现状分析 |
3.2 农村居民对食物安全的态度及其与自身健康的认知 |
3.3 农村居民安全性食物认知水平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选择分析 |
4.1 信息不对称下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选择 |
4.2 消费与生产双重身份的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决策分析 |
4.3 预期效用与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决策分析 |
4.4 农村居民自给性和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选择差异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分析 |
5.1 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消费行为的演变分析 |
5.2 不同个体特征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差异分析 |
5.3 不同家庭类型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差异分析 |
5.4 不同地域类型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差异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影响因素及变动趋势分析 |
6.1 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支出变化 |
6.2 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影响因素描述性统计分析 |
6.3 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6.4 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变动趋势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分析 |
7.1 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决策过程:购前行为 |
7.2 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决策过程:购中行为 |
7.3 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决策过程:购后行为 |
7.4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解释模型的构建 |
8.1 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的确定 |
8.2 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解释模型的构建 |
8.3 变量的定义与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
8.4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传导路径分析 |
9.1 样本特征分析 |
9.2 农村居民自给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传导路径分析 |
9.3 农村居民商品性食物安全消费行为传导路径分析 |
9.4 本章小结 |
第十章 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的改进 |
10.1 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认知的改进 |
10.2 农村食物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改进 |
10.3 农村食物市场结构的改进 |
10.4 农村食物市场公共服务的改进 |
10.5 本章小结 |
第十一章 研究结论及研究展望 |
11.1 研究结论 |
11.2 研究可能的创新点 |
11.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作者简介 |
致谢 |
(3)制度、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理论背景 |
1.1.2 现实背景 |
1.1.3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 |
1.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1.4 本文主要创新之处和不足 |
第2章 制度、技术创新和产业演化相关理论综述 |
2.1 制度的一般理论 |
2.1.1 制度的基本概念 |
2.1.2 制度的分类 |
2.1.3 制度的功能 |
2.1.4 制度变迁 |
2.2 技术创新一般理论 |
2.2.1 技术创新与企业规模关系 |
2.2.2 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关系 |
2.2.3 技术创新与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关系 |
2.2.4 技术创新与公共政策 |
2.2.5 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本的关系 |
2.3 产业演化一般理论 |
2.3.1 演化经济学的起源 |
2.3.2 现代演化经济学 |
2.3.3 协同演化 |
第3章 制度、技术创新与产业之间的协同演化分析 |
3.1 地方政府引致制度变迁分析 |
3.1.1 地方政府竞争理论 |
3.1.2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竞争模式演化 |
3.1.3 地方政府竞争和制度变迁 |
3.1.4 地方政府竞争的有效形式是制度质量的竞争 |
3.2 技术创新影响因素分析 |
3.2.1 技术创新系统内部因素分析 |
3.2.2 技术创新系统外部因素分析 |
3.3 产业演化生命周期和产业演化机制分析 |
3.3.1 产业演化生命周期 |
3.3.2 产业演化机制 |
3.4 制度、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演化分析 |
3.4.1 制度与技术创新的协同演化 |
3.4.2 技术创新与产业的协同演化 |
3.4.3 制度与产业的协同演化 |
第4章 制度、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演化概念模型及仿真 |
4.1 现代演化经济学的有关理论支持 |
4.1.1 自组织理论 |
4.1.2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
4.2 产业演化基本模型 |
4.2.1 NW模型 |
4.2.2 WKD模型 |
4.2.3 历史友好模型 |
4.3 制度、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演化概念模型 |
4.3.1 产业环境主体的行为分析 |
4.3.2 企业主体的行为分析 |
4.4 模拟模型仿真 |
4.4.1 模拟平台MATLAB简介 |
4.4.2 模拟程序流程框架 |
4.4.3 模拟参数设置 |
4.4.4 模拟实验与仿真结果分析 |
第5章 案例分析:温州电气产业的演化 |
5.1 温州电气产业的发展历程 |
5.1.1 第一阶段(20 世纪70 年代):萌芽阶段 |
5.1.2 第二阶段(20 世纪80 年代初-90 年代初):初创阶段 |
5.1.3 第三阶段(20 世纪90 年代初-本世纪初):成长阶段 |
5.1.4 第四阶段(本世纪初至今):转型发展阶段 |
5.2 温州电气产业协同演化分析 |
5.2.1 制度供给与温州电气产业发展 |
5.2.2 技术创新与温州电气产业发展 |
5.2.3 制度、技术创新与电气产业协同发展的分析 |
5.2.4 计量分析 |
第6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6.1 主要结论 |
6.2 简要政策建议 |
6.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模型仿真程序代码 |
致谢 |
(4)中国农村消费品流通业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农村消费品流通业概念界定 |
1.2.1 流通的概念 |
1.2.2 农村消费品流通业的范围界定 |
1.3 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1.3.1 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和结构安排 |
1.3.2 论文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图 |
1.4 论文主要创新点 第2章 我国农村消费品流通业发展状况 |
2.1 我国农村消费品流通业的发展历程 |
2.1.1 公私兼营的市场调节阶段(1949-1952) |
2.1.2 农村消费品流通的计划经济阶段(1953-1977) |
2.1.3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阶段(1978-90 年代中期) |
2.1.4 需求约束型市场经济阶段(90 年代中期至今) |
2.2 我国农村消费品流通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总结 |
2.2.1 基于统一市场的发展路线 |
2.2.2 基于市场竞争的发展路线 |
2.2.3 基于所有制结构的发展路线 |
2.2.4 基于引入现代流通方式的发展路线 |
2.3 当前我国农村消费品流通业组织现状 |
2.3.1 我国农村消费品流通业的市场结构 |
2.3.2 我国农村消费品流通企业的市场行为 |
2.3.3 我国农村消费品流通业市场绩效 |
2.4 本章小结 第3章 相关理论与研究方法综述 |
3.1 效率与流通效率概念梳理与界定 |
3.1.1 效率理论体系 |
3.1.2 效率和生产率的区别、联系 |
3.1.3 流通效率的内涵 |
3.2 效率与流通业效率的测度方法 |
3.2.1 基于流通效率指标的流通效率测算方法 |
3.2.2 基于生产前沿面流通业效率测算 |
3.2.3 流通业效率变动、技术进步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测度方法 |
3.3 影响流通业效率因素相关理论分析 |
3.3.1 效率影响因素的一般理论分析 |
3.3.2 流通业效率影响因素和提升策略的研究文献 |
3.4 本章小结 第4章 我国农村消费品流通业效率测度分析 |
4.1 基于效率指标体系的我国农村消费品流通业效率测算 |
4.1.1 农村消费品流通业效率指标体系的建立与说明 |
4.1.2 我国农村消费品流通业效率演进趋势及解释 |
4.1.3 基于效率指标体系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及局限性 |
4.2 基于 DEA 方法我国农村消费品流通业效率测算 |
4.2.1 投入产出指标选择与数据说明 |
4.2.2 效率评测结果分析 |
4.3 本章小结 第5章 基于 Malmquist 指数我国农村消费品流通业效率变动、技术进步分析 |
5.1 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总体分析 |
5.1.1 效率变动、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贡献分析 |
5.1.2 效率变动的进一步分解 |
5.2 效率变动、技术进步的地区差异分析 |
5.2.1 东、中、西部效率变动及技术进步测量结果分析 |
5.2.2 东、中、西部效率变动及技术进步贡献作用对比分析 |
5.3 本章小结 第6章 影响农村消费品流通业效率的环境因素分析 |
6.1 环境影响因素的研究假设 |
6.1.1 自然地理条件 |
6.1.2 农村居民收入 |
6.1.3 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
6.1.4 农村信息化发展水平 |
6.1.5 连锁零售业发展 |
6.2 模型设定 |
6.2.1 超效率模型 |
6.2.2 Tobit 面板数据模型 |
6.2.3 解释变量指标及数据处理 |
6.3 回归结果分析 |
6.4 小结 第7章 结论与建议 |
7.1 研究结论 |
7.2 对策建议 |
7.2.1 宏观层面建议 |
7.2.2 企业层面建议 |
7.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附表 参考文献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作的项目 致谢 |
(5)收入分配、政府监管与产品质量(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图目录 |
表目录 |
第1章 导论 |
1.1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1.2.1 国外相关文献 |
1.2.2 国内相关文献 |
1.2.3 现有文献与本文联系的评述 |
1.3 本文的研究目的与主要内容 |
1.3.1 本文的研究目的 |
1.3.2 本文的主要内容 |
1.4 本文的创新点 |
第2章 产品质量选择 |
2.1 产品质量需求与产品质量谱系 |
2.2 产品质量选择问题的两个层面 |
2.2.1 产品质量标准 |
2.2.2 两个层面的划分 |
2.3 产品质量选择中的信息问题 |
2.4 产品质量选择中的收入问题 |
2.4.1 概述 |
2.4.2 产品质量与产品价格的对应关系 |
2.4.3 低收入群体对不合格产品的选择 |
2.4.4 两种产品质量问题的比较分析 |
2.5 相关概念辨析 |
2.5.1 搜寻品、经验品与信任品 |
2.5.2 高档产品与低档产品 |
2.5.3 低质量产品与劣质产品 |
2.5.4 假冒伪劣产品 |
第3章 消费需求与产品质量结构 |
3.1 引言 |
3.2 我国居民收入与产品合格率现状 |
3.3 产品质量需求的一般模型 |
3.3.1 不同收入人群的划分与人均收入水平的计算 |
3.3.2 两种产品的生产与供给 |
3.3.3 各收入人群的产品需求与消费选择 |
3.4 两个收入群体的产品质量选择模型 |
3.4.1 收入差距λ对η的影响 |
3.4.2 低收入者人口比重对η的影响 |
3.5 扩展模型 |
3.5.1 生产技术与经济环境 |
3.5.2 两类人群的劳动分配与两类产品供给比例 |
3.5.3 两类人群对两类产品的需求 |
3.5.4 产品市场的均衡 |
3.5.5 两种劳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替代时的市场均衡与产品比例 |
3.6 经验研究 |
3.6.1 计量模型的设定 |
3.6.2 数据描述 |
3.6.3 分析结果 |
3.7 本章小结 |
第4章 收入分配与产品质量选择 |
4.1 引言 |
4.2 基本模型 |
4.2.1 产品市场 |
4.2.2 偏好分布函数 |
4.2.3 收入分布函数 |
4.3 收入分配的变动 |
4.3.1 δ变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
4.3.2 收入取值范围[y,y]的变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
4.4 收入分配的变化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
4.4.1 厂商的产品质量决策 |
4.4.2 δ的变化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
4.4.3 歹的变化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
4.4.4 y的变化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
4.5 本章小结 |
4.6 本章附录 |
第5章 政府质量监管的措施与效果 |
5.1 引言 |
5.2 我国产品质量监管的现行模式 |
5.2.1 我国质量监管行政体系的主要特征 |
5.2.2 我国产品质量监管的具体制度 |
5.2.3 对我国目前产品质量监管模式的评价 |
5.3 针对产品质量选择中收入问题的政策措施 |
5.3.1 一次性转移支付 |
5.3.2 对经销商进行补贴 |
5.3.3 现金返还 |
5.3.4 对生产商进行补贴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政府目标与产品质量监管 |
6.1 引言 |
6.2 模型基本设定 |
6.2.1 产品市场 |
6.2.2 厂商行为 |
6.2.3 消费者行为与厂商市场份额 |
6.2.4 政府质量监管 |
6.3 厂商均衡时的最优选择 |
6.3.1 两家厂商并存的条件 |
6.3.2 最优价格水平 |
6.3.3 最优质量水平 |
6.4 政府监管的最优选择 |
6.4.1 政府监管的目标 |
6.4.2 政府的财政收入 |
6.4.3 政府最优监管力度的确定 |
6.5 本章小结 |
6.6 本章附录 |
第7章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7)中国产品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表目次 |
图目次 |
第一章 绪论 |
一、研究背景与论题的提出 |
二、研究意义 |
三、国内外文献综述 |
四、研究思路、方法和内容 |
五、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第二章 产品质量发展的基本理论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的界定 |
一、“产品”的界定 |
二、“产品质量”的含义及其演进 |
三、“产品质量发展”的概念与意义 |
第二节 中国产品质量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分析 |
一、“产品质量发展”的评价与测量 |
二、中国产品质量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
第三节 关于产品质量发展长效机制的理论框架 |
一、产品质量发展长效机制的内涵 |
二、经济性机制 |
三、非经济性机制 |
第三章 供求机制、价格机制与产品质量发展 |
第一节 供求机制、价格机制与产品质量供需均衡 |
一、总量供求矛盾对产品质量发展的影响 |
二、产品质量供给及其变动规律 |
三、产品质量需求及其变动规律 |
四、产品质量供需均衡的实现 |
第二节 关于产品供给总量影响产品质量发展的实证研究 |
一、研究假设 |
二、模型设定与研究方法 |
三、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四、实证结果与检验分析 |
五、结论 |
第三节 关于价格因素影响产品质量发展的实证研究 |
一、研究假设 |
二、实证模型与研究方法 |
三、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
四、实证分析 |
五、结论 |
第四章 竞争机制与产品质量发展 |
第一节 产品质量竞争机制的内涵、特点及其实现条件 |
一、产品质量竞争机制的内涵 |
二、产品质量竞争机制的特点 |
三、产品质量竞争机制的实现条件 |
第二节 垄断或竞争的市场结构与厂商的质量决策 |
一、完全竞争条件下厂商的质量决策 |
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厂商的质量决策 |
第三节 竞争机制对产品质量发展的影响 |
一、行政性进入壁垒与产品质量发展 |
二、贸易自由化与产品质量发展 |
三、“可竞争性”对于产品质量发展的重要性 |
第四节 关于竞争机制影响产品质量发展的实证研究 |
一、研究假设 |
二、实证模型与研究方法 |
三、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
四、实证分析 |
五、结论 |
第五章 信息机制与产品质量发展 |
第一节 质量信息不对称与“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
一、质量信息不对称的概念 |
二、质量信息不对称与市场失灵 |
第二节 产品质量信息供求机制及其动态变化 |
一、产品质量信息供给与信号传递机制 |
二、产品质量信息需求与信息甄别机制 |
三、产品质量信号传递与信息甄别的动态变化 |
第三节 关于信息机制影响产品质量发展的实证研究 |
一、研究假设 |
二、模型设定与研究方法 |
三、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四、实证分析 |
五、结论 |
第六章 收入分配与产品质量发展 |
第一节 收入分配与产品质量的供给和需求 |
一、收入分配对产品质量需求的影响 |
二、收入分配对产品质量供给的影响 |
第二节 收入分配对产品质量供需均衡的影响 |
一、收入分配结构与产品质量的市场分割 |
二、收入约束条件下最低质量标准对产品质量供需均衡的影响 |
第三节 关于收入分配影响产品质量发展的实证研究 |
一、研究假设 |
二、实证模型与研究方法 |
三、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
四、实证分析 |
五、结论 |
第七章 主要发达国家产品质量发展的经验借鉴 |
第一节 德国产品质量发展的经验 |
一、战后德国产品质量发展概况 |
二、德国产品质量发展监管体系的建立 |
三、德国的产品质量认证与标准化体系 |
四、德国的职业教育与产品质量发展 |
第二节 美国产品质量发展的经验 |
一、美国“质量振兴法案”的提出 |
二、加强以产品质量为核心的立法 |
三、产品质量监管机构及其职责分工 |
四、以市场化方式开展产品质量认证认可 |
五、通过颁发“波多里奇质量奖”培育追求卓越的质量文化 |
第三节 日本产品质量发展的经验 |
一、日本战后“质量复兴”战略的背景 |
二、日本战后“质量复兴”战略的主要内容 |
三、“质量复兴”战略在日本取得成功的原因 |
第八章 我国产品质量发展长效机制的构建 |
第一节 产品质量发展自运行过程中的障碍分析 |
一、产品质量存在外部性 |
二、产品质量信息存在不对称性 |
三、“可竞争性”的市场环境难以自发形成 |
四、产品质量具有一定的公共性 |
五、产品质量发展自运行难以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 |
第二节 政府对产品质量发展进行干预的形式 |
一、税收和补贴 |
二、对产品质量进行立法 |
三、对产品质量进行行政监管 |
四、提供产品质量信息服务 |
五、政府直接或间接提供产品 |
第三节 我国产品质量发展长效机制的构建 |
一、在尊重市场逻辑的基础上深化产品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改革 |
二、大力推进产品质量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
三、培育和促进产品质量服务市场的发展 |
四、采取措施大力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
五、进一步完善产品质量发展的法治建设 |
六、培育有助于促进产品质量发展的文化土壤 |
研究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论文 |
后记 |
(8)市场化程度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一、问题的提出 |
二、实证模型与研究方法 |
三、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
四、实证分析 |
(一)面板数据平稳性检验 |
(二)面板数据协整检验 |
(三)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
(一)主要结论 |
(二)政策建议 |
(9)中国产品质量缺陷形成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一、引言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三、收入分配不公与市场机制缺陷 |
四、收入分配不公与产品质量缺陷的“讲政治” |
(一) 收入分配不平等条件下政治性因素对市场经济中产品质量选择的影响 |
(二) 特定政治体制下的公共选择与产品质量缺陷的形成 |
(三)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因素 |
五、未来的展望 |
(10)商品质量、企业利润与市场结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一、引言 |
二、理论模型 |
三、模型求解 |
1. 求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需求的质量弹性 |
2. 求除P和T以外的所有其它因素对产品需求量随时间变化而产生的影响 |
3. 求行业最大化利润时的均衡价格水平 (P*) |
4. 求厂商最大化利润时的均衡价格 (P*N) |
5. 求厂商最大化利润时的产品质量水平 |
6. 求产品质量对厂商数量的弹性, 由 (13) 式可得: |
7. 求产品质量最高时的均衡价格水平, (14) 式对P求偏导并令其为0可得: |
8. 求厂商数目的多少对行业总体利润的影响 |
9. 求产品质量对行业利润的影响 |
四、结论及相关建议 |
四、假冒伪劣与市场结构(论文参考文献)
- [1]政府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研究[D]. 蔡璐. 辽宁大学, 2020(07)
- [2]农村居民食物安全消费行为研究[D]. 陈忠明. 吉林农业大学, 2019(03)
- [3]制度、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演化研究[D]. 赵晓奔.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1)
- [4]中国农村消费品流通业效率研究[D]. 杨平宇. 上海大学, 2014(02)
- [5]收入分配、政府监管与产品质量[D]. 潘亚柳. 武汉大学, 2013(07)
- [6]市场化程度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J]. 李志德,窦志铭.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3(02)
- [7]中国产品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研究[D]. 李志德. 武汉大学, 2012(06)
- [8]市场化程度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A]. 李志德,窦志铭. 第九届珠三角流通学术峰会——扩大内需与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论文集, 2012
- [9]中国产品质量缺陷形成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 文建东.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2010(05)
- [10]商品质量、企业利润与市场结构分析[J]. 佘时飞. 市场经济与价格, 20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