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沉没》看俞大夫小说的悲剧风格

一、从《沉沦》看郁达夫小说的悲剧风格（论文文献综述）

吴晓桐^[1]（2020）在《“苦闷”的现代性 ——郁达夫小说的城市体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文学作品中诸多的空间意象中,城市作为一个大类具有重要的地位。在郁达夫的小说作品中,有关城市的内容非常丰富,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并且其中蕴含着他独特的城市生活体验。综观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可以发现,他更注重对小说中空间的营造,并不致力于对主人公的生活作全面的描述,也不企图反映复杂的现实,而是通过人物对外部世界的感受来书写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性体验。这种体验与郁达夫大量的城市书写有密切关系。本文立足于其大量与城市相关的小说文本,通过古今纵向、五四时期横向两相对照,探讨郁达夫城市体验的独特性。除绪论和结论外,全文分为四章。第一章对郁达夫小说展示的城市空间进行概述,并深入分析其城市书写特色的成因。首先,郁达夫所处时代的社会空间处于巨大的转型期,在现代化转型的时代背景下,郁达夫小说中主要涉及的城市如北京、上海、杭州等地都显示出现代化的特征,其偏向描写的具体城市空间也多与现代城市生活有关。其次,对影响郁达夫城市空间书写的因素进行探析。一是在五四历史文化语境下,郁达夫身上新文人的旧习气的形成因素有二,其一为五四启蒙话语和当时的社会思潮熏陶,其二是西方文化影响与传统文化中文人习气的继承与转化。二是从郁达夫自身出发,分析城市生活对其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双重的影响,即城市漂泊者在生活与精神上的双重无根状态,是由于五四时期新旧文化冲突下产生的精神矛盾,以及城市的现代转型期的畸形发展带来的生存矛盾,共同造就了郁达夫这一批新的都市浪子。第二章对郁达夫小说城市空间人与城市的距离感做分析。首先以城市漫游者为视角切入小说文本,从城市地标建筑、城市的大街小巷为着眼点,分析小说中表现出的主人公在主观情绪影响下与城市的隔阂。其次以古代小说中的城市描写进行比照,发现新文人从“政治”到“个人”、从“公共”到“私人”的逐渐脱离传统的城市体验。第三章分析郁达夫小说城市空间中人的沉沦。郁达夫小说中涉及的具体城市空间,大多离不开酒、戏与妓,以及与前者相对的自然空间。在城市书写中,自然空间主要由城市内外的公园进行一种替代。风月场与自然空间都无法消解主人公的生存困境,风月场带来的是更深重的身体苦闷,而公园难以消解精神之苦。与之对照,这样的城市空间关照体现了郁达夫对传统文人习气的继承,以及向现代性的转变。第四章以五四小说中的城市空间体验书写作为参照,探讨同时期郁达夫小说城市空间书写的独特性。五四时期总体压抑的城市空间体验形态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鲁迅和乡土作家们徘徊于城乡之间选择怪圈,二是乡土抒情作家向古朴山水的回避,三是女性作家限于城市局部的迷茫,整体上对五四时期作家笔下混乱的城市空间体验进行归纳,突显出郁达夫城市空间体验独特性,即清醒的真实,苦闷之下的挑战。

杭鹰^[2]（2020）在《忧郁症的隐喻—郁达夫《沉沦》集再解读》文中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1896年-1945年）,是一位有着重要地位和影响力的作家,曾一度与鲁迅齐名,在当时的广大知识青年中有“中国的卢梭”的美誉。1921年10月,郁达夫的代表作《沉沦》小说集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小说集。自出版至今已将近百年时光,对于小说集的研究也形成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在仔细梳理了《沉沦》集的研究成果后,笔者认为,现有对《沉沦》集的阐释从时代背景中得到的推论过多,反而限制了我们对文本意义空间的挖掘。随着时代背景的远去,《沉沦》集的审美韵昧并未随着历史的变迁而丧失,因此,有必要重新回到文本,探索更为丰富的审美空间。本文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至今国内外文学界对郁达夫《沉沦》集的阐释与批评为参照 系,围绕郁达夫小说中“忧郁症”的隐喻,以小说主人公的“忧郁症”发展过程与“病的心理”描写为切入点,尝试对《沉沦》集的内容做出更细致的阐释。本论文分为以下六个部分:绪论部分介绍该选题的研究意义,目前学界的研究情况、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一章简要介绍《沉沦》集的内容,详细梳理自二十世纪以来《沉沦》集在国内外文学场域中被不断解读的过程,并对比郁达夫本人对其内容的自我叙述。国内外文学界对郁达夫《沉沦》集的内容解释在不同的时期其重点不断发生着变化,而另一方面作家本人在不同时期对《沉沦》集的解释也透露出互相矛盾之处,笔者认为放在小说集开篇的《<沉沦>自序》是最接近作家当年写作心境的,因此其中提到的“忧郁症”可以作为 一个很好的研究线索。第二章从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两方面探究郁达夫选择“忧郁症”作为小说集描写对象的原因。笔者认为郁达夫之所以如此青睐“忧郁症”,一方面与其自身的成长经历、个人忧郁气质有关,尤其是在日本的留学经历对其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当时日本文坛流行的文学思潮的密切有着切的关联。第三章是对《沉沦》集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通过梳理《沉沦》中“忧郁症”的发展过程,分析“性苦闷”和“忧郁症”之间的关系,探析“病的青年的心理”诉求到底是什么,而这又是如何继续体现在《南迁》和《银灰色的死》这两篇小说中的。借用精神分析理论中对忧郁症的文化隐喻的定义,来探讨主人公身患“忧郁症”时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和行为意义,并进一步讨论“忧郁症”最后的发展结局。结语部分总结整篇文章。通过对《沉沦》集中,“忧郁症”的探讨,笔者认为一直以来作为小说争论点的“性苦闷”,只是促成主人公“忧郁症”发展的一环,小说真正的关注点不在于人物的“性行为”表象,而是隐藏在其后的心理活动。主人公在“忧郁症”恶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自卑”心态是作家对当时身为中国人的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主人公“自戕”行为是作家摆脱不了这种精神困境后的自我弃绝。附录部分主要搜罗了日本学界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对郁达夫及其《沉沦》集的研究资料,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对于其中一部分能阅读到的文章内容做了概要描述,以供参考。

张锦心^[3]（2020）在《郁达夫传记研究》文中指出传记作为一种特殊而重要的文学形式,包含了众多类别,有通过回忆个人亲身经历书写自己人生的自传,有传主被身边亲友回忆记载生平经历的回忆性传记,还有传主被当作理性分析对象的评传......当人们需要了解一个人的个人事迹、理解一个人的行事逻辑、透视一个人背后所在时代的特征时,传记就成为了破解谜题的第一把钥匙。自二十世纪20年代郁达夫刚刚在文坛崭露头角至今,学界一直对他进行着不同方向对研究,他的小说、散文、旧体诗、文学理论等等文学成果被一次次剖析、理解、阐释,随着个人知名度的提高和文学地位的被重视,自他生前一直到当今的21世纪,为郁达夫着书立传的人已有一定数量,这些人中有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包括中国大陆、港台以及日本学界,还有郁达夫本人的亲人和朋友,在传记版本的发行数量上以郁达夫为传主的传记可谓是达到了一定规模。而对于郁达夫本人来说,他确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文论家,在现代传记领域提出了一套系统的见解,发表了一系列传记理论相关文章,同时撰写了大量的自传性文字,身体力行地推进着传记文学的发展。综观郁达夫的相关研究,学者们的目光大都放在阐释他的文学作品上,而有关郁达夫的传记研究还不成气候,整体看来研究方向仅限于局部且内容也略显单一,相较于郁达夫自己书写的颇具价值的自传作品,以及那些已经形成了一定数量规模的他传版本,对于这些自传和他传文字进行全面展开研究显得很有必要了。本篇论文的主体内容分作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郁达夫自传的相关内容,包括郁达夫本人提出的传记文学理论,以及评述他所撰写的自传文字。郁达夫的传记理论给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带来了独具指导意义的见解,本文将从他的理论文章中提炼总结出他的“传记文学论”。关于他的自传文字,本文分别选取了由九篇自传构成并已经出版了的《达夫自传》、部分郁达夫日记以及旧体诗集中的《自述诗》部分,不同的自传形式中看到了郁达夫对其传记理论的实践。这一部分的郁达夫是以传记理论家和自传作者的身份出现。第二部分论述他人为郁达夫所立的他传相关内容,界定“郁达夫传”的概念,即郁达夫以传主的身份出现在传记作品中,他是“被选择”的对象,他人为其立传。这一部分包括“郁达夫传”的出版概况,以80年代为界限,将“郁达夫传”的书写划分为萌芽探索阶段和繁荣突破阶段。同时总结这些传记版本取得的成就和书写的局限性。第三部分是“郁达夫传”的个案分析,本文选取了三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传记版本,分别是学者笔下的传记、亲人笔下的传记以及一部在消费主义盛行下更能迎合市场的传记,立足文本本身,结合传记文学理论分别对其进行研究评价。第四部分是从传记文学中看郁达夫的形象,从郁达夫的作家身份、情爱生活样貌以及革命者形象三个方面,结合郁达夫的自传文字,以及后人所撰的他传文字,从中提炼出郁达夫最鲜明的形象特点。

林云^[4]（2020）在《论郁达夫小说中的眼泪书写》文中指出郁达夫因其小说风格的大胆独特而扬名于五四文坛,但其小说中频繁的眼泪书写却未引起研究者足够的注意。本文从小说中的眼泪书写这一细节入手,梳理郁达夫的创作道路及其抒情小说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价值。第一章分析郁达夫小说中的眼泪书写现象。郁达夫小说中眼泪书写的情感内涵表现为身世之悲、爱欲之殇和生计之难,这些情感内涵共同交织成了郁达夫的精神困境;在与柳亚子的政治诗歌和徐志摩爱情篇章的对比中,郁达夫小说中的眼泪书写在情绪的涌流中也表现出对社会的关怀;而眼泪书写从泛滥到枯竭,折射出的是郁达夫创作风格的转变。从个体主观情绪的宣泄到客观地反映多灾多难的社会现实,虽然表现的内容发生了偏移,但浪漫主义仍然是郁达夫小说中重要的创作精神。第二章从郁达夫的文学观和中外文学思潮的影响两个角度分析郁达夫在小说中书写眼泪的原因。郁达夫“求真”“重情”的文学观、日本“物哀”美学发达的感受性与细腻的抒情性、感伤主义文学思潮对情感的重视和强调以及魏晋名士放浪形骸的行为作风都从不同层面影响了郁达夫对眼泪的选择和书写。第三章主要论述郁达夫小说中眼泪书写的价值。首先,郁达夫小说中的眼泪书写是对压抑人的正常情感与合理欲求的传统礼教的反叛,亦是对传统温柔敦厚诗教观的背离。其次,郁达夫小说中的眼泪书写,确立了作为个体存在的现代感性自我的价值,联结了宏大的民族国家主题,促进了现代抒情主体的创生。最后,郁达夫以眼泪、夕阳、薄暮、残春等意象为中心,在主人公颓废忧郁的性格特征中建构了感伤阴柔的美学风格。结语主要从文学家和战士两个角度总结郁达夫的文学道路,指出他的贡献与缺憾。

孙翼钰^[5]（2020）在《郁达夫小说《沉沦》接受研究》文中提出郁达夫的《沉沦》作为一篇具有独特风貌的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小说一经发表,立刻引起极大争议,抑扬毁誉近一个世纪而不绝,迄今已形成一条曲折绵延的接受历史的“长河”。虽然研究《沉沦》的论文数不胜数,但对这部作品接受史的研究至今仍是空白。大量的接受事实表明,一部饱受争议的作品必定包含了复杂多样的价值内涵与意义指向。鉴于郁达夫小说《沉沦》接受的典型性与独特性,本论文将从接受效果、学术争议、文学史评述三个维度,把作者、作品、普通读者、专业研究者、文学史着作者共同纳入到《沉沦》接受的考察范围,努力廓清《沉沦》在历时接受中出现的特殊现象和巨大争议,探究相关的精神生态与社会价值认同的演变。本论文分为以下三大部分:第一章以普通读者为考察对象,旨在展示《沉沦》之于普通读者的接纳反应与意义所在,积极响应温儒敏提出的“文学生活”和洪子诚的文学“外部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章第一节回到历史现场,透过《沉沦》的生成过程、出版情况及其阅读效果,考察新文学初期的“郁达夫热”这一标志性事件,探究这一看似偶然的文学接受事件背后蕴藏的历史可能性。第二节从接受环境与接受主体的关系出发,旨在分析普通读者在“文学政治化”成为标识的年代,深受政治文化心理的规约所形成的普遍性阅读期待以及审美偏好,努力接近《沉沦》由“热”到“冷”接受转变的实际。第三节聚焦于《沉沦》的当下接受,通过有效图表和调查数据,直观明晰地揭示《沉沦》在当下的接受情况,并从接受背景、受众阅读需求以及接受媒介三个方面分析《沉沦》接受受阻的成因。第二章以批评家、研究者为考察对象,研究《沉沦》接受的分歧及三大阐释热点。长期以来,批评家在《沉沦》的性爱书写、创作风格和人物形象方面一直争论不休,本章将聚焦于这三大争议点,探究批评家这一接受主体对《沉沦》的接受情况。第一节指出,《沉沦》因率先打破性欲书写集体“失语”的尴尬局面,引发了是非“道德”的问题讨论,由此构成批评家的最早分歧。批评家是如何参与其中的?表达了怎样的道德立场?发挥了怎样的效用?将成为本节的讨论重点。第二节分别从接受客体和接受主体的角度探究郁达夫小说的创作风格引发争议的原因,并在分析中努力廓清郁达夫创作风格的实际。第三节从“青年”话语出发,以新的视角考察“零余者”形象的接受分歧。自近代以来,社会一直致力于树立理想的青年形象,如“新青年”“抗日青年”“革命青年”以及“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等。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同样作为某一类青年形象,却长期遭受误解,这与批评家着眼于“青年”社会角色的功利性密切相关。进入新时期,社会逐渐降低、消解了对“青年”形象的角色期待,这为批评家摆脱政治批评和庸俗社会学模式,转而关注“零余者”的心理空间和主体经验提供了重要契机。第三章以文学史着作者为考察对象,进行《沉沦》的文学史地位和影响研究。几十年来,文学史着作者受时代背景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出版了多部文学史着,其背后的叙述立场成为《沉沦》在文学史中的接受认证,并折射出该小说价值与影响的基本走向。第一节按照时间顺序,以重要的历史事件与政治节点为参考,梳理《沉沦》的文学史接受情况,以期揭示《沉沦》的文学史形象与地位的变迁,彰显小说的独特价值与意义。第二、三节则在第一节的基础之上发现问题,展开论述。第二节透过文学史着作者的历代接受情况,辨析小说《沉沦》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获思想意义的“常”与“变”。第三节则从蕴含于《沉沦》的重要因素——“身体言说”入手,重新审视围绕关键词“身体言说”形成的《沉沦》的“被压抑的价值”,以期获得对《沉沦》文学史意义的完整理解,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启发和思路。

刘莹^[6]（2020）在《中学语文郁达夫教学拓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郁达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小说家、散文家、诗人、翻译家,他的作品在文学性和思想性上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并多次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本文以构建郁达夫多维形象为切入点,对其入选教材的作品进行教学拓展和示范,并在此基础上将郁达夫教学与文学批评方法、群文阅读教学模式相结合,旨在深度解读教材所选作品的人文内涵和艺术价值,从而提升学生的语文学科核心素养。本论文分为绪论、正文三章及结语五个部分。绪论主要概述了选题的缘起与价值、郁达夫研究新动态与教学现状研究、研究思路与方法。第一章是中学语文教学郁达夫的多维形象塑造。由于郁达夫入选中学语文教材中的作品体裁单一,学生难以对郁达夫形成全面、准确的认识,故本章总结了实际教学中凸显的郁达夫散文家形象,并对其小说家、诗人、译着和爱国主义者身份进行了拓展。第二章是中学语文教材中郁达夫作品的教学拓展研究。本章概括了郁达夫写景抒情散文目前的教学困境,并分析了其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设计了《江南的冬景》、《故都的秋》和《钓台的春昼》三篇文本的教学拓展方案,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教学意见。第三章是郁达夫教学拓展研究的方法及意义。本章首先将“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两种鉴赏方法运用到郁达夫教学中,继而结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中提出的“任务群”概念,将郁达夫教学以群文阅读的教学模式呈现出来,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文本的教育价值,让学生获得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的全面发展。结语部分总结了全文内容,并提出了关于郁达夫教学拓展研究的思考与憧憬。

雷瑜^[7]（2019）在《阎连科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书写》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阎连科书写知识分子的小说展现了知识分子在时代变迁中的命运沉浮与个体选择,显示出阎连科对知识分子境遇的关注。对阎连科小说中呈现出的知识分子议题进行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对知识分子问题进行思考。随着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转型,知识分子的地位每况愈下,阎连科敏锐地捕捉到了知识分子在时代中特殊而无奈的处境,书写了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普遍困境。他们沦为了权力宰制下的“被规训者”,市场经济下的“媚俗者”,也面临着爱情理想普遍失守的文化环境。除了这些外在的困境,他们的内在精神也出现了危机,他们因为失语的焦虑而产生妄想症,在心理防御机制的启动下出现人格分裂,由于忏悔意识过于强烈而产生自残的心理驱动。在阎连科笔下,知识分子的处境十分令人忧虑,他的知识分子书写深刻地呈现了知识分子在当代孤立无援的状态。面对时代中的困境,阎连科笔下的知识分子有着不同的应对方式,他们或选择以试图修复亲情伦理和寻找乌托邦的方式坚守自己的知识分子人格,践行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或者以“隐逸”和抗争交织的方式达到保全自己和为国家与人民作出贡献的双重目的,或者臣服于物质化欲望,被金钱诉求和情欲诉求支配,选择了彻底地堕落。阎连科的知识分子书写呈现出特殊的意义,也存在缺陷。受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阎连科在他的知识分子书写中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回归远古的倾向,体现了阎连科浓厚的精神救赎意识,而他在知识分子的书写方式上,也表现出一种诗化的特色。这种诗化特色极大地增强了他小说的抒情意味;阎连科的知识分子书写的缺陷在于他因为太过于想回归远古,因而使他的知识分子书写带有着保守倾向,同时因为他在文本中的一些地方诗化书写过强,太重于抒情,所以使文本叙事的真实性遭到较为严重的损害。

陈桃^[8]（2019）在《论郁达夫小说的疾病叙事与文学治疗》文中研究表明从《沉沦》开始,郁达夫的创作就被称为是“青年忧郁病的解剖”。在郁达夫的作品里,大频率地出现一些带有疾病的人物形象,其中如于质夫、Y君、黄仲则等患病形象更是深入人心,他们或者是身体不适,或者是精神有恙,又或者是心理上有一定的问题,但是,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疾病,都在一定程度上给患病人物带来了痛苦和折磨。郁达夫本人也是一生多病,从出生开始就患上了肠胃疾病,成年后也没能摆脱忧郁症、失眠症、肺病等的困扰,通过对郁达夫生平经历、心理因素和审美追求的分析可以看到,郁达夫把疾病作为一个重要的创作主题,除了文学的审美意义之外,还有自我治疗、疗救他人的意义。另外,治疗是文学发生的功能之一,分析郁达夫小说的疾病叙事可以看到文学治疗在他创作过程中产生的作用以及对读者的治疗作用。本文第一部分绪论,对郁达夫的创作成果作一个简要说明,并通过综述,总结前人批评经验,指出从文学治疗这个角度分析郁达夫小说疾病叙事的意义。第二部分主要分析郁达夫作品中的疾病叙事,把郁达夫小说中涉及到疾病书写的作品整理出来,作简要分类阐述,并探讨文学治疗之所以适用于郁达夫疾病叙事小说的原因。第三部分是本文的重点,意在从不同角度切入,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分析郁达夫是如何通过疾病叙事方式来达到文学治疗效果的,其中,主要涉及到的内容有:自叙传叙事与自我确认、疾病叙事中的情绪化结构、对自卑心理的反抗,通过外化式对话来减轻自责等。第四部分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讨论,其一是,通过对郁达夫前后不同时间中涉及到疾病叙事的小说内容进行对比,探讨疾病叙事在郁达夫本人的生活中起到的良好的导向作用,同时也探讨郁达夫的小说在读者群众中所起到的治疗作用;其二是,通过文学对郁达夫所起到的良好治疗效果,结合当下现状,展望未来创..作中疾病叙事以及文学治疗的意义。

高磊^[9]（2019）在《郁达夫与太宰治小说的青春主题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中日两国的现代化发展阶段,都曾出现过对于“青春想象”的呼唤。青春主题与现代化、与民族国家的建设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郁达夫与太宰治的小说分别代表了那个时代中日两国青年的特质。通过比较两人小说中的青春主题,将可以挖掘出中日两国青年在成长过程中所抱有的共感与差异,进而还能够一窥现代化过程中中日两国的异同。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郁达夫、太宰治与青春文化”将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出发明确“成人”与“青年”的定义,并介绍为何郁达夫与太宰治会被那个时代的青年读者视为代言人。第二章“青年自我的觉醒”所探讨的是郁达夫与太宰治小说中所体现的强烈的自我意识。自我的发现是个人进入青年期的根本标志,在两位作家的作品中都总共呈现出了三种自我:“理想的自我”、“现实的自我”与“表演的自我”。第三章“青春的叛逆与对成人世界的拒绝”将讨论两人小说中的反叛意识。两人以叛逆之姿表达对成人世界的不满,同时又对高贵纯洁的童贞之心极为欣赏。他们表面上的堕落其实恰恰体现了其本质上的真诚高尚。第四章“性意识的萌发”所探讨的是两人小说中的性主题的文化内涵,揭示出他们笔下爱情的少年特征、“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感模式以及性所给予他们的精神慰藉。第五章“个人成长与时代环境的纠葛”则将两人的成长之路放在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背景下来考察。通过分析两人创作轨迹与时代对于两人作品的接受情况,以揭示出“少年中国”与“少年日本”的差异和共感。

吴全燕^[10]（2017）在《论郁达夫与宗教文化》文中指出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中国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期,“五四”知识分子在新旧两种价值观念,东西方两种文化体系内思考国家、民族、人生等问题,努力构造新文化的伟大蓝图。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各种文化都处于价值重估与重新评定状态,“五四”知识分子对各种宗教文化,无论是热情地接受,还是理智地择取,都没有严格按照宗教教义,而是注重宗教精神,看重宗教文化的实际意义和价值。郁达夫作为新文学的奠基者,他对宗教文化的态度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将郁达夫放在多种宗教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厘清郁达夫对各种宗教文化的选择与扬弃,在此基础上分析各种宗教文化对郁达夫其人其文的复杂影响。解读宗教文化如何渗透到包括郁达夫在内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情思之中,如何影响到新文学创作实践活动的各个环节。各种宗教文化绝不是作为一种背景出现在郁达夫的作品中,它们渗透在郁达夫的创作理念中,在意识与潜意识两个层面影响他的创作。郁达夫根据自己的现实需要,本着“以心为本,为我所用”的原则,积极地吸收佛教、基督教、道教等宗教文化的有益养分,来构建自己的心灵世界与人格结构。他创造性地吸收了各种宗教文化,在文本中转化性地运用《圣经》的语言,使用佛经道典的意象。基督教文化中的忏悔、救赎、牺牲精神,佛教文化中的“苦空”、“不入地狱,哪见佛性”、禅境,以及道教文化中“贵生”思想、灵签、堪舆等民间信仰,这些来自不同宗教的文化因子在他的作品中浑然合一,形成一种多义性文化。这些宗教文化经过启蒙理性的过滤,经过郁达夫的重新阐释,都产生了新的内涵,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原来的教义,构建了郁达夫个人的宗教价值体系。这种多元化的吸收方式让他的作品呈现出驳杂色彩,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他价值取向的混乱。虽然郁达夫具有典型的出世文化心态,偶尔也萌发出家之念,但始终没有实现“一瓶一钵走天涯”的想法。他缺乏对自我感受进行理性自省,对宗教文化也缺乏形而上的思考。他与宗教文化的关联不是建立在“存在”的哲学层面上,而是建立在感性体验与心灵沟通上。这种独特的接受方式令他的作品在价值追求上没有达到终极关怀的高度,存在一定的欠缺,但在美学风格、艺术特色等方面受宗教文化特质的影响,营造出悠闲沉静的意境,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效果。宗教意象的植入、宗教意境的营造,增加了作品内涵,使得作品具有多种阐释性。宗教意识与审美意识相互交织,宗教情感与艺术情感相互渗透,宗教理想与艺术理想相互促发,这令他的作品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与独特的意味,产生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郁达夫对多种宗教文化的创造性吸收,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典型意义。他在文学与宗教之间的探索给后人留下无尽的文学资源与精神资源。研究他对多种宗教文化的价值判断和利弊取舍,他的创造之处以及这种独创性给他的创作带来的艺术得失,对处于相似历史文化语境下的当代作家具有借鉴意义和价值。

二、从《沉沦》看郁达夫小说的悲剧风格（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沉沦》看郁达夫小说的悲剧风格（论文提纲范文）

（1）“苦闷”的现代性 ——郁达夫小说的城市体验（论文提纲范文）

（2）忧郁症的隐喻—郁达夫《沉沦》集再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3）郁达夫传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论郁达夫小说中的眼泪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5）郁达夫小说《沉沦》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学语文郁达夫教学拓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阎连科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8）论郁达夫小说的疾病叙事与文学治疗（论文提纲范文）

（9）郁达夫与太宰治小说的青春主题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论郁达夫与宗教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四、从《沉沦》看郁达夫小说的悲剧风格（论文参考文献）

• [1]“苦闷”的现代性 ——郁达夫小说的城市体验[D]. 吴晓桐.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2]忧郁症的隐喻—郁达夫《沉沦》集再解读[D]. 杭鹰.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0(02)
• [3]郁达夫传记研究[D]. 张锦心. 延边大学, 2020(05)
• [4]论郁达夫小说中的眼泪书写[D]. 林云.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5]郁达夫小说《沉沦》接受研究[D]. 孙翼钰.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9)
• [6]中学语文郁达夫教学拓展研究[D]. 刘莹.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7]阎连科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书写[D]. 雷瑜. 湘潭大学, 2019(02)
• [8]论郁达夫小说的疾病叙事与文学治疗[D]. 陈桃. 云南大学, 2019(03)
• [9]郁达夫与太宰治小说的青春主题比较研究[D]. 高磊.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10]论郁达夫与宗教文化[D]. 吴全燕. 浙江大学, 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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