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法死亡永恒魔法

一、神奇的死亡 永远的魔幻（论文文献综述）

林佳^[1]（2021）在《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是拉丁美洲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流派。魔幻现实主义作为艺术手法、世界观、思维方式、叙事类型对世界文学艺术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以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为代表的魔幻叙事因其丰富、独特的叙事方式形成了极具辨识度的叙事类型。本文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为代表的魔幻叙事为研究对象,以叙事学为主要理论视角,通过对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及其拓展形态的代表作品的叙事学解析,提炼并分析了魔幻叙事的基本类型及其叙事功能。在此基础上,提出从类型学的角度,建构魔幻叙事学的大致构想及基本框架。第一章是论题展开的准备,首先梳理了作为文学流派和作为叙事类型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历史语境和涵义。界定了本文所论的“魔幻现实主义”和“魔幻叙事”的基本内涵并对此做了具体说明。由于“魔幻现实主义”一词在不同语境中具有“绘画风格”、“艺术倾向”、“人生观与世界观”、“叙事风格”、“叙事类型”和“对现实的态度”等涵义的变化和重叠,所以首先界定了本文所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特指拉丁美洲的一种文学流派,“魔幻叙事”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为典型文本的一种叙事类型。本章结合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中原始思维和现代视野双重观念并置的前提,从叙事学的角度,概括了魔幻叙事的“故事”（story）与“话语”（discourse）和“素材”（fabula）三方面的主要特质及其互动模式,并以此为标准,提炼出魔幻叙事分为三个基本类型:多重时空体中的对话性叙事、叙述主体游移和阐释编码冲突制造的悖论性叙事、隐形叙述层提供的重构与修复性故事。并在此基础上,提炼了魔幻叙事的两种典型拓展形态:魔幻叙事空集和魔幻叙事游戏。第二章到第四章是论题的展开部分。第二章从叙事学的角度论析魔幻叙事的第一种基本类型:“多重时空体中的对话性叙事”。本章结合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Juan Rulfo）的小说《佩德罗·帕拉莫》（Pedro Paramo）和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Miguelángel Asturias）的小说《总统先生》（El se?or presidente）论析了魔幻叙事中普遍存在的“幽灵叙事”和多重故事及其构建的“多重时空体”,并具体阐释了在多重时空体中的人物信息组、事件、历史叙事和真相故事之间的对话形态。其中着重论析了死者人物信息组、历史叙事和素材故事之间的对话及其叙事功能。第三章从叙事学的角度论析魔幻叙事的第二种基本类型:叙述主体游移和阐释编码冲突制造的悖论性叙事。本章结合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ía Márquez）的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Crónica de una muerte anunciada）和阿斯图里亚斯的小说《玉米人》（Hombres de maíz）,论析了魔幻叙事中的叙述主体（叙述者、聚焦者、人物、隐含作者）之间的复杂冲突。这种冲突在魔幻叙事中以叙述主体的转换、行动元的双向图式、可靠与不可靠叙事的游移,以及空间、场所的悖论性涵义为主要表现形式。第四章结合阿斯图里亚斯的小说《总统先生》（El senor presidente）、《玉米人》（Hombres de maíz）、劳拉·埃斯基韦尔（Laura Esquivel）小说《恰似水之与巧克力》（Como Agua para Chocolate）,伊莎贝尔·阿连德（Isabel Allende）的小说《幽灵之家》（la casa de los espirtus）和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ía Márquez）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El Amor en los Tiempos del Cólera）论析了魔幻话语元素如碎片、虚构时空等构成的隐形叙述层完成的、对集体和个体记忆双重意义上的“重构”和“修复”。第五章是论题具体延伸部分,论析了魔幻叙事的拓展形态。基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本身边界的相对确定性,参照第一章对“魔幻叙事”特征的界定,将因拓展了“魔幻”的文化基础和“现实”含义、但与经典“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有内在关联的创作纳入论题,以保证论题的完整性。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和胡利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的短篇小说代表了这种创作倾向:用叙事描摹在现实中不可见不可感、但在理论上可能存在的世界。描摹这个世界体现了魔幻叙事的方式,具体表现为:以分形的故事建构运动与“敞开”的叙事空集;以循环往复的事件性展现叙事空集中故事的迭代与真理的递归;以分裂的叙事声音制造各叙事主体之间,及其与它们与读者之间的审美距离、表达主体空缺的实质并编织无限性的叙事游戏。这类魔幻叙事通过特殊的故事形式表现对宇宙模型、叙事及存在等本体性思考,彰显魔幻叙事的哲理性特质。结语部分是论题的理论提升。在提炼魔幻叙事的基本类型和拓展形态并分析它们叙事功能的基础上,结合叙事学的学科语境和发展趋势,提出的一种理论构想:从类型学的角度,构建以作为叙事类型的“魔幻叙事”为研究对象的叙事理论,并说明此构想的意义和魔幻叙事学的基本框架。

于敏^[2]（2020）在《重写浪漫传奇：《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互文研究》文中认为当代英国女作家J.K.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自出版以来,借助多种文字的译本和特效电影的全球发行,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和全球影响,成为世纪之交令人瞩目的通俗文学代表作品。该系列小说的主题、情节、人物等要素都给读者似曾相识之感,说明罗琳充分利用了文学之“陈词”,即已经为读者所熟知的文学典故和范式,以及文学经典已经建构的情节模式和人物原型来创造新文本。罗琳的作品得以获得广泛的读者关注与共鸣,成为至少一代人的阅读记忆,其创作机制和文学特征值得严肃、深入的学术研究。对《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互文研究,一方面可以丰富我们对该系列小说的阐释,深化我们对当代通俗小说的了解;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对这部小说的研究,重新看待它所赖以存在的、包括经典文学作品在内的整个文学传统和众多前文学文本,发现它们的内在联系。虽然该系列出版初期曾引起有关文学价值、教育功能及宗教领域的争议,但随着全系列的出版与研究深入,《哈利·波特》系列的文学、文化价值被普遍认可。针对该系列小说的国内外专题研究已经在其文化内涵与文学价值方面进行了多理论角度、跨学科、多元化的学术研究。其中,以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为中心的批评关注该系列小说反映的广泛的社会现实与问题,对该系列小说反映的当代思潮和社会现实进行宏观或微观探讨;以文本为中心的批评注意到该系列与经典文本和文学传统之间的互文关联,从文学传统研究、经典作家影响、文学体裁研究等角度讨论该系列与文学经典之间的互文关系,注重考查该系列在文学传承方面的价值。在该系列的互文研究领域,其与中世纪文学,尤其是浪漫传奇的互文关联也受到关注。《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人物塑造、故事情节、主题与氛围上都体现出典型的中世纪浪漫传奇特征,但同时,小说中的魔法“他界”又显然隐射了当代社会现实。非现实主义的《哈利·波特》系列采用了浪漫传奇的元素与范式,却能够反映现代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触摸到当下的生活真相,并且得到读者广泛、积极的回应,其中的缘故和创作机制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试图解释罗琳如何利用文学传统之“陈词”重建文本,揭示《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对传统文学范式进行重写的具体手法和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世纪浪漫传奇等传统文学作品作为前文本进入《哈利·波特》这一当代通俗小说的路径,及其在小说文本中产生的异质性和对话性。《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与中世纪浪漫传奇之间的互文研究,将浪漫传奇作为该系列小说巨大的互文本库中的一个典型文学传统体裁,可以更具体地分析罗琳的重写策略,以此为渠道深入了解该系列作品的创作及其创新之处,解释该系列成为世纪之交重要文学现象的原因,并管窥当代读者阅读兴趣的走向。本文以“互文性”理论基础上广义的“重写”（Rewriting）概念为基础,结合互文性理论的“意识形态路径”与“诗学形态途径”,即巴赫金、克里斯蒂娃、罗兰·巴特等人对文本中多重话语及话语背后的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主体的考察,以及热奈特等人有关互文手法和具体方式的研究,综合建构“重写”的三重框架,认为每个文本都具有互文性,都是对前文本的某种重写:“重”字既包含“重复”也包含“重新”之意,每一个重写文本又是“多重”声音的汇集。在此框架下,重点研究《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对中世纪浪漫传奇进行“重写”的具体策略。总体上看,罗琳小说重写的基础是解构式挪用,最突出的重写途径是对话性戏仿,而获得的效果则是重写文本发出能够回应当下现实、并且引发读者广泛共鸣的“回声”。中世纪浪漫传奇,尤其是亚瑟王传奇留给欧洲文学传统三项重要主题,即理想主义的骑士精神、典雅爱情以及魔法的超自然力量,而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创造性地重写了这三大主题。本文通过分析该系列小说对浪漫传奇三大主题的重写过程,分别阐释罗琳重写策略的基础、途径与结果。论文首先讨论罗琳如何通过解构式挪用对浪漫传奇中作为理想整体的骑士精神与典型的骑士形象进行细致分解。骑士精神的主要内容具有武士伦理、宫廷文化与宗教精神等不同历史文化来源,本身具有内在矛盾性。罗琳回溯其构成,以笔下的霍格沃茨巫师学校的不同分院的招生标准解构理想主义的骑士精神,继而以四个分院之间的竞争和战争,以及各分院内部的矛盾表现骑士精神内部的矛盾与断裂;同时,罗琳解构式挪用了亚瑟王原型的构成要素与人物特征,创造出小说中的双生人物哈利和伏地魔,使两者都表现出明显的骑士领袖的特质,却在“责任感”与“权力欲”这一对原本相辅相成的特质上分道扬镳,并通过这对双生人物的不同结局重新衡量了“命运”与“选择”之间的关系;通过对骑士精神与形象的解构、挪用、重构与选择,罗琳对骑士精神中的强权观、暴力观与血统观进行清洗,强调个人的责任与义务。论文其次讨论罗琳如何通过戏仿这一重要的重写方式对中世纪浪漫传奇的另一主题典雅爱情进行重写,并体现出其内在的矛盾与对话性。典雅爱情的主要范式,如骑士对爱人的奉献与服侍精神、爱情的磨难使人高贵、爱情中的自我克制与恪守秘密等影响了中世纪之后的欧洲文学与爱情理念。罗琳充分利用了戏仿的对话性与含混性,一方面继承了典雅爱情的主要范式和话语,另一方面却通过人物形象、爱情的表达方式以及爱情的影响等元素的“变调”处理,质疑典雅爱情的基本条件。罗琳以复调的双线情节对典雅爱情进行双线戏仿:反骑士形象的黑巫师西弗勒斯·斯内普作为体现“爱情使人高贵”的典雅爱情践行者,以一曲“副歌”严肃地戏仿了典雅爱情;通过性别和地位的错置,贝拉·莱斯兰奇作为女“骑士”表现出因为爱情而生的暴力、残忍与邪恶,谱写出一曲典雅爱情的“反歌”。双线戏仿从不同的角度重写了典雅爱情,分别质疑了典雅爱情命题的条件与结果,双重戏仿文本与源文本构成了三重交叉对话,增加了文本的含混性,使文本获得多重解读与阐释的可能性。论文最后讨论了罗琳通过魔法与巫术的重写体现出她对经典文本和当今社会的当下性回应。罗琳对魔法世界的重写并不是简单的内容挪用和扩充,而是在对中世纪魔法和巫术的神秘主义本质进行解构和颠覆之后进行的当下性重写,反映的是当今社会的现实真相。通过刻画魔法学校教学内容与方法的现代性、工具理性与技术内核,罗琳将巫术的本质“科学化”,使魔法失去了其在浪漫传奇中具有的神秘性和超自然性;“去魅”的魔法成为异世界巫师们的生存常态,而非不可知的神秘主义;罗琳则以去魅的魔法为陌生化手段,对现实生活进行了整体戏仿,以扭曲、滑稽、讽刺的魔法哈哈镜夸张地凸显了现代社会常被忽视的怪像。本文认为,罗琳通过解构式挪用和对话性戏仿重写了中世纪浪漫传奇的重要主题,回应了浪漫传奇的理想主义传统,也讨论了其中与现代主流价值观的矛盾之处。罗琳在小说中讨论了骑士精神的构成、内涵与矛盾,试图规定新骑士精神引导个人选择;讨论了爱的不同维度,描述了“爱”与“善”之间的复杂关系;刻画了当下人类存在的真相与怪相,回应了当代典型的孤独与焦虑。《哈利·波特》系列小说是基于现实主义的浪漫奇幻作品,混杂现实于魔法叙事之中,戏仿现代芸芸众生之相,表现出作者富于幽默的同情心和对现代社会的敏感观察,将“传奇”的理想主义和故事传统重新带回了当下阅读的焦点。

黎巧利^[3]（2020）在《《百年孤独》与《红楼梦》空间叙事比较研究》文中认为空间叙事理论是缘于美国的一种文学批评理论,结合了叙事学与空间理论,属于叙事学理论进行跨学科研究时产生的一个分支。空间叙事学不同于传统叙事学对于时间的聚焦,它更注重空间产生的意义与发生的作用。《百年孤独》与《红楼梦》分别作为马尔克斯与曹雪芹的代表作,同为中外文学史上的瑰宝。学界对这两部文学巨着的研究颇多,研究方法也各式各样,但运用空间叙事理论对两部作品进行比较分析尚属空缺。本文尝试采用列斐伏尔、加布里埃尔·佐伦等的空间叙事理论,对两部作品中进行分析和比较,并总结对叙事的作用。第一章介绍叙事学的发展脉络,叙事学的空间转向现象。传统叙事学理论注重时间的解读,而空间叙事学更加注重文学作品空间层面的研究。由此分析了《百年孤独》与《红楼梦》的空间叙事的基本框架。第二章分析《百年孤独》与《红楼梦》的物理空间。《百年孤独》中的物理空间由马孔多小镇、布恩迪亚家族的家宅以及炼金室构成;《红楼梦》中的物理空间分为宁国府、荣国府和大观园。相似的是两部作品中的物理空间都呈现出封闭的环形结构,且空间环境都呈现出盛极而衰的特点,这些物理空间的存在不仅是叙事开展的基础,也限制了人的活动,产生了特定的社会关系,凝结着人物情绪,推动着叙事的发展。第三章分析了《百年孤独》与《红楼梦》的心理空间。布恩迪亚家族几代人与孤独并存,红楼梦中的众人又都陷入悲凉的境地。在心理空间的呈现上,作家更多地突出女性对于家族的维系与守护意义,也深刻反映了百年家族的宿命意识。心理空间在塑造典型形象、折射小说主题方面影响了叙事的进程。第四章分析了两部作品中独具特色的魔幻空间。《百年孤独》中的魔幻具有明显的拉丁美洲文化色彩,《红楼梦》中的魔幻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两位作家笔下的魔幻空间是魔幻和现实相交织,而魔幻空间的存在也为作品提供了叙事起点,铺设了叙事路径。运用空间叙事理论对《百年孤独》和《红楼梦》进行比较研究,并对作家生平和时代背景予以关照,从而将作者、作品,世界、以及读者紧密联系起来。通过三大空间的构建让读者体会到相隔百年的两位作家对于所处时代的深刻思考,体现出不同地域民族共通的民族情结和心理意识,也揭示出家族叙事作品的衰亡主题。

胡扬^[4]（2020）在《张大春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接受》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哥伦比亚着名文学家,他的作品尤其是他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对于世界文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传到中国,对国内一大批作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而台湾作家张大春就是其中之一。张大春在80年代后所创作的一系列作品,从各个方面皆反映出他对于马尔克斯的接受。然而这种接受并不是全盘的接受,张大春选择性地接纳了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技法,而对马尔克斯的“文学反映现实”的文学观呈现出疏离态度。另外,在不同时期张大春接受马尔克斯并在作品中所表达的内容是明显不同的,这也说明张大春对于马尔克斯的接受也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本文的正文内容将由三章构成。第一章主要分析张大春对于马尔克斯接受的原因。受到世界政治环境的影响,台湾的社会环境也在20世纪80年代迎来巨大转变,这种转变是张大春接受马尔克斯的社会原因。另外,张大春在成长中所培养的对于民间文学的钟爱是他接受马尔克斯的个人原因,而他在乡土文学的浪潮中对于乡土写实主义的迷茫和质疑则导致了他文学观念的转变,这也使他将目光转向了刚登陆台湾文坛不久的魔幻现实主义。第二章分别从作品的主题、表现手法和叙事策略等三个方面进行阐释,分析了张大春在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对于马尔克斯的接受。从主题上看,关于人类孤独的探索以及对于历史与记忆这种关系的认知,都被两位作家共同关切着。在表现手法上,张大春也继承了马尔克斯在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所常用的人鬼并置和语言设置的手法,使得作品更具有“魔幻性”。叙事策略上,张大春吸收了马尔克斯在叙事中所使用的多重时序交替和叙事间断的策略,以此扩展了文本的容量,也让读者具有了更大的意识空间并从这种叙事中获得了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第三章主要阐述了张大春对于马尔克斯的疏离。一方面,张大春在乡土文学运动中所形成的文学观念的转向,让其对于“文学反映现实”这一基础文学观念产生了质疑,这是与马尔克斯所重视的文学与现实具有重要联系的观念所偏离的。另一方面,张大春接受马尔克斯的过程中所侧重和所表现的内容并非是一以贯之的,从时间上看,以2000年张大春创作的《城邦暴力团》为节点,前后可分成张大春接受马尔克斯的两个不同阶段,即外显阶段和内化阶段。

严璟^[5]（2020）在《魔幻现实主义语境下的《千夜之夜》研究》文中提出纳吉布·马哈福兹（1911-2006）是当代阿拉伯世界最杰出的作家之一,198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阿拉伯文学史上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阿拉伯作家。《千夜之夜》是纳吉布·马哈福兹在1982年出版的又一部力作,出版后便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议论。一些文学批评家也从不同角度对作品进行了分析,本文结合国内外的部分研究成果,尝试从魔幻现实主义视角入手,对小说进行分析。本文主要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简要地介绍了纳吉布·马哈福兹的生平、《千夜之夜》的序幕和13个故事的主要故事情节,陈述国内外对《千夜之夜》的研究现状,阐释论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正文部分分为三个章节:第一章为理论部分,主要概述了魔幻现实主义的界定、起源和发展,分析它的基本原则和艺术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马哈福兹对外来写作手法的进行借用和创新的原因。第二章从小说的魔幻性出发,在魔幻现实主义的语境下对小说《千夜之夜》进行文本分析,分析了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在小说中的具体表现。在《千夜之夜》中,故事人物和情节的“神奇”元素最主要的来源是阿拉伯人传统的思维方式、古老的神话故事和宗教典故,作家以古老的阿拉伯故事为蓝本,运用现代创作技法写出了时代性的寓言故事。包括神奇人物和荒诞情节、神话故事和宗教典故的运用、时空的位移和象征手法。第三章从小说的现实性出发,分析作品魔幻色彩下隐藏的现实主题和现实意义。小说以一个不知名的古代苏丹王国模仿了20世纪70年代的埃及社会,通过13个连续的故事表明小说的主题:反映埃及现实,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呼吁道德和真诚的宗教信仰,描摹和反思真实的人情世态。最后是文章的结语部分,通过魔幻现实主义下分析《千夜之夜》,不仅能够让我们体会到阿拉伯传统文化的神秘和现代文学创作技法的艺术魅力,更重要的是,能够让我们更好的理解作品的深刻内涵,理解文学大师的智慧。

梁芹^[6]（2020）在《论丹尼洛·契斯的“想象的现实主义”写作 ——以“短篇三部曲”为例》文中研究说明丹尼洛·契斯是前南斯拉夫一位着名的犹太裔小说家、诗人和文学翻译家。虽然其作品不多,但却在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坛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的国际评论界一致认为他是二战之后最具世界性和创新性的南斯拉夫作家。如果说丹尼洛·契斯文学关注的中心问题——历史和真实的人,体现了其文学主题的世界性,那么颇具个人特色的文学创作形式便彰显出了作家自身在文学上的创新性。其丰富多元的文学思想、深刻的作品内涵和独特的创作风格,不仅为西方普通读者所喜爱,而且还深受约瑟夫·布罗茨基、苏珊·桑塔格、米兰·昆德拉、菲利普·罗斯、纳丁·戈迪默、萨尔曼·拉什迪等大家推崇。然而,遗憾的是,这样一位重要的作家,却似乎在我国二十世纪的东欧文学史里被遗漏了。因此,围绕着丹尼洛·契斯文学作品内容中明显呈现出来的两条线索——对形而上的痴迷和对历史进行“纪实”重建,本文选取了其最具代表性的三部短篇小说集（《栗树街的回忆》、《达维多维奇之墓》和《死亡百科全书》）为文本分析对象,企图从其备受称赞的形式层面切入,主要聚焦于作家综合运用的一系列现代叙事策略、采用“文献式”的写作形式以及语言上呈现出的“有节制的巴洛克”风格三个方面去探讨其独特的“想象的现实主义”写作。从而力求在展现其多变混杂、鲜明独特的文学风格的同时,深入挖掘其潜在的深刻叙事意图,即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作家始终坚持从现实、历史两个维度出发,观照和审视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以及在此种境遇下、作为价值主体的人的真实生命状态,并试图通过文学的笔触进行追寻和重构。最后,通过对丹尼洛·契斯独特的文学创作理念和文学创作风格的鉴赏,希求能为更多的读者进一步走进这位被忽视的融世界性和创新性为一体的前南斯拉夫作家提供一个有效途径。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绪论部分,详细阐释了本文的选题缘由、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章简述了丹尼洛·契斯提出的“想象的现实主义”概念内涵及其产生缘由。在此基础上,第三章讨论了丹尼洛·契斯在小说文本中综合运用的一系列现代叙事策略及其背后深刻的叙事意图。第四章则是探讨了丹尼洛·契斯普遍采用的“文献式”写作方式。第五章主要从语言与身份关系角度切入,谈论了其“有节制的巴洛克”风格。第六章则是文章的结尾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和概括。

邱丹^[7]（2020）在《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文中研究指明先锋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景观,它是新时期语境下西方文化刺激与文学审美现代性诉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先锋小说通过对宏大话语与叙事成规的颠覆,创造了全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手法及语言体验,为小说本体的回归创造了可能。这场带有审美哗变色彩的叙事美学变革,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意义非凡。而传统文学资源作为先锋小说变革的重要参照体系,其脉流也会潜移默化地渗透在先锋叙事中,并参与着先锋话语的建构。可以说,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不仅仅有反叛,同样包蕴着继承与转化。本论文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先锋派作家的先锋小说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国先锋小说特质,阐明传统与传统文学相关理论,深入探究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反叛与继承的艺术呈现,挖掘先锋与传统、反叛与继承之间的辩证关系,进一步探寻中国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资源转化过程中存在的价值与不足。这也是新世纪对先锋小说的再思考,对先锋小说处理中西方文学资源关系的再思考,以期发掘共通性的学理性特征,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提供参考。首先,论文结合中西方的文化语境,阐释西方先锋派与中国先锋派的差异,并明确中国先锋派文学的发生、发展与特质。中国先锋派文学发生在文学断裂之后,经由了从舶来到消融本土的整合,作为带有现实焦虑的形式变革,它不像西方先锋派文学那样激进、深刻,更倾向于“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文学变革。在中国先锋小说发展的浪潮中,“先锋”的释义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对先锋作家与先锋小说进行整体剥离与指认,对于先锋小说相关问题的阐述与论证,至关重要。其次,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超越是通过对传统文学观念、主题话语、叙事策略等方面的多重变革实现的。由于“传统”本身的复杂性及其内部的变奏异调,就需要对“传统”“传统文学”“文学传统”等概念进行有力地阐释与辨析,并把握传统文学的主题、故事、形象及时间等叙述内容与叙事层面所呈现的美学特征,探寻文学与现实、作家与现实、文学内容与形式、文学社会功能等方面所体现的传统文学观念,为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做好铺垫。再次,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继承与转化,呈现了从不自觉借鉴到自觉汲取的发展线索。将先锋小说整体性作为考量时,不能忽略传统文学资源从“潜在”资源转向“显在”资源的原因,这是由传统文学本身、先锋文学本身、语境变革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个过程也体现先锋作家在中西方文学资源转化过程中,对资源突围与认知方面所进行的调整与变化。正是由于传统文学中叙事传统在题材类型与叙事技艺上的精妙之处,抒情传统在情感抒发与诗词意象运用上的独到特色,才使得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从叙述内容到叙事方略的继承与转化成为可能。另外,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叙述内容与叙事方略等方面的择取与拓新,呈现了传统与现代、西方与本土融合的审美特点。先锋小说在反叛传统文学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学中一些经典的题材类型、文学母题、精湛的叙事手法还是有所保留、有所继承、有所转化。先锋小说呈现了对侠义公案、才子佳人、武侠江湖、历史家族等题材类型的吸纳与超越;对“命运”“神秘”“地域”等传统母题的延揽与新构;还呈现了对“故事套故事”“旧瓶新酒”“借笔墨拈出”“以虚构补充”“故事新编”等故事处理方式的延续与新变;对传奇人物、传奇情节及异端境界等传奇叙事手法的吸纳与转化。同时,由于语言的相对稳定性、文化母语的潜在记忆与惯性作用、传统文学语言的艺术魅力等因素,先锋小说在自然景物类词汇、意象类词汇词义、诗词歌赋、诗性语言等方面也呈现了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汲取与新变。最后,在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资源反叛与继承的总体向度上,对先锋小说资源转化中遇到的问题与突围的策略进行了问题求解性的探索,阐明传统与先锋之间带有悖论性的复杂关系,并进一步辩诘反叛与继承之间的辩证关系。先锋小说的创作路径,也引发了文学创作应该如何看待“传统”,如何看待“中西方文学资源”,如何处理多种创作资源、多种创作手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思考。先锋小说在创作实践中充分体现了多种美学力量碰撞所产生的审美张力,它在对传统文学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也展现了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体认与反思,其所生成的文学价值、文化价值、审美缺憾无疑对当下乃至未来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启示。传统文学资源庞大、多元、驳杂,有很多“生机”可待挖掘。虽然先锋小说深受西方文学影响,但传统作为血液中不可抗拒的因子,也在无形之中影响着先锋小说的创作。反过来,丰饶的传统也在先锋小说的创造性转化中得以赓续、绵延。未来文学的方向,不仅要放眼世界,也要彰显民族文学的文化气韵,在超越中确立民族身份与文化认同。唯有这样,中国文学才能在接收新知与转化传统中不断延续、不断生长。

秦轩^[8]（2020）在《迈克尔·夏邦幻想小说中的犹太历史重构》文中指出传统文化的守护、历史创伤的治愈和种族矛盾的化解,这些问题在当代美国犹太文学书写中并不少见。迈克尔·夏邦作为当代美国犹太作家的代表,时常在作品中探讨这些问题。此外,本文发现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他的作品大多是具有历史性和超越性的幻想小说:历史性表现为他往往呈现犹太人在中世纪、二战和冷战期间等历史阶段的生存困境和情感需求;超越性表现为他常常在奇幻和科幻等幻想视域下对真实犹太历史进行重构。鉴于夏邦的幻想小说大多扎根于犹太历史并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重构,本文认为其幻想小说创作过程其实也是重构犹太历史的过程。本文将选取他的《卡瓦利与克雷的神奇冒险》、《犹太警察工会》、《绅士之路》和《月光狂想曲》等几部幻想小说,从人、地和时三个层面具体论述他对犹太历史中的犹太人、民族信仰和传统的重构。首先基于幻想之人,本文发现夏邦偏爱具有犹太身份的探险者,突出他们的自我救赎和防卫机制。他们的身份特质中既有历史传统熏陶下的敏感性和复杂性,又有流行文化浸染下的通俗性和娱乐性。其中部分重构的犹太人所拥有的诸如奇幻-科幻小说中的超能力可以打破小说类型的束缚,并通过良好的内容过渡和形式接洽将历史和幻想联结,从而提升新奇与精致的阅读感受力。另外,夏邦将重构犹太人背后的科幻背景建立在犹太传统习俗的基础上,既彰显了科技本身的辩证效应对犹太宗教和社会活动的影响,又表达了对犹太人的人文关怀。其次基于幻想之地,本文发现夏邦常常重构犹太历史上的原有之地。他在重构过程中突出犹太民族信仰中的乌托邦精神,并关注恶托邦和异托邦等乌托邦分支。通过分析乌托邦的学脉渊承、文化表征和历史宿命,本文发现夏邦对乌托邦的重构反映了犹太历史中弥赛亚的渊源、犹太神秘主义中的救赎观以及犹太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挣扎和逃离。基于他对犹太传统乌托邦精神的提炼以及他的乌托邦写作风格,加上他重构的乌托邦在后理论的情境下诞生,本文认为其幻想小说可以理解为后乌托邦批评视域下的政治宣言,倾向于帮助人们克服恐惧、增加民族自信并为创造更好生活提供动力。最后基于幻想之时,本文发现夏邦在打乱时间线性链条的过程中,关注真实犹太历史之外一段重构的犹太历史。在他重构的犹太历史中,时间可能被替换、延长或者压缩,结果可能引发重构历史偏离甚至颠覆真实历史的情况。细考之,本文发现夏邦在重构犹太历史中的重要事件、民族关系和传统主题的过程中,展现出了对时代议题的审视和对犹太民族传统的守护。另外,在重构的时间中,他其实向犹太历史的深层时间内注入了预期的成分,同时强调了象征永久期望和延迟的弥赛亚时间——犹太原教旨主义时间。本文认为夏邦其实是将一只手伸向犹太历史传统和宗教渊承,而将另一只手伸向后现代主义之下的多元价值取向和去规范化路径,从而在幻想小说中透露出多视角地回望历史、个性化地寄托情感和辩证化地反思创伤等具有犹太民族特色的趋向。多视角地回望历史体现在我们既可以看到他以当下的视角对犹太历史的回归和反思,又可以看到他以未来预期的视角对犹太历史的介入和补偿;个性化地寄托情感体现在他彰显了犹太个体对集体的疏远,强调个体与个体之间自由情感联结的重要性,正如读者往往可以在其小说结尾领悟到个体对亲情、友情和爱情等源于本能的情感渴求;辩证化地反思创伤体现在他通过跨类别的幻想小说写作模式,弱化了同化或者流散等传统叙事主题,强化了堕落和救赎并存的犹太神秘主义思想以及荣光与阴暗并存的犹太复国主义行动。目前,从幻想小说视角对夏邦畅销作品进行研究的学者并不多。本文意在从幻想小说的视角探究他对犹太历史的重构,从而发掘他的重构其实提供了一种继承犹太传统文化的新思路。通过分析他以救赎性和启发性的目的回归犹太历史的过程,本文发现他致力于将犹太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美国犹太文学创作中,并关注犹太个体之间的联结、犹太社区内部的矛盾以及犹太神秘主义思想的延续。

彭玲^[9]（2020）在《本·奥克瑞《饥饿的路》的魔幻现实主义解读》文中指出尼日利亚作家本·奥克瑞（1959—）是新时期最受瞩目的非洲后殖民地作家之一,1991年凭借长篇小说《饥饿的路》（The Famished Road）获布克奖。《饥饿的路》以一个虚构的非洲现代城市贫民窟为背景,以第一人称“我”（即小说主人公阿扎罗）展示叙述,将个人的生命体验与民族的历史文明、家国的命运浮沉紧紧相连,在非洲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本文主要从“作品的魔幻叙事”和“魔幻现实主义在非洲的变形”两方面切入,在系统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全面地总结作品的魔幻现实主义特征和深刻地把握作者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手法。在此过程中,既坚持以文本分析为准绳,把批评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到具体的作品内部,又立足于魔幻现实主义在非洲语境下的具体表现形式,力争微观分析与宏观把控的辩证统一。本论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经由作家及作品简介提出了本·奥克瑞文学创作观的形成,并总结、梳理了国内外学界对《饥饿的路》的研究成果,在肯定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然后对本论文所运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大致介绍,并指出了本论文研究的创新之处。第一章通过对小说魔幻意象的阐释把握《饥饿的路》的魔幻色彩,选取小说中的核心性魔幻意象、辅助性魔幻意象和烘托性魔幻意象等进行具体分析。通过对“阿彼库”“路”“护符”“烟”“月”“动物”等魔幻意象的分析,探讨小说在象征符号的运用上对魔幻现实主义的传承及其非洲本土特色的凸显。第二章对小说叙事策略的魔幻性进行梳理,深入挖掘小说在叙事时间、叙事空间、叙事方式的处理方式上所体现的魔幻特征。作者关注到奥克瑞在叙事时,在叙事时间上存在着“非线性叙事”和“时间循环”的特征,在叙事空间上倾注了作者的主观意志,例如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空间“幽灵界”、社会空间“酒馆”和自然空间“森林”,而叙事方式则呈现出“神话叙事”“梦幻叙事”“镜像叙事”的特点。基于这些特征,本论文对叙事策略进行横向分析,试图发现创作者倾注其中的纵向的内在逻辑。第三章提出了小说魔幻性外壳下裹藏的现实内核,即意象阐释和叙事策略中淋漓尽致的魔幻性实质上服务于作品传达的政治、自我探寻及死亡和苦难等主题。深受西方文明和现代文学影响,奥克瑞在作品中表现出深厚的后殖民文学特性,又因深受民族文明传统影响和对非洲社会现实的关注,致使其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深深扎根于非洲文明内部。结语部分指出了本·奥克瑞在小说《饥饿的路》中展现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观是对传统文学观念的承袭和颠覆,深刻改变了世界尤其是非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扩宽了非洲现代文学创作的视野,并提出了进一步研究《饥饿的路》和魔幻现实主义对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王伟^[10]（2020）在《《哈利·波特》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文中指出英国作家J.K.罗琳创作的Harry Potter风靡全世界,被翻译成80种语言,所有版本的总销量超过5亿册,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小说之一。本研究依据译介学理论、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操纵”和“重写”理论、接受理论和副文本理论对Harry Potter在中国的译介展开全面、系统的描述性个案研究,探讨了该作品是如何被译介到中国以及在进入中国后该作品在中国普通读者和专业研究者群体中的传播、接受现状,分析了《哈利·波特》中译本在中国的定位和目标读者群体的接受错位问题,并从副文本与文本转换过程分析了《哈利·波特》中译本中的翻译问题。通过对《哈利·波特》中译本在中国出版发行的历时性描述分析,本研究发现Harry Potter这部通俗文学作品能够进入中国主要是与当时的社会接受环境紧密相关。通俗文学,又称之为大众文学,一直处在中国文学系统的边缘。长期以来,通俗文学的娱乐消遣功能与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文学观念相悖,通俗文学往往被视为严肃文学、纯文学的对立面。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开始大规模地译介外国通俗文学作品,通俗文学开始从文学系统的边缘向中心运动,长期被压抑和禁锢的文学娱乐消遣功能终于得到释放。随着中国1992年成为《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的成员国,中国对外版权贸易得到迅速发展,开始不断从国外引进通俗文学作品以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需求。20世纪90年代,国内不少出版社开始摆脱行政化束缚,以市场为导向追求利润最大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人民文学出版社积极转变观念,从国外获取最新商业出版资讯,Harry Potter就这样走进了人文社的编辑眼中。2000年8月底,人民文学出版社鏖战数月后赢得了《哈利·波特》中文版权。Harry Potter被引进到中国之后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销售成绩,成为一部非常畅销的流行读物。Harry Potter进入中文世界后,普通读者和专业研究者对该作品的接受各自呈现出不同的接受特征。中国奇幻文学读者群体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壮大,对《哈利·波特》这部作品的接受经历了“文本—影像—文本”和“影像—文本”两种文学接受过程。在Harry Potter进入中国之前,中国大陆的普通读者对于奇幻文学还是比较陌生,即使有奇幻文学作品的存在,在当时也是被当成童话被译介到中国。在新世纪开始之前的这段时间,中国大陆并不存在奇幻文学所能接受的土壤或环境,因此也就没有奇幻文学读者群体的存在。而随着The Lord of the Rings和Harry Potter等系列作品陆续被国内出版社引进译介,再加上国内义务教育的蓬勃发展和一系列的教育制度改革,新时期的中国读者在文化程度、知识深度、阅读广度上有很大幅度提高,国内逐渐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奇幻读者群体,他们热爱阅读和接受各种西方奇幻文学作品。同时,新世纪大众传媒尤其是由奇幻文学改编的同名电影在中国热映,使众多读者在欣赏奇幻大片的同时,感受到了奇幻文学作品的魅力,部分读者是看完纸质作品之后去电影院欣赏改编的同名电影（影像）,然后再对该奇幻文学作品的纸质书籍（文本）进行深度阅读;也有不少读者是观看完奇幻文学作品改编的同名电影（影像）后购买纸质书籍（文本）阅读。“文本—影像—文本”和“影像—文本”构成了中国普通读者对外国奇幻文学作品的两种文学接受过程。而与普通读者对《哈利·波特》的接受不同的是,中国的专业研究者对《哈利·波特》并不是特别重视,在我国主流核心学术刊物上刊载有关“哈利·波特”研究的文章数量相对有限。尽管通俗文学开始从文学系统的边缘开始向中心运动,但是严肃的学院派研究者却并不十分关注《哈利·波特》这种通俗文学作品。究其缘由,一方面,纯文学或者说精英文学才是中国专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对文学作品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这更符合当下时代的主旋律,而外国通俗文学作品“走进来”的译介研究则很难引起他们的关注。与Harry Potter系列作品在英语世界的接受状况相比,《哈利·波特》中译本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差。在英语世界,Harry Potter系列一开始定位是儿童文学,面向儿童读者群体,但因为该作品深受青少年读者和成人读者的喜爱,英语世界的出版社很快就灵活地改变该作品目标读者群体定位,扩大其读者群体范围。而在中文世界,赞助人（人文社）从一开始就一直把该作品定位为儿童文学,并自始至终操纵着《哈利·波特》中译本生产和流通的全过程。从副文本视角对《哈利·波特》中译本进行分析,无论是从书籍的开本设计、封面装帧、插图、书签还是内页版式设计,人文社都是按照儿童文学作品的定位进行设计和出版发行的,儿童才是其目标读者群体。因此,人文社对《哈利·波特》中译本的定位和中国读者对该作品的接受之间产生错位,部分中国读者对人文社的儿童文学定位和译文质量不满,三种新型读者群体出现:批评型读者、作为译者的读者和精英型读者。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新型读者群体在网络空间中对人文社《哈利·波特》中译本的翻译质量展开网络文学翻译批评,或者另起炉灶自己开始翻译并在网络空间中分享译文。随着《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和同名电影的完结,精英型读者群体开始涌现,他们从各个视角、细节、主题对这部作品展开全新的网络文学翻译批评,具有一定的学术素养和敏锐的批评意识。互联网通讯技术的发展使中国读者的角色从单一走向多重化,在文学文本选择和文本意义建构上由“失语者”变成了“建构者”。新型读者群体展开的网络文学翻译批评对人文社和译者形成了“良性监督”,加强了读者和出版社之间的互动,这些都构成了《哈利·波特》在中国的接受史中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Harry Potter被译介到中文语境后,“显性”赞助人（人文社）的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自始至终都对译者的翻译工作进行着操纵,同时“隐性”赞助人（儿童读者群体）也迫使译者适当调整翻译策略使译文符合儿童读者阅读。因此,人文社在对Harry Potter进行文本转换的过程中因为误译、漏译产生了一系列的偏差和变形。因为原文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原作者根本没有预料到的接受语境,作家J.K.罗琳精心创作的大量文化特色词汇、人物形象、“文字游戏”和习语在经过译者的翻译转换之后,原着中的人物形象、性格在中译本中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扭曲和变形,大量“文字游戏”蕴含的预期效果没有被完美地呈现出来。同样地,原着中大量巧妙构思、精心创作的习语并没有被译者进行异化处理,这使得习语中独有的文化意象和语言特色在中译本中丢失,影响和阻碍了中国读者阅读的连贯性和好奇心。本研究推动《哈利·波特》进入更多学术界研究者的视野,进一步丰富了《哈利·波特》在中国的学术研究,让更多严肃学院派研究者认识到通俗文学翻译的影响和特殊研究价值,也为该作品走向经典做出了一定努力;同时基于该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过程中遇到的新型读者群体的网络文学翻译批评以及中译本在文本转换过程中产生的偏差,本研究亦可为外国通俗文学作品的翻译以及中国通俗文学作品外译提供一定程度的参考和借鉴。

二、神奇的死亡 永远的魔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神奇的死亡 永远的魔幻（论文提纲范文）

（1）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重写浪漫传奇：《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互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百年孤独》与《红楼梦》空间叙事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张大春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接受（论文提纲范文）

（5）魔幻现实主义语境下的《千夜之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论丹尼洛·契斯的“想象的现实主义”写作 ——以“短篇三部曲”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论文提纲范文）

（8）迈克尔·夏邦幻想小说中的犹太历史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9）本·奥克瑞《饥饿的路》的魔幻现实主义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10）《哈利·波特》在中国的译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神奇的死亡 永远的魔幻（论文参考文献）

• [1]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学研究[D]. 林佳. 武汉大学, 2021(02)
• [2]重写浪漫传奇：《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互文研究[D]. 于敏. 南京大学, 2020(10)
• [3]《百年孤独》与《红楼梦》空间叙事比较研究[D]. 黎巧利. 陕西理工大学, 2020(09)
• [4]张大春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接受[D]. 胡扬.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5]魔幻现实主义语境下的《千夜之夜》研究[D]. 严璟. 大连外国语大学, 2020(08)
• [6]论丹尼洛·契斯的“想象的现实主义”写作 ——以“短篇三部曲”为例[D]. 梁芹.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7]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D]. 邱丹. 辽宁大学, 2020(01)
• [8]迈克尔·夏邦幻想小说中的犹太历史重构[D]. 秦轩.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7)
• [9]本·奥克瑞《饥饿的路》的魔幻现实主义解读[D]. 彭玲.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10]《哈利·波特》在中国的译介研究[D]. 王伟.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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