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吉坦伽利》的宗教思想分析

一、泰戈尔《吉檀迦利》的宗教思想试析（论文文献综述）

朱睿^[1]（2021）在《许地山与文学研究会》文中研究说明

霍丹彤^[2]（2020）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印度亚洲主义思想中的日本观及其影响》文中指出中国、印度、日本三国被视为亚洲的战略三角。近年来,印日关系不断走近。2014年9月,印度总理莫迪访问日本,两国确立了“特殊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此后印日关系迅速升温。同时,亚洲区域内潜藏着诸多不稳定因素,区域秩序的建立还处在不断的发展进程中。印日两国同为中国的重要邻国,研究两国关系、特别是两国在参与区域建设过程中的联系,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区域建构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国际政治的建构主义认为,观念、文化及认同等非物质因素在国际政治中起着深层次的决定性的作用。印度作为亚洲域内大国,它对亚洲区域塑造的设想、看待与域内不同国家关系的视角、以及将区域建设与自身发展相结合的过程,将深刻影响其自身的区域行为与亚洲区域的塑造。作为根源于印度传统思想文化、同时被不断接触外部世界的经验所形塑的区域思想,印度的亚洲主义思想是理解其在亚洲行为的重要参考。而理解今天印度的亚洲主义,需要进一步考察印度亚洲主义思想的产生与定型。印度亚洲主义思想发源于19世纪初期的孟加拉地区,直到独立前后,印度亚洲主义思想经历了三个时期的发展。第一个时期为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这一时期内,印度的近现代思想家在西方叙事的影响下从古典中重新发掘印度,总结出了东方文明富于精神性、印度是东方精神的代表、东西方文明互补的亚洲主义思想;第二个时期始于20世纪初,这一时期内印度的亚洲主义思想开始寻求参与政治建设,并与日本、中国等国不断互动,同时受到了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多重影响;第三个时期以1947年印度获得独立与印巴分治为开端,在尼赫鲁的主导下,亚洲主义思想与印度的大国抱负相结合。同时,在印度的亚洲主义中,日本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一方面,日本本就是印度亚洲主义构想中天然的存在,它不仅在地理上属于亚洲,在漫长的历史中,也不断接受了源自印度文明的佛教的影响。另一方面,日本作为亚洲最早实现工业化并打败欧洲大国的国家,它的技术、制度、思想的发展吸引了大批印度人的关注,影响了印度亚洲主义在第二个时期的发展和行动。战后,印日关系在经历了短时期的萧条后又重新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时至今日,两国间的双边合作不断发展,甚至得以共同倡导亚太战略,这与历史上印度亚洲主义行动寻求日本帮助与日本泛亚洲主义活动积极联合印度的历史有相似之处。印度亚洲主义视角中的日本有着独特的表现,这种独特性来源于多样的历史认识和过程。从排外的宗教本位主义来看,日本是应该团结的亲密的宗教伙伴;从建构独立自主的亚洲的反帝国主义视角来看,日本是亚洲主权的象征;日本既可以是印度反殖民统治活动的宝贵海外基地,又可以是“团结的亚洲”的一个例外。这种独特的历史过程和认识使印度对于曾经作为侵略者的日本有着不同于中国、韩国、朝鲜等国的看法,印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免除了历史过节带来的阻力,更易于形成长期的合作态势。今天,印度亚洲主义的发展仍在继续,而过去的亚洲主义思想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印度政治的方方面面。梳理印度的亚洲主义思想脉络和二十世纪上半叶印度亚洲主义思想中的日本观,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印度的思想与决策,理解当前印度与日本的关系。

郭晨光^[3]（2017）在《“谁使人在夜间歌唱”—论《吉檀迦利》的多重阐释空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被誉为“诗圣”泰戈尔与被视为“先知”的马丁·布伯,二者声誉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性与民族传统遭遇时,受民族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是以何种身份回应时代性与历史性的挑战。在马丁·布伯的《我与你》中包含着契合于泰戈尔的《吉檀迦利》之处:《我与你》中包含着可供阐释《吉檀迦利》的“我-你”“我-他”关系。而“我-你”“我-他”关系不仅作为两组相互对立的哲学概念,而且可以由此出发作为理解与考察诗歌中文本意义空间生成与意象结构的枢要。而本文在使用马丁·布伯“我-你”“我-他”概念对《吉檀迦利》进行阐发的同时,也充分考虑到对文本进行细读的必要性;同时利用伽达默尔与保罗·利科的阐释学,在后现代的语境中进行文本阐释。而本文将首先讨论《我与你》与《吉檀迦利》的互文性为文本阐释所开拓的方向:诗人形象的制作与《吉檀迦利》这个特定文本所具有的可写性;其后,将着重分析在“我-你”主题中意象组合的三种方式:歌-歌者的自我指涉结构,旅人-等候者的双重维度结构,以孩童意象为中轴的情人-乞者与国王-你的平行结构。在此基础上,尝试从“我-你”“我-他”关系之外“他者性”的角度,审视并选择《吉檀迦利》中的部分意象,组成新的意象群组。以期在后现代的语境中,重释《吉檀迦利》中存在的“宏大叙事”与后现代接受语境中“碎片化叙事”的冲突。

孙凤玲^[4]（2017）在《泰戈尔诗歌自然意象研究》文中指出泰戈尔在诗歌中营造了丰富多彩的自然意象,以此传达其深邃的梵我合一思想,在有限中实现与无限结合的欢娱。本文旨在通过对泰戈尔诗歌中典型自然意象的阐释,由浅入深论述自然意象背后涉及的宗教哲学命题。本文主要运用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法,重点论析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印度宗教哲学中的两个基本概念“自我”和“大梵”;作为印度宗教哲学的核心命题之“梵我合一”。通过对诗歌的文本细读,揭示出泰戈尔诗歌自然意象所表达的核心命题。同时,本文运用了统计分析法,使自然意象基本形态得以简明呈现,也运用文学地理批评方法阐释自然意象的成因与来源。引言部分对国内外泰戈尔诗歌研究现状进行了简要的梳理,提出本文主题研究的可行性。第一章运用统计分析法,将自然意象归为植物、动物、季候、山川与天体五种,以及在此基础上构成的基本形态。同时,通过一系列图表,将“黄昏”、“鸟”、“莲”、“树”等高频次意象清晰呈现出来。其自然意象的主要特征有四:整体性、群体性、象征性及神秘性。从审美特点来看,自然意象具有鲜活的动态美、静态美与和合之美。第二章从自我生命塑造、自我生命的觉醒和自我生命为获取自由而采取的坚毅果敢的行动三个方面,论述了泰戈尔诗歌中的自我内涵。自我既指个体生命,亦指一切自然生命,诗人极力表现自我生命的喜怒哀乐,是为了阐释梵我合一的思想。第三章结合具体自然意象探讨了“大梵”的基本内涵。第一,“大梵”既是一切花草树木、风云雷电、日月星辰等自然生命,又不具任何形体而潜隐于自然万物之中。第二,通过自然生命的永恒与时间的永恒,阐明“大梵”的不死。第三,Dharma之梵,主要体现了“大梵”作为宇宙精神与终极真理的深层内涵。作为最高宇宙精神的“大梵”,往往与“新娘”、“婚礼”等自然意象相关;作为终极真理的大梵,是不断变化的自然生命与最高创造者内在的和谐统一。第四,创造者“大梵”与自然生命是一种无限与有限、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创造者与自然生命内在的和谐,最终由强烈的合一之情——“爱”得以实现。第四章重点探讨自我生命如何实现与“大梵”的合一。作为人类的自我,主要立足于在社会实践中实现与梵合一;同时,死亡和婚礼亦是实现与梵合一的重要方式。作为自然生命的自我,首先通过肯定/否定方式实现合一,其次是通过自然万物与梵内在的同一实现合一;此外,通过死亡与婚礼实现梵我合一。在此基础上,进而论析人、自然与大梵通过物化方式实现合一,以及彼此内在的同一不二。本文的结论是:第一,泰戈尔诗歌中的自然意象有着深厚的宗教哲学内涵;第二,自然意象与自然观是统一的;第三,自然意象既源于诗人自幼生活的地理环境影响,也受其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印度传统宗教哲学对自然意象的营造、表达等方面也有重要的影响;第四,泰戈尔梵我合一思想是对东西方宗教哲学的继承与超越。

乔静蕾^[5]（2017）在《生活与证悟 ——泰戈尔生命美学的东方情调》文中研究说明身处19、20世纪复杂的时代,面对当时代不断显现的现代性问题,及这个问题所暴露出来的存在的分裂和人性的压制,泰戈尔的思考与体悟始终直面生命的根本问题:生老病死,悲欢欣喜;尤其是生命中的悲剧情境,如死亡与痛苦。他秉承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启蒙理念,凭借东方尤其是印度深厚的宗教、哲学与美学传统,提供了一种关于生命和宇宙的整体性和综合性的观点。他以一种独特的体验与证悟的方式,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用人格重新整合了神、人、自然,确立了三者之间本质上的同质性与统一性,也给予我们关于这个世界上的生命与意识的古老又崭新的概念。人格就是一种内在的自我意识（内在精神）。这种自我意识的本性是,以感觉作为通向外部世界的接口,以理性的完整认知为基础,并超越其上,以爱为媒介,通过审美快感趋向内在的联合。其中,他始终坚持两点:一是自我体验,自我思考,自我抉择。他相信每个人都具备理性的自明性,并一直致力于这种个人主义的启蒙。二是,生命的基本原理是爱。爱是驱动生命的源动力,也是生命的终极归宿。个体生命的成长最终在爱的联结之力下与其他的生命产生共鸣并完成生命与生命的凝聚。人格在人性中的体现就是在有限中不断向无限扩张,表现在生活中,就是在行动中不断地证悟美与乐。证悟无限,或者说对宇宙同一精神的证悟,是人的使命之所在,同时也是一种需要通过人性的提升加以培育的能力。审美与艺术就是在人格的基础之上的自发生成,并且是为了培育人格而自觉进行的一种表达行为。艺术是人格的流溢,其目的是表达自我存在的感觉。这个自我之中包含着人与世界的结合;它是我们的精神生命,而艺术就是精神生命的呈现。在形而下的层面,人格集中表达在"母性精神"的民族理想和东方文明精神联合的文明理想之中。泰戈尔关于宇宙、生命、意识的观念并不是他自身的幻想,他还将之贯彻在他对印度现实社会问题的切身感受与具体工作中,在对印度民族主义的参与和观察中,在对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文化关系的思考中。然而,在他当时所处的时代,在经济上,通过科技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以提高物质生产力,在政治上,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争夺政治主权,是包括印度在内的广大东方国家的最迫切的要求,泰戈尔对于存在的整体性与生命的人格属性的强调,对于发展高层次的个人自我意识的首重,被淹没在喧嚣的争吵与斗争的激情中。但是,被殖民世界独立后的发展情况应验了泰戈尔的担忧,世界破碎化,独立后的被殖民国家呈现混乱与停滞的发展状况。面对这一情况,泰戈尔关于人性健全发展的观点就显得意义重大。

云思文^[6]（2016）在《泰戈尔的儿童生命教育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是印度伟大的诗人,哲学家,教育家,他一生都致力于教育事业,尤其在儿童生命教育方面不仅有其深刻的教育思想,而且进行了教育实践,为儿童生命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本文主要在对泰戈尔的人生经历及其教育实践和哲学思想深入了解的基础上,以其儿童诗作为蓝本,挖掘其儿童生命教育思想。本文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为研究综述。第二章主要分析了泰戈尔儿童生命教育思想的宗教基础和哲学基础,其中宗教基础又包含了泰戈尔的人生经历。本章对泰戈尔宗教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分析为后文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章通过对泰戈尔儿童诗的深入分析,从中挖掘出泰戈尔尊重儿童生命的教育思想,即尊重儿童想象力的生命教育,尊重儿童热爱自由和游戏的生命教育,以及尊重儿童成长规律和善良天性的教育。第四章是泰戈尔的儿童死亡教育,由于泰戈尔的儿童死亡教育是其儿童教育生命教育中比较有特点的一部分,所以单独列为一章,并加以分析。本章主要以泰戈尔的死亡观及泰戈尔的人生经历为依据,从其诗作中挖掘其儿童死亡教育思想。第五章为评价及启示,本章主要分析泰戈尔儿童生命教育的先进性和局限性,以及对我国儿童生命教育的借鉴之处。泰戈尔的儿童生命教育思想总体上来讲是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的,尊重了儿童的天性,保护了儿童的生命安全,使儿童获得快乐,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尽管如此,仍然不乏对我国儿童生命教育的借鉴价值。

陈超^[7]（2013）在《舒婷与泰戈尔诗歌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舒婷和泰戈尔都是中印文学史上着名的诗人,事实上,这两位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时代作家的创作呈现出某些惊人的相通性：作品中浸润着“爱”的哲学,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和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受到个人气质、成长环境、浪漫主义文学理念和宗教精神等多重影响,舒婷和泰戈尔的作品都流露出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和理想主义情怀。舒婷和泰戈尔的作品有着深厚的共通性,这引起了部分研究者的关注,但尚未出现对两位诗人诗歌创作深入、系统的比较研究。本文试图以两位诗人作品中所表现的“爱”的哲学为切入点,综合运用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方法,梳理舒婷对泰戈尔诗歌艺术理念的创造性接受,并探讨其共同的思想文化源流以及对当今文坛的启示。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予以论述：第一章主要探讨舒婷与泰戈尔作品中“爱”的情感世界的构建。首先,两位诗人都致力于对自由恋爱的歌颂,批判封建伦理给人性带来的戕害,舒婷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崇尚平等和独立的现代爱情观。其次,母爱构成诗人笔下人性之爱最重要的部分,母亲成为爱的化身,使整个社会都充满了温暖与和谐。舒婷发展了母亲形象内涵,使其从神性的形象衍化出多义性。再者,泰戈尔和舒婷诗歌中营造的“爱”的情感世界还表现出非常宽大、广博的一面,即对同胞,对普罗大众的爱。不同之处是泰戈尔的作品有更为明显的泛爱印记。第二章着力于比较舒婷与泰戈尔如何在诗歌中营造“爱”的意象谱系。泰戈尔与舒婷诗歌中表达“爱”的意象多取材于自然,汲取了东方和西方意象美学的精华,使其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意象之美。本文主要选取了飞鸟、光、海洋、树木四个具有代表性母题意义的意象来发掘其共通性。第三章从舒婷与泰戈尔诗歌中“爱”的表达方式来比较,两位诗人的诗歌风格都呈现出明显的情感性,偏重于表现主观理想和个人情感的抒发。舒婷吸收了泰戈尔诗歌表达独白式的特点,并发展为一种带有自白式特征的抒情方式。其次,两位诗人的抒情诗都呈现出很强的音乐性,表现为对格律的讲究,结构上的回环往复和随情赋形的特点。而舒婷还吸收中国古典诗词曲折抒情的特点,并借助转折、假设、让步等句式来构筑矛盾对立的情感结构,丰富了情感层次。第四章重点阐述舒婷与泰戈尔作品中“爱的哲学”来源,探讨两人诗歌创作共同的文化源流。主要梳理了诗人相似的成长环境：两人都出生在充满爱的大家庭,从小受到爱的滋养。其次,都身处动荡的年代,满怀对爱的渴望。第三,泰戈尔和舒婷都出生于宗教家庭,宗教博爱的思想成为诗歌创作的主题,更是诗人情感世界中真正的缪斯。最后,两位诗人都阅读了大量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其创作深受浪漫主义文学濡染。

陶笑虹^[8]（2011）在《泰戈尔的划时代意义——试析泰戈尔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文中认为印度近现代史上着名的文学家、教育家泰戈尔对民族与民族主义有着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也热爱自己的祖国。但在殖民地时期印度高潮迭起的民族主义运动期间,泰戈尔的民族观和爱国主义中的一些内容及其行动与多数民族主义政治家和行动者们不时地显得不合拍。本文尝试从他在民族运动中的言行、他对与其他民族国家交往的主张和对国际舞台上上民族国家关系的原则等几个方面,探讨他的民族观和爱国主义思想中那些时至今日才倍加显示出其价值的内容。

朱文信^[9]（2011）在《梵·吠檀多·瑜伽 ——印度宗教思想家维韦卡南达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印度的十九世纪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印度的民族与印度的文化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其中尤其受到挑战的是印度的传统宗教。本文就是介绍了在这样的时代里,一位挑起重振印度传统文化与印度宗教的历史使命的先知式人物维韦卡南达的思想。维韦卡南达是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1893年人类首届世界宗教议会上最辉煌的人物,他虽然年寿不到四十就英年早逝,但其罕见的智慧、深闳的学养与杰出的事功在他10来年时间的各地奔走中,已经在世界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至今还在延续。本文的导论部分重点介绍了维韦卡南达的生平与研究概况,为他的整体思想脉络的呈现也提供一个相对宏观的轮廓,同时也指出本论的研究进路与东西方许多研究者的差异。它主要体现在四个不同的层次上的论述,这四个层次也构成了文章的主体；第一部分是背景部分,专门论证梵（Brahman）的三个特征,即存在、智慧和喜乐。梵是所有印度思想家与宗教家共有的精神源头,也是维韦卡南达的宗教思想和立论的根本依据,但是我们在这里尝试着一种新的做法,即把梵的这三个特征放在世界三大文明即西方文明、中国文明与印度文明中去考察,展现印度特有的智慧传统,以及不可穷尽的高明之处。因直接涉及维韦卡南达的地方不多,故该部分只是作为背景展开；第二部分是吠檀多的哲学部分,我们把维韦卡南达的思想从三个维度——宇宙、神和人—一展开论述,这是受到雷蒙·潘尼卡的启迪。我们在论证中发现,这每一个维度只要深入下去,就会触及莫测的神秘实体,所以这三个维度看似构成了不同的张力,其实却拥有同一个根基,这个根基在印度的智慧传统中就是梵,在吠檀多不二论的传统中,同时也就是“自我”（Atman）;第三部分是瑜伽的部分,维韦卡南达显然与我们所理解的哲学家不同,其实他更与印度所有杰出的宗教家相似,是有着长年的瑜伽修行的实践的,也正是瑜伽修行驱散了他早年的怀疑论倾向。而且,他在欧美传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吠檀多哲学与瑜伽实践的方法。在这一部分里,我们根据维韦卡南达对于瑜伽的分类,从行动瑜伽、奉爱瑜伽、智慧瑜伽和胜王瑜伽四个角度进行介绍,我们在论述中,也可以发现,其实这四类瑜伽已经含摄了无数的个体臻达神圣者的道路,这四类瑜伽也是他的全部哲学的实践基础,与前面的理论部分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呼应；第四部分是宗教思想部分,我们知道维韦卡南达是怀抱强烈的救世使命的,他要把印度的灵性智慧传播到世界各地,这就意味着他必须有实用主义的高明处理,四种瑜伽的分类,在认识神圣者方面具有同等的有效性；而吠檀多不二论又提供了所有宗教的共有基础,这就避开了宗教相遇时之冲突的可能,这些都是维韦卡南达所要传达的实用智慧,这一层面也被威廉·詹姆斯看出；但这只是一个侧面,他在传播宗教思想的同时,即指向尘世的和谐共存的同时,也在各地建立了托钵僧制度,赞美远离人间的隐秘修行,这又构成了他的神秘背景；以上就是我们在论述维韦卡南达思想的四个不同的层次,它们整体上同时形成了两个对应的部分,即前面部分的梵与吠檀多的哲学理论,与后面部分的瑜伽和哲学运用。这四个层次看似由一浩淼高处的云端一直通往人间,由纯粹的理论描述一直到这种理论修行的种种法门。但毕竟维韦卡南达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哲学家,所以,他的实践本身又返回到了神秘。在文章的结语部分,我们提出了维韦卡南达的三重身份：哲学家、实践家与神秘家。前两者构成了后者的两翼,后者也许才是他的真正身份,只是这一点我们单从文字的阅读是无法真正得知的。最后我们也提出了在当今中国对于像维韦卡南达这样的印度宗教哲学家的研究之意义,而不能闭户造车,据古自雄。

程娟珍^[10]（2011）在《论泰戈尔“心灵表现说”的诗学观》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泰戈尔,这位印度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的文学和思想不仅穿越了国界,而且穿透了世纪,在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可以感觉到他那“爱”的呼唤和心灵和谐的快乐。泰戈尔一生追求的是“梵我合一”的精神境界,是一个和谐统一的世界,这也是他文学的核心思想,即达到“有限与无限结合的欢娱”,这种欢娱是和谐的快乐,是内心融合的快乐,而这正是文学对人类心灵建构的最终归宿。本文从泰戈尔诗学中关于文学与心灵关系的角度出发,探讨文学对人类心灵的建构意义,希望能借此来呼唤现在文学对人类心灵的净化与提升;希望通过这些问题的研究,能有助于人类摆脱目前的精神困境,促进人性的健康发展和完善,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与繁荣。围绕着这一主题,全文分为三章来展开论述,这三章构成了文学对人类心灵建构的整体,是泰戈尔“心灵表现说”的诗学观的完整体现。第一章主要归纳泰戈尔关于文学艺术与人类心灵的关系,揭示出文学既是人类心灵世界的表现,又表现着“人格之人”的观点,这是文学对人类心灵建构的基础,是泰戈尔“心灵表现说”的诗学观的最基本思想。第二章主要阐述文学艺术是如何构建一个和谐统一的世界,在这和谐的世界里有着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结合,这种结合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是个体灵魂与终极灵魂的统一,即内心的完全融合,这是文学实现心灵建构的必要条件,是泰戈尔“心灵表现说”的诗学观的重要特征。第三章主要论述文学是如何给人类心灵带来快乐的,文学既使作家在创作时获得快乐与超脱,又给所有欣赏者带来喜悦,即“享乐是文学的灵魂”,不管是作家还是读者,这种快乐都来源于内心的融合,内心融合的最大欢乐是爱,只有在爱中,才能真正实现内心和谐的欢乐,即“有限与无限结合的欢娱”,至此文学才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它对人类心灵的建构;“快乐与永恒”是文学对于人类心灵建构的最终归宿,也是泰戈尔文学的终极意义。

二、泰戈尔《吉檀迦利》的宗教思想试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泰戈尔《吉檀迦利》的宗教思想试析（论文提纲范文）

（2）二十世纪上半叶印度亚洲主义思想中的日本观及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3）“谁使人在夜间歌唱”—论《吉檀迦利》的多重阐释空间（论文提纲范文）

（4）泰戈尔诗歌自然意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生活与证悟 ——泰戈尔生命美学的东方情调（论文提纲范文）

（6）泰戈尔的儿童生命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舒婷与泰戈尔诗歌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梵·吠檀多·瑜伽 ——印度宗教思想家维韦卡南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论泰戈尔“心灵表现说”的诗学观（论文提纲范文）

四、泰戈尔《吉檀迦利》的宗教思想试析（论文参考文献）

• [1]许地山与文学研究会[D]. 朱睿. 西北大学, 2021
• [2]二十世纪上半叶印度亚洲主义思想中的日本观及其影响[D]. 霍丹彤. 吉林大学, 2020(08)
• [3]“谁使人在夜间歌唱”—论《吉檀迦利》的多重阐释空间[D]. 郭晨光. 青岛大学, 2017(01)
• [4]泰戈尔诗歌自然意象研究[D]. 孙凤玲.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5]生活与证悟 ——泰戈尔生命美学的东方情调[D]. 乔静蕾. 浙江大学, 2017(08)
• [6]泰戈尔的儿童生命教育思想研究[D]. 云思文.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2)
• [7]舒婷与泰戈尔诗歌比较研究[D]. 陈超. 湖南师范大学, 2013(S1)
• [8]泰戈尔的划时代意义——试析泰戈尔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A]. 陶笑虹. 第三届中国-南亚国际（文化）论坛论文集, 2011
• [9]梵·吠檀多·瑜伽 ——印度宗教思想家维韦卡南达思想研究[D]. 朱文信. 浙江大学, 2011(11)
• [10]论泰戈尔“心灵表现说”的诗学观[D]. 程娟珍. 漳州师范学院, 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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